褥子很薄，透过床单可以看到铁条嶙峋的形状。上级动了恻隐之心，给每人发了一条草垫子。稻草的，黄黄的，软软的，叫人想起一个好收成。大家乐得吸了不少冰雪浸透的凉气。只是草垫子比我们的铁床要长，需铡去一段。那些日子，军营里像是喂牲口的料场，到处飘散着针尖似的草芒。
拉练露营的时候，当然不能带上草垫子。我们先把雨布铺在雪地上，再打开被子睡觉。我第一次这么睡的时候，心想第二天爬起来还不得满身泥浆？没想到干干爽爽地起床，掀开雨布一看，雪絮洁白松软，仿佛刚刚自九天坠下。微薄的体温就像一杯水倒进太平洋，早已溶进酷寒。
听说，地方政府派来的慰问团看了战士们的艰窘，调拨来了一批狼皮褥子。但数量有限，平均十个人才能分一条。
我急切地盼望着狼皮褥子的到来。不是巴望着能分我一条，而是想看看真正的狼皮是个什么样子。
终于来了。分到我们班里的那条狼皮褥子是黑色的，裁制得方方正正，同单人床一般大。皮毛上可以看出很明显的接缝，但颜色非常接近。远远看去，完全可以认为它来自一匹孤独的巨狼。毛绺儿很长很硬，纷披而下，发出苍蓝的闪光。我伸手摸摸它们，光滑而润泽。我突然忆起小时被父亲高高举起，抚摸父亲头发时的感觉。
大伙一致决定把狼皮褥子分给一个瘦弱的农村来的女孩。因为她的铁片床塌得最不成样子，她又靠门。她恰好不在，我们七手八脚地给她铺好了，每个人都躺到她的床上试了试。大家都说，狼皮真暖和。
她回来后一眼看到床边垂的狼毛，就哭了。
大伙忙说，别在意。我们都已经享受过了。
她说，你们这不是咒我死吗！我是属猪的，我妈自小就叮嘱我，一定得避狼！
我们重新决定狼皮褥子的归属，决定轮流铺，一人若干天。
昆仑山上的夜极其黑，但是很不安宁。三百六十五夜，大概三百五十天有风。风像排着队的疯婆子，用干枯的手，把旷野上的一切孤立之物，都变成弹拨的乐器。它让石屋发出呜咽的共鸣，它让电线空竹般鸣叫。它把士兵偶尔丢弃的空罐头盒，从地面嘘上屋顶。在飞翔的过程中，随意拨弄着它们，罐头盒就像硕大的口哨，吹出空袭警报的锐音。甚至石头也会发出怪兽般的抽泣。那一定是石头内的缝隙被风挤压了，痛苦地呻吟。
我们因此练就在喧嚣中酣睡的本领。当我离开高原回到城市，突然发现城市的夜晚是那样寂静。汽车喇叭和锅碗瓢勺的交响，实在是隔靴搔痒的皮毛。和昆仑山真正的钢鼓乐队相比，城市只是一支短笛。
昆仑之眠是充满陷阱的黑洞，许多人在梦中永不复返。盖因睡眠时人的抵抗力减弱，犹如不设防的城市，死亡的偷袭格外容易成功。时时听到某人睡着睡着就过去了的传闻。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见大家都还活着，心中充满重新诞生的快乐。
有一次，女兵在半夜里突然接到电话，要为一个突然死亡的战士扎个花圈（顺便说一句，昆仑山上所有的花圈都由我们来扎，因为女孩与花有缘）。我们说，什么时候死的？电话说，刚刚。我们说，打仗死的？电话说，不是。我们说，睡死的？电话说，也不是。我们说，那还有什么死法呢？是真的死了么？电话说，死得叮叮当，再没有救的。睡着睡着紧急集合，哨子一响，这小伙子一个箭步蹿起，但立即就扑倒在地，死了。
我们为他扎了一个大大的花圈。从此，高原上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没有战争，夜里不搞突袭式的训练。
想在昆仑山上安眠，有一个高枕头是十分必要的。当时战士的囊中羞涩，只有几件换洗衣服裹在白包袱皮里当枕头，垫不到无忧的程度。特别是洗澡之后，干净的穿在身上了，脏的泡在盆里了。空包袱像个扒净了五脏六腑的咸鱼干，晒在床单上，很寂寥的样子。
一天，我对卫生科长说，我想借您那本《实用内科学》看。
科长说，你有这个志气很好。只是你现在最该看的是《卫生员手册》。巴甫洛夫教导我们说，科学应该循序渐进。
我说，敢想敢干。试试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枕着实用内科学酣眠。我后来成为一名相当不错的内科医生，肯定同这有关。
战士的被子在露天看电影的时候，是要用背包带捆起来，当小凳子坐的，特别易脏。当我决定要洗被子的时候，同屋的战友都佩服我的悲壮。因为我没有大盆，也没有搓板。在小小的脸盆里凭手搓那么大一堆没头没脑的布，时至今日，连我也赞叹那时的英勇。
星期天起了个绝早，先看看太阳，是不是好天。因必得当天洗，当天缝起来，要不夜里就没东西盖了。
我把被套拆下来之后，发现一个大秘密——草绿色的被罩要比白花花的棉絮长出半尺有余，窝着掖在里面。
属猪的女友说，多好的一块布。这不是浪费吗？
我点头，觉她说的极是。
你把它铰下来，补个衣领后屁股蛋什么的，岂不是上好的补丁？她说。
