没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有问题。我们通常觉得自己没问题，或不承认自己有问题，问题都在别人。换个情景，他的话可能让我反思，我的话也许让他心惊，然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双方说得都有道理，谁也不再听得进去。
将近午夜，我们顺着南河往回走，他回父母家，我准备打车回住处。我们边走边争。我像少爷一样说他是既得利益者，他说他总得抚养儿子熬到退休。我们的政治立场本来没有分歧，现在也变得意气用事。我说他花天酒地心安理得，他则说上面那些人捞得够多，仿佛为他的放纵找到借口和替罪羊。“已经没意思了。 ”他不断重复。我和妻子还在省城时，小青告诉别人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小青没了。我妻子也没了。“天才”与“天才”看来也做不了一辈子的朋友。“那就绝交。 ”听我这么说，他似乎清醒几分。他好像觉得也该分手了。但我不是刘气功，不是包二爷，更不是少爷，他不会一掌把我推到地上，不会跟我拍桌子，不会把酒泼到我的脸上。过了街，他伸手跟我握手，不是言归于好，而是跟我道别，从此各走各的路。最后一刻，他比我有风度。
二○一四年三月十六日
联防队员周成林
客房科惩罚表现不好屡教不改的服务员通常有两招：到办公室写检查；去园林科报到。前者听起来很轻松，不就写写检查？但你要知道，金马宾馆是省委省政府属下的国宾馆，接待任务往往就是政治任务。客房科两个女科长出身革命干部家庭，都从服务员做起，都给中外政要服过务，所以才有今天。正科长刘姐还是省人大代表，她和副科长王姐，虽然只比我大上六七岁，但是检查工作时，两个人从来不笑，不仅不笑，她们还像从前给毛泽东当过服务员的工会蒋主席那样，披上一件黑呢大衣，这是革命干部才有的架势。
写检查是 “治病救人”一大法宝，客房科两个年轻科长学得很地道。检查可以写上几天。如果你的态度不端正认识不深刻，那就必须写到领导满意为止。我的态度通常恶劣。旷工，请霸王假，不服从分配，还不认真反省。三番五次，她们大概烦了我，觉得我无药可救，等我下一次“犯事”，干脆让我去园林科报到，拎着长柄砍刀，去宾馆后院中外政要下榻的小洋楼花园除草。但是她们不知道，我喜欢这样的劳动改造。空气好，还可偷偷读书，甚至借口喝水，溜进一旁小洋楼，钻进巴金的卧房（他不在房间），对着床头一册摊开的《上海滩》杂志发愣。
我的“屡教不改”，最大原因只有自己清楚。英语暂时救了我。一九八九年前后，宾馆住进数百个来中国接受培训的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空军。两个科长不喜欢我，可是宾馆没几个服务员会讲英语，只好把我派去接待外国客人。中国军工厂的翻译不在时，我就成了宾馆和客人重点依赖的沟通媒介。
等到两批客人相继回国，我的好日子没了。然而人事科科长张姐觉得我是可造之人，把我借调到人事科，我又成了宾馆英语培训班的唯一教员。培训班结业，我回到客房部（客房科已经改名客房部），新来的副经理吴姐更不喜欢我，我只得偷偷去找人事部经理张姐，她想了想：“派出所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协助治安，你先去那里做三个月联防队员，回来我再想办法把你调到我这里。”
黄桥派出所是个城乡派出所，就在成都西郊老成灌公路一旁的黄桥镇上。这里属于金马乡，渊源远至战国时代。金马乡跟盛产豆瓣酱的郫县接壤，居民和乡民口音，已经不像城市。派出所干警不足十人，皮肤黑黑四十来岁的刘所长是老警察，斯文高个一口普通话的张指导员是转业军人，其他干警多半成都市人，只有二十多岁的向干事跟老婆住在所上。年轻的谢干事是唯一的女警察，专管户政。
从金马宾馆到黄桥镇，踩单车不足十分钟。除了数里外一家国营酒厂和镇外一个国营洗车场，一路都是农田和竹丛遮掩的农家。黄桥有很多回民，还有老旧清真寺和回民墓地。一到赶场天，派出所门外人来人往；谢干事的户政室外，上午下午，常有不少乡民等着办证，但她总没什么好脸色，让本来就很胆怯的乡民更加胆怯。
派出所二楼的几个房间多为干警寝室。一楼是会议室和干警办公室。联防队的办公室和寝室也在一楼（进门右手），就在谢干事的户政室旁，靠近大门。楼梯旁边，有个装了铁栏的昏暗“狗洞”，大概可关七八个人。我到派出所第一天，“狗洞”暂时空着。联防队寝室一张双层铁床的栏杆上，铐了一个二十出头的乡民，也许是小偷，也许什么都不是。
联防队胡队长很瘦小，也是乡民，大我几岁。我的四个新同事，一个来自金马乡，两个是当过武警的外县农民，还有一个是镇外国营洗车场的工人，跟我一样也是“官派”。他叫张小伟，只有二十出头。不像胡队长，张小伟在干警面前不会低三下四，他跟他们显然混得很熟。我也很快察觉，面对乡民和“坏人”，张小伟也跟干警一样威风，皱着眉头，瞪着眼睛，打着官腔；前来办事或报案的“群众”，有的甚至把他叫作干事。
