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来到成都，就住宾馆后院小洋楼。面试那天，Eric让我们几个想去澳门做文员的面试者写了一封中英对照的公函，然后一一“接见”。他对着一旁的王副总指出我的英文错误，但是他的夸奖多过挑剔。一听我的中英文都是自学（我自学了大学中文系不少课程），他赞不绝口。我用英语自我介绍，引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我在十来个面试者之中脱颖而出。
面试过关，劳务公司忙着办理我们去澳门的各类手续。等到一切办妥，劳务公司让我们去拿护照、过关批文和到珠海的机票，顺带告知去澳门的诸多事项。做文员的只有我和夏红，其他六位都是工程师或技术员。劳务公司的廖主任李主任给了我和夏红两张复印的大专文凭，叫我们好好保管，将来万一有用：看来只有我俩没文凭。我不好意思去看夏红的文凭，我的这张，写着印着本人毕业于四川某个地级市一所师范学院的英语系。我的照片（近照）也在上面，盖了学院公章。因为只是一纸复印件，少了一个红本本，这张文凭让人心虚。两个主任急忙解释，我们都是技术劳工，起码得有大专文凭，澳门那边的劳工司才会审批。尽管有些不安，但我想去澳门。我牢记自己的毕业日期。从现在起，我就是大陆来的大学生技术劳工。我不再是周师傅。
幸运的是，在澳门前后五年，我的假文凭从没派上用场。没人查看我的文凭，没人怀疑我的学历。公司的港澳同事，有的土生土长，有的是内地新移民，但没几个上过大学。他们都不怎么看得起内地和内地人，表面上对我却很客气，因为我是Eric倚重的文字秘书。再过几年，葡萄牙人就要把澳门交还中国，Eric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工程师室的上海籍新移民阮姑娘（粤语，用来称呼中年女性）后来告诉我，当初面试完毕，Eric返回澳门公司，在写字楼跟雇员大讲特讲他去内地发现一个人才。Eric肯定没说我只念过高中，也许他不想说破，让我有更多空间，让我跟他一起慢慢“成长”。
所以，我是受过高等教育又得老板器重的内地技术劳工，中文英文都好（只有Eric知道我的英文还“出不了街”。他写给澳门总督等殖民地高官的英文信，从不让我起草）。会计部主管吴姑娘请我帮她斟酌写给古巴穷亲戚的英文信。跟吴姑娘一样，公司大家姐阿May也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让我把几个美国客户的姓名译成中文（初来乍到，我依照内地习惯硬译，阿May看了大概肉酸，但又不好当面质疑，只得偷偷重译）。IE（工业效率）小组的组长沈师傅是湛江籍新移民，两个宝贝女儿在念中学。有天，沈师傅柔声细语跟我闲聊，突然说他女儿英文不好。绕了不少圈子，原来沈师傅想请我给他的女儿补习英文。他当然不会让我白费力气。每个周日半天，在他家吃，还给先生一点辛苦费。公司的内地劳工有的暗中在做传销（澳门劳工法规定，内地劳工不得兼职），有的女工据说下了班还在赌场夜店偷偷拉客。我没这类本事，冒充大学毕业做做英文家教，挣点外快倒也不坏。
跟我一样揣着假文凭到澳门的夏红，本来该去出口部做文员，但她受不了三个月的工厂实习，受不了每天起早摸黑上班加班，不出三个月就回了内地。出口部还有一个内地技术劳工，来自厦门，英语不错，粤语讲得几乎没有外省口音。她比我先来两年，早已戴着让内地劳工羡慕的“职员”厂牌（我的厂牌还是哭笑不得的“长工”），名分上福利上，至少跟港澳职员平等。她很能干。公司那时要给美国客户代工生产防毒面具。Eric不在澳门时，美国客户多半我和她来接待，然而他们更喜欢她。
一开始，我和厦门妹彼此不买账，她似乎总抢我的风头，也不太看得起我们这帮呆头呆脑的四川佬。天长日久，来往渐多，我发现她其实随和。我开始约她出去，吃饭，逛街，到高地乌街葡国人爱去的Talk Bar喝酒。她说她跟美国ABC男友刚刚分手，她在厦门大学念的英语。不想让她看低，我不敢说自己没上过大学。等到上床，同居，我们的学历游戏总算玩到尽头。我们原来一样。我们的文凭都是劳务公司发的。我们用自己的假文凭开始恋爱，然后真正相爱。
二
Eric没有当上澳门特首。我也发现继续留在澳门没有前途，我的内地劳工身份很难改变。一九九八年，我和同居女友回到厦门鼓浪屿打算结婚。她的父亲早已退休，是军队转业干部，祖籍福建惠安，当年跟随解放军荣归故里，解甲后当了水产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他不苟言笑，甚至呆板，一辈子对党忠心耿耿，虽然认同改革开放，但也怀念毛泽东时代，看不惯现在的官场风气。但他也很正直，家里摆设清简，没给自己和家人捞过多少好处。这是我第二次跟他见面。
