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事模糊远事真，因而远事繁复近事简明，灯下之黑必要假以更久的时日才可以述说清楚。要而言之，也许我可以说，2005年以来的生活其实只有简单的两部分：归来和离开。归来工作、读书和写作，日常生活；然后出大大小小的远门，长亭之外，古道旁边，让那些累积多年的出走欲望一步步得以伸张。
——归去又来。不唯五年，这十年何尝不如此。
2009年9月7日，知春里
从路的尽头处开始——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答谢词
七年后再次站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领奖台上，我有双倍的喜悦，也有双倍的惶恐。七年前获的是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那时候我刚三十岁，面对这样一个大奖的喜悦毋庸置疑，面对这样一个大奖的惶恐也不必讳言。那时候，站在这里我说：我要一直做文学的新人。不是要标榜自己的年轻，也不曾妄想从文学中寻到永葆青春的驻颜之术，我只是在提醒自己：只要还是一个读书人，只要还在继续写作，必须保持乃至生发出更多的对于文学的崭新的激情，以一个新人的心态和姿态时刻从零开始，从我自己写作的尽头处开始，从经典和前辈的路的尽头处开始。毫无疑问，这很难，我为此惶恐；我把这个艰巨的提醒再次带到这里，我为此双倍地惶恐。
事实上，我以为一个敬业的写作者就应该在这两种相反的情绪里辗转煎熬。写作固然是一个人的战斗，他人爱莫能助，但及时、适当的鼓励和肯定，哪怕质疑和批评，我以为也是必需的，来自一个浩大世界的呼应，可以让作家走出更远的路。我很荣幸，在写作的不同阶段两次得到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眷顾。如果说喜悦更多是源于外部，那么，惶恐基本上是一个人的事。它来自一个写作者对自身、对世界，对由此产生的文学的判断和实践：你在深入对自我的认知，你在拓展对世界、对文学的理解，并努力在新的起点和向度上展开你的个人表达。你有疑问，你去尝试解决问题——一个作家如此，一代作家如此，一代代作家如此，文学得以缓慢地发展。
尤其对长篇小说这一成熟的文体而言，每一步进展，每一寸疆域的开拓都举步维艰。但路的尽头必定有路，因为我们对自身和艺术的疑问与不满足永不会休止。七年前，我在提醒自己一直做个文学的新人的时候，开始准备一部长篇小说。我希望在这部小说里能够贯穿一种“新人”精神。我想尽可能彻底地清理三十多年来的生活经验，把我对与我相关的人与事、时代与文学的看法尽力忠直、有效地表达出来。这些经验肯定与我同龄的一代人息息相关，所以我把一代人放到显微镜下，以便看得更清楚。强调一代人并非意味着要局限于这一代人，我无意为他人代言，更不会矫情和豪迈到要为一代人申辩。只是看到了、想到了、体认到了，不虚美，不隐恶，写出来；疑问、焦虑、思索、发现和想象，写出来。我希望写出一部“有我”“有我们”的“新人”的小说。
但看清自我何其艰难，看清一代人更加艰难，边边角角的问题堆积如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有一种即将大水没顶的感觉。“写什么”尚未完全解决，“怎么写”接踵而至。或者说，两者一直如影随形，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只是在我觉得习见的长篇小说模式对这一代人的经验表达可能力有不逮时，结构和形式问题才更加醒目地凸显出来。
近十年来，对建立在传奇性基础上的故事整一性的传统长篇小说模式，我一直心存疑虑。那些小说中，因果井然，故事有着起承转合的完整结构，有着无懈可击的强硬的逻辑链条；在那些小说中，小说家们用故事提供给我们的线性逻辑去解释世界：世界就是这样的，有必然的开端、必然的发展、必然的高潮，以及必然的结局。世界有一个完整的、闭合的、可以让一切自圆其说的结构。果真如此吗？以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它的辽阔与复杂，它的坚硬的偶然性和我们无力追根溯源的变异，早已经凶悍地溢出我们既有的逻辑框架。当我们以为一个光滑、有秩序的故事足以揭示万物真相的时候，被我们拒于小说门外的无数不可知的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东西，正从容地排列组合成一个更为广大和真实的世界，它们同时也在构成我们丰富复杂、不曾被逻辑照亮的那部分情感与内心。那么，这更为广博的世界与内心如何及物地进入小说？
