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顺道拜访了那些担惊受怕的人，他们几乎都没有料到我们会当面找上他们，我们几个人之前都是通过电话和车载通信系统保持联系的。哈丽特后来跟我说，工资如此微薄的底层诊所员工愿意冒着失去经济保障的风险说出有关廷德尔的真相，这实在令人心碎。汉密尔顿后来在报道中道出了这些员工脸上的恐惧。
我们常会去同一个人家里回访，而且是多次回访。我在某个受访者的客厅前后总共待了有四个小时。哈丽特和汉密尔顿上门拜访时会问应门的人会不会放心地把自己的亲人——女儿——交给廷德尔。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回答不会，一些与廷德尔共事过的人还披露了他们亲眼看到的事情。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哈丽特和汉密尔顿，廷德尔对年轻病患进行过性虐待式的骨盆检查，他会呆呆地盯着她们的裸体，还会说一些淫词秽语，而我们的调查也由此出现了转机。
我们随后就对这些员工展开了多次的秘密访谈，一个恐怖故事的轮廓开始显形。
该诊所的现任和前任员工告诉我们，对廷德尔行为的投诉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90年代！最早的一份报告称廷德尔拍摄了年轻病患的外生殖器，却没有明显的医疗目的。为了确定这一投诉的细节，汉密尔顿和我驱车前往格伦多拉，上门拜访了退休护士伯纳黛特·科斯特利茨基，她是为数不多的愿意公开发言的人之一。80多岁的科斯特利茨基在她家前门接受了我们的简短采访，证实当时的诊所主任拉里·尼斯坦医生在得知照片的事情后没收了廷德尔的相机，然而他并没有对廷德尔采取其他行动。
几周过去了，哈丽特和汉密尔顿采访的另一些人表示，这些年对廷德尔行为的投诉有增无减、愈发严重，很多人都讲述了他的性虐待行为，与纪露西的经历颇为类似。有消息人士说，不断有人向尼斯坦和他的上级举报廷德尔的情况，但并无显著效果。尼斯坦已经去世两年了，所以其他人肯定也要为亡者考虑。两个与尼斯坦关系较密切的人告诉我，他会把针对廷德尔的所有严重投诉都告知上级。这些上级管理人员中包括迈克尔·杰克逊，他曾在南加州大学任负责学生工作的副校长，这间诊所就受他监管。杰克逊已经从南加州大学退休了，但我在北加州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
“我知道你为什么打来，”他说，“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我已经不在南加州大学工作了，所以我无话可说。”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
我上门拜访的大多数人都不愿开口，比如长滩市的那个女人。愿意开口的人则坚持匿名，他们用来描述廷德尔的词都呼应了哈丽特和汉密尔顿在采访中听到的说法：毛骨悚然、诡异、肮脏。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我，他身上很臭。另一位则回忆说，有领导曾两次明令廷德尔把他办公室墙上的一张阴道写实图摘掉。在寻访南加州大学行政人员的间隙，我还试图联系廷德尔所说的妻子黛西·帕特里西奥和她的家人，想通过他们来加深对廷德尔的了解。她离开了他，回到了她的故乡菲律宾，不过我们不确定他们有没有离婚。帕特里西奥在这边的亲戚都不愿跟我谈，我和她在菲律宾的新男友短暂联系过，但后来他也沉默了。我安排了一名驻菲律宾的《洛杉矶时报》特约记者尝试去与帕特里西奥接触，这名特约记者的遭遇也没好到哪儿去。
但通过采访医务人员和患者，哈丽特和汉密尔顿还是取得了进展。他们了解到，直至该诊所的一名任职时间很长的护士长决定将一切置之度外，试图尽最后的努力扳倒廷德尔，南加州大学才开始对廷德尔采取行动。
她的名字是辛迪·吉尔伯特。
22
廷德尔的秘密交易
乔治·廷德尔办公室里的窗台上摆着几罐雷达杀虫剂和风倍清空气清新剂。两种喷剂都没起到什么作用。这个妇科医生用来检查病人的房间里滋生了大量果蝇，而且散发着一股体臭。
