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了，是众多女性面临的重大问题。我要尽我的力量。我到电视台去宣讲我的主张，我的孩子和我离婚的丈夫都在看这个节目。临进演播室的时候，我吓得要命，一口气吞下了两颗强力镇静剂。
我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被阉割的女人，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会给她们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医生不喜欢听“阉割”这个词，但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我做研究，喜欢用最准确、最精当的词来描述状态，无论那状态有多么可怕。这些女人有权利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说，不要以为在这个过程中，女医生和过来人的话就可以听。女人伤害起女人来、背叛起女人来，也许比异性更甚。人性的幽暗在这里会更充分地暴露。
劝你做子宫摘除术的女医生会说：“你还要你的子宫干什么？你已经有孩子了，它没有用了。”在这种时候，女医生显示的是自己的权力。她只把子宫看成是一个没用的器官，而不是把它和你的整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美国，摘除女人的子宫是医院里一桩庞大的产业。每年，妇女要为此花费出80亿美元。这还不算术后长期的激素类用药的费用。可以说，在药厂的利润里，浸着女性子宫的鲜血。所以，医生与药厂合谋，让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谎言。他们不停地说：“子宫是没有用的，切除它，什么都不影响，你会比以前更好。”面对这样的谎言，做过这一手术的女性，难以有力量说出真相，总以为自己是一个特例。她们只有人云亦云地说：“很好，更好。”于是，谎言在更大的范畴内播散。
我并不是说，子宫切除术和卵巢切除术就不能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在做出这个对女性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中，女性有权知道更多，知道全部。
那一天，我说了很多很多。我都说了。我不后悔，可是我说完之后，在大街上走了许久许久，不敢回家。后来是我的孩子们找到我，他们说：“妈妈，你说得很好啊。”
我成立了这个贺氏基金会，我这里有最新的全面资料。当一个女性要进行子宫和卵巢手术的时候，可以打电话来咨询。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我还组织全世界丧失子宫和卵巢的妇女来费城聚会，我们畅谈自己的感受。在普通的人群中，你也许会感到自卑，觉得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甚至觉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了。但在我们的聚会里，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和你一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你就有了一种归属感。你会更深刻地感知人性。
热娜一直在说，安妮一直在翻译，我一直在记录。我们在费城只做短暂的停留，然后就要继续乘火车到纽约去。我们各自的午餐都没有时间吃，冷冷地摆在那里，和我们的心境很是匹配。
热娜送我们赶往火车站。分手的时候，她说：“我说了很多话，你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可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我现在很会感知人。从当年那位中国针灸医生身上，我就知道中国有很多善良的人。”
再祝你平安
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很陌生的女声，轻柔中隐含压抑，说：“毕老师，我想跟您谈谈。”
我说：“啊，你好。此时我正在工作，以后再谈，好吗？”
那女人说：“我可能没有以后了，或者说以后的我就和现在的我不一样了。我是您的读者。一次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签名售书，我买过您的书。那天孩子正生病，因为喜欢您，我是抱着生病的儿子去的。当时我还请您在书上留一句话，您想了想，下笔写的是‘祝你和孩子平安’。一般不会这样给人留字，是不是？而且您并不是写‘祝全家平安’。您没提到我的丈夫，您只说我和孩子。您那时一定就已看穿了我的命运，我那时是平安的。不，按时间推算，那时我就已经不平安了，但我不知道，我以为自己是平安的。现在，我不平安了，很不平安。我怎么办？我不能和任何人说我的事，心乱如麻。我狂躁地想放纵一下自己，那样也许会使我解脱。起码世上可以有人和我一样受罪受苦，我没准会好一些……”
我一边听着她的话，一边竭力回忆着，售书……生病的孩子……可惜什么也记不清。我是经常祝人平安的，觉得这是一种看似浅淡其实很值得珍惜的状态。沉默中，我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放下话筒，在电话的那一边，有一颗哭泣而战栗的心灵。