上次去鼓浪屿见她父亲，我的女友事前一再告诫，让我一定要说自己大学本科学的中文，因为她爸一辈子就吃文凭的亏，要是知道我没文凭，他可能坚决反对女儿跟我好。初见未来岳父，他真的盘问我的学历，而且问得详细。他说自己当年在军政大学的学历不被承认，影响后来各种待遇（他是退休，不是离休）。他也提到女儿没文凭，要她赶紧报读高教自考，再拿一张英语等级证书。幸好我是内地人，家在千里之外，不然，他真的还有可能让我把文凭拿给他验证。
我们在厦门登记结婚。民政局不看你的文凭，只看你的户口簿。我让成都的老邻居伍大郎把户口簿寄到厦门（我去澳门前，想到父亲酒后常常乱扔东西，只得把户口簿寄放伍家）。快递到埠那天，我和未婚妻坐轮渡去了厦门市区。岳父大概当惯领导，自作主张拆开邮件，一看我的户口页，学历一栏还是高中毕业。等我们晚上回到鼓浪屿，岳父马上把女儿单独叫去盘问：小周怎么回事？户口簿写的还是高中毕业？他究竟有没有上过大学？我的未婚妻机灵又有急智，一边责怪父亲私拆别人邮件，一边解释这本户口簿是旧版，小周后来又去澳门那么些年，所以一直没换新版户口簿。第二天，我麻着胆子，当着岳父讲了同样一番话。他最后信了，要我回到成都赶快更换户口簿。虚惊一场，我和未婚妻缩回宿舍楼下我暂住的那间旧瓦房，松了一口气：我们靠着劳务公司发的假文凭去了澳门，然后恋爱，然后，为了结婚，其中一方，还得再次伪造自己的学历。
撒谎有条黄金定律：为了不被识破，撒谎者必须死撑。但我从不心安。从周师傅到Eric一度倚重的“红人”，我本应理直气壮，为自己骄傲。然而不论走到哪里，世间又有几个人能像Eric？多数人只看你的表象或身份（国籍，学历，职位，收入），你必须符合某一通用标准，他们才会接纳你认可你甚至羡慕你。我的岳父还有一个弟弟，他在厦门司法界小有权力。不像古板哥哥，老叔给自己和家人捞了不少好处（我凭气味就能嗅出）。听说我是本科毕业，老叔要我干脆留在厦门，大家想办法帮我找份像样工作。我和妻子都不敢接招，一来没有兴趣攀附官僚体制，二来害怕真相大白。我妻子的大姐夫是浙大数学系毕业的老夫子，精明势利却又好学。每次见面，他总是当我知音，津津乐道大学往事学界逸闻。每次我都心虚，生怕哪句话说走嘴露出马脚。只有妻子的哥哥让我心安。他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当了工人。他的相对淳朴和老实，仿佛让我回到再也回不去的从前。
我和妻子婚后回了成都。我去派出所把旧版户口簿换成新版。多少因为我的小小贿赂（我把一盒好烟放在办公桌上），户口簿换得顺利。管段的苏户籍根本不问，主动把我的学历填成“大学本科”。我至今好奇苏户籍为什么这样写。或许我的外表不像没有上过大学？或许我刚从依然神秘如同国外的澳门“海归”？可我也没纠正，乐得将错就错，虽然这个一念之差很不光彩，仿佛小市民想贪小便宜。
讲真话没好处，伪装却可蒙混过关，还能讨到老婆。但是户口代替不了文凭，我不可能拿着它去找工作，也不可能捏着劳务公司发的一纸复印假文凭继续骗人。我带着当年的几张高教自考课程合格证书去了一家人才中心。瞄了几眼我的简历和Eric写的推荐信，中年女主管不给我登记，因为我没文凭。她说用人单位在他们的电脑资料库挑选人才都是标准化作业。要是给我登记，她只能把我归到大专以下类别，他们没有这个类别。虽然她没明说，但我知道，我是这条人才流水线上的次品。
不像第一次从澳门回成都短住，这一次，我没找神秘关系把个人资料放在外企服务中心的中方雇员管理所。人才中心不给我登记，我还想自己尝试。但我寄出的应聘信根本没回音；到各类招聘现场面试，我也再无好运。因为Eric是个学者型政治商人，后又主管一家半官方的工商服务机构，我在澳门做的多半都是非牟利的“高级”文字工作。回到内地，体制外根本没有非牟利的海内外独立组织（这一情形至今没有太大改观），体制内各类衙门更是门槛重重。高不成，低难就，我的意志很快消磨。若非妻子用劳务公司发的复印假文凭在一家民营企业找到工作（她在成都是外省人，多少有理由拿不出“红本本”），我们可能很快一筹莫展。我妻子很得老板重用。妻荣夫贵，我后来也到这家民营企业混了三个月，冒充大学毕业。劳务公司的王副总当初说得没错，Eric很会看人。告别澳门时，Eric告诉我的妻子（那时还是我的女友）：“返到内地，你比阿林容易揾到工。 ”
三
中国至少有五十万人持有假文凭。这条新闻，是我跟X认识那阵在网上搜到的。那是二○○九年。在这之前，我和妻子在深圳离婚，我回成都独居已近四年。不比二十世纪末叶，中国已是“盛世”。虽无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院，中国的高等教育却已“扩容”，“统一装配”的大学生遍街都是。别说假文凭，就算真文凭，哪怕博士学位，也不再保证你能找到像样的工作，除非你的后台够硬。但也正因为遍街都是大学生，文凭仍然重要，甚至比以前更重要；没有文凭，几乎所有的“好工作”都会把你关在门外，你连参与或陪着竞争的资格都没有。不过几年时间，这个病态的学历社会，已经把我从次品降为废品。