辛迪·吉尔伯特和她在学生保健诊所的同事米尔德里德·温格医生一起查看这间办公室时，都看到了那几罐雷达和风倍清。当时是2016年6月。此前四天，吉尔伯特已经想到了自己若是意图彻底阻止廷德尔将会面临何种风险。这种风险不可小觑。执掌南加州大学的高管们可不喜欢自己的战壕里有人挑事。打破常规并直言不讳的员工肯定不会因为按原则办事而得到嘉奖。但对于吉尔伯特来说，这已经不再重要了，这个女人身材单薄，脸上常带着温柔的微笑，对病人的安危有着近乎固执的保护欲。即使她将要做的事会让她丢掉工作，她也不在乎了。她的丈夫是南加州大学的医生，他的工作可能也会受到威胁，但这也并不紧要了。最重要的是防止廷德尔再去性虐其他姑娘。
吉尔伯特已经按照诊所的内部程序采取了她应该采取的步骤。她多年来都在这么做，反复地向诊所的执行主任和护理主管投诉廷德尔。她得到的唯一回应是，廷德尔已经因为他的行为受到了劝诫。
受到了劝诫，但没有被制止。
而且这不只是“行为”而已。这是性虐待。这是性侵犯。所以吉尔伯特决定如实举报此事。1如果这是她能作为南加州大学员工所做的最后一次行动，那她也不得不这么做了。在该诊所质检经理的建议下，吉尔伯特向南加州大学关系与性暴力预防服务处——强暴危机中心——举报了廷德尔。吉尔伯特向该中心的执行主任举报了他，就像举报一个强奸犯一样。这次似乎起了作用。终于，这所大学好像注意到了这件事。
廷德尔当时正在度假，所以吉尔伯特和温格可以好好查看一下他的办公室。每一个偷瞧过廷德尔办公室的员工都知道他有囤积癖——包括纸箱和文件夹、多余的破椅子、旧幻灯片和小册子、书籍、午餐盒、快餐包装纸、半空的水瓶、一个装皮下注射针头的脏盒子（里面堆了很多针头）。但吉尔伯特和温格的实际所见实在令人作呕。飞来飞去的果蝇占领了廷德尔办公桌的整个桌面。这些果蝇的来源是放在一个布制行李箱上的一个装水果的塑料袋，里面的水果已经腐烂成了液体，透过袋子渗进了行李箱的布料中。这股恶臭有一种可感的质量。到处都是日常的垃圾。吉尔伯特拍下照片，记录廷德尔的病人不得不身处的这片凌乱而污秽的空间。
这种情况怎么能持续这么久呢？25年来，对廷德尔的投诉一直在这间诊所的管理系统中向上传递。其中一些来自患者，她们描述了廷德尔检查她们身体的过程，而这些叙述总是时不时地冒出“毛骨悚然”这个词。难道这还不足以把他赶出校园吗？谁愿意去看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妇科医生呢？女医务助理和护士们也提出过投诉。诊所的政策要求她们在体检过程中担当廷德尔病患的监护人，她们表示自己亲眼看到他几乎越过了身为医生所有适当行为的界限，那种程度看起来非常像是性虐待。
在吉尔伯特将求助于强暴危机中心作为最后手段的三年前，她和一群监护人向尼斯坦提出了另一批涉及廷德尔的投诉。2尼斯坦对这些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他管理这间诊所已有18年，职业生涯基本都是在南加州大学度过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是在这里拿到了学位。他当时63岁，长得白胖可爱，留着薄薄的白胡子。看他不顺眼的人也有，但总体上他似乎还是很受人喜爱的。作为青少年保健方面的专家，他在南加州大学之外也广受赞誉。在尼斯坦的领导下，这间诊所的规模扩大了两倍，并且搬进了五层楼的新总部，诊所名字取自一位捐赠者的名字——恩格曼学生保健中心。尼斯坦说这是“梦想成真”。这位医生曾两次罹患侵袭性癌症，但都得以幸存：他在医学院战胜了黑色素瘤，在中年时还击败了多发性骨髓瘤。
在这间诊所，尼斯坦的苦恼就是乔治·廷德尔。
廷德尔会拍摄病人的外生殖器，据说这是作为病人没有癌症的症状或存在疣等疾病的记录，鉴于此，尼斯坦不得不没收了这个妇科医生的相机，而此后他一直都在处理有关廷德尔的投诉。3早在1997年，一位填写了诊所意见卡的患者似乎就已经知道廷德尔会是多么恶劣的毒瘤。她写道，廷德尔“是我过去看过但以后绝不会再去看的医生，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差劲的医生。他误诊了我，我还可以马上说出20个被他误诊的人的名字，包括跟一个我认识的姑娘说她得了癌症，但她并没有得”。这位患者接着发出了警告，她认为廷德尔在未来会引来严重的后果：“如果你们不想在将来面临一场大型诉讼，我强烈建议解雇这个男人。”
