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地底深处会是什么感觉呢？刘亮程说：“睁开眼睛比闭着眼睛更黑。”大地上方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北斗七星永远挂在天边。地底下又有什么呢？我想象着人在地下行走……他一点点凿开阻塞，肉身往未知之处一点点挪动……世界无限地迫近他，世界只有从他的头到脚那么高，只有他展开双臂那么宽。地底的世界没有上下左右，没有东南西北。就算是走遍了全世界的人，也会在地底迷路的。于是，张旺才找到了地底的路，却迷失了现实世界的路。
如果说张旺才的行为纯属神经质，已经不是常态了。那另一个挖洞的村人玉素甫，则从始至终都是头脑清醒着的。曾经当过包工头的玉素甫是最早走出阿不旦村的人，也是最早洞悉阿不旦人生存现实的一个。他最早止步。被搁浅在时代的岸上后，他退回到阿不旦，从自己家里开始挖掘，几乎翻遍了整个阿不旦村的地下。他有条不紊地经营着自己的地下世界，步步为营。一直到最终理智地放弃为止。但是，和张旺才一样的是，玉素甫也是孤独的，也正是以挖掘行为来令已经倾斜的生活保持着平衡。
几乎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敏感地察觉到了村子里的变化。所有最最细弱的痕迹，稍纵即逝的线索，最轻微的倾斜……一旦摊开在阿不旦人平静开阔的心灵时间中，就被无限地拉展扩大开去，来龙去脉，细节然然。所有人都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了，大家都隐约知晓了地洞的事情，但谁都没有说出去。地道已经不是两个人的秘密，而是全部村人共同的秘密。
在这两人的挖掘之外，到处都是挖掘。那么多人都在挖。用本地的农具砍土曼挖，用外来的工具铁锨挖，用挖掘机挖，用钻机钻……盗墓贼在挖，考古专家在挖，石油工人在挖，矿工在挖，东突分子在挖，新农村建设在挖……一个又一个空洞，在地底膨胀开来。阿不旦村之下的大地几乎被挖成了空壳，村庄凌驾在虚空之上。
在大地日渐虚空的同时，村庄也变得越来越沉重。入侵村庄的铁器越来越多，砍土曼的尺寸越来越大，三轮摩托车渐渐代替了毛驴，运载石油的重型卡车日夜不息呼啸过村头。村庄在下沉。
在众多的挖掘行为之中下沉，在古老事物的日渐消失中下沉，在悄悄改变的生活习性中下沉，在人们寻常的言谈中下沉，在下一代人的选择中下沉。
世上有那么多的人，都在悲痛地书写着这种世界的倾覆。写啊写啊，边写边大声地说：停住吧，快停下来！他们手忙脚乱，慌张焦虑。
刘亮程却温情脉脉地写着这种倾覆，他以无比耐心的温柔，从容地描述着这场盛大的下沉。边写边温和地说：算了算了，让它去吧。
他站在村庄中心，目不斜视，缓缓写尽一切温暖的踏实的事物：人畜共处的村庄，柔软欢欣的日常生活细节，古老庄严的秩序，公平而优美的命运……一只手写出，一只手遮盖，像呵护火苗一样呵护一个一个的字眼，待它们渐渐站稳了才松开手。再看着它们一个一个孤零零地站在无边无际的空旷世界之中，一动也不敢动。
他首先是一个保护者，用笔绕着村庄画一个圈，然后走了。千年万年后再回来，那村庄依然鸡鸣犬吠，炊烟上升。而圆圈之外的世界，几乎被凿空了。
然后他再抹去那个圈，目睹它被世界从四面八方轰然围攻，日渐蚕食。他目睹树的倒掉，再种起来再倒掉；驴的被宰杀，新的驴继续出生，继续被宰杀；目睹孩子们长成了别的模样，到头来却仍然走上父辈的道路，新出生成长着的孩子们却还在马不停蹄地进行改变。
他看着发生在村庄里的一切，看一眼，说一句。那些单纯而伤心的执著，最最孤独的困惑，界限不明的悲欢喜怒，每一个人倔强而完整的一生……
有时候他看着看着，会忍不住插一把手，扶一个跌倒的人站起来，推动一个孤独的人走向爱情，让地底深处两个快要打通的地洞在黑暗中及时拐弯，远远错开。
但大部分时候他只是看着，垂落双手，只是看着而已。
只是看到最后，好像连他自己也受不了似的，开始脚步不稳，摇摇晃晃起来。
他说：……我们就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说不定啥时候，我们就掉下去，即使我们掉不下去，我们的儿子、孙子会掉下去。黑洞在地下等候。迟早有一天，轰隆一声，或者什么声音都没有，无声无息地，还没长熟的麦子掉下去，眼看吃到口的杏子掉下去，傍晚回村的羊群掉下去，房子和房前屋后的白杨树掉下去，馕坑掉下去，清真寺的拱顶和弯月掉下去，砍土曼掉下去，村长和会计掉下去，铁匠掉下去，镰刀和盘成圈的绳子掉下去，井掉下去……土地整块地下沉，路下沉，河下沉，驴的两个前蹄乱刨，什么也抓不住，嘴大张，什么也咬不住，也叫喊不出来，整个身体和身后的驴车，无声地掉进去。在驴脊背上，骑着阿不旦人的父亲、爷爷，驴车上坐着他们的妻子和花朵一样的女儿。他们的儿子没掉下去，他们回来时村庄不见了，世代生活的地方变成一个无底大坑，他们围着坑边喊，喊声掉下去，他们哭，哭声掉下去，目光和心掉下去。他们围着这个无底大坑活下去，生儿育女。死掉多少，他们再生出多少。他们出生以后还会死掉，掉进大坑。直到把所有坑填平，所有洞堵住，用一代一代人的命……
