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多么仇视它，我还是乖乖地将它重新系牢。冷空气把我的指关节变得同蜡烛一样硬，那个漫长的过程，比我一生用过的全部鞋带儿加起来还要长。
从此，我再不敢忽视系鞋带儿这一类的小事。你疏忽了它，它绝不会疏忽了你。你若不信，它就在你最扬扬得意的时候轻轻抖出一个花样，让你静静地躺在大地上清醒。
鞋带儿会断。断了的鞋带儿可以接起来，但接起来的鞋带儿就大不如从前了。首先是它不好使，接头会在每一个穿孔的部位疙瘩着不肯前进。再者是它不结实，会在你最需要登攀的时候突然断裂，让你觉着自己的脚似乎在那一刹突然脱落。
所以鞋带儿断了，我从不将就。别的都可补，鞋带儿不可补，赶快换新的。要赶路，结实最重要。
细细想，“鞋带儿”这个词挺妙。它是鞋子的带子，有了它，你就可以时刻把鞋带在身边。
有的时候，我们跑得不快，只是因为我们没把鞋带儿系好。或许，那原本就是一双没带儿的鞋。
淑女书女
假若刨去经济的因素，比如想读书但无钱读书的女子，天下的女人，可分成读书和不读书两大流派。
我说的读书，并不单单指曾经上过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读过的一本本的教材。严格地讲起来，教材不是书。好像司机的学驾驶和行车、厨师的红白案和刀功一样，是谋生的预备阶段，含有被迫操练的意味。
我说的读书，基本上也不包括报纸和杂志，虽然它们都印有字，按照国人“敬惜字纸”的传统，混进了书的大范畴。那些印刷品上，多是一些速朽的信息，有着时尚和流行的诀窍。居家过日子的实用性是有的，但和书的真谛还是有些差异。
好书是沉淀岁月冲刷的沙金，很重，不耀眼，却有保存的价值。它是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那些智慧的大脑，在永远逝去之前自摄下的思维照片。最精华的念头，被文字浓缩了。好像一锅灼热久远的煲汤，濡养着后人的神经。
书对于女人的效力，不像睡眠。睡眠好的女人，容光焕发。失眠的女人，眼圈乌青。读书的女人和不读书的女人，在一天之内是看不出来的。
书对于女人的效力，也不像美容食品。滋润得好的女人，驻颜有术。失养的女人，憔悴不堪。读书的女人和不读书的女人，在三个月之内，也是看不出来的。
日子是一天天地走，书要一页页地读。清风朗月水滴石穿，一年几年一辈子地读下去。书就像微波，从内向外震荡着我们的心，徐徐地加热，精神分子的结构就改变了，成熟了，书的效力才能凸显出来。
读书的女人，更善于倾听，因为书训练了她们的耳朵，教会了她们谦逊。知道世上多聪慧明达的贤人，吸收就是成长。
读书的女人，更乐于思考。因为书开阔了她们的眼界，拓展了原本纤细的胸怀。明白世态如币，有正面也有反面，一厢情愿只是幻想。
读书的女人，更勇于决断。因为书铺排了历史的进程，荟萃了英雄的业绩，懂得有得必有失，不再优柔寡断、贻误战机。
读书的女人，更充满自信。因为书让她们明辨自己的长短，既不自大，也不自卑。既然伟人们也曾失意彷徨，我们尽可以跌倒了再爬起来，抖落尘灰向前。
读书的女人，较少持续地沉沦悲苦，因为晓得天外有天、乾坤很大。读书的女人，较少无望地孤独惆怅，因为书是她们招之即来、永远不倦的朋友。读书的女人，较少怨天尤人、孤芳自赏，因为书让你牢记个体只是恒河沙粒沧海一粟。读书的女人，较少刻毒与卑劣，因为书中的光明，日积月累浸染着节操，鞭挞着皮袍下的“小”……
淑字，温和善良美好之意。好书对于女人，是家乡的一方绿色水土。离了它，你自然也能活。但与书隔绝的日子，心无家园。半生过下来，女人就变得言语空虚、眼神恍惚、心胸狭窄、见识短浅了。
淑女必书女。
从6岁开始
和北京一所中学的女生座谈。席间，一个女孩子很神秘地问：“您是作家，能告诉我们强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
她说完这话，眼巴巴地看着我。她的同学，另外五六位花季少女，同样眼巴巴地看着我，说：“我们没来之前，在教室里就悄悄商量好了，我们想问问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微笑着反问她们：“你们为什么想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女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随着我们的年纪渐渐长大，家长啊老师啊，都不停地说：‘你们要小心啊，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在电影里、小说里，也常常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女孩子被人强暴了，然后她就不想活下去了，非常痛苦。总之，强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把这件事同我们说清楚。我们很想知道，又不好意思问。今天，我们一起来，就是想问问您这件事。请您不要把我们当成坏女孩。”
