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积累的人们心底第一图数量的增多，我渐渐发觉探索源头的奥秘对每个人是一次心灵的剖析和飞跃。知道了自己眺望世界的基本视角，便有了揭示自身很多特点的钥匙。我们也许不能改变它，却可以因此变得更加理智和从容。
老人有一天对我说：“你第一次对我描述的那个人，就是在沙漠中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是谁啊？你还没有告诉我。”
我说：“那个人就是我。我母亲抱着我，行进在从新疆到北京天地一色的途中。”
我的颜料是平静
欧文女士高高的个子，高原湖泊一样蓝的眼珠，在新墨西哥州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感到此人可亲近。这次到美国去，我有意识地在做一个小小试验，因为语言蹩脚，外语几乎起不到作用，我就尝试着用自己的直觉去感知一个人，辅以观察对方的形体语言，以判断他的内在情感。这样做好处成双。一是我觉得自己对人的把握更直截了当一些，好像在片刻之中，就与他的精神内核有一个碰撞。二是虽然我不懂他的语言，但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令对方感到自己受到尊重。
欧文女士是位美术家、工艺家，她主攻绘画，也制作蜡染之类的工艺品。她手工画出的丝绸头巾，在州立博物馆设有专柜出售。她大约五十岁，二十年前到过中国，在沈阳的一所大学教过英文。她对中国很有感情，每当我说“谢谢你拿出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来陪我”，她就说：“不客气，我这样做很快乐，也可以练习一下我的中文。”
如果我的中文说得慢些，她就可以听懂大部分，这使我们交流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
欧文女士开一辆越野吉普车，这在山峦起伏的新墨西哥州有广泛的用处。她每天早晨开着这车到饭店接我们，然后带着我们在阳光下飞驰。记得有一天，她说：“山上有一段路的树叶黄了，要不要去看看？”
我到远方去旅行的时候遵循着一个古老的原则，就是“客随主便”。这不但是一种礼貌，不会拂了主人的好意，更让我从中受益多多。你想啊，一个外地人，哪里知道此地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呢？就算有观光手册，终是隔靴搔痒。最好的风景，一定流传在当地人的口中。况且景色这东西和时辰、季节、气候的关系太大了，要看到最好的风光，一定要听从当地人的调遣。
于是我们的车出发了，在美国西部的荒原上开始了蜿蜒的旅行。在红土地上爬行了一段之后就进山了。山不高，山路的两侧和纵深地带都是笔直的杨树。我生在中国的白杨之城新疆伊犁，对杨树素有好感，也就特别观察过杨树，但我真的从未曾看到如此透亮的杨树叶，仿佛金箔剪裁而成，绝无一般黄叶的残破衰败之相，它们是朝气蓬勃、欣欣向荣、意气风发、神采奕奕的。看到这样的黄叶，你会为绿叶捏了一把汗。如果绿叶没有制造氧气这样的功用为人类所喜欢，单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宁静而纯正的黄叶是无与伦比的，充满了让人清心寡欲的生机。
一天，欧文女士抛给我一个难题，说明天上午的活动让我在两项当中任意选择。一是到另类治疗中心看治疗师实施催眠术，一是到她家看她如何在丝绸上作画。如果我想学，她愿意教我。
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而且谁是鱼，谁是熊掌？说到这里，我倒想对这句古语发表点意见。我总觉得把鱼和熊掌列在同一类里，似乎不妥。就算古时候的熊比现在多得多，古时候的鱼比现在难抓得多，它们的味道也还是不能比。
我很想看看外国当代的催眠术是怎样的。特别是欧文女士强调了“另类”，更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估计安妮也是对催眠术的兴趣更大一些。虽然她是非常中立地为我翻译了欧文女士的意见，但依我的直觉，我猜安妮可能更想看看催眠术是如何现场操作的。
至于绘画，我真是一窍不通。我在博物馆的专业柜台上看到了欧文女士的手绘丝巾，我很喜欢，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种飘然的平缓，一种让人心绪浮动的细腻。我很想亲眼看到一位西方的艺术家是怎样在中国的丝绸上作画的。
我对安妮说：“让我想5分钟。”
我想，催眠术，无论中国的外国的都差不多吧，此地可能更神秘、更现代或是更诡谲些？虽想象不出具体的情形，恐怕万变不离其宗。
丝绸绘画一定是静谧和柔软的，它充满了欧文女士个人化的特色，离开了新墨西哥州的圣塔非，就再也领略不到这份异国的精彩。
我突然明白了自己面临的选择，实际上是在很有限的时间里，我选择让自己的神经经历一次峰回路转的惊诧，还是温柔淡定的平静？