我假装茅塞顿开，说：“哦，是！我想起来了。你别急，慢慢说，好吗？现在我已经把电脑关了，什么都不写了，专门听你说话。”
女人停顿了片刻，很坚决很平静地说：“毕老师，我得了梅毒。”
那一瞬，我顿生厌恶，差点儿将话筒扔了。以我当过多年医生的阅历原不该如此震动，但我以为，一位有着如此清宁嗓音并且热爱读书的女人，是不该得这种病的。
也许正因为长久行医的训练，我在片刻憎恶后重燃了普度众生的慈悲心。你可以拒绝一个素昧平生的读者，但你不能拒绝一个殷殷求助的病人。
我说：“得了梅毒，要抓紧治。别去街上乱贴广告的江湖郎中那儿瞎看，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就诊。不要讳疾忌医，有什么症状就对医生如实说啊。”
女人说：“毕老师，您没有看不起我，我很感动。这不是我的错，是我丈夫把脏病传染给我的。我们是大学同学，整整四年啊，我们沉浸在相知的快乐中。我总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但我在这样年轻的时候，一下子就碰上了，这是老天对我的恩惠，像中了一个十万分之一的大奖。毕业之后，我留在北京，他分到外地。好在他工作的机动性很强，几乎每个月都能找到机会回京。后来我们有了孩子，相亲相爱。也许因为聚少离多，从来不吵架，比人家厮守在一起的夫妻还亲近甜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突然不回家了。你说他不恋家吧，几乎每天给家里打个长途电话，花的电话费就海了去了，没完没了地跟我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可就是人不回来，连春节也是在外面过的。前些日子，他总算归家了，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问他，什么也不说。哪怕这样，我一点疑心也不曾起过，我相信他比相信自己还坚决，就算整个世界都黑了，我们也是两个互相温暖的亮点。后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得了奇怪的病，告诉他后，他的脸变得惨白，说：‘我怕牵连了你，一直不敢回家。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治好了，才回来。终是没躲过，害了你。’”
“我摇着他的身子大喊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老老实实说清楚！’”
“他说：‘一次，真的只有一次。我陪着上面来的领导到歌厅，他叫了小姐’，问我要不要？我刚开始说不要，那领导的脸色就不好看，意思是我若不要小姐，他就不能尽兴。我怕得罪领导，就要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三个星期后，我发现自己烂了，赶紧治。那一段时期，我的神经快要崩溃了，天天给家打电话，但没法解脱。现在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我对不起你，听凭你处置。无论你采取怎样严厉的制裁，我都接受。”
“这是三天前的事。说完，他就走了。我查了书，《本草纲目》上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他正是在广州染上的。三天了，我没合一下眼，没吃一口饭，只喝一点儿水，因为我还得照料孩子……我甚至也没想看病的事，因为我要是准备死，病也就不重要了……”
听到这里，我猛地打断她的话，说：“你先听我说几句，好吗？我行过二十多年医，早年当过医院的化验员，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过活的梅毒螺旋体。那是一些细小的螺丝样的苍白生物，在新鲜的墨汁里（唯有对梅毒菌，采取这种古怪的检验方式）会像香槟酒的开瓶器一样呈钻头样垂直扭动。它们简陋而邪恶，同时也是软弱和不堪一击的，在40℃的温度下，转眼就会死亡。”
我顿了一下，但不给她插话的间隙，很快接着说：“你一个良家妇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一个贤惠温良的妻子、一个严谨家庭出身的女儿、一个可爱男孩的母亲，就这样为了一种别人强加给你的微小病菌，自己截断生命之弦吗？你若死了，就是败在长度只有十几微米的苍白的螺旋体手里了！”
电话在远方沉寂了很久很久，她才说：“毕老师，我不死了。但我要报复。”
我说：“好啊。在这样的仇恨之前，不报复怎能算血性女人。只是，你将报复谁？”
她说：“报复一个追求我的领导。他也是那种寻花问柳的恶棍，我一直全力地躲避他，但这回，我将主动迎上去诱惑！虽然这个领导不是那个领导，但骨子里他们是一样的，我必让他身败名裂。”
我说：“对这种人，不必污了我们的净手。他放浪形骸，螺旋体、淋病菌和艾滋病毒自会惩罚他。等着瞧，病菌有时比人类社会的法则更快捷更公平。”
女人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依您。可我满腔愁苦何处诉？日月无光、天塌地陷啊！”
我说：“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你还是你，尽管身上此时存了被人暗下的病菌，但灵魂依旧清白如雪。”
她说：“我丈夫摧毁了我的信念。此刻，我万念俱灰。”
