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排长急忙跑回来，紧张地问：“伤着了吗？”
我苦笑着说：“没有，只是吓了一跳。”
他立刻松弛下来说：“我说得怎么样？女人就是不行，幸亏我躲得远。”
我吓得不敢再打枪了。他说：“一回生，二回熟。你打了天一枪、地一枪，天地都打了，还怕什么？刚才是验枪，不算成绩的，现在重新开始。”
我还是不想打枪了。高排长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我今天真是要舍命陪君子了。好吧，我就站在你身旁，一动不动地看着你打枪。”
说也奇怪，有高排长站在一旁，我就真的镇静下来，胸有成竹地举枪瞄准……靶心、枪准星、眼睛的瞳孔三点成一线……屏住气，心莫慌，眼睫毛也不眨……手指轻轻往下压……好，击发！
啪啪啪……我连发五枪，把规定的子弹都打了出去。
待硝烟散去后，报靶员向我们报告说：“五枪打了47环——两个10环、三个9环。”
高排长对他的徒儿能打出这样的好成绩也很高兴，说：“45环以上，就能算特等射手了。”没想到，我刚露出喜色，他立刻就沉下脸说，“我看你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白云剪裁的衣服
河莲个儿矮，像个敦实的土丘。司务长低估了她的胖，给了一套正二号的军装。河莲勉强把自己装了进去，觉得憋得慌，大叫起来，说上衣的第二颗扣子压迫了心脏，喘不过气来。司务长只好给她去换副号衣服。
军衣的型号挺奇怪，号数愈大的尺寸愈小。比如正五号衣服，中学生都能穿，但要是正一号，就得一米八以上的个头才撑得起来。当然，这讲的是标准身材，要是你长得比较圆滚，就得穿副号军装。副号的意思，是长度同正号一样，宽窄要肥出许多。女孩子一般都很忌讳副号。你想啊，军装为了行军打仗的方便，本来就宽宽大大，再一“副”，就更没款没型了。但河莲是个敢想敢说的女孩，她才不会为了别人的眼睛，让自己的心肺受委屈。
正号军装是大路货，后勤部门保证供应。副号属于稀少品种，司务长颇费了一番心思，恨不能跟后勤部门说河莲胖得像个孕妇，才算领来一套副二号的衣服。
试穿之后，河莲大为满意。不仅她的心脏跳动正常，这套衣服还有许多妙不可言的好处。一般衣服都是军绿色，好像夏天的松树林，这种独特的颜色有一个雄赳赳的名字，叫作“国防绿”。河莲的副号却是安宁的黄绿色，好像秋风扫过的草原，温暖而朴素。普通的衣服都是平纹布，河莲的衣服却是“人字呢”的。虽说它不是真正的呢子，只是布的纹路互相交叉，好像一行行一排排细密的“人”字，故而得了这样一个考究的名字，但看起来要比平纹布挺括得多。最最重要的是，河莲的军装是四个兜的！
没有当过兵的人，不知道衣兜的重要性。它除了装东西之外，更是一个标志。战士服只在胸前有两个口袋，提升了干部，才能穿有四个口袋的上衣。口袋因此成了某种地位的象征。不过女兵喜欢四个兜的衣服，倒不是势利的缘故。因为胸高，随身又总有些小零碎儿，比如手绢、钢笔什么的要经常带着，若衣服下摆没有兜，只得都塞在胸前，鼓鼓囊囊，像藏了一窝鸽子，显得很不利落。
副号有这么多优越性，大家都去找司务长要求换军装。司务长火了，说没见过这么难缠的兵！婆婆妈妈的，谁要是不想干了，就向后转，回家去，爱穿什么穿什么！
话说到如此凶狠的份儿上，我们只好乖乖地穿正号衣服。河莲独自乐了没几天，发现人字呢也有弊病。洗衣的时候，刚把衣服泡在脸盆里，就有浑黄的汤沁出来。刚开始，河莲以为衣服格外脏，就拼命搓，搓得两个手掌像红萝卜一样。洗了几水之后，正号衣服还像葱叶一般绿，河莲的副号军衣已泛出菜心般的黄。
一天，果平大惊小怪地喊起来，河莲，要是敌机轰炸，第一个阵亡的肯定是你！
我们大吃一惊，不知果平为何发此恶毒咒语。
果平说，你们想啊，我们都有绿色伪装，只有河莲的衣服像经了霜的野草，还不一下就被发现了？
河莲脑子快，立即反驳说，依我看，还不知谁第一个为国捐躯呢！没准儿正是你们这些国防绿。
所有穿正号军装的都不干了，定要河莲说个清楚。
河莲不慌不忙地说，要是春夏季节开仗，大地一片翠绿，自然你们的衣服是最好的保护色。可要是秋天呢？丰收在望，落叶满地，到处都是金黄，肯定是我的衣服伪装性更好。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得不承认河莲的话有几分道理，只好自我解嘲道，反正我们也不是敌人的参谋长，谁知道仗哪会儿打？要是春夏开战，河莲你就留在后方做饭。要是秋天开战，河莲你就一个人打冲锋。
河莲也不理我们，只是更起劲地洗军装，盆子里倒进一大堆洗衣粉，激起的泡沫，好像有一百只大螃蟹愤怒地吞云吐雾。她还专拣大太阳当头的日子，在外面晒衣服。这样，没用多长时间，副号不断褪色，最后简直变成白的了。
古代有句俗话叫：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
