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紧的是钥匙。带着钥匙，就是带着家。钥匙对女人尤为重要，没有家的钥匙的女人是最孤苦的，钥匙太多的女人也不胜其烦。一个人独立的最显著标志，是有了一串属于自己的钥匙。每个职业女性的手袋都会在某个特定的角度叮当作响，那是家的钥匙和办公室的钥匙击出耀眼的火花。常常想，世上有无从不带钥匙的女人？那大概是一位女总统或一位女飞贼。
再然后包里的重要物件就是一支笔了。哦，是两支。因为我们的圆珠笔或签字笔质量都有些可疑，常会在你奋笔疾书时像得了多年的咳喘，憋得声嘶力竭。为防此等恶性事故，故像重大球赛一般，要预备替补。现今女士的夏装往往一个兜也没有，坤包就代替了衣兜，不可以须臾离开。
再其次就是电话簿。电话簿是一只储存朋友的魔盒，假如我遇到困难，就要向他们发出求救信号。一种畏惧孤独的潜意识，像冬眠的虫子蛰伏在心灵的旮旯。人生一世，消失的是岁月，收获的是朋友。虽然我有时会几天不同任何朋友联络，但我知道自己牢牢地黏附于友谊网络之中。电话簿就像七仙女下凡时的难香，留在身边，就储存了安宁。
当然还有女人专用的物品。一块手绢，几沓餐巾纸……至于女人常用的化妆盒，我是没有的。因为信奉素面朝天，所以就节约了那笔可观的开销。常常对自家先生说，你娶了我，真是节能型的。一辈子省下的胭脂钱，够打一个金元宝。北方冬春风沙大，嘴唇易干裂，就装备了一瓶护唇油，露水一般透明，抹在嘴上甜丝丝的，其实就是兑了水的甘油。一日黄尘像妖怪般卷地而来，口唇糙如砂纸。临进朋友的家门前，急掏出唇油涂抹一番，然后很润泽地走了进去。朋友注目我的下颌，我很得意，打算毫无保留地告诉她在哪儿可以买到护唇油。没想到她体贴地说：“要不要喝点儿水？我知道你刚吃了油饼。”
几乎忘了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坤包里要有钱。没有钱的女人寸步难行。但我是一个不能带很多钱的女人，钱一过百，紧张之色就溢于言表。不由得将包紧紧抱在胸前。先生讥之为：“真正的偷儿断不屑偷你，一看就知道是个没大手面的人。”
包里常常装着昼伏夜出写成的文稿，奔走于各编辑部之间。少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念到保尔因邮寄手稿丢失痛不欲生之时，恨恨地发誓：“他年我若为作家，稿子一定复写几份并尽可能地亲自送上。”牛仔包装了稿子的日子，是它最辉煌的时光。我把它平平展展地抱在胸前，好像几世单传的婴儿。包的长度和大张的稿纸恰好相仿，好似一只蓝木匣。公共汽车太拥挤的时候，我会把书包托举到头顶，好像凫水的人擎着怕湿的衣服。我喜欢洁净平滑的纹面，不乐意它皱得像被踩过的鞋垫。
一次，一位朋友说：“你也该换一个坤包了。羊皮的。”
我说：“太贵啦！”常常想，若用了那样的包，只怕所有的内容物都不值这坤包的钱。我本是个随意的人，却成了这包的奴隶。走到哪儿，先要操心这高贵的包装，岂不累心？
朋友说：“不要装得那样可怜。如今，坤包是女人的徽章。人们常从你用的包来评价你这个人。”
我说：“也不单单是从节俭的角度不愿买真皮精品坤包，因我包里常要装一样物品，恐那真皮包笑纳不了。”
朋友说：“让我猜猜那是什么。大吗？”
我说：“也不很大。”
她说：“需要小心轻放吗？”
我说：“差不多吧。”
她说：“很贵重啦？”
我说：“很平常的。”
她说：“还真猜不出那是个什么东西。快告诉我。”
我说：“是豆腐。作为家庭主妇，我常常要在包里装豆腐。”
她说：“哎呀，那还真是装不得。南豆腐那么多汤，就是套两层塑料袋，也会把真皮包考究的衬里打湿的。”
我说：“什么时候我家不吃豆腐了，我就去买精品包。”
苔藓绿西服
我是一个售货员，卖衣服的。在一家大商场。
新到一批男式西服。据说为了适应顾客的求异心理，每件的颜色样式都是独特的，做工精细，价钱也与之匹配。于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我却并不轻松，要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明知道他不想买或想买也买不起，也得从架子上把衣服妥妥帖帖地递过去，由着他在四周都是镜子的廊柱旁，立正稍息、左右转体，刹那间绅士起来。直看得酣畅淋漓了，再假装突然发现或大了或小了或有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小毛病，冒充风雅地说一句：“麻烦您了，请收起来。”我就得“买与不买一个样”，不动声色地把带着体湿的西服，挂回原来的地方。
这工作使人乏味。我爱卖处理品，那时候你高贵得像只熊猫。人们围着你气喘吁吁，各种年龄各种方言的语气惊人统一，央告你赶快卖给他们一件。高档西服则不同，来浏览的人都自觉有身份，你理应像仆人似的侍候他们。
正是下班时间，街面上像暴雨来临似的沸腾，我的柜台前却很冷清。人们买昂贵商品都愿意起大早，好像西服也要带着露水才新鲜。
