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直不愿意盖新房子，老屋住着就很好，冬暖夏凉，主要是不必操心。嫁到我家三十多年里她参与盖了六次房子，搬家三年穷，何况造新家，穷怕了也累怕了。这几年但凡谁动议破旧立新，母亲都要历数六次里的穷困与操劳。在乡村，一穷二白的家境里屡建新居，和城里空着钱袋去买房的年轻人一样，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母亲扳着指头说：你看，草房子盖了几间，瓦房盖了几间，半边草半边瓦的房子盖了几间。这样的房子我都经历过，只是每一间都是该款的绝唱，更穷困的生活我没过过。有一年给大爷爷单独盖一间屋，我也跟在父亲后头脱土坯，给房梁上的父亲扔稻草，我满头满身的汗，我懂得黄泥里掺上多少河水和稻糠壳抹墙才最牢靠。有一年，从院子里长老槐树和果树的草房子里彻底搬进白瓦房，就是现在的老屋，我只有四五岁，把自己的小零件蚂蚁搬家似的往新屋子里运，光脚踩到了一枚图钉，一扎到底。因为疼痛，记忆从那枚图钉开始，蔓延到整只脚，然后是白瓦房和草屋子，然后是新旧两个院子，然后是新旧两个院子所属的两个时代的生活——过去的世界通过一颗图钉闪亮地咬合在一起。那是我关于这个世界最初的完整记忆，从此，大规模的记忆才开始和我的生活同步进行。在遗落了图钉的新的白瓦房里，我们家一住二十多年，直到把白瓦房的颜色住灰，把新房子住旧，成了老屋；直住到这些年有了一点点钱的邻居们都把小瓦房砸了，原地盖起了雄伟敞亮的大屋子。
祖父说：没法活了，人家都住在咱们头顶上，喘不过气来。盖不盖？
我说：盖。
祖父说：怎么盖？
我说：两层半。宜早不宜迟。
前后左右的邻居们，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我们家成了峡谷，头顶只有院子大的四方的天。年过九十的祖父要了一辈子强，现在低头抬头都憋得慌。那就盖新的。我负责说服父母。二十多年的老房子，够本了，再住下去就成了危房；还有三五十年要活，新房子早晚要盖，好日子早过一天算一天，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就为了夏天凉快点儿，也得翻新的，否则邻居们都立秋了，咱们家还在三伏天里没出来。母亲还犹豫，我向她保证，这是她这辈子盖的最后一次房子，咱们全用好材料。
母亲说：就算用金銮殿的材料，不还是得我和你爸操持？
那天下午，我站在父母亲此生建造的最后一所房子的二楼上，在三十三岁这一年，终于在高处看遍了半个村庄，二十年的时光倏忽而逝。除了拿出一点钱，关于这座新房子，我做的只是在电话里说了几次设想，嘱咐材料尽量用最好的；三个月之后回到家，我直接站到了二楼顶上。下一次再回来，我看见的将是一座祖父祖母和我父母这辈子住过的最完美的房子，他们把二楼朝阳的最大一个房间留给了我。搬家的时候我不会在，从老屋到新楼，我其实希望自己能像四五岁的时候一样，蚂蚁似的一趟趟搬运；就算出现第二枚图钉也未必不是好事，踩上去，疼痛将贯穿我一生。这可能也是我在自己的村庄里建造的最后一座房子。
我从二楼下来，给祖父祖母买了烟酒和点心，陪他们说话，和父母吃了顿晚饭，就拎着行李去了机场。从下车到离开，在家一共待了四个小时。
2011年7月17日，知春里
望断西山
住惯了向阳的房子，我总以为现在的宿舍也是朝南的，两年了也不能从感觉里把它扭转过来。事实上宿舍是朝西的。我几乎要对每一个来宿舍玩的同学和朋友介绍，我有个西向的窗户，你看，下午的太阳完整地照进来，还有西山，北京人挂在嘴上的西山就在我们眼前。要在一年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他们就能看见西山，现在不行了，我指完了，他们总要问：在哪里？
我说，还在原来的地方，就是看不见了。
被一天天长高的楼房挡住了。过去我站在窗户前，抬眼就看见西山，晴日里青黛，微微有些透明，觉得西山真是个好东西，像座精致的建筑；阴天就暗灰，苍茫沉重，连绵地伏在大地上，只能是座山了。我生长在平原，开门见山的日子从没经历过，所以在万柳这地方，开窗就能见到山让我高兴。刚来的时候，万柳还很荒凉，位于北京的西北角，到处是破烂的平房，废墟，尘土飞扬的道路和建筑工地。我打车过来，司机师傅转了半天都没找到，还是在警察的指点下才摸到这里。警察说，直往前走，没路的地方就是。车子一直把路走断，果然见到了，当时的万柳，完全是个巨大的尘土加工厂。
我住五楼，不高不低，谈不上有什么好感，气愤倒是有的。正值9月，热得要死，发现下午的太阳从窗户直射进来，真是莫名其妙，北京的太阳也是令人热晕了，它怎么从南向的窗户进来？舍友说，我们的房间是向西的。我转向了。一下子转了两年，没能改过来，可能还会继续转下去。以后我知道窗户朝西，但还是觉得朝南，早上起来若不清醒，还会把头伸出窗外，到南边去找初升的太阳。所以我气愤，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离学校足有十里路，上一次课要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然后就看见了远处的山，都不知道那山叫什么名字，一个北京的同学说，大名鼎鼎的西山。