我说：“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我绝不会把你们当成坏女孩。正相反，我觉得你们是好女孩，不但是好女孩，还是聪明的女孩。因为这样一个和你们休戚相关的问题，你们不明白，就要把它问清楚，这就是科学的态度。如果不问，稀里糊涂的，尽管有很多人告诫你们要注意，可是你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从何谈起注意的事项呢？好吧，在我谈出自己对强暴这个词的解释之前，我想知道你们对它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女孩子们互相看了看，彼此用眼神鼓励着，说起来。
一个说，它肯定是在夜里发生的事。
第二个说，发生的时候周围会很黑。
第三个说，很可能是在胡同的拐角处发生。
第四个说，有一个男人，很凶的样子，可脸是看不清的。
第五个说，他会用暴力，把我打晕……
说到这里，大家安静下来，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隐隐的恐怖笼罩了她们。我说：“还有什么呢？”
女孩子们齐声说：“都晕过去了，还有什么呢？没有了。所有的小说和电影到了这里，就没有了。”
我说：“好吧，就算你晕过去了，可是只要你没有死掉，你就会活过来。那时，又会怎样？”
女孩子们说：“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里了，有洁白的床单，有医生和护士，还有滴滴答答的吊瓶。”
我说：“就这些了？”
女孩子们说：“就这些了。这就是我们对于强暴一词的所有理解。”
我说：“我还想再问一下，对那个看不清面目的男人，你们还有什么想法？”
女孩子们说：“他是一个民工的模样。穿得破破烂烂的，很脏，年纪三十多岁。”
我说：“孩子们，你们对这个词的理解，还远不够全面。发生强暴的地点，不仅仅是在胡同的拐弯处，有可能在任何地方。比如公园，比如郊外。甚至可以在学校甚至你邻居的家，最可怕的，是可能在你自己的家里。强暴者，不单可能是一个青年或中年的陌生人，比如民工，也有可能是你的熟人、亲戚甚至师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可能是你的亲人。强暴的本身含义，是有人违反你的意志，用暴力强迫你同他发生性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事件。强暴发生之时和之后，你并非一定晕过去，你可能很清醒，你要尽最大可能把他对你的伤害减少，保全生命，你还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记住罪犯的特征……”
女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可把我紧张得够呛。因为题目猝不及防，我对自己的回答毫无把握。我不知道自己解释得对不对、分寸感好不好，心中忐忑不安。
后来，我同该中学的校长说，我很希望校方能请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同女孩子们好好谈一谈，不是讲课，那样太呆板了。要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教给女孩子们必要的知识。使她们既不人人自危、草木皆兵，也不是稀里糊涂、一片懵懂。
我记得校长很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意见，然后，不动声色地看了我半天。闹得我有点儿发毛，怀疑自己是不是说得很愚蠢或有越俎代庖的嫌疑。
停顿了一会儿之后，校长一字一句地说：“您以为我们不想找到这样的老师吗？我们想，太想了。可是，我们找不到。因为这个题目很难讲，特别是讲得分寸适当，更是难上加难。如果毕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为我们的孩子们讲这样的一课，我这个当校长的就太高兴、太感谢了。”
我慌得两只手一起摇晃着说：“不行不行。我讲不了！”
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在美国纽约访问。走进华尔街一座豪华的建筑，机构名称叫“做女孩”。身穿美丽的粉红色中国丝绸的珍斯坦夫人接待了我们。她颈上围着一条同样美丽的扎染头巾。她说：“我们这个机构是专门为女孩子的教育而设立的。因为据我们的研究报告证实，在女孩子中间，自卑的比例是百分之百。”
我说：“百分之百？这个数字真令人震惊。都自卑？连一个例外都没有吗？”