几个月、几年乃至十多年转瞬而逝，对廷德尔的投诉一直未曾间断，而且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大多数投诉者都去找了尼斯坦。他得知廷德尔在进行盆腔检查时不允许隐私床帘外的监护人监督他。一位患者告诉尼斯坦，廷德尔用手指检查她时没有戴手套。还有人说廷德尔喜欢询问年轻患者的性生活情况，但这没有明显的医学理由。廷德尔称赞过一位患者阴毛的外观。他还曾给一位患者进过一段轶事，一位摇滚音乐家在芝加哥街头与一名不得不取下卫生棉条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这位患者在投诉书上说自己被迫听了廷德尔的“恶心”故事，这让她感到“可耻而羞辱”。
尼斯坦与廷德尔当面对质，告诫他不要再做出这种行为。但他好像从未领会他的意思，尼斯坦不得不一再训斥他。廷德尔对被批评的反应可能颇具威胁性。那呆滞的凝视背后似乎隐藏着一股暴力的暗流。他让尼斯坦很担心自己会遭到人身侵害。2004年，尼斯坦向杰克逊表达了自己的恐惧。
尼斯坦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杰克逊：“我们一名员工的事情令我十分在意，他非常不满。”4
事情显然不了了之了。（杰克逊后来否认收到过廷德尔性虐病人的举报。）
“第九条”是指美国在1972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民权法条，即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其中对校内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作出了相关规定。第九条协调员的职责是监督和调查涉及性别歧视和性骚扰行为的投诉。
那位投诉廷德尔不戴手套的病人说，他坚持要教她锻炼，以强化盆壁——当时没有监护人在场。她写道，廷德尔让她躺下，然后用裸指插入了她的身体，同时让她“紧缩”。廷德尔驳斥了这名女子的说法。尼斯坦当时对此事所做的笔记显示，他向南加州大学总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一名律师通报了这一投诉；该办公室又向校长报告了这一情况。尼斯坦还通知了该校在南加州大学公平与多样性办公室（OED）的第九条协调员 。“第九条”是禁止接受联邦资助的大学中出现性别歧视和性骚扰行为的联邦法条。
然而正如尼斯坦在笔记中记载的那样，总法律顾问和公平与多样性办公室只回应以一个哈欠：这个女人指称的行为发生在很久以前——所以忘了这回事吧，这种投诉“不会有任何结果”。事实也是如此。没人听得进那个有先见之明的姑娘的建议——开除他。
尼斯坦在笔记中对廷德尔的评价是丝毫没有纪律性。“这不是个好事。”他写道。
当时是2010年。尼斯坦并不是必须接受那些管理人员拒不采取行动的决定。作为一名内科医生和一家为弱势年轻人服务的诊所的主任，他本可以做得更多——他也本应该做得更多。他本可以向医学委员会举报廷德尔，但没有迹象表明他这么做了。他本可以向警方举报他，但同样没有迹象表明他这么做了。
三年后，一位病人投诉了廷德尔，说他想给她做第二次子宫颈抹片检查，尽管她跟他说自己最近刚做过一次。她说廷德尔还建议她不要离开他的办公室，又说到他的“美妻”是一个“菲律宾女人”，以及他是如何发现“女人如此迷人”的。这个学生说她“吓傻了”。这起投诉使得尼斯坦跟吉尔伯特和一些监护人开了次会，听取了有关廷德尔的最新情况，他做了笔记：廷德尔在给病人体检时锁上了门，不让监护人进去。有几位病人表示她们再也不想见到他了，因为他“很怪异”，并且“令人毛骨悚然”。廷德尔会向病人打听一些“私人问题”。他在给人体检时会使用一种“不同的技术”，有些病人会感到疼痛。尼斯坦再次决定在内部解决这个问题。他向公平与多样性办公室举报了廷德尔，列举了这批投诉和此前的投诉。这一次，尼斯坦不仅仅是在转交投诉——他自己也成了投诉者。他在这份文档中指控廷德尔对他人进行了性骚扰——这是“第九条”下的一个大类，其中包括性侵犯——以及他对菲律宾裔妻子的评论和诸如“墨西哥人正在夺权”等言论让患者遭受了“原籍歧视”。