我确信，如果长篇小说要与我们身处的时代产生可资信赖的张力，那么这一文体必定会在形式上呈现出某种同构性。就像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明清有小说一样，也许身处唐宋元明清之间的古人，无法决然地断言诗往词的变化、词往曲的渐进，但当微观文学史成长为宏观文学史后，文体的变化便一目了然。具体到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其自身的渐变也同样可以找到佐证。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城头变换的不仅仅是各种“主义”的大旗，还有与这些主义相匹配的长篇小说的文体。在巴尔扎克时代，你能想象会出现《变形记》的开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同样，在卡夫卡的时代，以他天才的头脑，恐怕也难以接受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和唐·德里罗的《地下世界》可以成为时代的经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以我所感知到的、区别于习以为常的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我无力为它的科学与合理负责，我只忠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太阳底下无新事，任何结构形式和写法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天外飞仙，但它如果真能让读者心生一丝疑义，且认为它与我们的世道人心未尝不有所契合，甚而认可了它的确做出了一点意欲拓宽小说边界的努力，那我持守至今的“新人”的惶恐，也算得到了一些安慰。
而今天，这安慰如此巨大，它得到了我敬重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初审和终审评委们的肯定。这部耗时六年的小说就是《耶路撒冷》。我要真诚地感谢各位评委老师，感谢主办方《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同时我也要感谢《耶路撒冷》这部小说，它为我赢得了第二个小金人。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别致的奖杯，我非常喜欢。七年前我说，即使只为了得到这个小金人，我也要把小说写好；今天，我依然愿意把这句话再重复一次。
2015年4月18日，知春里
经典、难度和动荡的名单
何谓经典，千百年来至少有一千种定义，每一种都很科学，但这还不够，随便问一个读者，他都会说出第一千零一种来。我完全理解这无数的一千零一种定义的真诚度和科学性——标准因人而异，个体有权也理应做自己的取舍：我喜欢，我选择；我选择，我喜欢。这么说好像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因为“定义”这个东西通常要被“集体主义”，要整齐划一，要少数服从多数，最终成为唯一的或者唯少数几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权威。比如，这几年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传播以来，我们口头上的经典就逐渐局限在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歌德、卡夫卡、博尔赫斯和贝克特等人身上，余者都要深陷在“影响的焦虑”中不能自拔。被布鲁姆列入仙班的众位的确是大师中的大师，这个谁也无话可说；但大师是否到此为止，西方的正典是否就全在他之言论所及和书后漫长的附录里，我看不好说。他看重的我未必就觉得一定好，他不喜欢的我常常生出想为他添上去的冲动。
——当然，大可不必较真，这也就是一个人的名单，布鲁姆不是上帝，允许他看走眼，也允许他看漏眼；所以，如果我真打算修正这位“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具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你也不必像见了暴民和反贼那样胆战心惊厉声断喝：小子安敢！我相信不管谁，包括布鲁姆本人，一一核对那串像道路一样长远的名单，也会想要去纠偏，因为想法会变，因为想法必须变，否则就意味着我们都没有往前走。
