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课文讲完之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为刚才的接电话，向同学们致了歉。我又说：“我原本是在环球游的，知道四川地震了，就从那条船上下来，把‘和平之船’为你们捐的善款送回了北京。我说，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各国游客曾经为地震死难的中国人民默哀，我亲见他们的泪水潸然而下……”我说：“我今天告诉你们这些，并不是说他们捐赠了多少钱要你们记住，钱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们并不孤立。除了有祖国大家庭的人们在关怀着你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仁慈的人们，也在关怀着你们。全世界都期望你们茁壮成长……”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很想听听孩子们的意见。
我对北川中学的100名学生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征求你们的看法。你们的意见，将极大地影响我的决定。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返回到游轮上继续我的环球游，还是留下来和你们在一起？”
我以为孩子们要考虑很久，没想到他们马上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您去环球游！”
我说：“难道没有不同意见吗？”
一个男孩子站起来说：“我希望您留下来。”
我说，两方面都请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方说，我们一定能战胜地震灾难，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您到船上去吧，你代表我们，带上我们的眼睛去看看世界吧。然后把世界远方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等我们长大了，也到全世界去看看！
主张我不去的男生说：“毕老师，你看到了北川中学，看到这里已经复课，很多人在关怀着我们。但是，我的家在深山里，那里的震情也很严重，那里的孩子们还没法上学，他们需要帮助。尽你的力量帮助他们吧。”
我频频点头。最后我说：“可否举手表决一下，我想知道两种看法各占多少比例？”
孩子们踊跃表态。大约97%的同学主张我去上船，3%的同学建议我留下来。一直在台下坐着目不转睛听我讲课的语文老师，也高高举起手臂，加入到赞同我上船的那一方（我对这位老师的认真听课，深表感谢。要知道，人家是正规部队，我是杂牌军啊）。
下课了。我拿起板擦，预备擦掉我写下的“提醒幸福”几个字（顺便说一句，北川中学使用的粉笔质量不佳，易断，色泽不白。如果谁到北川中学去，记得带上一些质量较好的粉笔，这样后排的同学们看起黑板的时候，比较省些眼力）。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在黑板的左侧，有一个用粉笔框起来的长方形框子。老师对我说，这块黑板，就是温总理为我们北川中学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的地方。
谢谢北川中学所给予我的深厚信任！谢谢初中二年级一班的同学们给我的难忘教诲！谢谢苦难让我更深地眷恋祖国和人民！
北川中学的临时校舍设在长虹集团的培训中心，大约20名学生住一间帐篷，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不错，除了看书，就是玩游戏。我拍了一张孩子们玩弹球跳棋的照片。问他们最希望做的事，回答是上课。
开饭的时间到了，伙食比较丰富，有四五个荤素搭配的菜。孩子们拿着统一配给的不锈钢餐盘，排队打饭。长虹集团全都是免费供给。
感谢善举。
在为长虹集团员工所做的演讲中，我看到大家非常疲惫。是啊，大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长虹就组织抢险救援队，开赴北川。白天开足马力研发新产品，努力工作，多少个夜晚，他们从未安眠。
我说：“长虹的兄弟姐妹们，咱们在开始之前，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听我的引导，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可大多数人都不听我指挥，他们抱歉地笑笑，依旧双目圆睁，警觉甚高。
我略一思索，明白他们实在无法放松自己的神经。这是一个人群高度麇集的场所，若是出现了危急情况，闭着眼睛，如何敏捷逃生？
我说：“兄弟姐妹们，请放心。我会始终睁着眼睛。如果发生了余震，我会在第一时间唤醒大家。我向你们保证，我绝不会第一个跑出去，我一定让你们先走……”
大家会意地轻轻笑起来，安静地闭上了眼睛，放松了身体，减慢了呼吸。
我是个普通人，我害怕地震。但是，我站在讲台上，我就成了老师。我不会放下我的学生，我不能先跑。人活在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比一己的生命更重要。有些人不信，我信。
