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火车也好，白昼的旅行也好，我总要把持住窗口的位子，一直歪着头看窗外。窗外有好景致嘛，我就是喜欢看。那些一掠而过的草木和房屋，那些向后倒退的三两个行人，移动不了，再快也跑不过去的是一片大野地。我说过，只是在火车上我才真正看见了大地，大地之大，大的地。所有的叶子都黄了，荒了，落了，几棵柳树繁茂的细枝条丛丛簇簇，竟然是泛着红色。沿途多处的芦苇荒在干枯的河道里，没有人收割。还蓄着去年河水的水渠和河流，满满当当地结了冰，远远看去我以为是一条明亮的路。光滑，惨白，是这个冬天的镜子。
看，我说到了路，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窗外的野地里寻找的，大约就是这个“路”。这些年里坚定地不把目光从火车外的野地里移开，应该就是因为这些路。现在，它们终于浮到我的眼前。在此之前，它们已经浮出了大地之上，只是我没有看见。现在看见了，那么多。像从座位下的铁轨处开始生长，曲折蛇行，盘旋在一块野地。也有直走的，与风的方向相同，直来直去。几乎所有的路都高出地面，这是我在火车上发现的。
冬天里，它们结实，明亮，如同一条条带子和河流，它们把大地聚集在了一起。人家说，路是脚踩出来的。其实不如说，路是脚印堆积而成的。所有的脚印都是透明的，无数的人把他们的脚印叠放在一条带状的土地上，就成了明亮的路，就有了厚度，它们不得不高出地面。你第一次看到它们，才会发现，它们像突然之间从大地上浮起来。一茬茬人死去，脚印留下来，变成路，交错，纠结。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开始落下第一个脚印，也不知道这一条条路最终通向哪里。
我对每一条路都充满兴趣，它们在我视野尽头隐入大地深处，它们会在哪个地方结束，又会从哪个地方重新开始。我盯着一条路，看着它被两行树和一片荒草淹没。看不见，它也在，那么多的脚印必然需要有个好的去处。我想象它如一湾水蜿蜒前行，奔向一间屋子，一个人，那个人站在门前，举起清白的手，她望去路如看来生，她如送如迎，对远道而来的人微笑。在风里，她有鲜活温润的身体。那条路在她脚边停下，然后重新开始，从此布满大地。
2005年2月6日，在东海
贵人
很多年前我遇到一个瘸腿女人，她跟我说：“你总有贵人相助。”说话的时候正给我看手相，她又说：“现在，我就是你的贵人。”我很高兴。屋子里还有三个人，他们是我室友。她只说我有贵人相助。那一年我念初二，父亲托人在镇上医院的家属区帮我找到一张床位，房间里四张床，另外三张住着医院员工和他们亲友的子弟，他们念初三和高二。阴天，刚下过雨，我和室友吃过晚饭正打算去上晚自修，瘸腿女人从一小摊雨水里走过来，运动鞋上依然沾着泥。个头不高，我记不清她是不是长头发了。她向我们打听一个地方，我们都说不明白。她就说，进你们屋坐坐吧，反正时间还早。我们就让她进去。她坐在我的床上，我们排成一排坐在她对面。我没见过如此能说的陌生人，她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包括看手相。事实上，这种事和迷信一样让我们着迷。我们依次把手伸给她，只在抓着我的手时她才说：“好。你总有贵人相助。”
现在，她是我的贵人。但我不知道贵人是如何助我。我仔细想过很多次，那天她自始至终也没有透露这一点。因为兴奋，我好像也忘了追问。她一直在说，滔滔不绝，我们慢慢都发现这个女人有点不靠谱，一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不着边际的话要说。四个人开始轮流看表，年龄大一点的先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去学校了。瘸腿女人瞄了一下手腕，我记不清她戴没戴手表，时间还早，再聊一会儿。催了三次，她都坚持再聊一会儿。后来实在不能耽搁了，我都没心思听她山南海北地神侃了，她还不愿离开。这很要命，即使念高二的室友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他也不知道怎么让她走。活生生地往外赶，谁都做不来。后来还是年龄最大的室友想出了办法，他看见他在医院做保安的表叔从窗外经过，赶紧跑出去叫住他。
该表叔个头高大，现在想来也有一米八，进了屋跺一下脚，说：“赶快走，小孩要上学了。”
瘸腿女人说：“不急，说说话。”
“有什么好说的？”表叔说，指着她，“你走不走？”
她才有点怕，讪讪地站起来，说：“就是说说话。”
表叔的胳膊很长，突然间又紧急长出来一截似的，大老远就抓到了瘸腿女人的胳膊，拎到门外。瘸腿女人说：“就说说话。就说说话。我是他的贵人。”在门外，她还想再进屋，被表叔推一个趔趄。“有话回家说去！”表叔口气硬得像水泥路，用下巴对我们示意，“你们走，我来收拾。”
我们四个人慌里慌张锁上门，撒腿就往学校跑。都有点怕了。