我靠写作和翻译苦撑，一方面尝试进入文化行业。但是多方努力，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长我几岁的X，是我一个老同学引见的。不忍见我穷途末路，老同学把我介绍给这位神秘人物。X有办法让我去省城的外国领事馆上班，只要我能通过领事馆的面试。但更重要的是，如同当年去澳门做劳工，我必须首先通过中方筛选（外国领事馆不能在中国擅自招聘）。我们在城南的“富人区”碰头。看了我的资料，X告诉我，我的几张高教自考课程合格证书肯定用不上。去外国领事馆做中方雇员，除非你是清洁工和司机，必须要有大学本科文凭。没有怎么办？我可以去买一张假文凭，然后重写自己的简历，绝对不能提自己做过宾馆服务员。乡下人到城里看更或守厕所都要关系，这个忙，更不是一般人愿意帮的。老同学在一旁暗示X，我现在没经济能力，如果事成，以后再找机会报答。X听了没有多说，只是告诉我，中方常常收到不少应聘资料，很多连看也不看就扔进废纸篓。我要是准备充分，又有“内应”，没准能去美国领事馆碰碰运气，那里待遇最好，不比中国的公务员差，进去只要循规蹈矩，你甚至可以做到退休。
素昧平生的X看来真心帮我，他甚至告诉我哪里可以买到假文凭，让我去省城东门外的九眼桥桥头看看，那里有很多贩子兜售各类假证。要不要去请一张X戏称的“九大”文凭回来？我像哈姆雷特那样想了好几天。二○○○年开始写作以来，一板一眼的写字楼生涯我已厌倦厌恶，也不觉得还能适应所谓职场，尤其那些钩心斗角你死我活的办公室政治。虽然领事馆的工作让普通人羡慕，凭着在澳门做劳工的经历，我也清楚，就算进去做个中方小职员，你仍是同工不同酬的二等公民。然而，如果放弃这个机会，继续翻译写作，尤其前者，耗时耗力，收入微薄，我真的是在找死。中国的大学文凭那时已可上网查验真伪，我也不敢冒充正规大学毕业。真得伪造学历，我只能谎称自己高教自考本科毕业。还有一个顾虑也很要命，虽然远在天边：万一领事馆识破我的假文凭，把我列入黑名单，以后真有机会去美国，人家也不会给我签证。
我从箱里找出一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黑白照，已经泛黄：我戴着当时流行的胶框大眼镜，头发又长又乱，白衬衫皱巴巴，就像一个忧国忧民的大学生。我揣着这张照片去了“九大”。桥头街边，好几个卖假证的乡下男女。我凑近一个猥琐的中年小个子，他穿一件大号的双排扣灰西装，袖口还有商标。他的叫价最低：高教自考本科文凭只要一百二十元。我站在街边，写下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所学专业（英语本科）和毕业时间，把照片给了对方。他让我在附近等他一两个小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去河边茶园等他。不到两个小时，我的“九大”文凭出炉了。“红本本”很新，很硬，很丑，我的泛黄照片盖了崭新钢印。见我一脸犹豫，小个子连忙解释：“老师，你放心。你看，这上面不仅有钢印，还有水印。我每天都在这里，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了。 ”然后，他让老师回去洒点脏水，把“红本本”弄得像一本十多年前的旧文凭。
整新如旧需要一点技巧和耐心。我用可乐、茶水和烟灰涂抹“红本本”，再用抹布乱擦，烫金仿缎的大红封皮很快残旧。我把它折来叠去，它的“脸上”很快有了让人尊重的皱纹。内页有点麻烦。那张浅绿粉底的崭新水印纸，还有崭新钢印，也得用可乐、茶水和烟灰对付。我差点弄巧成拙。洒了太多可乐和茶水，下方的红色公章开始掉色，纸上的黑字也变得模糊，后者原来出自喷墨打印机。我赶紧收手。晾干压平，左看右看，我很沮丧：这本“九大”文凭，有生以来我的第一个“红本本”，看起来更像假货。我想了一个应急理由：这本文凭放了十多年，后来不小心浸了水，所以成了这个样子。我没忘记上网查验，但我找不到自己，这本文凭不存在。就像一个半推半就的女人，当天晚上，我也按照X的要求修改简历。美国领事馆急需一个中方职员，我得赶快备好所有资料。
这出喜剧结果反高潮。过了两天，我带着“九大”文凭和新的简历去见X，他说美领馆的确需要一名中方职员，但他弄错了。这个职位，只有美方雇员的家属才能申请。他随即问我会不会开车，一个南亚国家的领事馆新来一位商务领事，需要一个会讲英语的中国司机，但我不会开车。阴差阳错反而让我窃喜。尽管穷途末路，我也真的不想一辈子靠着这本“九大”文凭死撑。我盼着这件事情不了了之。然而X还想帮我。没过多久，我终于有了两次面试和笔试的机会，不是待遇最好的美领馆，而是两个亚洲国家的领事馆。老天有眼。要么考官没眼一个面试者也看不上，要么我的表现奇差，还没机会让对方盘问我的学历就被淘汰。我没当上商务领事的秘书，也没做成行政经理。我和X很快没了联系。但是，这本整新如旧的“九大”文凭，有生以来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红本本”，我至今舍不得扔掉。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床