如果我不事先做准备，我也许无法控制我的本能。我想过了，我做出了决定，我就能指挥我的身体，我就能战胜本能。
和我相拥而泣的女孩叫姚瑶，她是长虹集团的职工。2008年5月12日l4时28分，万顷山石将她的双亲掩埋，从那一分钟起，她无时无刻不在呼唤亲爱的爸爸妈妈，但天上地下，永无回音。
我知道她面前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她将步步啼血，万千悲苦。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姚瑶能谈到自己有十个优点，其中第一个优点是——我很坚强。
国殇之后，唯有坚强。
我想把北川中学孩子们的话转送给姚瑶——翅膀上驮着天堂亲人的希望，你要高高飞翔。
没有少作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很老，整整三十五周岁，十足的中年妇女了。就是按照联合国最宽松的年龄分段，也不能算作少年，故曰没有少作。
我生在新疆伊宁，那座白杨之城摇动的树叶没给我留下丝毫记忆。我出生时是深秋，等不及第二年新芽吐绿，就在襁褓中随我的父母跋山涉水，调到北京。我在北京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但是我对传统的北京文化并不内行，那是一种深沉的底色，而我们是漂泊的闯入者。部队大院好像来自五湖四海的风俗汇集的部落，当然，最主要的流行色是严肃与纪律。那个时代，军人是最受尊敬的阶层。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一直当班主席、少先队的大队长。全体队员集合的时候，要向大队辅导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充其量是一个“孩子头”。但这个学生中最骄傲的位置，持久地影响了我的性格，使我对夸奖和荣耀这类事，像打了小儿麻痹疫苗一般，有了强韧的抵抗力。人幼年时候，受过艰苦的磨难固然重要，但尝过出人头地的滋味也很可贵。当然，有的人会种下一生追逐名利的根苗，但也有人会对这种光环下的烟雾，有了淡漠它、藐视它的心理定力。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它是有十个年级的一条龙多语种的外语专门学校，毕业生多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是长大了做红色外交官。学校里有许多显赫子弟，家长的照片频频在报纸上出现。本来，父亲的官职已令我骄傲，这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虚荣之心因此变平和了许多。我们班在小学戴三道杠的少说也有二十位，正职就不下七八个，僧多粥少，只分了我一个中队学习委员。不过，我挺宁静，多少年来过着管人的日子，现在被人管，真是省心。上课不必喊起立，下课不必多做值日，有时也可扮个鬼脸耍个小脾气，比小学时众目睽睽下以身作则的严谨日子自在多了。不过，既然是做了学习委员，学习必得上游，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便很努力。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那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都是5分，唯有作文的期末考试是5-。其实，我的作文常作为范文，只因老师期末考试时闹出一个新花样，考场上不但发下了厚厚一沓卷纸，还把平日的作文簿也发了下来。说此次考试搞个教改，不出新题目了，自己参照以前的作业，拣一篇写得不好的作文，重写一遍，老师将对照着判分，只要比前文有进步，就算及格。一时间，同学们欢声雷动，考场里恐怖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反正不怕作文，也就无所谓地打开簿子，不想一翻下来，很有些为难。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慌忙之中，真不知改写哪一篇为好。眼看着同学们唰唰动笔，只得无措地乱点一篇，重新写来。判卷的老师后来对我说，写得还不错，但同以前那篇相比，并不见明显的进步，所以给5-。我心服口服。那一篇真是不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兴起，我父母贫农出身，青年从军，没受到什么冲击。记得我听到“停课闹革命”的广播时，非常高兴。因为马上就要期末外语口试，将由外籍老师随心所欲地提问。比如你刚走进考场，他看你个子比较高，就会用外语冷不丁地问：“你为什么这样高大？”你得随机应变地用外语回答：“因为我的父亲个子高。”他穷追不舍：“为什么你的父亲个子高？”你回答：“因为我爷爷长得高。”他还不死心，接着问：“为什么你爷爷高……”你就得回答：“因为我爷爷吃得多……”外籍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反应机敏，对答如流，给个好分。面对这样的经验之谈，我愁肠百结。我的外语不错，简直可算高材生，但无法应付这种考试，肯定一败涂地。现在难题迎刃而解，怎能不喜出望外？