我想想有理，操起家伙就剪。
她说，你不等洗完了晾干再剪？
我说，那么大一坨，怎么洗！剪开了分两段，不是好洗吗？
她一边说着那也不差这一点，一边帮着我把被头连里带面裁下一圈。待到晚上，我把干了的被罩拿回来缝时，才发现大事不好。原来那富余出来的一截布并非无用，是预备被套缩水的。现在被套像件童年的衣服，遮不住棉絮丰满发育的身躯，恰短半尺。
怎么办？我和属猪的女孩面面相觑。
把裁下的那块布再缝上去。有人说。
那还行？我连连摇头。那工程简直能绕地球一圈，对于拙于针线的我，真是可怕的命题。
还有一个办法。属猪的女孩说。
什么办法？我迫不及待地问。
把棉絮也铰下来一块。她说。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盖着比别人短一截的被子，它使我在严寒的冬天（昆仑山其实也没有别的季节）吃尽苦头。但是我从来不说，我怕那个属猪的女孩以为我在埋怨她。
因为被子格外地不御寒，我就特别爱晒被子。公平地说，高原的太阳虽然不暖和，但含有丰富的紫外线，有春天的气味。晚上蜷在里面，像扎在麦秸垛里一般惬意。
不过班长不让我老晒被子。她说，你的被子本来就比别人的短，叠起来就不好看。刚晒完的被子，囊得像个面包，哪儿还拍得出横平竖直的线，影响军容风纪。
于是晒被子的日子就成为我奢侈的节日。我会早早地钻进被子，让那个夜晚抻得很长。我会看到阳光毛茸茸地刷着我，白色的蒲公英粘在睫毛上，一只金色的蜜蜂在我耳边飞……
昆仑山那里出核桃
因为没有鲜菜鲜果，昆仑山上就多干菜干果。干菜实在是一种对菜的亵渎，犹如少女和老妪的区别。吃干菜的时候，有一种嚼线装书页的感觉。
干果包括花生、核桃、葡萄干之类。司务长拆开一个麻袋，用手指捻着说：“这拨花生米好，山东的，大，油多。”其实大而油多的花生并不好吃，倒是四川花生，虽小却更有嚼头。司务长用空罐头盒子做容器给大家发花生米，官兵平等。葡萄干要算比较珍贵的吃食了，司务长就换个小号搪瓷缸子给大伙分。轮到分核桃的时候，就比较粗放了。司务长两手合围，一挖一捧，有多少算多少，倒你脸盆里算完事。
当兵的没家伙装，领东西时都拎脸盆。这样五花八门的吃食拌在一起，一副丰衣足食的样子。喜颠颠地往宿舍走，由于大小不等，到家时，个大的便被簸到脸盆浮头，猛一看，好像发了满满一脸盆核桃似的。
核桃听说是山西出的，个大，皮也厚。我们没有锤子砸核桃，因为山下从没给我们运来过锤子。女兵们劲小，只好用门来挤核桃，咔喇喇……核桃仁碾出来了。
核桃太像人的脑子，中间有隔，恰似人的大脑两半球。完整的核桃仁也像人的脑叶似的，有许多智慧的沟回。
“姑娘们，莫用门扇挤核桃了，门框快散了，夜里狼就进来了。”司务长说。
我们不再用门挤核桃，不是因为怕狼。昆仑山太冷了，狼都不在这里安家。是因为生核桃不好吃。也许是因为缺氧，生核桃吃多了，头便发晕，眼前便发蓝。
“要是能炒熟吃就好了。”十八岁见多识广的女兵说。
没有锅，我们就把整个的核桃扔到炉膛里烧。高原上烧的是焦炭，柿红色的火焰像红缨枪似的抖动着。核桃丢进去，在极短的时间内还保持着自己黑黢黢的本色，不一会便冒起青烟，噗地裂出一道金黄的火苗。火苗迅速蔓延，核桃就像一只充满了油脂的小刺猬，在炉膛的红炭上滚动。待核桃像一颗小太阳，通体成为亮红色时，就要手疾眼快地将它铲出，晚了就煳大了。丢在地上的核桃还会继续燃烧，要迅速吹灭它身上的明火。这时就有撩人胃口的香气在屋内弥漫开来。
我们屋里的地是泥巴垫的，同屋外的亘古冰雪荒原相连。色泽逐渐黯淡下去的核桃被地气一激，犹如迎头泼了一瓢冷水，噼里啪啦地爆裂起来，焦黄的核桃仁就像棉桃似的绽了出来。趁热将略带烟火色的核桃仁放进口里，听见它们将口水炙得吱吱作响，有滚滚的蒸汽在口中蒸腾……不一会，我们便个个吃得口角发黑。
烧核桃吃得多了，有人提议要吃炒核桃仁。这就需要砸壳取仁。这回不必破坏公物了，炊事员张大个，手掌大得像锅盖。手心捏两个核桃，上下唇一抿，咔吧吧——核桃壳就像玻璃似的碎了。他把桃仁很仔细地摆在一张净纸上，递给我们。
我们快活地围向炉火，紧接着的实际问题是没有炒锅。十八岁的女兵又显神通了，她把铲焦炭的铁锨头卸下来，用雪水拭净了，翘在炉火上。这个简易炒锅像个畚箕，一端敞，一端凹，核桃仁便不安分地在低洼处扎堆，我们便用筷子赶紧拨拉。核桃仁还没熟，筷子尖儿已经黑了。
垂涎已久的炒核桃仁出锅了，正确地讲，是出铲了。费了这么大劲，味道却并不见得怎么好，煳的煳，生的生，烟熏火燎地大家叼了几嘴。正不知如何处理这堆黑不溜秋的货色呢，突然有人砰砰敲门。张大个局促地走进来，手里捧着一些核桃仁碎屑送给我们，说是刚才匆忙之中没剔干净，这是又用针细细挑出来的。