事情还没完，两天后瘸腿女人又来了。她在我们的窗户底下张望，我和念高二的室友正在旁边的医院食堂里吃晚饭，两个人赶快低下头，恨不得把脑袋埋进稀饭碗里。瘸腿女人转了几圈走了。又过一天，我一个人在宿舍，看见她正从家属区大门口往这边走。瘸在右脚，只用右脚的前脚板走路，脚后跟一直悬着，水泥路也走得一下高一下低。出门逃跑是来不及了，我插上门，躲在她透过窗户也看不见的床后面。她敲了好长时间的门，问有人没。我像贼一样屏住呼吸，直到门外的怪异的一个半脚步声走远。
那些天整个镇上都在风行疯女人的传闻。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过一段时间总要出现类似的传闻。之前是杀人犯，抱一把菜刀径直闯进别人家，见人就砍；以后也流传过一个酒鬼，专喜欢用酒瓶子砸人脑袋，有时候不醉也装醉，你一靠近酒瓶子就兜头过来了。还有很多。这一回恰好是个女疯子，学校里大家都传她喜欢从黑灯瞎火的地方跳出来，在背后掐人脖子，她身上有治不好的可怕传染病。尤其是家住镇上的同学，把女疯子说得有鼻子有眼，虽然谁都没有亲眼见过。
我不能不想到那个瘸腿女人，她说是我的贵人。我陡然觉得这事古怪又恐怖。晚上我们四个人下自习一起回医院，各说班上同学关于疯女人的传说。说到最后四个人都怕得要死，抱着脖子一路跑回医院。在灯光底下，我看见了我的皱巴巴的床单，一下子浑身发痒，瘸腿女人当时坐在我的床上。我一把扯下床单，发现靠墙的一块湿了，水渍一直浸透了棉褥子。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只念初二，十三岁，吓得两腿都软了。那天晚上我把席子和褥子都扯下来，在一个室友的床上挤了一夜，上半夜无端地恐惧，下半夜满满当当的是噩梦。
第二天我把被褥抱到太阳底下，从早晒到了晚。又过几天，一个室友向我道歉，是他往我褥子上倒了一杯水，因为那天中午我说了一句他不爱听的话。那句话是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
我要说的还是那个瘸腿女人。那之后的某一天，我几乎就要从恐惧里摆脱出来，上数学课，我无意中歪了下脑袋，看见窗外松树下站着一个人。我听得见身体里有一根弦绷断的声音响起来，同时就绝望了。即使她换了一身衣服，还是那个自称是我贵人的人。她站在松树下无所事事地心事重重。下课时我没出教室门，厕所都没敢去，憋着。我恳求周围的同学，那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瘸腿女人，千万别告诉她我在这里。放学之前她总算走了。
断断续续十来天时间，她都在那个松树底下站着。没有人知道她要干什么。我搞不清楚她怎么找到了学校里。从医院到学校很有一段距离，还要跨过一条运河，河上的桥那时候我觉得挺长。我莫名其妙地认为，她到学校里来一定跟我有关系。我尽量不上厕所。如果她到学校的时间比较早，课间操我会混在一堆同学中间去操场。做操时我往后跑，我知道我个头小。我能看见她站在操场北边的冬青树丛边上。我没想过要知道她是谁，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只是纳闷她来这里究竟要干什么。
有一天课间操结束，我早早回到教室。从厕所回来的同学说，好玩死了，有个疯子堵在女厕所门口，谁都不给进。我问男的女的？当然是女的，要男的，早被打死了。我无端地就想到瘸腿女人。那个课间极其漫长，大部分同学都去看热闹了，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终于也忍不住要去看看。厕所在操场边上，我站在冬青树丛这边，看见女厕所门外围了一堆女生，她们想进厕所又不敢。女厕所里传来含混的女声。
后来校警提着一根黑棍进了女厕所，很快又出来，胳肢窝里夹着瘸腿女人。他的步子大，瘸腿女人倒退着走，哪里跟得上他，脚后跟着地被一路往校门口拖。身后扬起两道尘土。瘸腿女人一边哭一边喊：“不要赶我走！不要赶我走！”远远地，我能看见她脸上亮亮堂堂，她泪流满面。我在那里一直站到上课铃响，看见她被校警像破包袱一样扔到校门外。她摔倒在地时我感到了疼。她坐在地上一直哭着喊：“不要赶我走！不要赶我走！”
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喊，为什么要哭。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这个自称是我贵人的女人，我知道的不会再多了。
2008年3月26日，海淀南路
大地上的事情
一辈子没出过村子的人
黄杨木的板门先于村庄醒来。她从长满青苔的小屋里伸出头来，外面的雾很大，两步之外什么都看不见，鸡还在叫，叫声被雾胶住了，极不清爽。除了偷鸡摸狗的小贼，她是第一个起床的人。路上积着大雾、石子和牲畜的粪便，她走得不着急，从从容容地从村子最南边往北走。裤子上扎着绑腿，细脚伶仃的，走路像踩高跷，随时都可能倒下，把脆弱的骨头折断。幸好还有一根拐杖，楝树木的，坚韧耐腐，几十年用下来被磨得光光亮亮。拐杖在为她探路，磕走了一个个小石子，“噗”，拐杖插到一堆牛粪里。她停下来，低头对着牛粪看了一会儿，然后跟雾说：“拾粪的到哪儿去了？”又继续走几步，停下来说，“没人拾粪啦。”