我出身不错，但不是一个好红卫兵，因为我舍不得砸东西，也不忍心对别人那么狠。我一看到别人把好好的东西烧了毁了，就很痛心，大家就说我革命不坚决，出头露面的事就不让我干了。比如抄家时别人都在屋里掘地三尺，搜寻稀奇古怪的罪证和宝贝，撇我一个人在荒凉的院子里看着“黑五类”。“地富反坏”对我说：“想上厕所了。”我说：“去呗。”那人说：“你不跟着了？”我说：“厕所那么味儿，我才不去呢，你快去快回。”那人说：“我自己不敢去，要是叫别的红卫兵看见了，说我是偷着跑出去，还不得把我打死？”我一想，只好跟他到街上的公共厕所。红卫兵首领看见我拄着木枪，愁眉苦脸地站在厕所门口，问：“你这是给谁站岗？”我说有一个让我看管的人正在方便。首领大惊道：“你一个小女孩半夜三更地待在这里，就不怕他一下子窜出来，把你杀了？”我毛骨悚然，说：“那他要上厕所，我有什么办法？”首领手一挥说：“这还不好办，让他拉在裤子里……”正说着，那个坏分子出来了，很和气的样子，一个劲地感谢我。首领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认定我阵线不清。其实，我只是无法想象不让别人上厕所一直憋下去的情形，将心比心，觉得太难受了。首领以后分配抄家任务的时候，干脆只让我去看电话、印战报，认为我不堪造就。
班上同学把某女生的被子丢在地上，要泼冷水，理由是她父亲成了“黑帮”，我强烈反对这样做，挺身而出，几乎同一个班的人为敌。以前我和大家关系都不错，大伙看我这么坚决，就退了一步。只象征性地在她被子角上洒了些水，大部分棉絮还可以凑合着盖。那个女生现在是高级工程师，有时想起往事，还说：“毕淑敏，你当年怎么那么勇敢？觉悟那么高？”我说：“这跟觉悟和勇敢可没一点关系，我只是想，一个人要在浸满冷水的被子里睡觉，多冷啊！再说棉花招谁惹谁了，为什么非得作践被子？”
久久地不上课，也是令人无聊的事情。当外语口试的阴影过去之后，我开始怀念起教室了。学校有建于20世纪初叶的古典楼房，雕花的栏杆和木制的楼梯，还有像水龙头开关一般复杂的黄铜窗户插销，都用一种久远渊博的宁静召唤着我们。学校图书馆开馆闹革命，允许借“毒草”，条件是每看一本，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我在光线灰暗的书架里辗转反侧，连借带偷，每次都夹带着众多的书蹒跚走出，沉重得像个孕妇。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不必交批判稿。就像买东西的时候顺手牵羊，不必付钱。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轮美奂，却非得说它一无是处，真是除了训练人说假话以外，就是让人仇恨自己毫无气节。我只好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告：“亲爱的大师们，对不起啊，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我只好胡说一通了。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就一定能理解我，一定会原谅一个中国女孩的胡说八道……”我那时很傻，从来没把任何一本偷来的书，据为己有，看完之后，不但如约还回，连插入的地方都和取出时一模一样，生怕有何闪失。这固然和我守规矩的天性有关，私下里也觉得如果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书总是无缘无故地减少，突然决定不再借书，我岂不因小失大，悔之莫及？
同学们刚开始抢着看我的书，但她们一不帮我写大批判文章，二来看得又慢，让我迟迟还不上书，急得我抓耳挠腮，也顾不得同学情谊，索性把她们看了一半的书劈手夺下，开始我下一轮的夹带。大家不干，就罚我把没看完的部分讲出来。这样，在1966年以后那些激烈革命的日子里，在北京城琉璃厂附近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有一个女孩给一群女孩讲着世界名著，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
我并不觉得年龄太小的时候，在没有名师指点的情形下，阅读名著是什么好事。我那时的囫囵吞枣，使我对某些作品的理解终身都处在一种儿童般的记忆之中。比如我不喜欢太晦涩太象征的作品，也许就因为那时比较弱智，无法咀嚼微言大义。我曾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对想听《罪与罚》的同学讲，它可没意思了……至今惭愧不已。
1969年2月我从学校应征入伍，分配到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卫生员。以前我一般不跟人说“阿里”这个具体的地名，因为它在地图上找不到，一个名叫“狮泉河”的小镇标记，代表着这个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西藏的西部，对内地人来说，就像非洲腹地，是个模糊所在，反正你说了人家也不清楚，索性就不说了。自打出了一个孔繁森，地理上的事情就比较有概念了，知道那是一个绝苦的荒凉之地。距今二十多年以前的藏北高原，艰苦就像老酒，更醇厚一些。我在那支高原部队里待了十一年。之所以反复罗列数字，并非炫耀磨难，只是想说明，那段生活对于“温柔乡”里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具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建的力量。