当“协助治安”的联防队员，比做端茶送水洗马桶的服务员轻松多了，虽然金马乡是农村，治安没什么大问题，联防队员有时还得伺候警察。派出所的会议室或院子脏了，胡队长会带着几个队员打扫卫生，或帮干事到烟摊买烟，去对面茶馆打开水。白天，我们多半待在所里待命，我也趁机读点书。赶场天，我们会去镇上转转。联防队员当然没资格带枪，顶多给你一副手铐或一根电棒备用；这个“殊荣”我从没享受过。每次出去，我要么跟着胡队长，要么跟着当过武警的外县农民。我们从未抓过小偷，也许这一带真的很少小偷。
晚上，联防队员跟干警一起轮流值班。轮到我上夜班，我总是先回宾馆，在食堂吃了晚饭再回黄桥。那是夏天，刘所长开着警用小面包，带上几个联防队员顺着公路巡视。没有坏人，只有一个非法加油站，两只大油桶，一个招牌，一盏昏黄电灯。“收了！”刘所长黑着脸，老板点头哈腰。也许我们走掉，他的生意还会照做。
但是上夜班不时也很“刺激”。有个晚上，张指导员别着手枪，带着几个干警和联防队员去附近村子“提人”。车子停在村外，我们穿过黑黑田埂和村舍。这类行动我第一次参加。派出所最年轻的黄干事跟我差不多年纪，一边走一边宽慰我：“有点紧张是不是？我第一次也跟你一样。”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团团围住目标房屋，很快把一个年轻村民提回来关进“狗洞”。跟老婆住在所上的向干事可能太无聊，值夜班总爱想点花样消遣。夜里，成灌公路几乎没人。将近午夜，两个当过武警的外县农民带回一对乡下男女。向干事拍着桌子分别呵斥，怀疑他们不是嫖客就是妓女。副所长李干事满口粗话，长得就像江湖大佬；他也喜欢消遣。有个年轻乡民半夜还在路上晃荡，身上有钱，还有一把小刀。李干事懒得理他，让他站在办公室墙边，头上顶了一个热水瓶盖，足足站了一两个小时。
不比警察的小间卧房，联防队共用一间寝室：两张臭烘烘的双层铁床，两个没住处的外县农民就占了两个床铺。睡过几晚，我的身上长满红斑。不想再喂跳蚤，以后上夜班，我都像洗车场的张小伟那样，后半夜溜回单位宿舍。
我到黄桥没多久，派出所新来一位干警，身材矮胖，将近五十，一张光滑的娃娃脸，不知长成这样，还是天性使然，总是一副笑脸。老王据说当过城里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发配到城乡接合部。他跟其他干警不同，喜欢跟我们嘻嘻哈哈。但是老王根本不管事，所里也不管他。每天，他踩着旧单车来混工资，看报，聊天，打趣，就像一只不逮老鼠的肥猫。老王爱讲笑话，他的外县口音，阴阳怪气，让他的笑话更为可笑：“五十年代，进藏的时候，有对部队夫妻分居两地，一个在拉萨，一个在日喀则。男的请了探亲假，发了一封电报给老婆：‘你不来拉，我就来日。’ ”
尽管厌恶特权至上，我的正义感仍然初级。人在黄桥，我的工资奖金，每月都回宾馆领（不写检查，不去园林科报到，我又可拿到全额）。虽然不像洗车场的张小伟跟干警打得火热，我在几个农民联防队员面前，还是自以为高人一等，就因为我是“官派”，来自一个更有特权的政府宾馆。派出所经常发钱，干警得大头，联防队员得小头。我也有份，拿得开心，虽然不知道这些钱来自何处。我也不时跟着胡队长去吃免费午餐（黄桥有几家很不错的回民餐馆），虽然不知道请客的是些什么人。时间稍长，我还学到几分干警派头。前来办事或报案的男性乡民都要给你敬烟。好烟我从不拒绝，不好的烟，我只是哼上两声，把它放在桌上。宾馆常有职工需要办户口或身份证。跟专管户政的谢干事熟了，我把这些带回黄桥，让她优先办理。她不耐烦乡民，但是对我客气；我甚至因此而得意：我是“他们”的一员，我在黄桥派出所有关系。
一九九○年代初，联防队员还没穿上酷似警察的制服（警察制服仍是橄榄绿）。我们都是便装，只有一个当过武警的外县农民爱穿一件灰色的保安外套。一身便衣也让我们“占便宜”。有天，胡队长带着我们在镇上瞎逛。走到回民墓地附近，一群乡民在凑热闹。圈内站了两个外乡人，中年那位唾沫横飞讲得起劲，正在推销包医百病的草药，年轻那位举着几包神药来回展示。乡民听得入迷。胡队长使着眼色，我们都不出声，站在后面观望。神药可能真的奇妙，中年汉子渐入高潮，仿佛宣讲福音：“这些药，好不好？好！但是心不诚就不灵。你们的心诚不诚？”乡民异口同声：“诚！”“那就全部跪下，把钱准备好。我们马上发药。”
我们跟着乡民跪下，准备领药。这出太平天国式的现代剧很快收场，两个江湖药贩进了派出所。中年汉子矢口否认卖的假药，洗车场的张小伟跳了起来：“妈的个逼！你还不老实！”然后狠狠扇了中年汉子一个巴掌。我在一旁看得发愣。
