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寺庙里，我对先前的认识产生了怀疑。那些缓慢地走在郊区布满水洼的路面上的斯里兰卡人，那些匆忙穿行过科伦坡马路上的斯里兰卡人，果真都长着一张茫然和空白的脸？他们的茫然和空白是奈保尔认为的印度式穷人的无知、蒙昧、懒惰和无所事事，还是源于内心的虔信与笃定，或者对贫穷、制度和种姓的隐忍和顺从？我请教了一位在科伦坡生活了多年的华人，说起斯里兰卡人他既羡慕又鄙夷：被中国人视为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斯里兰卡人根本不需要考虑前两者，教育和医疗免费，国家埋单；至于房子，天热，你要愿意凑合过，有个屋檐避雨就行了，穷人可以穷得心无挂碍。正因为没负担，他认为纵容了斯里兰卡人物质生活的惰性，没压力就没动力，操那心干啥？他们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精神生活，对很多人来说，信仰是日常的主体。他们安于贫穷，不思进取；也因为甘于种姓的贵贱，他们对贫富分化视若等闲。这位华人兄弟为此颇为骄傲了一把：以中国人蓬勃的进取心和吃苦耐劳，在斯里兰卡发不了财简直天理难容。他是发财者之一。
他们安于贫穷。这是否就是斯里兰卡相对落后的真相？如果安于贫穷，那么贫穷在哪一种意义上让他们心悦诚服？我随身携带的《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奈保尔也论及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尼赫鲁先生有次评论说，印度的一个危险是，贫穷可能被奉为神圣。甘地主义就曾有这样的现象。圣雄的简朴似乎和贫穷神圣化了，成了所有真理的基础，成了独一无二的印度的财富。”是否可以简便地让尼赫鲁和奈保尔的论断跨越保克海峡直接从印度移植到斯里兰卡，我不知道。斯里兰卡也在把贫穷奉为神圣？我也不知道。我在斯里兰卡只待了不足一周，就算不吃不喝不睡一百多个小时里目力所及的都是真相，也没能力说出一个真实的斯里兰卡之万一。她距我们如此遥远，距离我的生活和认识如此遥远，几乎超出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看到了斯里兰卡的贫穷，我也看见了斯里兰卡对于贫穷的不安。
此次书展正值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斯里兰卡，将签署多项重大合作项目，也将给斯里兰卡带来巨额投资。整个科伦坡挂满了五星红旗。在过去的中国人开始有了一点钱的这些年里，几乎所有像样的宝石店和茶叶店里的伙计都会说一点汉语，他们负责用汉语来招徕中国游客，跟中国人讨价还价掏中国人的腰包，现在，他们大力赞颂中国的好，中国人好，中国的国家主席好，他们对我跷起大拇指。我问一家宝石店老板，为什么中国人好，他左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兴奋地捻动，做数钱状，然后摊开两手不停地往外送，同时鼓起腮帮子不断地往外吹气，他说：“中国人，好！中国人，好！”他夸的其实是人民币。
2014年10月2日，知春里
世界和平与葫芦丝
汉字很奇怪，你问天下是否太平时，我觉得这问题与我息息相关；你若问世界是否和平，我觉得它离我很远；好像天下比世界小，好像天下围在你身边而世界必定远隔重洋。基于对汉字的偏狭理解和日常生活中的错觉，在谈论我们的生活是否面临动荡和威胁时，我会给出两个不同的答案：天下太平，因为我的生活目前比较安稳；而千里万里之外的世界，和平正在经受考验，反动和杀戮每天进行。谈论后者，我常常觉得“世界”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得知，哪里打起来了，哪里也打起来了，哪里还要继续打下去；作为“和平”对立面的“打”字，于我而言大多数时候只是一条讯息，看完就完了。对很多人来说，现世安稳，每天在日常生活的忙碌里奔波，别人的战争与和平其实就会变得很抽象；死亡抽象，伤痛抽象，数字和毁灭也抽象，因为我们无暇他顾，因为我们不在现场，因为我们没有切肤之痛。说句“政治”十分不正确的大实话，如果不看新闻，这两年忙起来我都想不起“世界和平”这回事。
但是这两年我祖父总把“世界和平”挂在嘴上，在电话里动辄跟我谈国际形势，提醒我哪里现在“不安全”，哪里又“紧张”了。祖父久居乡野，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省会城市南京，离家六百余里。那时候他还年轻，是个教书先生，长江大桥尚未建成，他坐轮渡登上六朝金粉之地。现在祖父年逾九十，活动范围以家为中心，方圆五公里以内，到镇为止，因为没什么事需要到比镇上更远的地方去办。祖父每天看电视新闻，世界上哪个角落稍有风吹草动，他就知道。因为我在北京，他连北京的天气状况也能报得出来。
这几年出国比较多，出去前我会跟祖父告个别。他就在电话里说，最近中美关系紧张，一定要去吗？前几天又有恐怖分子劫了客机，飞机能不能不坐？欧洲经济危机很严重，社会不太稳定，晚上别一个人往外跑。叙利亚又打了，会不会影响你去的国家？如此等等。我就宽慰祖父，我只往安全的地方跑，去谈文学，又不是去打仗。祖父说，今天这里枪响了，明天那里冒烟了，哪还有能睡得着觉的地方。
