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你要认为在阿姆斯特丹只有穷人才骑自行车，那就错大了。荷兰人的日子相当好过，好像仅次于瑞士，没几个国家比它更像人间天堂。不差买汽车的那几个钱，但是自行车还是得骑，这是整座城市最有效的交通工具；就算你有钱摆排场，那些十六、十七世纪就铺好的砖头路，你也没办法让它们突然变宽。自行车是阿姆斯特丹的日常生活，就像咱们不管达官显贵还是升斗小民，过日子都得吃米一样，这事本身不带阶级色彩。那一天我们从阿姆斯特丹市长官邸里出来，我问随行的荷兰朋友：市长会骑自行车上班吗？他说：当然，部长们也经常骑自行车上班。
对此，我有点缺乏想象力，不知道你是否也如此。让我们一起来虚构一下，想象咱们的市长、部长们骑着自行车上班的情景：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一个公文包，出门，踩一只脚镫，助跑，抬腿，上、上、上——车。这个过程被我想得支离破碎且异常艰难，因为我总是注意力不集中，习惯性地替领导们盘算，自行车的后头到底应该跟多少人合适，这些人骑车还是坐车；还有，一个更为要害的问题是：咱们的市长和部长们还会骑自行车吗？
2011年6月27日，知春里
如果我说，卡佛没那么好
这个世道有点看不懂，都说忙，没时间坐下来看书，但砖头一样的长篇就比中短篇小说集好卖。尤其短篇集，跟诗集一样是出版毒药。我见到的出版商每谈及此类项目，都拿出即将倾家荡产的人道主义精神咬牙切齿地说：好吧，出。如果阅读和市场的确就如此诡异地拧巴下去，你也得认了，写短篇就抱着为艺术献身的目的即可；但是，我又见到、听到这两年但凡跟文学沾上一点边的同志都张口闭口地在说卡佛，把大师挂在嘴上的劲头让我对短篇事业似乎又可以满怀信心。卡佛的短篇那真叫短，一个集子摞一块儿也未必有一个长篇的一章字数多，坊间就是能炸锅似的谈，报章杂志就是能整版整版地做。在文学精神如此匮乏的中国当下，得如此礼遇者，近年来也不过余秋雨、村上春树和张爱玲几人而已。此几位大师据说都曾一度成为女孩子坤包中的必备之物，开谈不说某某某，那是你没文化。所以大师们也因此上升为是否小资的重要指标。我希望卡佛不要成为什么指标，喜欢的就认真看，不喜欢的也不必揣着装门面。平心而论，对浮光掠影的阅读来说，卡佛不是个好选择。
现在说卡佛。他已经被抬得如此之高，想批评的人会感到怯。怯不仅仅是怀疑自己的判断，还有卡佛拥趸们的指责。先前写过一篇关于卡夫卡的小文，我说卡夫卡是大师，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的汉译本中的文风我不喜欢。文章放到网上，一群患了“大师强迫症”的人，走马观花地看见了，略过一大堆我礼赞和心仪卡氏的文字，条件反射般地就盯住了“不喜欢”这三个字，冲上来一顿围殴。说啥的都有，总其要有这么几条：1. 说大师不好，你也配？2. 说啥说，都没看懂大师。3. 丫被惯坏了，都开始信口雌黄了。4. 看来这人废了。好像我说了“不喜欢”，就是犯了天条，接下来活该字都不会写了。要是我哪天头脑一热，说很讨厌托尔斯泰，是不是得满门抄斩？
因言获罪会被送监狱，判你个十来年，那是谈政治的恶果；在文学里，冒犯权威进班房倒不至于，主要是他们没这权力，但一堆板砖是逃不掉的。反正这事很奇怪，所有的，从上到下，从组织到个人，就是不能尊重你说话的权利。此非空穴来风。某日与一群新老朋友聚，席间谈到卡佛，我说卡佛没那么好，立马为千夫所指。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看不看卡佛，懂不懂卡佛，但他们显然都理直气壮地认为我不懂。那么好吧，我埋头吃喝，再说就有人要拍案而起，剥夺我的吃菜权了。有立场固然值得褒扬，只是，如果我们在所有事情上的立场，都能像捍卫权威那么坚定就好了。
我的确认为卡佛没那么好。
当然，前提是卡佛很好，只是没到我们众口一词那么伟大的份儿上。
念大学时读过于晓丹译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小册子，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耳目一新，短篇小说到卡佛这里不一样了。但也仅此而已，没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刚开始写作，对小说艺术的意会还很肤浅，反正对卡佛没到念念不忘的地步。然后就是这两年卡佛高烧，文学界如同发现了所罗门宝藏，奔走相告；于是重读，写作有年，觉出了他的好，也觉出了他的没那么好。
卡佛的好，我觉出的不比别人多：极简，巨大的沉默和空白，精进乃至苛刻的艺术自律，温暖的小人物叙述，日常生活的充分诗意化，等等。其实，随便挑出其中的一条放进我们当下的短篇小说创作中，都是难得的品质。卡佛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能获得无上之荣誉，得承认，也和我们的平庸懈怠的短篇小说创作现状有关。不比不知道，一比发现还是人家的好。的确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是个历史的范畴。若干年来都说《红楼梦》是老大，《金瓶梅》等而下之；现在，不少学术界和文学圈的有识之士认为，未必《金瓶梅》就不在《红楼梦》之上。此一时彼一时。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要说的是，短篇小说在卡佛这里变成了别致和另类的模样，我倾向于认为是个形式问题。或者说，是个写作上的方法论的问题。他只是在方法论上做得比别人更极端一些，因而成就了形式上的典范。而这个极端于短篇而言是否就好，还未必是铁板钉钉。