我说：“女人的信念仅仅因为丈夫而存在吗？当我们不曾有丈夫的时候，我们信谁？信自己！当丈夫背叛堕落的时候，我们信谁？信自己！当丈夫因为种种理由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信谁？信自己！丈夫再好，也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变与不变，自有它的轨道，不依我们指挥。世上唯一可以永远依傍、永不动摇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与意志。”
电话的那一端，声响全无。许久许久，我几乎以为线路已断。当那女人重新讲话的时候，音量骤大了百分之三十。
“您能告诉我，我今后怎么办？原谅我的丈夫吗？我是一个尊严感很强的女人，无法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假装忘记了这件事。不忘记就无法原谅。解散这个家，所有的人都会问这是为什么。内幕就得大白天下，我也无法面对周围人和亲友悲悯的目光。我想，有没有既凑合着过下去又让我心境平衡的办法呢？只有一个方子，就是我也自选一个短儿、一个瑕疵，我和丈夫就半斤对八两了。我有一位大学男同学，对我很好。我想，等我治好病以后，当然是完完全全地好了，我就把一切告诉他，和他做一次爱，这样我和丈夫就扯平了，我的痛苦就会麻痹。您说，我是否有权利这样做？”她急切地询问，好像在洪水中扑打逃生的门板。
这一回，轮到我长久地踌躇了。我不是心理医生，不知该如何准确地回答她，只好凭感觉说：“我以为，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形下，你有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在这之前，请三思而后行，以错误去对抗一个错误，并不像三岔路口的折返，也许会蒙出个正确的，它往往导致更复杂更严重的错误，而绝不是回到完美。女人在沉重的打击之下，心智容易混乱。假如我们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就把痛苦放到冰箱里吧。新鲜的痛苦固然令人阵痛恐惧，但还不是最糟，我们可以在悲愤之后，化痛苦为激励。最可怕的是痛苦的腐烂和蔓延，那将不可收拾。”
她沉吟半晌，然后说：“谢谢您。我会好好地想想您说过的话。打搅您了。我在这世上，没有一个可信任又可保密的人，只有对您说。耽误了您这么多时间，很抱歉。”
我说：“假如多少能给你一点帮助，我非常乐意减轻你的痛苦。”我又说：“最后能问你是怎样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吗？”
她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第一次轻轻地笑了，说：“信息社会，我们只要想找一个人，他就逃不掉。您说对吗？”
我也笑了，说：“对。假如今后我还有机会给你留言，会再一次写上——祝你和孩子平安。”
是怨恨还是快乐
那天，一位姑娘走进我的心理诊室，文文静静地坐下了。她的登记表上咨询缘由一栏，空无一字。也就是说，她不想留下任何信息表明自己的困境。我按照登记表上的字迹，轻轻地叫出她的名字——“苏蓉，你好。”
苏蓉愣了一下，是聪明人特有的那种极其短暂的愣怔，瞬忽就闪过了，轻轻地点点头。但我还是觉出她对自己名字的生疏，回答的迟疑超过了正常人的反应时间。这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苏蓉”二字不是她的真名。
因为诊所对外接诊，我们不可能核对来者的真实身份，很多人出于种种的考虑，登记表上填的都是假名。
名字可以是假的，但我相信她的痛苦是真的。
我打量着她。衣着暗淡却不失时髦，看得出价格不菲。脸色不好，但在精心粉饰之下，有一种凄清的美丽。眉头紧蹙，口唇边已经出现了常常咬紧牙关的人特有的纵向皱纹。
我说，只要不危及你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只要无关违犯法律的问题，我们这里对来访者的情况是严格保密的。我希望你能填写出你来心理咨询的缘由，这样，你对自己的问题可以有一个梳理，我作为咨询师，也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你的情况，加快工作。
听了我的话，她沉吟了一下。抓起茶几上的黑色签字笔，在表格“咨询缘由”一栏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怨恨还是快乐？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
这句话套自莎士比亚的名句《哈姆雷特》中王子的独白——“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看来，这位美丽的姑娘为此已思考了很久。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她的困境。对于一般人来说，在怨恨和快乐之间做出选择，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所有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快乐，这是唯一的答案，此刻的苏蓉却深受困扰。不管她的真名叫什么，我都按照她为自己选定的名字称她苏蓉。此时此刻，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真实的苦恼和深在的混沌。