他让万驴齐鸣，让初恋落空，让最后一个阿訇终究不能圆满离世，还张着嘴，剩一口饥渴的人间欲念。他把最贵重的尊严留给一条狗，让聋子在自己一个人的华美丰盛的声音世界中迷路，让研究员王加再怎么研究也进入不了阿不旦的世界。让铁匠铺的一个弯月形指甲印记忠贞执拗地哑默了十三代铁匠。让小偷艾布的偷窃生涯竟如晴朗的夜空般深邃迷人，让艾布的一生都在隐蔽狭窄的感官拐角处，侧身而行，飘浮游荡，迷惑而幸福……他让村庄里出现的最小的一点点磨损，一点点膨胀，对应到整个世界，就成了骇人心肺的、无可挽回的巨变。
最最撕心裂肺的声音最温和，最最惊心动魄的情景最寻常平静。刘亮程一一摘去圣诞树上林林总总的装饰物，使之清晰地显露出树的本来模样，再试着把它种回大地。再回头指给我们看，说，多看几眼吧，这棵树马上要枯萎了。再也没有什么比无本之木在最后时刻显现的那一派葱茏郁绿更为悲伤。
他苦心经营着一个村庄最后的面貌。哪怕这个村庄已经没有根了，村庄下面的大地被挖空了，他仍然使之完好地坐落在视野中。让村里的人继续若无其事地走在强大的传统生活的惯性里面，令每一个人的每一天绵绵不绝展开，永无尽头。他把一切千钧一发的危险按捺住，将逼到近旁的攻击暂时封杀。他从第一个字守候到最后一个字。故事结束了他还不能松手，于是他只好令故事以远远不曾结束的面目去结束。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村庄远在他的文字结束之前，就已经消失了。
石油天生应该深埋地底，悲痛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里。越是不可触动的事物越脆弱。刘亮程坚持让不可触动的事物保持独立，不管铁的坚硬，不顾人心的涣散，不理会唯一的那一个最终结局——这不只是出于善意，更是出于勇气一般。
他勇敢地残忍着，像是为了报复我们，才把这样的文字写到世上。他边写边说：你们后悔了吗？你们终于开始后悔了吗？他让我们记起自己在遥远时间里做错的那些事情，让我们在字里行间一脚踩空，坠入世间最大的一个空洞。
对了对了，还有年轻人张金炫目的声音世界，茂盛的声音森林。故事最最开始时，声音最先华丽登场，向每一处感官轰然敞开大门，扯开幕布，呈现出阿不旦这个气韵充沛、底气十足的村庄。似乎一万年都不会旧去，一万年都不会被磨损。
到了结尾，这声音的世界繁华尽去，统统交给了聋子张金去完整地保留着它。然而张金虽然保留了最完整的过去，但他的未来却比任何人都更渺茫、更难以确定。
嗯，看完了，又激动又难过。
（2009年）
到哈萨克斯坦去
这些年，我们村的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举家迁往哈萨克斯坦国。大家都说那边比这边好，好找工作，看病、孩子上学都不花钱，房子也便宜，商品也地道，绝对没假货。
但过不了多久，又有人陆陆续续往回搬，抱怨说，那边好是好，就是治安太差了。孩子差点跟着坏人学吸毒。看来，习惯了社会主义后，就很难习惯资本主义了。
扎克拜妈妈的大儿媳妇的娘家也在去年迁去了哈国，雇了一辆卡车拉走了全部家当，只留下一座空院子和班班。我很喜欢班班，班班太可怜了。那天追着卡车跑了好远，永远也不能理解何为“分离”。班班是一只长毛的哈萨克牧羊犬，已经很老很老了，扎克拜妈妈一家收留了它，转场时把它也带进了夏牧场。看起来它很快适应了新家，很负责地看管羊群或冲着陌生人吠叫。但是我猜，它一定永远都在期待着某一天那辆载满家什的卡车在原野上走着走着，就掉头往家驶来——好像那时大家才终于记起家里还有一个班班。
到了今天，背井离乡已经不是什么凄惨的事情了，抛弃过去的生活也不再需要付出多么艰难的勇气。想走的人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连一把破破旧旧的小木凳也不忘带上，想法子塞进行李缝里。到了新家后，旧日的壁毯往墙上一挂，相同的位置摆好茶叶袋和盐袋，然后解开裹着食物的餐布铺在花毡上。好了！生活又一成不变地展开了！好像生活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至于回来的人呢，哪怕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没能看出一丝的改变和疲惫。那些人，当他们再回来时，更多是作为欢喜的人而不是沮丧懊恼的人。很好啊。大家都不是那么执著。