节制是写作的美德，但准确是更大的美德，如果为节制而损害准确，吾未见其明也。节制过了头可能就是矫情和做作。我读卡佛，常觉得这是个技术高妙的匠人，他的大刀阔斧带了点表演的成分。你看，这点儿我能砍掉，那一点儿亦可去之，没有最少，只有更少；你敢说这不是小说吗？小说可以砍，甚至可以无限制地砍下去，日去其半，万世不竭；只是，无限地抠门也不一定能变成富翁。小说该有的枝蔓和丰沛，该有的模糊性，文字该有的毛边和艺术感，以及在更高精确度上需要呈现的小说和故事的基本元素，是忍受不了如此残酷的删刈的。卡佛的做法固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空白和值得尊敬的沉默，不过稍不留心，也有可能把小说简化为单薄的故事片段乃至细节，那样不仅出不了空白，反倒弄成了闭合的结构，死死地封住了意蕴的出路。我以为，小说节制的前提是自然，是浑然天成，如同中国的书法，飞白要“非白”不可时才有意义，否则，那只是没控制好笔，或者是舍不得墨。
到后期，卡佛一度放开，不打算那么苛待文字了，要让小说丰腴起来。参见小说集《大教堂》。集子里有篇备受嘉奖的《好事一小件》，在卡佛之前的另一本短篇集子《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名叫《洗澡》。卡佛重写了这个小说。重写后的小说多了二十多个页码。我很吃惊，为什么一支极简的笔稍稍放松一下，就变成了啰唆。小说的内核几乎没有变大，但篇幅大了，大得让人觉得铺张。不是语言自身的铺张，而是相对于小说的内核来说，文字铺张了。在稍繁和极简之间，对几乎同一个小说，差异之大，或可思量。
看到诸多有关卡佛的高论，我经常怀疑这其中是否有过度阐释之嫌。有些小说，就那么弱不禁风的几个故事断面，相互间的张力会如此巨大？意蕴能够如此丰厚？对卡佛的阐释，似乎必须具体到字词，大家要在字词间寻找空白。然而空白未必等于沉默，巨大的空白也未必等于巨大的沉默，空白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非得拿着猜谜的心态去看小说，我敢肯定，任何一部小说都玄机四伏。更不必说卡佛的小说了。卡佛写小说的确像极了化外高人，说一半，留一半，欲言又止。他的欲言又止，让很多人欲罢不能，不找出点微言大义来心里就不能踏实。
好的短篇是不可以太白，白了没意思，但话你总得说到六七分才好，让丰厚的意蕴自然生成。卡佛坚持只说一半，有的一半都不到，如果你们认为剩下的都是极具意义的空白，是珍贵的沉默，那它的意蕴生成就有劳诸君去东拉西扯了。
说方法论，也非卡佛的首创。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早已有之，不过下手没有卡佛狠而已。巴塞尔姆的后现代短篇，相当一部分理解起来比卡佛还玄，支离破碎的情节和细节之间，张力生成的难度绝不比卡佛小。要说极简和留白，巴塞尔姆还真不一定输给他。还得说一说俄国的伊萨克·巴别尔。在我看来，真正将留白和自然熔铸一炉的，是巴别尔。巴别尔短篇小说的好，在他无所用心，在他的作而不做作。看巴别尔小说，你不会觉得这人拿起笔之前必须要装模作样地挺直腰杆正襟危坐。他就是在墙头马上和稻草垛旁边，逮着空就写几笔，他没那个时间和心思去做作。所以，他的自然乃是耳目所及，他的留白和节制可能就是世界的真相。
正是这个巴别尔让我对所谓大师的判断有了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方法论固然重要，世界观更重要。世界观最终决定着你的方法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巴别尔高于卡佛。巴别尔提供了他对战争、人和这个世界的迥异于我们的看法，他的彪悍和脆弱、残酷和温情的古怪而又自然的纠结，他的崇高和卑琐，他的文学和文字的大和小的辩证法，导致了他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文学创作。也许只有巴别尔能写出《骑兵军》这样的小说，就像只有卡夫卡能写出《变形记》和《乡村医生》来一样，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本质上与我们相异。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之宏大和细微唯他们所独有，他们才是既能在世界观又能在方法论上打上“某某记”的大师。
当然，也有根本无视方法论的大师，只靠世界观就可以睥睨群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别跟我谈什么技术主义，什么方法不方法的。结构不当怎么了？写不到结尾怎么了？照样经典。卡夫卡的长篇都结不了尾，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也结不了尾，你能说它们不是好东西？在他们这里，我们要盯紧的是他们价值连城的世界观，不是方法论。