我的床位在窗下，电脑和书桌也在窗下，扭头就看见西山，真好。它把我的气全消了，多少年来它都在那里呢，被我一转脸就瞧见了。看西山成了我在万柳生活的重要内容，没事看看山，猜测与它的距离，用望远镜看山上的树，石头，半山腰上的一团雾，看山和山怎样延展和过渡，怎样从一座山变成另一座山，看山连山和山外山，望远镜质量不错的时候，还能看见一两个小人在大石头上走路，穿红衣服。
荒凉的万柳和周边地方开始改变，越来越多的平房和废墟被抹平，建筑材料和脚手架运过来，工人们爬到架子上，把运来的一块块砖头垒在一起。尘土也落下去，上面覆盖了一层坚固的混凝土。不管白天黑夜，耳朵里都有搅拌机在喘息。所有的砖头都垒完了，砖头就消失了，它们穿上了马赛克的华丽外衣，一幢楼出现了，一个小区出现了。路灯也在夜里亮起来，沿着路灯的走向，更多的楼房被建造出来。就一年多的工夫，万柳像被栽了树一样突然楼房林立。一夜之间就现代化了。我的五楼一下子变矮了，我的窗户不动，它们的楼在长，一不小心就更上了一层。它们在你眼前长，一点点地切割西山，今天看到三个山头，明天就只能看见两个，那个矮一点的山头没了。再过一天，只剩下了一个。我每天都在窗前看，原来是看西山，现在是看楼房，然后在楼房之间找西山。西山被裁得越来越小，能见度不太好的时候，西山看起来就像一团边角僵硬、形状不规则的乌云。
西山还在变小，直到被一个庞然大物完全遮蔽。现在我从电脑前转过脸，看到的就是这个庞大的固体。据说是亚洲，也有人说是整个世界，最大的超市，一个超级的大卖场。这个巨大的死东西还在完善，工人们在它身上贴瓷砖，花花绿绿的五色杂陈，远看就是一个巨型魔方。除了上帝，只有人能把它玩转动。我在痛恨这个魔方的时候，更高的楼在它身后起来了，比毒蘑菇长得还快。西山是彻底看不见了，踮起脚尖也看不见。
不知道那些高楼为什么要长这么高，也不知道那些住在高楼里的人，是否也常常转身向西，看多少年不再长高的西山。有时候我也羡慕那些居高的人，他们像我过去一样，抬眼就能看见西山。我也会想那些低于五楼的人，我的五楼也曾挡住了他们的西山。如果他们也有看西山的爱好，他们是否会搬到那些高楼里，以便转脸就是西山。也许所有的人都爱看西山，所以他们不断地往高处搬，所以楼不得不越长越高，最后，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脖子越伸越长的北京。
2004年6月23日，在北大万柳
暮色四合
我想，我骨子里头是悲观的，这影响到我对词语的感受和选择。比如现在，我从燕园回万柳，到人大西门时，陡然觉得心沉下来，沉得不堪重负，似乎感到整个人置放在自行车上的重量。我一下子想到一个词：暮色四合。
就是这个词，接着我看到了它。天色将晚，这是4月初北京的黄昏，天灰灰的，风也是灰的，暮色从四面升起来。四合。暮色如浪，卷起来，像饺子皮开始兜住馅，把世界包起来。车在走，人也在走，我却觉得周围静了下来，只有黄昏的声音，暮色四合的声音，精致琐细地响起来，声音是沙哑的。这让我莫名地难过。我总是这样，在黄昏时，太阳落尽的时候会难过，像丢了东西，心里空荡荡的。好像有所希望，有所留恋，也有所茫然和恐惧。
多少年了，我在黄昏时分离开一个地方，或者是到达一个地方，总高兴不起来，只是忧伤，莫名其妙的忧伤，常常会生出想回家的念头。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外地到家乡，每一个假期开始的黄昏，和每一个离家的黄昏，我都看到了暮色四合。整个人沉重地静下来，仿佛看不到路，没地方可去；仿佛身边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了我一个。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野地，看不到人影听不到狗叫的一大片土，上面有草，有庄稼，有芦苇和河流，还有孤零零的我一个人。
少年的时候我在乡村，黄昏时多半还在野地里。摸鱼，偷瓜，割草，放牛，收庄稼，到田里找正在插秧的母亲，为躲避父亲的巴掌而逃窜，或者是没来由地游荡，就在野地里遇到了黄昏。暮色从喧嚣的芦苇荡里浮上来，雾一样，后来知道掺了水的墨在宣纸上洇开来就是那样。风拉弯了所有芦苇的腰，庄稼和大地也在风里起伏，越来越暗，越来越黑，野地里动荡起来。不知怎么的，所有的人都被灰暗的风吹跑了，就剩下了我。我开始害怕，开始想哭，开始拎着篮子赤脚追前面看不见的人，开始往母亲干活的田头跑，开始抽着牛背往家跑。不知是怕把家丢了，还是怕把自己丢了，就觉得身体敞开了，风吹进来，沙哑地响，有点安详，也有点凉。
暮色，四合，迟早是要把一个人包起来，包住后保藏起来，或者包扎好扔掉。一天将尽，都将逝去和失去，好的光景，坏的光景，喜的忧的，哭的笑的，都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越来越小越低的天，心可能会宽敞，也会悲凉地沉下去，可你不能看得远，也不能听得清，那些花花绿绿的灯光和你没关系，你就是一个人，站在哪里就在哪里，一下子从地球上突出出来，孤立出来，像一根草，瘦瘦地站着。当年沈从文大约就是这样站着，在北京的那些暮色四合的黄昏里，他从故宫博物院出来，一个人站在午门的城楼上。他看到了暮色四合，夜晚来到了北京城。然后他开始往家走。不知道他跑没跑过。