珍斯坦夫人说：“是的，是这样的。这不是她们的过错，是社会文化和舆论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向女孩子们进行教育，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在简单的介绍之后，她很快步入正题，晃着金色的头发说，对女孩子的性教育，要从6岁开始。
我吃了一惊：“6岁？是不是太小啦？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年纪，只会玩橡皮泥，如何张口同她们谈神秘的性？”
还没等我把心中的疑问吐出口，珍斯坦夫人说：“6岁是一个界限。在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知性为何物，除了好奇，并不觉得羞涩。她们是纯洁和宁静的，可以坦然地接受有关性的启蒙。错过了，如同橡树错过了春天，要花很大的气力弥补，或许终生也补不起来。”
我点头，频频地，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究竟怎样同一双双瞳仁如蝌蚪般清澈的目光，用她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谈性？我不知道。我说：“东方人讲究含蓄，使我们在这个话题上会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难。不知道你们在实施女性早期性教育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抑或奇思妙想？”
珍斯坦夫人说：“我们除了课本之外，还有一个神奇的布娃娃。女孩子看到这个娃娃之后，就明白了自己的身体。”
我说：“可否让我认识一下这个神通广大的娃娃？”
珍斯坦夫人笑了，说：“我不能将这个娃娃送给你，她的售价是80美元。”
我飞快地心算，觉得自己虽不饱满的钱包还能挤出把这个负有使命的娃娃领回家的路费。我说：“能否卖给我一个娃娃？我的国家需要她。”
珍斯坦夫人说：“我看出了你的诚意，我很想把娃娃卖给你。可是，我不能。因为这是我们的知识产权。你不可以仅仅用金钱就得到这个娃娃，你需要出资参加我们的培训，得到相关的证书和执照，才有资格带走这个娃娃。”
她说得很坚决，遍体的丝绸都随着语调的起伏簌簌作响。
我明白她说的意思，可是我还不死心。我说：“我既然不能买也不能看到这个娃娃，那我可不可以得到她的一张照片？”
珍斯坦夫人迟疑了一下，说：“好的。我可以给你一张复印件。”
那是一张模糊的图片。有很多女孩子围在一起，戴着口罩（我无端地认定那口罩是蓝色的，可能是在黑白的图片上，它的色泽是一种浅淡的中庸）。她们的眼睛探究地睁得很大，如同嗷嗷待哺的小猫头鹰。头部全都俯向一张手术台样的桌子，桌子上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布娃娃——她和真人一般大，躺着，神色温和而坦然。她穿着很时尚华美的衣服，发型也是流行和精致的。总之，她是一个和围观她的女孩一般年纪、一般打扮，能够使她们产生高度认同感的布娃娃。老实说，称她“布娃娃”也不是很贴切。从她颇有光泽的脸庞和裸露的臂膀上，可断定构成她肌肤的材料为高质量的塑胶。
围观女孩的视线，聚焦在娃娃的腹部。娃娃的腹部是打开的，如同一家琳琅满目的商店，里面储藏着肝脏、肺管、心房，还有惟妙惟肖的子宫和卵巢。自然，还有逼真的下体。
往事，也许是我在纽约的华尔街，一直想买下模具娃娃的强烈动力之一了。
非常感谢珍斯坦夫人，我得到了一张娃娃被人围观的照片的复印件，离开了华尔街，后来又回国。我虽然没有高质量的仿真塑胶，但我很想为我们的女孩制造出一个娃娃。期待着有一天，能用这具娃娃，同我们的女孩轻松而认真地探讨性。思前想后，我同一位做裁缝的朋友商量，希望她答应为我定做一个娃娃。
听了我详细的解说并看了图片之后，她嘲笑说：“用布做一个真人大小的娃娃？亏你想得出！”
我说：“不是简单的真人大小，而是和听众的年纪一般大。如果是6岁的孩子听我讲课，你就做成6岁大。如果是16岁，就要做成16岁那样大，比如身高一米六〇……”
朋友说：“天哪，那得费我多少布料！你若是哪天给体校女排女篮的孩子们讲课，我就得做一个一米八的大布娃娃了！”
我说：“我会付你成本和工钱的。你总不会要到827块钱一个吧（根据当天的100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计算）？”
朋友说：“材料用什么好呢？我是用青色的泡泡纱做两扇肺，还是用粉红的灯芯绒做一颗心？”
我推着她的肩膀说：“那就是你的事了。为了中国的女孩们，请回去好好想，尽快动手做吧。”
女孩，请与我同行
那天，说好晚上九点到广播电台，直播一个呼唤真情的节目。都怪我临走时又刷了刷碗，出门比预定时间晚了五分钟。大城市里似乎活动着一条诡谲的规律，假如你晚了半步，就像跌入了黑暗的潜流，步步晚下去，所有的事物都开始和你作对。
