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有问有答，简明扼要，未来佛也在帮腔，我把自己的经历又讲了一通，就差没有出示各类证明文件，仿佛真的这是一场面试。之前我已得知，女人其实出身贫寒，也没上过大学，能有今天全靠自己打拼，当然也靠政府和国企那些“恩客”。我没多讲我译的书写的文章喜欢的作家，她显然没什么了解和兴趣。我问她小时候经历，她的家里也是街道居民。但是这个话题并未深入，我那件中看不中用的假冒哥伦比亚冲锋衣，我的斯文败类长相，似乎起了反作用。“你小时候的家庭条件肯定比较好哈。”她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我没回答，也像未来佛那样微笑，深不可测。然后，我犯了一个“面试”大忌。为了消除外在的尴尬与内在的荒诞，我点了一支三五牌香烟。女主角登场前，我和刘英已在茶坊各自抽了一支烟。见我抽烟，富婆突然起身去上洗手间。“她不喜欢别人抽烟。 ”趁她不在，未来佛赶紧提醒我，然而为时已晚。
接下来的“面试”，很快有了一个新的高潮或反高潮。好几年前，刘英和同情兄的老婆曾在一家公司短暂共事。偏离正题，我和未来佛又聊起离婚前后嗜酒如命的同情兄，也聊起同情兄饱受折磨的前妻。听我说起同情兄前妻的名字，女主角眼睛一亮：“你们认识？”“是啊。我和她老公是老同学老朋友，以前常来往。”原来，刘英辞职后，女主角还没发迹，也在那家公司做过一阵会计，还是同情兄前妻的下属。这一巧合，很快变成尴尬。女人有点不自在，就像突然发现亲上加亲或近亲通婚那样不自在，就像我们的相亲突然冒出一个了解双方底细的知情人。话题转到家庭。她的女儿送到一家“精英”幼儿园。她晚上回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她女儿。家庭生活很重要，我和未来佛频频点头。“你肯定从来不看电视哈。”女人看来很会突然袭击。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要男人陪她看电视。“倒也不是。我有时也看。 ”我撒着谎，像个孤注一掷的求职者：给我这份工吧。
话不投机。我的书房，大书桌，国际信用卡，欧美日签证，还有别墅汽车，似乎正在消失，还没从幻影变成现实就已消失。手机响了，女人起身接电话，地毯上来回踱着。打电话来的是个什么哥。她和这个哥用省城话讲着报税财会，对方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矿老板，也许是国企高管。等她接完电话，大家再没什么好说，找地方共进晚餐，似乎并不得体（究竟有钱的女人请客，没钱的男人请客，还是穿针引线的媒人请客）。“面试”该结束了。未来佛依然微笑，让我和女主角互留手机号码。我们出了茶坊，女人说她顺路，要开车送我和媒人。“我们公司有时也给外企做账，好多英文单据，不大看得懂，你有空说不定能帮忙看看。”这是客套，还是有意露出一条光明尾巴？我顺口打着哈哈。她的车，不过一辆红色Honda，但比跟我上床的日式酒吧妈妈桑那辆红色小Honda气派。我拎着电脑包坐上后排，未来佛坐在女司机身旁。我俩就像跟着女老板加班加点的两个白领，顺道搭车回家。
四
那天相亲完毕，女人开车送我和未来佛回家，我没好意思让她把我送到我的楼下。我住的那一带，实在陈旧贫穷。又像心虚，又像装逼，我不想让她窥到我的底细。这场“面试”，就像有一阵我在省城参加的几场求职面试，就像一个远方朋友推荐然后我登上省城一家气派的主流媒体大厦求职，就像后来我出于绝望用电子邮件频频发出的求职信，没有丝毫回音。不过，我也从未想过要给富婆打电话，哪怕顺水推舟，去她公司帮忙看看英文单据，或许，还能在她说的环境很好的民土咖啡蹭杯饮料。过了不久，我把手机里富婆的电话号码删掉了：这场“面试”不存在，她不存在；我们毕竟不是一路人，我们都在缘木求鱼。
然而，我的危机依然存在，精神，肉体，物质，后者总是更凶猛，几乎把你吞噬。好几次，又快断粮，极度孤独，无比低迷，我会想到这场从天而降的相亲。我甚至有点遗憾，就像未来佛说的，遗憾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濒临绝境，你的标准就会降低。你很难像各类衣食无忧口吐兰花的“精英”那样装逼。过了大概一年，又是深冬，因为找不到什么人说话，我约了很久不见的刘英喝茶。不经意间，我提到那次相亲。
“她现在跟开矿的老板好像很火热。”未来佛说，然后，“上次你下了车，我说了她几句。 ”
“你说什么？”
“你不要以为你有几个钱，就不得了啦。 ”
“她说什么？”
“她没出声。”
讲完这些，这件事情彻底消失了。这也是我跟未来佛最后一次见面。
