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苦笑了一下说，当我专注于忘记的时候，我就比什么时候都记得更清楚。
是的，我们都有这样痛不欲生的经验。当我们越想忘记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反倒是把它放到记忆的密码箱里面了。这种时刻非常常见，同时也是非常倒霉。事情一进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几乎就是记忆的癌症了。那些我们期待忘却的记忆，甚至在幽暗的骨灰匣子里，依旧像一块冥顽的弹片熠熠闪光。
记忆不属于生理，记忆是心理的。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的记忆。丧失记忆，将不知道自己是谁。经验就是一种心理记忆。当遭遇陌生的境遇和挑战，我们飞快地检索，以期从记忆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感情，更是心理记忆的无价之宝。童年是记忆的滥觞之地。无论走到哪里，哪怕一无所有，因为有记忆，我们就不孤单。我们的知识，更是我们的记忆了。我们的友谊，也是记忆。没有记忆的友谊，是现代社会人际交往中的速食面，蜷曲着，散发着防腐剂的可疑味道。情感的温暖和光芒，都浓缩在记忆里面，在寒凉中弹射出金色。
记忆又是独立的。它刚直不阿，不卑躬屈膝。它兀自地游走着，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顾忌世态炎凉。有些人企图修改自己的记忆，但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记忆在重重的谎言覆盖之下，依然保持着耿直生命的姿态，等待着复苏的时候。甚至由于这种压迫，它更清醒和更明晰了。在人所具有的所有功能之中，记忆有一种我们尚不能完全明了的强硬品格。即使是一个懦弱而充满欺诈的人，我依然相信，在他大脑的极地下，活着晴朗的记忆苔藓。它们无法长成大树，但它们有着灰绿色的生命。
记忆是诚实的。如果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你不可能回到从前，涂抹粉红的颜色。你需要接纳你的记忆，如同接纳你与生俱来的一切。
由于记忆的这种非凡的品格，所以，世界上很多罪恶，都是为了和记忆作对才产生的。为了对抗痛苦和迷惘，人们酗酒吸毒，沉迷于种种感官的刺激。记忆丧失，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爱什么恨什么，喜欢什么厌恶什么，都是由我们的记忆组成的，甚至可以说是由我们的记忆控制的。记忆是我们的无冕之王，记忆是我们体内的暴君。记忆主宰着我们却又不动声色。当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书写新的篇章的时候，记忆在一边暗笑。所有草稿早已打好，你不过是在一字一词地誊清。
我们活在我们的记忆里。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让我们对我们的记忆肃然起敬，又心生畏惧。我们的记忆是隐形的，又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记忆是柔软的，又是钢铁般坚硬的。记忆这个东西，大象无形地左右着我们，又销声匿迹满脸无辜。
心理的记忆是无法修改的，只有重组。重组不是覆盖记忆，只是对某一特定的记忆有了新的解释。记忆是需要解释的，记忆只是一个事实。对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有着怎样的解释，是沉迷往事还是奋起向前的分野。
我们的记忆，不仅仅是属于每位自己的。也就是说，它不但是我这个生命存在期间的产物，而且在我出生以前很久的势态，也深刻地影响着我的记忆。这种集体无意识，弥散在周围的空气里，分散在文化的颗粒中，被我融入自己的血液，流过生命的过程。
有一部分记忆改头换面，潜藏在心灵的地下室。它们可以沉睡多年，却不会永远甘于寂寞。当它们一旦释放出来，那可怕的能量滚滚而下，摧枯拉朽淹没一切。那时候，我们是记忆的主人，又是记忆的奴隶。在饱受记忆惠泽的同时，也会领教它出其不意的危害。记忆伴随着情感。没有情感的记忆是不牢靠和不持久的。情感是记忆的盐。机械的记忆是枯燥和干瘪的，它们轻飘飘的极易随风而逝。伴随情感的记忆是饱满和长着触角的，它们灵动地滑翔着，无数的联想就如同萤火虫似的聚拢过来。当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创新的时候，其实只不过是记忆发生了新的组合，一些原本酣睡的记忆跳起了圆舞曲，它们如同万花筒内的玻璃晶，勾搭粘连，幻化出了莫测的图案。