这份报告促使该办公室的一名高级调查员展开了调查——对随后发生的事情而言，这个说法极其言过其实，因为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调查。尽管投诉的数量和种类繁多，而且延续了很长时间，被指控的不端行为也相当严重，但这名调查员只约谈了八个人。这都是她不会去怀疑的人：包括廷德尔本人。她没怎么深入探究那些记录，甚至没有要求查看尼斯坦手里的关于廷德尔的档案。调查从2013年6月持续到7月，没有任何后续行动。在此期间，尼斯坦和诊所的首席医生会见了廷德尔，讨论了这些投诉，并再次责令他不要发表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骚扰性的言论。廷德尔则以攻代守：在写给尼斯坦的一份辩驳书中，廷德尔将自己描绘成了受害者——因为他是一名男性妇科医生，所以不得不忍受“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
尼斯坦一直在给公平与多样性办公室的那名调查员通报内情。他打电话给她，说“有可能他就是搞不清楚状况”，这个他就是指廷德尔。尼斯坦告诉她，廷德尔的个人档案——她并未索要的那本——有十几厘米厚。
这一切都是徒劳。2013年7月26日，这名调查员结束了调查。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她写道，她没有发现“任何违反政策的可起诉证据”，而且“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廷德尔）存在任何违反大学政策的行为，因而无法证明继续调查的合理性”。
尼斯坦并没有放弃。他转而向人力资源部的一名管理人员求助，表达了他对公平与多样性办公室这次调查的失望。尼斯坦向这名管理人员汇报了廷德尔受到的投诉，想确定这是否足以将其解雇。这名管理人员表示了同情，并向人力资源部的执行主任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对方只答复了一句：除非廷德尔之前收到过三次警告，否则不能解雇此人。这就好比他拥有三张“免死金牌”，可以用来性骚扰甚至性侵病患。只要没有第四次警告，他就能保住工作。这可能不是一项成文政策，但实际结果就是如此。
廷德尔的职位在此后三年里一直都安稳无虞——直到吉尔伯特做了尼斯坦未能做到的事——她逼迫该校采取行动，丝毫不顾自身会付出什么代价。尼斯坦没能活着见证这件事：他的癌症复发，所以休假了；在针对廷德尔的调查开始前不到两个月，他离开了人世。
在尼斯坦没收廷德尔的相机后20多年，吉尔伯特和温格还有这样惊人的发现：就在她们遭遇那一大群果蝇的同一天，她们还找到了两百多张20世纪90年代初的照片和幻灯片，全都锁在这个妇科医生办公室的一个储藏柜里。这些照片上都是女性的外生殖器，有些还贴着被拍摄女性的名字。这些照片加深了行政部门对廷德尔的忧虑。公平与多样性办公室和该校的合规办公室对廷德尔展开了调查。公平与多样性办公室的调查内容还包括2013年对廷德尔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各项指控。
在调查期间，廷德尔被勒令休假，并被禁止进入校园。公平与多样性办公室的另一名调查员采访了几位监护人，她们的说法都没变化。调查员采访了一位病人，她投诉了廷德尔，说他曾问她是不是因为家庭的宗教观念而导致性生活较少；他还跟这位病人提到自己一直等到婚后才与妻子发生了性关系，因为她是亚裔。然后他给这位病人提了一些建议：如果她结婚时不是处女，那也可以在新婚之夜做爱时偷偷在床上洒一小袋血来糊弄她丈夫。这位病人告诉调查员，她被“惊到了”。