思绪一整理清楚，选择就浮出来了。我对安妮说：“很对不起你了，我想谢绝那位另类的催眠术，而到欧文女士家观赏手绘丝巾。”
安妮很诚恳地说：“毕老师，你不要考虑我的喜好。我完全尊重你的选择。”
谢谢你了，善解人意的安妮。
第二天早上，欧文女士驾驶着她的越野吉普车准时来到饭店。我们出了城，沿着山路走到一个孤立的山包上，在山顶处，有一栋敦实而现代的住宅。欧文女士说：“到了，这就是我的家。”
欧文女士单身过很长时间，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意中人，她走过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她是一个很看重爱情、婚姻和家庭的人，她一直在寻找。后来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婚后他们非常幸福。欧文女士说：“我很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他。而且非常奇怪，我在全世界找这个人，却没想到这个人就在我们这座小城里。结婚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有艺术，你有什么？’他说：‘我有房子，可以把你的艺术放在里面……’”
听到这里，我说：“我知道了，您的房子一定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欧文女士说：“别的艺术我不敢说，但我敢说我的房子里充满了中国艺术的气息。”
在长满了沙生植物的山坡上，欧文女士的家像一座现代城堡。走进房门，室内笼罩在蛋清样清亮的微光中，原来采用的是日光照明，房顶上有高科技的天窗，据说即使在阴天的日子里室内也有柔光。再往里走，就有浓郁的东方味道飘荡过来。在客厅墙上，悬挂着中国的服装。在展示文物的橱柜中，可以看到芦笙、京胡、绣片、漆盘……欧文女士笑吟吟地介绍说：“京胡是好的，可以拉得响。芦笙只能看，不能吹奏了，因为买的时候就是坏的了。我想挑一个好的芦笙，但是老板告诉我，这是最后一个芦笙了……”
墙上还挂着一幅巨大的丙烯画，红艳喷薄欲出。第一眼看过去，以为把夕阳切下了一个角，仔细看才能分辨出那是鲜红欲滴的玫瑰花。我说：“我要在这朵巨大的玫瑰前面照张相，它会给我带来好运气。”
欧文女士有两间画室，她领着我们来到其中一间好似作坊的工作室里，说：“我平时画头巾就在这里，一般是不许外人参观的啊。”
欧文女士的手绘丝织头巾在博物馆的专柜里卖到80美元一条，其中丝巾的成本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最主要的价值来自欧文女士的知识产权。她请我们来到她的工作间，真是莫大的信任，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欧文女士拿出两条纯白的丝巾。一条是大而正方的，一条是小而长方的。欧文女士说，大的头巾让我做试验品，小的头巾是她的教具。
“时间不多了，咱们就开始吧。”欧文女士说。
我说：“好吧，师傅。”
大家就都笑起来。
欧文女士打开她的颜料柜，我的天！这么多瓶瓶罐罐，可能有几百个吧。
欧文女士抚摸着这些瓶瓶罐罐，如同骑士抚摸着他的战马和剑。她说：“要在丝绸上作画，首先是颜料。我摸索了许久才找到这种法国出产的牌子，它的色泽在丝绸上的表现力是最好的。稀释颜料的时候要加冰醋酸，依我的经验，用一定温度的热水效果是最佳的，但是配置多种染料的时候，热水也是一个问题。我开始是用开水晾凉，但这温度不好掌握，要不停地用温度计查看。后来呀，我想出了一个法子，就可以得到温度非常适宜的热水了。你们猜，什么法子？”
我和安妮都摇头，想不出除了用水壶烧水和从暖水瓶或是饮水机扭开龙头向外放水以外，还有什么法子。
欧文女士得意地指着一台外壳染得像个花脸似的微波炉说：“我就是用它得到适宜的热水。我有一些固定的容器，把冷水注入一定的水位，然后在微波炉里加热一定的时间，就可以得到适宜温度的热水，方便得很。有时候，我的染料温度不够，我也把它们放到这里来加温。”
我看着色彩斑斓的微波炉说：“您这个技术革新，我一定要记下来。”
欧文女士说：“这个微波炉是我独身时置下的，跟随我很多年了，除了热颜料，当然也热饭，我觉得这很正常啊。结婚以后，我先生说，他不能接受在这个微波炉里热出的饭，吃到肚子里会痛的。我们就又新买了一个微波炉，我的这个炉子就专门为染料服务了。”
欧文女士用木梁制作了类似绣花绷子的架子，把丝绸头巾固定在上面，如同平整的鼓面。之后她拿出画笔，又一次让我惊叹不已。那些笔呀，全是正宗的上等中国货，古色古香，粗细兼备。
她接着传授与我：“在头巾上作画一定要用曲线，头巾是女性的珍爱，曲线最能表达女性的优美。和中国画写意中的大片留白不同，丝巾上是不可留白的。要用艳丽的色泽把整个丝巾涂得满满的，最美妙的是各种色泽相接的地方，由于丝绸的特性和染料的作用，会在颜色交叉处产生浸润和覆盖，那是很神奇的，会有意料不到的效果出现，有一点像烧瓷器时的‘窑变’。当然，交叉之处浸染的规律也很多哦，要反复练习和摸索才能掌握。”
“丝绸围巾画好之后，就要放到锅里去蒸。”欧文女士说。