而卡佛，在他小说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他无限地接近于我们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缺少我理想中的大师当有的世界观。他的目光平常，局限于日常的人情和伦理——当然，他看得也深入、细致和耐心，他是“微物之神”。
2010年1月31日，知春里
从一个蛋开始——重读卡夫卡
今年10月，在德国波恩大学我的小说朗诵会上，我被问及的问题之一是：偶像是谁？这些老师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的写作？我回答：偶像是我喜欢的作家，未必影响我的写作；而影响我的老师，未必是我的偶像。比如德语作家卡夫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大概百分之八十的作家都是他的门生，毫无疑问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但我就是喜欢不起来。
卡夫卡的伟大毋庸置疑，想必稍通文学者都知道。但是他干、冷、硬，仿如偏执阴郁的骨骼和石头，至少对我这个不懂德语的读者来说，看中译本我本能地抗拒他的汉语表达。他的语言吃到嘴里硬邦邦的，咽下去很不舒服。我总想，他为什么就不能温润一点？为什么就不会笑一笑呢？我所见过的卡夫卡的照片，一律板着脸，拘谨和恐惧在上面结了冰。这当然只能是假设，如果他蓬勃温暖、放旷自如，卡夫卡就不再是卡夫卡了。
十年前我刚开始写作时，和所有的学徒一样饕餮大师。打眼我就知道卡夫卡不合我胃口，不过还是咬牙切齿地啃完了他的主要作品。我想知道一个阴郁的人如何写作，一个把小说带进“现代”之境的大师如何表达他的现代感。我相信我看出了卡夫卡的确在从事一种迥异于前人的文学，我也相信我的确从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因为我当时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习惯于把《变形记》《在流放地》《城堡》《诉讼》等名著深沉地挂在嘴上。我同样确信我言必称卡夫卡不仅仅源于虚荣和卖弄，而是我看懂了——多么难看的小说。这个恐惧的人、胆怯的人、内心极度敏感和脆弱的人，这个惶惶不可终日了无自信的人，这个无视浩大的生活只愿意钻进内心的地洞的人，我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一个人可以这样，内在的情感和故事逻辑对我没有障碍，我想，噢，这就是现代主义，从繁华、强硬、动荡和非理性的世界中退守自我的渺茫卑微的个体。所以，在向别人陈述卡夫卡时，我可以用比卡夫卡还要抽象的汉语来自圆其说。
看过了，我以为我懂了，而且不喜欢，于是很少重读。前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系统地重读卡夫卡，是那种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的读，还是不喜欢，依然觉得他的汉语表达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缺少亲和力，但读之心惊，或者说，越发心惊。
年过三十，不再是围墙内心无挂碍的学生，一个人所可能面对的生活正逐渐完整地向我扑来，以不同的方式，凶猛如野兽。我突然要面临工作、家庭、亲人、朋友、领导、权威、体制、社会关系、欲望、发展、伸张、绝望、犹豫、决定、决绝等等。其琐碎复杂和利害关系让我越发体会了一个人的无奈、惶恐和急欲隐遁的冲动。我意识到先前对卡夫卡的理解是多么单薄和轻浅，那不过是一个生活在生活之外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照本宣科的理解，局限于文学之内，就事论事，是一种更接近于空对空的思维层面的游戏，缺少了与寄身的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之间的张力，更少了一份与生活迎面时粗砺地摩擦和撕扯的切肤之痛。二十岁时我更多地看见卡夫卡和他的人物，孤寂、惶恐、胆战心惊；三十岁之后我不仅看见伟大的作者和他的人物，更看见了他们面前咫尺之遥的黑魆魆的世界，庞大、高耸，连绵不绝，这个世界只需要沉默就可以让你喘不过气来，它黑暗、冷漠地压迫你，直到你承认了自己之小，直到你退守到消瘦的躯壳里，退守到在内心掘出的地洞里。
也许卡夫卡处之极端，一个人不必要如此惊慌失措地溃败，一个人有足够的理由强悍起来，像擎天巨柱一样与世界分庭抗礼。我相信，这世上不乏可以倒转乾坤的巨人，但我现在，更愿意在沉默和悲伤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卡夫卡和他笔下的人物，毕竟沉默和悲伤的时候更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其败连连。如果你面临挤压，如果你常常对生活束手无策，如果你所有的事都超乎寻常地难以完成，如果你伸出两只手却感到力气空空荡荡，你就可以真正地理解卡夫卡了。
——这感觉多半发生在你独自面对世界之后，比如我，三十岁之后开始体会到断断续续的无力和虚弱。