关于“皂”到底是什么色，我们争论了好长时间，基本上统一了意见，认定是一种近乎月亮和蓝天混合在一起的颜色。关于“孝”，倒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就是医院里没有染上血的棉花颜色了。河莲在黎明的晨光里，背对着太阳走向我们的时候，白衣白裤，好像云彩剪裁做成的军装。
正号们充满嫉妒之心，果平甚至痛下决心，要在一年之内，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明年就可名正言顺地领人字呢副二号了。
看着果平像北京填鸭似的大吃特吃，小如提醒她，人字呢因为染料不过关，属淘汰产品，已经不生产了。河莲领的是库底子，谁知明年会怎样？若是你辛辛苦苦吃成相扑手模样，明年的副号已变成国防绿，你岂不白胖了一回？
果平这才放慢了胡吃海塞的速度。
我问河莲，你把衣服洗得这样白，是否准备冬天打仗的时候，一个人趴在雪地上，狙击敌人？你不要闹个人英雄主义，要知道，冬天的伪装并不难办，只要每个人披上一条白床单，任你火眼金睛也发现不了埋伏。
河莲说，你以为我是孤胆英雄？你不穿这衣服，不知它的毛病。特别不经脏，刚穿一两天，袖口就黑得像套了一圈猴皮筋，抹了机油似的，所以，我就老得洗。
练习匍匐前进，连长一个鱼跃，趴到草丛中，泥土四溅。女孩子虽然酷爱干净，但连长这般身先士卒，也就只好奋不顾身地扑过去，手脚并用，在粗糙的草叶上敏捷地爬行。草汁和着汗水涂抹在脸上，人好像流了绿色的血。
所有的人都趴下了，唯有河莲笔直地站在那里。
你为什么不卧倒？连长的好奇更大于震怒，在他当兵若干年的历史中，还从未看到过一个面对命令敢于不趴下的士兵。
我的衣服颜色浅，趴在这样的泥土里，再也洗不干净了。河莲理直气壮。
是衣服重要还是胜利重要？如果在战场上，你不卧倒，衣服可能始终干净，但你的小命就没有啦！连长声色俱厉。
我是傻子吗？到了打仗的时候，我自然知道生命比衣服更重要。炮声一响，我就像邱少云一样趴在地上，纹丝不动。河莲才不吃他那一套，有板有眼地回答。我们都忍不住笑起来。
连长大怒，认为河莲没有战斗观念，目无上级，给了她一个队前警告。看得出，河莲非常不服，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小兵，而且是个新兵，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我们顿生兔死狐悲之心，希望自己快快地老起来，满脸皱纹，穿破十套军装，就有了倚老卖老的资格。比如我们的班长，都是通信部队来的老兵，她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打闹和嗑瓜子，连长皱皱眉，一声也不敢吭。
由于不断地卧倒，草绿色军装很快变成灰黑，勤快的人隔两天洗一回，使它勉强保持着衣服的本色。我是个懒虫，心想反正洗了也是脏，不洗也是脏，索性由它脏着好了。好在也不是我一个人不成嘴脸，大家基本上都是暗无天日。
一天连长看到我，咧着嘴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你这么脏的女兵。
我说，这是节约啊。
连长很奇怪，说，脏衣服比干净的衣服更耐磨吗？我当了这么多年兵，从没听说过。
我说，每天都洗衣服，要用掉多少洗衣粉和肥皂？多少时间？多少力气？搭在铁丝上，水珠会让铁丝生锈，日子久了，铁丝还可能会被压断……只要不洗衣服，这些岂不都省了？
连长第一次听到这种逻辑，气得咻咻喘，可一时也没话好说。但他似乎怀恨在心，在紧接下来的射击训练中，故意不指导我和河莲。别人托着枪练习瞄准，连长会耐心地趴在旁边，从瞄准镜中观察他们的动作是否符合要领，矫正他们有毛病的动作。走到我和河莲身旁，他总是淡淡地说，你们俩还需要辅导啊？都是很见过世面的老兵了，一个知道战斗英雄邱少云，一个是节约模范，到了靶场上，打个优秀是没说的了。
我和河莲苦着脸。多倒霉啊，刚当新兵，就和顶头上司结下冤仇。我使劲打了一下军衣的下襟，好像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小动物。所有的麻烦，都是衣服惹出来的。当然啦，结果是除了军衣冒出一股尘土以外，疼的还是我的手和肚子。
晚饭后，河莲和我坐在葡萄架下商量，连长这么恨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我从此不洗衣服，尽快把白军装穿成黑的，连长是不是就会笑口常开？河莲手托着腮帮，好像牙疼般地说。
我没好气地答，做梦吧！我的衣服倒是黑的，可连长还不是耿耿于怀？关键是我们顶撞了他。俗话说，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咱们再怎么赔笑脸，也没法挽回影响啦。
河莲倔强地说，你猜，连长现在最希望我们干什么？
我把葡萄藤卷曲的须子含在嘴里嚼着，苦涩的清水像小水枪一样滋在舌头上，酸得人打寒战。我说，他最巴望着咱俩在射击场上吃鸭蛋吧。