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充满了爱意和阳光。父母健在，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弟妹尊崇，成绩优异，老师夸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致平安。我那时幼稚地想，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只有两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那盏亚德里亚海边的明灯虽然亮，规模还是小了一点，当然是生在中国为佳了。长在首都北京，就更是幸运了。学上不成，出路无非是上山下乡或是到兵团，能当上女兵的百里挑一，这份福气落到了我的头上，应该知足啊……
在经过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半个月的汽车颠簸之后，五个女孩到达西藏阿里，成为这支骑兵部队有史以来第一批女兵，那时我十六岁半。
从京城优裕生活的学外语女孩，一下子坠落到祖国最边远的不毛之地的卫生员（当然，从海拔的角度来说是上升了，阿里的平均高度超过了五千米）。我的灵魂和肌体都受到了极大震动。也许是氧气太少，我成天迷迷糊糊的。有时竟望着遥远的天际，面对着无穷无尽的雪原和高山，心想：“这世界上真还有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吗？以前该不是一个奇怪的梦吧？”只有接到家信的时候，才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丝追认。
我被雪域的博大精深和深邃高远震骇住了。在我短暂的生命里，不知道除了灯红酒绿的城市，还有这样冷峻严酷的所在。这座星球凝固成固体时的模样，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未曾沾染任何文明的霜尘。它无言，但是无往而不胜，和它与天同高与地齐寿的沧桑相比，人类多么渺小啊！
我有一件恒久的功课，就是——看山。每座山的面孔和身躯都是不同的，它们的性格脾气更是不同。骑着马到牧区送医送药时，我用眼光抚摸着每一座山的脊背和头颅，感到它们比人类顽强得多，永恒得多。它们默默无言地屹立着，亿万斯年。它们诞生的时候，我也许只是一段氨基酸的片段，无意义地飘浮在空气中，但此刻已幻化成人，骄傲地命名着这一座座雄伟的山。生命是偶然和短暂的，又是多么宝贵啊。
有人把宇宙观叫做世界观，我想这不对。当我们说到世界的时候，通常指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类世界。当你在城市和文明之中的时候，你可以坚定不移地认为，宇宙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宇宙，它们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这颗地球。但宇宙实在是一个比世界大无数倍的概念，它们之间是绝不可划等号的。通过信息和文字，你可以了解世界，但只有亲身膜拜大自然，才能体验到什么是宇宙。
我还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到了西藏，能不受震撼地原汤原汁地携带着自己的旧有观念返回城市。这块地球上最高的土地，把一种对于宇宙和人自身的思考，用冰雪和缺氧的形式，强硬地灌输给每一个抵达它的海拔的头脑。
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来说，这种置换几乎是毁灭性的。我在花季的年龄开始严峻郑重地思考死亡，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它与我摩肩接踵，如影随形。高原缺氧，拉练与战斗，无法预料的“高原病”……我看到过太多的死亡，以至于有的时候，都为自己的依然活着深感愧疚。在那里，死亡是一种必然，活着倒是幸运的机遇了。在君临一切的生死忧虑面前，我已悟出死亡的真谛，与它无所不在的黑翅相比，个人所有的遭遇都可淡然。
现在我要做的事，就是返回来，努力完成生命给予我的缘分。我是一个很用功的卫生员，病人都说我态度好。这样，我很快入团入党，到了1971年推荐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上军医大的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举荐了我。一位相识的领导对我说：“把用不着的书精简一下，过几天有车下山的时候，你就跟着走了，省得到时候抓瞎。”
我并没有收拾东西，除了士兵应发的被褥和一本卫生员教材，我一无所有，可以在接到命令半小时之内，携带全部家当迁到任何地方去。我也没有告诉家里，因为我不愿用任何未经最后认证的消息骚扰他们，等到板上钉钉时再说不迟。