而这样的文学大概也只会发生在二十世纪及其以后，在一个卢梭痛恨的“文明世界”里，人可能会极其强大，人更可能极端脆弱。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如此紧张、错乱的内心只在霍桑和爱伦·坡的小说里稍稍出现过。但我们得承认，霍桑和坡的小说里世界作为庞然大物其实只是一个淡远的背景，而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世界几乎成了主角，其实正是主角，它是人的最可怕的敌人，通常战无不胜。至少在卡夫卡那里是这样。对卡夫卡来说，所有的道路都可能是一条绊脚的绳索，一不小心就会被放倒。在二十世纪之前，人和世界基本上还能以各自最自然的身份和谐相处。世界守着它的本真状态，更接近大自然本身。它有无数之谜，人也在尽力破解，但人与世界之间有的只是从容、缓慢、优雅的互动。但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和文明让人类的行动有了加速度，开发和改变世界堪称穷凶极恶。一个自然的世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越来越人为、人造化的世界，人类的意志正在最大限度地投射进世界的镜像中，世界成了无数个人的庞杂巨大的复合体。这其中似乎产生了一个吊诡的事实：当人类能够充分地操控世界时，作为个体的人，反倒越发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
由此，是否可以绕口令似的得出如下结论：人类越强大，人就越渺小；因为更大的、全人类的意志的集合体已经有能力主宰、扭曲和异化作为个体的意志。在卡夫卡这里，我们看得十分清楚，他恐惧的并非是一个自然的世界，而是一个人造的世界。对他来说，所有的人共同设置了一个叫“世界”的坚硬的庞然大物，作为个体的人，生来就是孤独的、脆弱的、无力的，像一个岌岌可危的蛋。
日本的村上春树在以色列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在答谢辞中狡猾地表明了他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他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他说这堵墙叫“体制”，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是那只“蛋”。好了，我们完全可以继续理解，世界正是那“高墙”，而这“墙”毫无疑问是由无数的“蛋”打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其实是无数个蛋堆积成了高墙。蛋成了墙，作为个体的蛋依然只能是蛋，如果它撞过去，结果可想而知。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卡夫卡在小说中反复描绘的，正是一个蛋面对一座高墙时的图景。它是一个隐喻，更是每个人最真实的境遇——卡夫卡的，我的，我们的，所有面对黑暗高耸的世界不知所措的那些人的。
——在我们的卡夫卡式的时代里，每个人的生活都在从一个蛋开始。
2009年11月28日，知春里
J. 贝恩勒夫与《恍惚》
J. 贝恩勒夫最有名的小说叫《恍惚》，讲老年人的生活与失忆的事，出版该作时他四十七岁。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贝先生七十四岁，我和他有个对谈。我很好奇，以他现在的年龄和心境，重写《恍惚》是否会有所改进。在我看来，写作亦应当其时，少年说少，老人说老，理当更真实恰切。美国的菲利普·罗斯算少有的天赋卓异的大作家，笔力强悍，他写老人的《遗产》和《凡人》所以读之沦肌浃髓，亦因有足够的老来经验。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有部与《恍惚》主旨相似的中篇小说《熊从山那边来》，堪称经典，对老年人的生活和境遇之洞察让人心惊，也是年迈之作，发表此作时年近古稀。但是贝先生手一挥，不会比那时候更好。老人家不仅不悔少作，看那架势，他基本上要很不客气地认定，《恍惚》堪称完美。他对它如此看重，几乎舍不得在对谈中把时间浪费在别的话题上。他要盯住了《恍惚》说。对谈一开始，我就看出了苗头。
依咱们心照不宣的规矩，此类对谈通常不在深入地探讨作品，就一个小时，翻译还要插上一腿，贩过来卖过去，正经的话其实说不了几句，所以想办法把场面弄热闹，把人推出去才是正事。荷兰是本届书博会的主宾国，他又是主宾国作家中吨位最高的巨无霸，那更得挑刺激的说，怎么抓人怎么来。所以上来我先说起他的另一部小说，《钢琴男人》，2008年阿姆斯特丹图书周上，这本书行销近百万。在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一百万的销量也是个天文数字，何况西欧的小国荷兰，所有的人都识文断字，也不过一千七百万。这个销量的确很刺激，我看见观众席上好几个人张大了嘴。当然，提及此书不单为一个噱头，我也想让老贝讲一讲阿姆斯特丹的图书周，同为书展，他们的图书周的确有些举措可资我们借鉴。比如《钢琴男人》，就是阿姆斯特丹图书周的半命题作文。他们每届图书周都要请一位荷兰著名的作家写一部小说，篇幅相当于我们的中篇，印出来九十页左右；随便写，只要能跟图书周扯上一点关系就行。在书香弥漫的那一周里，购书达到一定款额，附赠一本《钢琴男人》；在本周的周末，《钢琴男人》还可以作为车票，抱着它你可以免费坐遍阿姆斯特丹的公交车；当然，你生性拧巴非要单买此书也可以，请付七点五欧元。图书周嘉宾作家是个很高的荣誉，又兼有如此浩瀚的发行量，我以为这马屁会拍得老贝很受用，哪承想人家手又一挥，那本书就是个宣传工具，我更愿意谈《恍惚》。来这里就是谈文学的。