河莲说，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现在只有用行动证实自己是个好兵。要不，就会被人指着脊梁骨耻笑。
人们多以为爱可以给人以力量，其实，憋着一口气的劲头更是大得可怕。我和河莲从此抓紧一切时间练习瞄准，每天趴在地上，胳膊肘磨破了皮，脖子上永远淌着几条透明的蚯蚓。口中念念有词，把射击要领背得像父母的名字一样熟，看到任何物体，想的都是“三点成一线”的口诀。至于军装，再不去理它，脏得简直没法提，活似两个卖炭翁。
连长还是不理我们。好在射击要领也不是他的专利，班长和其他人也可以指导我们。再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和河莲就自己揣摩，争取自学成才。
实弹射击的时候到了。靶场上的气氛很森严，掩体里等待报靶的士兵戴着亮闪闪的钢盔，在远处神出鬼没。二百米开外的半身胸环靶，在阳光下好似幻影。我不由得紧张，手心像攥了两把糨糊，黏黏糊糊。我看看河莲，她倒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我也定了心，心想到了这个关头，你腿肚子发软，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索性豁出去拼了。
枪声响起来。我的第一感觉，是它绝没有想象中的响亮，只相当于一个中等二踢脚崩出的动静。对真枪实弹声音的失望，使我的心很快宁静下来。偷眼看看连长，他似乎比我们还要紧张，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一个个进入射位的女兵。每逢射手扣扳机的时候，他颊上的肌肉就会跳动一下，令人猜到他是牙关紧咬。
我打了个“良好”。说不上很理想，但我已殚精竭虑。
河莲平时的眼神不怎么好，没想到九发子弹竟打出了八十六环的优秀成绩，特别是她前八发子弹，居然是发发命中十环，简直是个神枪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最后一枪，不知是何差池，江郎才尽，只中了六环。
不管怎么说，河莲为自己大大地挣回了面子。当连长向她走来的时候，我们就直直地盯着连长，看他对这个自己不喜欢但创造出优异成绩的刺头兵，如何反应。
连长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的样子，对河莲说，要是你最后一枪打得再从容些，就能得满环，也许我会为你报个功呢。可惜了。
河莲刚查完自己的靶纸，不服气地说，我这最后一枪，端端正正地打到了敌人的脑袋瓜上。我看这报靶的环数定得不科学。若打到右胸偏上的位置，按规定就是八环，可谁都知道，那地方离心脏远着呢，并不一定会置人于死地。我的这个六环，正中人的太阳穴，明摆着，一枪就能取了人性命。
我们一听，都觉得河莲说得有理，且看连长如何答对。
连长微微一笑说，河莲，没想到，你还有一套打不准的理论。可是我问你，瞄准的时候，你瞄的是敌人的脑袋还是敌人的胸脯？
河莲说，连长你这个问题难不倒我。瞄准的要领是准星、缺口和胸环靶的下沿正中呈一条直线，当然是胸脯了……
连长用一个坚决的手势，制止了河莲略带卖弄的背诵。他可不想听一个新兵，把自己烂熟于心的拿手好戏再演练一遍。好了，你既然瞄准的是敌人的肚子，结果子弹却打到了头上，就算敌人躺倒了，也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没什么可吹的。很可能下次你瞄的是敌人的天灵盖，打到的却是脚指头。连长说。
大家笑起来。我真替河莲抱不平，但连长的话驳不倒。可怜河莲本是功高盖世的英豪，此刻倒成了大家的笑料。
实弹训练结束后，有两天的休整。我和河莲把自己的军衣都洗了，天哪，水黑如墨，沉淀了半盆的泥沙。看见我泼水的人直嚷：快去叫老农！这样的肥水，可以浇两亩好地。
我们耐心地等着太阳把湿军装晒干。洁净的衣服重新穿在身上的时候，令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不认识似的。我的军装绿如橄榄，河莲的衣服恢复了白云的颜色。
连长走过来说，现在这个样子嘛，我这个当连长的面子上也有光。不管怎么说，你俩是我带过的最邋遢最不听话的新兵了。不过，幸好还不算太笨。
装大米的汽车
每个人都是坐过汽车的，但连着坐十二天汽车的经历，就不是人人都有的了。
打开中国地形图，注意一定要海是蓝的、陆地是绿的、随着海拔的升高逐渐变成橘黄色的那种地形图，而不是五颜六色的行政地图。
你往地图的左面看，地图是左西右东的，左面就是中国的西部。你会看到黄色像深秋的树叶，渐渐地浓重起来，从姜黄、橙黄直至加深到棕褐色。你从图例上查到颜色与高度的对应表，发现西藏的平均海拔在五千米以上。尤其是藏北，那是屋脊上的飞机。