几天，又几天过去了。我终于没有等到收拾东西的消息，另外一个男卫生员搭顺路的便车下山，到上海去念大学。我甚至没去打听变故是为什么，很久之后才知道，在最后决策的会议上，一位参加者小声说了一句：“你们谁能保证毕淑敏在军医大学不找对象，三年以后还能回到阿里？”一时会场静寂，是啊，没有人能保证。这是连毕淑敏的父母、毕淑敏自己都不能预测的问题。假如她真的不再回来，雪域高原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培训名额，待学业有成时就不知便宜了哪方热土。给我递消息的人说，当时也曾有人反驳，说她反正也嫁不到外国去，真要那样了，就算为别的部队培养人才吧。可这话瞬间被窗外呼啸的风雪声卷走，不留一丝痕迹。
我至今钦佩那时的毕淑敏，没多少阅历，但安静地接受这一现实，依旧每天平和地挑着水桶，到狮泉河畔的井边去挑水（河旁的水位比较浅），供病人洗脸洗衣。挑满那锈迹斑斑的大铁桶，需要整整八担水。女孩其实是不用亲自挑水的，虽然那是卫生员必需的功课。只要一个踌躇的眼神一声轻微的叹息，绝不乏英勇的志愿者。能帮女兵挑水，在男孩子那里，是巴不得的。
山上的部队里有高达四位数字的男性，只有一位数字的女兵，性别比例上严重失调。军队有句糙话，叫“当兵三年，老母猪变貂蝉”。每个女孩都确知自己的优势，明白自己有资格颐指气使，只要你愿意，你几乎能够指挥所有的人，得到一切。
我都是独自把汽油桶挑满，就像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我很悠闲地挑着满满两大桶水安静地走着，换肩的时候十分轻巧，不会让一滴水泼洒出来。我不喜欢那种一溜小跑很逃窜的挑水姿势，虽说在扁担弹动的瞬间，会比较轻松，但那举止太不祥和了。我知道在我挑水的时候，有许多男性的眼光注视着我，想看到我窘急后伺机帮忙。
在我的有生之年，凡是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都不会假以他人。不但是一种自律，而且是对别人的尊重。如果凭自己的努力，已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我就会放弃。我并不认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生活状态，它过于夸大人的主观作用，太注重最后的结局了。在一切时候，我们只能顺从规律，顺从自然。
开始学做卫生员，没有正规的课堂，几乎像小木匠学徒一样，由老医生手把手地教。惊心动魄的解剖课，其真实与惨烈，任何医科大学都不可比。记得有一个肝癌牧人故去，老医生对我们说：“走，去看看真正的恶性肿瘤。”牧人的家属重生不重死，他们把亲人的遗体托付给金珠玛米（解放西藏后，解放军的专有称呼，救苦救难的菩萨兵），活着的人赶着羊群逶迤而去。金珠玛米们把尸体安放在担架上，抬上汽车，向人迹绝踪的山顶开去，将在那里把尸身剖开，引来秃鹫，实施土法的“天葬”。
那是我第一次与死人相距咫尺，我昨天还给他化验过血，此刻他却躺在大厢板上，随着车轮的每一次颠簸，像一段朽木在白单子底下自由滚动，离山顶还有很远，路已到尽头，汽车再无法向前。我们把担架抬下来，高托着它，向山顶攀去。老医生问：“你抬前架还是后架？”我想想说：“后面吧。”因为抬前面的人负有使命，须决定哪一座峰峦才是这白布下的灵魂最后的安歇之地，我实在没有经验。
灵魂肯定是一种有负重量的物质，它离去了，人体反而滞重。我艰难地高擎担架，在攀登的路上竭力保持平衡。尸体冰凉的脚趾隔着被单颤动着，坚硬的指甲鸟喙一样点着我的面颊。片刻不敢大意，我紧盯着前方人的步伐。倘若他一个失手，肝癌牧人非得滑坐在我的肩膀上。
山好高啊，累得我几乎想和担架上躺着的人交换位置。我抑制着喉头血的腥甜，说：“秃鹫已经在天上绕圈子了，再不把死人放下，会把我们都当成祭品的。”老医生沉着地说：“只有到了最高的山上，才能让死者的灵魂飞翔。我们既然受人之托，切不可偷工减料。”
终于，到了伸手可触天之眉的地方。担架放下，老医生把白单子掀开，把牧羊人铺在山顶的砂石上，如一块门板样周正，锋利的手术刀口流利地反射着阳光，簌然划下……他像拎土豆一般把布满肿瘤的肝脏提出腹腔，仔细地用皮尺量它的周径，用刀柄敲着肿物，倾听它核心处混沌的声响，一边惋惜地叹道：“忘了把炊事班的秤拿来，这么大的癌块，罕见啊……”
秃鹫在头顶愤怒地盘旋着，翅膀扇起阳光的温热。望着牧人安然的面庞，他的耳垂上还有我昨日化验时打下的针眼，粘着我贴上去的棉丝。因为病的折磨，他瘦得像一张纸。尽管当时我把刺血针调到最轻薄的一档，还是几乎将耳朵打穿。他的凝血机制已彻底崩溃，稀薄的血液像红线似的无休止流淌……我使劲用棉球堵也无用，枕巾成了湿淋淋的红布。他看出我的无措，安宁地说：“我身上红水很多，你尽管用小玻璃瓶瓶灌去好了，我已用不到它……”
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俯冲而下乜视的鹰眼，散乱山之巅的病态脏器和牧羊人颜面表皮层永恒的笑容，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什么叫作“生命”。
一个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洞彻生死，实在是一种大悲哀，但你无法拒绝。这份冰雪铸成的礼物，我只有终生保存，直至重返生命另外形态的那一天。
我的一首用粉笔写在黑板报上的小诗，被偶尔上山又疾速下山的军报记者抄了去，发在报上。周围的人都很激动，那个年代铅字有一种神秘神圣的味道。我无动于衷，因为那不是我主动投的稿，我不承认它是我的选择。以后在填写所有写作表格的时候，我都没写过它是我的处女作。