我问：“为什么要蒸？”
欧文女士说：“为的是不掉颜色。丝绸围巾容易掉色，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手绘的头巾，有的质量不过关，新的时候看着挺漂亮的，脏了一洗，不得了，颜色潲了，一塌糊涂。不知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几乎所有想买丝绸手绘头巾的人都要问一句：‘会不会掉颜色啊？’我也是研究摸索了好久，才找出了这套方法。”欧文女士说着，拿出一个巨大的蒸锅。我好不容易才忍住自己的惊奇，因为想起早年间坐长途汽车，路边的小饭馆从这种蒸锅里拿出来的包子足够全车人吃的。
“这可是我的专利啊。”欧文女士说着，把丝巾和一种特殊的纸包裹在一起，然后紧紧地卷起来，一层压着一层，折叠之后约有手掌大小，再用干净的白布裹好，摆在笼屉里。“蒸的时间要足够的长，但是火可不能大。而且，你们看我的蒸锅和街上买来的蒸锅有什么不同呢？”
我看了半天，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只好摇头。
欧文女士说：“我的锅盖是后配的啊，它是没有孔的。因为蒸丝巾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不可漏气。所以，从街上买来的现成的蒸锅，是不能用的。蒸锅本来的用途是蒸包子的，为了让包子膨胀起来，要有蒸汽喷出的孔道。但是，蒸丝巾就完全不同了。不能让水气跑了，要让它们在锅内旋转，带着颜色渗透到蚕丝里面去。锅屉一定要用竹屉，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只有竹屉蒸出来的丝巾最好。锅内不可用任何金属的器物，翻动丝巾也不可用金属，可以用木制或是竹制品。锅内的水万不可太深，如果水深了，在蒸煮的过程中水浸到了丝巾，那就对不起，前功尽弃了。为了让锅盖完全不漏气，最好用锡箔把盖子包起来，那就万无一失了。水也不可太少，如果蒸干了，整整一锅丝巾就全报废了。蒸好的丝巾要用上好的洗发香波洗一遍，注意啊，一定要用冷水，要是用了热水，对丝巾的颜色也会有影响。”
“洗好之后，就是晾晒了。千万不要到太阳下面晒，但也不可在潮湿的地方慢慢阴干。要在有太阳的天气里，在太阳的阴影中将丝巾快速吹干。然后喷上熨衣浆，要喷在丝巾图案的背面，不可喷在正面。喷好熨衣浆之后，把丝巾折叠起来，稍等片刻，然后把它们熨好……”
我看欧文女士讲解得这般细致，不要说实地操作一遍，单是这样听下来都觉得辛苦，待她讲到这里，插嘴道：“熨好之后，可就大功告成了。”
欧文女士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没告成，还有点睛之笔呢！”
她说着拿出一瓶金色的染料：“我喜欢用金色签上我的名字。因为我所绘出的每一条头巾都是我的一次创造。我从来没有重复过自己。有的时候，绘出一条特别美丽的头巾，我会舍不得把它拿到博物馆的专柜出卖。我就把它留在自己的身边，但这样保留下去自己身边的丝巾越来越多，也不是个办法啊。时间长了，我就会把一些原来准备保留的丝巾送到博物馆去。送去之后，我心里又非常惦念它们，经常到专柜柜台去看望我的那些丝巾。甚至，我很希望我的这些丝巾卖不出去，那样我就可以再把它们名正言顺地收回来，保存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很遗憾，我最喜欢的那些丝巾都以最快的速度被人挑选走了。我在伤感的同时也有满足和快乐，因为我知道了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也是大多数人所喜欢的。能给我带来快乐和美感的东西，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和美感。”
我听得入神，心中真羡慕欧文女士对丝巾的这种感情，好像它们是她孵出的一群鸡雏。
欧文女士讲了半天，一看表，说：“时间不早了，我们马上进入正题，你今天在这里亲手画一幅丝巾吧。”
她领我到画室配好颜料，然后帮我把丝巾绷在架子上，微笑着说：“你可以开始了。”
我不知道怎样开始，突然惊慌起来，比我当年做卫生员第一次给病人打针时还紧张。怎么把针头戳进皮肤好歹还在白萝卜上练过，可这么大的一块雪亮丝绸，一笔下去就不可更改了，心中忐忑。
欧文女士用毛笔饱蘸了天蓝色的染料，在为我做示范的小丝巾上涂上了深浅不一的条块。一边画，一边对我说：“蓝色是最丰富的色彩之一，特别是在丝绸上表现的时候，同样的一条蓝色，上沿多用些水，下沿多用些染料，就会出现立体的变幻效果。”
我颤颤巍巍地抓了笔，也蘸上了蓝色的染料，还是想不出画些什么。可能是蓝色刺激了我的想象，或者是我的想象实在贫乏，我用蘸着蓝色染料的毛笔在白丝绸上写下了一个大字——天……
欧文女士惊奇地看着我，可能因为汉字的象形性质，她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在写一个字，以为我是在画几缕高天流云，待看明白我是写下了一个“天”字的时候，她很欣赏地笑起来，说：“很有特点，你接着画吧。”