我跑，我不喜欢站着不动。就像现在，我骑着自行车拼命跑，朝万柳跑。感觉怪怪的，暮色四合，要么想家，要么无家可归。
2004年4月5日，在北大万柳
当我们谈论茶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
喝了很多年茶，喝了很多种茶，但凡茶入了口，基本上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便以为自己懂茶，逢人恭维我也就默认，好像真就是个知茶善饮、饱学多情之士了。前些天去福建安溪，才发现自己的脸皮有点厚，就算只对着铁观音这一种茶，我要补的课也有一箩筐。安溪产铁观音，谁都知道，安溪为什么产铁观音，铁观音为什么叫铁观音，可能就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了。我就不知道。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每天都离不了茶的人，我从来没想过要去知道；我也从来没意识到“没想过要去知道”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当然，你可以说，知道了它就不是铁观音了？不知道它就变成龙井或者普洱的味儿了？喝你的茶，哪那么多事！
的确是，你有权利不知道。可是，啥啥都不知道，你在谈论茶时，你谈论的是什么呢？
到安溪看茶博会，绕了几圈绕累了，和小蕙老师从展场出来，打算结伴先回酒店。车打不到，步行又太远，在路边拦了辆顺风车。碰巧开车的是一家茶店的老板，就聊起茶来。老板说，他做的是小买卖，要弄明白安溪的茶，得找大拿。头一回到安溪，路还没来得及摸清楚，哪知道谁是大拿。老板就掉转车头，带我们去了一个大院子。院主人是铁观音的传人魏月德先生。
据传，铁观音的发明者即魏月德的祖上魏荫。魏荫老先生生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卒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一生事茶。十八岁时于茶的种植、采摘和制作就已达相当的水平，清雍正元年（1723）春，南海观音腾云驾雾来到他梦中，命他次日去打石坑寻一株她赐的名茶，将其传播光大，造福苍生。魏荫醒来，照仙人的指示赶赴打石坑，果然在深潭的石崖上找到一株奇异的茶树。他把该茶树移至自家天井的旧铁锅里，精心照管，用传统的压条方法，繁育出三棵小苗。三年之后，采摘数片叶子制茶，敬了观音佛祖后，邀乡亲族人共饮。魏荫揉制的新茶冲泡后兰花香气清高，喝了都说好。既为观音所赐，又是植于铁锅，且外形沉重如铁，于是取名“铁观音”。
这么一说，我立马觉得坐在大厅里喝的铁观音不一样，茶叶的形状，茶汤的色泽，热气的缥缈氤氲，一一有了来历，入口之后的回甘也变得格外丰厚绵长，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喝茶如怀旧，真真是说来话长了。这在过去喝铁观音时是不曾有的。过去喝茶局限在“喝”和“茶”上，喝茶到现场为止；看不见一片片舒展的叶子的来龙去脉，看不见它们从康熙以降浩浩荡荡的前生今世。
魏月德是魏荫九世孙，带我们参观了“魏荫铁观音茶史馆”，讲解祖先时表情的丰富与自豪自不待言。原因简单，祖先有故事，铁观音有故事——说不完的家常事。有故事很重要。故事不仅仅是传奇，不仅仅是奇谈怪论，故事说到底是文化，是茶喝完了、故事讲完了之后，是茶的清气与香甜消失了之后，我们内心里久久不去的回甘。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所有的茶终究都会被喝尽，当茶不在手边时，茶文化在，那茶就永远在。
尽管铁观音鼎鼎大名，安溪人还是在为铁观音之光大和行销焦虑，酒香也怕巷子深。吆喝当然是必要的，但吆喝可以有多种，肯定有最体面、最好看、最省心省力、最事半功倍四两拨千斤的吆喝方法。孔夫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茶之“文”，固然在它的色香味，也在它的故事与文化；而文化之“文”，在故事。茶之道也。
去过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花神咖啡馆。完全是慕名前往，喝了咖啡，吃了甜点。实话实说，并未感觉到比对面的咖啡馆高出多少，但价钱上去了，不过我还是心甘情愿地打开钱夹，奔着海明威坐过的位子，一屁股坐下去。坐下去就觉得花多少冤枉钱都值了。这家门面陈旧、昏暗古老的咖啡馆的确与众不同，创立于1720年，是威尼斯甚至整个意大利最早的咖啡馆之一，这地方曾经来过歌德、拜伦、卢梭、狄更斯、海明威，你坐下去，仿佛坐到了历史的某个环节上，仿佛坐在了某条气冲斗牛的文脉上。还真不是自恋，轮不着。你无法不感觉到漫长的历史与浩大的气场，你很清楚，你和大师们在一起。那么好吧，来一杯咖啡。再来一杯酒。再来一杯。