我终于凭着自己的努力上了学，在学校的时候，依旧门门功课优异，这对我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成了一名军医，后来，结婚生子。到了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我从北京奶奶家寄来的照片上，发现孩子因为没有母亲的照料，有明显的佝偻病态。我找到阿里军分区的司令员，对他说：“作为一名军人，为祖国，我已忠诚地戍边十几年。现在，我想回家了，为我的儿子去尽职责。”他沉吟了许久说：“阿里很苦，军人们都想回家，但你的理由打动了我。你是一个好医生，幸亏你不是一个小伙子，不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你走。”
回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学烹调，学编织，学着做孩子的棉裤和培育开花或是不开花的草木……我极力想纳入温婉女人的模式，甚至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发的绿豆芽雪白肥胖。自给有余外，还可支援同事的饭桌，大伙说可以到自由市场摆个地摊啦！
唯有我自己知道，在我的脉管深处，经过冰雪洗礼的血液已不可能完全融化，有一些很本质的东西发生过，并将永远笼罩着我的灵魂。在寒冷的高处，有山和士兵，有牧羊人和鹰呼唤着我，既然我到达过地球上最险峻的雪域，它就将一种无以言传的使命强加于我。
我开始做准备，读文学书，上电大的中文系……对于一个生活稳定、受人尊重的女医生来说，实有“不务正业”之嫌，我几乎是在“半地下”的状态做这些事，幸好我的父母我的丈夫给予我深长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准备过程挺长，大约用了一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的时间，当助跑告一段落的时候，我已人到中年。
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正好我值夜班，没有紧急病人。日光灯下铺开一张纸，开始了我第一篇小说的写作。
关于以后的创作，好像就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我按部就班地努力写着，尽量做得好一些。只要自觉尽了力，也就心安。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假如没有意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写的文字能印在报刊上这件事，我的父母很看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的那些并不成熟的作品，曾给我重病中的父亲带来由衷的快乐，他嘱咐我要好好地写下去。父亲已经远行，最后的期望在苍茫的天穹回响。为了不辜负他们的目光，我将竭尽全力。
认真地生活和写作，以回答生命。当我写作第一篇作品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现在依然。
炼蜜为丸
新体验是旧体验树上新绽开的花。
我做过许多年的医生，自以为已经熟谙了死亡。当我躺到临终关怀医院凹陷的病床上时，才发现我还远远不懂死亡。
国人重生不重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是古人传下来的真理，被伟人用语录加以固定，好像生死只有这两极。
绝大多数的人，死得如同鹅卵石，他们是泰山的一部分，却不会飞到天上去，不轻也不重。
我早就想描绘这部分人的死，因为我也在这一类。
感谢《北京文学》，他们的动议像引信，使我的写作欲望爆炸起来，于是有了许多寒风凛冽中的采访，有了许多北京街头的踯躅，有了许多促膝谈心的温馨，有了许多深夜敲击电脑的疲倦……我径直走进将逝者最后的心灵，观察人生完结的瞬间。那真是对神经猛烈的敲击，以至于我怀疑面纱是否不要撩起？一位60岁的生物教授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说：“我不要看你的这篇小说，不要看！我不想谈论死亡。”
我不知持她这意见的是人群的全部还是个别。也许是因为我还年轻，死亡距离我还远，所以谈起来还有些勇气，少年不知死滋味。
那更要赶快谈了。人到了畏惧死亡的那一天，死亡可就真真同我们摩肩接踵。
还有那些陪伴将逝者的善良人们，我深深地为他们所感动。感动在某些人眼中，似乎是一种低级体验，却是我写作时持久的源泉。唯有感动了我的人和事，我才会以血为墨写下去，否则便不如罢笔。这感动是有严格界限的，对个人尤为苛刻。我会经常为一些私事苦恼，它可以纠缠我，却不会感动我。或者说我尽量不让那些只属于个人的悲哀蒙住我的双眼。个人的情感只有同人类共同的精神相通时，我以为它才有资格进入创作视野，否则只不过是隐私。
在这篇名为《预约死亡》的小说里，没有通常的故事和人，只有一些故事的片断像浮冰漂动着。除了贯穿始终的那个“我”，基本上是我的思维脉络，其他为虚拟。一位朋友说：“你跑了那么多次，录了那么多音，做了那么多的笔记，看了那么多的书，甚至躺在死过无数人的病床上……我告诉你，你身上一定沾了死人的碎屑。在付出了这么多以后，你却写小说。小说没有这么写的，小说不是这么写的。写小说用不着这么难。”