巴掌可以解决问题，特权更让人陶醉，不论这个权力多么微小。我不喜欢吊儿郎当的张小伟，但也觉得，对付“刁民”就该这样。我忘了自己多多少少也是特权的受害者，忘了自己对这个特权只有厌恶。我还不知道，一旦靠近权力，或被权力拉拢，受害者也会不知不觉，慢慢向“他们”看齐。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一个乡民跑到派出所通风报信：几个人在茶馆赌博。我们把赌徒带回派出所。最年轻的一个，铐在联防队寝室的铁床边，由我看管。我叫他把兜里杂物掏出来：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半盒香烟，一个打火机。他不服气，总在嘀咕。仿佛鬼神附身，我变成张小伟：“妈的个逼！你还不老实！ ”吃了一记巴掌，他用没戴手铐的那只手捂着脸，一言不发。胡队长把他放走时，他没敢找我要回他的东西。没人在场。我把这些“战利品”揣进自己兜里。我有些不安，并非觉得自己做了错事，而是怕他报复。要过很多年，每次想起这一幕，我才真正感到羞耻。
我在黄桥派出所快到三个月，宾馆从省内几个地县招了一百多名客房和餐厅服务员。人事部要我马上回去，做培训班的班主任兼英语教员。张姐跟我许愿，等到这批学员结业，她就把我正式调到人事部。
离开黄桥前，胡队长把我带到他家，就在镇外一个村里。出我意料，他的家比很多村民还要简陋。茅草房。门前晒谷场堆着新收的稻子。正是农忙时节，胡队长似乎没时间打理这些。他的老婆是个面浅的农村妇女，抱着小孩围着灶台生火做饭。我在胡队长家吃了一碗面。我们没什么共同话题，只好聊些所上八卦。他当队长好像当得并不开心，在乡民面前看似威风，然而所上和乡上叫你做啥就得做啥。但我知道，尽管抱怨，他不是每天窝在所里混工资的“废物”老王，也不像我，还有一个貌似光明的前景。这碗饭，他还得吃下去。
不出两年，金马乡划入新成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马宾馆周围的农田慢慢减少。黄桥镇大兴土木，附近冒出不少光鲜厂房。跟成灌公路平行的高速公路也已动工。一九九二年，要去澳门做劳工前，我最后去了一趟很久没去的黄桥。
派出所搬家了，从镇上搬到公路对面的路边，靠近乡委乡政府。两层新房，院里停着那部又脏又旧没人爱惜的警用小面包。我没见到几个干警（“下段去了。”这是他们不在所上的经典借口），也没见到胡队长和当过武警的两个外县农民。老王也许提前退休，也许还在这里混工资，但我也没见到。管户政的谢干事幸好没有“下段”。我把一堆等着办理的户口、暂住证和身份证递给她。谢干事对乡民没什么好脸色，但在没人读书的派出所，她起码佩服我天天苦学英语。我一边看她忙着，一边说起我要走了。她有点意外，转而说起自己有家有儿：“还是你好。我们是没办法了，只好在这里混。 ”
（作者说明：为免对号入座，文中地点与人物均非真实称呼）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冷冰冰
一
距他十来步远我就认出他了。他坐在河岸栏杆旁的茶座，一个人，背对河，头稍微低垂，像在沉思：我还记得这是他的招牌表情之一，无论是在写字楼，还是在他与人合住的宿舍，他总是若有所思，外加一副又像讨好又似怯懦的微笑，像在使劲琢磨你说的话，或是寻思自己该说些什么。
他的前方，紧靠我走过的岸边小径，是高高一排冷杉，初秋时节，细碎的叶子微微泛黄，要是在我从前住过的山中，该是纷纷扬扬了。冷杉后面，是一大片人造草地，夏天那阵，总有两只无家可归的野犬来这里晃荡乞食。茶馆的两个年轻伙计是乡下人，后生那位特别喜欢狗。我有次笑问，你左拥右抱，怎么不把最干净最温顺的那只抱回乡下，那伙计答说路远，不然还真想带一只回去。
我从他身旁走过，我觉得他没有留意到我。我不出声，顺着河岸走到远远一头坐下。我叫了茶，我没忘记背对着他入座。
正午过后，空中渐有积云，阳光又是若有若无了。河水浑浊，流得很慢。没有风，我似乎嗅得出左边是河水的腥味，右边是草地的清香。草地那边有条短短花廊，水泥顶棚密实，东一缕西一绺，垂下金银花的绿藤。
这个茶馆就在河边，风景相对养眼，灰尘不多，茶客也不多，特别适宜读书，我几乎天天都来。这里很少常客，更不会遇到熟人，所以我很舒心。唯一例外，或许是位中年汉，他也一个人，每次都把自行车停在身旁，大概每隔十分钟就要抽支烟。我开始不怎么注意他，直到有天，我听到邻座几声干笑，偷偷一看，原来是他，坐得端正，目不斜视，笑声虽已止住，但他脸上还有干笑的影子。我后来留意，这家伙笑完，不时还要起身踱步。有时茶客较多，他干笑几声，就在花廊踱来踱去。
还有一位瘦瘦的中年乡下女人爱在这里流连，但她不是茶客。她喜欢坐在花廊的栏杆上，眼神忧郁，长发蓬乱，似乎很久没洗过头了。那是夏天，她穿款式老土的红色防寒衣，拎了一个脏兮兮的大包，我猜是她的所有家当。她捡茶客不要的报纸看，用我桌上的开水瓶倒水喝，倒了水不忘道谢，声音又细又低，然后坐回与我斜对的栏杆。我看她时，她会对我微笑，我也对她微笑。茶馆的乡下伙计不喜欢这个乡下女人，每次见到，总是把她赶得远远。