我家门口是交通要道，平日打的，易如反掌。但此刻仿佛全北京的人都拥挤在出租汽车上，奔驰而来的汽车没有一辆亮出“空驶”的红灯。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转瞬即逝，我急得头上热气腾腾。
顾不得往日的矜持，我跳到马路中央拦车。可惜每一辆迎面驶来的出租汽车的窗玻璃上都黑压压地涂满了人，任凭我将手臂摇得像风雨中的旗杆，车群还是拐着弯呼啸而过。
我想，也许我站的地方不理想，就向路口逼近，最后简直戳到红绿灯底下了。
现在，是最后的时限了。假如我再搭不上车，直播室里将留下一幅焦灼的空白。我无法设想那边即将到来的慌乱情景，只是疯狂地向每一辆的士招手。
突然，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从天而降，稳稳地停在了我的身旁。司机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他露着一口白牙微笑着问我：“您到哪里去？”
我伸手拉开车门，上了车报出地名。猛然一个尖锐的女声撕破了我们的耳鼓：“你怎么问她不问我？是我先看到你的，是我先挥手的。这是我拦的车，该我上的……”
我们都愣了，看着这从一旁杀出的女孩。她穿着一身银粉色的连衣裙，夜风吹起裙裾，像套着一柄漂亮而精巧的阳伞。
略一思索，就明白了眼前的事态。女孩刚来到人行道上挥手拦车，车就停了。她以为这是她的功劳。
来不及同她做太多的解释，甚至不想分辨究竟是谁先举起的手（其实很简单，只要问一问司机就真相大白）。我只是想，既然我们在同一方向拦车，大目标就是一致的。于是问她：“小姐，您到哪里？”
她不屑于理我，对着司机报出了她的目的地。司机轻松地说：“我正不知道怎么回答您呢，这下好了，你俩顺路，您先到，那位女士后到。谁也不耽误……”
我敞着车门对她说：“小姐，谁拦的车已经无所谓了，要紧的是我们赶快上路。对不起，我的确有急事，来不及再拦别的车了。既然我的路远，车费就由我来付。小姐，快上车吧，请与我同行。”
美丽的小姐掏出高雅的钱夹，也是娇艳的粉红色，对司机说：“钱，我有的是。我从没习惯同别人坐一辆出租车。你请她下去，我多付你钱。”
我突然感到异乎寻常的寒冷，在这春意荡漾的夜晚。
那一瞬，我漠然向隅缄口无言。要是司机撵我下车，我只有乖乖地下去。就是过后义愤填膺地举报车号，司机也完全可以不认账，说他是先看到粉红色小姐后看到的我，这便是死无对证的事。况且按照我待人处世息事宁人的习惯，也绝不会打上门去告谁。
在那个时刻，甚至连广播电台的直播都茫然地离我远去。在人与人之间如此隔膜的今日，温情的呼吁是多么苍白微弱。
我抱着肘，怕冷似的等待着，等待一个陌生人的裁决。
司机对小姐说：“我当然愿意多挣点儿钱啦。您忙吗？”
小姐嫣然一笑说：“我不忙。就是晚饭后遛遛弯儿。”她很自信地看着司机，对自己的魅力毫不怀疑。
我已经做好了下车的准备，听见司机对小姐说：“既然您不忙，那我就先送这位女士了。您再打别的车好吗？”
说着，他发动了引擎，夏利像一颗红色的保龄球，沿着笔直的长安街驶去。
女孩粉红色的身影，像一瓣飘落的樱花，渐渐淡薄。
我很想同司机说点儿什么，可是说什么呢？感谢的话吗？颂扬的话吗？在这车水马龙的都市里，似乎都被霓虹灯的闪烁淹没了。
“像这样的事多吗？”我终于说了。
“什么事？”他转动着方向盘，目视前方。
“就是同一方向行驶的乘客，却不愿搭乘。”
“多。挺多。其实同方向搭乘，既省了钱，又省了油，还省了时间，不消说还减轻了城市的交通污染。可是，有许多人就是不愿搭乘。不过一般人不愿合着坐，不坐就是了。像今天这位小姐，公然用钱来逞强的人，也不多。”司机一边说着，一边灵巧地避让着车流。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问他也是问自己：“人哪，为什么要这样喜好孤独？”
正巧前面是一盏红灯，司机拨弄着一个用作装饰的金“福”字，平静地说：“因为他们有时间，因为他们有钱。”
绿灯像猫头鹰的眼一般亮了。他一踩油门，车又箭矢般前进。一路上，我们再无交谈。
到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离预定的直播时间还有五分钟。
我急急地把一张整币递给他，甩上车门就往楼里跑，那一道道进直播间的手续颇为费时。
司机在后面喊：“还没找您钱呢！”
我头也不回地说：“不用找了。别在意，那不是奖你的，是我没时间了。如果你不忙，待会儿请打开收音机，会听到我在节目里说起你……”
我不知道司机是不是听到了我的话，更不知道那朵粉红色的樱花，在坐着另一辆出租汽车兜风的时候，听到了我的呼唤没有。
我在说——女孩，请与我同行。
写福字的女孩
香节前的北方集市，热闹得像蜂巢。熙熙攘攘，喧喧嚣嚣，过年的气氛像扑面而来的海浪，把赶集的你浇个透湿。