她慢慢地接近村子，越来越清晰地听到许多人家开门和泼水的声音。小孩在床上就哭开了，咧着小嘴，脸上一摊水，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鼻涕。不许哭，再哭狼就来了。狼见过吗？毛茸茸的，像你外婆的头发。有黄牛在哞哞地叫，被主人牵着从畸形的石头垒成的院门里出来，一路撒着热腾腾的尿。“起啦？”她问。“起啦，”牵牛的老人回答说，“你又过来啦。”她用拐杖戳戳地面，说：“一路看过来啦。唉，你知道，我一辈子没出过村子。”
雾还是那么浓，但村庄里热闹多了，说话的声音盖过了黎明的声音。压水井都在吱嘎吱嘎地响，突突突地往外流水。几个人坐在屋角说话时，她走过来了。一个说：“看，她又来了。”第二个说：“走吧，别和她啰唆了。”第三个说：“咱说咱的，不管她。”她蹦呀蹦地走到他们面前，抹了一把脸上的雾水，说：“你们都起啦。你知道，我一辈子没出过村子。”没有一个人出声，都盯着地上的蚂蚁看，把一块尖角的石头伸过去，让蚂蚁爬上去。上去，上去。蚂蚁一定以为它爬到了一座山上，比如说泰山，也可能是黄山。她在他们面前站了一会儿，拐杖又磕磕地点地走了。临走时她说：“你们知道的，我真的一辈子没出过村子。”
三个人又开始说话。一个说：“她多大了？一百岁还是一百一十岁？”第二个说：“老糊涂了，见谁都说。”第三个说：“她怎么还不死呢？她死了我们难受，她不死我们更难受。”
算命瞎子
算命瞎子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很大，像剖开的鸭蛋黄悬在西半天，天底下一片天鹅绒的温暖的味道。瞎子的背影瘦弱，窄窄的骨头和薄薄的身板，陈旧的中山服穿在他身上，像挂在一根枯枝上。所以，从后面看，他像一片被秋风吹干了的叶子向太阳飘去。他刚从身后的那个村子里出来，和过去的许多年一样，他在村子的街巷里穿行，敲一下左手里的小锣喊一声：“算命拆字啰！”走在他前面的是他的细竹竿，指指点点地告诉他，这儿能走，那儿不能走。
瞎子就是瞎子，什么都看不见，眼睛的位置上只有两堆凹陷的皱在一起的皮肤，像嵌着的两个发霉的核桃。头发也不多，在秋风里一根根竖起，高矮不齐有些混乱，看了让人觉得秋风吹进了自己的心里。他走得很慢，斜挎一个用来装干粮和水的黄书包，书包不停地拍打他干瘦的臀部。这条路连着好几个村子，瞎子的家在斜对面的那个方向。路上布满石子和牛蹄印，坑坑洼洼的，惹得锣槌一下一下地轻敲发亮的小锣。当。当。当。
道路的一边是田野，另一边还是田野。田野里零散地坐卧着几座老坟，坟头上爬满了荒草，在黄昏的风里招摇远望。瞎子感觉得到下午五点钟的凉风从左边的坟上吹过来，掠过他和他的衣服他的书包他的小锣他的竹竿，吹到右边的田野里。风像水一样漫过去，发出泥土被淹没的声音。前面有几条相隔很近的岔路，一条通往另一个村庄，一条通向他的家，其他几条通向不知去处的地方。他饿得厉害，感觉是很多年没吃过米饭了。米饭是什么味？他想不清楚，米是什么模样他也记不得了。黄书包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个硬币，这是他一天的收入。从早上，他就在巷子里敲响小锣，他比黎明来得还早。要算命的老太太代她女儿问将来的命运，他把她女儿的生辰八字像诵经一样在嘴里念叨了三十遍，然后微笑着说：“闺女好命啊，嫁能嫁贵人，生也是龙凤胎，真是好命。我算了这么多年的命，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命相。”他很高兴地对着老太太的方向笑，他不知道自己的笑是什么样子，但他相信对方一定能看到，并且会相信这笑是发自内心，是由神提前安排好的。这笑无所不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这笑里头。后来老太太就给了他几个硬币，报答他开通了女儿未来的幸福之路。
现在他很想对着走了几十年的路也笑一回，但是怎么也笑不出，他太饿了。笑它跑到哪儿去了呢？他有点着急，越着急越笑不出。突然，他站住了，竹竿停在空中好一会儿才落到地上，接着就在地上抖动。他应该拐上回家的小路了，可是他不知道往哪条路上走了。他站在几条路的中间，有的已经走过了，有的还在前头，还有的在身后。他像风卷起的泥土那样在路中央转起圈来，他突然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把竹竿磕得啪啪直响，小锣也密密地敲，慌乱的声音在周围往返。天地间灰蒙蒙一片，他看不见的太阳已经落尽，但是他知道时间不早了，没有比饥饿的肚子告诉他的时间更准确的了。
路边出现一个小孩。小孩对他说：“往前走两步，右边的那条。”瞎子像突然得到了神谕，一下子笑了，他转向小孩，举着小锣让小孩听到他的锣声。“你是谁？”他问。小孩回答说：“我是小孩，你上次给我饼吃的那个小孩。”“噢，”瞎子仰脸向天，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给饼吃的那个小孩？到底是哪一个？哎呀，记不得啦，人老了记性就不行了。”小孩又说：“往前走两步，右边的那条。”瞎子又噢噢两声，笑着自言自语说：“往前走两步，右边的那条。”按着小孩指点的道路走去了。