售货员太寂寞的时候，也希望有人来打扰他，一如退了休的老工人渴望抱孙子。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手轻微挽着，走过来。男人略有秃顶，穿着很整洁的中山服，左上小兜的兜盖却别在了兜里，剩一粒晶蓝的扣子突兀地鼓起，像一只孤悬的眼睛。对这种男人的年龄，我一般要从外观印象里刨下几岁，好像耙得过松的土地，要抠掉暄土，才能看到真正的根系。女人青发飘飘，身段姣好，脸上化着极素雅的淡妆。她并不能算是很漂亮，但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像光环一样笼罩着她。人们看到她的现在，就推断她年轻时一定更为出众。其实中年才是她容貌最端庄的时候。一种熟透了的职业妇女的气息，从她色泽剪裁都非常合适的衣着里充盈而出。我把她的实际年龄向上放大了几岁。两个折扣打下来，我断定他俩是夫妻，年龄相仿。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也不是作家或算命瞎子的专利。跟人打交道，推断他们的关系，无非是熟能生巧，就像我一下子就能说出他俩穿多大尺寸的衣服一样。
“这里也不一定有。”男人疲倦地说，“我要赶回去开一个会了。”
“这里没有，我们就再去一家商场。就一家，好吗？”女人很有耐性地恳求。
男人不为所动，刚要反驳，女人“哇——”地叫了起来：“总算找到了！就在这里！快，快把那件西服拿过来！”
这女人是南方人。只有很南的两广人，才会用这种突如其来的“哇——”来表示极大的惊异和感叹。
“要哪件？”我冷静地追问。
“要那件苔藓绿西服。”女人用手一指，果断得如同一截教鞭。
我统辖的大军五花八门，因此也就适应了顾客们杜撰出的稀奇古怪的指示代词。比如这一排浓淡各异的绿西服，人们一般称为深绿和浅绿。独特些的称呼如橄榄绿、苹果绿。一次有位顾客叫我给他拿那件豆虫绿的，我脖子后面一阵刺痒，几乎要对他说不必买西服，到那边柜台买一件大襟棉袄吧。如此精确形象地把这种难以言传的黄绿相糅的颜色称为苔藓绿的，她是头一位。
我把苔藓绿西服递到他俩中间。女人伸手接了，抖开。男人张开两只手，大鸟似的，等女人来给他穿。
这个颜色的西服极少有人买，它暗淡无光，毫无特色。但我承认这女人还是很有审美眼光的，这件不出色的衣服穿在这个不出色的男人身上，使他立刻出色起来。这种效果并不常见。
“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颜色？这有什么好的！”男人平静的面孔难得地露出惊异。
女人正围着男人转着圈地看，好像他是一株刚开花的植物。听了这话，就直起身：“你说过，只要是我喜欢的，你就喜欢。”
“多少年前的老话了，你怎么还记得！”男人有些不耐烦。
“可你的衣服穿在身上，主要是我看。”女人坚持。
“在家当然是你看喽。可我在外头，上面要看，下面要看，方方面面都要看。这颜色不好。”男人很坚决，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女人退步了。
“藏蓝。”男人简洁地像吐出一个口令。
我的眼睛已经瞄好了适合男人身材的藏蓝色西服。这样一旦拿起来，可以迅速成交。
“那你就穿上这件苔藓绿西服，看着它……”女人热切地说。
不仅那男人觉得女人啰唆，我也觉得她毫无道理。
“我要开会去了。”男人甩下女人，径自走了。
女人执拗地沉默了一会儿，也走了。
第二天，该我调班。也就是说，不上昨天那个班次了。我们的班次很复杂，有多种组合方式。所以你若是在某个售货员手里买的货想要退调，在以后的同一时间去找他，是一定找不到的。有个同事病了，我代上他的班——就是昨天我上的那个班次。
一切都同昨天一样，窗外的沸腾与窗内的冷清。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过来。
“这里卖的西服质量很好。”女人说。
“我已经有好几套西服了，不缺的。”男人说。
“但我要给你买。我送你，你不要吗？”女人说。
“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男人温存地耳语。
他们旁若无人，好像我不是一个操着同他们一样语言的人。其实他们是对的，他们买西服我卖西服，在下一件西服购买之前，他们再不可能遇到我。纵使到了购买的时间，他们也不一定非要到我们店，而我也未必还在卖西服。
他们的目光像雷达似的在货架上睃巡，我知道尚未到决定的最后时刻，还可以偷片刻清闲。
那女人说了一句话，使我对她刮目相看。
她说：“嗯——还好。还在。请把那件苔藓绿西服拿给我。”
苔藓绿！我克制住自己的惊讶，在把西服递给她的同时，仔细地打量她。
是的。正是昨天晚上那个时刻的那个女人。她化了很厚的妆，这使她远看显得年轻、近看显得苍老。
我又仔细去观察那男人。从开始的对话里，虽然我已知道这男人不是那男人，但观察的结果还是使我大吃一惊。这男人无论年龄、装束，甚至面貌，都同昨天那个男人相似。只是他没有秃顶，生着恰到好处的头发。我甚至怀疑是否是昨天那个男人配了个假发套。
我把西服递给女人，女人把西服递给男人。
“好吗？”男人穿上问，并不看镜子，只看女人。