世道如此，还能怎么办？我劝不了。
祖父叹口气，这世界是乱了。
祖父教书之前被抓过壮丁，让他拿枪去杀人。那时候国共内战，日本鬼子也骑着高头大马在我家乡乱转，因为认得几个字，祖父被委以一个小头头的职务。可他杀鸡都下不了手，哪里是拿枪的人，扔了家伙跑庄稼地里躲起来了，天黑前不敢从高粱秸捆里露出头。这事后来成了祖父的罪证之一，“文革”时被戴上白纸糊成的高帽子游街。批斗和游街也是祖父不能承受之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轰轰烈烈的事他都扛不住，一头从二楼上扎下来。还好命没丢掉。此后他被从学校里揪出来，成了猪倌，每天和几十头猪打交道。
七十岁以后，祖父很少再提过去，他开始关注“世界”。孙子辈的已经开始在外面跑，出门念大学，工作，在不同的城市成家立业，出国；他希望能为我们这一代人想象出一个安稳、宁和的环境——只能是想象，因为世界每天动荡，就没有消停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使不上劲儿。尽管他不提过去，但过去肯定一直都在，那个时间里有他对“和平”最切身的体认。也因为这个体认，他会本能地将风吹草动的当下“世界”与他的过去迅速建立起联系，世界于祖父而言比我近得多，就在眼前，任何有悖人道、涉嫌恐惧与杀戮之事都让他警醒和惊惧。他都要在出门前提醒我。
若干年前，父亲跟我说，祖父的二胡拉得很好。我很震惊，长这么大我从没见过祖父碰过二胡，一次都没有。我问祖父，祖父说，忘了，不会拉了。一晃又多年，祖父依然不碰二胡。有一天和朋友聊天，被问道如果从战场归来，你最想做的一个职业是什么？我想不出来。回家时坐车横穿北京，看见车窗外一个卖葫芦丝的男人在路边慢慢走，脖子和肩膀上挂满葫芦丝、笛子和箫，正低头吹着《月光下的凤尾竹》。那男人的形象低调谦卑，而曲音欣悦祥和，给我一种劫后澄明之感。人和曲子突然让我与“世界”有了联系，似乎想象里的视野也开阔到了地球的另一边，“和平”一词有了确切的含义。有答案了，我给朋友发了条短信：
游走街巷，卖葫芦丝。
2012年6月7日，小泥湾
我为什么喜欢凡·高
作为一个资深的油画门外汉，我喜欢凡·高已经很久了。你让我专业地说说喜欢的原因，我说不明白，就是喜欢；那种焦灼、燃烧的动感让我心有戚戚，我觉得油画就该那样，不管隐忍还是蓬勃，生命的质感你得出来。所以，到荷兰，凡·高博物馆是一定要看的。的确看了，那要另说，现在我要说的是荷兰的国立博物馆。
和阿姆斯特丹往常一样，那一天下了一阵雨天就晴了。其他楼在装修，国立博物馆只开放一栋楼，两层展室，不大，但对荷兰这样袖珍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规模可以理解。重要的是，馆里藏了不少好东西。除了凡·高的一幅自画像，镇馆之宝是伦勃朗的那幅著名的《夜巡》。这是巨作，占了整整一面墙，十八个人在画上栩栩如生。这么大还是被裁剪之后的篇幅。当年该作进贡王宫，不知道领导还是管家嫌大，一挥手，切掉了左边四十一厘米宽的画面。王室总是财大气粗，反正好东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伦勃朗的也照样裁。旁边有幅原画的临摹之作，对比后你会发现，大师的东西果然不是俗人可以随便乱动的，我这个外行都看出来，剪辑后的画面在平衡感和对称性上，跟原作差了一大截，重心不稳。两层楼上下仔细瞻仰了一遍，该馆的副馆长问我，喜欢《夜巡》吗？我说：更喜欢伦勃朗的另一幅——《犹太新娘》。他想知道原因，我的理由是：眼神好，还有一块油彩凸出来了。副馆长笑了。
可能馆长同志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观众。没办法，让我心动的的确就是画里一男一女的眼神，还有男人胳膊上蓦然凸出来的凄厉的油彩。那眼神是一个人的心思在动，有活的东西在；而那一小堆油彩色块，纯属非法之举，在17世纪（乃至19世纪）及以前的油画里，很少人有如此泼辣的原生态，胆敢将油彩涂上去不收拾好——装修工人都知道涂料上了墙，要摊平、抹匀，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滑。前伦勃朗时代的油画好像都镜子般地光滑。这正是我不喜欢的，那种看上去酷似印刷出来的平滑、安详的效果让我觉得是赝品。那些画很有贵族气质，颜色和画面繁华富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肖像画和风景画，适合挂在豪华的客厅迎接贵客：衣物精致细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但人物就是眼大无神，表情就是无限接近空白，所有的人长得像一家人，干什么都充满了仪式感，无比端庄（端得很好，装得很像）；就连风经过山野和树梢，也少了自然之气，如同统一从庙堂上吹来的，也很端庄。