我们都随身带着一串经典的名单，我们也都在淘洗和更新这个名单，区别固然在名单上的出入，更在于淘洗和更新的标准的差异。多年前，我的经典罗列方式与教科书同构，四大名著，“鲁郭茅巴老曹，车别杜，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别人说什么好我也就认为那好——如果不好，那为什么大家都说好？既然大家众口一词，我觉得有问题那一定是我的问题。权威的教育成功地制造了“一言堂”，也成功地培养了我的自省精神：凡事先挑自己的毛病。后来发现这自省味道不对，变了质，患了强迫症的自省本质上是自卑，是不自信。我就这么信不过自己？不是信不过，是没有能力相信自己——要从容坦荡地相信自己是多么困难，我们得把心头上密密麻麻挤着的天使、权威、集体主义和天地君亲师一个个全清扫掉，大扫除需要更大的能力。我不敢说已经清扫完毕，显而易见，根本不可能清扫完毕（这个事实让人绝望），但我的确在尽力照自己内心最基本、最朴素的需要去定义经典：我的经典，只按我的标准。
难度。我把标准简化成一个词，两个字。作为一个专业的文学阅读者和写作者，我只把具有对我的阅读和写作构成一下子难以企及和让我绝望的难度的作品与作家供进万神殿。我说的是“难以企及和让我绝望”的。阅读多年，从文多年，每个写作者心里都有一杆秤，好的坏的（个人意义上的）一目了然，有些作家和作品你知道假以时日，三五年，十余年，乃至穷极一生，也学不来赶不上，我以为那就是经典。有些作家和作品我不喜欢，永远也不会走那个路子，但我知道他们的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时我依然觉得尽力而难以达到，他们也是经典。在一个人的意义上，难度是相对的，因此经典也是相对的。因此，我的经典的名单变动不居，因为更新之快、变化之剧烈和反复无常，完全称得上动荡。
十多年前读书写作，但凡好一点的东西在我看来皆有难度，因为入门尚浅，看什么都是西洋景，都是花花世界，绝大多数作家和作品都远在想象力的尽头之外，所以基本上见了大个儿的就当神，见了神就拜。我把经典的名单弄得繁复臃肿，囊括了有史以来大部分像样的作家和作品。然后读书日久写作日深，发现过去那些所谓的巨无霸很多其实也就是纸老虎，只是看着吓人而已；三五年过去，你未必就比他们差，或已经不比他们差了，至少作品中一度神秘莫测的部分你已经了然于胸，你知道已经达到或者如何轻易地达到。这个是残酷且快意的征程。眼见着一尊尊偶像迎来黄昏，眼见着他们崩毁倒掉消失不见，你会痛心——真的是痛心，否定偶像也意味着对过去的情感与判断的自我否定。大规模的自我否定深重如死亡。当然也有快意，文学是角力场，不管如何美化，超越都是看不见硝烟的战斗，无关名利，而是创造本身——创造只能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走，你上去了，就是胜利了，这个喜悦没必要遮遮掩掩；把那些传说中的仙尊请下神坛，让凡胎的归于凡胎，让装神弄鬼的归于巫婆与神汉，让你的文学世界玉宇清澄，这样的快乐也是清晰和深刻的。
仙班中自然也有反复。大神们上去了可以下来，下来了同样可能再上去。阅读和写作是个发现的过程，你以为你越过他了，若干年后带了另一番经验和阅历来重读，发现你远未穷尽，其中有新义存焉，甚至越看越多，那么他们会从尘埃里重新站起来，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经典的名单里。可见，经典是非完成性的，小名单也动荡反复。
最大的动荡在于它的无止境，就有了大名单。经典的大名单将和山河岁月一样漫长。这世界上的好东西绝非汗牛充栋所能形容，即便时间就此打住，你也不敢说已知了这世界的万一。苏格拉底都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考虑自己是不是文盲吧。即使不必如此谦虚，像爱因斯坦那样客观一点，事实也只能是：知道得越多才知道得越少。爱因斯坦给疑惑的孩子们画了一个圈，说：在这个圆圈内是我已经掌握的知识，圈外则是我未知的世界，当我掌握的知识越多，这个圆圈的周长就越大，和外围未知世界接触的范围就越广，所以，其实我不懂的东西更多。
——经典的名单到这里已经从狭隘的文学门类里生发出去，那可能就不是“难度”这一个词当得了家的。但对文学而言，从来都要从更广大的世界中寻求灵感与资源，那么，经典的名单突破文学的疆域并非难以理解，如此，经典之漫长与动荡——请发挥我们各自的想象力吧。
2011年3月13日，知春里