“好极了。”女人的脸透过白粉，显出红润。
“你既然这么喜欢这颜色，那么我去买一件女式的送你。”男人温柔地说。
“我们一人一件，当然更好了。只可惜……”女人快活地说。
“你穿，我就不穿了吧。你一定要送我，就送我一件铁锈红的。”
“这么说，你不喜欢苔藓绿？”女人白粉下的表情僵住了。
“喜欢。不过，我更喜欢铁锈红。我们应该说真话，对吧？”
“是的……说真话……”女人喃喃地重复着，吃力地将苔藓绿西服推还与我。
“走吧。”女人小声但很清晰地说。
“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见？”男人殷切地问。
“我们还是不见的好。这是真话。”女人说罢，先走了。
我和男人一同注视着女人的背影消失，许久之后，男人也走了。
他们走后，我把刚挂好的苔藓绿西服摘下来，像海关验照似的审视一番。这绿色确实古怪，唯有以“苔藓”称之才惟妙惟肖。看着看着，苔藓绿突然消失了，代之以我平日最喜欢的桃粉色。这当然是活见鬼，我知道这是对某种颜色注视过久产生的错觉。就像人们站在阳光下看红纸上的黑字，要不了多久，就会显出如蚱蜢般的翠绿色。
我挪开目光，过了一会儿又忍不住去瞧，桃红色的西装颜色暗淡了些，却依旧夺目。我强制自己许久不去看它。后来才一切正常，苔藓绿又安安静静地挂在那里了。
以后我每日上班，都有意无意地扫它一眼。只一眼，并不多看，我怕再出现那种蹊跷的错误。它像一个年老的房客，不管周围的伙伴如何变换，总是一如既往地住在那儿，任凭灰尘将它落成瓦檐色。我不知那文静的女人还领着其他的男人来过没有，但苔藓绿西服一直无人问津。
“你们这儿的苔藓绿西服，没有了吗？”
终于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含义复杂的呼唤。我立即断定是她。面前的女人显得十分苍老，满头灰发像一段混纺的派力斯衣料。她领着一个小伙子，匆匆地赶到柜台。
“有。有。”我忙不迭地回答，在转身的瞬间，巧妙地拂去灰尘，使苔藓恢复了雨后般的滋润。
“啊！我们终于没白跑！”女人欣慰地感叹，男孩倒显得无动于衷。
“穿上，穿上。”女人前后左右翻看着西服，像魔术师在展示他的道具，然后很珍重地给孩子披上。
“喜欢吗？”女人紧张地问。
“很喜欢。”男孩子边思索边回答。
我听见那女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连我也感到快慰。她终于等到了知音。她这次换了个年轻的男孩，这很正确。对某种颜色的喜爱是深藏在眼球里的秘密，别人是没有力量改变的。
“我们要了。”女人掏出华丽的钱包，开始付钱。
“妈妈，我自己来。”小伙子坚持自己付钱，年轻而雪白的牙齿亮闪闪。
我把衣服包好。
“这种橘黄色的西服，很少见。”小伙子说。
“孩子，你管这颜色叫什么？”女人像被沸水烫了，猛然把预备拿包装袋的手缩了回去。
“橘黄呀。不是吗？”小伙子惊讶极了。
“它怎么能叫橘黄，它是苔藓绿呀！你没听见我叫它苔藓绿吗？”女人骇怪地说。
“苔藓绿就苔藓绿好了。多么拗口的一个名字，它还不是它吗，叫什么不一样。”小伙子比他的妈妈更显得莫名其妙。
“不。苔藓绿不是橘黄，不是。孩子，你是不是看它的时间太长了？”女人还存着最后的希望。
“妈妈，辨认颜色是最简单的事。一秒就足够了。”男孩毋庸置疑地说。
“我们两个人之中，有一个错了。”女人带着无可挽回的悲哀与坚定说。
退款拆包，苔藓绿又回到它原来的位置。
以后，每逢我再看到苔藓绿西服，便感到它附着着一团神秘。虽然它其实连一分钟也不曾离开过我的柜台，我每天都将它的灰尘掸得干干净净，希望它能早早卖出去。
终于有一天，我走进柜台时，感觉到了某种异样。果然，在那道西服的长虹里，少了苔藓绿。
“苔藓绿哪里去了？”我急着问交班人。
“什么苔藓绿？还葱心绿、韭菜绿呢！”交班的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我想起来，苔藓绿是一个专用名词。
“就是那件原来挂在这里的，”我指指苔藓绿遗留下的空隙，“说黄不黄说绿不绿……”
“你说的是它呀！它可是这批西服中的元老了，怎么？你想要？”
“不！不……”我不知如何说得清这份关切，“不是我要，我只是想知道它到哪里去了。”
“货架上的一件衣服，没有了，必然是被人买走了。”交班的极有把握地说。
“是不是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男人？”我追问。
“一天卖那么多衣服，谁能记得过来！”他说。
他说得对。我问得过分了。不管怎么说，我祝愿那个文静的女人幸福，虽说她有点儿古怪。
可惜，我错了。
一个晴朗如牛奶般的早晨。商场巨大的茶色玻璃将明媚的光线过滤成傍晚的气氛。一位老女人，成为我的第一名顾客。
“请给我拿那件苔藓绿西服。”
她又来了。她的白发更多更密，已经显出冬天般的荒凉。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这种颜色的西服。”我彬彬有礼地回答她，就算我们不相识，售货员通常对清早的第一位顾客态度也都很友好。