过于端庄有虚伪之嫌，所以我不喜欢那些平滑安详的贵族式油画。副馆长说，馆藏的十七世纪画中也不全都是端庄、贵族的，也有很民间和质感的，不过没展出。且说这幅《犹太新娘》，副馆长的小眼睛在圆形镜片后一动，夸赞我跟凡·高一样有眼光，凡·高当年就激赏此画。1885年，荷兰国立博物馆刚刚开馆，胡子拉碴的瘦凡·高来了，盯着这幅画就不撒眼，恨不能吃下去。据传，凡·高的语录是这样的：能在这里坐住了看此画两周，宁愿早死十年。绘于1652年前后的《犹太新娘》对凡·高意义重大，具体重大到啥样，我没去查资料，会不会就重大在画中身份模糊的男人胳膊上的那一小块凌乱堆积的油彩呢？如果重大在这里，我就赧颜与凡·高一样有眼光一回。反正我们知道，凡·高是个穷鬼，但在十九世纪的画家中他出手又别样地阔绰，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大的油彩浪费者，画画跟蹩脚的泥瓦匠抹墙一样，一点都不懂得节制。他把一幅画弄得像航拍的地形图，每一块地方都凹凸不平。
对，我喜欢的恰恰就是这个凹凸不平，不贵族，不端庄，不安详，仿佛暴起来、扭开去的神经。它让我觉得画上的男人立马活了起来，跟着整幅画也有了生命和温度。它有了生命感。在所有的人、所有的画都完美到了失去生命感的时候，伦勃朗出其不意地放大了缺陷，画上的男人因此成了那个男人自己，伦勃朗因此和无数的画家区别了开来，凡·高因此站在这幅画前流连不舍，说早死十年也值。
很多年里我都在想，凡·高为什么如此笔墨铺张，像用不要钱的泥巴一样用颜料，他使用条状和块状的笔墨语言，他胆敢如此！在《犹太新娘》跟前，我恍然大悟，谨慎的伦勃朗只是在胳膊上冒了一个小险，到了凡·高那里，他让星星之火燎原。他有比伦勃朗更澎湃、粗砺和喧嚣的激情需要呈现出来，他要扭曲、愤怒，他要燃烧，让画布上一个变形的世界丘壑纵横，唯其，才逼近他这个人。事实上，正是从1885年起，凡·高的画成了凡·高之为凡·高的见证。这叫修辞立其诚。
2011年7月10日，知春里
有个小镇叫沃尔
离开南达科他州的坏土地，天就黑了。我们必须在最近的一个镇上住宿。我喜欢美国的小镇，小而精致。美国人口刚及三亿，国土面积比中国稍微少一点，平原面积又大，分摊到人头上，每个人都是地主。反过来计算，把人头分摊到土地上，那很有可能“千里无鸡鸣”。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沿途的镇很少又很小了。但是这些镇子总会有哪个地方让你心动那么一下。
镇子叫沃尔。到1931年12月，这里只有三百二十六个人；七十八年后，我一大早起来在仅有的三条街上转了一圈，估计这地方人口到不了四位数。在中国的平原上随便找个村子就能把它比下去。但它看上去很有来头，小镇的宣传册上就这么说，本镇历史悠久，咱们有传统。美国人很在乎这个，历史，底蕴，文化，恨不得任何一个角落都弄出点说头来。不过沃尔镇的确有个相当有意思的传统，那就是多少年来行人过此地，喝冰水一概免费。
说来话必须长，要从1936年开始。这一年，沃尔杂货店的老板泰德，觉得生意做不下去了，前往坏土地和黄石公园等地的旅人和过路客都不愿停下来买东西，本地的农民生活又拮据，恨不得把嘴吊起来，所以该店门可罗雀。眼看着营业额渐趋为零，泰德急得嘴唇上直冒泡。尤其到了这一年夏天，天还热得要死，孤寂的大太阳让泰德老板有点绝望，考虑是不是该关门大吉了。7月里的一个星期天，一个被过往车辆吵得睡不着的伙计跟他抱怨：老板，你知道这帮人为什么开着车从我们路边没命地跑过去吗？他们急着找点冰水降温解渴。然后伙计脑子里闪过一道金光，我有办法帮你拉客了。泰德脖子一下子抻长了：快，说说看。伙计说：咱们现在有冰也有水，为什么不搞个牌子挂到高速路口，上面写着：下一个街角拐弯——沃尔店，有汽水、啤酒……还有免费的冰水。
泰德死马当活马医，试了一下，果然奏效。老头老太太，姑娘小伙子，都打了一下方向盘拐过来了：请给一杯冰水。
人气上来了生意就好做了，再说谁好意思只闷头喝水不买点东西。小店的GDP就像坐了火箭，噌噌往上跑。老板尝到甜头，生意越做越大，就把“免费冰水”作为传统坚持了下来。接着普及到了整个沃尔镇，继起的店铺都来虚心学习，所以这地方很小，客流量却越来越大，免费的东西总是让人向往。我们到时，南来北往的车公路边已经停了不少，可见半个多世纪了生意一直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进了古老的沃尔杂货店吃早餐。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店了，而是扩大成了一个繁华的市场，很多家店铺在里面营业，吃喝玩乐都有，还有一间窄窄的小教堂，不到两张长条凳的宽度。我没开闪光灯拍了几张照片，光线温暖，小教堂庄重安详，在两边卖旅游纪念品店的喧嚣里，空着所有的长条凳，等数钱数累了的人坐上来，等候上帝发落。
从门外还能看出1936年的模样，当年印第安人拴马的铁桩子还在，但里面显然已经是新世纪了，先进、时髦、琳琅满目，还有众多“中国造”的小商品，足够地全球化。岁月流逝，现在美国绝大多数餐馆里冰水都免费，不知道跟这家店是否有渊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沃尔镇已经成了标本、传奇和文化，对很多旅行者来说，他们绕道来此未必就为了打尖住宿，可能仅仅是想看一看，喝冰水不要钱的地方到底长啥样。市场里的老板们，半夜醒来想起开创出新的营销策略的前老板泰德和他的睡不着觉的伙计，应该会屡屡心怀感激吧。