平生唯一相亲以失败告终。在这前后，我其实还有两次非正式相亲，或者，根本不算相亲。我从深圳回到省城不久，听闻我离了婚，一位早已嫁到异国的老友，跟她一位大学同学提到我。那个女人小我六七岁，以前我们见过几面，现在省城南郊开了一家咖啡馆。没几天，女人主动来电话，约我在咖啡馆见面。我比老板娘先到，看她面容憔悴骑着电动自行车迟来。我们闲聊，尤其是我，毫不觉得别有所求，因为我的确以为只是熟人重逢，况且在座的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又像她的男朋友，又像她的追求者。见面后没多久，我打电话约女人出来坐坐，她推说天热不想出门，末了话中有话：“我反正是不会离开成都的。”文字惹祸。她后来肯定读了我贬损省城的一篇长文，把我归入另册，因为她爱家乡，不像我已经无所谓故乡。后来，我从别处得知，这个女人很有钱，当年傍上一个军队大官，所以才有今天。再后来，我又得知，她和另一个男人相好，对方想做电脑生意，她一出手就陷进去上千万。最后，我听说她不知怎么得了严重抑郁症，但还想着去天清气朗的云南盖房子。
我的另一次“非正式会晤”，是跟我高二时代的同桌见面。之前，我听别人说她结婚离婚好几次，后来开印刷厂发达，又跟省委某某要人关系密切。高中毕业将近三十年，除了跟个别老同学偶尔往来，我一直不参加各类热火朝天的同学会，因为我愈来愈不恋旧。世事复杂，学生时代的友谊，大半经不起考验；飘荡多年，我也早已不是故我。然而，人穷难免志短。虽跟未来佛介绍的富婆相亲失败，为了摆脱自身危机，我还是三心二意，听从一位老同学劝告，带着我的一本译著，迈进同桌的宽敞居屋，见到一大帮多年没有见过的面孔，既熟悉，又陌生。我的同桌也长变了，富态，干练，精于世事，早已不是当年内向羞怯的小女生。我把自己还没开封的译著递给她，她没怎么看，没怎么问，更没拆开，随手放在一旁桌上，把我迎进客厅。那晚，我们抽着这个小有官运的男同学的中华烟和那个弃官经商的男同学的南京烟，喝着老爸是军队高干的另一个北方口音男同学带来的两瓶特供白酒，聊着往事，开着得体或不得体的玩笑。我跟在座所有人一样，正常得令自己吃惊，始终微笑，频频举杯，跟这人握手，与那人拍肩。我感觉我的同桌不时暗中观察我，但她始终不露声色。酒酣人散，同桌把我和另一位男同学送到门口，客气道别，让我多出来走动，像在劝我靠拢组织找到出路。然后，我回到简陋住处，沮丧，懊悔，疲惫，生气自己为什么还要这样出来走动。
二○一五年五月
Nickel
一
十来年前，深圳书城后面有片空地，一堆乱七八糟的棚屋。这是鹏城的花鸟和宠物市场。刚到深圳不久，我和妻子有天逛完书城，漫不经心走进这片空地。看过叽叽喳喳的花鸟区，我们来到人欢狗叫的宠物区。不是所有宠物都欢快，有的挤在狭窄铁笼可怜兮兮。我妻子小时候被大狗咬过，看到毛茸茸的小动物，她的喜欢却多过害怕。还在成都时，我们跟公司的德国总经理关系不错，不时出去吃喝。来中国前，德国老头在泰国已有女人小孩，来了中国，又好上一个年轻的北方女人。这个女人养了一条小狗，因为是三百块从街边买的，她和德国佬就把这条狗叫作“三百块”。
一条白乎乎胖乎乎的小狗让我妻子舍不得离开。她的耳朵有点竖，脸有些突出，不是纯种的北京犬。但她长得秀气，眼睛很大很亮，带点哀伤，一直盯着我的妻子，仿佛求人收养。她俩显然一见钟情。卖狗的小老板说她只有两三个月大，但又讲不清楚她的出身。两百块。这在深圳不过好一点的一餐饭。“你想好。”我没表态，但也心动。我从没养过狗，除了高中毕业养过一只黄猫（他后来很野，不知吃了什么毒药，跑回家里死掉，被我祖母用火钳夹着扔进街上的垃圾桶）。我和妻子还没小孩，暂时也不可能有小孩。初到深圳，我们也没朋友。养只小狗，家里也会热闹。
我们用购物纸袋把这条北京杂种拎回家。上了巴士，她可能害怕，撒了泡尿，弄湿了屁股上的白毛。我们不喜欢铁笼，用纸箱、旧衣服和旧浴巾给她做了一个窝，就在卧室门外走廊。我和妻子去超市和宠物店买了一堆东西，就像新添一个人：饭碗，水碗，宠物香波，宠物香水，澡盆，狗粮，零食，指甲钳，狗绳，毛刷，用来磨牙的骨质小拖鞋……给小狗洗完澡，我妻子把她放在马桶盖上，用自己的吹风把她吹干。仿佛学做父母，我们也买了一本狗书，当然不是给狗看。为了让她固定拉撒，我们把旧报纸铺在浴室，一遍又一遍告诉她，指着地上的报纸：“以后你就在这里拉屎拉尿。 ”叫她什么好呢？难道跟德国佬的女人学，叫她“两百块”？我突然想到一个同学的兄弟英文名叫作Nickle。不如也这么叫她。为了区别，我把Nickle换成Nickel，但跟“镍币”没关系（作者注：nickel意为镍或镍币）。