哎呀呀！费那个事呢，又不是值钱的东西！这一大堆核桃仁还不知怎么吃呢，怎么又送来了！你愿吃就都拿走，不愿吃就都扔了吧！我们七嘴八舌地说。
张大个很金贵地把生熟两份核桃拢在一处，说：多么好的东西，怎么能扔了呢！我们老家那个地方不出核桃，都没见过这玩意儿呢！
那我们以后发了核桃都给你，你探家时带回去吧！十八岁的女兵说，我们都赞同地点点头。
张大个探家的时候，拎了一个大帆布提包。往长途车上一撂，包里哗啦啦发出类似鹅卵石撞击的声音。
后来，张大个回来了。女兵们问他：“你老家的人说核桃好吃吗？”
“说好吃。”张大个拍着锅盖大的巴掌说，“俺爹说，闹了半天，昆仑山那里出核桃哇！真是个好地方。”
穿上白生生的羊绒衣
那时候我十六岁，在西藏当兵。
牧场上，常常可以看到牧民在纺羊毛。左手拿着一个枣核形的线棰，上面别着一个发卡样的小工具，右手从羊毛堆里拈出一个头，缠在工具上一旋转，羊毛就像被施了魔法，乖乖地把原本藏在自己身躯里的毛线吐了出来。
纺羊毛的姿势很美，甚至可以一边走一边纺。于是牧民背上的羊毛堆渐渐缩小，最后终于消失在高原透明的蓝色空气里了。而手中的线棰则像一个贪吃的胖子，肚子膨胀起来，绕满了均匀细密的毛线。
一天，女兵里年长又最心灵手巧的小如说：“我们自己来捻毛线，再染上颜色，再亲手织成毛衣，自己穿或送人，是不是都很别致？”
大家都乐意一试。
第一步是筹措羊毛。几天以后，每人都搜集了一麻袋。
小如找来的都是雪白的山羊毛，又轻又软，好像一朵朵轻柔的云彩。她说，这些羊毛不是用剪子剪下来的，是请牧民用手，从羊肚子下面最暖和的地方抓下来的。许多年之后，我才在书上看到，这种山羊身上最细软的小毛，叫“羊绒”，被人视为“软黄金”。我敢肯定，小如当时并不懂这些，她只是凭自己的聪慧和直觉，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我的麻袋里黑毛也有、白毛也有，像一盘鏖战中的围棋。粗糙的硬毛夹杂其中，松针般挺立。小如说，这种毛织出衣服会很扎人。我满不在乎地说，我早打算好了，织毛袜子，不怕扎。
我们跃跃欲试地预备捻线。小如说：“别忙。羊毛还得洗呢。你们愿意穿着自己织的毛衣走过去，人家耸着鼻子说，怎么这么膻？”
我们就到狮泉河边去洗羊毛。
狮泉河浪花飞卷，好像无数狮子抖擞雪白的鬃毛，逶迤而来。
羊毛真的很脏，夹杂着粪球和草棍，还有纠结成缕的团块。雪水浸得我们十指冰凉，腰酸背疼。稍不小心，裹着水的羊毛就像一座浮岛，驾着波涛漂向下游的印度洋。
我看着渐渐远去的羊毛说：“完了！我的羊毛袜子要少织一个脚指头了。”大家就笑我说，袜子又不是手套，不分指头的。
小如奋勇地抢救她漂走的羊毛，几次险些跌进河里，裤腿全打湿了。往回走的路上，棉裤结了冰，咔嚓嚓发出玻璃纸的声音。我们笑她舍命不舍财，她说要织的毛衣很大很大，只怕这些羊毛还不够呢。
洗净的羊毛要晾干。羊毛湿的时候还挺乖，熨帖地伏在地上。但阳光使它们蓬松起来，轻盈起来。假如这时候刮来一阵风，它们就会像团团柳絮，飘飘然飞上冰峰。
我们只好像八脚蜘蛛一样，手舞足蹈地护卫着自己的羊毛，样子很狼狈。
总算可以开始纺线了。那活儿看起来不难，真干的时候，才发现很不容易。顾了捻线就忘了续羊毛，线就越来越细，像旱天的溪流，无声无息地断了。我捻的毛线又粗又硬，还疙里疙瘩地有许多接头，被大家称为“等外品”。
小如纺出的可是优质品。又白又细又匀，好像有一只银亮的巨蚕潜伏在她的羊毛堆里，忠实而勤勉地为她吐出美丽柔韧的长丝。
不管怎么说，我们每人都有了几大团毛线。
下一个步骤就是染线了。
先用脸盆盛水把颜料煮开，再把线桄浸在染液中炖。听着世界屋脊摇撼天地的罡风，看着炉子上一大盆冒着血红或翠绿气泡的沸水，真有身在魔鬼作坊之感。
为自己亲手捻的毛线挑选颜色，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我打算把毛线染成玫瑰红。你们想啊，在藏北的雪原上，我踩着一双玫瑰红的羊毛袜子，是多美丽的图画啊，简直有童话的味道……要不我就染成迎春花的明黄色……要不我干脆要大海的碧蓝色吧……”我神往地说。
小如毫不留情地泼凉水：“你把黑羊和白羊的毛捻在一起，颜色已经混浊不堪。你说的那些娇美颜色都染不成，只有老紫或深墨绿还可凑合。染成黑色最保险。”
我只好自我解嘲：“嘿！反正是袜子，踩在脚底下，谁也看不到。什么颜色无所谓。”
大家都很关心小如的毛线染成什么颜色。没料到她沉思良久说：“我什么颜色也不染了，就要这种白羊毛的本色。染的颜色再好看，天长日久终会褪色。唯有天生的颜色，永不会改变。”虽说小如讲的很有道理，大家还是把毛线染成了各种颜色。主要是我们第一道工序没做好，毛线已不能保持洁白，只有靠染色来遮丑了。