我们住的旅馆的老板，一个白头发大个子的老头，也很有文化，听J教授说我是作家，从吧台后拿出两份报纸，指着上面他的照片和文章说：Me too（我也是）。该老头曾在越南打过仗，只是当的是通信兵，没机会杀人和被人杀；现在开旅馆写文章。显然，他对越战想法复杂，战后两次去越南，最近的一次在不久前，还找到了当年他的越南翻译，两人抚今追昔，重游了这个硝烟散尽的国家。说到越南，他摇头，一言难尽啊。他把报纸送给我们，希望我们读他写越南的文章。这两期报纸他一定收藏了不少，慷慨地送给所有感兴趣的人。假如每期仅存一份，他可能会装进镜框挂到墙上，美国人对此毫不避讳，有一种天真的慷慨——公共的就要展览，他们希望你能分享他们的历史、文化、思想和快乐，甚至家族史都愿意端出来给你看。
早饭后我们离开，越战老兵出门送客：“下次再来，送我一本书啊。我也送你一本。”他对写书比开旅馆还有信心。
《所有的名字》序
一
1997年，我念大学二年级，每个周末都要把方圆五公里内的大小书店逛一遍，在一家小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叫《修道院纪事》的书。那时候我不知道若泽·萨拉马戈是谁，因为古色古香的封面，因为一个简体字版却印了一个繁体字的书名，当然，主要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读过任何一本葡萄牙的小说，我拿起了那本书。只看了小说开头我就意识到，又多了一位要持久牵挂的作家。在澳门文化司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那本《修道院纪事》的正文第一页，我读到这样一段话：
要说过错在国王身上，那简直难以想象，这首先是因为，无生育能力不是男人的病症，而是女人们的缺陷，所以女人被抛弃的事屡见不鲜。其次，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举出事实证据，因为本王国王室的私生子多得很，现在大街上就成群结队。况且，不是国王而是王后不知疲倦地向上苍乞子……
在我当时饕餮般的外国文学阅读的经验里，从来没有哪个作家这样说话。这个叫若泽·萨拉马戈的人用的是一套歪斜的、荒唐的、无理取闹般的逻辑展开叙述，但你必须承认，他的说话方式如此别致和妙趣横生，不管他如何吊诡、顽劣和不正经，他说的都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这奇怪的逻辑里有他想让我们看见的事情真相。还有，他胆敢如此漫山遍野地动用各种关联词：首先、其次、况且，不是、而是，因为、所以，如果——这才几句啊。大师们和各种教科书都在提醒我这个初涉写作的学徒，别像吃土豆就得蘸盐那样一动笔就向关联词求救，只有拙劣的作家才会如此铺张地因为所以。但我真的是喜欢萨拉马戈频繁地因为所以，他怎么用都不会让你厌烦和自卑，因为贴切，因为如此之贴切。似乎只有萨拉马戈才这么用，才敢这么用。在读《修道院纪事》的整个过程中，直到现在很多次重读，我都会忽略掉译者范维信先生的功劳，我觉得萨拉马戈根本就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恕我直言，能把汉语用到萨拉马戈这份儿上的中国作家，没几个。
那时候我还不会上网，不知道去网上搜一搜萨拉马戈的尊容。在十六七年前的那家书店里，我就对此十分好奇，我纳闷一个人得长成什么样，才能写出如此这般诡谲、朴拙又精致且漫不经心的文字。当然后来我见到了。1998年3月，葡萄牙语文学文化杂志出了一本《卡蒙斯》杂志专刊，中文版，图文并茂，在葡萄牙大诗人卡蒙斯的高度上推介萨拉马戈，内中收入萨拉马戈多幅照片，包括之前他和夫人应邀来华的观光照。我念书的大学图书馆有幸获赠一册，封面上盖有表示赠送的印章。至少有半年时间，那本专刊一直在我手里，我一次次重借。刊中文字不多，萨拉马戈的大幅高清照片一张挨着一张。时至今日，我都没有如此大规模地翻看过第二个作家的照片。
可能因为萨拉马戈成名时就已经是个六十岁的老头，作为一个大作家他都没机会年轻过，照片上的萨拉马戈已然垂垂老矣，是个似乎多少年来就一直坚持谢顶、皱纹密布的瘦高个老男人。他的目光澄澈、集中，偶尔对着镜头顽皮地笑一下，沧桑里有锐利，天真中似乎还存着一点恶作剧般的单纯。他长得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或者说，这个长相写出那样的小说理所当然，或者说，那种神奇的文字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才有能力写出来。抱歉，用这种八卦式的逻辑谈论萨拉马戈可能很不靠谱，但我必须把它说出来，因为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相遇，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相遇，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么的不靠谱。没准萨拉马戈本人会很认同，多少年来他一直坚持用类似不那么“靠谱”的逻辑强悍地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修道院纪事》《里卡多·雷耶斯辞世之年》《石筏》《里斯本围城史》《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失明症漫记》《双生》《复明症漫记》……以及我们将要谈论的《所有的名字》。