Nickel进门没多久，我和妻子去了香港十来天，把她寄养在罗湖海关附近一家宠物店。香港的阿Sean听说我们养了小狗，笑着告诫：“你们要对她的一生有个commitment啊。”他的两个女儿一直想要小狗，他一直不敢应承。我们当然也逛香港的宠物店，给她买了零食和衣服。回到深圳，天气渐渐凉了，我们给Nickel买了一个软软的狗窝，告诉她这是她的“沙发”。
那段时间，Nickel跟所有小狗一样活泼，好吃，好奇，八卦，随时监视主人的一举一动。看她睡觉，我们做贼一般偷吃东西。但她听到声音嗅到气味马上起身，到你面前摇着尾巴。她不喜欢在浴室拉撒，我们只好把旧报纸铺在客厅的电视机旁，这里就成了她的厕所。我们不看内地报纸，为了Nickel拉撒，往往一次就买几份（内地报纸便宜，但是不如香港报纸大份，也不怎么吸水）。北京犬容易掉毛，家里到处白毛。夜里，她常常不睡她的“沙发”，躺在关着的卧室门外大打呼噜。我从前养的黄猫也打呼噜，但没她的呼噜大声，因为北京犬鼻子太短。
她也跟着我们上街。她能去的地方，我们都带着她。如同所有小狗，她的回头率不低。常有陌生男女蹲下来摸她脑袋，抱小孩一样把她抱起来，顺带跟我们说几句话，不是关于人，而是关于狗。人对人没兴趣，有些人对狗却很亲热。她似乎也跟人一样，不太喜欢同类。遇到同类，她很少主动亲热，多半忸怩不安像个小女孩，但对人她却没有防备。深圳的冬天不算太冷。夜里，想到她常常趴在卧室门口盼着跟主人同睡，直到后半夜没了指望才肯睡回“沙发”，我们总是给她穿上狗衣服。有天早晨，她开始打喷嚏，我们有点担心。果然，除了喝水，她渐渐不吃东西了，鼻子发干，不时干咳，随后几天躺在窝里，闭着眼睛不想动弹。我们高叫“牛奶”“饼干”（她已知道这两个词不同一般），她顶多睁开眼睛。对街有家宠物诊所，学兽医的年轻湖南女人上来一看：Nickel得了犬瘟热。
打针（很贵的针），输液，把药片捣碎掺着牛奶慢慢喂她。兽医和我们都不知道她还有没有希望。犬瘟热的死亡率很高，Nickel大概处于发病中期。接连几天，我和妻子轮流在家守她，但她不见好转。晚上，我们时常起身，把手探到她的鼻孔，看她还有没有呼吸。她一直昏昏沉沉，偶尔摇摇晃晃，爬到“沙发”外面拉撒，没走几步瘫在地上。有天夜里，我们发现她好像只有出气没有吸气。也许熬不过今晚。我们把“沙发”搬进卧室，开着电暖器，陪着她，等她断气，想着把她埋在哪里。凌晨三点过，用了全部力气，她爬出狗窝，摇着走了几步，拉了一大泡黄尿，又摇着爬回窝里昏睡。然后，她开始好转，慢慢有了食欲。她的身上长满跳蚤，我们终于可以给她洗澡。兽医和狗书都说，活过犬瘟热的狗常有后遗症：神经质，抽搐。但她活了下来。
二
随后四年，Nickel过得大致健全。小狗生活若有大事记，不外乎这么几宗：长牙；换毛；从幼犬狗粮换到成犬狗粮；天长日久，能从主人神色揣摩主人心情。她当然也来“大姨妈”，还好不是月月红，大概半年一次；她一直是个狗处女。犬瘟热的后遗症慢慢显露。她比得病前更不喜欢同类，见到同类总是夹起尾巴。兴奋起来，想讨零食，或想出门（除非紧急，她后来习惯到外面拉屎），她会到你面前，一边尖叫，一边朝她知道的方向不停晃着脑袋，就像精神病患。睡觉时，她的一条后腿时常抽搐，偶尔惊叫，也许做了噩梦。主人有时也拿棍子吓她打她，因为她不听话，挑三拣四不吃狗粮（她很腌尖，喝光牛奶剩下狗粮，或者只吃拌进狗粮的饭菜。如果只有狗粮，她会对着狗碗怒吼或生闷气，宁愿绝食，但又不让你靠近狗碗）。知道棍子厉害，她在街上害怕轰轰隆隆的车声，害怕兰州拉面馆的师傅对着案板噼噼啪啪甩着面团。有年春节，中国城市又可大放鞭炮。窗外硝烟弥漫，她钻进角落，直到安静才肯出来。
那年，我们的生计渐入困境，我和妻子也快散伙。Nickel大概五岁，若按人的年龄换算，她正当盛年。表面看来，她是一条温顺可爱有点胆小的北京犬。她的毛病只有我们清楚。狗毕竟不是人。我们不可能跟她做心理辅导，告诉她来日方长，你要战胜自己。内外交困，我们其实也需要心理辅导。狗不嫌家贫（除了挑食），反之亦然。我和妻子愈来愈没夫妻相，我和Nickel却愈来愈亲近，虽然这个男主人有时对她过分严厉。然而狗有一点远比人强，就算主人对她有过不好，她不记恨，也不见异思迁；她对主人的依恋和忠诚无法言传，却又胜过人世间的山盟海誓。夫妻可以反目，甚至异床异梦。每天早晚，你在浴室刷牙，Nickel却会走到你的脚边半蹲，脖子仰起，不停吐着粉红的小舌头，仿佛跟你一起刷牙。她愈来愈像我。我愈来愈像她。
就快山穷水尽，我妻子在福田保税区一家港资大公司找到频繁出差的工作，我寄出的求职信却无回音。我们决定各奔生路，Nickel跟我回成都。不比那个北方女人跟德国佬分手，她有兄弟开着货车把“三百块”接回老家，我和Nickel只能坐飞机。走前十来天，我带她去打了防疫针，办好相关证明。我们给Nickel买了一个上飞机的塑料宠物箱。到了机场，她的“机票”比我们预想的便宜，但是这个宠物箱不是跟人一起登机，而是上了行李转盘：Nickel进了有氧货舱，航空公司并不保证她能活到终点。我们看着她从转盘小门消失，仿佛活生生把她送上吉凶难卜的旅程。航班很晚。深秋，将近午夜，站在成都机场抵达大厅的行李转盘前，我等着Nickel，不论死活。终于，魔术转盘把她转了回来。打开塑料宠物箱（箱底都是排泄物，她大概吓得失禁），Nickel夹着尾巴认出我。她活着到了成都。