我却更为难了。蓝色已被写了“天”字，之后，再画或者说再写什么字呢？
欧文女士问我：“你还需要什么颜色？”
这时，一个想法蹦出脑海。我很坚决地说：“我要赭红色。”
欧文女士拿出一个颜料瓶。我端到齐眉处，对着阳光看看，说：“不是这个颜色，这个太偏向咖啡色了，我要更红一些的。”
我看安妮向欧文翻译这些话的时候，一副不知我的葫芦里卖什么药的神情。我也不解释，看了欧文向我推荐的第二种颜色，依然说：“不是。我要的不是这种颜色。”
后来，干脆是我自己动手，在欧文众多的颜料瓶里挑出一种色彩。
欧文看了，提示我说：“一般人通常是不喜欢棕色和咖啡色的。”
我说：“师傅，谢谢你告诉我，但是，这幅画我想还是要用这种颜色。”
颜色调出来了，我用笔尖蘸了色，在雪白的丝绸上用赭红色写下了“印第安”三个大字，这些字写得像搭建起来的小房子。
原来，就在前一天，我们到了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参观。古老的部落，残败的建筑（那不能叫建筑，只能说是用红土夯建的小屋）衬托在蔚蓝色的天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哀伤之感。
印第安人没有文字，于是他们的历史湮灭在荒原之上，遗留下来的就只有这近似废墟的崖壁。我想用一种东方古老的文字寄托自己苍凉无尽的追念。
欧文女士看着我的画，说：“你画得不错。你把这幅画留给我，我来把最后的工序完成。”
这个上午过得非常充实。临走的时候，我问欧文女士：“你已经完成了多少幅手绘的丝巾？”
欧文女士说：“我没有特别精确的数字。手工创作不会件件都是成品，有一些不满意的，我就把它们销毁了。大致算下来，我绘出了70000条丝巾。”
我“啊”了一声，说：“那么多啊！”
欧文女士说：“是啊，我说的是卖出去的数字。我一想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有70000名妇女系着我手绘的丝巾装点着她们的生活，我就非常兴奋。”
我说：“欧文女士，你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你手绘丝巾的风格吗？”
欧文女士稍微思索了一下，说：“我用的颜料是平静。我把我的平静融化到我的颜料中，然后把它们浸透到遥远的中国制造的丝绸中，我把平静和丝绸结合起来。”
临走的时候，欧文女士附在我的耳边说：“丝巾的四个角，你一定要用鲜艳的颜料填满，因为它们会飘扬在女士的脖子上，非常重要。再有一个小秘密，你一定要记住。在你的手绘丝巾的最后一道工序没有完成之前，你千万不要给任何一个外人看，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也不要给她看。没有完成的丝巾是不美丽的。如果你对自己的丝巾不满意，觉得它没有惊人的美丽，你就把它销毁，不要拿出来。记住，一定要把丝巾熨得平平整整，在它光彩四溢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
哑幸福
初逢一女子，憔悴如故纸。她无穷尽地向我抱怨着生活的不公，刚开始我还有点不以为然，很快就沉入她洪水般的哀伤之中了。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特别的倒霉，女人尤多。灾难好似一群鲨鱼，闻到某人伤口的血腥之后，就成群结队而来，肆意啄食血肉，直到将那人的灵魂嘬成一架白骨。
“从刚开始，我就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有好运气的。”她说。
我惊讶地发现，在一片暗淡的叙述中，唯有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显出生动甚至有一点得意的神色。
“你如何得知的呢？”我问。
“我小时候，一个道士说过——这小姑娘面相不好，一辈子没好运的。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当我找对象的时候，一个很出色的小伙子爱上了我。我想，我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没有的。我就匆匆忙忙地嫁了一个酒鬼，他长得很丑，我以为一个长相丑恶的人应该多一些爱心，该对我好，但霉运从此开始。”
我说：“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会有好运气呢？”
她固执地说：“那个道士说过的……”
我说：“或许，不是厄运在追逐着你，是你在制造着它。当幸福向你伸出银指的时候，你把自己的手掌藏在背后了，你不敢和幸福击掌。但是，厄运向你一眨眼，你就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看来，不是道士预言了你的厄运，而是你的不自信引发了灾难。”
她看着自己的手，摩挲着它，迟疑地说：“我曾经有过幸福的机会吗？”