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
除了好莱坞电影里的大毒枭和街头的黑帮火并，我关于哥伦比亚的所有认识都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包括波哥大，这个翻译成汉语总感觉莫名其妙的地名，如果不是马尔克斯曾在此读书、工作、生活，并在作品中屡屡提及，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喜欢。波哥大，事实上马尔克斯本人也不是很喜欢。我在波哥大最著名的一条街上和一个哥伦比亚年轻人聊天，他说，马尔克斯更喜欢墨西哥，你看，他常年住在墨西哥城。这也是很多哥伦比亚人对马尔克斯颇为纠结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除了文学，马尔克斯没有给哥伦比亚贡献更多：他没有帮助哥伦比亚人解决更多的政治和现实问题，他甚至都不住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而马尔克斯的故乡小镇上的人甚至说，他当作家赚了很多钱，本可以花些钱铺路或者建一些卫生所的。他们显然希望，这是一尊彻彻底底的他们自己的神；达则兼济天下，这个“天下”当然得是哥伦比亚。
到哥伦比亚之前，我把这个国家想象成一个大若干号的马孔多，因为马尔克斯就是这么写的。我还知道哥伦比亚盛产香蕉，《百年孤独》写到了香蕉种植园事件。哥伦比亚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发生，有人可以坐在毯子上飞上天，有人一出现就招来无数的黄蝴蝶。不过黄蝴蝶我见到最多的不是在哥伦比亚，而是在墨西哥。我们开车行驶在从梅里达到坎昆的高速路上，两边高大的灌木如同两堵墙，你根本看不到更远的地方有什么，一只只黄蝴蝶从灌木丛里神话般地飞出来，速度快的掠过我们的车，行动迟缓的，迎头撞上了车玻璃，留下一摊黄色的粉尘和液体。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写到很多次咖啡，但没有强调哥伦比亚的咖啡究竟有多好，我就没当回事。欧美的咖啡嘛，相当于亚洲人顺嘴说到茶，我照着平常的量来了一杯，几分钟后问题来了。
起反应了？当时刚坐到中央大学的演讲台上，觉得心跳的节奏突然变了，像老火车被迫提速，跑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波哥大海拔两千六百四十米，友好的哥伦比亚朋友曾提醒我注意高原反应，我说谢谢，哥们身体好，如履平地。我在演讲中如实说到了“气短”，他们就笑了，那是咖啡的反应，难道你不晓得哥伦比亚的咖啡很厉害吗？原来如此，马尔克斯没把事情说清楚。我只好回答，现在知道了，哥伦比亚的咖啡跟小说一样，劲儿大。
我是谈文学的。波哥大的教授和读者说，谈谈你如何写小说吧。自家产的，问题不大，但坐到台上，看见听众里一张张酷似马尔克斯的脸，我决定转换话题，主要说马尔克斯。在大师的故乡说自己的写作，我想还是别班门弄斧了。我是来朝圣的。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疯狂地阅读马尔克斯讲起，讲因为《百年孤独》，我打着手电在集体宿舍的被窝里写作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人在梦中穿过沼泽，醒来看见脚上还沾着泥巴，浑身上下浓重的淤泥味怎么洗都去不掉。这部小说当然没有写完，手稿至今还在我的柜子里。讲为了得到一本《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我以定价的十六倍赔给了图书馆，身上的钱不够，临时找同学去借。讲这些年马尔克斯对我、对整个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的影响。讲马尔克斯去世的那天早上，我在外地出差，一大早打开手机，微博、微信上漫山遍野的消息，那天我躲在宾馆里，给报纸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纪念文章。讲哥伦比亚驻华使馆在马尔克斯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主持人摘引了我写的那篇《只有一个马尔克斯》：