怎样到达藏北呢？在遥远的古代，是乘骆驼和牦牛，往返一趟，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现在有汽车了，但从新疆的乌鲁木齐出发，也要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坐的是大卡车，车上装满了大米。我们就把脚伸在大米麻袋的空当里，屁股坐在大米上，开始了数千公里的跋涉。
我们一边走一边不断地抱怨这些麻袋，它们像枷锁一样紧紧地箍着我们的脚。谁的腿要是坐麻了，想活动一下，就得在缝隙中把脚尖立起来，像个芭蕾舞演员一样，才能把脚抽出来。用手把脚揉好了，再从小孔把脚塞进去。
司机为大米打抱不平，说：“你们还得感谢这些大米麻袋呢！这是为了运送你们，特地装在车上的。”
我们齐声嚷：“才不信呢！要是没有这些大米，我们的地方会宽敞得多。”
司机说：“要是没有大米，这样颠簸的路，会把你们头上的帽子颠到天上去，尾巴骨也会碎成八瓣。”
有这么可怕？
刚开始上路时，我们不信，随着山势的险峻，我们渐渐地信了。
修在峭壁上的简易公路，像鸡肠子一样弯曲细窄。
往来的车轮像耙子，把坚硬的沙石刨松了。车轮的碾轧，又把碎石聚成无数的棱坎，掘出无数的坑洼……人们给这种路起了一个形象的名称——搓板路。
车子在“搓板路”上行走，就像跳摇摆舞。一会儿抛上浪尖，一会儿跌下深谷。幸亏大米压住了车厢，要不然我们就得像滚珠似的在车厢里蹦跳不止。一天车坐下来，整个身体活像一把用了一百年的旧椅子，所有的关节处都要散开了。
第一天我晕车，路上吐了几次，晚上睡在兵站。兵站这个名称很有点古代烽烟的味道，那间房子奇大无比，十个女孩子住在里面，只占了一个角落。
地上铺着稻草，很松软。把头埋在里面，有一股太阳的气息。
我掐指算了一下说：“哎呀，还要坐那么久的汽车，我都要变成老奶奶啦！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就坐飞机。”
说完之后，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所有的女孩子集合，领导说：“有的人怕苦怕累，才坐了一天汽车，就想坐飞机回家了。这样的人，真没出息啊……”
大家都寂静无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我也好奇地眨着眼睛看别人，心想：“是谁说的呢？她怎么和我想的一模一样呢？”
因为是不点名的批评，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我渐渐地就把它忘了。
几年以后，遇到一个和我一道坐过大米车的朋友。她说：“我可真是佩服你了，当年在那样的批评之下，大智若愚，不动声色。”
我说：“你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
朋友说：“批评想坐飞机的人就是你啊。”
我大吃一惊，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在说我啊。”
朋友就说：“那我告诉你，是谁向领导报告了你说的话……”
我赶忙捂住了她的嘴，说：“你千万别告诉我，我一辈子也不想知道是谁。”
后来，我们就开始说其他的事，说得很开心。
说不想知道是谁，那是假话。以后的岁月里，我心头也曾多次浮起这个疑问。我想，当我说出那句发牢骚的玩笑话时，已是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就被点了名，同我一道睡在兵站大房子里的女孩子，是谁这么嘴快告了我的状呢？
我仔细回忆那些裹在稻草里的年轻美丽的面孔，每一张脸都纯洁可爱。我至今不愿枉猜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也许是那些大米麻袋告的状吧！
十八岁的姐姐
许多年前，我在一座很高的山上当兵。那座山叫昆仑山。
昆仑山有一个漫长的冬季，长得叫人忘掉一年当中还有其他季节。
昆仑山距平原很远很远，远得让我们这批小女兵几乎怀疑世界上还有平原存在。
冷和高使得平凡的蔬菜成为一种奢侈。属于温暖和平原的蔬菜，要经过汽车一个星期的颠簸才能抵达高原。它们要么像植物标本，干燥萎黄，纸一样菲薄；要么碧绿得令人生疑，用手一弹，果然发出翡翠般的金石之声——途中遭遇了暴风雪，暴风雪使蔬菜们永远年轻。
没有鲜菜吃，后勤部门就每月给大家发其他的吃食以弥补亏嘴。有水果罐头、核桃、葡萄干、花生米、白砂糖……农村来的兵，舍不得吃，便把这些好东西攒起来，探亲时与家人共享。只可怜了那些汽车兵，他们万里迢迢地将物品拉上昆仑山，又万里迢迢地把它们从昆仑山拉下去。
发的食品可谓五花八门，可奇怪的是，从不发块糖。不知山下的军需部门是无意中疏忽了，还是认为真正的军人不宜在嘴里含着糖。