我把线染成黑色，油亮亮的，像乌鸦的翅膀，也很好看。
织毛线活儿了。大家不再彼此商量集体行动，开始单干。这个给妈妈织条围巾，那个给爸爸织条毛裤。在漫漫长夜里，无声地围着高原的炉火，独自抱着线团，遥想着亲人的面庞，飞针走线。
我不会织，就向小如请教。她埋着头结自己的伟大工程，匆匆忙忙给我写了一张织毛袜的要领，依旧嘟囔自己的针法：“一针上两针下，两针并一针……”
她织的毛衣很大，图案复杂。难怪要不停地念念有词，生怕织错了花样。
我打趣地说：“这么认真，是给谁织的呀？”
小如说：“给一个人呗。”
我刨根问底：“给一个什么人呢？”
“给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啊。”她搪塞我。
“他在哪里呢？”我穷追不舍。
“他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小如看着天边的雪山，雪山像银亮亮的锡箔铰成的图案，山上有我们的边防站。
“我现在不认识他，以后会不会认识呢？”
小如想了一下说：“我要是向你介绍他，你就会认识他。我要是不说，你就永远不会认识他。”
我胸有成竹地笑道：“小如姐，你错了。你就是不告诉我，日后在茫茫人海中，只要我遇见了，就会一眼认出他来。”
小如停下手里的毛衣针，温柔地露出白牙，说：“看把你能的。我才不信你能认出他来！凭什么呢？”
我说：“就凭这件白生生的羊绒衣啊。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可有一件羊绒衣，是这样自采自捻自洗自织自编花样造出来的吗？你设计的这个图案，天底下再没有第二份了。”
小如不语，只是嘻嘻地笑。
那件原白色的羊绒衣上，镂空地织着两颗套在一起的心，还有许多山和雪花。
信使
我十七岁的生日，是在藏北高原过的。那天，正好是军邮车上山的日子，这个生日便像美丽的项圈，久久地悬挂在我胸前。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三柄巨大的棱锥，将我所在的部队，托举到了离海平面五千多米的高度。我的生日在十月，这正是平原上麦秸垛金黄而干燥的时光，昆仑山却已万里雪飘。就要封山了，封山是冰雪发出的禁令，我们将与世隔绝到春天。
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向我祝贺。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我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
但心中总有淡淡的悲愁——我想家。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对我说：也许军邮车今天会来的。
你骗人！我大叫。有时候猛烈地指责别人说谎，其实是太渴望那消息真实。
军邮车大约每月从新疆喀什开上昆仑山一次，日子并不准，仿佛一只来去无踪的青鸟。老医生戍边多年，他的话有时像符咒一样灵验。“每年封山前上山的最后一辆车，总是军邮车。山下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心。”他晃着满头的白发，像一丛银针。
那天夜里，军邮车像破冰船一样，跋涉五天，英勇地到了，整个军营为之沸腾。我们真想欢呼，但军人只有打了胜仗才允许欢呼，于是我们屏住气盯着一处房舍。房舍门口站着两个威武的士兵。因为曾有一次，迫不及待的边防军人们跑去抢信，从此在军邮车到来的日子，分拣信件的房间便加站双岗。
各单位取信的人站在房外，一取到信就像古代的驿马接到加急文书，拔腿就跑，去把信件送给望眼欲穿的人们。
在高原上奔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活儿一般都分给腰细腿长的年轻人，但白发苍苍的老医生执拗地要做这件事。知情的人私下里说，他家中有很老的双亲、很弱的妻子、很小的孩儿，想信比别人更甚。
老医生说，有一年封山的时间格外长。半年后军邮车首次上山，信件一直摞到分拣人的胸前。他们在信海中游走，呼吸都很困难。
老医生抱着一大摞信，我们扑上去抢。那时候干部去干校，知青接受再教育，妻离子散的多，信件也格外多。每个人都像蜘蛛一样，吐出思念思索的长丝，织一张自己的情感信息之网。
霎时老医生手中就空了，接下来是唰唰地撕信，信皮的断屑萧萧而下。
我最先看的是父母的信。仿佛有一只温暖而柔软的手，从洁白的笺纸中探出来，抚摸着我额前飘动的乌发，心便不再凄然。