如果可以，扎克拜妈妈也想去哈萨克斯坦呢。扎克拜妈妈也热爱着哈萨克斯坦，但具体热爱那里的什么，就说不大明白了。她与大家一样额外推崇从哈国那边带过来的东西——糖果、茶叶、服装……总之只要是那边的，就一定好得不得了。不过也的确，比如那边的糖果就很不错，虽然工艺还停留在我们几十年前的水平，大都是蜡纸包装的，很少有塑料纸包装，看着非常亲切，吃起来口感也地道，很有童年的感觉。而这边的糖果（除非是价位昂贵的）大都只是包装漂亮而已，甚至许多糖看起来晶莹闪亮，但含在嘴里却没一点甜味，也不知是什么胶做的。仔细想一想，都觉得可怕——花钱只是为了买个漂亮。
扎克拜妈妈给大家分糖时，若发现有一枚哈国那边生产的糖果，会立刻不顾孩子们的哀怨，捡出来重新锁回箱子里去。
她有一条大大的银灰色安哥拉羊毛头巾，每当使用它时都会骄傲地对我说：“李娟，这是哈萨克斯坦的！”
扎克拜妈妈牙疼，她说要是在哈萨克斯坦的话，拔一颗牙才一百块钱，而县城的私人小诊所都得花三百！
那么，大约她是认为去到那边的话，会生活得更宽裕、更从容吧？但是，每当我看到她傍晚赶羊，走在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就地一坐，向后一仰，整个身子躺倒在大地上，向着深厚的土地惬意地疏散开浑身的疲惫。她真舍得离开自己的牧场和牛羊吗？
还有卡西，一谈起哈国就满脸神往，赞叹那边真是样样都好，干啥都称心如意！好像去过了好几次。
去年夏日的一个清晨里，在阿克哈拉，我妈沿着沙漠中的公路散步的时候，看到村东头的沙合提别克在前面不远处驾着一辆破旧的农用小四轮拖拉机，“空！空！空空……”一步三摇，慢吞吞前行。小小的车斗里满满当当地堆着箱笼被褥、沙发衣柜。
她疾走几步赶上他：“啊！这个黑老汉，干什么去啊？”
“这个么——”他在轰鸣的引擎声中兴高采烈地大喊，“到哈萨克斯坦去！”
我妈大惊：“那，路上打算走几年？”
他乐呵呵地回答：“胡说！哪里要走几年？这样走的话嘛，也就一个多礼拜吧。这两天要是不下雨，明天晚上就走到海子边啦。后天就进北屯，争取再走一天到吉木乃，再住一晚，再走一天，再住一晚，再走一天。然后就出国门啦！”……
真让人羡慕。看他那个劲头，别说哈国了，就算是里海，他的拖拉机也完全没问题。
哎！出国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似乎念头一闪，即可成真。
每当我丢着小石块，嘴里“啾！啾——”地吆喝着，赶着羊群缓缓走在荒凉的大地中，老狗班班形影不离地跟着，总会想到沙合提别克，好像他此时仍乐呵呵地、慢吞吞地走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空！空空”地驾着拖拉机。生活嘛，慢慢去做好了。更多的变化会在更短的时间里涤荡这片大地，然而哪怕是世界翻了个个儿，古老的心灵仍然耐心地走在命运的道路上。哎，怎么说呢——谢天谢地！
其实主要想说的是我们家邻居阔阔来的事。他家早就打算迁到哈国了。他家非常富裕，牛羊很多。女儿也整洁伶俐，能说满口令人惊讶的汉话——她在乌鲁木齐念过书的呢！一看就知这样的姑娘是不会在破旧的乡村待一辈子的。
当时据说办好了所有手续，牛羊也处理完毕，大件的家具电器、贵重的衣物毡毯先雇车运过去了，寄放在哈国那边的亲戚家里。然后迅速低价卖掉了这边的房子，向公家退停了自家的草料地。
但接下来不知出了什么事，这一家人暂时出不了国门。便在村里的文化站（一直空闲着）租了一个房间，简简单单支了床、灶，凑合着住下。结果这一凑合，就凑合了五年。
这五年里，这家人衣着寒酸简陋（好衣服都在哈国呢），大大小小六口人挤一个大通铺睡觉，在门口的空地上升起火堆用铁盆烤馕。
阔阔来的女儿仍然骄傲而清洁，每天都在洗衣服。明明家徒四壁，有什么可收拾的呢？却仍见她忙得没完没了，不停地归整物什。
她家一有点儿剩饭，就会拿来喂我家的鸡。并且一看到有野狗靠近我家的鸡窝就帮忙赶跑。
如此殷勤，只为能天天来我家院里挑水。我家有一眼水质很不错的压水井。去别人家挑水的话，一个月要付二十元钱，我家是免费的。
冬天里，每一户有井的人家都会忌讳外人频频上门打水。因为溅下的残水总是搞得井台覆着又厚又滑的冰，老人小孩不能靠近。出门一路上溅的冰水也影响着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而冬天的阿克哈拉，水位线很底，无论多深的井，每天打不了几桶水就见底了。所以水算是很珍贵了。而我家地势偏低，水量大，每天被人多打几桶是不影响生活的。再说也实在可怜这一家人。
因此，这家人很感激我们。作为邻居，大家很亲近的。