圣彼得堡涅瓦大街上，莫伊卡运河旁边，有个两层的文学咖啡馆，相信喜欢朝圣的文学爱好者都已经去过。一楼靠窗的座位上，安放着普希金的蜡像：普希金拿着鹅毛笔，坐在桌前若有所思，旁边放着他的黑色大礼帽。一百七十多年前，普希金就在这里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喝了杯咖啡，走进了天寒地冻的俄罗斯雪野，在决斗中受伤，英年早逝。我要了一杯咖啡坐在普希金蜡像旁边喝。一杯咖啡的工夫，六七个人相继与他合影，合影前或合影后，他们也顺手点了咖啡。和我一样，他们只为在普希金身边坐一会儿。
我要说的当然不是花神咖啡馆和普希金文学咖啡馆，我要说的是咖啡。这两家馆子肯定不会四处张贴小广告，见人就说我们的咖啡如何如何好，不需要；我只需要告诉你他、她、他们曾经来过，他、她和他们还会继续来，够了。你知道他、她和他们，你就会知道花神咖啡馆和普希金文学咖啡馆；我们的咖啡甚至都不需要有自己的故事，他们有的是故事，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咖啡二十块钱，但对不起，我得收你三十块钱，那十块钱是故事费。没道理吗？当然有道理——此咖啡之道也。
咖啡之道者，亦茶之道也。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明白得很，所谓酒文化，哪一种叫得响的酒瓶子后面不是跟着一大串故事？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李白说：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杜牧说：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不管杜牧的杏花村在山西汾阳还是安徽贵池，杏花村酒的名声是出来了。红军长征时遇上了贵州茅台；吕洞宾骑着白山羊带着仙禾穗赴八仙南海之约，路过洋河镇，酒喝多了，羊也醉倒了，仙禾穗也忘了，于是有了“洋河大曲”的美名。你喝的哪里是酒，分明是故事和文化。酒如此，咖啡如此，茶也如此。
再说这铁观音。我把魏荫版铁观音的故事说给朋友听，懂行的回道，此“魏说”也，还有一个“王说”。安溪人王士让，清乾隆元年（1736）奉调入京，随带家乡南岩乌龙茶馈赠给侍郎方苞，方苞品尝后觉得不错，就转进了内廷。乾隆喝了也觉得好，召见王士让问明所以。因该茶色泽乌润，形似观音脸重如铁，乾隆忍不住赐其名为“铁观音”。皇帝说啥是啥，就铁观音了。此“王说”也。若此事当真，乾隆取名字的才华倒是远在其诗歌和书法之上。
可惜事情过去了一两百年，铁观音之由来怕是难以定论了。不过各执一端也好，铁观音的故事又多了一条脉络，任你说得多高多长多远，说的还是这同一种茶。好茶不厌故事多，好茶必然故事多，要不然我们茶喝完了以后，该回甘点啥呢。
2015年12月13日，知春里
我看见的脸
有一天上午，我打开书桌最下面的一个抽屉，发现了那些脸。脸在照片上、书页中、图像里，一张上有一张脸。都是面部特写，五官、皮肉、毛发，甚至一个小疙瘩和一颗痣都精致细微，完整地泄露了主人的秘密。一共三百五十二张。我把这些不同颜色、新旧不一的脸摊开在地板上，争取不让任何两个人相互遮蔽。他们占据了房间里所有的空地，然后延伸到与别人合租的房间的走道上。摆完后，一回头，我发现一大半眼睛都直盯着我。那感觉不知道你是否能想象，惊怵、壮观，像一个太空归来的宇航员突然置身烟火世界，像一个久旷的旅人猛地看见了众生的人间。只是他们都沉默，黑压压地沉默，不是他们不会叫喊，而是集体将声音压在了平面的嗓子后面。
好，老实交代，我有收藏脸的喜好。在打开抽屉之前，在把他们像世界地图一样铺展开之前，我都没有明确意识到。竟然收藏了这么多脸。我随即打开电脑，在一个叫“我们”的文件夹里，找到了另外五百七十六张脸，我竟然给它们编了号。最后一张是“No. 576”。毫无疑问，这个名单还会继续变长。这些电子图片一部分是从网络上下载的，更多的是我用数码相机拍下来之后存储在“我们”文件夹里的。那时候是上午十一点二十六分，接下来的七个半小时，除了拿一次面包当午饭、倒三杯茶、去两趟厕所，晚饭之前我就没出过屋，我把所有的脸都认真看了一遍。
不必评价我的摄影技术有多好或多赖，也不必臧否我的选取图片的眼光有多高和多浅，因为我无一例外地认为那些脸都丰富鲜明、深意饱满。鉴于图片众多，我只向你描述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脸，如果你碰巧在这个年龄，请告诉我，他们是老还是年轻，他们是不是他们：
1. 被拍的时候他碰巧油光满面。根据经验，这油光是隔夜的，否则很难分布如此均匀，而偏偏在嘴巴周围油光稀少，肯定被擦过。他也许刷过牙，或者吃过早餐，早起之后他对这张脸唯一的处理就是擦了一下嘴巴。我看见他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半，第一拨上班的人挤在地铁里。还可以推断出他是个胖子，起码脸上的肉结实，事实也是如此，在呼吸的间隙他会咂吧一两下嘴，或者下意识地扯扯嘴角，脸上的横肉就出来了。照片的清晰度比较好，他的脸往斜上方扬起，他的半个黑眼圈、渗出油来的粗大毛孔还有半开的嘴清晰地进入了镜头。因为抽烟，每两个牙齿之间都有一道黑垢。这个男人的喉结在被定格的一瞬间正在上升，我听见他发出受了惊吓一般的呼噜声，然后一股既不雅又不洁的陈腐的气息扑面而来。他在站着做梦，抓着地铁扶手，身体随着地铁轻微摇晃。