可是，我遇到他的那天下午，那个独自干笑的中年汉和眼神忧郁的乡下女人都不在，要么还没来，要么来过了。
二
我第一次见到冷冰冰是在十二年前的澳门。他姓冷，双名，最后一个字是“兵”。写字楼有些本地或香港职员爱给人取绰号，一来逗趣，二来好记，譬如与我同去的一位内地工程师少年老成，双名佳楷，粤语很容易就念成双声叠韵，此人于是得名“鸡鸡”。他听别人这么叫他，也不以为怪，仍是一脸庄重。冷冰冰最早是谁叫出来的，我不太清楚，我只记得他来时初夏，晕呼呼还不服炎热水土，就无端得了一个冷冰冰的诨名。
我们都是廉价外劳，只是我比冷冰冰先来殖民小城两年，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基本熬过了痛苦的适应期。我那时为本地公认颇有政治前途的大老板充“文胆”，他是学者型企业家，要求近乎苛刻，但我自认难得训练。有他赏识重用，“严加管教”，我渐渐得心应手，也有幸摆脱公司内部错综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并获本地同事嘉勉一个“总理”绰号，“地位”特别。
可是再特别，也是港澳人眼中身份低贱的外劳，不仅难与本地职员同工同酬，还要受到中方劳务公司的牵制盘剥。有了切身体验，我虽然摒弃当初不切实际的移民幻想，深以自己不幸生做内地人为憾，但是回到当年情境，这实在也算不上不幸，因为不论是想逃离封闭落后的内地，还是打算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那时去澳门几近出国，起码还用护照），你若没有公费出国的特权，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没有本事嫁给老外（娶个老外更是凤毛麟角），都是等同天方夜谭。算起来，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冷冰冰与我不仅同乡，也是来做文员的。他还没来，我就听老板心腹刘生说，他这次去四川新招了几名技术劳工，其中一位还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我那时除了摇动“鬼笔”（ghostwriter），给大老板撰写各类演词信函，除了担任当地一家非牟利工商机构的论坛主笔，还要牵头翻译公司香港总部在内地多个投资项目的英文技术资料。可是，另外几个也做翻译或撰文的内地与本地同事不太认真，我身为“头人”，帮人改稿乃是家常便饭，常常累得半死。刘生说，这位北外毕业生来了，或许可以帮到你。
与冷冰冰同来的四川劳工五男一女。三男技工，一男工程师，冷冰冰与那位小女子则是文员。他们来公司那天，大老板请他们到会议室短话。出来后，腰板僵硬的人事部主管珍姐，把他们直接带上十几层高的公司大楼，去各个生产部门实习。这是公司规矩，不论你是哪路高手，新来员工都要熟悉生产流程。十几个部门下来，实习时间短则一月，长则三月，就像从前内地的中学生到工厂学工，与工人同甘共苦。我当初亦如是，不过，承蒙大老板“关爱”，只“改造”了不到一个月，就空降到写字楼吹冷气并享用免费工作午餐了。
三
回想起来，冷冰冰初次登场，并未予我特别印象，当然，这帮人数他长相最斯文，皮肤最白净，还有，他是北外毕业生，但在没有见识他的真本事之前，这似乎说明不了太多（这倒并非我的偏见，而是大老板的看法。我最难忘记的是，清华派来跟公司技术合作的那位博士，有次向大老板夸耀校方准备再派一名硕士，英语如何，考了几级，谁知大老板毫不客气打断他，说他不相信内地的证书）。
那天，他们走出会议室，我跟他们短暂招呼，刘生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介绍我。我记得冷冰冰凑上前，表情诚恳，一听我也是成都人，比他稍长一两岁，他似乎更觉亲切，要我多多关照。
然而在公司，我与这帮新人接触不多。我有时闲得无聊或忙得想要散心，爱去楼上各个工场乱串，或找那位油嘴滑舌的清华博士聊天。若是见到正在“改造”的冷冰冰等人，我也只是打打招呼，因为他们刚来，跟我当初一样不敢乱说乱动。我最记得冷冰冰穿一件红色polo shirt，衣领白色，长裤白色，混在一帮牛仔裤T恤衫的打工妹打工仔里面，算是非常抢眼。每次见我，他都要点头，身子稍稍前倾，仿佛日本人。
真正接触是在下班后。晚上，我和与我同来的助理工程师四眼肥仔去冷冰冰的宿舍。五男合住两房一厅的电梯公寓，就在公司附近的填海区，新移民和内地劳工居多的平民屋邨。房子很好，木地板，浴缸马桶之类俱全，比我和肥仔等人合住的黑沙湾旧楼通风，而且他们刚住进来，也不算脏。但我知道不用多久，这里就会一片狼藉，因为我们最初也住这样的房子，一直住到浴缸与马桶发黑，洗碗池油迹斑斑，合用的二手冰箱钻出瘦小的蟑螂。