能够随便在嘴里含着糖，听坚硬的糖块把牙齿敲出搪瓷碰撞般的声音，感觉尖锐的糖块在温暖的舌尖变得圆润光滑……真是少年人最美妙的享受之一。我们当时不过十六七岁，在一个风雪弥漫的早晨，不知谁说了一声：真想吃块糖啊！我们从此就朝思暮想在嘴里含块真正的水果糖！
希冀只要一萌生，除了实现它，你别无他法。
我们没有块糖，但我们有砂糖。好像是当年古巴贸易给我们的货色，像海滩上的沙砾，淡黄色很粗大的颗粒。我们取出牙膏牙刷，用空牙缸盛上古巴糖，放在炉火上烤。糖堆就像雪人似的塌陷下去，融为杏黄色裹着泡沫的糖浆。
“这叫糖稀。”一位年龄最大的女兵说。她已经十八岁了，是我们的姐姐。
但糖稀怎么才能变成块糖呢？见多识广的姐姐指挥我们去提一桶水来。
昆仑山的水好冷啊！万古不化的寒冰所融之水，发出幽蓝色的荧光。那袅袅上升的森然冷气，像雾一样盘绕在桶的四周。
水提来了，我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十八岁的姐姐端起牙缸，把冒着泡的糖稀缓缓倾于冰水之中。
糖稀吱吱叫着急遽下沉，好像一串被击中了的黄鸟。它们在水中凝固成一粒粒橙黄色琥珀样的颗粒，略作沉浮，便如一颗颗精致的小水雷，蛰伏在水底。
十八岁的姐姐有条不紊地操作，我们看得发呆。
“愣着干什么？快拿勺子到桶底去舀着吃，这是真正的糖豆啊！”十八岁的姐姐大声招呼我们。
这种真正的糖豆松软酥脆，冷得像一枚枚小冰雹。但它的确能与牙齿碰出悦耳的声响，能在舌尖迅速缩小……我们便吃得十分惬意。
我们的吃速比糖豆的生产要快得多，不一会儿，桶底便被捞净，我们就眼巴巴地看着十八岁的姐姐制造糖豆。她产得越多，我们吃得越快。这时突然有人发现，十八岁的姐姐一直在为我们操劳，她自己连一个糖豆还没吃上呢！
“这一锅给你吃！”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所谓一锅，就是一刷牙缸子煮沸了的古巴糖糖稀。昆仑山缺氧，炉火不旺，要融好一缸糖稀，也得耐心用勺子搅拌一段时间。
十八岁的姐姐接受了我们的好意，格外精心地操作着。糖稀冒泡了……糖稀变成橘红色了……糖稀散发出蜂蜜一样略带苦涩的清香……这是最妙的火候了。我们知道，十八岁的姐姐要从从容容地制出一盘最甜最美的糖豆来了。
是时候了！十八岁的姐姐高高举起茶缸，糖稀漾出一道美而红亮的弧线，砰然溅落在水中。
想象中该出现珊瑚珠一样晶莹的糖球了……时间一秒钟一秒钟逝去，糖球像被恶人施了魔法，隐匿着不肯出现，只见澄清的桶水渐渐变得混浊，犹如一股橙色牛奶注入其中。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糖球藏起来了？
我们面面相觑。
十八岁的姐姐想了想说：“也许是水不凉了，所以糖稀不再凝聚为糖球……”
我们将信将疑，伸出舌尖去舔桶里的水。
水很甜很温暖，带有一种奇异的味道，好像一个在太阳下成熟的果子挤出的浆汁。
十八岁的姐姐终于没能尝到她亲手制作的糖球，一粒也没有。
我们拎起桶要换一桶新的冰水，她说别去别去。这桶水里溶进了这么多砂糖，不喝太可惜。说着，她喝了满满一碗。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谢十八岁的姐姐，只有同她一道喝那温暖甜蜜而又挟带冰雪气息的凉水，一碗又一碗……
许多年过去了，那水的奇异味道一直存在于我的舌尖……
走，到阿里去
新兵训练要结束了，分配就在眼前。大家心里都关心这事，可表面上显得很淡漠，没心没肺地打打闹闹。因为你要是特别表现出对去向的关注，别人会觉得你挑肥拣瘦，思想有问题。领导知道了，没准儿会特地把你分到一个倒霉的单位，制裁一下你呢。
我对这事想得比较简单，希望做一个通信兵。女兵基本上只有两个工种可挑——卫生员和电话员。卫生员要给病人端屎端尿，我一想就心中作呕。要是当着病人的面吐起来，是多么尴尬的事！通信兵就比较安稳，每天打交道的无非是塞绳和电线，都是不会说话的哑巴，当然省心了。
墙上有一幅油画，叫“我是海燕”，一个英姿勃勃的女兵，在漫天风雨中攀上高耸的电线杆，维修线路。狂风卷起她漆黑的短发，因为淋了水，橡胶雨衣显出乌鸦羽毛一般油亮的光泽，随风飘荡……她高喊着“我是海燕”，这既是一句线路修复之后的联络用语，也充满了勇敢的象征意味，使我年轻的心激荡万分。油画的技术如何，我不知道，但暴风雨中的女通信兵成了我的青春偶像。我想，要是我当通信兵，力争比她干得还棒。打仗时，我会用两手把线路接通，让进攻的命令通过我的身体传达到火线，立个功给大家看。
在树林里，小如悄悄凑近我的耳朵说，这次有五个名额，分到阿里去。
我从这一句话里听出了两个问题：阿里是哪儿？你从谁那儿听说的？
小如拢拢耷拉到眼前的头发说，阿里是西藏的一个地方，听说海拔有五千多米呢，高寒缺氧，还有好多地方根本就没有人去过，号称“无人区”。
我吓得抽了一口凉气说，既然是无人区，要我们去干什么？
小如说，普通人当然没有了，但有国防军啊。听说那里以前从来没有女兵，这次是头一回。
我说，你的情报还挺详细，哪儿来的？道听途说还是你自己编的？