如此说来，记忆既是古老的妖婆，也是婴儿的产床。记忆是兼容并蓄又是一意孤行的。人类至今无法操纵自己的记忆，这是遗憾也是福气。人类在遗忘中筛选自己最宝贵的一切。记忆特立独行的品格，是人类良知最后栖居的湿地。这里飞翔着黑白天鹅也潜伏着毒虫。
我们了解自己的记忆吗？唔，不了解。我们看不到它，只能看到它飞过天空的影子。我们由它组成，受它役使。它是国王又是仆人。它时而懒惰异常时而又伶俐无比。试问还有什么比优异的记忆力更令人羡慕的？那不仅仅是一种天赋，更是学历和坦途的保修证。还有什么比丧失记忆力更令人恐惧的？那不仅仅意味着人将混同于一株植物，更是遭人怜悯和被抛弃的代名词。记忆就这样君临人类的天下，让我们在它的石榴裙下臣服。
当你为什么热泪盈眶，为什么沉默不语，为什么拔刀相助，为什么长夜无眠……凡此种种，都是你的心理记忆浮出海面的时候。搜索海下那庞大的坚冰，是你永远的工作之一。
22.昆仑之吃
谈吃的文章，多半是讲某时某地有某种特殊的吃食或吃法，但我要写的昆仑山之吃，却是普通的东西、普通的吃法，只因了海拔高的缘故，那留在记忆中的味道，便永生永世找不到伴侣。
二十多年前1，我在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交会的藏北高原当兵。如果把高原比作世界屋脊，我们所在的地方就要算屋顶上鸱吻所处的位置，奇异而险峻。从山底下运来的蔬菜，被冰雪冻得像翡翠雕成的艺术品，用手指一碰，发出玻璃一样清脆的声响。给养部门在进行了若干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终于放弃了给我们运输鲜菜的打算，从此我们天长日久地与脱水菜为友，别无选择。
脱水菜无以辩驳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有些东西失去了便永远不能挽回。脱水菜失去的是普普通通的水，但你无论再给它多么充足的水，它都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性状，依旧像柴火一样干涩难咽。
最常用的食谱是脱水菜炒肉。平心而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期，全国副食供应匮乏，但昆仑山上的肉食始终很充足。雪白的猪皮上扣着紫蓝色的徽章，标明产地。记得一次炊事班长一菜勺把一块紫色肉皮盛到我碗里，那戳子是紫药水打上的，可以食用，虽然煎炒，仍鲜艳夺目。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认出“郑州”两个字，一张嘴，就把河南的省会咽到肚子里去了。之后记得还吃过几座城市，比如四川的绵阳、河北的石家庄。
山上也养猪。刚开始是从山下运上来的仔猪。猪娃的高原反应比人还严重，它们又不懂事，身上难受，不像人似的知道安静卧床，反倒乱蹦乱跳，很快就口吐血沫，患高山肺水肿死去了。炊事班长每天看着泔水白白扔掉，心疼得不行，立志要在高原上养猪成功。后来，他托人从国境线那边换回来小猪崽，据说是印度种，山地适应性极好。小猪刚断奶，不爱吃食，他就冲了奶粉喂猪。顺便说一句，山上那时奶粉很多，从农村入伍的战士都不爱喝，说没有苞米面糊糊好喝，便眼睁睁地看着奶粉过期。印度猪很适应高原气候，很快长成一只大猪。山上气候恶劣，人们食欲很差，剩饭菜多，印度猪最后肥得肚皮耷拉下来擦着地，皮都磨破了。炊事班长便把它赶到卫生科的外科治疗室，叫护士给猪包扎一下伤口。猪便拖着粘着白纱布的肚子，在营区内悠闲地散步。
炊事班长对印度猪这么有感情，我们猜他一定舍不得杀它。“八一”的前一天，炊事班长却手起刀落，飞快地把印度猪给宰了。大家都问炊事班长怎么舍得，炊事班长奇怪地反问大家：养猪不就是为了吃肉吗！大家都说可惜了可惜了，昆仑山上见个活物不容易，有一口猪每天在外面走一走，也能叫人生出许多感想，怎么就杀了呢！过了“八一”，大家又都说印度猪的肉不好吃，说从小喝牛奶的猪没有农村里吃糠长大的猪味道好。这只普通的来自印度的黑猪，无论它活着还是死后，都使许多年轻的中国士兵想起平原，想起遥远的家乡。
营区附近有一条河，河深丈许，清澈见底。它是著名的印度河的上游，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狮泉河，不知是指狮子像泉水一样地跑过来，还是泉水像狮子一样跑过来。总之这两种意境都美丽而雄奇，让人联想到洁白奔涌的景色。狮泉河使我怀疑一句古老的哲语——水至清则无鱼。狮泉河是高原万古寒冰所融的积水汇合而成，清冽得如同水晶，鱼群繁茂得如同秋天树叶飘落在马路上，有时一片河水被鱼背映得发黑。据老同志说，以前鱼群还要兴盛。汽车沿着河水浅的地方开过去，车轮碾过，便有两道宽宽的鱼带浮起，车辙由碾死的鱼标出。轮到我们戍边的时候，鱼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但依然稠密而愚笨。用曲别针弯个鱼钩，用一块生牛肉条挂在曲别针上，甩进河里，不消片刻，鱼就上钩了。