夜幕垂落，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小孩站在路边看着被黑暗消融将尽的算命先生的背影，咕哝着说：“错啦，那不是他回家的路。为什么不掐指算一算呢，他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开往北京的火车
巨大的平原上俯卧着一个村庄，村子不大，房屋稀疏，茅檐低小。秋风从远方刮过来，茅草枯黄，在风中抖擞摇摆。所有即将死去的植物都在向风和天地俯首贴近。一群孩子从村中的某条积满黄土的巷子里出来，穿着短小的单衣，裸露着被风吹干的皮肤，脖颈和脚踝很黑，他们好多天没能洗上热水澡了。他们又一次来到村边，这个时候火车总要如期而至，轰隆隆地从村边经过。他们就是来看火车从他们面前经过的，这是他们认识范围内的最为隆重的事情，晚饭也要等到火车过去后再吃。父母常常不准他们在晚饭时来到铁路边上，但是爷爷奶奶鼓励他们。老人们大多都是一辈子没出过村子的人，他们想让孩子到外面去看看。但是，村庄与村庄之间相隔是如此遥远，他们用自己的双脚一辈子都没能到达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对吵着要看火车的孩子们说，去吧，去看火车吧。
孩子们在火车到来之前只能张望大野。辽阔啊辽阔，望不到尽头，只有低矮的树丛把村庄围成一圈。地球是圆的，这是真理，他们也看到了一个圆，而村庄正坐落在这个圆的中央，他们站在了地球的中心位置上。在泥土上打一个舒展的滚是让人高兴的，但是天有些冷，泥土也僵硬，孩子们身体皱巴巴地缩起来，腿脚施展不开。所以他们只好两脚踩着明亮的铁轨，眼睛盯着远方，手里攥着几根金黄的草叶，偶尔低下头到铁轨中间寻找圆滑的石子，作为弹弓的子弹来打鸟。
轰隆隆，嗡嗡嗡，铁轨在震颤发声，火车来了。火车来啦，火车来啦，他们叫喊起来。他们看到了远道而来的火车像一头方方正正的猛兽，迎着他们疾驰而来。他们从铁轨上跳下来，排成整齐的一条长队迎接火车的到来，在它将要从面前经过的时候拍起了巴掌，直到车尾也离开，直到他们拍红了手掌心。然后嗷嗷地叫起来，跟着火车奔跑。他们想追上它，因为有一扇窗户里的一个孩子的脸他们没看清楚，他们想弄明白他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是他们没追上，所以火车遗留下来的问题只好通过争论来解决。
年龄最大的孩子无疑是权威，他自信地说：“他从北京来。”孩子们又问：“那他要到哪里去？”权威有些不自信了，但他还是公布了他的答案：“他要到北京去。”这个答案孩子们不能服气，从北京来，又要到北京去，这路该怎么走呀？权威犹豫了一会儿，说：“所以他要坐火车呀。”他又说，“除了去北京，谁需要坐火车呢？还有，如果不从北京来，谁又能坐上火车呢？”孩子们不说话了。是啊，没错的，火车应该从北京来，也应该到北京去，除了北京，它还能到哪儿去呢？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最隆重的火车开进开出，他们也不知道北京之外还有什么更大的地方。北京显然是中国最大的地方，北京最大的门显然是天安门，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中国有个北京，北京有个天安门。他们相信了权威的答案，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人告诉他们，中国还有个其他的什么地方，这个地方还有个什么门。随后问题又出来了，年纪最小个头最矮的孩子无法看得更远，他看不到北京在哪儿，于是他问权威的孩子：“北京在哪里呀？”权威很自豪地说：“在火车要去的地方。”年幼的孩子歪头想了半天，终于明白了，对，北京就在火车要去的地方，火车都有了，北京还能没有吗？
争论终于结束了。巷子里响起父母呼唤他们吃晚饭的声音，他们决定回去，跟着权威的孩子排成队走回村子。他们要告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个秘密：那火车是从北京来的，它还要到北京去。
祖父的早晨
一大早，他坐在秋风里。门前有两棵白杨，左边一棵，右边一棵。他倚着左边那棵的树干，坐在一只拴着藤条的小马扎上。杨树叶跟着秋风在地上转圈子，转来转去都堆到他面前，把他的两只脚埋了进去。吱呀一声门响，他心头一亮，转过脸看从门后伸出来的那个头。孙子扶着门连打了三个哈欠，问他：“爷爷，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没干什么。年纪大了睡不着，过来坐坐。”他和儿子一家分开住，两个院子，有什么事要转过一个街角才能来到儿子的门前。孙子把门打开，让他进屋坐，外头风凉，要吹出毛病的。他说没有什么，在风里都活了七八十年了，就想坐坐，贴着门坐坐。孙子在门前站了一会儿，说：“爷爷，那我回去收拾了。”