再看同学和朋友的信。我的同桌此刻在遥远的西双版纳，信中夹了一朵花的标本。她说这是景洪最美丽的花，有沁人肺腑的香气。夹花的那页信纸留有大片紫色的痕液，想象得出花盛开时的娇嫩。我低头嗅那被花汁浸泡过的地方，哪儿有什么香气，有的只是纯正而凛冽的冰雪气息缭绕其中。
我连夜回信。平常日子，营区是柴油发电机供电，每晚只亮两个小时，然后就像木偶人似的眨几下眼睛，熄灭了。军邮车一来，首长便传令延长发电时间，以利于拣信和回信。首长其实也很盼信到来。
同屋的女兵嘤嘤地哭了起来。她的小侄子病了。我们都放下笔去劝她。然而，女孩子常常是这样：越劝哭得越欢畅。
老医生悠长地叹了一口气：“告诉离得这么远的一个小姑娘，孩子的病就能好了吗？我家里人是从不这样的。”
不一会儿，女兵停止了哭泣，因为从老医生送来的第二批信中，她得知小侄子的病已经好了。
“要有经验，”老医生说，“把信全拆开，码饼干似的排好，从最后面的看起，前面的只能做参考。”
这自然是至理名言。这么办，时间长了，我们也发现了弱点。好比一本荡气回肠的小说，快刀斩乱麻先看了结尾，再回过头去细细咀嚼，便少了许多悬念和曲折。
那一次军邮车上山，老医生没有收到一封信。按照他们家的逻辑，没有信来也许就是出事了。他的忧郁持续了整个冬天。
在这海拔五千米的高原营地，每逢有人下山，就会挨门挨户地问：“我要走了，要不要带信？”哪怕是平日最自私的人，在这件事上也绝对平和而周到，这是高原的风俗。
有时候突然写好一封信，又不知谁能带走，就在吃饭人多时喊：“谁能下山，告我一声。”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我说：“我知道你父亲的名字。”“你看过我的档案？”我问。“不是。几年前我为你代发过家信。”我已经完全记不得是托什么人又转到他手中的，于是赶忙表示迟到的谢意。
在我十七岁生日过去半年的时候，收到了西双版纳同学的回信：“那朵花怎么是紫色的呢？它是雪白的呀！而且，绝不可能没有香气！”
信是老医生送来的。这是开山后的第一次通邮，他也很快乐，他的家里寄来了平安信。有时候他又突然疑惑，说他家会不会有什么事瞒了不肯告诉他。我们都说不会不会，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离了你，根本就办不了事，怎么会瞒你！他也觉得很有道理，心宽许多。
终于，轮到他探家了。很早就告诉我们：他下山时专门预备一个提包，为大家装信。我便对着昆仑山皑皑的冰雪，咬着笔杆，从从容容地写了大约三十封信，每一封都竭尽我的才能。
我双手捧着这摞信，郑重地交给老医生。他的白发在雪峰的映衬下，晃动得像一盆水中的粉丝：“你放心好了！我到了山下第一件事就是为大家发信。假如回信快的话，下次军邮车上来，你们也许就能收到回信了。”
他走了。军邮车像候鸟，飞来一次又一次，但那三十封信一封也不见回音。原来他下山乘坐的车翻了，这在高原是很平常的事。熊熊烈火吞噬了他银发苍苍的头颅，那个装满信件的旅行包，顷刻间化为青烟。
那三十封信，只有给父母的那封，我重写了托人发出。给其他人的，便再也提不起兴致重写。只要抓起笔，老医生的白发就在眼前灼目地闪动，眼珠便发酸。大团大团的冰雪，在我胸中凝结。
后来，在老医生的追悼会上，我才知道他的生辰，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老。满头灿然的白发，是昆仑山馈赠他的不能拒绝的礼物。
他死了以后，军邮车还带来过他的家信。我第一次注意了一下地址：是广西一个很偏远的小城。又在地图上仔细寻找，那地方在北回归线以南，属于热带，该是非常炎热的。老医生的家乡，距离昆仑山大约有一万五千里。
那封迟到的信，边缘已经磨损，好像烙熟又蒸了几遭的馅饼，几处裂口的地方，被薄而坚韧的透明纸粘贴过，上面打着蓝色的印章：“邮件已破，军邮代封”。
不知这是否是封报平安的家信？
葵花之最
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我是在昆仑山上度过的。
昆仑山其实只有一个季节——冬天，春节过后那段漫长而寒冷的日子被称为春天，这是我们这帮小女兵从平原家中带来的习惯。
快到“五一”了，冰封的道路渐渐开通，春节慰问品运到了。五颜六色来自五湖四海的慰问袋最受欢迎。小伙子们希望从绣着花的漂亮布袋里，摸出一双精致的鞋垫，做一个浪漫的梦。姑娘们没有这份心思，只想找点稀罕的吃食，打打牙祭。整整一个冬天，除了脱水菜和军用罐头，没有见过绿色。可惜，关山重重，山路迢迢，花生走了油，瓜子变哈喇，沙枣颠成粉末，面粉烙的小馃子像出土文物……