从1997年的那个下午开始，萨拉马戈一跃跻身于我个人偏爱的作家的极短的短名单内。这个名单多年来更新频繁，早已从1.0版升级至3.0、4.0版，很多大师来了又去，但萨拉马戈依然“硬硬的还在”。我以一个超级粉丝的专业姿态追读着他的每一个中文译本和可能找到的英文译本。
2010年6月18日，萨拉马戈在西班牙兰萨罗特岛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七岁。愿他老人家在天上安息。
二
我在小书店里偶遇《修道院纪事》的那一年，萨拉马戈七十五岁，出版了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所有的名字》。
这部旨在为众生、为“所有的名字”伸张的小说里，只有一个名字，萨拉马戈把他自己的名字慷慨地给了主人公，他称他为“若泽先生”；其余人物则回归众生，他们只代表他们的身份，他们分别是：助理书记员、正书记员、副注册官、注册官、陌生女子、一楼右边的老太太、医生、药剂师、校长、公墓雇员、公墓副看守、公墓看守官、牧羊人、陌生女子的父母；还有一位高高在上，永远不动，就是若泽先生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时看见的天花板，在萨拉马戈式的魔幻中，这位天花板同志与我们的若泽先生展开了多次深刻的对话。熟悉萨拉马戈的读者都知道，就算《所有的名字》中只有一个名字，也不是最少的，《失明症漫记》中一个人名都没有，只有医生、医生的妻子、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和斜眼小男孩。
很多年里我一直纳闷，萨拉马戈吝啬到都舍不得给自己的小说人物取一个名字，他是如何做到的呢。读过《所有的名字》我差不多明白了：有了确切的名姓你只是你自己，取消了命名你可能是所有的人——此处“取消”一词换成“超越”未尝不更恰切。当萨拉马戈克制住自己对人物命名的欲望时，我觉得他更像若泽先生的天花板，不管我们这些助理书记员眼睛睁没睁开、看没看见它，它都在，它悲悯地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这个世界固然纷繁复杂，但正如萨拉马戈即便不用姓名去区分每一个人，我们最终也不会把张三与李四搞混一样，天花板条分缕析，它把所有的人一一看在眼里，男人女人，活人死人，相依为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应该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也不应该把死人和活人分开。若泽先生最后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在这个意义上，若泽先生是天花板的使者。一个民事登记总局的助理书记员，处在登记总局权力等级的最低端，尽管他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漫长丰厚的岁月依然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失败者，贫穷，乏味，沉默，仅仅依靠多年养成的刻板惯性，以及可笑的制作名人信息档案的改良过的职业病过活。这样平凡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人满世界都是，小说中最不该给予命名的可能就得是他，但萨拉马戈隆重地委以“若泽”——失败者走进人群里，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安排了。于是若泽先生在某一天晚上潜入登记总局，他想偷偷地拿出五个名人的信息登记簿，以丰富自己收集的名人信息档案。第六张登记簿粘在了第五张下面，被他一起带回了家。作为闯入者的第六张是个女人，三十六岁，本市人，新的信息只有两条：一条结婚，一条离婚。此外的信息都来自三十六年前，那时候陌生女人还是个初生婴儿，卡片上记录了她的姓名、父母和教父母的简单信息。“类似的卡片在文件柜里肯定没有几千也有几百条”，萨拉马戈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女人同样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人。但是助理书记员发现了她。这个发现因为偶然，反倒重大，他突然觉得这个平凡的女人完全可以和一百个名人等价。需要理由吗？若泽先生没有理由，但我们都知道，若凡事都要讲出个一二三，我们根本没办法活下去。她完全可以很重要。她为什么就不能很重要呢？
若泽先生决定找到这个陌生女子。