他安静地坐在门前，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鸡叫头遍的时候他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他就睁着眼听黑暗里的风声，风像一面面旗子从窗户外快速地飘过。之前他做了一夜的梦，一辈子也没做过这么多的梦。他梦见孙子一下一下地长大，一个梦里长大一次，连孙子刚生下来的模样都梦到了。这梦真是好，他清醒的时候曾花了足足半天时间都没能想起光溜溜的小生命是如何哭出第一声的。梦太多了，断断续续地像竹子似的一节一节地从睡眠里长出来。竹梢让他难过，他梦见孙子被火车带跑了。火车跑得太快，他来不及喊一声，铁轨又太长，遥遥地看不见尽头，他梦见孙子被火车载向了没有尽头的远方。然后就醒了，翻来覆去地想那列无限奔跑下去的火车。
从鸡叫第二遍起，他在门前一直坐到现在，老想着自己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摊开树叶仔细找找，什么都没找到。来来回回找了好几次，后来不再找了。什么东西都一样，找了三次都找不到，就不要再找了。就这样坐坐吧，也蛮好。儿子和媳妇从屋子里出来，让爹到里面坐，外头凉，担心冻坏了爹。他把手插在袖笼里，哑着嗓子说：“我就坐坐。你们忙，多给带几件衣服，还有吃的。”
秋天的早晨总是阴惨惨的，所有的早晨都像要下雨。树叶还在堆积，一片两片地往他脚上爬。他坐在小马扎上慢慢地安下心来，坐得很稳，风吹不动他。就是脸和手有些干，摸上去沙沙响，像白杨树上剥落的皮。孙子端着热腾腾的饭碗走到他跟前，说：“爷爷，吃饭了。”他看看孙子，心里也热腾腾地煮起了面。“不饿，”他说，“我就坐坐，快点儿吃，别误了火车。”孙子没办法，只好自己吃，吃饭的时候他伸头看祖父，他还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像个小学生，袖着的双手平放在并拢的膝盖上。
孙子收拾好了，提着行李从屋子里走出来，身后跟着爹妈。“爷爷，我走了，你注意身体呀，天凉了。”孙子说。他扶着白杨树站起来，怎么站都站不直，只好弓着腰双手背在身后，右手拎着马扎。他说：“走吧。走吧。”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往前走。巷子窄窄的，雨天留下的车辙把路面切成了条条块块，沟沟坎坎里积满了碎草和干结的牛粪渣。一路都有树叶贴着地走，一直走到巷子尽头。儿子和媳妇喋喋不休地叮嘱他们的儿子，两个人争着说。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得实在太多了。他跟在他们后面慢慢走，小马扎一下一下拍打身体。他低头看地上孙子留下的脚印，把自己的也放上去，发现小多了，这个发现让他安妥了很多。他听到孙子在说话，孙子说：“别送了，回吧。”
他没说话，四处看看，找了一块平整的地方把马扎放好，撑着膝盖坐下。孙子又说：“爷，回吧。”他说：“你走你的，我就坐坐。坐坐。”他的目光跟着落叶继续往前走，走上眼前的大道，这条路宽敞漫长，通往村外遥远的看不见的地方。他眯起眼努力往前看，心想这路是要通向火车的，当然越远越好。他又听到自己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就坐坐，坐坐。”
风吹一生
天真的冷了，连风也受不了了，半夜三更敲打我的窗户，它们想进来。这种节奏的敲打声我熟悉，这些风一定是从我家乡来的。所有的风都来自北方的野地和村庄，我家在城市的北面。我掀开窗帘，看到风在闪烁不定的霓虹灯里东躲西藏，它们对此十分陌生。风的认识里只有光秃秃的树，野火烧光的草，路边的草堆，孩子们头上的乱发和整个村庄老人的一生。风不认识城市的路，一定是谁告诉了它们我在这里，才会爬到五楼上来找我。
城市里没有风声，没有歪脖子树和草堆供它们存活下去。它们远道而来是为了唤一个人回去，是唤我吧，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家了。我从床上起来，打开北向的窗户，黑暗阔大的北风滚滚而来，像旗帜和黄沙一样悬在城市的半空，只等着我从钢筋水泥的一块堡垒里伸出头来，与我面对面，告诉我一些风中的人的消息。
我家乡的人生活在风里。离家的那天，一大早我就看见祖父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天色灰沉清冷，秋天的早上永远是一副将要下雨的模样。风很大，地上的杨树叶子转着圈堆到祖父的鞋子上。我对祖父说，进屋吧，外面冷。祖父说没事，不冷，都在风里活了一辈子了。然后问我坐火车还是汽车。我说火车，这个问题他已经问了好几遍了。祖父自语地把火车重复了一遍，说他夜里也梦见我坐的火车了，跑得太快，怎么叫都停不下来，他就是过来看看，我是不是已经被火车带走了。我让祖父进屋吃早饭，他也不肯，只想坐坐，守在门口的风里。那个早上我离开了家，到了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祖父拎着小马扎跟在我后面穿过巷子，风卷起的尘土擦着裤脚。我说巷子里风大，回去吧，祖父说你走你的，他想在巷子头坐坐。然后就放下小马扎坐在了路边上。村庄坐落在野地里，村前村后都是麦地，麦地上的风毫无阻碍地从村南刮到村北，沿村庄中心宽阔的土路，一次次宽阔地刮过。我走了很远回过头，还看见祖父坐在风里，面对着我的背影，被风刮得有点抖。