这次调查一直持续到2017年初。南加州大学聘请了一家医疗顾问公司——科罗拉多州的医疗评审公司和一名堪萨斯州的妇科医生来参与调查廷德尔一案。医疗评审公司的审查员采访了廷德尔和16名诊所员工，并查阅了20多份医疗记录。廷德尔不承认自己有任何不端行为。然而不出所料，医疗评审公司在其报告中得出结论，如果廷德尔重返岗位，他的行为将引发“病人身心安全方面的严重问题”。该报告称廷德尔“使用的体检技术与标准的公认惯例有别，可能且很可能（根据病人的反馈）会被视为与病人存在不当身体接触的表现，而这很可能会被业内的行为、执业或资格审查委员会视为严重违规的行为”。
该报告称廷德尔的方法“可以视为对［病人］身体的侵犯”。其中还指出“廷德尔医生的一些行为可能表明他存在某种潜在的精神变态”。5
医疗评审公司指出，廷德尔医治的“大多数病人”都“格外弱势”，因为她们年纪较轻，也缺乏妇科检查的“常识”，很多情况下还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后者似乎是指廷德尔病人中有大批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
南加州大学此时掌握的证据已经完全足以解雇廷德尔，并向医学委员会和警方举报他的行径。然而该校却允许廷德尔对调查结果提出上诉。这一过程加上该校一贯的迟缓动作，使得廷德尔在工资清单上的名字一直保留到了2017年年中。在那段时间里，该校校园始终禁止廷德尔进入，但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私下诊疗那些毫无戒心的病人（他后来声称自己没有接诊）。
最后，南加州大学同意付清廷德尔的薪酬，条件是他自己辞职。尼基亚斯治下的管理层对一切都秘而不宣——一切都保密——不仅对当局和公众是如此，对投诉的员工和廷德尔的病人也是如此。
廷德尔离开该校时，他的行医执照“完好无损”，钱包满满。他还可以为所欲为。
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直到尼基亚斯及其团队得知我们正在找人打听廷德尔的事。该校管理层突然间决定，应该向医学委员会举报廷德尔，他们确实举报了——在南加州大学决定放过他后的大约八个月，现在他们又觉得他那些行为值得举报了。又过了三个多月，南加州大学才通知警方。那是在他们得知我们正在深入调查那些性侵指控之后。尼基亚斯治下的管理层很快就提醒该诊所员工要留心我们的问询。很多人认为这就是让他们闭嘴的意思。
我们在长滩市采访那位南加大行政人员未果后不久，汉密尔顿和我瞄准了另一个潜在的消息人士，我们认为此人可以证实这个故事中的一些关键部分。问题是此人当时恰好在外地，但我们不能让这种事阻碍我们，在这么重要的报道上不行。于是我们径直赶到洛杉矶国际机场，登上飞机，开启了一场极端的登门之旅——之所以说极端，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次旅行的距离远非大洛杉矶地区范围内的短途旅行可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这趟行程让《洛杉矶时报》花费不小，而那个突然被我们找上门的人愿意开口的可能性却十分渺茫。对这个人而言，跟我们谈话有百害而无一利——除了做正确的事所带来的满足感之外什么也得不到。根据我的经验，这就是那些冒着风险和我谈话的人最常见的动机。他们只是想做正确的事。在汉密尔顿和我设法进了对方的家门，用一些闲聊打破僵局，接着游说了一番之后，我们不远万里找到的这位消息人士就这么做了——做正确的事。这名消息人士不得不保持匿名，否则其职业生涯就将走向终结。我们对此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访谈，所了解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了我们报道的基础。这名消息人士从权威的角度告诉了我们一点：我们是对的。
第二天我们便飞回洛杉矶，回到了《洛杉矶时报》的新闻编辑部，那里与马哈拉什和杜沃辛治下的氛围已大不相同。在临时执行主编吉姆·柯克的管理下，领导层很支持我们跟进对廷德尔的报道，并准备投入本报的所有资源来发布这一报道，我和汉密尔顿的那次登门之旅能够成行就是个中明证。