一
我很喜欢去年买的宜家双人床垫，从阴冷大城把它运到了大理。搬家对我来说已不新鲜。这几年，每次搬家都是减法，身边杂物愈来愈少，书也愈来愈少（一大原因，在于我现在基本不买纸本了）。但是床垫很重要，甚至比书重要。我在大理租的房子很宽，在我眼中很宽：两房一厅，位于独院民居二楼，头顶还有一个很大的天台，我可以一个人坐在上面看山、望海、观云、晒太阳和读书。除了天台，我住不了这么宽，早已习惯一间房，读书写作睡觉三合一。然而，除非你真的愿意长住客栈，在大理找一个独居的房间并不容易，尤其没什么家具的；我喜欢不带家具的空房。我在大理的“新家”原有两张单人床，很旧，很脏，床板床垫二合一，一看就知价廉物劣。上个月底搬来之前，我让房东把其中一张床搬走：我有床垫，我习惯了睡没有床的床垫。
我的宜家床垫是一位朋友主动借钱劝我买的。去年三月，我住“夏威夷”十四楼单间，嫁到马来西亚的年轻女房东回乡，容光焕发，香水浓烈，不时夹带几个英文单词，把房子收了回去，我于是搬到七楼单间。七楼没床。睡了好一阵地铺，早上起来骨头酸痛，我觉得起码应该有张床垫。好床垫很贵，买张劣质床垫也未必便宜，还不如睡地板。想来想去，似乎只有宜家床垫适合穷人；当然，如果你觉得只有街头乞丐和露宿者才够穷人资格，我也无话可说。买床垫之前，我去宜家拿了两份广告，仔细参考各式床垫的功能和价格，还在宜家卖场的几张床垫上试躺好一阵。几乎所有床垫都很舒服。想起从前睡过的床，想起早上起来骨头酸痛，我真的就想这么躺着。最后，我挑了一张不足千元的灰色双人床垫，不软也不硬。转到二楼卖枕头被褥的地方，看到透气的床垫保护垫正在促销：不仅保护床垫，而且让你睡得更舒服。买吧。头伸进洞了，身子难道留在洞外不成？
从“夏威夷”把床垫运到大理有点麻烦。物流公司的年轻司机带了一个中年伙计，把床垫抬过走廊塞进电梯下楼了。等我下去，看到床垫塞在小型面包车内，仿佛巨人弯腰咧嘴，我有些不安，怕它伤筋动骨，也会害我伤筋动骨。但是司机很恭维：“你的床垫很好，这么一弯不会有事的。 ”到了火车站旁乱象横生的物流公司，几个伙计用纤维粗布包好床垫，再用巨针穿上粗线缝好。胖老板过来搭讪，你这几件货要中转，先到昆明再到下关，你要到下关提货，租车运到大理古城。我比它先到大理。没有床垫的空屋就像没有女人，我只能先住客栈。不出一个星期，床垫到了下关。我坐在货车司机身旁，接它来到古城。司机和房东儿子把它抬进我的房间（从“夏威夷”到大理，我扭伤了腰，不然我会亲自伺候）。铺上保护垫，铺好床单，套上枕头，套好被子：女为悦己者容。躺到上面一试，骨肉完好，就像小别重逢。
二
“所有的大难之中，都有这些动人的套路：穷人和不幸者首先抢救的总是卧具。”我在大理读到阿瑟·凯斯特勒（ArthurKoestler）这句话，除了想到我的床垫，也想到很多年前祖母怎样看重被盖。她的被盖，或者我们的被盖，是她眼中安身立命的宝贝，就像她多次告诫我，带着老一辈的保守与恐惧，工作千万不能丢，被盖也千万不能扔。凯斯特勒身经西班牙内战，二战中一度加入法国难民的行列。两次战乱，他都看到这一场面，大包小包带着被盖避难的西班牙大家庭，用油布甚至风雨衣遮裹床垫逃出巴黎的法国小资女人：动人之中带着几分残忍的反讽。祖母大概一生都没见过西式床垫，无论是否劣质，更不要说睡过。一九九二年八月，她死在她的老式雕花大床上。这张大床真的很大。我们的房间大概二十二个平米，床就占了将近一半。从我记事起，这张大床夏天总是铺了一层草席，草席下面是泛白呛人的陈年谷草，冬天则是谷草加上厚实棉褥。祖母大概也不会想到，她死后几年，我从澳门带着新妻回乡，她的大床和她的棉被，我连卖带送，统统给了收破烂的乡下人。
从小学二年级下半学期直到高中毕业，我一直跟祖母睡在这张大床上。说是雕花大床，但就毫不金碧辉煌。两侧挡板和床楣镶的三幅圆镜都已模糊发黑，床前踏板的髹漆也已脱落，床头两端的方柜兼方凳，不知怎么少了一个。床的后方，还有一条长长的搁板，从左到右，架在两边的床栏上，搁板两端两个小抽屉。这条结实的暗红搁板倒是漆水光亮，我后来用来堆书，把它压弯了。住在透风的瓦房里，头上又没天花板，刮风下雨，屋顶常常落下很多灰尘。祖母的大床，冬天虽然不怎么挡风，夏天关上蚊帐，三面护栏，头顶盖板，却像一座堡垒，又像一艘大船。相比之下，摆在窗前的小木床仿佛一条舢板。它是买给要从内蒙回来的父亲的。不等父亲回来，刚念高中的我就捷足先睡。除了我在母亲家睡过一阵的门板（搭在两根长凳上），这是我单独睡过的第一张床，哪怕很硬（我一直不习惯太硬的床），哪怕时间短暂。我的开心，不亚于有了自己的房间。