祖父老了。风吹进了他的身体。当风吹进了一个人的身体里时，他就老了。二十多年来，我目睹了来来去去的风如何改变了一个人。我记事时起，祖父一直骑着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集，五天一次，先在集市边上的小吃摊坐下，吃逐渐涨价的油煎包子，然后到菜市旁边的空地上看小画书，风送过来青菜和肉的味道。那时候祖父骑车很稳健，再大的风也吹不倒。有风的时候我躲在祖父身后，贴着他的脊背，只能感到风像一场大水流过我抓着祖父衣服的手。长大了，自己也能骑车了，少年心性，车子骑得飞快，在去姑妈家的路上远远地甩下了祖父。我停在桥头上，看见祖父顶着风吃力地蹬车。祖父骑车的速度从此慢了下去。有一天祖父从外面回来，向我们抱怨村边的路太差，除了石子就是车辙和牛蹄印，祖父说，风怎么突然就大了呢，车头都抓不稳了。但是谁都没有在意。
从菜地回家的路上，我遇到祖父从镇上回来，第一次看见祖父骑着车子在风里摇摇晃晃。祖父不经意间被风吹歪了。其实野地上的所有东西都被风吹歪过。有的会歪上一辈子，像房后的那棵桑树，一场风之后再也没能直起腰来。有的歪过一段时间慢慢又把自己扶直了。只有人是被风渐渐吹歪的，人歪了以后就会一直歪下去，别指望能重新站直。风只会在人无法再站直的时候把你吹歪。祖父不再骑自行车了，我们担心他出事，不让他骑。他被风彻底地从车上吹了下来。不能骑车之后，祖父走到哪儿都拎着一个小马扎，他终于意识到很难再在风中站直了，风也不会让他长久地站在一个地方。风强迫他坐上了马扎。
一个人就这样被风吹老了。风逐渐穿过人的身体，吹走了黑发留下白头，吹干了皮肤留下皱纹，最后吹松了血肉，留下一把老骨头。这时候风又为人指明了另一个去处。
我相信最终是风把人给打发掉的。多少年来，我的村庄一直有个奇怪的现象，老人们去世总是一批一批走，很少有哪个人是独自上路的。在第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村里人就知道又一场死亡之风降临了，从年老体弱的开始盘算，每个人对村庄都有一笔小账。果然是一个接着一个，三五个老人相互陪伴着上路。一段时间内，村庄里哭声不绝，锣鼓声悲，野地里飘满了纸钱。他们出生在同一场风里，活在同一场风里，又被同一场风刮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说过，城市里没有风，所有的风都来自野地和村庄。因为没有谁像野地里的孩子那样依赖风才能生长，尽管，也许同样是几十年前的那场风又回过头，把他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风是我们见过最多的东西。我一直跟着一阵风向前走，走着走着就长大了。那阵风始于十几年前，我一个人从家里出来，很小，走远了就找不到回来的路。我追过无数个旋风，那些旋风像底朝下的斗笠那样大，像陀螺一样不停地往前跑。太阳落到了村庄西面的白杨树后头，我出了门就遇上了它。旋风不紧不慢地穿过巷子，然后左拐上了中心路，一路上旋起了泥土、稻草叶子和干松的牛粪渣子。这是我见过的最为优雅的旋风，不张扬也不会让你忽略。我一直跟在它后面，我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大的耐心。很多旋风都是走了几步就找不到了。它沿着中心路一直向南。我很奇怪一路上竟没遇上一个人，甚至连狗叫和小孩的哭声都没听到。我们经过了药房、供销社大商店和南湖桥边的两棵老柳树。刚上了南湖桥旋风突然不见了，我以为桥面上布满石子，它过不去了，没想到几秒钟之后它出现在桥的南边，已经过了桥。过了桥是南湖的麦地。天色黯淡，我要费力才能盯紧它。我们在镶嵌干枯坚硬的车辙的田间路上继续向前。我记不得走了多长时间，它突然拐进了一块麦地不见了，没有任何先兆。我想它会出来的，就站在路边等，但是眼前只是一片绿得发黑的麦苗。
夜晚的另一场风来了，因为冷我才发现自己站在田野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连条狗都没有。我觉得像在做梦，记不起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这里来的。恐惧和黑暗一起围在我身边，我哭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现在当我一点一点地接近十几年前时，我逐渐看清了一个站在麦地边上哭泣的男孩，他的身边是巨大的黑暗和风声。然后看到供销社大商店的售货员，后来我一直叫他“消炎丁”的邻村人锁上了大门，骑一辆老式“永久”牌自行车上了南湖桥。是“消炎丁”把我送回了家。我被旋风带上的那条路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