2. 这张年轻女人的照片很怪异，一直到锁骨你都看不见衣服，当然，照片里的女人到锁骨处为止。她的皮肤很好，白皙细嫩，如果你往她身体的其他部位联想，乃至想到整个裸体，你的联想都不算离谱，因为被拍下这张照片时，她的确是全裸，鞋袜都没穿。她正在大街上裸奔。关于裸奔，你一定会为她设计很多条理由，但现在不必猜，她刚从超市里出来，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没有像店员诬陷的那样偷了东西，两分钟前她愤怒地脱光衣服，你们看，哪个地方藏了东西？她像身体一样清白。你可以想见那是一具漂亮的身体。她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重新穿好衣服，而是愤怒地出了超市的大门，在她迈开大步冲上马路的时候，脸上的愤怒和屈辱不见了。她跑起来，像飞入高空的鸟一样自由地伸展和跃动四肢，脱掉衣服如同抖掉尘埃、卸掉盔甲，如同出离红尘升入仙境，无羁无绊，仿佛终于解脱，她的脸上是发泄和自由的欢欣。我无法向你描述一张自由的脸是什么样子，请想象一下最平静的睡眠，此刻她做到了。后来我看到报道，这个年轻女人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的生活不比我们每一个人更好，也不比我们每一个人更坏。
3. 嫖客半遮着脸，用一只眼偷偷打量摄像机。这是一张影像资料的截图。三七开的分头在左边的鬓角支棱起来，象征了他的惊惶。为什么通常嫖客脸上都要挂满了肉？为什么这样的男人通常都会有一个下垂的眼袋？的确只有一个，另外一个被手捂住了。他的黑眼仁歪向一边，他在寻找和躲闪，嘴角像猎物掉进陷阱那样不自然地抽搐。他把一件女人的红绿相间的衣服搭在光溜溜的肥厚肩膀上。有几根黑硬的鼻毛从没捂住的鼻孔里伸出来。
4. 这是个妓女的侧面照。据我推测，遮住半个脸惊慌失措的那个男人不是他的客人，因为她的背景墙壁是淡黄色的墙纸，而那个男人身后是白墙。她的衣着不多，像淑女一样端坐，这从她挺直且稍稍后倾的脖颈可以看出；她平视，像淑女一样夹着香烟的右手放在嘴边，烟雾升腾，如王维的大漠孤烟一样笔直。她的脸上也有王维的长河落日一样平静的表情。为了生活，她什么都不在乎，甚至不去点掉鼻翼上的一颗黑痣，不去用厚粉底遮住腮上一颗泛红的小疙瘩。她没有嫖客那样的身家和地位，只有临危时的努力镇定，装也得装出来，她还年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掉丧家之犬的尊严。
5. 他的脸从无数张含混的面孔中清晰地浮现出来。这是冬天下午的北京十字路口，骑自行车的和行人一起等绿灯亮起来。我在路对面和他们一样等那旷日持久的红灯熄灭，我把相机举起来，看都没看就摁了快门，他便鬼使神差地从人群里像浮雕一样凸出来。他咬着右边的下嘴唇，坐在自行车上单脚撑地，风吹乱他头发，看不出原来的发型。如果不是因为咬嘴唇导致肌肉收缩，就是风吹歪了他的脸：五官在右半边脸上急剧地皱到一起。头发是干的，脸也是干的，水分被风吹走，吹来的是尘土，所以他的头发泛白脸泛黄。两只眼没有看镜头，哪儿都没看，处于茫然的散光状态，也许他哪里都不想看。如果此刻他思考某个问题，可以肯定，他在想的那件事跟红绿灯、交通，甚至北京这个城市没有丝毫关系。
6. 该房地产商非常有名，因为他有钱，因为他总能把房子卖出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接受的价钱。现在他在主席台上发言，嘴靠着麦克风，胳膊肘支在台上，右手在太阳穴附近形成一个兰花指。他的讲稿我在网上拜读过，他说，现在中国的房子根本不算贵，如果你认为贵，那是因为你穷，穷还买什么房子呢？反过来说，房价如果真高，那也是消费者抬起来的，你们出不了这个价，我们的房子卖给谁呢？水涨船高嘛，你们是水。现在所有的房子都卖出去了，甚至还不够卖，可见房价并不高。他的长相改变了我们对富人的想象。现在只有穷人才喜欢胖，富人都在努力成为瘦子，他成功了。他像房价一样高，像高价的钢筋一样瘦，脸瘦削，在任何时候都精神抖擞，怎么看都不像四十岁的人。照片上的该商人目光尖锐，看着我们都看不见的某个虚无地方的闪耀的黄金，两根眉毛在连接处打了一个死结。他的咬肌很发达，传说他吃多少都不长肉，没有双下巴和大肚腩，后脖子上更不会有槽头肉。嘴大吃四方，咬肌发达的人注定要发财，而他甚至讲话时，咬肌都像兔子一样一遍遍跳出来。
7. 大夫的脸大，因为头发稀少。早上他曾用吹风机让头发蓬起来，但大半天过去了，头发挺不住，集体趴了下来。趴下来也不乱，趴得整整齐齐，在该在的位置。作为三十六岁的脸，他保持了男人在这个年龄应有的尊严，线条清晰，干净清爽，有来苏水的气质。我很想看看他的手指，在我的印象里，大夫的手指多硬且净，尤其指甲，每天用酒精棉球擦拭数次。当然，我看不见他的胸口以下。这是一张斜侧的脸，他只是一转身，看见了专家门诊挂号处排出了漫长的队伍，像一只断了脊椎骨的蜈蚣。他在微笑，眼神里有转瞬即逝的满足和厌倦。离他最近的一个排队的病人正在数钱，不知道摄影师用了什么高招，人民币的影子出现在大夫的脸上，就像倒映在玻璃上一样影影绰绰。但是千真万确，他白净宽大的腮帮子上的确是几张百元大钞的影子。