走到干果市，一堆堆的南瓜子、西瓜子、葵花子，散发着撩人的香气。摊主揪着你的衣袖，非要你尝一把才走。你不买他的瓜子，他不生气。你若是不肯尝尝他的货色，他就很委屈地嘟囔着说：“咋啦？嫌我的瓜子不新鲜吗？新出锅的，吃一颗香你一个跟头！”
你进了炮仗市，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库的味道。红的二踢脚，绿的震天雷，一串串红辣椒似的挂鞭，看着就让你耳边鼓起枪战般的激烈音响。那金箍棒一样粗的“小钢炮”，长长的炮捻儿温顺地垂在一侧，好像一个穿红袄的嘎小子笑嘻嘻地看着你，你不由自主地绕着它走。走得远了，你又忍不住回过头去再看它两眼……
菜市有些萧条。绿色的菜叶被冷风飕得泛出褐黄，或翠得可疑，反射出晶莹的闪光——那是被冻透了。你叹了口气往前来，菜老板说：“真有心买吗？筐里有好的呀，摆在外面的是样品，原装的水灵着呢！”说着从捂着棉絮的箱里掏出一个西红柿，电光石火地朝你一闪，又掖了回去。
那半个西红柿的笑脸，灿烂无比。
你买了菜，又慢慢地向前走。来到了一处较为宽敞的场地。空地上摆了几张桌子，红纸铺台，几位先生挥毫泼墨，正在写对联。四周聚着拿钱求字的人们，人头攒动，却很安静。
这该叫个什么“市”呢？书法市吗？你好奇地站住了。
你发现了她，一个小小的女孩，提着几乎和她胳膊一般长的毛笔，也在为人写字。你不禁为她发愁，这么小的人，就算字写得好，能编出主顾满意的吉祥话吗？
看了一会儿。你笑了。担心真是多余的，她只写一个字——一个大大的酣畅淋漓的“福”字。
按说她的字写得并不是很好，但求她写字的人很多。她有一绝，笔下的“福”字竟是倒着写的。
“福”倒了——“福”到了！这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愿望啊！
她面前有一沓裁好的红纸斗方。两个小瓶，一个装着金粉，一个装着银粉。还有一个巨型砚台，半截墨块。真是个孩子啊，桌上还散乱地扔着几片侧柏叶，一片晶晶烁烁的天然云母。
有主顾来了，她就很老到地问：“您是要金福还是银福还是墨福？”
主顾问了价码，做了选择，她就按要求施工。要金银福字的，她就把金银粉用调料稀释了，然后笔走龙蛇，一个倒“福”字一笔呵成，博得一片喝彩。
有的主顾掂量了半天说：“我还是要个墨福吧，便宜。”
小姑娘就不再说话，用嘴哈哈砚台里稀薄的冰晶，开始磨墨，还不时地把柏叶和云母丢进去，弄得砚池里泥泞不堪。
墨福写好了，等到收钱的时候，主顾说：“少要点儿吧。你的墨是自己磨的，你看那边，用的是‘一得阁’的香墨汁。”
小姑娘揉着红彤彤的手指说：“我的墨汁里加了树叶，您闻闻是不是有松树味？还加了云母，在太阳底下，福字里能透出金星呢！”
主顾就把红斗方对着太阳看，周围的人也凑上去。墨字在太阳下显出苍翠的金属色泽，主顾就按数放下钱。
一位老奶奶走过来说：“闺女，给我写个……小点儿的……”
女孩指着纸说：“奶奶，纸都是在家就裁好了的，没小的啊。”
老人扁着嘴说：“我就不信你那纸就没个边边角角碎料？做衣服的还有个布头贱卖呢！闺女，再找找吧……”
围着的人说话了：“过年贴福字，有钱就贴，没钱就拉倒。这个福字可没有打折的啊！”
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老奶奶悄悄地离去。她低着白发苍苍的头说：“我只要一个小小的福……”
女孩默不作声，挥毫饱蘸金粉，龙飞凤舞写下一个金色的倒“福”字，追上老奶奶，说：“我送您一个大大的‘福’……”
你站在北方晴朗而寒冷的天穹下，看着老人双手捧着金色的福字，消失在茫茫的人群中。
又有清新的松柏气味飘荡在你身后，写“福”字的女孩正在撕云母，传来极轻微的破碎声。
乡下的妹妹
记得那是“浩劫”刚起的日子，乡下的一位远亲给我家来信，说他的妻子产后得了重病，无钱医治，希望我父母能给予接济。信的末尾写了一句，说那新生的女儿长得很像我。以后，他们不时地写信来要钱，有时是缺粮，有时是缺衣。对于这些要求，父母多半满足，但也有不给的时候，说穷亲戚是无底洞，填不满的坑。
后来我当了兵，第一次领到可供我自由支配的津贴费，不由得想起在遥远的乡下那个很像我的小女孩，就给她家寄了五元钱，要她父母给照张相，看看她究竟是什么样子。
当我几乎将这事忘记了的时候，才收到一张一寸大小、模糊不清的照片。上面的小姑娘面黄肌瘦，根本就不像我。她父母说，钱被挪去买粮度荒，这是攒了几个鸡蛋卖些钱，才照下的相片。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未曾谋过面又绝不像我的乡下妹妹，便从记忆的磁带上抹掉了。
前几天，我家来了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孩。时兴的黑色健美裤，茜红的羽绒衣，乳白色的马海毛线帽和垂到腰际的长围巾，正是冬季北京最俏的女孩子的装束。
“你找谁呀？”我问。我的朋友里还真没这么新潮的。
“就找你呀！姐姐！”她亲热地拉住我的手。
我们对面坐下，细细地拉起家常。她拿出那张小相片感谢我，说村里像她这么大的姑娘小伙子，在那个年代，没有一个人曾留下相片的。