我说，苏蓉，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你如此迷茫？
她微微侧了一下身子，好像要抵挡正面袭来的冷风。
我得了乳腺癌，你想不到吧？不但你想不到，我也想不到。乳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发病年龄越来越低。我还没有结婚，青春才刚刚开始。直到我躺在手术台上，刀子划进我胸前皮肤的时候，我还是根本不相信这个诊断。我想，做完了手术，医生们就会宣布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没想到病理检验确认了癌症，我在听到报告的那一刻，觉得脚下的大地裂了一道黑缝，我直挺挺地掉了下去，不停地坠呀坠，总也找不到落脚的支点。那是持续的崩塌之感，我彻底垮了。紧接着是六个疗程的化疗，头发被连根拔起，每天看着护工扫地时满簸箕的头发，我的心里比头发还要纷乱。胸前刀疤横劈，胳膊无法抬起，手指一直水肿……好了，关于乳腺癌术后的这些凄惨情况，我知道你写过这方面的书，我也就不多重复。总之，从那一刀开始，我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
一番话凄惨悲切，我充满关注地望着这个年轻姑娘，感觉到她所遭遇到的巨大困境。她接着说，我辞了外企的高薪工作，目前在家休养。我想，我的生命很有限了，我要用这有限的生命来做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呢？我很感兴趣。
第一件事，以我余生的所有时间来恨我的母亲……
无论我怎样克制自己的情绪，还是不由自主地把震惊之色写满一脸。我听到过很多病人的陈述，在心理咨询室里也接待过若干癌症晚期病人的咨询。深知重病之时，正是期待家人支持的关键时刻，这位姑娘，怎能如此决绝地痛恨自己的母亲呢？
她看出了我的大惑，说，您不要以为我有一个继母。我是我母亲的亲生女儿，我的母亲是一名医生。以前的事情就不去说它了，母亲一直对我很好，但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对自己的女儿好，这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要说的是在得知我病了以后，她惊慌失措，甚至比我还要不冷静。她没有给过我任何关于保乳治疗的建议，每天只是重复说着一句话，快做手术快做手术！我一个外行人，主修的专业是对外贸易，简直就是一个医盲。因为我是当事人，肿瘤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医生也没敢说得太明确。但我妈妈知道所有的情况，可她就没有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也没有请教更多的专家，也不知道还有保存乳房治疗乳腺癌的方法，就让那残忍的一刀切下来了。时至今日，我不恨给我主刀的医生，他只是例行公事，一年中经他的手术切下的脏器，也许能装满一辆宝马车。我咬牙切齿地痛恨我母亲。她身为医生，唯一的女儿得了这样的重病，她为什么不千方百计地想办法，为什么不替还没成家、还没有孩子的女儿多考虑一番？！她对我不负责任，所以我刻骨铭心地恨她。
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死死绑住一个男人，苏蓉说。
看到我不解的表情，她重复道，是绑住他，用复仇的绳索五花大绑。这个男人是我在工作中认识的，很有风度，也很英俊。他有家室，以前我们是情人关系，常在一起度周末，彼此愉悦。我知道这不符合毕老师您这一代人的道德标准，但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要求他承诺什么，也不想拆散他的家庭，因为那时我还有对人生和幸福的通盘设计，和他交往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不贪图他的钱财，他也不必对这段婚外情负有什么责任。可是，当我手术以后重新看待这段感情的时候，我的想法大不相同了。今非昔比，我已经失去了一只乳房，作为一个女人，我已不再完整。这个残缺丑陋的身体，连我自己都无法接受，更不能设想把它展现在其他的男人面前。我的这位高大的情人，是这个世界上见证过我的完整、我的美丽的最后一个男人了。我爱他，珍惜他，我期待他回报我以同样的爱恋。我对他说，你得离婚娶我。他说，苏蓉，我们不是说好了各自保留空间，就像两条铁轨，上面行驶着风驰电掣的火车，但铁轨本身是永不交叉的。我说，那是以前，现在情况不同了。打个比方吧，我原本是辆红色的小火车，有名利，有地位，有钱，有高学历，拉着汽笛风驰电掣隆隆向前，人们都羡慕地看着我。现在，火车脱轨了，零件瘫落一地，残骸中还藏着几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引爆。车颠覆了，铁轨就扭缠到一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么永不分开，要么玉石俱焚。听了我的决绝表态，他吓坏了，说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一考虑就是一个月杳无音信。以前他的手机短信长得几乎像小作文，充满了柔情蜜意，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他考虑的结果如何，如果他同意离婚后和我结婚，那这第二颗定时炸弹的雷管，我就暂时拔下来。如果他不同意，我就把他和我的关系公布于众。他是有身份、好脸面的人，不敢惹翻我，我会继续不择手段地逼他，直到他答应或是我们同归于尽……