回家以后母亲告诉我，每一个旋风都是一个死去的人的灵魂，它们常常来到村里拐带不听话的小孩。以后要听话，不能踩它们，也不能跟着它们到处乱跑。我不是很相信，因为没有一个旋风曾经把我拐跑过。我常常会想起那些大大小小的追旋风的经历，尤其忘不了那一次。此后的日子里我知道了，一个人走路时要用心，记住回家的路，到了黑暗的旷野中不要站在原地，更不应该哭泣。读书之后我就不再追旋风了，但隐隐觉得其实还是在跟着一场更持久的旋风向前走，从村庄走到了城市。这场旋风的形态我难以描述，也不清楚它是否已经拐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只知道，我在城市看不到风。城市里填满了高楼大厦和霓虹灯，缺少空旷的土地供它们生息。孩子们不需要旋风，有仿真的电动玩具引领他们成长：长大之后坐在了空调房间，没有风也能活下去；至于老人，使他们衰老的，是岁月和他们自己。
墙外看北大
在北大念了几年书，便被目为北大人，走到哪都要被问，你们北大如何如何。经常弄得我有点蒙，得理一下头绪才敢挺身接招。不是我不想跟母校扯上关系，而是，我思路通常不在“我们北大”这个理直气壮的频道上，我要调频确认之后，才能回到一个北大人的语境里。去年，某出版人想出一本北大历年先贤和后进的文章合集，邀我写序；确知来意，我赶紧三级跳往后撤，如此序文，小子安敢。该出版人以为：北大的书念了，北大的课听了，北大的食堂轮流吃了个遍，在小说里也把北大写了一回又一回，那肯定是知根知底了；有一说一即可，就从了吧。我不得不告诉他，北大之大，岂是任谁提笔都能写的？再者，我真不敢说就弄明白了北大，这十年，我都在北大的外围转圈子。
此事确切：十年我都在北大外面转。
念书时住在北京西郊的万柳研究生公寓，距离北大十里路。去燕园的班车少，等起来烦，我习惯骑一辆破自行车咣当咣当独自去来。去要二十分钟，来也要二十分钟，去来之间总得做点准备活动，去完来后再平心静气，花掉的时间一个钟头也不止，所以没课我不往学校跑，总在课前课后进图书馆，借上一大堆书，抱了回宿舍读。研究生的课程也没那么多，集体活动我能躲就躲，在宿舍待久了，竟觉得校园里是个例行公事的陌生地方。北大的念书生涯差不多就这么若即若离地结束了。入学前我也曾有宏大抱负，立志在读书期间将北大看个底朝天，犄角旮旯都不放过，未名湖每天绕上一圈走。毕业后检点了一下，发现只在入学之初走了几趟未名湖，其后的缘湖漫步都是做陪客；亲戚朋友来北大，湖光塔影是必看的景观，只好硬着头皮当主人，一通瞎摆活儿。不管你说得如何不靠谱，亲朋好友都信以为真，你是北大人嘛。他们哪里知道，我过的基本是北大的墙外生活。
前些天有个德国记者采访，问题之一是：在北京，我最喜欢去哪个地方休闲和散步。该记者显然希望我说出京城某个如雷贯耳的名胜，那些地方才有他们喜闻乐见的“中国式景观”。很遗憾，我说，我最喜欢去的是北大。这答案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毕业后我去北大的频率更高了。很多时候好像的确如此：饭后出门，头脑里想着正在写作的小说，沿中关村大街乱走，走着走着一抬头，迎面是北大的校门。
说顺嘴是个问题，走顺腿也是个问题。我不得不上了心。回头一看，哦，照空间距离算，毕业后我倒是离北大更近了。这些年如贫困的蚂蚁一样不断搬家，从一个小房子换租到另一个小房子，直到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几次搬迁，最远处离北大步行也就二十分钟。念书时自行车二十分钟，现在晃晃悠悠走到北大，也二十分钟。几个住处，以北大为圆心在兜圈子。我由此推断，母校的影响大约就在于此：要么规约你平生的志业，要么是让你一辈子都在努力缩短和她的距离，哪怕仅仅是空间距离。大多数为情况则很可能是双管齐下。
以我从事的文学论，与所学专业实在再对口不过了。写作是个罕有的排他性职业。据我所知，写作日久年深后，绝大多数作家都会逐渐丧失舍此之外的诸般谋生能力，离了写作真的会饿死。若无意外，这辈子大概我也只能干这个了。不管这个说法是否矫情，我都必须承认，我的写作背后站着一个“北大”。事实上毕业有年，我一直在频繁地出入北大，每周一次到五院中文系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参与一个研究课题的讨论；这课题本身也在时刻提醒我，你与北大和文学脱不了关系。很可能正是因为多年来的写作和专业研究，我的两条腿具有了惯性，抬脚就往北大走；所以，它们要缩短与北大的距离，哪怕仅仅是空间距离。
但我依然感觉是在北大的墙外转圈子。一度我以为是源于自己“半路出家”，缺少充分的认同感。刚进北大时就听闻一个“出身论”：只有本科即就读北大的学生才算根正苗红的“北大人”。这天赋的资格，我等半路出家的研究生只能靠边站，我们血统不纯，顶多就是个半主半宾。假如说北大的本科生称北大为“母校”，我们只能称她为“继母校”。你都没有资格全身心地爱这个母亲。也因此，我的很多“继子”同学在本科出身北大的同学面前，很少说“我们北大”，而是“你们北大”。你们北大如何如何。这跟别人看我时有点像。可是我认真想了一下，还是觉得我与北大实在没有“继”式的生分，我也不认为自己就是个寄人篱下的二等公民——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在对北大敬重和景仰之余，墙外之感多年徘徊不去呢？