回到成都将近三年，Nickel跟着我搬了两次家。她仍然挑食，常常不睡“沙发”，躺我床前猛打呼噜，仍然害怕同类，害怕街头轰轰隆隆的车声，害怕听到过年鞭炮，但是她也仍然每天早晚跟我一起刷牙。你洗澡时，她也半蹲门外“刷牙”；你在家上厕所，她非得挤进洗手间陪你。跟在深圳一样，她能去的地方我都带着她，尤其小街小巷相对清静的露天茶馆。
回来第一年，我的老朋友同情兄在自家门口捡了一条尖嘴巴的褐色小公狗。中国人似乎迷信狗能招财。他把这条品种难辨的小狗叫作“来来”，因为找不到人收养，暂时放在我的住处。Nickel不喜欢，对着来来尖叫，要么躲到角落。她不让我亲近来来，也不搭理来来的调戏。两只小狗把我弄得焦头烂额，尤其来来到处拉撒。过了十来天，同情兄的售楼小姐弟媳总算答应领养，带着闺蜜开着新车，到我楼下接走来来。她没见过来来，看他长得不帅，似乎有些失望。我后来听说，来来给了同情兄一个长辈亲戚；同情兄每月都给这个亲戚一点钱，算是来来的饭钱。
汶川地震那年，Nickel将近八岁。她的毛色不再漂亮，她的肚皮长满褐斑：她渐渐老了。我也过了装模作样“驰骋职场”的所谓黄金岁月，虽然随后一年我还有几段求职奇遇。靠着又写又译和好心人的资助，我依然半梦半醒。地震是在五月。我后来在我的《考工记》书中写道：“汶川地震波及成都是在下午。天气闷热，我抱着北京犬去看医生，因为之前几天她无精打采，走路摇摇晃晃。路上，她一反常态就在我的身上拉屎。到了动物医院，我的T恤短裤粘满狗屎。兽医看了狗，说要照X光。照完片，要等几分钟结果才出得来，而晃动就在这时开始。”若没记错，在这之后，Nickel一条后腿就不时发软，甚至站不起来。她的X光片不见明显异常。医生说她缺钙，但她一直都吃钙片。腿软的时候，她大概又痛又怕，也会钻进黑黑的角落。每次，我只能不停安慰她，仿佛她能听懂：“Nickel不怕，Nickel不怕。 ”
三
就像她对主人的依恋和忠诚无法言传，她的病痛也无法言传。她不听话和挑食，我后来再也不忍打她，顶多吼她两句，用棍子吓吓她。我的收入极不稳定，我的幻想愈来愈少。地震那阵，Nickel的医药费是我前妻给的，算是她对Nickel的commitment。但她慢慢忘了我的前妻。还在深圳，只有我和Nickel在家时，我有时故意叫着前妻昵称，每次她都激动，浑身发抖，跑到门口半蹲，竖起耳朵等着女主人回家。来了成都，开始两年听我这么叫，她还有反应，后来却不理会。狗和主人也需要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但是我们也很死心眼，宁愿孤独（她绝食也不吃狗粮，我过不下去还想诚实做人）。她害怕同类，喜欢亲近对她友善的陌生人，而我见识一些同类，情愿回家对着Nickel讲点狗话。我和Nickel相依为命。
Nickel快十岁了。她的牙齿掉了好几颗，太硬的骨头啃不动了，走路也愈来愈慢，愈来愈不想出门（我有时只得抱她下楼，但她落地马上往回跑）。之前一年，穷途末路，我上网公开求助。办法仍然不多，或如鸡肋。深圳一位老朋友主动汇来两笔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又可苟且一段时间，继续穷途末路，接手翻译一本耗时费神的厚书。但我又得搬家。我回成都的第二个住处，是隔成几个简陋单间的老式居民楼。隔壁某个单间的下水道出了大问题，房东干脆赶走所有房客。
搬家前不到两个月，Nickel又像地震那阵无精打采摇摇晃晃。兽医说她骨质老化，心脏也有问题，开了很贵的进口“关节生”和“心安”。外省一位朋友听说，帮我在网上买了相对便宜的同样两种药。药似乎有效。九月初，我搬到“夏威夷”一个简单清爽的“标间”，租金跟我之前住的简陋单间差别不大，这是回来将近五年，我和Nickel第一次住得相对舒适。
住进“夏威夷”一个多月，Nickel又站不起来了。还是只有吃药。看她又惊又痛拖着后腿钻到床底，我的鼻子时常发酸。老天也来添乱。十月下旬，阴冷寒潮接连好几天。我灌了热水袋放她窝里，但她不喜欢。药快吃完了。朋友又在网上帮我买了进口“心安”和关节镇痛药“卓比林”。快递公司把包裹放在楼下保安那里，保安又把包裹锁进抽屉，都没通知我。接着两三天，打电话追问，对着快递员发火，我终于收到包裹。然而这一次，药已经没效了。将近十天，她一直昏睡，不怎么吃东西。我不时帮她按摩后腿，让她多少舒服一点。