我要做的第三件事，是拼命买昂贵的首饰。只有这些金光闪闪和晶莹剔透的小物件，才能挽留住我的脚步。我常常沉浸在死亡的想象之中，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我平均每两星期就有一次自杀的冲动，唯有想到这些精美的首饰，在我死后，不知要流落到什么样的人手里，才会生出一缕对生的眷恋。是黄金的项圈套住了我的性命，是钻石的耳环锁起我对人间最后的温情，是水晶摆件映出的我的脸庞，让我感知到生命是如此年轻，还存在于我的皮肤之下……
她的目光没有焦点，嘴唇不停地翕动着，声音很小，有一种看淡生死之后的漠然和坦率，但也具有猛烈的杀伤力。我的心随之颤抖，看出了这佯装镇定之下的苦苦挣扎。
她又向我摊开了所有的医疗文件，她的乳腺癌并非晚期，目前所有的检查结果也都还在正常范围之内。
我确信她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但这不是来自那个被病理切片证实了的生理的癌症，而是她在癌症击打之下被粉碎了的自信和尊严。癌症本身并非不治之症，癌症之后的忧郁和愤怒、无奈和恐惧、孤独和放弃、锁闭和沉沦……才是最危险的杀手。
我问她，你为什么得了癌症呢？
苏蓉干燥的嘴唇张了几张，说，毕老师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不单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得了癌症的，就连全世界的医学专家都还没有研究出癌症的确切起因。我当然想知道，可是我不知道。
我说，苏蓉，你说得很对。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都要探寻原因，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而人是追求因果的动物，越是找不到原因的事，就越要归纳出一个症结。在你罹患癌症之后，你的愤怒、你的恐惧、你的绝望，包括你的惊骇和无助，你都要为自己的满腔悲愤找到一个出口。这个出口，你就选定在……
苏蓉真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孩，我的话刚说到这里，她就抢先道，哦，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我把得了癌症之后所有的痛苦伤感都归因到了我母亲身上？
我说，具体怎样评价你和你母亲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我们也许还要进行漫长的讨论。但我想澄清的一点是，你母亲是你得癌症的首要原因吗？
苏蓉难得地苦笑了一下，说，那当然不是了。
我说，你母亲是一个治疗乳腺病方面的专家吗？
苏蓉说，我母亲是保健院的一名基层大夫，她最擅长的是给小打小闹的伤口抹碘酒和用埋线疗法治痔疮。
我又说，给你开刀的主治医生是个专家吧？
苏蓉很肯定地说，是专家。我在看病的问题上是个完美主义者，每次到了医院，都是点最贵的专家看病。
我接着说，你觉得主刀大夫和你妈妈的医术比起来，谁更高明一些呢？
苏蓉有点不高兴了，说，这难道还用比吗？当然是我的主刀医生更高明了，人家是在英国皇家医学院进修过的大牌。
我一点都不生气，因为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回答。我说，苏蓉，既然主刀医生都没有为你制订出保乳治疗的方案，你为什么不恨他？
苏蓉张口结舌，嗫嚅了好半天才回答道，我恨人家干什么？人家又不是我家的人。
我说，关键就在这里了。关于你母亲在你生病之后的反应，我相信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给她以足够的时间，也许她会为你做得更充分一些。没有为你进行保乳治疗的责任，主要不是在你母亲身上。这一点，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苏蓉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同意。
我说，一个人成人之后，得病就是自己的事情了。你可以生气，却不可以长久地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你可以愤怒，却不可以将这愤怒转嫁给他人。你可以研究自己的疾病，但却不要寄托太理想、太完美的方案。你可以选择和疾病抗争到底，也可以一蹶不振，以泪洗面，这都是自己的事情。只有心理上长不大的人，才会在得病的时候又恢复成一个小女孩的幼稚心理。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值得商榷的现象。比如小孩子学走路的时候，如果他不小心摔了一跤，当妈妈的会赶快跑过去，搀扶起自己的孩子，心疼地说，哎呀，是什么把我们宝宝碰疼了啊？原来是这个桌子腿啊！原来是这个破砖头啊！好了好了，看妈妈打这个桌子腿，看妈妈砸这个破砖头！如果身旁连桌子腿、破砖头这样的原因都找不到，看着大哭不止的宝宝，妈妈会说，宝宝不哭了，都是妈妈不好，没有照顾好你。有的妈妈还会特地买来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哄宝宝……久而久之，宝宝会觉得如果受到了伤害，必定是身边的人的责任——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苏蓉就忍不住微笑起来，说，您好像认识我妈妈一样，她就是这样宠着我的。现在我意识到了，身患病痛是自己的事情，不必怨天尤人。我已长大，已能独立面对命运的残酷挑战并负起英勇还击的责任。