“哎呀，怎么忘了，我是第一次出远门，怕想家，还带着相片。”她拿出一摞彩色相片。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故乡那块富饶又曾一度贫瘠的土地，看到了我未曾亲近过的乡下亲戚，看到了他们新盖的房屋、新打制的家具，看到了丰收的庄稼……
相片的摄影技术并不高明，用的却是正宗的柯达相纸。亲戚们穿着崭新的衣服，笑容也很拘谨，但看得出是发自内心。
乡下的妹妹最后告诉我，她进了一家乡镇企业，这次是到北京衬衫总厂学习高级衬衫的制作，回去以后还要带徒弟呢！
“等我学会了，亲手做一件丝绸衬衣送给你。我们厂的产品是出口的。”她快活地笑着，露出乡下姑娘特有的纯朴与真诚。
“这是你妹妹吧？你们姐俩长得可真像。”看过相片的人都这样说。
论文、小网和乡村记忆
灯下，写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论青年女作家的构成及创作走向。繁复的资料像麦秸垛湮没着我的思绪，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目，主要是为了蒙混过关。
我从众多的资料当中挑选出翔实可靠的，把每一位女作家的出生年月、籍贯、双亲文化水准、个人经历、学历、婚姻恋爱史、发表处女作的时间、创作的题材领域和基本风格等，综合了一张庞大的表格，把大家分门别类地统计在上面，像国民生产总值的计划图表。
我在杂芜的材料中艰难地挺进。那个答案——或者说是论文的观点，像礁石似的渐渐露出海面。
我突然看见一个女孩，瘦瘦高高地立在我的稿纸上。因为肤色黑，她的牙齿显得格外白，微笑着注视着我。
她，是我姥姥那个村的。
我的父母都是农村人。早年间，他们出来当兵，在遥远的新疆生下我。我半岁的时候，父母东调入京，我也就跟着成了一个城里人。
我五岁那年，妈妈领着我回老家看姥姥。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农村。农村的小姑娘围上来，问我城里的事。我做了生平最初的演讲。
“你们的房子可真矮！我家在城里住楼房。”我说。
“什么叫楼房？”为首的小姑娘问。她黑黑高高瘦瘦，九、十岁的样子，叫小网。
我傻了。我不知道怎样准确地描述楼房。吭哧了半天之后，我说：“楼房就是在房子上面再盖一间房子。”
大伙儿一通哄笑。小网闪着白亮的牙齿对我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房子上面不能再盖房子。”
看着她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主要是我看出她是孩子们的头，我要是不同意她的观点，就甭想和大伙儿一块儿玩了。
她们接纳了我。
结论一：女作家个体多出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中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大艺术家的直系后裔，约占四分之一。呈现出明显的人才链现象。
“咱们今儿上坡去。”小网说。
我们老家处在丘陵地带，把小山叫作坡。
我在坡上第一次看到花生秧，觉得叶子精致得像花。小网说，你给咱看着点儿人，咱扒花生吃。
在这之前，我所见到的花生都是躺在柜台里的粉红胖子，不知道它们埋在地里的时候是一副什么模样。我对这个建议充满好奇和恐惧。我说：“要是人来了，让人抓住了可怎么办？”小网说：“你就大声喊我们。”她又对大家说：“花生带多带少不是最要紧的，主要是不能叫人抓着。要是万一有人来了，大伙儿就朝四散里跑。要是往一个方向跑，还不让人一抓一个准！”她又格外叮咛：“有人追的时候，就在树棵子里绕圈，他就抓不住咱啦！”
我当时愣愣地看着这个黑黑瘦瘦的女孩，心中充满崇拜。即使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看见她站在蓝绿色的花生秧里，指挥若定地说着这些令人可怕的话。海风把她稀疏的黄发刮得雾似的飘起，有几根发丝沾在嘴角。她用火焰似的小舌头拨起，继续说话。
开始干活了。小伙伴们拎着花生秧，利索地豁开地皮，像提网兜一样把潜伏在底下的花生果一网打尽。我吃惊地发现，花生并不像商店里卖的那样规格统一，而是个头悬殊。运筹帏幄的小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该把瞭望哨的重任交给我。
过了一会儿，我一抬头，哎哟我的妈呀！一个彪形大汉在距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张着磨扇一般的手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就这么大天白日地偷！”
“快……快跑呀……”我发出最后的警告并身体力行。