开始我以为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爱情，一个单身的五十岁男人，一个三十六岁神秘的陌生女人，不来一场恋爱说不过去，哪怕是单相思，哪怕是柏拉图之恋。可是萨拉马戈不写爱情——1982年，后来成为萨拉马戈妻子的皮拉尔·德尔里奥当时只有二十六岁，她去采访已经成为名作家的萨拉马戈，她表达了对《修道院纪事》里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两情相悦的喜爱，胜过对作家隐藏在文字中对现实和宗教的批判的看重。萨拉马戈回应道：“小姐，你完全没看懂我的小说，我从不写爱情。”不写爱情，那个单身男人为什么在接下来的故事中，要殚精竭虑地去寻找一个没有半毛钱关系的陌生女子呢？他不惜冒险夜半进登记总局翻找资料，他伪造单位授权书去找相关人士查访，他旷工、装病，他像小偷一样潜入陌生女子小时候念书的学校偷窃档案卡片；末了，就算他获知魂牵梦绕的陌生女子已自杀身亡，助理书记员先生依然假托登记总局之名，进公墓寻觅她的葬身之地。在这些锲而不舍的情人式追索的过程里，一个循规蹈矩、沉默、胆怯、卑微的小公务员不见了，他嚣张、无所畏惧，谎话张嘴就来，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有爱情才可能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
天花板的看法和我一样。天花板说：“除非是出于爱情。”若泽先生认为该想法纯属“没头没脑”。但天花板又说：“只有你自己才能给出答案。”若泽先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无法说服天花板，同样他也无法说服自己。也许他缺少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从床上爬起来，收拾干净自己，弄了点吃的，开始忙着给陌生女子的父母打电话。此时，陌生女子已经死亡，他要知道她为什么自杀。
自杀的原因很复杂，有多少个自杀的人，就有多少种自杀的原因。若泽先生最终没能弄明白陌生女子为什么不愿活下去。一个死去的人是否可以承载他的爱情？小说进行到这里，我和若泽先生一样困惑了，我想无所不知的天花板也会面临同样的疑难。萨拉马戈至此也打住，他“从不写爱情”，这是他的高明之处，笔锋一转，他开始写公墓，让若泽先生守着坟墓睡了一夜之后醒来，遇上了高古却不着调的牧羊人。该牧羊人因为常年带领羊群出入墓地，基于自身诡异的生死观，养成了混淆死者的坏习惯，他热衷于把尚未立碑的新坟上的编号牌搞乱，当你认为坟墓里葬的还是A时，他已经把他/她换成B了。当然，他从不认为他干的是坏事，你批评他，他跟你急。接下来，故事在漫长的寻找之后突然开始了加速度，民事登记总局的注册官要实施新政。他决定，登记总局从此改变信息卡片的摆放规则，逐渐取消生者资料区与死者资料区的隔离与对立，让死者永远和生者在一起，让一个人的死与他的生相偎相依，生死与共。
至此，一个追寻活着的人的故事，转变成如何处理死者的问题。死亡不等于不存在，不等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死亡只是一个人存在的另外一种形态，是活着之外我们继续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开始写一个最简单的故事——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萨拉马戈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的最后部分说，“因为他意识到人生中没有比寻求别人更重要的了。这本书叫作《所有的名字》。不必写出来，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都在那儿，无论你活着，还是死了。”
也就是说，萨拉马戈先生完全赞同若泽先生：追寻一个活着的人，跟追寻一个死去的人，同样重要；这跟那陌生女子与一百个名人等值是一个道理。这是萨拉马戈先生和若泽先生的逻辑。所以他写了这部小说。问题是，小说和天花板一样，也有它自身的逻辑：“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只是个形式，最终你找到的不能只是一个人，而应该是一群人，是所有的人；如果一个人的确能够对应一个名字，那么你找到的应该是“所有的名字”。
于是我们知道，假如若泽先生的确曾对陌生女子生出某种复杂的爱意，那么这似是而非的爱情的目的，也不在于让彼此进入对方的生活，而在于将对方从匿名的状态中挖掘出来，在抽象和冰冷的档案卡片中重新发现和恢复个人鲜活的生命史。若泽先生对于人类的贡献也在于此：让登记总局的档案里留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三
萨拉马戈是个悲观主义者。在这个悲观主义大师众多冷峻和绝望的作品序列里，《所有的名字》有点异类，悲情之余多少有点“喜大普奔”的意思了。但它依然跟萨拉马戈的其他作品一样，是个寓言。寓言从来都无力于指导行动，只能作为一个提醒。它是不可能之事，仅在理论上成立。这大概也是萨拉马戈冷峻、悲观和绝望的重要原因。而这“成立”的“不可能”，恰恰是好文学的终极指标之一，作家批判、提醒、建构一个个乌托邦，为了让这世界一天天更加美好。寓言总是缘起于想象力与远见卓识深处的一个个陡峭的点。萨拉马戈尤其如此。