8. 见过她至少五次，如果没记错，第六次时拍下了她。在中关村大街的天桥上，我把镜头向下，缓慢移动，她抱着孩子走进镜头。这个办假证的女人，也可能是卖盗版光盘的，照我对女人年龄不靠谱的估量，也就三十出头，孩子还在吃奶。有一次我经过中关村大街，看见她只是稍转了一下身子，背对马路坐在花坛上撩起了衣服，露出了肥白的乳房，把孩子的小脑袋摁了上去。记不得那是多久以前了，她扎着马尾辫。现在抱着的孩子已经会跑，因为要什么没得到急得哇哇大哭，用方言在骂她。她把孩子抱起来，愤怒让脸上多了皱纹和戾气，头发也乱了，她打孩子乱抓乱挠的小手。这个女人我不会记错，她的眉毛浓得像两根墨条，从没修过眉，因为怒气水洇了墨，眉毛糊成了一团黑。如果当时我的镜头继续向下，你就会看到她的肚子又大了起来，至少七个月。
9. 用右手食指揉太阳穴的男人是个青年作家，患了偏头痛，戴黑框眼镜，姿势很像拿枪要自杀的知识分子。过去他不戴眼镜，因为常年住地下室，光线不好，电脑和书页上的字又太小，镜片的度数越来越高。他还有颈椎和腰椎的毛病，久坐、不运动和长期孤独地手淫导致轻度前列腺炎。但他长了一张诚恳的脸，即使现在表情痛苦，他也算得上是个帅小伙子，他当然没有结婚，连女朋友都没有，没有女孩喜欢住地下室的男人。揉脑袋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同学，三十二岁就升到了副局，他对副局没有概念，只知道这个级别的官儿上下班有车接送。在刚刚过去的两年一度的同学聚会上，他琢磨过对方的脸，他确信在同学的左脸上看见了清廉和希望，而在右脸上，看见的是惊恐和腐败。至于他自己，多年来他一直把苦难想象成诗歌，半夜被冻醒的某个晚上，他偶尔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虚伪的作家，因为他不能像跟家人信誓旦旦地保证的那样，断定苦难一定就会变成诗。
10. 我把两张照片同时摆到你面前，同一个人的脸，一张拍于白天，一张拍于夜晚。我不能告诉你她的名字，她是我的一个朋友，也为不吓着你。当然，看过照片你可能会发现根本不可怕，反倒很迷人。我说迷人不是指她的长相，而是表情。五官清朗、面容确信的这一张，拍于晚上十一点半，她已经睡了，然后悄无声息地起床。她像别人在白天那样准确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在房间里翻检，坐下抽烟，思考问题，写日记，她经过任何障碍物都能轻松地跳过或者绕开。对，她的确在梦游。她梦游时如此清醒，生活井井有条。另一张拍于正午十一点半，窗外的阳光很好，这一点你从照片上也能看到。她一脸迷茫，神情倦怠，似睡非睡，似乎歪倒就可以睡着，但此刻她的确清醒着，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清醒。她的茫然、倦怠是因为正受梦游的折磨，她不怕梦游本身，而是因为没法完整地找到梦游的痕迹，她为不能重返昨夜的梦游现场而焦虑。所以，她清醒时更像在梦游。我跟她说：你的任务就是夜里做梦，白天找梦。她说：这有什么不好。
11. 我说：可以拍照吗？他说：施主请便。在他转身的一瞬间，我按下了快门。那一瞬间他看了一眼那口八百多年的古钟，据说是镇寺之宝，钟也在照片里。他长了一颗适合剃光头的脑袋，圆圆溜溜的，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岁。听庙里的小和尚讲，他医术高明、学问精深，每天为百姓义诊之余，闭门研究医术和佛法。如果天圆地方之类的面相之学可靠，他就该是最宅心仁厚的和尚。那张脸上尽是优点，亲和、明朗、脱俗，五官长得也恰切，怎么夸都不为过，我这个俗人有那么一会儿都替他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在这山里深居简出。当然，这想法要深刻反省。但我仔细看过照片，还是在他看古钟的眼神里发现了渺远苍茫的东西，宽阔悠长，那东西叫什么，我说不清楚。某日一个师兄，早就留校做了老师，看到这张照片，说：他是某某，医学院的，他们同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他一腔抱负和激情遭遇灭顶之灾，绝望之下，毕业后出了家，飘然一杖天南行。师兄还说，高僧其实大我八岁。