藏北的鱼不知归于哪一属哪一科目，色黑亮如柏油，肉雪白若膏脂。但不知是高原上人的胃口差，还是这鱼本身的问题，大家都不爱吃鱼。星期天的早晨，常有人披了军大衣在狮泉河畔垂钓。钓到了，便把那挣扎着的鱼从曲别针上摘下来，重新丢入沸沸扬扬滚动着的河水中。许多年后，听一位去过西方的朋友讲，那里的文明人类活得多么潇洒，常常把钓到的鱼再甩回湖里，钓鱼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消遣。我想早在很多年前，因为寂寞，我们也曾达到过这种境界，原来也曾潇洒过一回。
但是在高原上必须吃。吃了才有体力，才能在高原上生存下去。我们的国家很穷，我们不是凭着强大的国力威慑住想更改国界的邻国，而是凭着人——敢在难以生存的险恶之中生存，以证明我们捍卫这块领土的决心。这便有了几分悲壮、几分苍凉。我们这些边防军，是活的界碑，把身体养得强壮，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总后勤部给我们发了“六合维生素”，就是把六种维生素混淆在一起压成片剂，每一粒都光滑得像子弹。每天我们都一大把一大把地吞药，仿佛病入膏肓的老人。维生素到底有多大的效力，我不敢妄下结论。只知道在吃着维生素的同时，我们指甲凹陷、齿龈出血、口腔溃疡、头发脱落……对于人，最重要的是空气。因为氧气不足而出现的这一系列麻烦，只有用一分钱都不值的空气才能治疗。可惜，空气在高原是定量的。
为了保证大家吃好，挑选炊事班长的严格不亚于挑选一位军事指挥员。要能吃苦，会动脑筋，还需手巧。
我们的炊事班长是甘肃人。方头，两只眼睛的距离很远，身材高大。当我后来看到挖掘出来的秦始皇兵马俑时，自觉得为班长找到了祖先。
班长扛大米，嗨哟哟，一次能扛两麻袋。一袋一百斤，在高原上扛两袋，简直是找死，可他脸不变色心不跳。班长摇压面机，别人两个人握着摇柄，慢慢悠着劲儿转，高原偷走了小伙子们的力气，把他们变成了举止迟缓的老翁。班长把机器摇得像一架飞速旋转的风车，面页子便像瀑布似的涌垂下来。
班长也很会动脑筋。用高压锅蒸馒头，要先在屉上刷一层油，这样才不粘锅。班长会把蒸锅内的水添得恰到好处，会把四个眼儿的汽油灶烧得恰到好处，两个恰到好处凑在一处，馒头熟了，水熬干了，高压锅残存的余热，将馒头底子煎得焦黄油润，仿佛北京“都一处”的锅贴。
这项操作是班长的专利。有不服气的炊事员想试一试，结果是差点使高压锅像颗鱼雷似的爆炸。
但班长也有很失算的时候。有一次，早上喝藕粉。昆仑山太阳出得晚，做饭时还得点上煤油灯。班长一手持灯，一手掌勺，灯火将他的半边身子映得锈红，另半边还隐没在黑暗之中。他一俯一仰地围着锅台忙碌，将表层的藕粉汤舀出来，撇进泔水桶里。我看到班长奇怪的举动，问他这是在做什么。他长叹一口气，说藕粉的成色是越来越不行了，看，这里混进了多少草梗！我凑近那灯光，看清漂浮在藕粉中的一小朵一小朵金黄的桂花。原来这是新运上来的桂花藕粉，生在黄土高坡的班长从没见过这种精致的花朵，便以为是异物。
高原上气压低，水不到八十度就开，火候很难掌握。即使是班长挂帅，也常有误饭的事情发生。所以开不开饭，并不是以号声为准，而是看班长的眼色行事。每天到了开饭时间，大家便排着队走到饭厅前，立定，开始唱歌。唱毛主席语录歌、唱“我是一个兵”，等等。通常是三五支歌后，系着白围裙的班长从灶房里钻出来，梧桐叶子一般大的手掌一挥，就解散开饭，大家作鸟兽散了。有一回，不知是出了什么纰漏，我们整整齐齐地列队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炊事班长出来挥舞他梧桐叶子一样的大手，大伙儿都饿得有气无力了。
负责起歌的是一个四川籍小个子兵，他终于卡了壳，再也想不起有什么歌可唱了，说没有歌了，咱们就这么干站着等吃饭吧！大家说，你就随便起个歌吧，不是有那么多革命样板戏唱段吗，你起个头儿，我们一准儿跟你唱就是。小个子兵抖抖嗓子，大声领唱了一句：“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革命样板戏的反复灌输，使我们对每一段唱词都倒背如流。大家一听到这熟悉的曲调，不假思索地异口同声地随他引吭高歌起来。于是，样板戏的唱段就在冰峰雪岭之间回荡缭绕。
炊事班长像失火一样从灶房里跑出来，大手刀劈斧剁地往下砍，大吼了一声：唱什么唱！开饭啦！
直到这时，许多人还没意识到大家齐声合唱了一段反面人物的唱词。饥饿终究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君王，大家一哄而散了。