大家按照事先的周密计划，四处逃窜。
我不知道，那个大汉为什么在众多的偷盗者里单单追击我。也许是因为我率先逃跑，移动的物体更易引发注意。
他很胖。我往山上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了上山，可能是那么急切地往山下跑，非一个跟头栽下去不可。我个儿小灵活，正确的战术居然使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拉开。这时，面前出现了一片小树林，我记起了小网的话……
结论二：女作家群体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约占百分之七十。作家的学者化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我开始绕着树跑，决定把这个胖子甩到看不到的远方。我绕了一棵树又一棵树，力求每一个圈都完美无缺。当我气喘吁吁地绕了最圆的一个圈以后，我看见彪形大汉像泰山似的立在我面前。
“你是谁家的？”他问。
“我是我姥姥家的。”我很悲壮地说。既然被抓住了，就敢做敢当。
“你姥姥……哦，你是跟你妈回娘家。说说吧，你妈叫什么名字？”
我只好告诉了他。他兀自嘟囔了两遍，嘴巴还动了一动，好像把这个名字咽到肚里去了。
“好了。你走吧。”他说，自己先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荒漠的坡上，第一次感觉世界如此恐怖凄凉。我知道自己把妈妈出卖了，不知道什么厄运在等着我可爱的妈妈。
小伙伴们像幽灵一样从一棵棵树影背后闪现出来。她们静静地望着我，把狂奔之后残余的花生果捧给我。
“不吃不吃！”我烦躁地把花生打落在地，“你们刚才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救我？”我质问。
小网走过来。我说：“都怪你，怪你！你让我围着树绕，我绕了，结果被抓住了。”
她叹了口气说：“那也得看该绕不该绕啊！”
我说：“你赔我妈妈。”
她沉吟了一会儿，说：“其实你妈妈没事的。他把家里大人名字记了去，是打算秋后罚款。你们过些日子就回北京去了，他到哪里去罚你妈？”
我说：“要是我家还没走，他就来罚钱，可咋办？”
小网极有把握地说：“不会的。平日里大伙儿都没有钱，他可罚得到什么？”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小网把兜里的花生掏给我，说：“就着熟地瓜干吃，有肉味。”
我吃了一口嫩嫩的花生果，满嘴冒白浆，又赶紧往舌头上搁了一块小网给我的熟地瓜干。我确实品出了一种奇异的味道，但我敢用我五岁的全部经历打赌：肉绝对不是这个味儿。
她们离肉已经太远，肉在记忆的无数次咀嚼中变质。
“好吃吗？”女孩们目光炯炯地望着我。
“不好吃！”我响亮地回答。
我看见小网深深地低了头。那块地瓜干是她好不容易才从家里偷出来的。
面对稿纸，我对那时的我仇恨刻骨。儿童的直率有时是很残忍的东西。有一天，小网对我说：“我要上学去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对妈妈说：“我也要上学。”妈妈说：“你才五岁，上的什么学？再说，咱们马上就要回北京。”
我说：“我要上学。”
妈妈只好领着我去学校，除学费之外，多交了几块钱，说请费心，权当是幼儿园了。
教室里总共有三块木头。两块钉在地里当桩，一块横在上面做桌面。每人从家里带个蒲团，就是椅子了。
结论三：女作家的个人感情经历多曲折跌宕，婚姻爱情多充满悲剧意义。她们的作品就是她们的心灵史。
在大约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我似乎没有记住一个汉字，好像也没有学会任何一道算术题。在记忆深处蛰伏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学会了一首歌，就是“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一是小网的学习非常好，老师几乎每天都要表扬她。
有一天，小网把我拉到一旁，愧疚地对我说：“以前我把你说错了。”
我大为好奇，说：“什么错了？”
小网说：“你看。”说着，把书翻到了很后面的一张。
我大惊失色，说：“这还没有学呢，你就能认了？”
她说：“也不全能，凑合着看吧。不说字了，咱看画。”
我说：“画怎么啦？没什么呀！”
她说：“你看那房子，双层的。这就是你说的楼吧。你比我小，可你见得比我多。我以后也要到外面去。”
后来，我回北京了。有时见到楼房，就会想到小网。轮到妈妈给老家写信时，我就说：“问问小网。”妈妈说：“小网好着呢，问一回也就得了吧，怎么老问？信是你姥姥托人写的，人家可不知道什么小网！”