苏蓉其后接受了多次的心理咨询，并且到医院就诊，口服了抗抑郁的药物。在双重治疗之下，她一天天坚强起来。在第一颗定时炸弹摘下雷管之后，我们开始讨论那个高大的男人。
我说，你认为他爱你吗？
苏蓉充满困惑地说，不知道。有时候好像觉得是爱的，有时又觉得不爱。比如自从我对他下过最后通牒之后，他就一个劲儿地躲着我。其实，在今天的通信手段之下，没有什么人是能够彻底躲得掉另外一个人的。我只要想找到他，天涯海角都难不住我。我只是还没有最后决定。
我说，苏蓉，以我的判断，你在现在的时刻是格外需要真挚的爱情的。
苏蓉的眼睛里立刻蓄满了泪水，她说，是啊，我特别需要一个人能和我共同走过剩下的人生。
我说，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
这一次，苏蓉很快回答道，不可靠。
我说，把自己的生命和一个不可靠的人联系在一起，我只能想象成一出浩大悲剧的幕布。
苏蓉幽幽地吐出一口长气说，如果我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我会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办。但是，我已残缺。
我说，谁认为一个动过手术的女人就不配争取幸福？谁认为身体的残缺就等同于人生的不幸？这才是最大的荒谬呢！
苏蓉那一天久久地没有说话。我等待着她。沉默有的时候是哺育力量的襁褓。毕竟，这是一个严峻到残酷的问题，谁都无法代替她思考和决定。
后来她对我说，回家后流了很多的泪，纸巾用光了好几盒。她终于有能力对自己说，我虽然切除了一侧乳房，依然是完整的女人，依然有权利昂然追求自己的幸福。哪个男人能坦然地接受我，珍惜我，看到我的心灵，这才是爱情的坚实基础。建立在要挟和控制之上的情人关系，我不再保留。
我们最后谈到的问题，是那些美丽的首饰。
我说，我也喜欢首饰呢，但是仅仅限于在首饰店中隔着厚厚的玻璃欣赏。我记得一位名人说过，全世界的女人都喜欢首饰和丝绸，喜欢它们闪闪发亮的光泽和透明润滑的质感。面对钻石的时候，会感觉到几千万年的压力和锤炼才能成就的那种非凡光辉。
苏蓉一副遇到知己的快乐表情，说，您也喜欢首饰，这太好了。我说，首饰虽好，但生活本身更美好。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动力，是我要做的事情和我身边的友情，当然，还有快乐。
苏蓉轻轻笑道，我的看法和您是一致的。从此以后，我会节制自己买首饰的欲望。可能常去看看，但不会疯狂地购买了。至于以前买下的首饰嘛，我想自己留下一部分，然后把一些送给朋友们。我还是很喜爱金光闪闪和玲珑剔透的小物件，但我不必把它们像铁锚一样紧紧地抓在手里，生怕一松手遗失了它们，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我不必用没有温度的首饰来锁住自己，相反，我将用它们把我的生活打扮得更光彩夺目。
终于，分离的日子到了。当最后一个疗程结束，苏蓉走出诊室的时候，我目送着她。我已经无数次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伤感又令人振奋。一个心理咨询师所有的努力，都是为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苏蓉握着我的手说，毕老师，我就不和您说再见了，咱们就此别过。因为我不想再见到您了。这不等于说我不感谢您，不怀念您。也许正是因为知道难得再见，我的思念会更加持久和惆怅。今后的某一天，也许是黎明日出时分，也许是皓月当空的时候，也许是正中午也说不定，您的耳朵根子会突然发热，那就是我在远方深情地呼唤着您。我不见您，是相信我自己有能力对付癌症，不论是身体的癌症还是心理上的癌症，只要精神不屈，它们就会败退。怨恨和快乐，这不再是一个问题，今后的关键是我如何建立自己的心情乐园。顺便说一句，即使我的癌症复发，即使我的生命走到尽头，我相信，只要我有意识地选择快乐，谁又能阻挡我呢？
她的美丽和从容，让我充满了感动。我微笑着和她道别，遵循她的意愿，也希望自己永远不再见到她。有的时候，也许是半夜时分，也许是风中雨中，耳朵并没发热，也会想起她来。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和母亲建立起了新型的关系，也不知道她是否找到了心仪的男友，不知道她的首饰盒里可曾增添了新的成员。但我很快地对自己说，相信苏蓉吧，她已经成功地把三颗炸弹摘除了，重新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为什么是我
我会见全美癌症康复中心门诊部的吉妮赖瑞女士。她说：“我们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癌症资料，你对哪些方面最感兴趣呢？”我说：“因为我自己就是女性，所以我对女性的特殊癌症很想多了解一些。”吉妮赖瑞说：“那我就向你详细介绍乳癌中心的工作情况吧。在美国，1999年，共有新发乳癌病人18.28万。每个病人的手术费用是1万美元。政府对40岁以上的乳腺癌病人，每人提供750美元的帮助。”
乳腺癌是严重危害妇女健康的杀手，是第二号杀手，危害极大。