我第一次见到西式床垫是在一九八五年。我十九岁，考上省级国宾馆，做了一名客房服务员。那是当时普通人羡慕的工作，也是另外一个世界。新员工有上百人，很多来自普通家庭，跟我一样从没进过高级宾馆，更不要说只为官员服务的政府招待所。上岗前一个多月的集中培训是封闭式，半军事化，男女分开，部分男生住在宾馆后面幽静荒废的小洋楼。我住的这幢名为七号楼，据说住过很多如雷贯耳的政要。十来个男生住在七号楼的会议室，没有床，但是地上摆着一张一张床垫（并非后来街边都能买到的劣质床垫）。弹簧床垫是外国电影才有的道具，那时都叫席梦思。第一次睡上席梦思，我很得意，中途放假，跑回家里跟邻居显摆，当然不只提到席梦思，还有地毯、进口电梯、进口马桶、进口空调、进口大彩电和总统套房的进口按摩浴缸。他们大概也跟祖母一样，从没见过席梦思。然而等到正式上班，席梦思已不新鲜，反而成了负担，因为客房服务员一大技能，就是铺床包床。我总是包不好席梦思上的床单，直到现在，对着我的宜家席梦思，我还是包不好床单的四个角。
三
席梦思是个肉酸的音译，让你想起鸳鸯蝴蝶，让你想到好莱坞天长地久的爱情片。碌架床，如果你用粤语念，则很气势汹汹，听上去不太像是好话。碌架床就是双层床。我睡过两年多的碌架床。一九九三年，我到澳门做技术劳工，我们这帮又穷又老土的内地人，当然只能合租一套房子。没到澳门前，中资的劳务公司预先帮我们租好了房子。到了澳门，位于北区的劳工宿舍外观很好，三十多层的电梯公寓，正对珠海拱北。我们住在二十二层，进门一看，客厅空空如也，三个房间都摆着铁制的碌架床，除了碌架床再无它物，感觉就像牢房。就跟宿舍厨房那个火水炉（煤油炉）一样，碌架床也不是免费午餐。除了每月必须交纳的三百葡币劳务费，火水炉和碌架床，还有房子的租金与按金，依照人头，劳务公司下月就要从我们的工资里扣除。出来已经花了一大笔钱，我们都很不忿，但也没有办法。夏红跟我同是文员，之前在阴冷大城的机关单位做打字员。她的家境大概还好，咽不下这口气，鼓动大家去跟劳务公司的福建佬理论。趁着两个福建佬不注意，来澳门做工程师的文彬，把桌上一堆护照掖到怀里（我们的护照必须交给劳务公司保管）。我们正要出门，两个福建佬发觉少了东西，特警一样冲到门口堵住去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灰溜溜离开劳务公司所在的电梯豪宅。八个人，六男两女，合买了四张碌架床。
虽然与人合买，碌架床却是我有生以来用自己的钱买的第一张床，也是迄今买过的唯一一张床。比起来澳门“坐拉”（做流水线工人）的乡下内地人，技术劳工待遇稍高。可是，哪怕合租，北区的电梯公寓还是太贵，劳工宿舍的六男两女也根本合不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决定散伙。两个女人先搬出去。六个男人合租了一套燠热的顶楼旧屋，两房一厅，没有电梯，仍在新移民居多的北区。“新居”没有床，但是我们有床：碌架床就是我们在澳门最重要的家当。晚上七点半收工后，我们开始搬家。除了三张碌架床和两个女人不要的火水炉，我们还有很多杂物。拆开的碌架床就像一堆废铁。抬着床架、床梯和栏杆，抱着草席，提着被褥，拎着火水炉和一堆共用的锅碗瓢盆，拖着箱子，我们在北区闹市穿梭无数趟。那是五月，澳门很热了。北区街道总有一缕挥之不去的湿热臭气，和着香烛的香气，阴沟的闷臭，汽车的尾气，粥粉档的鱼蛋味，垃圾桶的臭味，时髦的新移民女子身上的香水味，还有内地劳工和本地劳工一身的汗臭。我感觉身外一片鄙夷，虽然根本没人在乎你。仿佛在给这出《内地劳工搬家记》添彩，县城来的高瘦老罗，一身背心短裤，脚上塑料拖鞋，一路走，一路用四川话高声讲着白天在工厂听来的八卦……
我在我的半张碌架床上睡了两年。我们中间年纪最小的四眼肥仔与我同室。我睡下铺，他睡上铺。不像老罗他们四人一间房十来平米，不像客厅的旧冰箱一股恶臭钻出蟑螂，不像厨房水池常常积着油污残渣，我们这间十平米左右的小屋最有隐私，也最干净。除了共有一张碌架床，我和肥仔还新添一件家私：夜里从楼下街边捡来的两斗橱。用开水和喷雾杀虫剂把柜里几十只大小蟑螂杀死，上面的抽屉我用来放书和杂志，下面的抽屉肥仔用来装衣服。客厅一张玻璃圆桌、两把椅子和一张三人硬座木椅都是共用，我们的房间没有桌椅。两斗橱是我们的桌子，碌架床是我们的躺椅，台灯风扇都放床上，读书写信聊天和听音乐也在床上。我和肥仔都很喜欢公司出口部的厦门女文员。她也是技术劳工。我们三个常在一起聊天、逛街和上餐馆。一天，肥仔鼓起勇气，请她来我们的宿舍吃饭。客厅又乱又脏，饭局只能设在我们的碌架床旁，饭桌则是两斗橱。说好的那天，肥仔和我都没加班，下午五点一刻就收工，直奔佑汉街市买菜，再回空无一人的宿舍做饭。菜摆上两斗橱了，三双筷子也放好了。等了两三个小时，客人还是没来。我和肥仔一边失望一边自嘲，坐在碌架床边，吃了无趣的一餐。
四