到了第四年，大约去哈国的希望全部破灭（随之失去的怕是还有遥遥搁浅在哈国的那些体面的家什物件和从前富裕的生活）。他们只好决定在阿克哈拉从头开始，重新盖一座房子。
他们买下了公路对面荒野中的一小块土地（全村只有那里宅基地价最便宜，一平方米只要两块钱）。在很多个炎热的夏日里，阔阔来和十四岁的大儿子不停地到公路北面很远的渠沟边拉水回家打土坯，九岁的小儿子前前后后地搬运、打杂。很久才打够了够盖一套小房子的土坯。然后他们又借来拖拉机去戈壁滩深处拉石料，像模像样地砌起了不错的地基。
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盖房子——他们居然也全靠自己！一个工匠也不雇。我妈说：“可能别人盖房子时，他天天跑去观摩，就学会了呗。”
女儿和泥巴，母亲一块一块地递土坯，大弟弟在上面牵根绳子往上拉土坯，高处的父亲一块一块地砌墙，爷爷和小弟弟运砂石，架椽子。一个夏天过去了，一座泥土房子慢吞吞地从大地上生长起来了。除了门、窗、檩条，居然一分钱也没花。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呢！
要知道我们几年前雇工匠盖房子时，可是花了一万多块钱的。全部用料还是自己备下的。
自己盖的房子固然亲切，可是敢住进去吗？毕竟不是专业的。
接下来，他们开始在家门口打井。这一次仍然自己动手挖，于是又省去了两千块钱的机械打井费。
打井必须得在冬天里，那时水位线底。于是这一家人在最寒冷的日子里忙了一个多月。女儿和父亲在井底掏土，两个男孩在地面上拉土。因为那块地地势高，足足挖了十几米才渗出一点点水来。
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辛辛苦苦打出了水，一尝，却根本不能饮用，异常咸苦，碱太重了——用这种水洗衣服都不行，晾干后，布料上会泛一层厚厚的白碱，黑衣服也会变成白衣服。
于是他们只好继续在我家打水。而那时我们已经不是邻居了，打一次水得穿过公路，走很远很远。
接下来他们四处借钱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小车，本来打算靠这辆车在荒野里拉拉客，跑跑运输赚点钱。但买回来的第一天起就东修西修，不到一个月就彻底报废了。至今停弃在他家门口，车后备箱的盖子用铁丝五花大绑固定着，四个轮胎一瘪到底。
总之生活似乎越来越绝望。可是生活还是得继续，孩子们在成长，女孩子也到了出嫁的年纪。家庭变故惨重，但根还在呢，再一点点从大地生长出来吧。一切都会缓过来的。他们又凑钱买了几头山羊，未来的生活便靠这些山羊的慢慢繁衍与壮大。
女儿终日操持家务。夏天，母亲和父亲在附近几个农业村庄里四处打工、干农活。冬天去县城里的选矿厂打零工。两个男孩子也在课余时间帮人打土坯、敲葵花，想着法子赚钱。
贫穷不是不体面的事，况且他们是坚强的，失去一切之后，至少还没有失去劳动的能力和权利。阔阔来一家仍然有完整的家庭以及完整的生活。因此他们也受到大家的尊重与帮助。他家的女儿依旧漂亮自信，听说已经和一个牧业家庭的男孩订婚了。
哈萨克斯坦的梦破灭了，但追求“更好一些的生活”的想法仍没有改变。去哈萨克斯坦有什么不对呢？去不成就算了。因去哈萨克斯坦而深受重创的事也算了吧。好在大家都不是那么执著。
（2008年）
乡村话题
秋冬交接的季节里，水汽弥漫的江心洲开遍了菊花。穿过菊花地，有人告诉我：路边这块青菜地中央微微凸起的一小块土包，是年代久远的坟墓。还告诉我：此地的农民，有坟前不立碑的风俗——死后随便埋在自家门前菜地里，仅有两三代之内的后代能记得那处地方，记得下面埋着的是哪一位祖先。
我便留心观察，发现田野里还有好几处这样的小土包，一个个不过脸盆大小，周围团团簇簇生长着青菜或蓬蒿。有一个还微耸在扁豆架下，一小串紫扁豆轻轻地垂下来，嘴唇触着泥土。
这些郁郁葱葱的无名坟墓，仿佛在下面裹藏的，不是冰冷的棺木，而是蜷伏着一个个温柔呼吸着的熟睡婴儿。扒开泥土的话，他就揉揉眼睛，翻个身又继续呼呼睡去，香甜而温暖。
一路走过去，田野里的野草们纷纷深藏着自己美丽的名字而平凡地生长。我们只知道乡村是美好的，却从不曾细究这美好的因由。我们无论多么向往乡村情调，都不敢落脚乡村的真实生活。我们连乡村里的一株草都不认识。
不晓得埋在那个坟墓里的是谁，一无所知地路过这片田野的人，真是又孤独又尴尬啊。骨灰强作潇洒地挥入大海，或是姓氏堂皇地跻身大众公墓——似乎这人世间的大部分结局都不如田间这方小小的土包来得温馨自得。真让人嫉妒。
乡村的时间平缓前行，波澜不起。与一千年前一样，大家还保留着在自家屋前田边栽种木槿树的习惯——大家仍相信这种古老的界树是吉祥美好的事物，会改善风水，有利于家庭团结和后代生长。而且木槿开花实在很热闹很漂亮，看着都心里愉快。但只有做学问的人，才晓得在古时，木槿花一直冠盖群芳，只有最美的女子才形容以“颜若槿容”。真是好像只有乡村才继承了我们最后的、最纯正的民族气质。