十月三十号上午，我抱着她最后一次去看兽医。中年女兽医听了听心脏，没怎么多说，试着给她打了一针止痛药（她的心脏已经受不了太强的药物），开了一管进口营养液，让我把她抱回家，让她最后过得舒服一点。午后，太阳出来了。我边洗衣服边看书。除了喘着粗气拖着后腿到浴室撒了一泡黄尿，Nickel闭着眼睛，一直侧躺窝里。奇迹不会再有。快到下午两点半，我起身凑近，她微微抬头，最后看我一眼，仿佛就等我来道别。隔壁有狗。Nickel刚走，那条狗不知怎么叫了将近半分钟。
第二天一大早，我用深圳带回来的旧沙发巾裹着她，把她放进当年上飞机的塑料宠物箱。跟她有关的杂物，没吃完的狗粮、零食和药，我装进两个购物纸袋。四十左右的肥仔是街头拉货的三轮车主，一个多月前帮我搬到“夏威夷”，他有亲戚住在南郊的城乡接合部。我拎着Nickel，肥仔拎着两个纸袋，坐的士去了很远的南郊。天色阴沉。肥仔的兄弟拿着铁铲，早就等在灰扑扑乱糟糟的公路旁。
我跟着肥仔两兄弟来到镇边，走进拆迁后的一片荒地。没有什么太好的地方。肥仔开始挖坑。听到动静，一个住在附近的中年农妇过来打探，一听葬狗，领着我们去了她家花园：她养了很多年狗，大狗小狗死了都埋花园。Nickel入土的地方，头上有两棵高高的棕榈，周围的果树花木正在凋零。肥仔两兄弟轮流挖坑时，我好几次揭开裹着Nickel的旧沙发巾，最后看她几眼。她没跟箱子一起入土，我把箱子给了农妇。然后，我坐上郊区巴士，一个人回到“夏威夷”。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钱
一
我上小学和初中时，常跟祖母去红照壁光华街的伯父家。伯父是派出所警察，他的妻子我唤作大妈，在东大街一家小学教语文；他们的女儿得了脑膜炎，不到十岁就夭折了。一九七○年代，伯父和大妈算是中国社会的小小体面人，住在一个高墙大院的最尽头，房间有地板，该是从前有钱人的公馆。每到过节，伯父和大妈都会给我零花钱，从五角一直给到十元。这些钱，包括祖母给的，还有上池北街十九号邻居给的，我大部分用来买连环画和小说。我上初中时，想买的书更多了。但是祖母在街道生产组上班，工资很少，我父亲好几年也没从内蒙给我寄生活费。有天，我跟祖母又去伯父家，看到写字台上的小小玻璃罐依然装了很多硬币。趁着大人坐在天井说话，我把几枚两角和五角的硬币揣进兜里。这是我第一次偷钱，接着又偷了几次。大人始终都没发现。
我长大了再没这样偷过钱，但不等于我就干净。一九八○年代中期，我在成都一家民营眼镜行上班，给顾客配戴那时还很稀奇的隐形眼镜，生平第一次经手营业款。我用营业款给自己买了一台当时流行的国产分体式立体声录音机，三百多块，我一直想买。没人发现我挪用公款，因为我很快把这笔钱补了回去，幸好我的工资和奖金比较高。后来，我在眼镜行失宠，混不下去，打算报考公开招工的省级国宾馆。想到之前因为近视考不上正式工作，我给自己偷偷配了一副隐形眼镜，没花一分钱。在国宾馆，我从服务员一直做到“以工代干”的人事部培训干事。之前，宾馆把我派到附近的乡镇派出所做了几个月治安联防。因为跟派出所关系好，宾馆外地员工的集体户口和暂住证都是我在办理。这是我第二次经手公款。那些办证费零零碎碎。很多时候，到了月底，工资花光，我会监守自“借”，有了钱再补回去。
尽管时有不安，但我那时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大不了，只要没人发现。我在派出所扇过小赌徒耳光，看到周围没其他人，顺带“没收”他的小钱，完全没有内疚。宾馆人事部让我出去采购各类证书，我也会让店家把发票金额开高。人人都想吃回扣。宾馆风光的同事，多是商品部经理和采购这类人，大家都很清楚他们为啥那么招摇。然而，我的权力太小，只能吃点小钱，顺带偷拿。“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我当时就知道这句俗语，也跟很多同事一样身体力行。我做客房服务员时，偷拿过卷筒卫生纸、香皂、牙具、文具、浴巾，甚至连客房的被套和床单也偷偷带回家。几个餐厅服务员跟我要好，不时会用餐刀、餐叉和碗碟来跟我互通有无，或是在我值夜班时带来好吃的，让我偷偷开间空房让他们洗澡兼过夜。我们都很开心，只要没人发现。
如果没去澳门，我很有可能烂在省级国宾馆。我的人格肯定分裂，不满现实，却又被它慢慢同化，最终善于欺骗伪装，被迫钻营。我的胆子，当然也会愈来愈大，不再满足偷拿一点卷筒卫生纸和文具，更不满足外出采购吃点小回扣；为了混得好，你必须跟周围的人同流。一九九三年，初到澳门，我的身上还有一股今天想来令我厌恶的机关干部味，哪怕之前我只是“以工代干”。这股味道，起码需要一两年才能散去，也幸好我在澳门再没机会跟钱打交道，除了我的工资。另一方面，饱受歧视的内地劳工身份，也让我更加自尊，不愿像跟我同去澳门的老罗那样，把“大家拿”这类习气带到殖民地：刚到工厂实习，他就把公司生产的小型玩具偷偷带回宿舍。这一转变，事无巨细，过程痛苦，就像我的老板Eric最初常有的训斥：“麻烦你不要把内地那一套用在这里！ ”