“在当代，大概很难找到另一位作家像马尔克斯这样能够对全世界产生如此持久和显著的影响力。1982年获诺奖以来，他就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此后，每一年诺奖揭晓，尽管新科状元走马灯似的换，你都会在这些闪光的名字背后看到另一个同样闪光的名字——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你总会在潜意识里用他的成就和标准来比照新得主。就像我们提到19世纪以来任何一位别的作家时，都会让他们的身边站着一个托尔斯泰，我们不乏阴暗地想看一看他们和托尔斯泰的肩膀是否一样高。在这个意义上，别的作家可能只得了一次诺贝尔奖，而马尔克斯获得了自1982年以来的每一届诺贝尔奖。”
我来哥伦比亚是朝圣的。遗憾的是，因为行程所限，来不及去马尔克斯的故乡阿拉卡塔卡镇，只能在波哥大寻找大师的蛛丝马迹。但在这座城市，如果你不张嘴去问，很难在日常细节里看见马尔克斯的巨大荣光。而在智利，你在城市的街巷里游走，一不小心就可能在街头涂鸦中看见聂鲁达。智利人熟练地画出聂鲁达宽阔的脑门和大鼻子，他们把以伟大的诗人为荣表达得直接坦荡。哥伦比亚人当然引马尔克斯为骄傲，当他们知道你是作家时，总要一遍遍问你，他们家的马尔克斯对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马尔克斯尚未全面渗透进波哥大人的日常生活。因为大师还不够古老，或者他们还没来得及消化一位超级大作家？
走在波哥大的街巷里，因为缺少行迹指南，我只能想象大师在我落脚的每一个地方都走过。半个多世纪前，那个落魄又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里寻寻觅觅。他第一天在首都大学的宿舍里醒来，大叫谁往他床上泼了水：波哥大太潮湿了。可能是我来波哥大的季节不对，晚上我把酒店里的空调关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摸一把被褥，还是干的。对此，波哥大人一笑，小说家言而已。
走街串巷，朝圣依然落不到实处，我想起通常的好办法，买纪念品。所有的纪念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作家的雕像，但凡去过的国家，我都会想办法找到喜欢的作家的雕像。问了很多人，哪里有卖马尔克斯的小雕像。众说纷纭，皆含混犹疑，只说哪里哪里可能有吧。事实上哪里都没有，该逛的地方都逛了，该问处也都问了，一无所获。
从黄金博物馆出来，还是不死心，去旁边卖各种纪念品的市场问，几个摊主都摇头。有个娇小的女老板让我等等，去问一个女伴，那女伴也不清楚。旁边一个挺着大肚腩的男人听见了，说他知道，五条街外有个马尔克斯文化中心。那中年男人穿一套肥大的西装，打领带，皮鞋最近几天没擦油，有点谢顶，看样子是市场里的领导。我们一路往前走，经过一家报社、一个立着传教士雕像的小广场，穿过一排排殖民地时期的楼房，靠街的底层铺面里在卖各种真真假假的金银首饰。
五个街区，左拐，国家图书馆附近的一家书店。谢了顶的好心人找到一个在书店外卖书的售货员，用西班牙语说话。他们应该很熟。售货员是个戴眼镜的瘦子，带我进到书店，书店很大，重峦叠嶂地摆满了各种书。纪念品在收银处。女收银员心情肯定不好，绝大多数时间都低着头，只用凉飕飕的眼睛余光看人。没有雕像，只有这个，她把印有马尔克斯头像的冰箱贴和贴着老马头像的便条夹及木头镇纸拿给我看。做工都挺简陋。这就是马尔克斯文化中心？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把他的意思翻译错了。既然没有，只能聊胜于无；相对于纪念品的质量，价钱贵得稍显离谱，便条夹一万比索，边长不到四厘米的正方体镇纸一万五千比索。还是拿下了。付款的时候收银员依然板着脸，看来这世上没什么能让她笑了。
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马大师呢，我都要愤愤不平了，朋友急忙赶来，那边有老马的图书专柜。冲过去，果然壮观，宽敞的展柜上堆满了各种与马尔克斯相关的书：他写的，写他的，各种版本的作品、传记、研究著作、影像资料。我觉得舒服了一些：大师要有大师的样子。买了一本精装的纪念影集，抱着书跟一展柜的书合了影。抱完自己买的书，我又去抱不打算买的书继续合影，那些书上照例都有老马醒目的头像。这个区域的营业员是个男的，戴眼镜，长一脸黑亮的络腮胡子，他安静地站在一边看。对马尔克斯的粉丝，他肯定见得太多了。等我拍完照，把每一本有兴趣的关于老马的书都翻了一遍，他微笑地问我从哪里来。我说：
“China.”
2015年6月16日，知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