我无言。有些人残酷地拒绝了幸福，还愤愤地抱怨着，认为祥云从未经过他的天空。
幸福很矜持，遭逢的时候，它不会夸张地和我们提前打招呼。离开的时候，也不会为自己说明和申辩。
幸福是个哑巴。
幸福的镜片
现今有些家庭，简直成了“情绪火葬场”。一位女友说，先生在外面笑眯眯，人都赞他脾气好，可回到家里满脸晦气，令人沮丧。女友恼火地抗议：“你不要金玉其外，轮到自家人时，却像八大山人笔下的鱼鹰，白眼球多，黑眼球少。”先生立即反驳道：“人又不是仪器，不可能总调整在最佳状态。发愁的时候、懊恼的时候、垂头丧气的时候，你让我到哪里撒火？和领导吵吗？不敢抗上。和同事争吗？来日方长，得罪不起。在公共汽车上和不相干的人口角吗？人家招你惹你了？那不是伤及无辜，太不五讲四美了吗？”女友说：“我是你亲人，却经常看你黑脸，你这不是残害忠良吗？”先生说：“家是最隐蔽、最让人放松的场所，一个人若是在家里都不能扒下面具，赤裸裸做人，那才是大悲哀。我阴沉着脸，并非对你有恶意，只是情绪病了。你装聋作哑好了，不必同我一般见识。有什么不中听的话并非针对你，只是宣泄独自的郁闷。如果你爱我，就请原谅我的种种真实……”
女友困惑地说：“人怎么能把家庭当做消化情绪的垃圾场？这样下去，谈何幸福？”
我倒以为幸福的家庭，不妨成为回收情绪垃圾的炼炉，将成员的种种不快以至愤慨、忧愁、苦恼、悲凉都包容下来，然后紧闭炉门，不再泄漏。让那炉中真火慢慢熬炼，直到怨气焚成灰烬，随风飘逝，不见踪影。
这事说起来简便，实施的时候却很易失控。人在家居，心不设防，就像没打过麻疹疫苗的小儿，对情绪缺少抵抗力。一旦心境恶劣，极易传染他人。又因至爱亲朋，血脉相通，结果一人发火，污染全体，大家受难，很多原本是外界的小风波，最后演成家庭的“全武行”。
好的家庭要有丝网般的滤过功能。快乐的、幸福的消息，如高屋建瓴，肥水快流，多拉快跑，让佳音火速进入所有成员的耳鼓。忧郁的、不幸的消息，只要不关急务，便遮掩它，让时间冲刷它的苦涩，让风霜漂白它触目惊心的严酷。
好的家庭是会变形的镜片，能发生奇妙的折射。凸透使视物变大，凹透让东西变小。如果是愉快的源泉，哪怕只是夫妻间的一个手势、孩子捧出的一杯清水、远方朋友的一个问候、陌生人的一个祝福……都应透过放大镜，使它纤毫毕现、华光四射。让一朵杜鹃，蔓延出一片火红的山谷。让一个口哨，轰响成一部辉煌的乐章。从一片面包，憧憬今后日子的和美丰足。携一缕春风，扩展成融融暖意，铺满整个家庭空间。
如果是苦难和灾异，比如亲朋远逝、祸起萧墙、泰山压顶、骤雨狂风……降临的种种天灾人祸，经过家庭镜片的折射，都应竭力缩小它的规模——弱化压力的强度，软化尖锐的硬度，衰减振荡的烈度，压缩波及的范围，控制哀痛的伤害，减少作用的时间……让家人在家的庇护下安定心神，休养生息，疗治创口，积聚新力，重新敛起生活的勇气。
这是否是鸵鸟战术，一厢情愿？我想明晰的镜片和浑黄的沙砾有原则上的区别。无论喜讯还是噩耗，通过家庭镜片的折射，它们未曾消失，依然存在，改变的只是外界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觉。
放大欢乐、缩小痛苦，这就是幸福家庭的奇妙镜片功能。
幸福的七种颜色
幸福应该有多少种颜色呢？
“说不清。”我回答。
大家听了可能有点迷糊，说：“你自己既然不知道，为什么又曾说过幸福有七种颜色呢？”
在文化中，“七”这个数字有一点古怪。
欧洲人自古以来就格外钟情于“七”这个数字。最早的源头该是古希腊人，许多巧合都和“七”有关。希腊人认为自然界是由水、火、风、土四种元素组成的，而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庭。把完整的家庭细分，是由父亲、母亲和孩子三方组成。再做一次加法，把自然和社会组成的世界统计一下，就有七种基本元素。古希腊人酷爱加法，认为世界的基本图形是正方形、三角形以及完美的圆形，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这一主张的坚定拥趸。你劳神把这些图形的角的数量加起来，哈！也是七。由于太多的东西与神秘的数字七有关，他们造七座坛、献七份祭、行七次叩拜之礼，什么都爱凑个七字。“七大主教”、“七大美德”，连罪也要数到“七宗罪”。当然，最著名的是神也喜欢七，于是一个星期是七天，第七天你可以休息。
七在佛教里面也是吉祥之数，有七宝、七层浮屠等。中华文化对七也颇有好感，《说文》里面说：“七，阳之正。”这个七啊，常为泛指，表明多的意思，又神秘又空灵。
托尔斯泰老人家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唯有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当过多年的心理医生，觉得不幸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唯有幸福的家庭却是各有各的不同。