只有乡村的女孩子能从祖母那里学会用木槿叶拧出的浓稠汁水洗头发，洗出来的头发光滑清洁，很有名牌洗发水护发素的功效。乡村真是神奇！乡村看似容易进入，容易接受，容易被改变，但乡村的心灵所包裹的那层外壳，是坚硬而冰冷的。这倒与人死后薄薄地敷上的那层温和泥土恰恰相反。
（2008年）
扫帚的正确使用方法
以前打工的时候，老板娘家的扫帚是那种传统的高粱秆子扎的。新买来时，胖乎乎、蓬茸茸，扫起地来所向无敌。每天干完活开始打扫卫生时，老板娘都会盯着我们扫地，并千叮咛万嘱咐：扫帚用完后要倒过来放啊……倒过来靠墙角立着啊，高粱秆那头结实啊，高粱枝子朝下的话，几天就朝一边倒了啊……朝一边倒，几个月就折断完了啊……断了就没扫帚了啊，过年才换新扫帚啊……
扫帚倒过来放的确能有效延长扫帚的使用寿命。但尽管这么仔细，一把扫帚还是很难用到年底。因此一年的最后两个月时间里，扫帚秃得只剩个扫帚杆了，倒过来用还更好使一些。扫起地来，那不叫“扫地”，叫“捣地”——用那根尚扎成一束的高粱秃把一点一点把垃圾捣往一处，然后设法用脚或手推进簸箕。没办法，他家坚决一年只用一把扫帚，不到大年初一誓死不换。
可后来自己开始生活时，不由自主地也开始珍惜扫帚。在路上看到环卫大叔大妈们使大大的竹枝扫帚扫大街时，统统都是往前一下一下地推着扫，没有一个侧过扫帚左一下右一下扫的，便非常担忧，那该多费扫帚啊，怕是几天就磨秃一根了。不过这么说话很可耻，若自己也开始干那活的话，肯定也会那样扫了——既然大家都那样扫，一定是有其道理的，比如不累啊、方便啊之类。
在南京江心洲租房子，房东老两口都是老实朴素的农民，院子收拾得干净利索。有一次我出远门玩了一个星期回来，就怎么也找不到扫帚了。跑去问房东老太，老人答应着，颤巍巍穿过院子里的青菜地，扒开围墙下码着的一垛砖，好半天才拔出结结实实压在砖下的那把塑料长柄扫帚。我不由莫名其妙——至于吗？藏这么结实。后来才知道，不是藏扫帚，而是为了把那把已经被我和另外两个房客用得塑料须乱蓬蓬，且全往一边卷曲弯倒的扫帚紧紧地压住，使塑料须重新平展整齐，方便使用。
于是我每天用完扫帚后，也照样平放在地上，提一桶水压住扫帚的须子。第二天取出，虽说不至于变得跟新的一样，但的确跟新的一样好使。
这把扫帚很破旧了，又是几块钱的便宜货。在我们看来，根本就是一次性的器具嘛，不能用了就一扔了之。可是想想看，一次性的生活多悲哀啊，什么也留不住似的——生活中一切都崭新锃亮，像永远身处暂居之地。
保养一把扫帚和保养一部车的心境当然大不一样。只是，若想到一样器具在精心照料下得以长久地使用在生活中，像是有生命的一个同居者一样，便觉得很踏实安稳。
再想一想多年前那个老板娘，又觉得吝啬与珍惜其实只有一点点模糊的区别。
（2008年）
户口和暂住证的事
我小的时候学习并不好，可小学毕业时却接到了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使我的家人大喜过望。我自然也很高兴，报名之前还偷偷跑去看了看新校园。新校园对我来说大得不可思议，还有池塘和小树林。课间铃声是庄重悠远的铁钟声而不是电铃。教学大楼的墙体上砌的是莹莹的汉白玉而不是瓷砖。主楼前有两个铺满明黄色睡莲的方池塘，里面还有许多鲜艳的红色鲤鱼游来游去。
可到了报名那一天，同样的问题出现了，我没有户口，学校拒绝接收。
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因此并不特别惊慌。学最终还是得上的，这些问题自有家长去解决。
然而心里的那种别扭与难堪仍然不可抹杀。
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妈妈是离职的兵团人，没有单位，非农非工，我们娘儿俩一起当盲流，不停地搬家，换学校。
似乎早已习惯了，又似乎永远都不能习惯——每当老师说：“没有户口的站起来。”我就心怀巨大的不安站起来，孤零零地站起来，像是一个做了坏事的人那样站起来。
我忘记了那些年老师出于什么原因非要让没户口的站起来，只记得一学期里总会有这么一两次。也许是涉及什么费用，也许要作什么统计。忘了，全忘了。可能是刻意忘记的吧？可能潜意识里巴不得挖地三尺，想把相关内容统统抠去。
有时老师也会说：“没有户口的站到一边去！”