小如说，你还挺高看我的，这样机密的消息，我就是蒙着头想它个三天三夜，也编不出。是连长告诉我的。
我大吃一惊，说看连长那个严肃样，恨不能把我们都当成射击胸靶，怎会把兵家大事透露给你？
小如说，这事对你我是大事，对连长来说，不过小菜一碟。经他的手，把多少新兵送往四面八方啊。这是我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随口问来的。
我的疑问更大了，说，小如，你再说一遍，你给谁洗衣服？
给连长啊。小如清清楚楚地重复。
你为什么要给连长洗衣服呢？他难道是个残疾人，自己没有手吗？我很纳闷，惊奇中又很不以为然，看不起她巴结领导。
小如坦然地说，每天训练回来，一身泥一身土的，谁像你似的，那么懒，帽子脏得像炸油饼的锅盖也不洗。我可天天要洗的，要不睡不着觉。好几次遇到连长，他一个男人家，洗衣的时候笨手笨脚，肥皂泡儿溢了一地。帮一下呗，顺手的活儿。在家的时候，我也净帮着我哥。
我大笑起来，原来你把连长当成了哥，他就向你透露军情。
小如说，没事闲聊呗，话赶话地就说到那儿了。
我说，请继续刺探下去，特别是通信兵和卫生兵的比例问题。
小如说，你干吗特别关心这个呢？
我说，我讨厌卫生员这个行当，一天到晚遇见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反正都是些没有笑容的脸，晦气啊。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一个缺乏同情心的人，所以，我不想穿白大褂。
小如反驳我说，当个医生多么好！治好了一个病人，人家全家都感谢你，会记你一辈子的。
我说，你怎么光想好事？就不想想，若给人家治死了，全家都恨你，也许到海枯石烂。
小如说，为什么光想坏事？再说，你就不会把本事练得精点，别把人家给治死吗？
我说，天有不测风云啊。再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伟人说的……
我俩正拌嘴，果平跑过来说，你们躲在犄角旮旯，是不是正说我的坏话呢？背人没好事。
我们大叫冤枉。果平嘻嘻一笑说，既然不是说我的坏话，就把正说的话告诉我吧。要不我不信。
我看着小如。消息的主要来源是小如，不能喧宾夺主。小如是个好脾气，虽然她不想把消息散布得人人皆知，但考虑到友谊至上，还是把所有的情报都告诉了果平。
我以为果平会激动得捶胸顿足，没想到她一撇嘴说，就这个啊，早嚷破天了。
我这才明白，有些消息的传播，是不需要“海燕”的。
果平接着说，连分配中卫生兵和通信兵的比例是九比一，也已是公开的秘密。
好像有千吨陨铁自九天坠下，正好砸到我的头上。我揪着果平说，你这话当真？
果平说，向毛主席保证！
这是一句极有威力的誓言，我再也无法怀疑它的准确性。
小如沉静地说，看来，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才能当上海燕，绝大多数都是小白鸽啦。
小白鸽是小说《林海雪原》中女卫生员的爱称。果平说，悲痛欲绝！我本来想若是一半对一半的比例，不哼不哈地等着，也许就会分我到通信站。没想到，事实这般残酷！
完啦！我彻底绝望，近在咫尺就有竞争者。我简直想变成老鹰，把小白鸽抓走几只。
河莲走过来说，这次分配最艰苦的地方是阿里。越是艰苦越光荣，我想写一份血书，你们谁与我同甘共苦？
果平说，哈！我只是在小说和电影里才看到血书什么的，没想到，真有人打算这么做！太棒了，我的血和你流在一起！
现在果平和河莲成一伙的了，神采飞扬地看着我和小如。
小如描绘的阿里，令我心惊胆战。要是分到我头上，那是没法的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我不打算主动争取，那里离家太远了。再说，我的理想是当一个通信兵，阿里要的都是卫生员。我要写了血书，就从根上绝了成为海燕的希望。
不想，宁静的小如抢先说道，我写血书。
一下子局面成了三比一，我变成失道寡助的少数派，心里不由得有一点慌。想想海燕飞舞的雨衣，我咬着牙坚持道，你们要写就写好了，反正我是不写的。
果平和河莲有些失望，但她们毕竟人多势众，便不理我，一齐商量血书的操作规程。因为以往只是听人家说，真到了自己演练的时候，才发现有许多具体的步骤很朦胧。比如用什么部位的血呢？当然是用手指头上的血来得方便，可是“十指连心”，一想到要把好好的手指头扎一个洞，挤出血来，大家都直抽冷气。
我在一旁待着，有些尴尬，走不好，继续留下，好像也不伦不类。我胡乱找个碴儿要溜，小如却拼命扯我的袖子，要不是军装缝得格外结实，简直要揪出个窟窿。
我说，你到底要干吗，跟抓壮丁似的？
小如说，上厕所啊。咱们俩一起去吧。
我们的厕所离得很远，大概总有几百米的距离，这样，每次方便就有了散步的性质。两个好朋友一边走一边说，讲到开心处，有时真希望厕所修得更远一些，或者多喝几杯水，制造出更多上厕所的机会。
就算我和她们成了血书和非血书两个阵营，也不能拒绝要同你一道上厕所的朋友吧？