厦门女文员成了我在澳门的同居女友。殖民地等级分明：葡国人是一等，土生澳门人是二等，内地新移民是三等，内地劳工则是四等（每一等又有微妙分别，譬如京沪穗来的新移民，自以为要比广东乡下来的新移民“高等”）。我和女友想做四等中的一等，决定搬出北区。我们在二等较多的中区边缘（靠近北区）找到房子：罗神父街一个逼仄单间。我把我的半张碌架床留给有些失落的肥仔，单人草席送给节衣缩食悭到极致的老罗（他睡最廉价的草席）。罗神父街的套房大概做过“别墅”（相当于日本的爱情旅馆），除了一台轰隆作响的窗式空调伸出窗外，房间的窗户都封死了，窗玻璃刷了一层厚得很不均匀的绿色油漆。算上浴室兼洗手间，我们的房间将近十平米，床就占了大概三分之二的空间。这张带床垫的双人旧床，不知睡过多少露水鸳鸯：本地舞女，内地舞女，香港恩客，本地恩客……
可是我们不在乎，就像住在隔壁捞味很重的大陆女子Coco一样不在乎（“我係Coco。你煮的餸好香呵。”她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跟我的女友搭讪）。我们跟Coco很少打招呼，始终不问她的职业。她总是独来独往，行踪不定，但是极少带恩客上她房间。肥仔是罗神父街唯一的客人，一进房间就去端详洗手间内的底裤，我的女友晾在那里忘了收。我们坐在床边的地板上喝Heineken，喝到夜深，肥仔说他不想走了。他当然得走，回到他的半张碌架床上。
肥仔比我先离开澳门。我们那张碌架床留给了老罗他们，后来不知所终，也许又被老罗他们转送或转卖给别的内地劳工。我和女友自以为四等中的一等，自欺欺人，继续住在二等居多的澳门中区，但在殖民地，我们终究还是四等，不论你是技术劳工，还是职业暧昧的Coco。从劳务公司讨回哪也去不了的普通因公护照，我们只有离开澳门。我的女友家住厦门鼓浪屿，结婚后，我们就要飞回我的家乡阴冷大城，暂住我的母亲家。临走前，岳母几次叮咛：“你们到了那里，一定要买一张自己的床。”她是迷信新婚夫妇得睡自己的床，还是不放心女儿跟着一个背景模糊的内地人从沿海回到内地？我至今没弄明白。但是我和老婆都很清楚，我们的钱不多，我们还没最终去处，不一定非得有自己的床。回到阴冷大城，我们在我母亲的床上睡了三个多月，她则暂住已故外婆留下的房子。母亲那张有床垫的双人大床并不舒服，凹凸不平，脚高头低，是她前几年帮乡镇企业老板照看家具铺捡来的便宜货。春节快到了，母亲三番五次上门来讨房租，催着我们搬家，我和老婆决定另觅住处。“新居”没有床，我们席地而卧，铺上一层日资百货公司买来的日式蒲团。春节，女儿女婿给岳母打电话，岳母问女儿有没有买床，女儿骗她说买了买了。阴冷大城的冬天很潮湿，东洋蒲团不合中国水土，我们只好在五楼房间的地板胶上铺一层塑料布。睡了两年，没得风湿，想来真是幸运。
“一定要买一张自己的床。”岳母的话，让我想起祖母说过的“被盖千万不能扔”。然而床很笨重，也更费钱，不像被盖和日式蒲团，卷起来就可远走高飞。我们幸好没买床，否则两年后从阴冷大城逃到深圳会更累赘。深圳的电梯房子也没床。我老婆在城中村的日杂店买了两张劣质床垫，加起来不到四百块。最差的床垫放下面，较好的床垫搁上面。但是不出几个月，你就感觉躺的不是床垫，而是躺在一堆七拱八翘的钢筋铁骨上。我们幸好真的没买床，因为过了四年多，我们帮香港朋友照管的动画小公司再也撑不下去，我和老婆也要散伙了。房价暴涨前，房东阿珍缺钱，急着把房子套现，我们只好搬进福田区一个城中村的狭窄村屋。我马上又要回到阴冷大城，我的老婆别有打算，我们的床垫当然得扔掉。搬家公司的农民工根本没兴趣，要你好言好语，才肯收下两张不值钱的旧床垫，用他们的话说，免费帮你扔掉。我在城中村的狭窄村屋睡了一个多月的地铺，再次飞回阴冷大城，赁屋而居，睡在一张双人旧床上。这张旧床有层薄床垫，你在街边的家具店就能见到的那种床垫，与其说是床垫，不如说它像床垫，或是床垫的1.0版。过了几个月，我去广州参加《南方都市报》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审，顺带回趟深圳离婚，发现我老婆屋里多了一张崭新的双人软床。她说床是公司某个小妹家里闲置送她的，但我怀疑是她买的。她难道忘得了这句话：“一定要买一张自己的床。 ”
五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远。我要慢慢才能接受并且欣赏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像现在，几乎每天，我坐在大理的天台上看云，看它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每次都不一样，始终都在变幻……我也慢慢学会享受但不占有，享受却能舍弃，尽量减少舍弃时的不快。我喜欢没有太多家具的房间，但是我把我的床垫从“夏威夷”运到大理，并非自相矛盾，也不代表我要跟它永远相伴，而是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我想让自己的躯壳和躯壳里面的东西尽可能轻松；简单的安宁，可以让你活得更简单，更有可能面对无常。