同时陈颂雄也在收购《洛杉矶时报》和论坛在线的另一份西海岸报纸——《圣迭戈联合论坛报》。
像尼斯坦一样，辛迪·吉尔伯特基本上把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南加州大学，而这所大学对其生活的影响则更为巨大。她是在洛杉矶县和南加州大学医学中心接受的护理培训，还在那里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保罗，保罗当时是该中心的骨科医生，尚处于住院实习期。保罗·吉尔伯特毕业于凯克医学院，后来成为该院的教授。辛迪·吉尔伯特嫁给了一名医生，这并不出人意料，她父亲就是一名心脏病专家。她之所以会钟情于护理，是因为这个行业在医疗领域能有非常多元的机会，可以让她转换不同的部门。她最初在儿科工作，几十年后，她在那间学生保健诊所里护理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和青年时也同样充满了热情。
但在吉尔伯特向强暴危机中心举报廷德尔的那一刻，她对病人和同事的承诺在她的上级看来似乎变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她现在就是一个“惹祸精”、一个“大嘴巴”、一个棘手的员工。这就是行政人员对待她的方式，他们本应对廷德尔采取行动，却无任何动作。吉尔伯特绕过了他们，使他们身陷窘境。她让他们丢了脸，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盯着你呢。这就是上司们传达给她的讯息。自那时起，她在他们眼里就一无是处了。他们撤销了本要给予她的升职机会。他们开始剥夺她的监督职权，联合她的同事一起贬低她，告诉他们不必听从她的指示。然后他们召集她和她的两名上司以及人力资源部的代表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这是一场伏击，她心想。他们指责她不恰当地议论了一位同事，而她坚称这种指责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此次会议的真正意义所在。他们告诉她，她一直与上级“沟通不畅”，这个笼统的指责更像是裁决——也是在心照不宣地劝她辞职。
“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我赶走。”吉尔伯特跟我说，她的双眼因为这段回忆而湿润了。
吉尔伯特没法再继续跟他们斗了。那些行政人员甚至没有跟她说过廷德尔的情况。他被解雇了吗？他还有没有可能回到诊所？有传言说他不会再回来了，但没有人愿意跟吉尔伯特确认这件事。那些行政人员让她蒙在鼓里，而这个有勇气举报廷德尔的人如今正在付出代价。
“我并没有想要伤害学生保健中心。”吉尔伯特受访时说道，“我是在努力保护学生和教职工。”
吉尔伯特的丈夫认为她留在那儿工作对她的心理健康已无益处。吉尔伯特于2017年7月递交了辞呈。
“太难了。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这本来应该是一段很好的经历——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她睁大眼睛，用手指抹去了第一滴泪，然后分享了她在这间诊所里最大的遗憾——她这么长时间都没能阻止廷德尔。
“我跟同事们说我会让他滚蛋，但我没做到。”吉尔伯特说。
说完，她哭了。
23
尼基亚斯的倒台
摩尔式建筑（Moorish）的特色包含不加装饰的拱顶或是装饰繁复的拱形、釉彩亮丽的青花瓷砖以及阿拉伯文或者几何图形的装饰。