你可能要说，这不是成心和托尔斯泰抬杠嘛！我还没有落到那种无事生非的地步。你想啊，只有香甜的味道，才可反复品尝，才能添加更多的美味在其中，让味蕾快乐起舞。比如椰蓉，比如可可，比如奶油……丰富的层次会让你觉得生活美好万象更新。如果那底味已是巨咸、巨苦、巨涩，任你再搁进多少冰糖多少香料都顷刻消解，那难耐难忍的味道依然所向披靡，让你除了干呕，再无良策。
早年间我当兵在西藏阿里，冬天大雪封山，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我们每日除了工作就是望着雪山冰川发呆。有一天，闲坐的女孩子们突然争论起来，求证一片黄连素的苦可以平衡多少葡萄糖的甜（由此可见，我们已多么百无聊赖）。一派说，大约500毫升5%的葡萄糖就可以中和苦味了。另外一派说，估计不灵。500毫升葡萄糖是可以的，只是浓度要提高，起码提到10%，甚至25%……争执不下，最后决定实地测查。那时候，我们是卫生员，葡萄糖和黄连素乃手到擒来之物，说试就试。方案很简单，把一片黄连素用药钵细细磨碎了，先泡在浓度为5%的葡萄糖水里，大家分别来尝尝，若是不苦了，就算找到答案了。要是还苦，就继续向溶液里添加高浓度的葡萄糖，直到不苦了为止，然后计算比例。临到实验开始，我突然有些许不安。虽然小女兵们利用工作之便，搞到这两种药品都不费吹灰之力，但藏北到内地山路迢迢，关山重重，物品运送到阿里不容易啊，不应这样为了自己的好奇暴殄天物。黄连碎末混入到葡萄糖液里，整整一瓶原本可以输入血管救死扶伤的营养液就报废了。至于黄连素，虽不是特别宝贵的东西，能省也省着点吧。我说：“咱缩减一下量，黄连素只用四分之一片，葡萄糖液也只用四分之一瓶，行不行呢？”
我是班长，大家挺尊重我的意见的，说：“好啊。”有人想起前两天有一瓶葡萄糖，里面漂了个小黑点，不知道是什么杂物，不敢输入病人身体里面，现在用来做苦甜之战的试验品，也算废物利用了。
试验开始。四分之一片没有包裹糖衣的黄连素被碾成粉末（记得操作这一步骤的时候，搅动得四周空气都是苦的），兑到125毫升浓度为5%的葡萄糖水中。那个最先提出以这个浓度就可消解黄连之苦的女孩率先用舌头舔了舔已经变成黄色的液体。她是这一比例的倡导者，大家怕她就算觉得微苦，也要装出不苦的样子，损害试验的公正性，将信将疑地盯着她的脸色。没想到她大口吐着唾沫，连连叫着：“苦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来试，赶紧往里面兑糖……”我们为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感到羞惭，拿起高浓度的糖就往黄水里倒，然后又推举一个人来尝。这回试验者不停地咳嗽，咧着嘴巴吐着舌头说：“太苦了，啥都别说了，兑糖吧……”那一天，循环往复的场景就是女孩子们不断地往小半瓶微黄的液体里兑着葡萄糖，然后伸出舌尖来舔，顷刻抽搐着脸，大叫：“苦啊苦啊……”
直到糖水已经浓到了几乎要拉出黏丝，那液体还是只需一滴就会苦得让人打战。试验到此被迫告停，好奇的女兵们到底也没有求证出多少葡萄糖能够中和黄连的苦味。大家意犹未尽，又试着把整片的黄连泡进剩下的半瓶里去，趁着黄连还没有融化，一口吞下，看看结果若何。这一次很快得到证明，没有融化的黄连之苦，还是可以忍受的。
把这个试验一步步说出来，真是无聊至极。不过，它也让我体会到，即使你一生中一定会邂逅黄连，比如生活强有力地非要赐予你极困窘的境遇，比如你遭逢危及生命的重患必得要用黄连解救，比如……你都可以毫无惧色地吞咽黄连。毕竟，黄连是一味良药啊！只是，千万不要人为地将黄连碾碎，再细细品尝，敝帚自珍地长久回味。太多的人习惯珍藏苦难，甚至以此自傲和自虐，这种对苦难的持久迷恋和品尝，会毒化你的感官，会损伤你对美好生活的精细体察，还会让你歧视没有经受过苦难的人。这些就是苦难的副作用。苦的力量比甜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不要把黄连碾碎，不要让它嵌入我们的生活。
只要你认真寻找，幸福比比皆是。幸福不是一种颜色，也不是七种颜色，甚至也不是一百种颜色……幸福比所有这些相加还要多，幸福是无限的。
坚持糊涂
我的一位远亲住在老干部休养所内，那里林木森森，有一种暮霭沉沉的苍凉之感，隔几年，我会到那里暂住几天。我称她为姑妈。
干休所很寂寞，只有到了周末才有些儿孙辈的来探望，带来轻微的喧闹。平日的白天，绿树掩映的一栋栋小楼，好似荒凉的农舍，悄无声息。每一栋小楼的故事，被门前的小径湮没。也有短暂的热闹时光，那是每天晚上《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之后，就有三三两两的老人从各自温暖的家中走出来，好像一种史前生物浮出海面，沿着干休所的甬路缓缓散步。这时分很少有车辆进出，所以，老人们放心地排着不很规则的横列，差不多壅塞了整个道路，边议论边踱着，无所顾忌地传播着国家大事和邻里小事……大约一小时之后，他们疲倦了，就稀落地散去。
我也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跟在老人们身后受限，超过他们又觉不敬，便把时间后移。姑妈怕我一个人寂寞，便陪我。
这时老人们已基本结束晚练，甬路空旷寂寥。我和姑妈随意地走着，突然，看到前方拐角的昏暗处有一个树墩状的物体移动着，之上有枝杈在不规则地摇动……