听着吉妮赖瑞女士的介绍，我叹息说：“身为女性，真是够倒霉的了。因为你是女的，因为你的性别，你就要比男人多患这个系统的疾病，而且不是一般的病患，一发病就这样凶险。”
吉妮赖瑞说：“是啊，作为我们没得这个病的人都这样想，那些一旦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的妇女，内心所受的惊恐和震撼是非常巨大的。除了人最宝贵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以外，即使度过了急性期，也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摆在面前。有一些癌症，比如肺癌胃癌，做了手术，除了身体虚弱，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但是，乳腺癌就完全不一样了。即使手术非常成功，由于乳腺被摘除，女性的外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曲线消失了，胸口布满了伤疤，肩膀抬不起来，上臂水肿……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女人了，她不能接受自己的新形象。她的心理上所掀起的风暴，其猛烈的程度是我们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乳腺癌的病人，假如发现得较早，术后一般有较长的存活期，她们面临的社会评价、婚姻调适、就业选择等问题，就有了更多特殊的障碍。也许她这一时想通了，但一遇到风吹草动，沮丧和悲痛又会把她打倒。还有对复发的恐惧，化疗中难以忍受的折磨，头发脱落青春不再……”
“所以，我们专为乳腺癌病人办的刊物的名称就叫作——《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我轻轻地重复着这个名称。乍一听，有点儿不以为然，觉得不像个刊物的名称，不够有力，透着无奈。但设身处地一想，假如我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我猜大多数人一定是从检验报告中得知的那一瞬，恐怖而震惊），面对苍穹，发出无望的呻吟和愤怒的控诉，极有可能就是这句凄冷的话——为什么是我？！
我说：“你们这个刊物的名称起得好。这使那些不幸的妇女，听到了一声好像发自她们内心的呼唤。”
吉妮赖瑞说：“是啊。孤独感是癌症病人非常普遍的情绪。现代人本来就很孤独，你若得了癌症，更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觉得别人都难以理解你。特别是女性，那一刻的绝望和忧郁，可能比癌症本身对人的摧残更甚。我们首先要帮助病人收集有关的资料，让她尽快地得到良好的治疗。当然，我们也会推荐她们多走访几家医院，多看几位医生，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诊断无误，就及早手术。在疾病的早期，信息的收集、沟通和比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这方面。病人一旦进入手术室，我们就转入下一个步骤。也就是说，当患病的妇女乳房被切掉的那一刻，我们的志愿者就已经等在手术室的门外了。”
“患病的妇女从麻醉中醒来，都会特别关注自己乳房的情况。这时，我们组织的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就要为她们开始服务。待到病人们的身体渐渐康复，下一步的心理和精神支持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我们的癌症看护中心是一个有着56年历史的机构，和各个医院都有很密切的联系，可以及时得到很多情况。我们还在报上发表‘征友启事’，建立起乳腺癌病人的小组。从我们的经验看，小组的分类越细致越好。乳腺癌本身就有各种分期，早期、中期、晚期……各期病人所遇到的具体困难和对生命的威胁以及其他相关问题，每个人考虑的轻重缓急是不一样的。还有年龄的区别，一个20多岁的白领女性和一个70多岁的贫民老人，忧虑的问题显然也是不相同的。所以，经过广泛的征集，我们建立起各式各样的乳腺癌康复小组。比如新发的还是复发的，比如是有孩子的母亲还是独身女性，比如是离异的还是未婚的，比如乳房修复是成功还是不很成功的，比如有乳腺癌家族史还是没有这种历史的，比如同是非洲裔还是亚洲裔……”
“特别是在长期存活的乳腺癌病人当中，遇到的问题就更是常人所不曾遇到的。比如未婚还是离异的乳腺癌病人，是否再次结婚？何时交友较为适宜？再婚的风险性如何？怎样与男性约会？在交往的哪一个阶段，告知男友自己的乳腺癌病况……”
这一番介绍，直听得我瞠目结舌。以我当过医生的经历，想象这些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最关键的是——我从来也不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我相信自己在医生当中绝非最不负责任的，但我们当医生的，即使是一个好医生吧，也只是局限在把病人病变的乳房切下来，没有术后感染，我的责任就尽到了。病人出院了，我的责任也就终结了。至于这个病人以后的生活和生存状态，那只有靠她自己挣扎打斗了。有多少泪水在半夜曾湿透衾被？有多少海誓山盟的婚姻在手术刀切下之后也砰然而断？