但我还是半新半旧。殖民地不是世外桃源，钱依然而且更加重要。内地劳工报酬低微，尤其含辛茹苦的制造业。我虽是Eric器重的文字秘书，比起其他行业的本地同行，薪水还不到他们的一半或者更低。澳门吃住都贵，要想过得稍微得体，或像老罗那样攒钱，光靠薪水显然不行。不论本地员工还是内地劳工，大家拼命加班，想用加班费来补充微薄工资。我也渐渐发现，“大家拿”并不限于内地。本地一些高级职员的加班费来得异常容易，他们下午五点一刻正常下班却不打卡，而是让其他同事代打加班卡；不像我们，即使无事可做，也得坐在那里装模作样，每晚熬到七点半，星期天还要继续加班挣钱。我们都在骗钱，理直气壮，只是有的人骗得轻松。两年过后，等我站稳脚跟，除了Eric没人敢说我，我也仿效本地高级职员，只要大老板回了香港，我都让写字楼的内地小妹代我打卡。几年下来，我白拿不少加班费。我的所谓转变，仍然停留在内心；撞到现实，立刻打回原形。
二
即使这样，我在澳门也没发财。一九九八年，我和澳门认识的劳工女友回厦门结婚，我俩全部积蓄，不过两万来块。婚后回成都，不论对我母亲妹妹，还是当着新朋旧友，我和妻子从来不置可否，因为没人觉得我们没钱，几乎所有人都断言，我们起码腰缠数十万。不屑做回让我厌恶的“以工代干”机关干部，但又找不到合适工作，我只能吃软饭，多数时间靠女人养活，意志消沉。要命的是，我们还得冒充不缺钱，一半被迫，一半装逼。我们不敢声称买不起房子，尽管那时房价低廉。我们甚至不敢坦言连冰箱也买不起，只能用一句万能谎话充面子：“我们还没定下来。”
两年后，要去深圳，我把已故祖母留给我的那间二十来平米的公房房折卖掉，以为就此不再回来。去了深圳，经济稍好，但是水涨船高，我和妻子又是宁肯委屈钱也不肯委屈自己的“大方人”。不幸的是，几年过去，我们的经济和感情同时陷入绝境。“你的家人根本帮不了你。你太没基础。”这是妻子的最终怨言。但她说得没错。之前，几乎所有经济危机，都是靠她设法应对：找借口向娘家伸手，用她从前走后门办的一张信用卡透支，最后，就连离了婚我回成都的机票和初期房租，也是靠她再向娘家开口，算是对我卖掉公房房折的“补偿”。然而这一次，不屑骗钱却又没钱，仅有的立锥之地也不复存在，我只能独自面对险恶未来。
写作（包括翻译）救了我，也害了我。精神上，它让我不至于绝望。物质上，它把我一步一步逼向绝望。我的家人根本帮不了我。我太没基础。钱就快用光。朋友把我推荐给中国一份享有盛名的文化月刊；专程去过北京，这一机会却是泡影。我的零碎文章虽然刊于报纸杂志，零星报酬只能让我更加恐慌，因为房租和生活开销，就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终于，生平第一次，我接受了一位外省网友的资助。我既尴尬又感激，因为对方慷慨解囊。她在一个小城教书，小我几岁，至今未谈朋友，谈文论艺，见解却很不凡。虽没见面，我们渐渐情投意合，前景似乎美妙。可是，那年初夏，我的第一本译著即将出版，我们也说好暑假我去看她，她却意外发作，精神崩溃，每天用电话和电邮对我轮番轰炸，满口或满纸胡言乱语，一会儿要我立刻过去结婚，一会儿骂我是骗色骗财的小人。我既难过又惊恐，几乎也快崩溃。
不管是她是我，若能从此了断，就不会再有随后那么多纠缠。可是，等她平复，我们慢慢又在联系。她的深情和理解，是我那时最需要的。她的关心和资助，我并未心安理得接受，却也是我最需要的。我想，她的崩溃，或许是个意外。她的家人电话里告诉我，她上大学时，精神抑郁，跳楼自杀未遂，落得轻度腿疾，走路有点瘸；听她说要跟我好，两人却没见过，他们不放心，也怕她遇到坏人：家人担忧，让她不堪重负。
接下来，我们继续谈文论艺。我仍然欣赏她的见解和趣味，我的写作和翻译仍然需要她的鼓励，我仍然不时急需钱：房租，吃饭，杂用。然而，我的第二本译著翻译期间和出版之前，每到盛夏，她任教的中学就快放假或是已经放假，要么因为其他事情，要么因为跟我讨论文学翻译意见不合，她又崩溃，又是电话与电邮轰炸，好话与恶言交织，要我立刻去她那里，骂我当初言而无信，说好要去却又变卦。不同于最初，虽然难过，虽然等她清醒我们又在联系，我却慢慢畏缩。她的情感和分忧让我感动，她的追求绝对和情绪反复让我惧怕，我知道我俩难有未来。但我无力摆脱自身绝境。这一绝境，让我在情感上物质上进退两难，也让我随时觉得，前后都是深渊。
三