冷冰冰渐渐脱颖而出。他不仅北外毕业，他还与走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是同班同学。他说他当翻译去过非洲，去的哪个国家去了多久我都忘了。他去非洲当然也是公费，但他从前在哪个国营单位高就我也忘了。我没忘的，是他生活不能自理。跟冷冰冰同来的这帮人多很粗鄙，要么来自县城，要么在成都工厂混过。最初，他们一起做饭，只有冷冰冰不会做饭。轮到他，他每次都叫来自金堂县城的小个子助理工程师代劳，因为小个子相对好脾气。他不会洗衣服，他也请小个子帮他洗，当然衣服不会白洗，他说他给了钱。
不过，洗衣做饭叫人代劳仍然不够经典。冷冰冰最有“名士”风度的一件事，乃是有天傍晚，因为下班下得早，我陪着冷冰冰，成都工厂出来的黄牙老李，还有金堂县城的小个子，正在黑沙湾熟悉环境。那是盛夏，满街都是刚刚放工的内地与本地劳工。他们脚步匆匆，要么赶去街市买菜，要么冲回住处做饭，景象颇为奇异。若是平时，我与他们也是相差无几。
老李与小个子一边逛街，一边高声讲着四川话。老李比我稍长，是个老油子，一副旁若无人的气概，小个子则像一出喜剧电影的角色，因为激动而结巴，努力吼出想说的话来呼应老李。虽是低下阶层居多的北区小街，我仍有些尴尬。
拐入店铺密集的小巷，说话不多的冷冰冰东张西望，看到乱七八糟的杂货铺，突然想要买床草席。买完草席，还没走出多远，他就将那卷草席一会儿夹在腋下，一会儿拿在手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得出来，他很尴尬，因为这卷草席而尴尬，比我刚才听到老李与小个子在街头高谈阔论还要尴尬。
老李那时，似乎已经吃定这个冷冰冰，他对冷冰冰说话已经不太客气，常有讥讽调侃。小个子脾气虽好，但也开始认老李做大哥。看到冷冰冰一脸无奈，老李突然说：
“你要是拿着草席不好意思，你可以让他拿啊。 ”
小个子接过话头：“让我拿要给钱的。 ”
冷冰冰毫不犹豫：“你说多少？ ”
“十元。 ”小个子也不犹豫。
冷冰冰把草席交给小个子，仿佛扔掉烫手山芋，总算不再尴尬了。钱回到宿舍就付了。我亲眼看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四
我开始发现，冷冰冰不仅没有黄牙老李的匪气，亦无金堂小个子的绵里藏针。他总是若有所思，外加一副又像讨好又似怯懦的微笑，像在使劲琢磨你说的话，或是寻思自己该说什么。他说话声音不大，眼睛含笑，小心翼翼，语带商量试探，还有几分神秘，令你觉得这人不知哪里不对劲，可又一时讲不清楚。
直到有天，睡我上铺的助理工程师四眼肥仔跑完工场，如获至宝过来跟我八卦，我才发觉，冷冰冰不单生活不能自理，而且真的有些不对劲。那时，他还没下到写字楼，正在楼上某个生产部门实习。肥仔告诉我，他与冷冰冰在工场聊了几句，这家伙突然郑重其事问他：“你是不是觉得我长得很英俊？ ”
肥仔年轻，遇到稀奇总爱欢天喜地。随后一阵，睡觉前，他都与我详细“通报”冷冰冰当天的言行举止，边讲边在上铺笑得乱抖。他说这个冷冰冰真变态，老是神神秘秘问他一些白痴问题，把他搞得也快变态了。说来真巧，肥仔父母有个会计师朋友，他唤作王阿姨，那时刚从成都派驻澳门最大的中资公司。有天，肥仔去见了王阿姨回来告诉我，她也认识冷冰冰的父母，她说冷冰冰是家中独子，从小娇生惯养，上面都是姐姐。
冷冰冰在楼上“改造”一个多月，公司IE（工业效率）小组正好缺人，他就跟着组长沈师傅跑上跑下了。沈师傅原籍湛江，移民澳门已有十来年。他四十好几，面白无须，身材五短，手指粗肥，走起路来身体前倾，一颠一颠，很会察言观色。譬如，我是大老板器重的人，他每次见我，都是一脸灿烂，“总理”长“总理”短，语调甜美。
IE小组还有一位组员方师傅，秃顶，寡言，年纪与沈师傅相仿。沈师傅有时要去内地或香港公干，方师傅就一个人下工场（后来是与冷冰冰一道）。跑完工场，方师傅回到写字楼，坐在大堂柜式中央空调一旁的写字台，开始鼓捣一堆鬼晓得有用还是没用的数据。如同沈师傅是写字楼地位最低的主管，IE小组的办公地点靠近最冷最吵的柜式空调，写字楼的本地职员，大概也数方师傅地位最低了。我有时看他装模作样埋头苦干，对着一堆文件入定，实则在想心事。我也喜欢偷看方师傅的招牌怪相，等着看他冷不防龇牙攒眉满脸皱纹，又像怪病发作，又似恐怖一笑，然后立即恢复呆滞表情。
沈师傅在方师傅和冷冰冰面前都很严肃，尽显主管威风。沈师傅只要一言不发坐在那里，两名下属都不敢乱说乱动。方师傅埋头发呆，不时恐怖一笑。冷冰冰则对着表格沉思，或用沈师傅的计算器计算一堆数据。工程师室每天都会收到欧美客户很多英文传真（不是每个工程师都能看懂），我那时已不耐烦兼顾这一杂活，统统推给工程师助理翻译。有时助理忙不过来，就由冷冰冰操刀。
我第一次见识冷冰冰的笔头功夫。他的译文谈不上专业，也有很多技术名词译错，但他是新人，可以慢慢熟悉，他需要时间，我也是这么熬过来的。他译完后，总要拿来请我指教，还是那副讨好怯懦与商量试探。我又好笑，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愿像老李那样嘲弄他。不过，他的中文写得实在难看，东倒西歪，比四眼肥仔写的字更像小学生。