我吓了一跳，想跑过去看个究竟，姑妈一把拽住我说：“别去！我们离远些！”
那个“树墩”渐渐挪远，我刚想问个明白，没想到姑妈还是紧闭着嘴，并用眼光注意侧方。我又看到一个苗条的身影，像狸猫一样轻捷地跟随着“树墩”，若隐若现地尾随而去……
那一瞬，我真被搞糊涂了。在这很有与世隔绝之感的干休所，好像有迷雾浮动。
拉开足够的距离，确信我们的谈话不会被任何人听到后，姑妈说：“前面走的那个是苗部长，她偏瘫了，每天晚上发着狠锻炼。她特别要强，不愿旁人看到她一瘸一拐、手臂像弹弦子一样乱抓的模样，所以，总是要等到别人都回家以后，才一个人出来走。大伙儿都不和她打招呼，假装没看见，体谅她。后面跟的那人是她家的小保姆，暗地里照顾她，又不敢让她瞅见……”
我插嘴道：“那保姆看起来岁数可不小了。”
姑妈说：“平日说‘小保姆’说顺嘴了，你眼力不错。苗部长以前是做组织工作的，身子瘫了，脑瓜一点不糊涂。她说保姆长期服侍病人，年龄太小，耐性恐成问题。所以，特地挑了个中年妇女，还一定要不识字的，因为她老伴老高是搞宣传的，家里藏书很多。要是挑来个识文断字的保姆，还不够她一天看故事、读小说的。这个左挑右选来的保姆叫檀嫂，你这是晚上见她，看不清楚脸面。人长得好，也干净利落，身世挺可怜的，男人死了，也没个孩子，对老苗可好了……”
第二年，我再去的时候，一切如旧，但和姑妈散步的时候，却没有看到树墩状的苗部长和狸猫样的檀嫂。我随口问道：“苗部长好了？檀嫂走了？”
即使在微弱的路灯下，我也能看到姑妈脸上浮现着高深莫测的沉思表情。“不知道。”她说，把嘴唇抿得紧紧的，好似面对刑讯的女共产党员。我也不便深问，此事轻轻带过。
再一年散步的时候，却猝不及防地看到了“树墩”。她摇晃得很厉害，手臂的划动也更加颤抖和无规则，艰难地挪着，每一个瞬间都可能整个扑到马路上，但她偏偏不可思议地挺进着。我马上去搜寻她的侧面，果然又看到了那狸猫样的身影，只是没了往日的灵动。待光线稍好，我看清檀嫂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苗部长病得好像更重了。”我说。
“是。”姑妈说。
“檀嫂结婚了？”我说。
“没。”姑妈说。
“那孩子是谁的？”我问。
“苗部长生的。”姑妈说。
我差点摔个大马趴，虽然脚下的路很平。我说：“姑妈，你不是开玩笑吧？且不说苗部长有重病，单说她多大年纪了？早就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会有孩子？”
姑妈说：“苗部长退休好几年了，你说她有多大年纪？孩子嘛，老蚌含珠，古书上也是有记载的。去年，苗部长和檀嫂很长时间不出门，后来，家就传出了月娃子的哭声……”
我说：“是不是……”
姑妈堵住我的嘴说：“天下就你聪明吗？苗部长说那娃娃是自己生的，谁又能说不是？我们这儿的人，什么都不说。”
我也什么都不说，等待着那一对奇异的散步搭档再次路过我们身旁。这一回，我站在半截冬青墙后，仔细地观察着。苗部长的面容是平静和坚忍的，她的身体仿佛在说着一句话——我要重新举步如飞！檀嫂是顺从和周到的，从她抱着孩子的姿势中，也透出浅浅的幸福之意。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过了两年，再去姑妈那里，散步的时候，又不见了“树墩”和“狸猫”。我问姑妈：“苗部长呢？”
“去世了。”姑妈淡淡地说。
我猛地想起“三言二拍”中常说的一句话：奸出人命赌出贼，紧张地问：“请法医鉴定了吗？”
姑妈好生奇怪地反问我：“请法医干吗？苗部长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檀嫂服侍得非常周到。去世的时候，她拉着老高的手，说自己非常满意了，并祝老高幸福。还拉着檀嫂的手说‘谢谢’，最后她是亲吻着那个小小的孩子离世的。”
我说：“后来檀嫂就和老高结婚了，现在很幸福。对吗？”
姑妈说：“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这件事再清楚不过了，只要有70分的智商就能理出脉络。你们这里的人都不明白吗？”
姑妈微笑着说：“我们这里的人戎马一生，几乎每个人都杀过人，可是我们都不想弄明白这件事。这件事里没有人不乐意，对不对？老高要是不乐意，就没有那个孩子。苗部长要是不乐意，就不会承认那个孩子是自己生的。檀嫂要是不乐意，就不会那么精心地服侍苗部长那么长的时间……坚持把一件事弄明白不容易，始终把一件事不弄明白，坚持糊涂也不容易。你说是不是？”
我深深地点点头。
再祝你平安
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很陌生的女声，轻柔中隐含压抑，说：“毕老师，我想跟您谈谈。”
我说：“啊，你好。此时我正在工作，以后再谈，好吗？”