即使我此处略去贝先生的表情和语气，你也能听出来这老头说话有点儿冲，在这种场合似乎不太懂得脑筋急转弯。事实正是如此，刚跟荷兰文学基金会的朋友聊天，她说在猜火车餐吧的“2011BIBF主宾国文学之夜”上，面对一群中荷诗人和观众，老贝因为某个话题不对付，丢了话筒就下台，同志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重新弄回台上去。这种事故在中国作家和诗人中大概罕有，离七十四岁还很遥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精于世故，知道人事的起承转合，懂得隐忍、端装（端得很好，装得很像）、虚与委蛇，轻易不击节称妙，更不会拍案而起。我们总能把文学搞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即使大家都在漫不经心地扯淡，也得让上上下下都舒服。
J. 贝恩勒夫是个较真的人，七十四岁了依然故我。我就喜欢他这股劲儿，此前在阿姆斯特丹就已经见识过。两个月前去荷兰，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席间谈及文学、社会和历史，贝先生旗帜鲜明，喜欢的就喜欢，不喜欢的天王老子也不管。比如作家，他就不喜欢奥尔罕·帕慕克，嫌他啰唆，话都说不利落的人，获了诺贝尔奖也没用；他也看不上所谓的政治作家，只有没本事的作家才会拿政治说事。文学就是文学，艺术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借口。他就这么直，嘴上全是辣椒面，和他聊天，你得做好“下不来台”的准备。我喜欢真实、天真和率性的人，尤其喜欢一把年纪了还能真实、天真和率性，所以荷兰文学基金会邀我与贝先生对谈，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来这里就是谈文学的。好，我们就来谈《恍惚》。我喜欢这部小说不是因为它是J. 贝恩勒夫写的；也不是因为在《新鹿特丹商报》的评选中，它是荷兰有史以来最佳的十部长篇小说之一，排行老四。而是因为它写得好。有了艺术，它不需要任何借口。
小说很短，翻译成汉语不足十一万字，在中国，这样的篇幅都没资格申报茅盾文学奖。但如小说中一再提到的一句话：“清晰明亮，又深不可测。”贝恩勒夫行文简洁，多一个废字不用，这与他的文学观有关，也跟他是个诗人和翻译家有关。他讨厌作家没事就跳出来感叹，希望像法国新小说那样，尽最大力量客观地呈现事实：你的任务就是呈现，感慨与阐释是读者和批评家的事。他写诗、写小说时也保持着惜墨如金的好习惯；他还翻译诗，负责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译成荷兰文，只有在谈起这位瑞典大诗人时，贝先生的赞誉才会有悖于简洁的信条，几近他“不节制”的底线。
在《恍惚》里，他只管忠实地呈现记忆力逐渐衰退的老男人的生活现状，老男人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想到什么，他就写出什么，仅仅写出这些。他要求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有出处。第一人称的老男人因为记忆力失效，总是四六不着、驴唇不对马嘴，老贝也就注意力高度集中，进入前言不搭后语的意识流中，但在这混乱中你可以看见一条严格乃至苛刻的逻辑链，因为他要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有来历。他盯得如此之狠，如果人的意识中也有那么一双眼睛，我怀疑老贝写完了《恍惚》，一定双目充血，视力下降到零点一以下。正因为他如此忠直于一个记忆力逐渐蒸发的老男人的意识流，《恍惚》才成为精准地探索老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佳作。唯其精准，这个老男人才与所有的老年人息息相关；唯其精准，在荷兰，这本书才成为中老年问题和心理学研究的范本。人的意识是如此复杂深奥，而贝恩勒夫的叙述又如此精简有效，所以菲利普·拉金一锤定音，高调评价之：“读这部小说就像进入一个让人沉醉的梦，醒来后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谈中我突然想起我的祖母。八十岁以后，祖母的记忆力出现问题（不用“老年痴呆”这样凉飕飕的医学术语吧）。有段时间她住在我姑妈家，某日我打电话过去，聊了好一阵子。第二天我又打过去，姑妈接的电话，问昨天是不是我打的电话。我说是，奶奶没告诉你？姑妈说，你奶奶昨晚说，白天有个男的打电话来，不知道是谁。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感受，我跟贝恩勒夫先生说，我突然发现，在此之前我其实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关心我祖母，嘘寒问暖多半停留在形式主义，我对老人其实知之甚少。