12. 那人长得很像大学者哈贝马斯，鼻子和嘴距离过近。这个长相适宜作漫画，只要一直往下画一个气势汹汹的鼻子，直到它被嘴巴硬生生地拦住。你不能要求一个人的嘴巴无节制地妥协，最后长到下巴上。他在法庭上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能无节制地妥协。所以，他拿菜刀砍了那个每周都要上门收保护费的家伙。他就是个卖熟食的，煮点牛肚和五香猪头肉，再加上老婆拌的几样凉菜在街头卖。挣的钱都不够交保护费的。他去街道告，去派出所告，没用，那家伙上头有人，有一天还带人调戏了他老婆。天下的糟心事都一样，天下的坏人也都一样，为了防止老婆被糟蹋，他想起那句老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他把切肉刀指向对方。但是对方瞧不上他，就你？有种往这里砍。那家伙在自己脖子上比画了一下。他的刀就怯怯地过去了。他只想吓吓他，给自己壮壮胆，但是那家伙没躲。刀很快，猪骨头都是一刀就开。那家伙的脖子上好像在放焰火，场面很壮观。砍了就砍了，他反倒不怕了。所以，他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能无节制地妥协。他说得很文气，眉宇间英气勃发。他永远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叫哈贝马斯。被枪决之前，他且喜且忧，难过的是，把老婆一个人扔下了；喜的是，老婆再也不会受那混蛋的害了。
13. 据说这是一张IT精英的脸。如果在此类人的脸上的确能看到各种数字和符号，那我得说，我没法断定他的职业。我能断定他另外一个职业，准父亲；如果不出意料，在几分钟之内他将升任为货真价实的父亲。他在产房门前走动时被拍下来，表情焦虑：一张脸被神奇地分为两半，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左边的脸往左集中，右边的脸往右集中；他一定看见了相机，因为右眼在往这边看，右耳朵也侧向这边，与此同时，左眼盯着产房紧闭的门，左耳向产房的方向竖起来；嘴上叼着一根没有点着的烟。烟已经被揉皱了，兜里的那盒烟至少跟了他一个月，一根都没少；现在他一定要抽一根，没有火也叼上，除此之外，他找不到别的事情能够驱除紧张和恐惧。他一直在走道里来回走动，像雪天里被追赶的狼。他把衣服领子竖起来，以防更大的冷风吹进身体里。几年前老婆做手术，他在家属等候区就是这感受，觉得身上冷。手心、脚心、后背、腋窝、大腿根处还有屁股和腰部之间，出了至少半斤冷汗，大热天他就是觉得冷。现在他依然冷，但心里有底，所有的检查都没问题，他甚至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相熟的大夫告诉他，不会有任何差错，就等着做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的爹吧。我没有描述照片上他将升任父亲的激动和幸福，因为这张照片拍完后，他一定会两拳相击跺一下脚，在心里喊一声矫情而又通俗的“谢天谢地”，因为他听见了孩子嘹亮的啼哭声。
14. 他坐在轮椅上，背后是砖红色的塑胶跑道。此刻他正在转动轮圈，因为咬肌从两腮上凸出来；他刚坐上轮椅不久，因为在平坦的跑道上转动轮圈也让他汗流满面。这是黄昏，锻炼的好时候，很多年轻人从他身边跑过。要感谢那个好天气，无须调光我就拍到了理想中的色彩。他的脸黑红亮泽，像某种温暖的金属，宽阔的鼻子留下阴影，每一颗细小的汗珠子里都有半落的夕阳，云霞铺展在脸上的油光里。我没有他的来历，现在是他的结果之一。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消息，那么一切都不会出乎你意料，比如悲伤、绝望，比如奋发、图强，比如茫然和得过且过，比如，即使明天刮风下雨，他也打算来这里练习轮椅。他知道从此只能用轮子来走路；他在想，我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也正值好的年华。
15. 摄影师的脸。符合我们对艺术家的基本靠谱的想象，我说的是眼神，有一种纯粹的光，盯着虚无处也若有所思，如同在研究众生。但这一刻他的心情未必好，看了那么多脸会不会恶心？他拍人，一天要留下很多人的表情。他对“定格”这个词一直纠结，留下来，刹那静止，是死亡还是不朽？他自然地拍，也人工地拍，这要看客人的要求。如果人工地拍，他要指导，提出意见和建议，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笑该如何笑，不笑该如何不笑，怎样把最恰当的表情留在快门按下的那一瞬间的语境里。他常常觉得他其实是在指导别人怎样生活。但是今天，他把这几年的肖像照拿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列好，沏上茶点了烟一一检视，惊恐地发现，这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在这些客人的脸上完整地看到了几年来自己的表情。这是他放下茶、烟和照片后，仿如灵魂出窍的一瞬。
与此同时，我，正在写这篇文章的人，在这些脸上也发现了自己的生活。我在为他们回忆和想象时，也是在为自己回忆和想象，他们是我，我是他们。当初我为存储这些脸的文件夹取名“我们”，意在“他们”就是“我们”，现在才明白，不仅是“我们”，还是“我”，是我。
第二辑 孤独的火焰
在信仰的国度