我和小如默默地往前走。
小如说，你真的打定主意不写血书了？
我说，是。
小如说，其实也没什么，不过就是疼一下子。别人都能忍过去，偏你就不行？
我说，也不光是个疼的事，了不起就像得一回肠炎，再说得邪乎点，就算悲惨地拉了一场痢疾，一咬牙一跺脚也就过去了。
小如笑起来说，我看，你对医学还挺懂点门道的。
我说，我一辈子就得过这么两种病，疼痛如绞，记忆犹新。
在靠近厕所的地方，小如停下脚步，板着脸说，既然你不怕，我看你还是写血书的好。
看着她的严肃样，我很惊诧，因为她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姐姐一般温柔和气，这是怎么啦？
小如看出了我的心思，小声解释道，我听连长说，他就是要用敢不敢主动要求去阿里来考验一些人。要是你主动要求了，也许就不让你去了，会特地按照你的爱好，分你一个想去的地方。要是你缩手缩脚地不表态，往后躲，就偏让你去。
我好似被人兜头灌了一脖子的冷水，脊梁骨变成一根又硬又直的鱼刺，梗在那里，回不过弯儿。原想革命大家庭温暖和谐，不想还有阴谋埋伏在里面。
我一急，结巴起来，说，河莲她们……都是……知道了，才故意……是吗？
小如说，我不知道，也不愿瞎猜。估计她们不明白这里的奥妙，真是一腔热血。你想啊，连长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哪里能让大家都摸了他的底牌，那他的试验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稍微缓过一点神来，淡淡地说，热血也好，冷血也好，反正我是不打算写血书的。
小如说，我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看在咱俩是好朋友，才把这天大的秘密告诉你，你怎么就这样不开窍！
我说，小如，你是一番好意，我领情了。我要是不知道这个底细，也许你劝劝我，我也会写的。可我既然知道了，我是说什么也不写的。我不想当卫生员，我不愿去阿里，我也不做这种装样子的事。
小如急了，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呢？大家都写了，就你一个人不写，不就显得你太落后了吗？你写了吧！连长私下问过我愿到哪里去，说他可以照顾我。我反正只是想当个医生，这回学医的名额多得很，我也不需要他特别为我做安排，我求求他，让他分你去当海燕。
我一把捂住小如的嘴说，你别侮辱了我心中的海燕。
小如气得眼眶里注满了泪水，说，小毕，你这样不懂别人的心，我是为了你好！
我说，小如，你的这份情谊，我会永远记得。只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愿做事，你该理解我。
往回走的路上，我们一句话都不再说了，因为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我们看着远方，那里有很多云彩，像棉花垛一般笔直地堆积着，渐渐地高入遥远的天际，在云的边缘，就形成了峭壁一般险峻的裂隙。云像马群一般飞腾着向我们扑过来，粗大的雨滴像被击中的鸟一样，从乌云里降落下来，砸到我们的帽子上，留下一个个深绿色的斑点。
快回去吧。我对小如说。
这儿的雨和内地的雨不一样。我家乡的雨，很细很小，牛毛一般。你要是不留意，好像觉不出来似的。但它的后劲很大，你在雨中走一会儿，全身的衣服都会湿透，阴冷会一直沁到骨头缝里。这儿，雨来得很猛，可是这一颗雨滴和那一颗雨滴之间，隔得很远，简直能跑一只骆驼呢！小如说。
我不知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关于雨的没什么意思的话。从领新军装那天起，我们就是要好的朋友。但我拒绝了她最后的忠告，分手就在眼前。可能她不愿伤感，才故意找个轻松的话题吧。
整个连队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写血书运动。我本想离这件事远一点，后来才发现完全躲不开。这个屋子的人在写，那个屋子的人也在写，你总不能老是待在操场上像长跑运动员一般乱转吧。这是一件让人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事，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手指上的血量很少，再加上很快就凝固了，根本就没法写字。后来就有人割腕取血，血虽然多，但那女孩子脸色苍白，一副快要晕过去的样子，把老兵班长吓得不轻，坚决制止了此类盲动行为。后来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节约而科学的方法，用少量的血，掺上一部分红颜色，再兑上水，就调成了一种美丽的樱红色，写出字来艳若桃花。