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清香。
那是一个绣着黄色“八一”和红色五星的小白口袋。针脚毛茸茸的，绣活手艺不高，想必出自一个笨手笨脚的胖姑娘。
打开一看，是一袋葵花子。颗颗像小炮弹一样结实，饱满得可爱。我们每人抢了一把，一尝，竟是生的。葵花子中埋着一封信。
“敬爱的解放军叔叔们……”
信是从广东省湛江市第二小学发出的。
我们趴在地图上找。唔，湛江，好远！那里是亚热带，一个很热的地方。
孩子们请求解放军叔叔们，把他们精心挑选出的葵花种子，种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我们把手中的葵花子放回布袋。那清香，是阳光、土地和绿色植物的芬芳。
昆仑山咆哮的暴风雪，伴随我们进行讨论。
为什么只写给解放军叔叔？边防线上也有解放军阿姨呀。
在国境线上种葵花，多美妙的想法！每当葵花开放的时候，我们将有一条金色的国境线。
这根本不可能！昆仑山是世界第三极，雪线上连草都不长，还能开葵花？！
我们都默不作声了，只听见屋外风在嘶鸣。
大家决定由我给孩子们回一封信，就说葵花子是解放军阿姨们收到的，只是这里很冷很冷……
昆仑山的“夏天”到了。
信早已写好，却终于没有发出。我们大着胆子，把葵花子种在院子里。
人们都说活不了，却天天跑来看，松土施肥。
葵花发芽了。先探出两片嫩黄的叶子，像试探风向的小手掌，肥厚而天真。然后舒展腰肢，前仰后合生机盎然地长大起来。
昆仑山默默地认可了这些来自亚热带的绿色幼苗，就像它认可了我们一样。
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不知道该算是上个冬天最迟还是下个冬天最早的一股冷风，冻死了绝大部分葵花。
奇迹般地保存下一棵幼苗。它并不是最强壮的，也许因为近旁有一块大石头。受到启发，我们用石头为葵花围起一圈不透风的篱笆。
现在，我们每天趴在石头围墙上看葵花，不知道的人，会以为里面养着活蹦乱跳的小生灵。
这棵幸运的葵花，一往情深地看着太阳，勇敢地展开桃形的枝叶，茎上纤巧的绒毛，像蜜蜂翅膀一样，在寒风中抖个不停。也许它感到了昆仑山喜怒无常的威严，急匆匆地压缩自己生命的历程，才长到一尺高，就萌出了纽扣大的花蕾，压得最高处的茎叶微微下垂，好像惭愧自己为什么不长得更高一些。
那一年没有秋天。寒凝一切的风雪，毫无先兆地骤然降临。早上起来，天地一片苍茫，我们几乎是跌跌撞撞地扑向葵花。
石围墙也被飓风吹得四散飘去，向日葵却凝然不动地站立在那里，在冰雕玉琢的莹白之中，保持着凄清的翠绿。叶片傲然舒展，像一面面玻璃做的旗，发出环佩般的叮当之声。最不可思议的是，在它生命的最后一刻，居然绽开了一朵明艳的花。那花盘只有五分硬币那么大，薄而平整，冰雪凝冻其上，像一块光滑的表蒙子，刚分裂出的葵花子还未成熟，像丝丝柳絮一样优雅地弯曲着，沁出极轻淡的紫色。最令人警醒的是花盘四周弹射出密集的黄色花瓣，箭头一般怒放着，像一颗永不泯灭的星。
向日葵身上的冰花越结越厚，最后凝固成一方柱形的冰晶。
广东省湛江市第二小学当年的孩子们，但愿不要看到我这篇小文。愿他们心中永存一条盛开葵花的金色国境。
假如有一天，我能重回昆仑山。在两座最高的山峰中间，有一块只有我们才知道的地方。在深深的永冻土层之下，有一方冰清玉洁的水晶，水晶中有一朵美丽绝伦的花，宛若雏菊半仰着脸，灿然微笑着……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世界上最小的葵花，但我知道它是世界上最高的葵花。
西藏猪
高原上的生物很少。像平原常见的飞鸟，比如麻雀、喜鹊，一种也没有。只有像乌云一般的秃鹫偶然飞过。大概鸟儿也因缺氧憋得喘不过气来吧？
人有一种爱养小动物的天性，我们就从山底下抱上来一只公鸡。一路上，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鸡冠子越来越紫，最后简直变成黑的了。好不容易熬到了目的地，我们赶紧把公鸡放在雪地上，心想让它换点新鲜空气，也许它会舒服一些。没想到，它的爪子刚一着地，立即就飞跑起来。跑了没多远，就一个跟头栽在地上，扑棱着翅膀死了。大家非常伤心。初到高原的生灵，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要给身体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可惜公鸡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丧了命。