去年在宜家买床垫时，我也顺带看了各种床架床板。床垫配上床架床板，就像一个衣着应对都很得体甚至世故的正常人，但在我的眼中，还是太复杂，而且没必要；我不一定得有自己的床，一张床垫我已满足。从阴冷大城把它运到偏远的大理，骨肉完好，大理的清新空气在通风的床垫内流动，软硬适中的床垫托着身体不同部位，靠着盖着我在宜家买的质优价廉的柔软枕头和透气被子，听着周遭的静谧，望着关灯后的幽暗（月夜除外），几乎每晚我都可以早早入眠。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还有什么比睡得好更重要？我应该喜悦，虽然不知哪一天，我还是必须舍弃这一切，就像舍弃祖母的雕花大床，舍弃我在澳门的半张碌架床，我在深圳的两张劣质床垫，还有我睡过的所有别人的床或床垫。
二○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六日
相.亲
一
从成人到结婚，我一直没相过亲。这么些年，跟不同女人相好上床，都是你情我愿。说媒是有的。一九八○年代后期，我在成都的省级国宾馆做客房服务员，上池北街十九号的邻居易孃孃跟我祖母说起，想把她弟弟的女儿易娟介绍给我。那女子跟我差不多大，在一家工厂做会计，不时要来我们院里，漂亮，丰满，白净，脸上一对酒窝。但我那时痴迷文艺，不觉得跟她有什么共同语言。长辈提起，我只推说不想谈朋友。没过几年，易娟结婚生子，逢年过节带着丈夫和牙牙学语的儿子来走亲戚，饭前饭后坐在院子里阶沿上我家门前打麻将。她烫了头发，发胖，世俗，心满意足，仿佛一枚熟得发亮的芒果。
一九九二年，我去澳门做了五年技术劳工，替大老板Eric舞文弄墨。Eric是澳葡政府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有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说他主管的那家非牟利工商服务机构新来一位工程师谭小姐，过几天要到公司找我，讨论一篇技术文章。“谭小姐是澳门人，又是澳大毕业，还没谈朋友，你们好好聊聊。”Eric有点意味深长，但他并不知道，我那时已有同居的厦门女友，我俩都给Eric打工。下了班，我把Eric的话讲给女友听。谭小姐来公司跟我讨论技术文章那天，我的女友从楼上写字间借故下到我所在的写字楼，又八卦，又醋意，想要一睹谭小姐的风姿。然而我俩都很失望：谭小姐一张黑脸，没光泽，不少青春痘，相貌也不敢恭维。我和她没有擦出一丝火花。我的女友总算放心。
一九九八，从澳门回来，我和厦门女友随即结婚，二○○五年终于离婚。穷愁潦倒，惊恐不安，我从深圳回了成都，随后几年进退失据。最难熬的时候，我靠广州一位朋友慷慨接济，接手翻译半本厚厚的英文书。没住房，没工作，没社保，常常要为下一季度的房租和生活发愁，我哪敢再有一个女人。一位老同学关心我，但一想到我的窘境和“清高”，她也束手无策，只好安慰我：“要是哪个富婆喜欢你这样的人就好了。”那些年，“求包养”一词尚未流行，但我的确想过，自嘲，自怜，自弃：要有富婆包养，我就没这么难了。可我有时也想，中国的富婆，不是从前欧洲的沙龙贵妇，不大看得上我这样的穷酸文人，我何不想法嫁给鬼婆（没错，是我嫁人），即使对方没钱，我也可以改变身份，换本护照。只可惜，我在省城的朋友圈太窄，无从勾搭。有一年，大我十岁的旧相好，数年不见，从美国回来探亲，坐在我的简陋住处，半开玩笑半认真，给我出了一个馊主意，让我拿本英文书去省城的大学校园看书，说不定，哪个留学生鬼妹就会看中我。
我没手握一本英文书去省城的大学校园勾搭留学生鬼妹，而是带着笔记本电脑，继续坐在僻静小街的露天茶馆又译又写又读，成天对着早已看熟的老茶客帅哥和肥肥，前者是混迹市井的红三代，总爱夸耀他的外公是刘邓部下，当年在四川省委跟某高官平起平坐，后者是长期病休的机关小职员，某日病发，街头摸良家妇女乳房，被女人的警察老公打得头破血流，又进精神病院。小街茶馆没有富婆惠顾。除了偶尔一对白人男女背包客体验“东方情调”，坐在一众吐痰放屁高谈阔论的土著茶客之间，你也根本见不到外国人，更不要说因为仰慕或可怜东方男人以身相许的鬼妹或鬼婆。就像憋急了想摸女人乳房的肥肥，没有性的日子难熬。有年春节，我总算跟早几年认识的一位日式酒吧妈妈桑短暂云雨。大年初四，躺在她暖烘烘的大床上，想着我的简陋住处，我真想一直这样躺着。
二
刘英打来电话时，我正坐在小街茶馆忙着译书。刘英不算我的朋友。好几年前，我还没离婚，常和妻子到现已绝交的老朋友同情兄家里喝酒，见过刘英两面。她大我六七岁，矮胖，圆脸，但有男子气，那时即将出家，同情兄戏称她是未来佛。可我后来得知，这个未来佛在庙里没待多久，又回红尘，打工，居无定所。没想到，我去深圳转了一圈回来，有天在街头撞到陈英，她说自己在做保险。很快，刘英约我在一个茶馆见面，原来别有所求。她现在跟一个六十左右的老头同居，这老头早年在体制内混过，现是小有成就的摄影发烧友，据说经历丰富，想要找人代笔写本自传。“你不是出过书吗？”刘英说，要我考虑考虑开个价。我有些哭笑不得，回头推说忙不过来，也没心思再跟刘英往来。