那女人说：“我可能没有以后了，或者说以后的我就和现在的我不一样了。我是您的读者。一次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签名售书，我买过您的书。那天孩子正生病，因为喜欢您，我是抱着生病的儿子去的。当时我还请您在书上留一句话，您想了想，下笔写的是‘祝你和孩子平安’。一般不会这样给人留字，是不是？而且您并不是写‘祝全家平安’。您没提到我的丈夫，您只说我和孩子。您那时一定就已看穿了我的命运，我那时是平安的。不，按时间推算，那时我就已经不平安了，但我不知道，我以为自己是平安的。现在，我不平安了，很不平安。我怎么办？我不能和任何人说我的事，心乱如麻。我狂躁地想放纵一下自己，那样也许会使我解脱。起码世上可以有人和我一样受罪受苦，我没准会好一些……”
我一边听着她的话，一边竭力回忆着，售书……生病的孩子……可惜什么也记不清。我是经常祝人平安的，觉得这是一种看似浅淡其实很值得珍惜的状态。沉默中，我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放下话筒，在电话的那一边，有一颗哭泣而战栗的心灵。
我假装茅塞顿开，说：“哦，是！我想起来了。你别急，慢慢说，好吗？现在我已经把电脑关了，什么都不写了，专门听你说话。”
女人停顿了片刻，很坚决很平静地说：“毕老师，我得了梅毒。”
那一瞬，我顿生厌恶，差点儿将话筒扔了。以我当过多年医生的阅历原不该如此震动，但我以为，一位有着如此清宁嗓音并且热爱读书的女人，是不该得这种病的。
也许正因为长久行医的训练，我在片刻憎恶后重燃了普度众生的慈悲心。你可以拒绝一个素昧平生的读者，但你不能拒绝一个殷殷求助的病人。
我说：“得了梅毒，要抓紧治。别去街上乱贴广告的江湖郎中那儿瞎看，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就诊。不要讳疾忌医，有什么症状就对医生如实说啊。”
女人说：“毕老师，您没有看不起我，我很感动。这不是我的错，是我丈夫把脏病传染给我的。我们是大学同学，整整四年啊，我们沉浸在相知的快乐中。我总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但我在这样年轻的时候，一下子就碰上了，这是老天对我的恩惠，像中了一个十万分之一的大奖。毕业之后，我留在北京，他分到外地。好在他工作的机动性很强，几乎每个月都能找到机会回京。后来我们有了孩子，相亲相爱。也许因为聚少离多，从来不吵架，比人家厮守在一起的夫妻还亲近甜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突然不回家了。你说他不恋家吧，几乎每天给家里打个长途电话，花的电话费就海了去了，没完没了地跟我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可就是人不回来，连春节也是在外面过的。前些日子，他总算归家了，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问他，什么也不说。哪怕这样，我一点疑心也不曾起过，我相信他比相信自己还坚决，就算整个世界都黑了，我们也是两个互相温暖的亮点。后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得了奇怪的病，告诉他后，他的脸变得惨白，说：‘我怕牵连了你，一直不敢回家。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治好了，才回来。终是没躲过，害了你。’”
“我摇着他的身子大喊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老老实实说清楚！’”
“他说：‘一次，真的只有一次。我陪着上面来的领导到歌厅，他叫了‘小姐’，问我要不要？我刚开始说不要，那领导的脸色就不好看，意思是我若不要小姐，他就不能尽兴。我怕得罪领导，就要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三个星期后，我发现自己烂了，赶紧治。那一段时期，我的神经快要崩溃了，天天给家打电话，但没法解脱。现在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我对不起你，听凭你处置。无论你采取怎样严厉的制裁，我都接受。’”
“这是三天前的事。说完，他就走了。我查了书，《本草纲目》上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他正是在广州染上的。三天了，我没合一下眼，没吃一口饭，只喝一点儿水，因为我还得照料孩子……我甚至也没想看病的事，因为我要是准备死，病也就不重要了……”
听到这里，我猛地打断她的话，说：“你先听我说几句，好吗？我行过二十多年医，早年当过医院的化验员，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过活的梅毒螺旋体。那是一些细小的螺丝样的苍白生物，在新鲜的墨汁里（唯有对梅毒菌，采取这种古怪的检验方式）会像香槟酒的开瓶器一样呈钻头样垂直扭动。它们简陋而邪恶，同时也是软弱和不堪一击的，在40℃的温度下，转眼就会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