以后又从山下带上来一头小猪。这回大家有经验了，刚开始半个月，人们紧紧抱着小猪。不叫它活动，可小猪后来还是死了。医生说，小猪得了一种叫作高原肺水肿的重病。
过了些日子，有人从国界那边的印度进口了一只小黑猪。听说它老家的地势也很高，这样就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了。
果然，这只来自异国的小黑猪平安地活下来了。大伙给它起名叫黑黑。
黑黑每天在我们的住处悠闲地漫步，把它的小尾巴得意地卷成一个“8”字。一到开饭的时间，它就从野外赶回来，等在饭厅门口，用长着双眼皮的大眼睛，眼巴巴地瞅着大家，嘴角还会滴下一串口水。
我们宁可自己先不吃饭，也要喂黑黑。这个给它撕一块馒头，那个给它舀一勺米饭。黑黑也很聪明，吃完了这个人的一口饭，就会走开，绝不会老围着你。人们抢着喂黑黑，有时就把黑黑搞得很狼狈，鼻梁上贴了一块豆腐，耳朵上挂着一缕粉丝。它很绅士，一点也不着急。等人们散开了，就自己跑到大石头旁边，把它蹭下来，再慢慢吃掉。
黑黑最爱喝甜牛奶了。刚开始是因为许多人是从农村来的，喝不惯牛奶。轮到喝牛奶的日子（不是鲜牛奶，高原上哪儿有奶牛啊，是用奶粉冲开的），剩的就格外多。炊事班就准备了一个大木槽盛剩牛奶。黑黑跑过来，把嘴巴拱进槽里，只剩两只眼睛在外面，咻咻地喘着气，埋下头谁也不理。你看不见它狼吞虎咽，只见它的脖子均匀地颤动，但槽里白色奶液的水平面迅速下降，一会儿就露出槽底的木纹了。好像槽子在我们找不到的地方裂了一个大洞，牛奶都渗到地下去了。黑黑抬起头，也很遗憾很吃惊地注视着木槽，好像自己也不明白：刚才还那么多牛奶，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
知道黑黑爱喝牛奶以后，我们就有意多给它剩下一些。
在这样丰富的营养下，黑黑迅速长大，不久就成了一只威武的大黑猪。甩着大肚皮走动的时候，好像一张黑丝绒壁毯在旷野移动。
高原上的尖石把黑黑的肚皮磨破了。开饭的时候，黑黑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飞快地跑过来，只能慢慢往家里挪。炊事班长看了心痛，就领黑黑到卫生科，对正在给人包扎伤口的护士说：“给我们的黑黑看看病。”
护士吓了一跳，说：“我又不是兽医。”
班长说：“这病不用兽医，我就能看。把伤口消消毒，抹点药膏包起来就行。”
护士说：“谁敢钻到猪肚子底下去上药？它不咬人才怪呢！”
班长对护士说：“黑黑绝对不会咬你的。”然后又对黑黑说：“这是给你看病呢，千万不要乱动啊！好了，趴下吧。”
黑黑就乖乖地躺在卫生科门外的地上，像平日吃饱了饭晒太阳的样子。
护士双手托着治疗盘，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消毒、上药……涂酒精的时候，黑黑可能感到有点痛，浑身抖了一下，但真的是没有动。
上完了药，黑黑站起来。它的肚子上多了一块雪白的纱布，好像一枚巨大的邮票。
第二天，护士偶然走出治疗室，看见黑黑正在屋外绕来绕去。见到护士，它哼了两声，然后自动躺在地上。原来它肚子上的纱布掉了，伤口又露了出来。护士就又给它上了药。
后来，黑黑的肚子好了，又可以很有风度地在房前屋后散步了。我们眯起眼看看它，想起平原的家。有人说：“在我们村子里，有一头和这一模一样的黑猪呢！”
昆仑山上看电影
看电影，挺平常的一件事。可到了海拔五千多米高的藏北高原，这件平常的事就有点不平常了。
二十多年前，我在昆仑山上当兵。部队上千号人，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就在平坦的河滩上矗两根杆子，绷上幕布，露天电影院就算搭成了。没有椅子，就把背包垫在屁股底下。打背包的材料，在天暖的时候，我们就用皮大衣。既挺实又防寒，而且高度适宜，蜷着腿挺舒服。但天气太冷的时候，就得把皮大衣穿在身上，由被子来充当椅子的角色。被子薄软，背包带一煞，只有寸把厚。屁股坐下去，砸扁了棉花，人蜷得像只蜗牛，电影还没演到一半，腿就麻软了。治腿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它，由它麻去。要是一理它，痒痛难耐。就算暂且好一些，一会儿又是老样子，白费劲。