但我这篇小说就是这么写的，在付出了和一个报告文学家不敢说超过起码可以说相仿的劳动之后，我用它们做了一篇小说。我在书案前重听濒危者的叹息，不是为了写出那个老人操劳的一生，只是为了让自己进入一种氛围。故事是经过提炼的，氛围绝对真实。我把许多真实的故事砸烂，像捣药的月兔一样，操作不停。我最后制出一颗药丸，它和所有的草药茎叶都不相同，但毫无疑义，它是它们的儿子。至于它是它们的精华还是它们的糟粕，那在于我提炼的手艺好孬，与我的主张无关。
体验不可以嫁接，但能够生长。
中药里有一句术语，叫做“炼蜜为丸”，意为用上等蜂蜜作为黏合剂，使药料紧结为一体，润滑光泽，黑亮美丽。新体验小说光有情感体验我以为是不够的，或者说这体验里不仅包括了感觉的真谛，更须涵盖思想的真谛。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也必须是思想家，只不过他们的思想是用优美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缜密的神经颤动、精彩的语言包装过的，犹如一发发糖衣炮弹。他们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有意这样做的，叫作哲学家。
你欣赏小说的时候，自然也可以买椟还珠，只喜欢作家的某一技巧，比如语言。这都不妨事的，好像一盘菜，你不爱吃里面的葱，挑出来就是了，但葱已渗进所有的羊肉，你在不知不觉中已明了作家对世界的把握。感觉如果只是神经末梢风声鹤唳的抖动，时间长了，只怕要断。
我在临终关怀医院采访的时候，泪水许多次潸然而下。我不是一个爱哭的女人，但悲哀像盐水浸泡着我。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已经超然，是死亡教会了我勇敢，教会了我快乐，教会了我珍惜生命，教会了我热爱老人。当然我以前也不是没有这些优良的想法，它们像空的气球皮，瘪在心灵的角落。临终关怀医院像气筒把它们充得膨胀起来，飘扬在天空。
我希望我的笔将我的念头传达出来，尽可能地不失真。
人只要活着，就生活在体验的海洋里，无以逃遁。
文学是古老而求新的行当，当感受时代的新痛苦、新欢乐。
恰到好处的幸福
我学医生涯的开端颇为惊悚。根本就不懂任何医学知识的新兵到了西藏边防部队，卫生科长对我们说，给你们每人分一个老卫生员为师，让他先教你们打针，然后穿上白大褂就能上班了。
我觉得这不像学医，像学木匠。我师父是个胖胖的老卫生员。说他老，大约也只有20岁出头吧，但对十六七岁的我们来说，已足够沧桑。他找来一个塑料的人体小模型，用粗壮的食指在那人的屁股上画了个虚拟的“十”字，然后说：打针的时候，针头扎在臀部这个十字的外上四分之一处，不然容易伤了神经。伤了，下肢就会瘫痪。
很可怕。我点点头，说记住了，屁股的外上四分之一。
老卫生员说，从此你不能说屁股，说臀部。
我像鹦鹉一样重复：臀部，臀部。
老卫生员又说，记住消毒的步骤，先是2%的碘酒，再是75%的酒精。棉球要涂同心圆，不能像刷油漆似的乱抹。
我说，记得啦！
老卫生员又说，考考你。酒精要用多少度的？
我说，75%。
他说，那么，80%的行不行呢？
我暗自揣摩，75%一定是能达到消毒目的的最低标准。藏北山高路远，所用物资千里迢迢地运来，使用一定力求节省。所以，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
我说，80%行。
老兵的面容很平静，继续问，那么，90%的酒精怎么样？
我说，那当然也行。
老兵说，100%呢？
我说，肯定更好啦！只是那样太浪费了。
老兵被高原紫外线晒成紫色的脸庞，变成棕黑色，说，错啦！75%的酒精可以破坏细菌的膜，药水渗入到内里去，整个细菌就被杀死了。浓度更高的酒精，飞快地把细菌外膜凝固了，就像砌起一道墙，反倒阻止了药液进一步浸透到细菌内部，杀不死细菌，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
那一天，我记住了“臀部”和“恰到好处”。
我到国外某机构参观。辉煌大厅中竖立着金字的企业精神。其中有一条，叫作“合理期望”。
我说，这一条有点特别。一般都会更励志一些，比如“崇高期望”云云。
陪同人员解答，这是我们的创始人尊崇的原则。期望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恰到好处。期望太高了，达不到，就会心生怨恨和沮丧，长久以往，就会丧失信心。期望太低了，没有动力和目标，得过且过，也会让人萎靡不振。所以，合理的期望，是一种正确评估，在愿望和实际情况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在那一瞬，我向后回忆想到了酒精，向前展望想到了幸福。
酒精的浓度不能太高，过了那个最佳值，结果就适得其反。幸福也是一样，切不要贪得无厌。
有些人，把目光瞄向自己目力所及的享受最高等级处。某种机缘看到了好房子，就设想以后能在这屋结婚生子。看到豪华的车，就设想能开着这车呼朋引类风驰电掣。看到人家的高职务，就发愿我以后要比你升得更高。看到别人的娇妻，就想我的伴侣定要倾国倾城。看到人家狂发美食图片，暗自发誓有一天我将吃龙肝凤髓并昭告天下。知道寿星活了90岁，就渴慕自己赶超100岁……
凡此等等，皆为不合理期望。
且不说把这些物质形态和外在指标当成是否幸福的指标是否明智，单说目光如此之高，便有违“恰到好处”这一原则。
房子完全不需要那么大，够用即可。太大了，就算你有那个银两买下来，也是暴殄天物。地球资源有限，你为什么要享用那么多的地盘，剥夺了他人的空间？