在举办过格莱美奖、艾美奖和奥斯卡奖颁奖礼的地标性摩尔式建筑 ——圣殿礼堂里，奥普拉·温弗瑞向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们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毕业典礼演讲。1她用这样的话激励着2018级的毕业生：“真相一直是，而且将永远是我们反对腐败的盾牌。”就在菲格罗亚街的转角，南加州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马特·汉密尔顿正和哈丽特一同坐在该校的一间会议室里。他们去那儿是为了给尼基亚斯属下的三名行政人员一个机会，回应我们对廷德尔的调查结果。这并不是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尼基亚斯的这几个代表回避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也就是多年来一直遭到他们无视的投诉。他们说，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校方对廷德尔的处置方式没有任何问题。这些行政人员说的话完全没有对我们的报道形成挑战。
南加州大学正在拼命地努力在我们的报道发布之前抢占先机。除了姗姗来迟地向当局举报了廷德尔之外，校方还表示他们在2016年通过电子邮件向该诊所的数百名患者发送了一份调查问卷，含糊地征求了这些人的意见，让她们对诊所的任一医生在当年春季的表现给予反馈。南加州大学不愿向《洛杉矶时报》提供该问卷的副本。校方表示只有20多名患者回应了这次调查，其中包括两名投诉了廷德尔的患者，但她们的投诉与他进行的体检无关。在与哈丽特和汉密尔顿会面四天后，尼基亚斯领衔的管理层向《洛杉矶时报》发送了一份律师声明，称校方并不认为他们违反了加州的一项法规——该法规规定医院和诊所须向医学委员会举报有问题的医生——因为南加州大学是一所学校，而不是医院或诊所。这一声明还提道：“事后来看，南加州大学虽没有法律义务，但现在校方认为应该在2017年早些时候，亦即廷德尔辞职时就向医学委员会提交顾客的投诉。”
尼基亚斯通过电子邮件向南加州大学社区发出了另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对于所有可能去过学生保健中心却没有得到所有人都应得的有尊严的照料的学生，我谨代表学校表达诚挚的歉意”。
在那份声明和这封信发出几个小时后，我们的报道在《洛杉矶时报》的网站上发布了。这篇报道的冲击力、细节和所涉法律风险与普里亚菲托的那篇报道不分轩轾，可能还更胜一筹，但由于现在新闻编辑部的负责人是吉姆·柯克，所以此次编辑工作几乎只花了三周时间，而不是三四个月。发布的版本是如此起首的：2
近30年来，南加州大学的学生保健诊所只有一位全职妇科医生：乔治·廷德尔医生。这个高大、爱絮叨的男人接诊了数以万计的女学生，其中很多都是第一次去看妇科医生的花季少女。
在恩格曼学生保健中心，躺在廷德尔的检查台上的患者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多次被指控对年轻患者有不端之举。
这些投诉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他的同事们曾指控他不适当地拍摄学生的外生殖器。此后几年里，病患和护理人员多次指称他的行为“令人毛骨悚然”，包括在骨盆检查过程中不适当地触摸女性，以及发表针对她们身体的性暗示言论。
近年来，一些同事很担心他将该校不断增长的中国学生当成了目标，这些学生对英语和美国医疗规范的了解往往非常有限。
尽管如此，廷德尔仍获准继续执业。直至2016年，一名懊丧的护士前往该校的强暴危机中心举报，他才被停职。
南加州大学展开的一项内部调查已经确定，廷德尔在骨盆检查过程中的行为超出了正常医务工作的范围，构成了对学生的性骚扰。但通过去年夏天的一次“秘密交易”，校方的高层管理人员允许廷德尔暗中离职，并向他支付了一笔报酬。
南加州大学没有将此事告知廷德尔的病人。该校当时也没有向加州医学委员会报告廷德尔的情况，后者有责任保护公众，使之免受问题医生的侵害。
这篇报道详细描述了吉尔伯特为了让相关责任人对这些投诉采取行动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他不会停手，这一点很明显，”吉尔伯特说，“有些事情你可以忽视。有些事情你忽视不了。”