我东跑西颠，把大家的发明创造互通有无，像个联络员。
终于到了最后分配的日子，不想，连长陷入了困境。因为写血书的人太多了，也闹不清谁是最勇敢最忠诚最大无畏的。连长不愧足智多谋，他把堆积如山的血书放在墙角，开始实施新的选择方案。
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扎着武装带的连长，像一株笔直的白杨站在操场中央，对所有的女兵大声发布命令——面向我，按个子高低，成一路横队集合！
我们都愣了一秒钟。这是一道古怪的命令，想想吧，一个连两百多人呢，平常都是成几路横队或几路纵队集合，方方正正才像队伍。就算连长萌发新招，编成一路纵队也够标新立异了。现在可好，一路横队，士兵像鲫鱼似的一个挨一个要排出多远！还要按个子高矮，真是复杂啊。
但命令，谁敢不服从？片刻犹豫之后，大家都开始迅速寻找自己应该站的位置。其中又发生许多混乱，女兵招收时对身高要求很严格，个头集中在一米六到一米七之间，同样身高的人，少说也有十几个，实在难分上下。于是彼此推推搡搡，各不相让。还有的人，入伍时测的身高，这一两个月过去了，部队的伙食好，又蹿起一截，按照旧印象排队，显然比旁人高出个脑袋尖，就得重新调换地方。还有的人因为胖瘦不同，引起视觉上的误差，非得背靠背地比了高矮，才能分出伯仲，难度不亚于一道数学题。
操场上吵嚷得像个蛤蟆坑，要是往日，连长早火了，非大声呵斥不可。但今天他竟是出奇地好脾气，由着女孩们颠来倒去地比量，直到每个人找好了自己的位置。
队伍排得实在惭愧，因为太长，形成了一个大大的“S”形，好像一道漫长的绿色篱笆，被大风吹过，前拱后弯。依连长往常的性子，必得让解散了，重新集结。但这一回，连长的容忍度极好，犀利的目光像梳子，从队头刮到队尾，又从队尾刮到队头，仍是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偷着往四处瞧了瞧，好朋友都彼此隔得很远，大家是一片茫然，不知道连长玩的什么把戏。
连长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位置，主要是大踏步地向后面退去，然后立定。他像一个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在远远的地方，严峻地注视着我们。他那双猎鹰般的眼睛，睁得很大。
待他看到队伍自发地调整为笔直以后，温和地发布了第一道口令：单双数，报数！
每个女孩子都竭尽全力把数字报得很响，记得我是“二”。说句实在话，我不喜欢“二”，比较爱好的是“一”。报一的时候，嘴咧得很开，音波清脆嘹亮，好像时刻在微笑。报二就不同了，上下唇基本不动，喉咙里发出古怪的一声，好像吃多了白薯，打嗝似的。想想看吧，古代的故事里，老大总是勤劳勇敢的，老二多半又懒又馋。
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我听到河莲、小如和果平，报的数也都是偶数。人嘛，只要有和自己同命运的好朋友，就有了安慰。
大家注意，听我的口令，偶数——向前——一步——走！连长拖长了嗓门，发布新的口令。
于是，大约有一百个女孩向前迈出一步。这样，操场上就有了两条彼此等长的队伍，像一个巨大的等号。
大家都不知道连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充满人的操场显出了异样的安静，好像一片旷野。
连长又让我们继续报数。他稍微变了一下方式，不再是把我们分成一、二两组，而是让大家一五一十地报，然后命令逢五逢十的人向前迈一大步，好像农村赶集时挑选的日子。这时迈出向前的人显著少了，好像间过苗的庄稼，又被田鼠吃了一些秧苗，隔好远才稀稀拉拉地有一个人。
人们越发莫名其妙，连长当然不做任何解释。他按照自己的预定方针，继续发布命令，让站在队伍最前列的那排人，按一定规律报数，然后命令逢到某个特定号码的人向前迈步……几番操作下来，剩下的人越来越少，大家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烈了。
现在，站在最前列的只有五个女孩子了。我很想看看都是谁，可是不行。连长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盯着我们，只要你稍微拧一下脖子，立刻就会被他发现。
连长走到我们面前，对着我们五个人，也对着操场上所有的女兵说，现在我宣布，站在最前列的这五名，光荣地被选为第一批奔赴西藏阿里的女战士。这是她们的光荣，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荣耀。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送她们走上共和国最高的国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