后来，听说领导要追查小个子兵的责任。炊事班长晃着眼睛间距很宽的方脑袋说，那天的责任全在他。因为饭开晚了，小个子兵饿糊涂了，完全是昏唱。
因为班长很有人缘，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每天吃中午饭的时候，“解散”的口令一下，最先冲进饭厅的一定是河南兵，像杀敌一样英勇。
河南人大概是最爱吃面食的人。一百斤面粉比一百斤大米要更占地方，运输部队便运来大量的米和少量的面。只有每天早餐恒定是吃馒头，晚上有时吃面条，其余的空白便均由大米所充填。班长在农村是挨过饿的人，最怕做的饭不够大家吃，早上的馒头便总有富余，剩下的中午热了再吃。河南兵就是冲这几个剩馒头去的。班长是个很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他觉得馒头总让这几个河南兵抢走了，就是对别人的不公。他没有办法阻止河南兵抢馒头，但他有权力使点小计策让河南兵们的努力失败。米饭是一屉一屉蒸的，他把那几个馒头神出鬼没地分散在各屉里，这样晚到的人也可以在最后一屉的角落里突然发现一个馒头。有一次，真不巧，河南兵因为找不到馒头，只得悻悻地填饱了米饭离开饭厅，而当馒头突然出现时，在场的人又恰好都是爱吃米饭的。宝贵的馒头反而像大海中的岛屿一样，孤零零地剩在空屉里了。大家埋怨班长，班长胸有成竹地将剩馒头收起来。晚饭的时候，他把馒头端正地摆在最高一屉。河南兵对馒头的热爱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们热烈地欢呼，把剩了两顿的馒头狼吞虎咽地吃光了。
记忆的冰川在岁月的侵蚀下，渐渐崩塌消融。保持着最初的晶莹的往事，已经越来越稀少。班长、四川兵、河南兵们的名字，被我在遥远的人生旅途中遗失，也许永远找不到了。但这些与昆仑之吃有关的片断，像狮泉河底的卵石，圆润可爱，常常带着高原凛冽的寒气，走入我的月夜。
我已经近二十年没有吃到脱水菜了，有时候还真想再吃一回。
23.昆仑之喝
“喝”这个字好像被酒给垄断了。只要说到喝，后面就拖着长长的酒尾巴。
其实凡是液体入喉，都算作喝。人一生最大量最平凡的是喝水（听说澳大利亚那地方宽裕地把牛奶当水喝，不在此列）。因为太普通，喝水就成了不值一提的俗事。
但若到了奇特的地方，简单的事变得棘手复杂，就又可以写一写了。
二十年前我在藏北高原工作。那里是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三头银色公牛抵犄角的角斗场，海拔平均在五六千米以上。人们常把青藏高原比作世界屋脊，那我所待的地方就要算屋檐上系风铃的地方了。
我们一年到头穿着厚厚的棉衣，像一群松软的面包。缺氧使大伙儿干什么都无精打采，高原像小偷盗走了青春的力气。更古怪的是锅里的水不到一百度就沸腾，没有切身体会的人，不知道它的玄妙。
我第一次明了它的确切含义，是看到一个女孩把滚开的水往脚上浇，她在洗脚。我想她的皮还不得跟褪鸡毛似的，脱下一块来？没想到，她惬意地甩着水，连说舒服舒服，你也来试试。那水其实只有六十多度，虽说开得哗哗叫，但并无平原上沸水的杀伤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我们每天喝的就是这种六十度的开水。为了节省焦炭（运到山上的焦炭比上好的白面还贵得多呢），由食堂统一烧。吃罢晚饭，大师傅用炊帚把刚炒过菜的大铁锅胡乱刷刷，咣咣倒进几大桶雪水，煮开水的漫长过程就开始了。他总不乐意把锅刷干净，因为小时候家穷，有油星的锅是富足的表现，留着下顿饭接着滋润。
人们提着暖壶，拎着水舀子，麇集灶边。袅袅的水汽从裂了缝的木锅盖升起，好像有一大炷香在锅内燃烧。
需要耐心地等，这个过程大约四十分钟。你不可走远，因为水不多。抢不到水，你就会成为一晚上的撒哈拉大沙漠。水舀子也很重要，像古时做官的印玺，要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假如水开了，你有壶没有舀水的家伙，岂不急煞人。又不兴随便拿个茶缸就能伸进锅里舀水（你就是把杯子洗了又洗也不成，这就是昆仑山的规矩）。水舀子就那么一两个，有数的，这人用完了给下个人用，好像火炬传递。你要是灌满了自己的暖壶，不把水舀子给紧靠在自己身后排队的人，而是遥相呼应，给了远处自家亲近的人，叫他先打上了水，大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很鄙视你。就跟今日的以权谋私裙带风任人唯亲似的。
水好像不是被灶下的火焰而是被人们焦灼的目光烧开了。那情形像有一条小鱼翔在锅底，渐渐长大。先是搅起轻轻的涟漪，迅即膨胀，直到用尾巴搅出大朵浪花，这时，高原上的开水煮熟了。