《修道院纪事》里有一只人造的大鸟，依靠人的意志去驱动，而这团密云一样的东西只有布里蒙达才能看见。《失明症漫记》，开车的男人等待绿灯的时候成了瞎子，他的失明像瘟疫一样开始蔓延，整个城市（除了医生的妻子）全看不见了。在《石筏》中，欧洲大陆沿着比利牛斯山断裂，葡萄牙和西班牙脱离欧洲大陆在大西洋上独自漂浮。《里斯本围城史》里有个校对员，在一本反对摩尔人的解放战争的书中，把“是”改成了“否”字，整个历史全变了。《里卡多·雷耶斯辞世之年》，大诗人佩索阿死了，他的笔名所有者里卡多·雷耶斯还活着，佩索阿从坟墓里走出来，诗人和他的笔名像两个人一样开始聊天。《双生》，历史老师特图里亚诺·阿丰索在一部三流电影中看见了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然后开始寻找那个演员。《复明症漫记》，《失明症漫记》的姊妹篇，患过盲流感的那个城市的居民这一回突然擦亮了目光，商量好了似的，对当局的统治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进行对抗，在政治竞选中集体投了弃权票……
为什么会有这些突发事件，萨拉马戈从不解释。《所有的名字》也起始于一个偶然：若泽先生碰巧带回了第六张登记表，那张登记表碰巧是那个陌生女子。你可能会问，如果第六张登记表上是一个男人的名字，若泽先生还会有兴趣去找吗？我确信会。萨拉马戈一定会让他去找，因为此时，萨拉马戈对寻找一个人有兴趣，男女不重要。萨拉马戈的兴趣基于他对人世的洞见，这一点具有必然性；选中陌生女子不过是为了便于想象力和论证过程的开展。而当萨拉马戈的论证过程有条不紊地展开时，你会逐渐忘掉突兀的开头，他的论证如此严密和强大，如此地现实主义，你都不相信这样的完全符合日常逻辑的现实主义推进方式是在为超现实的立意服务。开头有多虚幻、多缥缈，此后的论证就有多扎实和多牢靠。
当陌生女子被选定后，萨拉马戈迈出了《所有的名字》的第二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萨拉马戈的写作通常有个“两步走”：第一步，大胆假设，就像科学家提出一个假想；第二步，小心求证。尽管假想只是一个简短的开头，它耗费的时间和气力肯定不比其后漫长的演算和论证少。较之于小说的重要性而言，两者势均力敌，甚至四两犹胜过千斤——第二步的活儿能干的人没那么多，但肯定也不会太少，而第一步，凤毛麟角，甚或只有萨拉马戈一个人可以胜任。鉴于此，我不打算穷究他是如何生发他那萨拉马戈式的奇崛、高昂的想象，追究起来多半也是瞎操心，倒不妨尝试说说第二步。
萨拉马戈从来都认为自己的写作就是“工作”。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他说：“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好好地完成了我的工作，根据我的标准，好工作是——这本书按照我所想的方式写了下来。”我猜此处他说的是第二步：论证符合预设，他满意了。在《所有的名字》中，当第六张登记表被若泽先生带离登记总局之后，萨拉马戈就由文学家变成了科学家，或者说，由诗人变成了学者，他得像写论文那样一点点朝小说的终点论证过去。
我想象萨拉马戈在第六张纸之后又拿出一张纸，上面列出的是寻找一个人可能有的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必须得在日常的逻辑里一一运行，甲法不行换乙法，乙法不行换丙法，丙法不行换丁法，以此类推。故事的延宕需要这些都参与进来，哪些先哪些后萨拉马戈必须给出充分的理由，否则就会露馅，故事将四面漏风。比如，若泽先生寻找了半天，陌生女子的教母突然“狡黠地笑了，说道，也许在电话黄页里找找不是个坏主意”。此时，如果萨拉马戈先生没有提前准备好，肯定会和若泽先生一起心跳加速，因为这实在是寻人的最便捷方式，如果你真是要调查一个人的下落的话。由此，我们看到若泽先生被迫直面这一问题：究竟为什么寻找？天花板也参与到类似的提醒和诘问，它和所有的当事人一样，负责发现各种可能性的漏洞，让若泽先生/萨拉马戈先生一个个解决。假如你在阅读过程中曾产生不同的疑问，那么小说结束，你会发现这些疑问都会得到答案。这是萨拉马戈的写作方式，他列出问题的各种可能性，接着逐一解决。这个思维缜密的大脑，写小说如同做论文。
不得不说的还有他的修辞风格。标志性的但也饱受诟病的标点吝啬病，原文里他只用逗号和句号，正常的叙述倒还好，一旦陷入无始无终的对话，简直是灾难，你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才能弄清楚哪一句话是谁说的。但这一特征恰恰又是他对文学的贡献之一，因为模糊了叙述和对话的界限，反倒扩大了句词的功能：当一句话既可以被理解为常规叙述，又可以被当成对话之一时，它的含混和复杂油然而生。很可能也是在节省标点的启发下，萨拉马戈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推进故事的方式：虚拟的将来时及对话。这一假设绝非心血来潮，而是为了打开空间，参与叙述，当某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需要解决时，虚拟的场景如约而至：
然而只有在很久之后，在我们现在叙述的这些都已经无关紧要时，若泽先生会发现同一位幸运女神这一次又神奇地站在了他这一边，让他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他原本不知道，这栋楼的一家住户，出于魔鬼的巧合，正好是登记总局的一名副长官，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出那情景会多么骇人，我们这位大胆的若泽先生敲开门，展示卡片，也许还展示了假授权书，而开门的妻子欺骗他说，您晚点再来吧，等我先生回来，一向是他处理这些事情，然后若泽先生会回来，满怀期冀，却会撞见愤怒的副长官将他当场抓获……这一回就好像他的守护天使不停地在他耳边劝告，他决定将调查方向改为周边的商铺，若泽先生就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拯救了自己……