“请您仔细找一找。我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无法准确地指出是哪一件。但它肯定在，人们都不喜欢它，我的用词也许不大准确，它不叫苔藓绿，也能叫橘黄或其他的名称。麻烦您了，请费心。”她怔怔地看着我，其实是透过我在看货架上的衣服。
“这种苔藓绿西服只有一件，它被人买走了。”
“真的？”她的眼睛突然冒出惊喜的火花。
“真的。”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
“是一个男人？”她仿佛不相信地问。
“是一个男人。您知道，我们这里是专为男人们卖西服的。”
“不。我今天来，如果苔藓绿西服还在的话，我也要把它买回去。”老女人郑重地告诉我。
“谁穿？”我冒昧地问。
“我穿。”她毫不含糊地回答。
这女人着实把我搞糊涂了。我知道，随着苔藓绿西服的消失，她也不会再出现了。
“能告诉我，您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种颜色吗？”我问。预备着被拒绝，没想到，她很愿意同我交谈：“因为我是这种染料的设计师。所有的人都说不好看，我就只用它染了一块衣料。我的丈夫，我的朋友，我的儿子……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不然我也会让他来看这块料子做成的西服，可惜他们都不喜欢。我常常来这里，在远处观看，没有一个人挑选过这件西服……”她垂下那颗白发斑斑的头。
“其实，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染料。你可以不喜欢它那暗淡的绿色，但是只要注视着它，几分钟以后，它就会变成你所喜爱的颜色。它耗费了我巨大的心血……”
我觉得脊背一阵发凉。原来那美丽的桃粉色，不是眼花缭乱，而是一项惊人的成果！
“可惜，他们都不肯注视它，连几分钟的宽容也没有……”她苦笑着，片刻后又转成真正的微笑，“现在好了，终于有人喜欢它了。”
我想告诉她，我曾经看到过苔藓绿西服变换颜色，但我终于什么也没说。我毕竟不是出于喜爱，而只是由于偶然。我现在很羡慕那件买去了苔藓绿西服的男人，他是一个幸运者。
女人走了。我明白永远也不会看见她了，便注视着她很慢很慢地像沉没一般地从楼梯口消失了。
许久以后，一次清仓查库，我在报废物资堆里，看到了那件苔藓绿西服。
“怎么在这里？”我觉得头痛欲裂，伴随着恐惧。
“它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老鼠在上面咬了一个洞，我就把它从货架上取下来了。”经理回答我。
我久久地注视着苔藓绿西服。
它并没有变色。不知是染料失效，还是我心目中最喜欢的颜色已经就是苔藓绿了。
也许，苔藓绿根本就不会变颜色。
费城被阉割的女人
写下这个题目，心中战栗。这不是我起的题目，是她自己——那个费城的女人对自己的命名。那个秋天的午后，在费城雪亮的阳光下，我们都觉出彻骨的寒冷。
从华盛顿到纽约，中途停顿。从费城下火车，拖着沉重的行囊。我们（我和翻译安妮）要在这里拜会贺氏基金会的热娜女士，进行一场关于女性的谈话。计划书上，这样写着：我们将同贺氏基金会的负责人热娜一同共进午餐，地点由她选定，费用AA制。
热娜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白人女性，面容严峻。握手的时候，我感到她的手指有轻微的抖动，似在高度紧张中。她同我们抵达一座豪华的五星级饭店，闹得我也开始紧张。
我觉得美国人普遍受过训练，谙熟在察觉自我紧张之后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它现形，直接点出紧张的原因，紧张也就不攻自破了。落座后，热娜挑明说：“我有些紧张。通常，我是不接待新闻和外事人员的。只是因为你是从中国来，我才参加这次的会面。基金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地妇女的咨询电话，每年约有一万次。但是，来自中国的，一次也没有。从来没有。”
我说：“当中国妇女了解了贺氏基金会的工作之后，你也许就会接到来自中国的电话了。”
热娜开始娓娓而谈：
贺氏基金会主要是为可能切除子宫和卵巢的女性提供咨询。在基金会的资料库里，储存着最丰富、最全面、最新近的有关资料，需要的女性都可以免费获得。
据我的统计，全世界有9000万妇女被切除了子宫，其中的6000万被同时切除了卵巢。在美国，这个数字是全美每年有60万妇女被切除了子宫，其中的40万同时被切除了卵巢。卵巢和子宫，是女性最重要的性器官，它们不是不可以切除，但那要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保全生命的必须，迫不得已。而且，身为将要接受这种极为严重的手术的女性，要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是怎样一回事，它有哪些危险，不但包括暂时的，也要包括长远的。