这个历程不能撩起盖子看。一看三不开。常有性急的人说，怎么还不开？不待别人阻拦，嘭地把大木头锅盖揪开了。汪着油花的水面像巨大的眸子，凝然不动。他叹口气，重把锅盖像被子似的给水捂严。要等片刻，才会有柔弱的水汽再度溢出。水叫人看了这么一回，就给你推迟两分钟开。要是哪个晚上多碰上几个这样的弟兄，开水就会怠工许久。
其实先舀到开水的人不上算，表面的浮油都被灌进暖瓶里了。这种水在瓶胆里一捂，会泛出熬萝卜般的熏臭，于沏茶极不相宜。
于是要喝茶就自己煮。高原上的人都有硕大的搪瓷缸子，其规模相当于五磅暖瓶的下半截。抓把茶叶扔进缸子里，炖在火炉上，像熬中药似的焖着。高原上的火因为缺氧，永无热情奔放的时候，总是阴险地沉默着，一副紫蓝色忧郁的脸膛。
高原上爱饮浓浓的砖茶。从医学的角度看，老茶叶里茶碱含量高，对人的心脏和呼吸系统有良好的兴奋作用，可以帮助适应缺氧，这当是人们喜爱它的主要原因。倘若换了鲜鲜嫩嫩的龙井毛尖，只怕在如此的煎熬下会顿失颜色。
高原人也喝酒。到藏族老乡家串门，主人总要敬上青稞酒。青稞酒基本上是无色透明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淡绿色。初入口时微甜，像醪糟，但不可小看。据行家们说，这酒后劲儿大，上头。藏胞淳朴，斟满的银碗高举过头，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你，由不得你不喝。于是一仰脖，很豪爽地把一杯饮净，自觉尽到了心意，再把银碗端端正正地放下。
没想到主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斟满第二杯青稞酒，依样画葫芦，又敬了上来。记着行家们的嘱托，不敢再饮。但主人执意要敬，推推拉拉，大家像在练太极功夫，好不热闹。
后来听翻译说，倒是我错了。若不打算喝了，就在碗底留点酒，主人知道你已尽兴，就随你的意了。像你这样一饮而尽，把酒碗舔了个精光，就是好汉一条准备豪饮一番的表示了……原来是这样！
工作部门里也喝酒。都是年轻人，逢年过节时，每十人算一席。每席一瓶白酒，多为西凤酒；一瓶果酒，多为樱桃酒。多少年来，这两个品牌永不变换。我想，一定是某年某月商店里盲目购货，压在库里，于是年复一年、节复一节地总用老面孔犒劳我们。
女孩子们一桌，望着这两瓶液体不知如何是好。西凤为中国十大名酒之一，想来性烈，是断乎不敢喝的。樱桃酒呢？儿时唱过：樱桃好吃树难栽。心想，由那么难成活的树长出的美丽果子酿造出的酒，准是好喝的。于是我们每人斟了一茶缸底子，黑乎乎的，像咳嗽糖浆。我至今不知那酒是个什么度数，喝到肚里的也只有一墨水瓶那么多（你想啊，十个人分一瓶酒，一个人会有多少？太多了不是多吃多占了吗？）。但十分钟后，我就觉得面前的桌子和人都奇怪地漂浮起来，好像脚下是一片水……
我不知道这叫不叫醉酒。只是我从此后再也不敢去试任何一种含有酒精的饮料了。我的家族是不善饮的。我父亲曾说过我弟弟，喝一口酒连脚指甲都会红。弟弟在场面上练了多年还毫无长进，我就死了这条心吧。
剩下一瓶西凤，怎么办呢？
找他们男孩换一盘菜吃！不知谁提议的，众人皆赞成。于是公推一伶牙俐齿的姐妹到邻桌去交涉，大家就眼巴巴地等着吃。
片刻之后，使节归来，手里仍是拎着满满的酒瓶。吓！他们还不换？一瓶西凤多少钱？一个菜才多少钱？再说平常喝得上酒吗？他们不换可是太傻了。没想到，男子汉还这么抠门儿！女孩子们大叫。
使节忙说，不是的！不是的！他们看见酒，眼睛都瞪得像瓶底一样圆。只是我看他们的菜都快吃光了，换了咱就不值了，所以完璧归赵。
原来，小气的是我们不是他们！只是这原封未动的一瓶烈酒，女孩留着又有何用？随着时间一分分流逝，邻桌碟子里的货色越来越少，假如贸易，我们的逆差就越来越大。
我们气愤地盯着男子汉风卷残云般地吃菜，心痛得厉害，觉得他们是把原属于我们的东西给霸占了。
我看见他们桌上的香蕉罐头还没有动。你们看合不合算？使节的大眼睛除了水灵灵地好看，还真侦察到情况。
男兵们多是西北一带人氏，对香蕉这类亚热带水果，抱半信半疑的敷衍态度。况且，剥了皮的蕉体泡在浑黄的液体里，形象也不雅。
不值不值！我们说。
可惜时不我待，女孩们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各桌上的残羹剩饮越来越单薄。
换啦！我们悲壮地说。于是，我们每人分吃了半截香蕉（没多少，不够一人一条），又喝了浑黄色的罐头汤，觉得还不错，起码比辣乎乎呛人的白酒好多了。
下一个节日又像候鸟似的降临。
嘿！女娃子们！我们用香蕉罐头换你们的酒！刚开席，就有男子汉找上门来，商讨以物易物。
好嘞！换啦！我们快活地答应，为早早打发掉透明液体而庆幸。
喂！我们来换你们的酒……又有几个小伙子摇着罐头瓶造访。
晚啦晚啦！谁叫你们现在才来！女孩们幸灾乐祸地指责后来者，自己也有点后悔，想不到贸易形势这样好，刚才应该要个高价，一瓶酒换两瓶香蕉罐头的。
亏了亏了。下次要沉着点，待价而沽。我们互相眨着眼睛。