因为北大之大。北大很大，不唯面积广大，也因其历史悠久，还因其大师林立。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你想到百年来群贤毕至、典范云集，一个多世纪的大师们奔走或悠游于湖畔、塔前和红楼内外，当你念及那些堪称思想、学问和变革的创造者与发动机的前辈时，那真是要生出博大的敬畏。不知道别人如何想，反正我刚进北大时，想当然地以为老先生们就该身材健硕伟岸，须仰视才见，要么就是仙风道骨，超拔脱俗，但拜见了诸先生，真是大跌眼镜：严家炎、谢冕、洪子诚三位先生，都是矮个子的小老头；钱理群先生也不高，还是个弥勒佛一样笑眯眯的胖子。头一次看见几位老先生在五院的松树底下聊天，任别人怎么言之凿凿地指认，我都不信，怎么能长成这样，没理由啊。后来我好像还跟洪老师和钱老师说过这事，他们就笑。这还仅是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先生，要是放眼整个北大的先生们，不知道该敬畏到哪个地步了。
鉴于他们的皇皇学问，鉴于对他们为人与为学的敬畏，我总为自己的浅陋惭愧和胆怯，觉得立于门外的姿态更适合我。我的确做过几次颇具象征意味的梦，梦见自己站在五院的门楼外抬不起脚，五院的门槛很高，院子里师友们在侃侃辩难。如果门外的姿态于我适宜，那墙外之感也就水到渠成了。
还因为北大不仅是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中国，大概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像北大这样，毁誉参半，被寄予厚望的同时又饱受指摘，动辄要划入社会问题的范畴来讨论。哪怕是纯粹的学术动静，出了北大的围墙就成了社会问题。当然，这是北大的传统之一，也是北大的荣光。“五四”以降，北大就与天下和世道人心缠绕在了一起。不管她在今天被如何责难和矮化，她的民主、自由之精神依然在所有关心北大的人的口舌之间相传——这恰恰说明北大秉承的民主、自由以及北大本身之于当代中国的不可或缺。人们对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对一种更美好的品质、对一个更美好的大学的向往，一百多年来从未断绝。
纸上生活
往前数十来年，一个乡村少年的出路大抵只有两条：念好书；当兵。条件好一点的也许会有第三条，比如，我姑父是司机，如果我既念不好书又当不上兵，可能会去学开车。整个初中阶段我都这样规划自己的未来。“念好书”就是学习好，将来考个学校端上铁饭碗。这个鲜明的目的论其实是跳过了“书”，跳板而已。我见过太多的人，借助书获得了体面的生活，之后便再也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所以，很多年后我发现自己正从事一项与“书”密切相关的生活时，多少还是吃了一惊：我的任务竟然是看书和写书。
我怎么就过上了这样一种纸上生活？
再往前数，我是个更小的乡村少年。有好几年时间，一到假期和放学之后，我就抓着一本书去野地里放牛。乡村野地阔大，我放散牛。牛自己找草吃，我就找个地方坐下，开始看书。多半是小人书和《故事会》。偶尔也会念念有词，那是因为父亲强迫我必须把某首诗或某篇文章背会。“文革”中我父亲高中毕业，适值祖父被批斗，没办法继续念下去，后来祖父平反，又因为种种原因父亲没赶上恢复后的高考，先做了乡村教师，又当了赤脚医生。直到现在。我被强迫背诵的东西很杂，现在还记得的，有《岳阳楼记》，有《中国老年》杂志上的一首格律诗，还有一些医书上的口诀，比如出血热的症状。
如果非要牵强附会找个纸上生活的源头，这大约是最远的唐古拉山。
我没当上兵，也没能成为大卡车司机，而是一直把书念了下来。这个“书”只是功课。真正意义上的书，是从念大学开始。我意识到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中学时也曾读过很多文学书，古今中外拿到手就看，但那只是兴趣，是无为而治。到了大学里不同，我对考上的学校不满，犯了小心眼，一肚子孤愤无处驱遣，就钻进图书馆自虐式地看书。看多了就开始写小说。要写就得学，继续看。另一种意义的目的论出现了。读书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之二是写作，之三才是应付平常的考试。我念的是中文系，我所做的这三件事在专业里最为正大，这虚荣也进一步鼓舞了我。我开始有意识地把书的概念紧紧地抱在怀里，正步走进纸上生活。
但小图书馆存书究竟有限，我想看的书很多都找不到。狂热的阅读大师的欲望折磨着我，急得抓耳挠腮团团转。到了大二，系里有个专升本名额，大几百号人争这一个可以到省城高校念书的机会。我从没去过这个大学，但我知道它藏书颇丰。去看那里的书成了我争取这个名额的巨大动力。那段时间我没完没了地复习备考科目，从未有过的勤奋，一边想象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样的图书馆。唯一的名额拿到了。第一次进那个新的图书馆我觉得内心里有雄浑悲壮的沉默，一排排书看过去，我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声音。我终于和这些书站在一起了，像见到了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