但是，没有。没有人告知女性这一切。有多少人是在模糊和混乱的情形下，被摘除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征。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的经历对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帮助了，但我要说出来，因为它对别的女性可能会有帮助。噩运是从18年前开始的。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系任助理研究员，同时还在上学。那时我36岁，有三个孩子。每天很辛苦，早上5点半起床，送孩子到幼儿园去，晚上10点半才能回到家。我的月经开始不正常，出血很多。我的好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个医生，我去看。他为我做了检查之后说，我的子宫里有一个囊肿，需要切除。我很害怕，就连着看了五个不同的医生。他们都说需要切除。我记得最后一位是女医生，她说：“你必须手术，你不能从我这里回家。因为你回家之后就可能会死，那样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了。”我说：“做完了手术之后，会怎么样呢？”她说：“你会感觉非常好的。”我还是放不下心，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书上果然说得很乐观，说术后对人不会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了这些话，同意手术。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的感觉不好，很不好——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把不安对丈夫说了，他是一个律师，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说你不要这样婆婆妈妈的。医生说：“你不做手术会死。”填手术申请表的时候，他说：“这上面有一栏，必要的时候，除了子宫以外，可能会切除你的卵巢。”我说：“我不切。”他说：“可是我已经签了字。”我说：“你换一张表吧，另签一次。”这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犹太节的前一天。
后来，在手术中，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医生就把我的子宫和卵巢都切除了。我是满怀希望地从手术中醒来的，但没想到，我整个变了一个人。那种感觉非常可怕，没有词可以形容。我从医院回到家里，觉得自己的房子变得陌生，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极力说服自己忽视和忘记这些不良的感觉，快乐起来，但是我的身体不服从我的意志。子宫不仅仅是一个生殖的器官，而且还分泌激素。切除之后对女性身体的影响，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据统计，76%的女性切除子宫之后，不再出现性高潮，阴蒂不再接受刺激，阴道内也丧失了感觉。很多女性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变得退缩，不愿与外界打交道，逃避他人。如果你因此去看医生，医生总是对你说，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但我要用自己的经历说明，这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
我的身体一天天差下去，做爱时完全没有感觉，先生就和我疏远了。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他。我说：“我走路的时候，总是听到声响，我以为背后有人，回头看看，没有人，可是那声音依然存在。后来我知道了，那声音是从我的盆腔里发出来的。”可他不愿听。两个月后，我的情况越发严重起来。我的腿、膝关节、手腕、肘部……都开始痛，我连吃饭和打电话的力量都没有了，甚至看书的时候，都没有力气翻动书页。我去看骨科医生，他说我的骨骼没有毛病。但是我的症状越来越重，医生们怀疑我得了某种不治之症，就把我关进了隔离室。但我连被子的重量都承受不了，医院就为我定制了专门的架子，放在床上，以承接被子的重量。
就这样煎熬着。医生们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但我非常痛苦。后来，我的丈夫和我离了婚。一位实习医生说，他认识中国来的针灸大夫，或许能看我的病。我半信半疑地到中国城去了一趟，那里又脏又破，简陋极了。我是一个受西方教育的人，很相信西医。我什么也没同针灸大夫说，就转身走了。