二○○九年盛夏，她的又一次崩溃，终于让我不堪承受。除了不提这一内情，我在博客公开自己的艰难处境，引来小众围观和七嘴八舌。我的公开求助，包括那段时间向中国数家报刊和出版社求职（托人引荐，自告奋勇），并无实效。广州一位网友雪中送炭，让我不至于很快交不起房租吃不起饭，也让我再度“自杀”，继续文学翻译和写作。然而，除了情感和物质，我在精神上也愈加进退两难：一方面，看清中国的文化等现实，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知道自己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我也很难另起炉灶，放弃自己最擅长的写作和翻译。于是，等她再度平和，我们重续友谊，用她的话说：“不做夫妻也可做最好的朋友。”翌年盛夏，她比较安宁。我的简陋住处燠热难耐，她让我用冻成冰块的瓶装水贴着额头和肌肤解暑，还跟我打趣，说是冬有“汤婆子”，夏有“冰婆子”。她坚持要我买空调，很快汇来买空调的钱。但没想到，空调装好一个来月，我又被迫搬家。
二○一一年年底，我的文集《考工记》尚未出版，我去了一趟她所在的小城，在她家里住了大概十天（她睡出嫁姐姐的房间，我住她的房间），来回机票也是她买的。这是我俩仅有的见面。我觉得不管怎样，我应该去看她。然而看到她，我的内心更加复杂：我和她不可能有未来。虽然很多地方谈得来，但我很难萌生超出友谊的情感。她的善良和执着，这些年我和她的各种纠缠，却又让我无比愧疚，觉得我在作孽，仿佛真的是个骗子。面对她的一次又一次追问，我只能说自己不想再婚，哪怕以后做做男女朋友。我无法也不忍心给她一个明确答复。虽然金钱依然作怪，但是在这前后，只要还能应付，我也尽可能不再出声，有一次，还向广州那位朋友开口应急。临走前，我们说好翌年暑假她来成都看我。想到她的家人从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出远门，我让她的父母不要担心，我会照顾她。
然后，我去了阳光灿烂的大理。成都的冬天实在阴冷，我在大理的廉价客栈住了好几个月，一边写文章应付日常开销，等着我翻译的《奈保尔传》出版，一边考虑要不要移居大理，四处看房。在这期间，成都的房子虽然空着，还得照常交租，我只好找她。我在初夏回成都，准备把“家”搬到大理。但是我的书还没出版，尽管难堪，我只能再次开口，总算解决了大理第一年的房租和搬家费用。暑假快到了，但她最终没来成都，大发脾气，怪我不积极，实则我已等着她来。吵闹一阵，我们又在联系。她甚至盼望哪个暑假能来大理看看。这年年底，搬到大理不久，我拿到《奈保尔传》的翻译稿费，也即将签约一家网络媒体。想到接下来相对宽裕，我去缅甸旅行了一个月，为自己的一本游记做准备。
二○一三年，是我近十年来最轻松的一年。网络媒体的稿费来得相对容易，我也放弃了艰辛而又报酬奇低的文学翻译。只要可以应付，我也决心不再依靠别人，不管是谁。但我依然没未来。情况随时可能恶化。没住房，没社保，没积蓄，我无法长期应付困境。趁着这一难得机会，我只能拼命旅行，尽量不想也想不清楚将来，包括我和她的将来。我们时好时坏。她最终同意我们不做夫妻，只做男女朋友。我也答应跟她做男女朋友，包括将来上床。但是隔了这么远，我们无法做成男女朋友。我俩纠缠这么复杂，我也无法把她写进我的书里。终于，我的两篇长文让她勃然大怒，因为我“标榜真相又在歪曲真相”，不敢在文中提到她是我的女朋友，把她借钱给我买的宜家床垫“歪曲”成资助。事已至此，我们都是强弩之末：她觉得她看错人，我欺骗和糟蹋了她的感情；而我深感良心不安，但又无法在感情上重续旧好。
二○一四年二月，我离开大理回了成都。我签约的网络媒体，发稿渐渐偏重“热点”，而我不擅此道，稿费不再容易，但是情形要到年底才会恶化，因为我尚未出版的新书也在下半年遇到麻烦。从大理回来不到两个月，我上面提到的两篇长文之二，让她再度跟我翻脸。我们似乎终于结束了。我答应将来还钱，这些年来她的无私奉献；但是我也知道，她虽不富裕，在乎的其实不是钱。过了几个月，我去印度和尼泊尔，一边旅行，一边想着我和她的纠缠。这年十月，从印度回来不久，我主动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我深感内疚，之前没有太多考虑她；我俩这些年，的确应该珍惜，哪怕只做最好的朋友；但我也说，不要预设目标。她很感动。让我过年去她那里住住，一来看她，二来我也可以放松。
四
钱又一次作怪。从印度回来，我的经济渐渐恶化，只能应付大半年的房租和生活，不敢轻举妄动。这一次，我不好意思再让她给我买机票。年底，我打电话给她，坦言前景堪忧，短期难有改善，决定暂时不去看她，也取消了我计划的拉萨之旅。她没不高兴，反而理解。但是快到春节，她又在责备我说好要去看她却又变卦，说她后悔听信我的反省，说她终于放下了。几番怒斥，声泪俱下，她跟我又断了联系。然后，我签约的网络媒体邀请我去印度十天，原本计划四月底出行，回程飞机降落的城市，正好靠近她所在的小城。因为中转机票可以改签，我打算顺道去看她。但我事先没出声，就像我告诉她的，不要预设目标。