“这是一个机会。”未来佛的嗓音，就像上次请我给她的同居老头代笔写自传那样神秘，也有一点老大姐的语重心长。她做保险，新近认识一个客户，那女人三十多岁，在省城的黄金商业地段开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还跟省内某地的矿老板合作开矿。女人才离婚，前夫是公务员，两人育有一个还没上学的女儿。“这个女人很有钱，身家起码几千万。以前做会计，后来帮政府和国企做账，很快就发了。”只是，女人老公根本不顾家，成天开着老婆给他买的好车到处吃喝玩乐。一气之下，富婆赏了老公一笔钱，把他休了，自己带着女儿住在郊外一幢独立别墅。“她还有个弟弟，跟她父母住在一起，别墅也是她买的。”刘英补充道，仿佛在给富婆的征婚“资质”加码：她想找个有素质又顾家的男人。“你要是把握得住，对你的写作肯定有帮助。 ”
尽管我对中国各类富人充满怀疑，我的眼前还是短暂浮现这一幻影：绿树草坪环绕的远郊别墅，保安把门，穷人莫入。我好像看到我的书房（我从未有过书房），书柜堆满昂贵的英文书，还有一张大书桌，落地窗外一片青葱：我每天都在那里读书写作翻译。还有旅行，我一直渴望的旅行，像西方作家那样自由旅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再也不用发愁没工作没住房办不了国际信用卡，更不用担心拿不到趾高气扬的欧美日签证。“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跟我上过床的日式酒吧妈妈桑这样自言自语。我知道我需要这些，不单需要不再忧虑下一季度的房租和生活。我肯定也会有一辆车。有楼有车，是我以前根本不敢有的奢望，因为我最富裕的时候，银行账户也从没超过两三万；我一直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有钱。当然，世上没有免费午餐。为了得到这些，我必须要跟富婆擦出火花，我要陪她睡觉把她干得欢喜，我要喜欢她的女儿，我更要接受她给政府和国企做账富得天经地义，我还得陪她去跟矿老板应酬。或许，富人也有好的，她不是想找一个有素质又顾家的男人么？
见我犹豫，又想见见又不想见，刘英马上给富婆发了手机短信。这位热心媒人可能告诉对方，她已物色到一个合适人选，就看富婆愿不愿意拨冗“面试”。“他是做什么的？”富婆也用手机短信询问未来佛。“作家。 ”“很好。”这是富婆的回复，看来初步满意；刘英一直在给我现场直播，就像我俩私下串通骗色骗财。虽然还没见面，根本不知道对方什么样子，但我仿佛看到那位休掉老公的富婆，坐在春熙路的高档写字楼，一边料理业务，一边打着小算盘：钱能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男人。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就像一位老同学劝我：女人能干强势，男人就得顺着点儿，或用成都话说，要下矮桩。从深圳回到省城这几年，一无所有，我不仅退无可退，也再不担心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再说，我的确也很好奇，有钱的女人想要再找一个老公，她究竟会有哪些过场。想到女方远远比我忙碌，刘英拨通电话，约到几天后的傍晚。那是深冬，跟有钱人相亲，或被有钱人“面试”，自然不能坐在天寒地冻的露天茶馆。我们约在长顺街口的金河宾馆茶坊，那是三星级的军队宾馆，尽管不够高档，但是好在大家就近。
三
相亲那天，我依然坐在小街茶馆忙着译书，依然穿着离开深圳时买的那件假冒的哥伦比亚夹层冲锋衣，笨重，僵硬，不怎么防寒，却又不怎么透气。我和刘英先到，富婆开车还在路上。坐在开了暖气铺了地毯的金河宾馆茶坊，我们聊着保险业，离婚几年嗜酒如命的同情兄，我的翻译写作，还有跟未来佛同居的那位摄影发烧友（幸好她再没让我给老头代笔写自传）。茶钱是媒人给的。这里一杯茶，够我在小街茶馆消磨三四天。正说着，女主角登场了，迟到十来分钟，忙，加之堵车。她不像富婆，更像十来年前我工作的省级国宾馆那些会计部的小职员：深色长裤，深色外套，深色挎包，头发在脑后扎成马尾巴。个头瘦高，脸色暗淡，她不算难看，只是神情矜持，眼睛暗暗打量。她不喝茶，只喝柠檬水，然后：“这里环境有点差。我上班的地方有家民土咖啡，比这好多了。 ”听了这话，未来佛一张圆脸依然微笑，深不可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