只有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你才能在他们生命中出现每一点风吹草动时及时拿出解决之道。因此，我以为，《恍惚》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可以让老人提前知道，此生中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无法自知的状态；也可以有效地提醒年轻人，关注老人，必须始于一点一滴，盯紧每一寸光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恍惚》是一本老少咸宜的教化之书。虽然它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存在着巨大的阅读难度。
——听上去很好，但我不希望它是一本教化之书。贝恩勒夫先生又较真了，他抗议说，我希望读者把它当作真正的文学来读。
我完全同意。其实对这本书，只要你看明白了，怎么说都不可能太离谱。它实在很文学。
2011年9月8日，知春里
开往黑夜的火车
车过济南，透过窗帘的浅浅的灯光就把我惊醒了。也不算惊醒，一直是浅眠，耳朵里的车轮声半个晚上都清晰地响着。我撩开窗帘，凌晨两点的济南站冷冷清清，没有见到下铺预言的那种拥挤，他说济南是个大站，上车的人常常要把车门给挤破。我看到几个乘客拎着行李，摇摇摆摆地向车门走，瞌睡和等待把他们折磨坏了。火车安静地停在昏黄的灯光底下，像一个不喘气的动物，同样无精打采。车厢里也很安静，其他人都睡着了，对面的上铺在打呼噜，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是在家里。风卷起纸片和塑料袋在站台上飘，然后火车叹了一口气，动了。灯光向后走，黑夜又来了。窗外是缓慢移动的墨块，树也像山，远远近近，重重叠叠。我放下窗帘，躺下来，感觉重新飘在了夜里，像一片树叶漂在水上。
接下来连浅眠也没有了，我精神很好，像是在黑夜里突然睁开了眼。坐夜车我很少能正儿八经地睡点觉，要么趴在床上看窗外，要么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至多是浅眠，好像是睡了，又好像没睡，翻一下身心里都明明白白。车轮耸动就在身底下，头脑里没来由地替它一尺一尺地向前丈量。在夜车上，我心里很平静，可以说是平和，对失眠毫无恐惧，有一种心安理得的家的感觉，安详地飘动的感觉。我常常觉得只有在夜车上，而且是躺着，才能真正感受到黑夜。
四肢伸展。大地也如此，火车在上面奔跑，听不见声音。黑夜此刻开始开放，像一块永远也铺展不到尽头的布匹，在火车前头远远地召引着，如同波浪被逐渐熨得平整。黑暗再次从大地上升起来，清爽地包容了一辆寂静穿行的火车。我躺在其中的一个角落里，平稳地浮起来。黑夜里的火车我只能想见它的头和一部分身子，没有尾巴，我看不见的后半个身子只是隐没在黑暗里，而不是断绝，它是不可断绝的。甚至我也想不到还有铁轨的存在，因为它像两条明亮的线，与黑夜和沉静的大地格格不入。那些阴影似的群山远远地避开。如果夜色不是浓黑，就让十几户矮小的房屋和院落来到路边，我能看见窗户里一点让人身子发暖的灯光，看不见人，或者只有人影在窗户糊纸上半梦半醒地晃动。我想象出了没来得及收拾的饭桌，他们的轻微而又散漫的脚步声，一条窝在筐子里无所事事的狗，还有他们平凡狭隘的生活。
这些安宁的感受和想象是在白天里无法得到的。我总觉得阳光底下的世界繁乱不堪，所有的东西都拥挤到你面前，把大地瓜分得七零八落，找不到一块可以安坐的地方。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忙呢。他们就不能安静一下，让世界大起来。他们停不下来，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而在他们顾不上的地方，一列火车整装待发，只等阳光和尘土落下去，在看不见的时间里。它从城市的边缘启动，一路都在扔掉那些忙来忙去的累赘，见到第一片野地时，夜晚开始降临，火车一头扎进去。耳朵突然安宁，世界大了起来。
我就在这一列列傍晚开出的火车里，因为我不喜欢在白天坐车。它们从傍晚出发，开往黑夜。俄罗斯作家维·佩列文有部名叫《黄色箭头》的中篇小说，讲的是一列名叫“黄色箭头”的火车再也停不下来，载着一火车的人永远奔跑下去，失去了终点。想逃离的人要么被扔出窗外，要么跳车摔死。当然，这只是一个有关人类的寓言，作家要知道的是，世界有一天真的疯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人类该怎么办。我只是想，如果我就在这列名叫“黄色箭头”的火车里，只要它永远行驶在夜里，我一定会是那个甘愿留在其中的人，因为对我来说，“黄色箭头”并没有把世界变小，恰恰相反，它让世界变得更大了。
2003年8月26日，北大万柳
去额尔古纳的几种方式