身为女性，身为医生，我为自己的粗疏和冷漠而惭愧。我由衷地钦佩这家机构所做的工作。疾病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原因，可以直接导致人的苦闷和绝望。可怕的是人群中的孤独，是那种被人抛弃的寂寞。癌症使人思索很多人生的大问题，它可怕的外表之下，是一个坚硬的哲学命题。你潇潇洒洒随意处置，曾以为是无限长的生命，突然被人明确地标出了一个终点。那终点的绳索横亘在那里，阴影的紧迫已经毫不留情地投射过来。人与人的关系，在这天崩地裂的时候，像被闪电照亮，变得轮廓清晰、对比分明。灾难是一种神奇的显影剂，把以往隐藏起来的凸显出来，模糊的尖锐起来，朦胧的变得锋利，古旧的娇艳起来。在这种大变故的时候，人是孤单的，人是渺小的，人是脆弱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又说“同病相怜”。我觉得癌症康复中心小组的精髓，就体现在了这一点。在茫茫人海中，把相同的人挖掘出来，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也许你正躲在暗处哭泣，但走进一间明亮的房间，你看到100个和你同样的人，同样的病症，同样的经历，同样的苦恼，然而她们正在微笑。这本身就具有多么大的喜剧意义啊。
这是一个朴素的做法。凡是具有穿透人心的魔力的事件，本身都是朴素的。人们相濡以沫，勇气就在相互的交往中发酵着、膨胀着，汇成强大的力量。
成千上万的丈夫
有成千上万的男人，可以成为我们的丈夫。
这句话，从一位当律师的女友嘴中一字一顿地吐出时，坐在对面的我，几乎从椅子滑到地上。
别那么大惊小怪的，这话也可以反过来对男人说，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可以成为你们的妻子。你知道我不是指人尽可夫的意思，教养和职业，都使我不会说出这类傻话，我是针对文学家常常在作品中鼓吹的那种“唯一”，才这样标新立异。女友侃侃而谈。
没有唯一，唯一是骗人的，你往周围看看，什么是唯一？太阳吗？宇宙有无数个太阳，比它大的、比它亮的，恒河沙数。钻石吗？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飞到一颗由钻石组成的星球，连旱冰场都是用钻石铺成的。那种清澈透明的石块，原子结构很简单，更容易复制了。指纹吗？指纹也有相同的，虽说从理论上讲，几十亿上百亿人当中才有这种可能性，好在我们找丈夫不是找罪犯，不必如此精确。世上的很多事情，过度精确，必然有害，伴侣基本是一个模糊的数学问题，该马虎的时候一定要马虎。
有一句名言很害人，叫作“每一片绿叶都不相同”。我相信在科学家的电子显微镜下，叶子间会有大区别，楚河汉界，但在一般人眼中，它们的确很相似，非要把基本相同的事物看得不相同，是神经过敏故弄玄虚。在森林里，如果带上显微镜片，去看高大的乔木，除了满眼惨绿，头晕目眩，无法掌握树林的全貌，只得无功而返，也许还会迷失方向，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
婚姻是一般人的普通问题，不要人为地把它搞复杂。合适做你丈夫的人，绝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异数，就像我们是早已存在的普通人，那些普通的男人，也已安稳地在地球上生活很多年了。我们不单单是一个人，更是一种类型，就像喜欢吃饺子的人，多半也热爱包子和馅儿饼。大豆和蓖麻天生和平共处，玫瑰和百合种在一处，每处都花朵繁茂，枝叶青翠。但甘蓝和芹菜相克，彼此势不两立，丁香和水仙更是水火不相容，郁金香干脆会置勿忘草于死地……如果你是玫瑰，只要清醒地、坚定地寻找到百合种属中的一朵，你就基本获得了幸福。
当然了，某一类人的绝对数目虽然不少，但地球很大，人又都在走来走去，我们要在特定的时间遭遇到特定的适宜伴侣，也并不是太乐观的事。
相信唯一，你就注定在茫茫人海东跌西撞寻寻觅觅，如同一叶扁舟想捕获一条不知道潜在何处的鳟鱼，等待你的是无数焦渴的黎明和失眠的月夜。
抱着拥有唯一的愿望不放，常常使女人生出组装男友和丈夫的念头，相貌是非常重要的筹码，自然列在前茅，再加上这一个学历高，那个家庭好，另一个脾气温柔，还一个事业有成……女人恨不能将男人分解，剁下各自最优异的部分，由女人纤纤素手用以上零件黏合成一个完美的新男人，该是多么美妙！
只可惜宇宙浩茫，到哪里寻找这胶水！
这种表面美好的幻想核心，是一团虚妄的灰雾在作祟，婚姻中自然天成的唯一佳侣，几乎是不存在的。许多婚礼上，我们以为天造地设的婚姻，夭折得如同闪电。真正的金婚银婚，多是历久弥新的磨合与默契。
女人不要把一生的幸福寄托在婚前对男性千锤百炼的挑拣中，以为选择就是一切，对了就万事大吉，错了就一败涂地，选择只是一次决定的机会，当然对了比错了好。但正确的选择只是良好的开端，即使航向对头，我们依然也会遭遇风暴，淡水没了，船橹漂走，风帆折了……种种危难如同暗礁，潜伏航道，随时可能颠覆小船，选择错了，不过是输了第一局，开局不利，当然令人懊恼。然而赛季还长，你可整装待发，蓄势来看，只要赢得最终胜利，终是好棋手。
在我们人生旅途中，不得不常常进入出售败绩的商场，那里不由分说地把用华丽外衣包装的痛苦强售给我们。这沉重惨痛的包袱，使人沮丧，于是出了店门，很多人动用遗忘之手，以最快的速度把痛苦丢弃了，这是情绪的自我保护，无可厚非，但很可怜，买椟还珠，得不偿失，付出的是生命的金币，收获的只是垃圾。如果我们能够忍受住心灵的煎熬，细致地打开一层层包装，就会在痛苦的核心里找到失败追击赠送的珍贵礼品——千金难买的经验和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