我就在众目睽睽中站到一边，孤零零地远离大家，觉得自己似乎永远也回不到原来的序列中去了。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不知为何竟如此介意这样一件事情。“有户口”这种事，在其他同学那里是理所应当的，而自己居然没有，肯定就有问题了。而有问题的人还想要继续读书，还装作没事似的和大家坐在一起学习、游戏——这绝对是自己的错！是妈妈的错！是她害我没户口，害我和同学们都不一样，害我如同占小便宜一般地夹在大家中间成长学习着。害我每年都要麻烦老师把我从座位上叫起来一次，仔细地盘问我为什么没有户口——尽管上学期已经盘问过了。那时，教室安安静静，大家侧耳倾听。老师盘问的每一句话都无限地被这安静和倾听拉长、放大，意味深长。我真是一个制造意外的人，真是个多余的人。
由于很怨怪我妈，就跑回家向她哭诉。弄得她很恼火，便打了我一顿。
另外没户口的话，学费总是会比大家高出好多。好在有段时间我家开有商店（那时全富蕴县一共才四五家商店），家里还算有钱。我的新衣服总是比同学们多。然而又因为没有户口，让人觉得有钱也是耻辱的事情，穿新衣服也是难为情的事情。新衣服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户口都没有……
因此，那一年，当新学校新生报到处的老师依旧拒绝为我办手续时，我立刻就扭头溜了，只留下外婆在那里对老师努力地解释、哀求。
那天外婆一回到家，就开始四处奔走，到居委会开证明，到原学校开介绍信，跑了整整一天。
我没有户口，照样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因此倒并不担心会没得学上。唯一担心的是会不会因此转校。那个学校多漂亮啊，多舍不得啊！
第二天，外婆带着我再次去新学校报名，可仍然被拒绝了。
原因似乎是落了一道什么手续。外婆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沟通起来很困难，很多事情都不能明白。但她也知道那所学校是所好学校，是不能放弃的。于是就在那里缠着老师一个劲儿地磨叽，却一点儿也磨叽不到点子上去。那个老师似乎显得很不耐烦，不时地起身做出要离开的意思。每当外婆的磨叽告一段落，他就回应同样的一句话：“老人家，这些我都晓得，但这个事你莫来找我。”
外婆越说越急，最后都快哭出来一般：“老师啊，这个娃儿是烈士的后代！我的两个弟弟都死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家再也没得男人了。”
这话使旁边的我大吃一惊！虽然我早就知道我们家出过烈士，家里大门上一直钉着“光荣烈属”的铜牌，也知道烈士是极大的一种荣誉——但没想到，这种荣誉居然也能分给我一份。
然而紧接着，又知道了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连户口都没有，烈士后代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那个老师仍然回答道：“老人家，这些我都晓得，但这个事莫来找我。”
虽然小有波折，事情后来还是解决了——和之前的每一次一样。我多交了些借读费，还是进入了那所漂亮而优秀的学校就读，一待就是三年。算下来，那应该是我待过的所有学校里，时间最长的一所。但这并不意味着稳定。尽管这三年之中，因没有户口而被老师从座位上单独叫起来的次数不过只有六次而已。
我外婆一辈子没户口，照样活到九十六岁（顶多是重阳节时没人来慰问罢了）。但是由于没有户口，就算活到九十六岁了也没人承认。
前两年，我妈总算帮我把户口从兵团调了过来。这才知道，自己居然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而且籍贯还是河南，天知道是谁的户口安到我头上了。无论如何，总算成了一个有户口的人了。然而，那两年我的家庭仍然奔波不定，我的户口所在地又没有住房，只好把户口挂在县城一家其实并不熟悉的老乡的家里（我们熟悉的朋友似乎也都是没户口的）。可是那家老乡不久后搬了家，失去了所有的联系。于是乎，我又成了一个没户口的人。
除户口之外，没暂住证也是很麻烦的事。七八年前，我在乌鲁木齐一家地下黑车间里当车工，干流水线。老板没办执照，我们也没办暂住证。大家都耗子似的生活得偷偷摸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连夜市都不敢去逛。因为当时传言说夜市上也开始有警察查暂住证了。还说他们一见到民工打扮的就要求出示暂住证，若拿不出来，就当场带走，并且还让所有人排成一列队押送到什么地方办罚款手续。
虽然我在夜市上一次也没被逮到过，但那样的队伍的确是看到过的。那些头发零乱、趿着拖鞋的打工仔们，嬉皮笑脸、一路骂闹着长长地走过大街。每一个人都强作无所谓，整列队伍强忍着不安。