这样又过了两年。我的体重下降得很厉害，只有75磅，再不治，我马上就要死了。每天睁开眼，我就想：“我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呢？”我想自杀。但我想到，一个孩子，他可能有第二个父亲，但不会有第二个母亲。为了我的孩子，我要活下去。后来，我的朋友把我抬到针灸大夫那里。
前几次，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疗效，但是从第四次起，我可以站起来了。到了第二个月，我的骨骼就可以承受一点儿重量了，我能戴手镯了。
每周两次针灸，这样治疗了九年后，我的身体渐渐恢复。我开始研究我所得的病，收集资料，我的孩子也帮着我一起查找。这一次，我找到了病因，这是子宫切除后的典型症状之一。此后的两年里，我一直钻到图书馆里，直到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这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同样切除了子宫的女性，她只有28岁，切除术后，也是感觉非常不好。她对我说：“医生为什么没有告诉过我这一切？他们只说术后会更好，但真实的情况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她还说：“事先，我也问过一位同样做过这种手术的女友，我问她：‘会比以前更好吗？’她说：‘是的，是这样的。’但我做完了手术，感觉很不好的时候，我再次问她，她说，她的感觉也很不好。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在事前告诉我实话呢？’她说，她不愿说实话。她不愿独自承受痛苦，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和她一样痛苦。”
这时，我才发现，有这种经历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女人被切除子宫和卵巢之后，改变的不但是性，还有人性。我还见过一个女孩子，只有18岁，简直可以说是个儿童，也被切除了子宫。她热泪盈眶地说：“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一切？”她的母亲也曾做过子宫切除，但她的母亲也告诉她，做过之后会更好。手术之后，她对母亲说：“为什么连你也不告诉我真相？”母亲说：“没有人敢说‘我没有性别了’，说‘我丧失性了’。就算我是你的母亲，这也是难以启齿的事情。这是隐私，你不可能知道真相。”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了，是众多女性面临的重大问题。我要尽我的力量。我到电视台去宣讲我的主张，我的孩子和我离婚的丈夫都在看这个节目。临进演播室的时候，我吓得要命，一口气吞下了两颗强力镇静剂。
我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被阉割的女人，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会给她们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医生不喜欢听“阉割”这个词，但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我做研究，喜欢用最准确、最精当的词来描述状态，无论那状态有多么可怕。这些女人有权利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说，不要以为在这个过程中，女医生和过来人的话就可以听。女人伤害起女人来、背叛起女人来，也许比异性更甚。人性的幽暗在这里会更充分地暴露。
劝你做子宫摘除术的女医生会说：“你还要你的子宫干什么？你已经有孩子了，它没有用了。”在这种时候，女医生显示的是自己的权力。她只把子宫看成是一个没用的器官，而不是把它和你的整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美国，摘除女人的子宫是医院里一桩庞大的产业。每年，妇女要为此花费出80亿美元。这还不算术后长期的激素类用药的费用。可以说，在药厂的利润里，浸着女性子宫的鲜血。所以，医生与药厂合谋，让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谎言。他们不停地说：“子宫是没有用的，切除它，什么都不影响，你会比以前更好。”面对这样的谎言，做过这一手术的女性，难以有力量说出真相，总以为自己是一个特例。她们只有人云亦云地说：“很好，更好。”于是，谎言在更大的范畴内播散。