幕布要在杆子上绑得平直，演出电影来才好看。有时天气太冷，放映员绑幕布的时候使不上劲，幕布就垂着，好像兜了汤水的网袋，沉甸甸地悬挂在昆仑山宝蓝色的夜空。遇到有风的日子，幕布又会鼓面似的紧张起来，嘭嘭作响。弧形幕布上的人影有轻度变形，好像隔着玻璃看人那样。首长们坐在中间，看起来人脸走形得不厉害，还可凑合。小兵们坐在偏远的角落，银幕上的人或脸狭长如韭叶，或如猴吃枣似的，腮帮子鼓起一块。一次，一位首长半路出去方便，回来时迂回入场，看见白幕上的英雄人物，“远近高低各不同”，遂发令以后要把幕布绷得如铁皮一样紧，再不许渔网似的懈松。打这以后，大家才算看上了比较真切的电影。有一次演到半截，突然起了风暴，幕布的一角像风筝似的滑脱。正在放映的人脸飞翔在天空，银幕变成了哈哈镜。
昆仑山上看电影也有特殊的乐趣。那时全国都在批判毒草，除了样板戏，别的电影都不让演了。但昆仑山上攒了一大堆旧拷贝，没有追究。原来藏北高原路途遥远，边防哨卡像图钉似的在山坳之中，运上来一次电影胶片，车拉马驮的，费尽了周折。而且在高原转过一圈的拷贝伤痕累累，军区工作站总是最后才把片子送上来，送来了就不打算再要了。高原像一处平静的死港湾，当别处都淹没在风暴中的时候，这里竟泊着一堆奇异的财富。
边防军人们对样板戏倒背如流以后，强烈要求把以前的旧影片拿出来“批判”。最先开禁的是豫剧《朝阳沟》，因为部队里的河南兵最多，因为最高的部队首长是河南人。一时间“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剧里银环和栓保的对唱响彻军营。不但河南人唱，河北人也唱，广东人、上海人都唱。我敢打赌，豫剧在它的本土以外，从没有这样地发扬光大过。
有一天我正在看《卫生员手册》，放映员走来看病。我就把书折了一个角放下。他说，我送你一截电影胶片吧。我说，我要一截胶片干啥使呢？我也不放电影。他说，你把胶片截上两寸长的一段，拴上彩毛线，夹在书里，就是上好的书签。我说，那好是好，可电影不就断片了？他说，不碍的。电影一秒钟过几十格，我把断头细细粘上，看不出来的。你就说你喜欢哪一截人和景吧，我这就给你铰去。我说，那好，我就要《海鹰》里王晓棠演的那一段。他说，咱的《海鹰》片子太老了，拷贝上有划痕，做成书签不好看。换《红色娘子军》吧，新来的，颜色可鲜艳。我说，行，就按你说的办。我要吴清华逃出牢笼，“倒踢紫金冠”动作里腿最高的那一段。
他很快拿来了一个纸包，里面是几幅“倒踢紫金冠”。
恰好那天晚上就是高原上首次放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紧张地盯着银幕，生怕吴清华在逃跑的路上，因丢了“倒踢紫金冠”而意外地跌上一跤。还好还好，女奴隶跑得十分顺利，每一个动作都炉火纯青，看不出一点剪接的痕迹。
我把妈妈给我织的毛背心拆下一截，把果绿色的毛线破成四股，毛茸茸的如同水草。我把草叶拴在胶片的齿孔上，果然制出了极别致美丽的书签。
有的电影看过几十遍了，一听说还是看这个电影，大家依旧挺高兴，早早地绑起被子来等着集合。因为要是不看电影，就得学报纸。
一张特殊的照片
那一年，我刚满二十岁，是实习军医。刚当医生的女孩，别提多自豪、多骄傲了，真想照好多幅照片，对全世界的人宣布，我是大夫啦！
可我所实习的驻军医院，在新疆一座偏远的小城，根本就买不到胶卷。只得给远在北京的妹妹写信，叫她给我寄来。关山迢迢，第一次寄来的胶卷照出相灰蒙蒙的，一点也不威风。战友们戏说，别是你妹妹给你买的胶卷是处理的吧？
这当然是绝不可能的。只怨路途遥远，路上大概经了雨雪风霜，曝了光。
只得让妹妹重寄。这回胶卷一到，马上邀了几个要好的朋友，星期天起个大早，一同留影。
先照了几张合影。年轻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以为友谊会一辈子常青。今天，我重新面对那些稚嫩得仿佛能滴下水来的脸庞，有许多已叫不出名字。
然后各自单兵教练。她们都是护士，就照了许多用大号注射器从盐水瓶子里抽药的照片，你照完了我照，眼睛都亮晶晶的。为表示无菌观念强，全戴着大口罩。我说，你们这么照，寄回家去，你妈妈认得出来是你吗？
她们一起回答：看眼睛啊！
是啊，每个女孩青春的眼睛都是不一样的。我怎么连这都不懂？
轮到我照了。我是医生，所取的姿势就同她们不一样。我潇洒地披着白大衣，把听诊器看似很随意实则很精心地挂在脖颈上，双手老练地插在衣兜里，在病房走来走去，挑病情不太重的病人做我的道具。那些慈祥的维吾尔族老人和腼腆的小战士，都温和地服从我的检查。我做出给病人检查的架势，然后对着镜头微笑，要拿机子的人快照。
胶卷像线轴一般卷过去。只剩下最后一张了，摄影师郑重地宣布。我们突然有了片刻的沉默，该照的都照了，好像不知该如何处置这最后一张胶片。
“你们照一张当医生的相吧。”我说。因为在我照相的时候，我看到她们眼里跃跃欲试的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