显而易见，萨拉马戈通过这种虚拟的将来时及对话弥补故事可能出现的漏洞：陌生女子可能的住处与登记总局同处本市，且相距不远，若泽先生的秘密寻访难道不会曝光？这一段虚拟的场景告诉我们，会，但若泽先生因为幸运女神的眷顾而成功地避免了。
此功能之外，这一技法其实还可以作为审美的逃逸之术。正面强攻过不去的地方，避重就轻地来那么一下子，这转身可是既体面又华丽的。而且，因为这一将来时的引入，小说的层次感更强，意蕴也会愈加丰富。当然，这只是我题外的发挥，未必合萨拉马戈的本意。
四
《所有的名字》只有十来万字，以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也并非萨拉马戈最得意之作，但它的问题意识、叙述方式、写作的内在秘密，以及某些我在这篇序言中没有涉及或者没有能力涉及的特点，又是“最萨拉马戈”的。无论你把它放在千本万本小说中，它都不会埋没自己，只要翻动它的前几页，它就会告诉你它姓什么。萨拉马戈，不会是第二个人，因为萨拉马戈如此与众不同。
从我站在那家小书店阅读《修道院纪事》的时候起，我就把他从古往今来的作家中区别了出来。在作家们不同的队列中，他单独站出一队，这一队目前只有他一人：这类作家能把奇崛的想象、务实的行文、蓬勃的游戏精神、清冷的理性、深重的怀疑主义、诡异的修辞以及彻骨的荒谬感几乎完美地结合到一起。这让萨拉马戈成为一个既执着又散漫、既狭窄又宽阔、既冷静又激情、既深邃又天真的大师。十余年来，无数次阅读萨拉马戈，每当我费尽心思要总结我的阅读感受时，头脑中都一次次地闪现他不同角度和表情的面孔，仿佛这些小说都写在他的脸上。
2014年7月6日，知春里
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
有生以来头一回看到这么多自行车，在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门口。一片片蔓延过去，一层层蔓延过去，巨大的停车场地放不下，只好在像立体停车场一样Z字形折叠起来，从这一端拥挤缓慢地走到了另一端，从这一层倾斜地爬到另一层。每一辆车子银亮的把手上都映射出好几个太阳，可以想象那阵势，沸腾的钢铁正在燃烧。每次经过那些翘首以待的自行车把手，其无从计数的宏大场面总让我想起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在广场上鼓舞起一片森林般狂乱喧嚣的手臂。一点理由都不需要有，数字的累加到了位，震撼人心的宏大叙述就出来了，既具体又抽象，只这一片自行车的海洋就给了我阿姆斯特丹整座城市的感觉，进而是整个荷兰的感觉——其实除了阿姆斯特丹、莱顿和海牙，我对荷兰的其他地方一无所知，但有这浩瀚的自行车在，我以为我明白了，荷兰与这片自行车之海息息相关。
在每一个车站旁边都有这样巨大的停车场，上下班的人，长短途出门的人，把自行车骑到车站，停下，存定，买了票上火车。阿姆斯特丹是座水城，城里有蛛网一样缠绕的运河，城外是海，房屋古老，街道狭窄，单行道猝不及防，在星盘一般一圈圈向外扩展的老城区，如果不是当地的老司机，转上几圈恐怕连汽车也跟着晕了。反正我这个有年头不晕车的人，在出租车上转了几条街后，空荡荡的胃里也要无中生有地往外冒东西。方便的是船，像在威尼斯，但游艇不是谁都玩得起，自行车就成了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大街小巷都是自行车，你在阿姆斯特丹古老的红褐色砖头街道上走，如果你身边没有自行车飞速地擦衣而过，那它们一定就在你旁边随心所欲地站着：立正站好，靠着树干，锁在桥栏上，斜倚广告牌，或者干脆歪倒在地上。街道上缺了老砖头也不会缺自行车。因为自行车多，因为需要的自行车多，失窃的自行车就很多，一个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作家跟我说，他丢掉的自行车已经多达两位数，单在念书时就丢了七辆。你不知道你的宝贝坐骑什么时候就被小偷顺走了；你也不知道你的坐骑的某个重要零件怎么就突然不翼而飞了。每一回运河清淤，都会挖掘出无数残损的自行车，车架上锈迹斑驳，看上去像这座城市一样，上了年纪。
自行车是喧嚣的大多数。在北京从来都是开汽车的是老大，在阿姆斯特丹骑自行车的才是老大，在你身后摁喇叭的极少，但在你身后喝令你闪开的很多。我在酒店门口就见过两例，骑自行车的呵斥开车的占道。荷兰语我听不懂，不过天底下骂人使用的都是统一的表情和口形，我肯定两轮车主骂出了脏字，但四轮车主只是绅士地赔了一笑。问题是，人家根本没时间看你的笑脸，你的笑尚未落定，人家已经飞车几十米外了。在北京，我是资深的两轮阶级，被四轮的财主在屁股后头摁了十年喇叭。此情此景，在阿姆斯特丹，我还真是狭隘地私生了一下快意：真为咱们穷人长脸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