真糟糕！小伙子们懊丧地搔着后脑勺，只好打道回府。
哎！把你们的香蕉罐头拿走啊！我们指着他们遗留下的罐头瓶子，大声叫喊。
罐头嘛，既然你们爱吃，我们就不要了！他们头也不回地说。
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是不一样啊！
从此，每一次会餐，我们总是随随便便把西凤酒送给任何一个邻桌的小伙子们。从此，每一次会餐，我们女孩子的桌上都有许多瓶香蕉罐头。
记得有一次，居然我们每个人都平均到了一瓶香蕉罐头。那一天的会餐，好像成了会香蕉。
我们举着浑黄的罐头汤，豪爽地干杯，把罐头瓶碰得叮当乱响，喝了个一醉方休。
24.昆仑之眠
上昆仑山的时候，我们坐的是大卡车。齐着大厢板垛满麻袋，每袋两百斤大米。坐在上面，透过棉裤，感觉到蚂蚁般的米粒随着颠簸的山路蠕动，好像一摊活物。
一路上，老兵不断地问，有了吗？
我们说，没有没有呢。
老兵说，到晚上睡着就有了。每个兵站后面都有一大片烈士陵园，有好些就是先在床上睡着了，后来就睡到那儿去了。
昆仑山上的睡眠是头妖怪。
我们这些初次上高原的小女兵，就坐在大米麻袋上，恐惧地等待昆仑山上的第一个夜晚。
老兵们说“有”的那种东西，叫作“高原反应”。会让你的口鼻像螃蟹似的冒出粉红色的泡沫，皮肤泛出紫蓝的网纹。最后，你丢掉所有的体温，成为冰山的一部分。
我们那时只有十六七岁，虽说也感到轻微的不适，却都像否认有偷窃行为一样否认高原反应。那还是一个以为否认就能挽救一切的年纪。
到了兵站睡觉的时候，老兵说，高原反应是一定会来的，别看你们年轻。夜里头疼得实在受不了，可以用背包带子在额头上勒两圈，越紧越好。偏方治大病。
我躺在坚硬如铁的兵站枕头上，焦急地等待头疼。当它真的像春雨一般润物无声地降临时，我欣喜地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神奇。高原反应是一种像铅色绸缎般柔软而黏稠的东西，裹住你的大脑，使它晦涩地滚动。勒住太阳穴的确管用，好像在脑汁里滴了明矾，清凉多了。
当我的昆仑第一眠醒来后，发现兵站久未洗过的枕巾依旧在我的头颅下发着男人的汗味，高兴极了。我原本以为自己再也看不到枕巾上花里胡哨的图案了。
以后我在昆仑山度过了无数个夜晚。这话有些不准确，其实是可以算得清的。区区十年有什么算不清！但我不愿去算。睡眠和死亡曾经在我脑海中不断淤积，直到达到了感觉上的极限。
我们的营区海拔近五千米。这还是在正常的日子。碰巧赶上拉练，就要再高许多。高寒高寒，它俩是双胞胎，高了就必然寒。高处不胜寒。
分配给我们睡的是铁床，类似城市居民几代同堂时买的那种折叠床，是用铁片做的。一代又一代士兵的碾压，很多铁片断裂了。我们没有铁丝，就用麻绳把破损处连缀起来。躺着的时候，可感到一处处的凹陷，好像趴在打断了肋骨的母亲身上。
褥子很薄，透过床单可以看到铁条嶙峋的形状。上级动了恻隐之心，给每人发了一条草垫子。稻草的，黄黄的，软软的，叫人想起一个好收成。大家乐得吸了不少冰雪浸透的凉气。只是草垫子比我们的铁床要长，需铡去一段。那些日子，军营里像是喂牲口的料场，到处飘散着针尖似的草芒。
拉练露营的时候，当然不能带上草垫子。我们先把雨布铺在雪地上，再打开被子睡觉。我第一次这么睡的时候，心想第二天爬起来还不得满身泥浆？没想到干干爽爽地起床，掀开雨布一看，雪絮洁白松软，仿佛刚刚自九天坠下。微薄的体温就像一杯水倒进太平洋，早已溶进酷寒。
听说，地方政府派来的慰问团看了战士们的艰窘，调拨来了一批狼皮褥子。但数量有限，平均十个人才能分一条。
我急切地盼望着狼皮褥子的到来。不是巴望着能分我一条，而是想看看真正的狼皮是个什么样子。
终于来了。分到我们班里的那条狼皮褥子是黑色的，裁制得方方正正，同单人床一般大。皮毛上可以看出很明显的接缝，但颜色非常接近。远远看去，完全可以认为它来自一匹孤独的巨狼。毛绺儿很长很硬，纷披而下，发出苍蓝的闪光。我伸手摸摸它们，光滑而润泽。我突然忆起小时被父亲高高举起，抚摸父亲头发时的感觉。
大伙儿一致决定把狼皮褥子分给一个瘦弱的农村来的女孩。因为她的铁片床塌得最不成样子，她又靠门。她恰好不在，我们七手八脚地给她铺好了，每个人都躺到她的床上试了试。大家都说，狼皮真暖和。
她回来后一眼看到床边垂的狼毛，就哭了。
大伙儿忙说，别在意。我们都已经享受过了。
她说，你们这不是咒我死吗！我是属猪的，我妈自小就叮嘱我，一定得避狼！
我们重新决定狼皮褥子的归属，决定轮流铺，一人若干天。
昆仑山上的夜极其黑，但是很不安宁。三百六十五夜，大概三百五十天有风。风像排着队的疯婆子，用干枯的手，把旷野上的一切孤立之物，都变成弹拨的乐器。它让石屋发出呜咽的共鸣，它让电线空竹般鸣叫。它把士兵偶尔丢弃的空罐头盒，从地面嘘上屋顶。在飞翔的过程中，随意拨弄着它们，罐头盒就像硕大的口哨，吹出空袭警报的锐音。甚至石头也会发出怪兽般的抽泣。那一定是石头内的缝隙被风挤压了，痛苦地呻吟。