从呼伦贝尔一路往东北走，出了城区，同行的人就陆续睡着了。我努力醒着，为的是跟包师傅说说话。初秋的午后太阳很好，酒足饭饱，困倦之意忍不住升腾上来，包师傅免不了偶尔也恍惚。开车时包师傅不太喜欢说话，但那个下午我们聊得很好。我们去额尔古纳。一辆越野车，五个人。大概七年前，我好像去过额尔古纳，记不清了，呼伦贝尔太大，草原上、白桦林里处处是美景，我就分不清哪里好看、哪里更好看了。那一次，我们一个团二十多号人，一辆中巴车，一路唱歌、讲笑话，对路途的遥远和艰难完全不知道，怎么到的额尔古纳我也没有印象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三五个人驾驶一辆越野车在草原上奔驰，应该是去额尔古纳的最佳方式。车足够宽敞，怎么歪着坐着躺着都可以，有美景可以随时下车，累了就停下来抽烟，碰巧赶上个驿站服务区，买两听罐装咖啡，喝过后就像游戏中满血复活的大力神。的确也是，见羊群我们停，遇马群我们停，有一群奶牛经过我们也端着相机照。还有神山和圣湖，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包师傅说，去额尔古纳最美的方式是骑马。一匹好马，一天能跑四百里，这差不多是我们此行距离的一半。我想象我们几个人策马扬鞭飞奔在国道上。包师傅就笑了，骑马怎么会在国道上跑？当然要横穿草原，取最近最直的路。再坚硬的马蹄和马蹄铁也受不了柏油路面，得在暄软蓬勃的草上跑。一个朋友迷迷糊糊插了一句：“包师傅曾是牧马人。”说完又睡过去了。我更来了精神，追着包师傅要听当年的牧马生涯。
一晃四十年了，那时候包师傅二十出头，到陈巴尔虎旗当知青。草原上知青最羡慕的工种就是放马，拉风，骑上去吆喝一声就下去几十里地。放羊的、种地的、养猪的下乡青年看着直流哈喇子。“姑娘们也喜欢。”包师傅嘿嘿一笑。他和另一个知青搭档，一千四百匹马，乌云一样在草原上涌动。“我们想去额尔古纳。”他和那个上海来的知青搭档。当然是骑马。坐火车很麻烦，得先到海拉尔，骑上一天的马，还不知道能否赶得上唯一的一班车，错过了就得在火车站待上一宿。上了车也不痛快，那火车慢，见站就停，“咣哧咣哧”，包师傅用的就是这个词，还得绕道，四百里地一天都未必跑得完。
“那会儿火车时速多少？”我问。
“谁知道。”
“你们没去？”
“没去。没去成。”
火车没去成，马也没去成。生产队不允许。赶不上探亲假，马得天天放。去额尔古纳来回得三四天，到了你总得看看吧。每人一匹马这么跑下来，受不了，哪舍得让你喜欢的马一口气跑那么远？得有备用的。有一回差点成了。大冬天，一场雪刚化，生产队空出来个时间，两人在队长的默许下上路了。出发时天已经黑了，但月亮好，他们打算跑累了借个蒙古包睡一会儿，醒来继续走。
“那晚月亮真好，草原亮得像一片海子，”包师傅说，“你睡着没？我们看见狼了。”我一惊，清醒着呢。“狼呢？”我问。狼在野地里站着，看样子吃得不错，肚大腰圆，听见马蹄声就跑。包师傅和搭档打马就追。他们庆幸随身带着套马杆，防着这事儿呢。大白月亮下两匹马追一头狼，天高地迥，天清地泰，包师傅让我看着车外的草原想象那个壮观的夜晚。马跑得快，狼走得更疾，一路脚不点地。那狼肯定吃多了，身子越跑越沉，慢下来。套马杆都抓到手里了。那头狼奔到一处挤满碎石的高地上，一声长嗥，吐了。“这是它们惯用的伎俩，”包师傅解释，“轻装上阵速度又快了。”果然，肚子空了的狼重新提了速。
“结果呢？”
“结果我跑丢了。”
包师傅的马速度跟不上，被落下越来越远，只有上海搭档一直盯紧了跑。包师傅眼睁睁地看着同伴骑着他的大黑马和狼一起消失在夜半的地平线上。包师傅仰观天象，现在与额尔古纳南辕北辙，已经后半夜，人困马乏，可怜的枣红马鬃毛上的汗没滴下来就结成了冰。他决定找个地方歇一会儿，他记得这附近有个牧羊的蒙古包。找到后，倒头就睡。天快亮时，包师傅突然觉得被窝那头钻进来一个冰坨子，竟是上海知青。那家伙说，他娘的，累死老子了。指了指蒙古包外，头一歪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包师傅起身到了蒙古包外，赫然看见一张新鲜的狼皮挂在木栅栏上。上海的搭档昨夜终于套住了那头狼，拖得它断了气。他想把死狼捆到马鞍后面带着，大黑马不答应，它憷这东西。没办法，他只好在一处蒙古包的遗迹上找到一个遗弃的酒瓶子，敲碎，拿一块玻璃碴当刀，顺手剥了狼皮。卷起来放到鞍后，这下大黑马没意见了。“狼皮一定要留，”包师傅说，“那会儿供销社收，好皮毛能卖到八块钱。大数呢。”等上海知青醒来，两人再合计，路越走越远，额尔古纳是去不成了，于是上马原路返回。
“想来真是遗憾，放了三年半马，竟然就那么一次机会。”
包师傅再也没能骑马去额尔古纳。然后知青返城了。额尔古纳有最好吃的面包和灌肠，作为牧马人的包师傅没有吃到。
故事讲完，额尔古纳到了。我们的确吃到了美味的面包和灌肠。其实额尔古纳的美味还有很多。不过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晚上我们在马路上散步，遇到一个借火的老兄。
9月夜晚的额尔古纳已经开始清冷，街道上零星的行人和车。借火的老兄把摩托车停在路边，夹着根香烟等着对面有人来。我用打火机帮他点上，他用山东和东北夹杂的口音谢我。一身摩托客装扮，头盔，防风服，登山鞋，武装到了牙齿，独独在半路上丢了火。他刚从根河骑过来，一定要在额尔古纳住宿。他喜欢这地方，每次骑行漫游到附近，只要车程不超过四小时，都要睡在额尔古纳。“听听，额尔古纳。不知啥意思你都会觉得这名字好听，是不？”他说。年轻时他在辽宁当了六年兵，就想着来额尔古纳玩。然后退伍了，在老家烟台工作了，现在退休了，终于可以来了。一个人骑上摩托车，满世界跑，额尔古纳却是每年都要来的。他拍拍胸脯，“咱这身板！”的确是条壮汉，说四十我也相信，就是风吹日晒脸膛黑了点。