没去过斯里兰卡，抽象地觉得远在天涯海角。因为远，就本能地以为无所知，于是去前开始大做功课，在飞机上断断续续的睡眠间隙里一直看书，希望落地时不至于太唐突。落了地，在机场就感到潮湿的热，出了机场打眼看到路边丰肥的热带植被，明白为啥觉得远得恍如隔世了：斯里兰卡再往南就是赤道了，对于一个生活在北温带的人来说，赤道几乎就远在了地球的另外一头。碰巧我去过的十来个国家，全在北回归线以北，我对赤道一带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想象。这些想象源于各种关于非洲和南美的描述。
坐上接站的中巴车，一路看到首都科伦坡，我庆幸这几天来看对了书。译成中文的斯里兰卡文学书一本也没有找到，我又想了解景点介绍之外的这个国家，最终选了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印度三部曲》。多年前读过，是因为文学和印度；这次重读，是想在书中找到一点斯里兰卡的蛛丝马迹。斯里兰卡孤悬在印度东南方向，从地图上看，两者一衣带水。资料上说：两千五百年前，来自北印度的雅利安人移民至锡兰岛建立了僧伽罗王朝；公元前247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其子来岛弘扬佛教，受到当地国王的欢迎，僧伽罗人从此摈弃婆罗门教而改信佛教。只此两条，从印度看斯里兰卡应该不算太离谱。但我担心的是，手头正读的《印度：受伤的文明》是否过时了，奈保尔在1977年出版该书，现在是2014年。近四十年，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世界，肯定是换了人间。但在进入第一大城市的沿途，我怀疑奈保尔当年写的不是印度，而是前不久的斯里兰卡。我没去过印度，不知道奈保尔离开后的四十年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就以我见到的这一路“城市化进程”来揣测，印度/斯里兰卡可能多年来都是蹒跚着走向现代化。
进了郊区，清早的大街上走着很多赤脚的老人，穿缠腰布，露出精瘦的古铜色身体。刚下过雨，他们对浅小的水汪视而不见，面容中有某种坚定的茫然和空白。沿街的建筑低矮、破败，除了佛塔和佛像尊荣隆重，住家和店铺一例漫不经心地单薄和贫瘠，有人坐在墙根，无所事事，迟缓地运行着他们的身体和表情，低下头时，我总以为是在看蚂蚁搬家，就算看蚂蚁搬家，他们也不是专注敬业的那一类，而是有着神游物外的空茫和懈怠。偶尔有几辆沾满泥水的低端汽车迎面开过来，更多的是头尾都包裹起来的小小的机动三轮车，斯里兰卡叫TUTU车，中国有些地方称之为“小蹦子”。车顶上注明：TAXI。
我以为这种出租车只在郊区使用，拐过一条街，接站的朋友说，进市中心了，再拐两个弯就是希尔顿饭店。小蹦子多起来。朋友说，科伦坡的出租车就是这个。我的心狠狠地纠结了一下。如果此地离市中心还有五公里，如果TAXI的字样过了一条街就出现在哪怕QQ和奥拓的头顶上，我也不会这么恍惚——我来自苏北的乡村，见得最多的也许就是贫穷和落后，但我必须说，一个国家的首都如此缺少过渡，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
事实就是如此，在希尔顿的十三层楼上我眺望整个科伦坡，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座可以跟“国际大都市”的想象稍微贴近的高楼，这座谦卑、沉默和缓慢的城市并不比我故乡的县城繁华多少。经见了中国近年来疯狂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习惯了以GDP和高楼大厦作为发展指标的语境，科伦坡确实让我有点反应不过来。我比来之前更迫切地想知道，斯里兰卡人究竟在想什么。
我到斯里兰卡是为了参加科伦坡国际书展。活动不多，结束了就往大街上跑，朝人群里钻。累了就叼根烟站在路边，看斯里兰卡人和车辆水一样从我眼前流过。他们说口音极重的英语，有些人英语不通，只会说僧伽罗语，偶然的交流只能靠比画。若非在沸腾的市场上，他们很少喧嚣聒噪，步行者沉默地走，依然有着石头一样坚硬或空白的表情，或者稍稍低头若有所思。没事的时候他们喜欢坐着，面对陌生人会露出单纯、淡然的笑容。他们形容焦枯，但你在他们脸上看不到焦虑和纠结，更不可能发现歇斯底里和穷凶极恶。他们长着一张安之若素、习惯于慢半拍的脸。你会觉得他们身体和精神的某些部分是静止的，被坦然地搁置到一边，因为这些部分无须或者根本就不屑参与进日常生活。只有礼佛时除外。手持莲花右绕佛塔转着圈子走，或者面对佛像垂首低眉双手合十，他们才会动用整个身心，身体在暗暗地绷紧，意念在上升，神思专注而邈远，他们庄严凝重。
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在斯里兰卡，76.7%信奉佛教，7.9%信奉印度教，8.5%信奉伊斯兰教，6.9%信奉基督教。即便有出入，这也是一个有绝对信仰的国度。我在一座寺庙里看到了高密度的一群斯里兰卡人，绕塔者绕塔，礼佛者礼佛，念经者念经，余者劳累的男女老少，在塔前、墙下、鹅卵石上、沙地上随机席地而坐，就算只是发呆，表情也丰盈饱满，一派祥和。除了祈祷诵念之声，整个寺庙有一种午后斜阳的静谧，让你觉得这世界本该如此，太初有道，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