暂住证一年一换，换一次九十八块钱。这个价格打得很有策略：说起来只是两位数的支出，其实跟一百差不多。现在想想看都觉得很稀奇：那时候我们居然穷得连九十八块钱都掏不起。
尽管很小心，后来还是被逮到过一次。
我们这些打工的怕公安局，当老板的则怕工商局。为防端窝，我们全都通宵干活，白天才休息。车间角落一面宽大的裁衣板算是我们几个女孩子的床，另一个车间的另一面案板是男同胞的床。白天老板就把车间锁了，装出里面没人的样子。因此每到睡前，我们渴死也不敢喝水，不然的话，到时候憋死也上不成厕所。
那天老板进车间取东西，出去时忘了锁门。正睡得香呢，突然有人闯进车间，大声地嚷嚷着什么。我们几个女孩子睡眼惺忪地翻身起来，看到他们疾步走过来，前面一个人掏出一个小牌子，在我们眼前迅速晃了一下，厉声道：“你！出来！！还有你、你、你，统统出来！”
有人胆怯地问道：“怎么了？”他便又不耐烦地晃了一下工作证，算是说明了一切。我们这才勉强清醒过来。而之前已经连续工作了近二十个小时，刚躺下不过两三个钟头。人生最悲惨的时刻真是莫过于头昏脑涨之时却遭遇晴天霹雳。
总之大家都吓坏了。年纪最小的姑娘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有两个姑娘犹豫着开始起身取衣服。还有一个吓蒙了似的，捂在被窝里不敢动。
虽然我也很害怕，但还是故作镇静地说：“那你们先出去，等我们先穿上衣服再说。”
他们愣了愣，说：“快点！”气势汹汹甩门出去了。
其实之前我确实是那样想的——等他们出去后，穿好衣服就跟他们走。可当他们真的走出门后，突然间却改变了主意。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怒意，使我一下子跳下案板冲过去，别上了插销，反锁了门。我从来都不是什么脸皮厚的人，况且那时又是自己理亏（仅仅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仅仅因为我们没有钱办暂住证就理亏……）。但那一刻，出于极度疲惫和对生活的无望，突然间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对其他人说：“睡吧睡吧，实在太瞌睡了……”一头钻回了被窝。
她们都害怕得不得了，说：“这样行不行？”
我说：“咋不行。”
很快，外面的人觉察出不对劲了，大力敲着门问：“好了吗？到底好了没有？快点快点！”
后来就开始砸门，又用力地踹门，大声叫骂、威胁。门扇忽闪忽闪的，似乎马上就要被踹开了。最小的那个姑娘又哭了起来，后来大家都跟着哭。
她们对我说：“还是把门打开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捂着被子，也害怕地流下了眼泪。后来终于渐渐沉入深深的睡眠之中。
更早的时候，我和我的家庭跟随哈萨克牧民进入深山夏牧场做生意，在深山里支了个帐篷卖粮油日杂。然而，哪怕在那种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五分之一个人的深山老林里，照样有查暂住证的。那几个边防派出所的家伙实在讨厌，没事就到我们帐篷边转一转。看到门口晾的有野木耳，摸摸成色不错，就统统打包兜走。看到油锅里正在炸野鱼，就排成队站在锅边等着鱼出锅，然后每人左右手各拎一条小鱼，排着队站在锅边津津有味地吃……比在自己家还随意，无论干什么都不消和主人家打招呼。虽说占的便宜都不大，但就是让人恼火。
并且做这些事时，如果你脸色不好看，他就严厉地管你要边防通行证。你说有啊。他又立刻改口要看暂住证。反正总得要一样你没有的。
（2007年）
我饲养的老鼠
厨房里有一只老鼠，于是我每天都要从自己的伙食里匀一勺子饭菜喂它。要是哪一天忘了喂，它就会趁月黑风高之时咬烂我的米袋子，在我的红薯和胡萝卜上留下一排排整齐的牙印，啃断我挂在墙上的香肠，还要在我的碗架上留下能坏很多锅汤的小东西。
没办法，只好忍气吞声地把食物定时放在固定的地方，恭候它享用。好在，只要喂饱了它，它就绝对不会给我惹事的。
而且，每天早上起来，看到昨晚留下的食物消失得一干二净，实在令人莫名地心满意足。好像它领了你的情，达成了默契。任何一场沟通，总是和情感有关的嘛。
可是前一段时间，单位的零姐姐送给我一只漂亮的猫咪。没几天，猫就把我喂养的这只唯一的老鼠抓住吃掉了。
猫猫逮着老鼠时，并没有急于享用，而是在地板上扔过来扔过去地玩弄了好一阵。
这时我才看到这个被我亲自喂了好几个月的小东西是什么模样。哎呀，这么小，居然只有一节五号电池那么长。亏我天天给它吃那么多东西，肉都长到哪里去了？
对了，为什么说这只老鼠是我养的唯一的老鼠呢？