有时，译完一份传真，沈师傅和方师傅还在楼上，他会坐在空调旁发呆，或是偷偷写着什么。我有次路过，他得意扬扬拿给我看，都是两性交合的英文描写，写了足有小半张A4纸。我笑笑还给他，我想起他告诉过肥仔，他脑子里经常都是女人的乳房和大腿，我明白他的苦闷。当然，他也留意到方师傅的恐怖一笑。有天，他走来我的桌旁，神神秘秘对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方师傅的笑？”然后，他两眼上斜翻白，跟我模仿起方师傅的怪笑。我觉得，他比方师傅笑得还要怪异还要凄惨。
五
以我旁观者的臆测，那段时间，冷冰冰坐在嗡嗡作响的柜式中央空调一旁，不论沈师傅在与不在，都不敢乱说乱动，除了满脑子乳房大腿，他的另一个乐趣，该是模仿方师傅的怪笑了。我发现，他与我四目相接，只要身边无人，他多半会奉上一个方师傅式的怪笑，不知逗我开心，还是逗他自己。
放了工或周日，两拨四川劳工也要你来我往。每次到他们那里，冷冰冰如果在，我也寻他开心。我只要一提方师傅，他就龇牙攒眉，两眼翻白，好像条件反射，模仿完了，还要冒出一串连珠炮似的怪笑，只是笑声不够响亮，笑到最后突然休止。
其时，冷冰冰那帮人毫无例外，也从最初一起做饭一团和气，变成各吃各的各玩各的。老李和小个子出双入对，好得近乎恩爱夫妻，另外两个技工来自偏远地县，自然臭味相投。冷冰冰虽与老李和小个子同室，但谁也不想拉他入伙。他既不会做饭，又没人愿意帮他，他唯有天天在外面吃，或是泡上一袋公仔面将就。
毫不出奇的还有，十个中国人，九个都是隐性赌徒。冷冰冰也不例外。他当然不是天天跑赌场，而是跟宿舍那帮人玩纸牌。遇到老李这样的老油子，还有两个同样油滑的地县佬，他的赌运似乎不太好。若是输得连饭钱也熬不到下次出粮（粤语，“发工资”），他只好厚着脸皮，在老李和小个子“两公婆”那里不时蹭点饭吃，起码我就撞见一次。
有天晚上，四眼肥仔和冷冰冰同去拜访王阿姨，肥仔死活把我叫上。上次见了王阿姨回来，肥仔就跟我八卦：王阿姨也住几十层高的电梯公寓，也是与人合住，不过却是那家中资公司的物业，位于地价昂贵的新口岸，不仅住不要钱，而且远比北区的平民屋邨光鲜整洁。同为内地人，我们一针一线都靠自己，人家则是真正公派，待遇优厚，出入自由，不像我们护照押在劳务公司，出境一次还要花上一百来块手续费。肥仔说得沮丧，我也听得沮丧。
那晚我们上去，王阿姨房内开着空调，清爽，安静。茶水上过了，水果上过了，客套话说完了，王阿姨和肥仔一唱一和开导起冷冰冰来，我则坐在一旁附和赔笑，暗暗打量四周，想着我和肥仔一会儿就要回到的北区斗室：屋内肮脏燠热，窗外车来车往（恰好位于十字路口）。每天凌晨三四点，载卸垃圾桶的垃圾车就在耳边轰鸣。要想睡个好觉，除了把湿毛巾早早摊在草席上降温（毛巾要不了多久就干了，如此反复两三次），我不得不戴上一对工业耳塞。这对耳塞，还是从前我在混料部“改造”时发的，虽然不能完全消音，但总好过没有。
六
回想起来，白天，有板起脸孔的沈师傅和突然怪笑的方师傅，回到宿舍，又有老李等人的挖苦调笑，言语不通，生活不能自理，工作好像也没当初所想那么写意，更不要说有机会改变自己卑贱的劳工身份，冷冰冰的崩溃，既来得突然，又合乎情理，而他的出走，亦如方师傅的怪笑一样没有预兆。
那天下午，他译完一份传真，照例过来请我指教。我告诉他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因为港澳与内地用语有别，哪些译法需要注意。我笑着安慰他，要他慢慢来，但他似乎无心听我说话，他平时的讨好怯懦与商量试探也不见踪影，他只是连声说：“我想出去走走。”
那时，沈师傅和方师傅都在楼上。我见他说得慌张，好比内急找不到厕所，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不，他说他就是想出去走走。我说外面这么热，这么猛的太阳，又是上班时间，你去哪里走啊。我劝他不如上楼走走，放松一下。听我说完，他稍稍安心，但也不上楼，而是又回他在空调附近的桌旁呆坐。
从写字楼下到马路大概二十来级堂皇台阶，素来只供老板、访客和职员出入（工人与杂佣则走侧门）。那天下午，还在实习的冷冰冰默默起身，突然走向大堂门口，突然走下那道他尚无资格踏足的楼梯，令所有在场的同事愕然。没人出声，没人阻拦。随后，仿佛死水微澜，大家兴奋莫名，向我和闻讯下楼的沈师傅打听内情。沈师傅一脸无辜，说他从没对冷冰冰说过重话。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冷冰冰“黏咗线”（粤语，“发神经”或“神经短路”）。