我们因此练就在喧嚣中酣睡的本领。当我离开高原回到城市，突然发现城市的夜晚是那样寂静。汽车喇叭和锅碗瓢勺的交响，实在是隔靴搔痒的皮毛。和昆仑山真正的钢鼓乐队相比，城市只是一支短笛。
昆仑之眠是充满陷阱的黑洞，许多人在梦中永不复返。盖因睡眠时人的抵抗力减弱，犹如不设防的城市，死亡的偷袭格外容易成功。时时听到某人睡着睡着就过去了的传闻。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见大家都还活着，心中充满重新诞生的快乐。
有一次，女兵在半夜里突然接到电话，要为一个突然死亡的战士扎个花圈（顺便说一句，昆仑山上所有的花圈都由我们来扎，因为女孩与花有缘）。我们说，什么时候死的？电话说，刚刚。我们说，打仗死的？电话说，不是。我们说，睡死的？电话说，也不是。我们说，那还有什么死法呢？是真的死了么？电话说，死得叮叮当，再没有救的。睡着睡着紧急集合，哨子一响，这小伙子一个箭步蹿起，但立即就扑倒在地，死了。
我们为他扎了一个大大的花圈。从此，高原上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没有战争，夜里不搞突袭式的训练。
想在昆仑山上安眠，有一个高枕头是十分必要的。当时战士囊中羞涩，只有几件换洗衣服裹在白包袱皮里当枕头，垫不到无忧的程度。特别是洗澡之后，干净的穿在身上了，脏的泡在盆里了。空包袱像个扒净了五脏六腑的咸鱼干，晒在床单上，很寂寥的样子。
一天，我对卫生科长说，我想借您那本《实用内科学》看。
科长说，你有这个志气很好。只是你现在最该看的是《卫生员手册》。巴甫洛夫教导我们说，科学应该循序渐进。
我说，敢想敢干。试试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枕着《实用内科学》酣眠。我后来成为一名相当不错的内科医生，肯定同这有关。
战士的被子在露天看电影的时候，是要用背包带捆起来，当小凳子坐的，特别易脏。当我决定要洗被子的时候，同屋的战友都佩服我的悲壮。因为我没有大盆，也没有搓板。在小小的脸盆里凭手搓那么大一堆没头没脑的布，时至今日，连我也赞叹那时的英勇。
星期天起了个绝早，先看看太阳，是不是好天。因必得当天洗，当天缝起来，要不夜里就没东西盖了。
我把被套拆下来之后，发现一个大秘密——草绿色的被罩要比白花花的棉絮长出半尺有余，窝着掖在里面。
属猪的女友说，多好的一块布。这不是浪费吗？
我点头，觉她说得极是。
你把它铰下来，补个衣领后屁股蛋什么的，岂不是上好的补丁？她说。
我想想有理，操起家伙就剪。
她说，你不等洗完了晾干再剪？
我说，那么大一坨，怎么洗！剪开了分两段，不是好洗吗？
她一边说着那也不差这一点，一边帮着我把被头连里带面裁下一圈。待到晚上，我把干了的被罩拿回来缝时，才发现大事不好。原来那富余出来的一截布并非无用，是预备被套缩水的。现在被套像件童年的衣服，遮不住棉絮丰满发育的身躯，恰短半尺。
怎么办？我和属猪的女孩面面相觑。
把裁下的那块布再缝上去。有人说。
那还行？我连连摇头。那工程简直能绕地球一圈，对于拙于针线的我，真是可怕的命题。
还有一个办法。属猪的女孩说。
什么办法？我迫不及待地问。
把棉絮也铰下来一块。她说。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盖着比别人短一截的被子，它使我在严寒的冬天（昆仑山其实也没有别的季节）吃尽苦头。但是我从来不说，我怕那个属猪的女孩以为我在埋怨她。
因为被子格外地不御寒，我就特别爱晒被子。公平地说，高原的太阳虽然不暖和，但含有丰富的紫外线，有春天的气味。晚上蜷在里面，像扎在麦秸垛里一般惬意。
不过班长不让我老晒被子。她说，你的被子本来就比别人的短，叠起来就不好看。刚晒完的被子，囊得像个面包，哪儿还拍得出横平竖直的线，影响军容风纪。
于是晒被子的日子就成为我奢侈的节日。我会早早地钻进被子，让那个夜晚抻得很长。我会看到阳光毛茸茸地刷着我，白色的蒲公英粘在睫毛上，一只金色的蜜蜂在我耳边飞……
25.昆仑山那里出核桃
因为没有鲜菜鲜果，昆仑山上就多干菜干果。干菜实在是一种对菜的亵渎，犹如少女和老妪的区别。吃干菜的时候，有一种嚼线装书页的感觉。
干果包括花生、核桃、葡萄干之类。司务长拆开一个麻袋，用手指捻着说：“这拨花生米好，山东的，大，油多。”其实大而油多的花生并不好吃，倒是四川花生，虽小却更有嚼头。司务长用空罐头盒子做容器给大家发花生米，官兵平等。葡萄干要算比较珍贵的吃食了，司务长就换个小号搪瓷缸子给大伙儿分。轮到分核桃的时候，就比较粗放了。司务长两手合围，一挖一捧，有多少算多少，倒你脸盆里算完事。
当兵的没家伙装，领东西时都拎脸盆。这样五花八门的吃食拌在一起，一副丰衣足食的样子。喜颠颠地往宿舍走，由于大小不等，到家时，个儿大的便被簸到脸盆浮头，猛一看，好像发了满满一脸盆核桃似的。