因为，自从猫猫把它吃了以后，厨房里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开始一段时间，我仍然习惯性地每天舀一勺子饭放在厨房角落同样的位置。可是，那一堆饭却越堆越多，再也没消减一分一毫。
不知为什么，直到现在，每天早上做饭时我还是会往那里看一眼，倒有些希望那里会突然空了。
顺便说说我的猫咪，它通体雪白，没有一根杂毛。但是，独独一条长尾巴却黑漆漆的，同样没一根杂毛。
（2006年）
访客
除了喂老鼠以外，我还喂养着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东西。之所以说“莫名其妙”，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它们到底都是什么。只知道头一天留给它们的饭菜，第二天总会消失得干干净净。
都是些剩饭菜，虽说不能吃了，但总归是食物啊，食物总归是用以滋养生命的。若把它们倒进垃圾堆的话，也就白白地腐坏了。
每天傍晚，我将它们倒在后门的台阶旁。于是在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夜里，那些长着明亮眼睛的小东西就悄悄地向我家后门靠近了。到了台阶附近，先站立片刻，凝神倾听，然后才按捺着喜悦慢慢走向食物。
另有一些时候，等它走近了，才发现食物们已经被某位仁兄捷足先登了。于是它在原地轻嗅一阵，又等待了一会儿，这才失望地转身消失在黑暗之中。
然而所有这些，我都不知道。只知道早上打开后门，台阶上空空如也，好像自己从来都不曾在那一处留下过什么东西。
直到下了一场大雪之后，才搞清楚一夜之间来了多少访客。
最大的访客估计是一条流浪狗。狗的爪印一看就知道。
还有一种小动物，小多了，比我的小狗赛虎还小。脚爪印非常可爱，圆形的，隔十公分留一个，非常均匀整齐地呈一线排列。它从北面遥遥过来，经过家门口，上了台阶，并且原地转了几圈。可能还敲了敲门，又期待了一会儿，但终于还是离去了，小脚印消失在了南面的雪野中。
还有一种脚印，拖拖拉拉地走着的，每走一步都会在雪地上刨出长长的雪道。后蹄与前蹄落脚点平行隔排着，从容不迫，四平八稳。
还有两行像是野兔子的脚印。
可是却没有一行人的脚印。
头一天晚上，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一点儿也不知道外面下雪的事情。更不知道雪停后，这些访客如何一一前来，又一一失望而去。雪盖住了食物，它们的失望，让人越想象，越心焦。
（2006年）
邻居
河边一带住着许多人家，但全都背朝着河生活，门朝河开的只有我一家。于是，河边这条土路上似乎只有我和小狗赛虎整天来来回回走动着。又好像河边这么大一片开阔的地方，只住着我们一家人。
但是一个月前，北面河上游两百米处的一间砖房又住进了一家人。从此，河边就有两家人住了，我们终于有了邻居。
这家邻居的房子似乎空了很多年。几年前我刚到阿勒泰时，每天傍晚下班后，都要散步五六公里才回家。而每次总要特意经过这段寂静美丽的小路。那时就已经注意到那座红砖房了。总是看到房前的台阶缝隙里长出的齐腰深的杂草，把铁皮门堵得严严实实，门上的锁锈得似乎敲一敲就散碎了。屋顶上也长了深厚的草。那时我就在想，这房子怕是荒了一百年了。而很多荒凉的房子都是情形凄惨的，可这间房子却荒得自在而浪漫。
没想到，后来自己的住处居然会和这座房子成为邻居。
这房子只有独独的一间，门口直对着河，也没拦什么院墙。新来的这一家人从河边拖回了几截粗大浮木，在门口栽上桩子。又在河边割了些芦苇和野油菜秆，扎成把，拦在木头上绑定，这样就圈了块四五个平方的空地，算作是“院子”。“院墙”的豁口处横着挡了一扇破木板，用来防止路过的牲畜随便进入。然后在“院子”里斜斜横牵一根绳子，每天都可以看到绳子上晾着衣服和尿布。于是，一个家就这样落成了。
这家人可能是刚从内地来打工的民工。我观察了一下，一共五口人：夫妻俩，一个老奶奶，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头发短短的，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有一个小婴儿，正在学走路。
那个大一些的孩子没有上学，天天跟着老奶奶在深深的河岸下拾捡搁浅在水边的柴枝及矿泉水瓶。
有一次，我在河边散步时，突然看到那个孩子的小脑袋在脚边露了出来，吓了一大跳！定睛一看，那孩子正在河岸下揪着一把草往上爬，而老奶奶在下面踮着脚尖努力托着孩子的腰身，眼看就托不住了。那孩子悬在半空，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手里揪着的草丛纷纷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