第二天早晨，金堂小个子一见我就说，冷冰冰一晚没回宿舍。这出乎所有人意料，因为他再怎么想出去走走，走完之后，起码应该回宿舍睡觉。大家这才真正着急。刘生马上通知劳务公司的福建莆田佬，又叫写字楼的同事开着私家车电单车分头去找。可是澳门地方虽小，要找也不是那么容易。肥仔打电话问王阿姨，王阿姨说他没来过。刘生甚至问了江湖朋友，也没听说赌场内外昨晚有事发生。过了中午，依然毫无冷冰冰的消息。
冷冰冰的出现也如他的离开一样没有预兆。午后，手板房的缅甸华侨李生开着电单车，在公司附近的渔翁街突然瞄到冷冰冰，见他踽踽独行，头顶似火骄阳，李生赶紧把他带回公司。
在公司会议室，我和肥仔见到他时，他猛吸着刘生递给他的香烟，一脸傻笑，手臂晒得通红而且脱皮。他说他害怕宿舍那帮人。他不说他去过哪些地方，他只说他一直都在走。刘生把他交给我和肥仔，要我们陪他回宿舍收拾行李。劳务公司效率很高，安排第二天早晨送他过海关，不仅送到珠海机场，据说还跟机组提前打了招呼。临走前，刘生把我叫住，塞给我两百元，叫我们几个跟冷冰冰吃顿饭，算是饯行。
晚上吃饭，老李他们都在，就在屋邨的茶餐厅。没人再敢嘲弄冷冰冰，大家只挑好听的话说，连连给他敬烟。吃完饭，我们跟他上楼收拾行李，他也没什么东西，几件衣服乱七八糟塞进箱子，箱底压了两三本成人杂志，其中一本，还是半个月前从我那里借的《阁楼》中文版。到了这个地步，我当然不好意思让他还。我还记得，那期《阁楼》的封面主题是个扮相古艳的女郎，身着旗袍，手执团扇，题为“江山美人”。这个三点尽露的女郎，就是后来走红的电影明星舒淇。
那晚，我和肥仔等人离开冷冰冰宿舍时，他给我留了他在成都的住址，还是写得歪歪扭扭如同小学生。我忍不住跟他开玩笑提起方师傅，他立刻跟我龇牙攒眉，冒出一串连珠炮般突然休止的怪笑。第二天就能回家，他看来没那么紧张了，虽然神色举止依旧小心翼翼。临走前，我偷偷提醒老李，要他凡事顺着冷冰冰，别再对他恶声恶气。
回到住处大概十点，冲完凉又是一身汗。聊完白天的事情，肥仔躺在上铺用Walkman听广播，我靠在床头读《明报月刊》。过了十一点，老李他们突然过来：冷冰冰又失踪了。老李说，我们走了之后，冷冰冰一直好好的，可转眼就不见了。
没办法，十来个人兵分几路赶紧去找。这么晚，估计他走不了太远，我们于是在北区转来转去。转到一两点，大家像搜捕逃兵的几支小分队一样碰了几次面，冷冰冰连个影子也没见到。我们又累又热，只好回宿舍睡觉。
第二天早晨，金堂小个子一见我就说，冷冰冰早晨七点过又回宿舍了。我问他冷冰冰昨晚去了哪里，小个子说，冷冰冰告诉他们，昨晚他哪儿也没去，他只是在大厦的走火楼梯上待了一夜。
从他来到他走，他在澳门的时间不出三个月。
七
我没想到我还会遇到冷冰冰。他走后大概一年，我第一次离开澳门。我当然不像冷冰冰那样走得狼狈，我走得坚决，主动辞职，谢绝挽留。可是，我又跟冷冰冰一样，因为我们都不觉得留在澳门有什么希望，因为我们当初离开内地，起码有一点相似，都想换本护照，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根本想不到，这个希望原来只是奢望。
我第一次回内地正逢邓小平去世。那时，我回来两三个月，除了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我也惊觉我比从前更难适应或不想适应，我更受不了闭塞狭隘的内陆省城。短短几个月，我无所适从，无比惊恐，我觉得故乡是异乡，宁肯回到没有希望只有奢望的殖民小城。我决定，趁着人走了茶还没凉，我要赶紧再回澳门。
住我上铺的四眼肥仔比我早回成都，他最年轻，所以最能回到从前，虽然他还有些“不适”。遇到冷冰冰之前，肥仔跟我说，冷冰冰现在是本地某家民营公司的副总，我听了很好笑。我原以为他去了深圳。他离开澳门不久，有天在写字楼，我突然接到深圳某某公司打来的电话，向我询问冷冰冰在澳门的工作情况。蒙他抬举，我居然成了他简历上的一个证明人。
我在成都偶遇的第一个熟人就是冷冰冰。他在街头招呼我那天，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已经传出。我骑着母亲的破单车路过市中心，刚好把车刹住，一脚踩在街边，望着毛泽东巨像下面的堆堆花圈与人群。就在那时，冷冰冰骑着一辆跑车从我身后出现。他就停在我的身旁，望着那堆花圈与人群。一眼认出他，我心中一沉。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再见到他。可是这么近，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突然，仿佛有感应，冷冰冰慢慢回过头。他望着我，有些迟疑，先是端详几秒，然后慢慢微笑，笑得依然不知哪里不对劲，最后，“咦”了一声，认定是我。
前后两三分钟，我没问他现在做什么，我甚至没问他问题，他问我的话，我也只是敷衍了事。随后，仿佛心中有鬼，我与他匆匆告别。骑出老远，我长出一口气。我那时真的觉得，谢天谢地，不管怎样，我又要离开，我终于又要离开，而且这次好过上次，我相信自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八