然而阴差阳错，印度之行两度延期，一直未能成行。趁着这一空隙，我给我的新书《爱与希望的小街》补写两篇长文。第一篇长文还没写完，她在我的博客读到，立刻打来电话怒斥，如同之前，说我歪曲真相，说我避而不谈她的存在，说我怎么过得了良心这一关，要我把她这些年的资助算出一个确切数字，要我还钱。但我知道，她在乎的依然不是钱。只是，不论钱，还是情感，我也心力交瘁。我再次答应，将来有能力，我一定还钱。
但是这笔钱，姑且以她估算，大概十五到二十万（虽然我觉得根本没这么多），我不知道今生是否还有能力偿还。就情感而言，这更是有生以来我欠下的第一笔孽债，因为情感比金钱更难估量。我小时候偷过钱，长大了骗过钱，等到不屑像周围的人那样骗钱，情形所迫，断断续续，我却接受一个未婚女人的鼓励和资助将近十年，我的确不可能心安理得。另一方面，用她的话说，她也许真的害了我。我的家人根本帮不了我，我也没基础，我真的应该尽早去找一份世俗而温饱的工作，忍气吞声，养活自己，而非一意孤行，专心文学翻译和写作，走上不归绝路。要么，在她第二次或第三次崩溃之后，既然感情上我已畏缩，我就应该快刀斩乱麻，哪怕自生自灭，也不要跟她再有反复，不管是打算做夫妻，还是男女朋友，还是最好的朋友：这笔孽债，无论金钱还是情感，肯定就会大打折扣。我们真的早该相忘于江湖。
要命的是，除非我下定决心，不再格格不入，回归所谓正常，除非出现奇迹，我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最近十年的绝望，还有钱带来的窘境、困境和绝境。但我也知道，真的“正常”，我会更绝望。就像从前我和妻子不敢坦承我们买不起房子乃至冰箱，我现在也不敢对我母亲承认我买不起社保，尽管我的撒谎不再出于装逼，而是不想听她唠叨。最近两年，大我十岁的旧相好，两次从美国回来探亲，都要催我赶紧解决社保。今年年初，她逼着我，跟我一起去了一趟社保局咨询。但我只能告诉她，房租和生活，已经耗尽我的几乎所有收入，这一收入很不稳定，我根本没有余钱长期购买社会保险。我无法考虑将来。
我的旧相好回到美国不久，我也真的再度遇险。五月中旬，我要交纳下一季度房租。想到钱袋萎缩，稿费进账减少，春节后我就开始担心，因为交了房租，五月以后我的生活就会很难，更不要说再往后的房租。即使努力写作，但是发稿很慢，稿费更迟，接下来的开支，我也根本应付不了，除非我的新书能在今年盛夏出版。虽然绝望，但我这次再也不想求人，而是听天由命。从大理回成都一年多，我不时要去看看母亲，她虽年老，却又热衷炒股，几乎每天都来电话，跟我畅谈股经。虽不想听，但我不再像从前那样不接电话，而是开着免提任她倾诉。股市很牛，我母亲赚了不少小钱。四月初，她又来电话，说我不容易，要给我一万块。我很意外。从小到大，我母亲从没给过我这么多钱。过了十来天，钱到手了，不是一万块，而是六千块。就像高中毕业我在母亲当工人的街道生产组做临时工，她帮我代领第一份工资，说是先不给我替我保管，她现在给我的一万块，也暂时扣下四千块，打算分期付款。分期付款就分期付款吧，哪怕剩下的四千块再无踪影。关键时刻，我的家人总算帮了我一次。这笔钱，足够我的这一季度房租。
二○一五年五月
注释:
[a1]:锅魁，略等于北方话中的烧饼。
[a2]:桥桥后来考上重庆一所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分到成都一家中学教书。他的父亲早就不在区属工厂了，调到一家国营客车厂做工程师兼副厂长。桥桥读大学时，我们通过几次信，他寄来他的黑白照片，穿着没系领口的军便服，站在四川美院画室，靠着一尊巨型的大卫石膏头像。桥桥当老师后，我们见过几面。他们家搬到北郊的客车厂宿舍。他的外婆还在，当然不再敞开布褂露出干瘪乳房。不知为什么，我和桥桥没有继续往来，彼此下落不明。学贵一直在街道工厂做工。我上中学和中学毕业后，跟他还有来往。我们都爱看当时流行的地摊杂志，常常互通有无。他似乎没找到老婆，我也时常见他出去买酒，他喜欢喝点儿小酒。我在省级国宾馆当服务员时，有天骑车路过市内的包家巷，看他站在另一家街道工厂门口（从前那家工厂垮了，他转到这里）。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学贵，因为他住的大杂院比我们的院子先拆。上池北街还在，全是电梯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