我并不是说，子宫切除术和卵巢切除术就不能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在做出这个对女性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中，女性有权知道更多，知道全部。
那一天，我说了很多很多。我都说了。我不后悔，可是我说完之后，在大街上走了许久许久，不敢回家。后来是我的孩子们找到我，他们说：“妈妈，你说得很好啊。”
我成立了这个贺氏基金会，我这里有最新的全面资料。当一个女性要进行子宫和卵巢手术的时候，可以打电话来咨询。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我还组织全世界丧失子宫和卵巢的妇女来费城聚会，我们畅谈自己的感受。在普通的人群中，你也许会感到自卑，觉得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甚至觉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了。但在我们的聚会里，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和你一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你就有了一种归属感。你会更深刻地感知人性。
热娜一直在说，安妮一直在翻译，我一直在记录。我们在费城只做短暂的停留，然后就要继续乘火车到纽约去。我们各自的午餐都没有时间吃，冷冷地摆在那里，和我们的心境很是匹配。
热娜送我们赶往火车站。分手的时候，她说：“我说了很多话，你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可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我现在很会感知人。从当年那位中国针灸医生身上，我就知道中国有很多善良的人。”
发的断想
“头发长，见识短”是形容女人的一句俗话，总觉得这话没道理。头发为什么同见识成反比例？
但头发的确是性别的象征。少时我在喜马拉雅、冈底斯和喀喇昆仑三山交会处的高原当兵，男人多，女人少。我们常年裹在绒绒的棉衣里，纵使用直尺去量，也绝无曲线，唯一可在轮廓上昭示出男女的是头发。为了消除男人的遐想，领导要求我们把所有的头发都藏进军帽。刘海儿自然是一根也不留，少女光亮的额头如同广场一般洁净。颈后的碎发却很麻烦，我的发际低，须把头发狠狠地拎起，茅草一样塞进军帽，帽檐因此翘得很高，像喇叭花昂然向上。每晚脱下军帽都要搓揉许久：头皮像遭了强烈的惊吓，隆起一片粟丘疹。那时候有一个梦：让头发晒晒太阳。
有一种液体叫“海鸥”，我至今不知它的成分，但它味道独特，难以忘怀。那时探家回北京，归队时总要背几大瓶，关山迢迢，不以为苦。用“海鸥”洗过的头发清亮如丝，似乎也没有头皮屑，又好分装。记得一次战友分别，想送她一点儿小礼物，正琢磨不出哪样东西称心，她说：“就送我一瓶海鸥水吧，等于送我一头好头发。”
第一次用现代的洗发液，是妹妹在包裹中寄到高原的。那是一枚小小的鱼形塑料泡，泡里储着水草绿色的液体。妹妹说，那是出国回来的朋友所赠，她舍不得用，又翻越万水千山送我。好长时间舍不得剪开，只有姐妹之情，才有这份细腻与悠长。
如今，我们已经有数不胜数的洗发液了，色彩斑斓、清香扑鼻。女人们可以梳各式各样的发式，从最简单的“清汤挂面”到最繁复的朋克式，都是私事，无人干涉。女人们的头发便在春天的和风里，尽情地晒太阳。
对于一则广告的立意，我略有些微词。一个美丽的女孩求职，一切都很顺利。就在要被录用的一瞬间，突然发现了她的头皮屑，于是女孩子像鲜花一样的前程模糊了……
女人的自信心就这样与头发呈现出密不可分的正相关吗？！
男人和女人的头发都会长得很长，例如我们的清朝。而世界允许女人留长发，是上天赐给女人的财富。头发使女人显得更妩媚、更娇柔，把头发浣洗得亮丽如漆，是女人的功课，源远流长。
然而，头发毕竟是头发，女人应该心比发长。
午夜的声音
把朋友们的姓名写在一张纸上，嗬，好长！细一检点，几乎全是女性。
交女友比交男友随意与安宁。男友跟你谈的多是国家、命运和历史，沉重而悠长。
于是，累。
还有那条看不见的战线，总在心的角落时松时紧，好像在弹一首喑哑的歌。先是要提醒对方，后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在懵懵懂懂之中误越了界限。总有那种邻近模糊的时刻，便要在心中与他挥泪而别。
与女友相处，真是轻松得多、惬意得多。与女友聊天，像在温暖清澈的水中游了一次泳，清爽润滑，百骸俱松，灵魂仿佛被丝绸擦拭一新，又可以闪闪发光地面对生活了。
可惜世界太大，女友们要聚到一起太不容易。你有空时她没空，她得闲时你无闲。还有先生的事、孩子的事，像杂乱的水草缠住脚踝。大家相逢在一处，像九星连珠似的，时间要算计了又算计。