“跟你说老弟，趁年轻要多跑，”他一副掏心窝子的眉眼，“摩托车是首选。肯定的。咱不看别人脸色，一切行动听自己。你是江苏人？好，啥时候还想来额尔古纳，给老哥言一声，咱哥俩一起来。一定要记下我的电话啊。”
我记下了。抽完两根烟，精神头足了，他附在我耳边说：“额尔古纳你一定要再来。我今晚要住宿的那家旅馆，老板娘人是真叫一个好。”然后戴上头盔，跨上车走了。
我们从马路这头走到那头，返回来时经过一家旅馆，烟台大哥的摩托车停在门口。
2015年10月4日，东海
世界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波伏娃：激荡的一生》
这本书断断续续看了一周，把速度放到最慢，因为实在太好看。如此精彩的传记让我想起多年前读过的安德烈·莫洛亚写的《巴尔扎克传》，那时候就惊叹竟有人能把文学传记写成这般，周密，翔实，细节丰沛，像小说一样趣味横生。通常，我们拜读的文人传记无非三段论：生平，从生到死，流水账，年份日期在字里行间扎眼地此起彼伏，以示精确，但令人眼晕，你只能看到这个人一辈子做了哪些大事，关节被放大和上升到非神即魔的地步；然后作品分析，拿着研究者的显微镜做专业阐释，一部部作品轮着来，通常这一部分占到整部传记的二分之一强，因为这个领域作者是大拿，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作者几乎都是专业的传主研究者，学者和教授，擅长理论解剖，所以这类传记本质上是一部传主的作品论；最后一部分，通常是传主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接受史，如果是中国学者所著，那肯定会不厌其烦地从传主第一篇被翻译进国门的文章说起，浩浩至今，这一段之所以能够和作品论一样详尽，是因为这是作者做博士论文时的必要环节，可以顺手剪过来就用。
《波伏娃：激荡的一生》和《巴尔扎克传》不这样，它们的细节能够深入到日常生活，深入到晚餐的罗宋汤和圣诞节一大早传主夹在正在阅读的《荷马史诗》中间的那枚画着中国屏风的蓝色书签。当然，罗宋汤和蓝色书签并非杜撰，作者可以向你提供相关证明。我向来以为，传记之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日常生活的还原程度——再伟大的人也有平常时候，当他不再正襟危坐时，当他正在漫不经心时，当他一个人消停下来想为所欲为时，这一刻才更接近他本人。传记的任务正在于把传主从金光闪闪的偶像降低到一个人的高度。
接下来可能出现争论，传主本身的日常生活是有差异的：博尔赫斯大半辈子都坐在图书馆里，生活缺少重大曲折的起伏，描述起来很可能乏善可陈；而你们的巴尔扎克和波伏娃，一生跌宕，时光的每一个褶皱里都壅塞了收拾不尽的段子，他们伟大的一生都无须修辞来改造，照抄下来就是一部离奇的小说。这说法看似理直气壮，小说中也有一个题材优势论，但题材本身并不能决定作品是否伟大，有跌宕起伏大开大合的琼瑶，也有故事平坦缓慢至不动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二者相较，应该还是能够说明一点问题的。也就是说，外在线条固然重要，内在的涵蕴才是根本。当然，二者兼具那算是天时地利人和都齐了。
——波伏娃堪称此类典范，该有的都有。女人一辈子过成她那样，尊望如英王伊丽莎白者也该望尘莫及。这女人实在是太有戏了，以聪慧、才华和相貌论，20世纪的巾帼英雄满可以数出来几位，要论及思维之偏至、行事之出位，情感之复杂、生活之勇气，大概无出其右者。难以想象在高雅成了规矩、价值标准的20世纪巴黎，一个女知识分子胆敢惊世骇俗至如此，顶着荡妇、异教徒、败类和女流氓之名，“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些罪名中的任何一个，良家妇女都得被压弯了腰，但是波伏娃挺住了，你们说你们的，我干我的。她只做她想做的事，她坚定地做她认为值得的事。所以她和萨特一生不离不弃，所以她可以与博斯特、尼尔森·艾格林乃至和小自己十七岁的克劳德·朗兹曼相爱，所以她可以接受萨特一茬茬的小情人奥尔加、万达、米歇尔·维安等，并和她们和平共处，所以她和萨特可以不厌其烦地组建一个个“三人行”，所以她可以把女人的性欲在著作里充分彻底地展示出来，所以她可以满世界乱跑，冲在国际政治的第一线。
她永远都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她的头脑像哲学著作一样条分缕析。传记里大量化用了她的日记和回忆录，我们从中看见这个曾经站在阳台上窥探巴黎咖啡馆和街道的女孩子是如何一步步勇敢地走到世界上来——“勇敢”这个词对波伏娃也许不甚恰切，她在走向世界之前从来就没有刻意振奋胆量，她对世界的敞开和深入完全顺其自然，她不过是在尊重自己，尊重女人作为“人”的权利。让那些被建构出来的庸常的“女人”见鬼去，我们可以和男人一样承担行动的责任，“介入”。这也正是波伏娃的魅力所在。想想超级花心大萝卜如萨特，都能一生对她不离不弃，再想想五湖四海的人民群众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痴狂和喊叫的壮观场面，你就知道，在文学和哲学之外，她另有魔法降伏众生：用她的精神，她的“波伏娃主义”——此“主义”非关理论，而是实践和精神，她让整个世界意识到，世界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