食品完全不必那么精益求精，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我们的机体提供营养。只要洁净并能够供给身体的需求即可。太稀缺惊险的食材，太复杂劳烦的烹制方法，太考究并故弄玄虚的进食环境，都是不可取的。它们所附着的是炫耀高阶层的沾沾自喜，而这些，恰好和幸福朴素温暖的宗旨不相容。
配偶不必求国色天香出人头地，价值观相同，彼此说得来话，相互喜欢，就是神仙伴侣。
职务这件事儿，和你能力有一定的关联，但也和局面与关系牵连，并不是单纯凭着努力就一定能达到目的，高下也没有绝对的公平。刨去坏人，这世界上的能人很多，自己做不到那个位置，让别人来做，未必就一定不妥。僧多粥少的事情，为何非要收入你囊中？
车子主要是代步工具，不必把它看成是硕大的勋章或是族徽，彰显财力不可一世。那不是幸福的氛围，而是自卑的秽气沿街抛洒。
至于活多久，这可是含有天机的秘密。你不可胜天，不要太狂狷。况且生死并不是胜败与否的决斗，只是无尽长河中的一环。泰然相向，生命之高下并不决定绵长或短暂，更在于丰美和深邃。
身体健康也不必求全，就算体检表上有了向上或是向下的小箭头，我们也可以适时纠正。实在纠正不了，从容逝去就是。幸福是思想的花朵，和身体器官是否无懈可击，并不相关。
恰到好处，是一种哲学和艺术的结晶体。它代表的豁达和淡然，是幸福门前的长廊。轻轻走过它，你就可以拍打幸福的门环。
悲悯生命
科技发展了，现代人读的是电子读物，乘的是波音飞机。作家，比以前不好当。你能看到的书，他人也能看到。你能参观的自然景点、异域风光，别人也许去过的更早更多。从前的诗人，骑一小毛驴，走啊走，四蹄就踏出一首千古绝唱。现代你就是跨着登月火箭，也是干抓一把火山灰阑珊归来。
也许是不自信，我基本上不写游记，不写历史，不写我的时代以外的故事。我将笔触更多地剖向我所生长的土壤，目光关注危机四伏的世界。
写作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光荣与梦想（绝无贬低专写短篇小说的大师的意思）。几年前，当我决定开始写作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具体写什么内容，一时拿不定主意。经过多年储备，很有几份材料是可以写成长篇小说的。它们像一些元宵的胚芽，小而很有棱角地站在我的糯米面箩里，召唤着我，期待着我均匀地摇动它们，让它们身上包裹更丰富的米粉，缓缓地膨胀起来，丰满起来，变得洁白而蓬松，渐渐趋近成品。
委实有些决定不下。想写这个，那个又在诱惑；放下这个，又觉得于心不忍。后来我很坚决地对自己说，既然对我来说哪个都敝帚自珍，就想一想更广大的人更迫切需要什么。我是一个视责任为天职的人。这样一比较，对于毒品的痛恨和有关生命的哲学思考，就凸现出来。也许是我做过多年医生的经历，同病人携手与死亡斗争，我无法容忍任何一丝对生命的漠视与欺骗。也许是我在海拔5000米的藏北高原当兵的十几年生涯，使我痛感生命是那样宝贵与短暂，发誓永远珍爱保卫这单向的航程。
一位屡戒屡吸的女孩对我说，她是因为好奇加无知，才染上毒瘾的。我说，报上不是经常宣传吗，你为何置若罔闻？她说，我们不看报，看了也不信。如果你能写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让更多的人早点读到，也许可以救命。
我不相信文学有那么大的效力，就像我当医生的时候，不相信医学可以战胜死亡。但生命本身，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过程。我要用我手中的笔，与生命对话。
整个《红处方》的写作，是离开北京，在我母亲家完成的。有朋友问，你写作此书的时候，是否非常痛苦与沉重？我说，不是。当我做好准备进入写作状态时，基本上心平气和。我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何地迂回，何地直插，胸中大体有数。长篇小说是马拉松跑，如果边设计边施工，顿挫无序，是无法完成整体设计的。
每天早晨按时起床，稍许锻炼后，开始劳作，像一个赶早拾粪的老农。母亲为我做好了饭，我不吃，她也不吃。在这样的督促下，我顿顿准时吃得盆光碗净，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大约三个月后，初稿完成了。我把它养在电脑里，不去看，也不去想。又大约三个月后，最初的痕迹渐渐稀薄，再把初稿调出。陌生使人严格。看自己的东西，好像是看别人的东西，眼光沉冷起来，发现了许多破绽。能补的补，能缝的缝，当然最主要的是删节。删节真是个好帮手，能使弱处藏匿，主旨分明。
书出版后，很多电视台来联系改编电视剧的事，前后大约有几十家吧。天津电视台的导演和制片人，往返多次，同我谈他们对小说的理解，我被他们的诚意感动，说，那我就把《红处方》托付给你们了，希望你们郑重地把这件事做好。
我想表达对生命的悲悯与救赎。
太平门与非常口
中国人对灾难的“翻译”，表现了一种漫不经心的徐缓。日本人则要直截了当、咄咄逼人得多。我小的时候，就对礼堂里的“太平门”三字百思不得其解。问了大人，说那是一扇平日里用不着的门，不用管它就是了。
从此我看太平门的目光，就是懒洋洋的。潜意识里，甚至觉得它是一个赘物。
日本人斩钉截铁地将它命名为“非常口”，表明它是在非常时期的一个出口。试想哪一个人面对着“非常”二字，敢掉以丝毫的轻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