于是，女人们发明了电话聊天。忧郁的时候，寂寞的时候，悲哀的时候，烦躁的时候……电话像七仙女下凡时的难香，点燃起来，七八个号码拨完，女友的声音，就像施了魔法的精灵，飘然来到。
一位女友正在离婚，她在电话的那一端向我陈述，好像一只哀伤的蜜蜂。我静静地倾听，犹如一个专心的小学生。虽然时间对我来说极其宝贵，虽然我只听开头就猜出结尾，虽然夜已深沉，虽然心中焦虑，我依旧全神贯注地倾听，在她片刻的停顿时，穿插进亲昵的嗯或呵……我很希望自己能创造出杰出的话语，像神奇的止血粉撒布在朋友滴血的创口，那伤处便像马缨花的叶子一般静谧闭合……但我知道我不能。我能送给朋友的就是静静地倾听，所有的语言都苍白无力，沉默本身就是理解和友谊。
有时，铃声会在夜半突然响起，潜入我的梦中。夫比我灵醒，总是他先抓起电话，然后对我说：“你的那群狐朋狗友又来啦！”
“你是毕淑敏吗？有件事情我想求你……”声音大得震耳欲聋，使我疑心她就在楼下的公用电话亭。
其实她在城市的另一隅，女大当婚，却至今单身。她总是像潜艇一样突然浮出海面，之后又长时间地不知踪影。然而我知道她在人群中潇洒地活着，当她需要朋友的时候，就会不择时机地叩响我的耳鼓。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一边披衣一边用眼光搜索鞋子，好像准备去救火。
“别那么紧张。”她轻快地笑了，“我只是想求你帮我写几个信封……”她说着，详详细细、清清晰晰交代给我一个男人的地址和姓名。
“因为这样一件事，就值得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薅出来吗？”我睡眼惺忪地问。
“这就是我的那个他呀！我每天要给他写一封信，传达室的老头都认识我的字迹啦！我想换种笔体，这样他取信时就不会难为情啦！”
哦！我的女友！我对着黑漆漆的玻璃窗做了一个鬼脸：为了她的男友，她可不怕叨扰自己的女友！
我也会在某个刹那下意识地抚摸电话键，好像触及一串润滑的珍珠。“你好。”我对一位女友说。“你好。”她说，“有什么事吗？”她清清凌凌地问，一点儿也不惊讶，好像预知我在这个时刻会找她。“没什么事，只是，想找人说说话……你们那里下雨了吗？”我沉吟着，继续组织着自己语言的阶梯。“下了，雨不小也不大。”她平静地回答。“我很想到雨里去行走，很喜欢在坏天气的时候，到湖里去划船……”我突然很急切地对她说。“嗯，你此时心情不好。”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时候，忍一忍就会过去。不要紧，做饭去吧，择菜去吧，看一本喜爱的书……要不然就真到风雨中去走走吧，不过，可要穿起风衣，撑起雨伞，最起码也需戴上斗笠……”我的心在这柔柔的劝慰之下，终于像黄昏的鸽群，盘旋之后，悄然落下。
每一位女友，都是一幅清丽的画。每一次谈话，都是一盏温馨的茶。我们互相凝眸，我们互相温暖，岁月便在女人们的谈话中慢慢向前推进。
芒果女人
小学同学艨从北美回来探亲，因国内已无亲属，她要求往日同伴除了叙旧以外，就是陪她逛街购物吃饭。于是，大家排了表，今日是张三明日是李四，好像医院陪床一般，每天与她周游。
艨的先生在外发了财，艨家有花园洋房游泳池，艨的女儿在读博士，艨真是吃穿不愁，可是艨依然很朴素，就像当年在乡下插队时一般。艨说：“我这么多年主要是当家庭妇女，每日修剪草坪和购物。要说有什么本领，就是学会了如何当一名消费者。”
艨说：“中国的商家已经学会了赚钱，可很多人还不知道钱要赚得有理。中国老百姓也已经知道了，钱可以买来服务。可这服务是什么质量的，心里却没数。”
和艨乘出租汽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用打火机引着了烟。艨对我说：“你抽烟吗？”我偏头躲着烟雾说：“不抽。”艨说：“我也不抽。”然后是寂静，只有发动机的震颤声。等了一会儿，艨对司机说：“师傅，我本来是想委婉地提醒您一下，没想到您没察觉。那我就得明说了，请您把烟熄了。”司机愣了一下，好像没听懂她的话，想了想，还算和气地说：“起得早，困。抽一支，提提神。我这车，不禁烟，没看不贴禁止吸烟的标志吗？”艨说：“这跟禁烟标志无关，而是您抽烟并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啊。”司机说：“新鲜。抽烟这事，连老婆都管不着我，干吗要得到你们的允许？”
艨说：“您老婆给您钱吗？”
司机说：“新鲜。我老婆给我什么钱？是我给她钱，养家糊口。”
艨沉着地说：“这就对了。您老婆和您是私事，你可听也可不听。我们出了钱，从上车到目的地这段时间内，买了您的服务。我们是您的雇主，您在车内吸烟，怎能不征询主人的意见呢？”
我捏了一把汗，怕司机火起来。没想到，他握着烟想了半天，把长长的烟蒂丢到车窗外面了。过了一会儿，司机看看表，把车上的收音机打开，开始听评书连播《肖飞买药》。音波起伏，使车内略显尴尬的气氛得到了某种稀释。
艨的眉头皱起来，这一次，她不再旁敲侧击，径自说：“师傅，我心脏不好，不能听这种激动的声音。请您关闭音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