可笑的是，写了这么多，我发觉我并不了解冷冰冰，我甚至从未想过要去了解，不光那天他想出去走走究竟去了哪里，还有，他边走边想些什么，那晚他在哪里过夜，还乡前夕，他通宵躲在平民屋邨的走火楼梯，又有哪些稀奇古怪或癫狂的念头。我也不了解他去澳门前后的详细经历，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是不是真的生活不能自理。他那时看似懦弱，换个环境，他或许如鱼得水，自以为是得令人厌恶。我见过这类人，开始隐忍小心，后来飞扬跋扈。我还想说，不论他的学历经历如何，我当时已经察觉，他不过庸人一个。
然而，这些都不再重要。我发觉我写的不是他，我更像在写自己。冷冰冰就是另一个我，我决不希望变成的那一个我，崩溃之后的我，虽然我的表现未必与他雷同。所以，我不想再见到他，不想见到另一个我，就好比街头突然遇到某个陌生人，长得跟你有如孪生兄弟，你决不会喜出望外，你只会觉得惊骇，赶紧回避。可是，这个道理我要慢慢才会明白。
那天下午，我在河边茶座遇见冷冰冰，距我在澳门与他初识已逾十年。来日大难，十年决不短暂。我不仅没有改变命运，似乎又回到难以忍受的起点，哪怕人事全非。为了不变成另一个冷冰冰，我不得不学会镇定自若，我不得不抛弃多愁善感。十年前，我没有现在这么自信；十年前，我也没有现在这么绝望。我从未体验过这样的荒诞与虚无，一点一点渗入血液的荒诞与虚无。为了活下去，为了保持平衡活下去，我必须镇定自若，我必须告别melodrama。
可是，哪怕我远远一端背对着他入座，他最终还是认出我，他想打破我的平衡。他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我把正读的英文书放到膝上，抬头看他。他的眼神和笑容带着试探，依然怯懦。他的两鬓有些白发，他的身躯微微发胖，他穿得没有以前帅气（我还记得他的polo shirt与白色长裤），像个典型的内地人，腰间皮带，狱卒一般吊了一串要命的钥匙。
“你……是不是姓周？ ”
“不。”我微微一笑。
“你是不是去过澳门？ ”
“没去过。”
他愣了愣。他不死心，他跟我提起澳门那家公司的名字。
“没有啊。你认错人了。”我把膝上的英文书收了收，不想让他瞄到有所启发。我的语调很冷。“你真的没去过澳门？ ”他真的糊涂了。“没有。”他有些沮丧，站在原地，又愣了几秒，然后怏怏而去。我没有马上回头，我接着读书，或是假装读书。两三分钟后，我悄悄回头，他已离开他的座位。我接着望向草地那端的小径，见他推着笨重的电动自行车，仿佛还在纳闷，一步一步走向街口。
二○○八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十五日
文.凭
有生以来，我被迫三次伪造自己的学历。每一次的情形和用途不同，它的效果和我的感受也不一样，每一次却又正经得喜剧而荒诞，远远超过其中的无奈与可悲。
一
一九九三年去澳门做劳工前，我是省级国宾馆人事部的培训干事。因为做过两届新员工培训班的班主任，宾馆大部分同事习惯叫我“老师”。但我不是干部，只是“以工代干”。人事部每年定员定编，我的编制仍然属于劳动合同制工人。我也没有大学、大专或中专文凭，更没入党，提干远非易事。
跟我同一个办公室的王老师，出生偏远县份农家，年纪和我差不多，毕业于名牌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比我后到宾馆，调来之前做过旅游学校教师，一来就是响当当的国家干部编制。总经理办公室的郑主任是个老政工干部，我和王老师私下称他“笑面虎”。我到人事部“以工代干”后，郑主任对我客气起来。每次走进我们办公室，郑主任笑眯眯叫过王老师，也会笑眯眯跟我打招呼。但他从来不叫我周老师，总是叫我周师傅。
想拿一个文凭，周师傅报读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英语专科。Eric来内地面试那阵，周师傅已有六七门功课合格，但要拿到文凭，还有一半课程。Eric是港澳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早年都在英美念书，又在美国大学任教，他的岳父是香港政界数一数二的亲中大佬。中方劳务公司事先筛选面试者。得知竞争者都有文凭，不乏名牌，我有些自卑。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劳务公司王副总是高干子弟，也在欧美混过，一听我的英语，夸我有BBC口音。“没文凭不用怕。Eric很会看人。 ”王副总宽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