等我自己学会写信了，我就给小网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说，我到同学家里看了电视……（那是1964年的事，电子管的电视还很稀罕。）妈妈看到了我的信，说：“你跟人家说这个干什么？小网能知道什么是电视吗？你这不是显摆吗？”
我想，小网一定是愿意知道电视的事情的。我绝没有显摆的意思，只是想把最新奇的事情告诉小网。不让写这些，我又写些什么？
我把信撕了。
后来，老家的人来信说，小网结婚了。嫁给一个东北人，到寒冷的关外去了。人们说，小网黑是黑，可是中看。要是一般人，还嫁不出去呢！后来听说她回过家，拉扯着一溜儿的孩子，右胳膊让碾机给铰断了，只剩下左手。大伙说，别看小网一只手，比两只手的媳妇能干。一只手能转着圈地擀饺子皮。有好事者说：“一只手能包饺子俺信，可怎么擀皮？”人们偷偷地说：“小网包饺子的时候，把案板搁炕上。人站在地上，歪着头，用下巴颏儿压着面剂子，一只手擀得飞快。只是她包饺子的时候不让人看，觉得自己那时候不美。”
我写下了论文的最后一条结论：
迄今为止，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群体中，尚没有一位是来自最广阔原野的农村女性。同当代青年男作家结构构成相比，具有极其明显的差异。
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的遗憾。
梅勒妮的卵子
据媒体报道，加拿大一个7岁的女孩弗拉维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基因疾病脱纳氏综合征，这种由染色体缺失引发的疾病会破坏患者的卵子生成。为帮助女儿将来生儿育女，38岁的母亲梅勒妮捐出自己的21个卵子保存在液体氮气中，以供将来和女儿弗拉维丈夫的精子结合，通过人工授精孕育出孩子。7月3日，在法国里昂举行的欧洲生殖与胚胎学会年会上，加拿大维多利亚皇家医院麦克吉尔生殖中心公布了首例母亲为女儿捐赠卵子的医疗细节。
这项计划自曝光以来，一直产生激烈的伦理争议。当天的会上，生殖伦理组织的一名成员认为，梅勒妮没有充分考虑将来出生的婴儿面临的伦理困境。因为就生物学意义而言，弗拉维生下的婴儿将是她“同母异父”的弟弟或妹妹，而梅勒妮虽是婴儿的外婆，但还是事实上的母亲。
梅勒妮表示：“我只是在尽可能地帮助我的孩子，给她任何所需要的东西，如果需要我捐出一个肾，我也将毫不犹豫。因为年纪的原因，我不得不现在捐献卵子。我将把孩子看作自己的外孙，弗拉维会照料孩子，将是孩子真正的母亲。”她同时表示，弗拉维将决定是否采用这些卵子，“我只是给她提供一个选择，如果她愿意，她可以采用别人的卵子”。
我可以理解梅勒妮的选择。她因为自己的女儿罹患脱纳氏综合征而满怀内疚，她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女儿，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卵子冷冻起来，以备将来女儿如果需要做母亲的时候，多一个选择。她甚至说出了“如果需要我捐出一个肾，我也将毫不犹豫”这样的话，让人们为母爱的执拗而感叹。
但是，一个卵子和一个肾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从梅勒妮的口气里看，好像一个肾比一个卵子更重要，可能是因为捐献出一个肾，身体所受的损伤远比捐献卵子要大得多。但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卵子和肾的意义是不同的。肾脏是无知无觉的，但卵子关乎到构建另外一个生命的开端。那个生命将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他会追问“我从哪里来”这样的终极问题。不知道梅勒妮是否想到，既然她的亲生女儿会罹患这种先天性的染色体疾病，那么她本人的卵子并不一定是完全健康的。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完全正常的，弗拉维接受了这个卵子并成功孕育，弗拉维将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同母异父的“孩子兼弟（妹）”？即使弗拉维可以面对这个事实，她将来的丈夫是否可以接受这样一个婴孩？纵然他们都可以过关，那么这个孩子长大得知真相之后，是否可以安然维持内心的平衡？
未知数太多了。医学固然可以在技术层面把一个卵子保存几十年，但我相信，无论是梅勒妮还是参与这一活动的医生们，都无法清楚地回答以后的问题。在关乎生命伦理的问题上，如果你没有想清楚，请不要贸然进入危险的领域，因为这绝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它已经进入了造物主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