核桃听说是山西出的，个儿大，皮也厚。我们没有锤子砸核桃，因为山下从没给我们运来过锤子。女兵们劲儿小，只好用门来挤核桃，咔喇喇……核桃仁碾出来了。
核桃太像人的脑子，中间有隔，恰似人的大脑两半球。完整的核桃仁也像人的脑叶似的，有许多智慧的沟回。
“姑娘们，莫用门扇挤核桃了，门框快散了，夜里狼就进来了。”司务长说。
我们不再用门挤核桃，不是因为怕狼。昆仑山太冷了，狼都不在这里安家。是因为生核桃不好吃。也许是因为缺氧，生核桃吃多了，头便发晕，眼前便发蓝。
“要是能炒熟吃就好了。”十八岁见多识广的女兵说。
没有锅，我们就把整个儿的核桃扔到炉膛里烧。高原上烧的是焦炭，柿红色的火焰像红缨枪似的抖动着。核桃丢进去，在极短的时间内还保持着自己黑黢黢的本色，不一会便冒起青烟，噗地裂出一道金黄的火苗。火苗迅速蔓延，核桃就像一只充满了油脂的小刺猬，在炉膛的红炭上滚动。待核桃像一颗小太阳，通体成为亮红色时，就要手疾眼快地将它铲出，晚了就煳大了。丢在地上的核桃还会继续燃烧，要迅速吹灭它身上的明火。这时就有撩人胃口的香气在屋内弥漫开来。
我们屋里的地是泥巴垫的，同屋外的亘古冰雪荒原相连。色泽逐渐黯淡下去的核桃被地气一激，犹如迎头泼了一瓢冷水，噼里啪啦地爆裂起来，焦黄的核桃仁就像棉桃似的绽了出来。趁热将略带烟火色的核桃仁放进口里，听见它们将口水炙得吱吱作响，有滚滚的蒸汽在口中蒸腾……不一会，我们便个个吃得口角发黑。
烧核桃吃得多了，有人提议要吃炒核桃仁。这就需要砸壳取仁儿。这回不必破坏公物了，炊事员张大个儿，手掌大得像锅盖，手心捏两个核桃，上下唇一抿，咔吧吧——核桃壳就像玻璃似的碎了。他把桃仁很仔细地摆在一张净纸上，递给我们。
我们快活地围向炉火，紧接着的实际问题是没有炒锅。十八岁的女兵又显神通了，她把铲焦炭的铁锨头卸下来，用雪水拭净了，翘在炉火上。这个简易炒锅像个畚箕，一端敞，一端凹，核桃仁便不安分地在低洼处扎堆，我们便用筷子赶紧拨拉。核桃仁还没熟，筷子尖儿已经黑了。
垂涎已久的炒核桃仁出锅了，正确地讲，是出铲了。费了这么大劲儿，味道却并不见得怎么好，煳的煳，生的生，烟熏火燎地大家叼了几嘴。正不知如何处理这堆黑不溜秋的货色呢，突然有人砰砰敲门。张大个儿局促地走进来，手里捧着一些核桃仁碎屑送给我们，说是刚才匆忙之中没剔干净，这是又用针细细挑出来的。
“哎呀呀！费那个事呢，又不是值钱的东西！这一大堆核桃仁还不知怎么吃呢，怎么又送来了！你愿吃就都拿走，不愿吃就都扔了吧！”我们七嘴八舌地说。
张大个儿很金贵地把生熟两份核桃拢在一处，说：“多么好的东西，怎么能扔了呢！我们老家那个地方不出核桃，都没见过这玩意儿呢！”
“那我们以后发了核桃都给你，你探家时带回去吧！”十八岁的女兵说，我们都赞同地点点头。
张大个儿探家的时候，拎了一个大帆布提包。往长途车上一撂，包里哗啦啦发出类似鹅卵石撞击的声音。
后来，张大个儿回来了。女兵们问他：“你老家的人说核桃好吃吗？”
“说好吃。”张大个儿拍着锅盖大的巴掌说，“俺爹说，闹了半天，昆仑山那里出核桃哇！真是个好地方。”
26.昆仑山上看电影
看电影，挺平常的一件事。可到了海拔五千多米高的藏北高原，这件平常的事就有点不平常了。
二十多年前，我在昆仑山上当兵。部队上千号人，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就在平坦的河滩上矗两根杆子，绷上幕布，露天电影院就算搭成了。没有椅子，就把背包垫在屁股底下。打背包的材料，在天暖的时候，我们就用皮大衣。既挺实又防寒，而且高度适宜，蜷着腿挺舒服。但天气太冷的时候，就得把皮大衣穿在身上，由被子来充当椅子的角色。被子薄软，背包带一煞，只有寸把厚。屁股坐下去，砸扁了棉花，人蜷得像只蜗牛，电影还没演到一半，腿就麻软了。治腿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它，由它麻去。要是一理它，痒痛难耐。就算暂且好一些，一会儿又是老样子，白费劲儿。
幕布要在杆子上绑得平直，演出电影来才好看。有时天气太冷，放映员绑幕布的时候使不上劲儿，幕布就垂着，好像兜了汤水的网袋，沉甸甸地悬挂在昆仑山宝蓝色的夜空。遇到有风的日子，幕布又会鼓面似的紧张起来，嘭嘭作响。弧形幕布上的人影有轻度变形，好像隔着玻璃看人那样。首长们坐在中间，看起来人脸走形得不厉害，还可凑合。小兵们坐在偏远的角落，银幕上的人或脸狭长如韭叶，或如猴吃枣似的，腮帮子鼓起一块。一次，一位首长半路出去方便，回来时迂回入场，看见白幕上的英雄人物，“远近高低各不同”，遂发令以后要把幕布绷得如铁皮一样紧，再不许渔网似的懈松。打这以后，大家才算看上了比较真切的电影。有一次演到半截，突然起了风暴，幕布的一角像风筝似的滑脱。正在放映的人脸飞翔在天空，银幕变成了哈哈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