吉尔伯特描述了她向强暴危机中心举报后的遭遇，她认为那就是对她的报复。在南加州大学的那份发表于该报道面世前的声明中，校方否认她遭到了报复。
校方还企图把已经入土两年的尼斯坦当作替罪羊。尼基亚斯在发给南加州大学社区的一封网上信件中写道，尼斯坦“选择独自处理”针对廷德尔的投诉。他提到了尼斯坦给公平与多样性办公室的报告，但表示这份报告只涉及廷德尔的“所谓种族主义言论”。尼基亚斯的声明里还包括一个链接，点开来是一份“事实陈述”，作者是南加州大学负责行政事务的资深副校长托德·迪基、担任第九条协调员的公平与多样性办公室执行主任格雷琴·达林格·明斯和该校负责合规事务的资深副校长劳拉·拉科尔特。这份陈述中有一句关键的话又把责任进一步推给了尼斯坦：“这位前主任的笔记表明，他每一次都针对廷德尔的行为采取了独立措施，包括在某些情况下与患者讨论投诉内容，对廷德尔的临床实践进行病历记录审核，以及聘请外部专家审查他的临床实践，但没有提出对这些投诉进行适当的调查。”
尼基亚斯的信件和那份陈述中都没有一语提及尼斯坦向公平与多样性办公室投诉的这样一些“事实”：锁门、被挡在外面的监护人、没戴手套的手指、性别歧视言论或淫亵的八卦。其中也没有提到尼斯坦之前向总法律顾问和第九条协调员提交的报告，以及他曾呼吁人力资源部解雇廷德尔。
相反，尼基亚斯和他领衔的管理层在竭力将最大的责任归咎于一名逝者。
廷德尔坚称自己没有做过任何不当之事，我们的报道提到了他的否认之辞。这些话都是他在自家附近的一个公园里亲口对哈丽特和汉密尔顿说的，他们在那儿对他进行了总共十个小时的访谈。报道还提到了他想行医到80岁的愿望，以及他的这句话：“在我临终之际，我会想到成千上万的特洛伊女人，她们的健康状况因为我而得到了改善。”
就像普里亚菲托的相关报道一样，这篇有关廷德尔的文章也在网上引起了轰动。全国和全球的媒体都在跟进。不过与普里亚菲托的相关报道不同，它是在“#MeToo”运动的热潮中发布的。尼基亚斯现在必须找到脱身之法，他不仅要处理十个月内的第二次大型丑闻，还要面对一场席卷全美各机构的法律和道德清算。他尽了最大努力——基本上是重新启用了应对普里亚菲托事件的剧本。首先，他竭力转移对自己的指责，说自己对廷德尔一无所知，直到这个医生离开南加州大学几个月后才有耳闻。然后，他发表了一份致歉声明，3但并没有为其管理层的不作为承担个人责任，他只是说：“我们让你们失望了。”最后，他发誓要展开一系列内部调查和改革。南加州大学还解雇了两名诊所主管，校方表示这两人本应对廷德尔采取更多措施，但尼基亚斯没有批评总法律顾问办公室、第九条协调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的失职。
董事们仍然在力挺尼基亚斯。董事会主席约翰·莫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对尼基亚斯校长的领导力、道德和价值观充满信心，并确信他将成功地引领我们的社区向前发展。”
但我们的后续报道造成的反响越来越大。其中讲到的那些站出来指控廷德尔在检查台上虐待过自己的女性也越来越多。4南加州大学为提出控告的受害者设立了一条电话热线，大约有300名前病患拨打了这条热线。廷德尔虐待过的亚裔学生人数高得不成比例，这一事实也日渐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给我发来了一份声明，其中要求南加州大学“严肃处理此案，立即展开调查，并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在校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使其免受伤害”。5这是校董们——其中有些人就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南加州大学的筹款人们最不愿见到的情况。这所大学是招收中国学生人数最多的美国大学之一——有5400多人。6这些学生支付的学费与其父母捐赠的款项是支撑南加州大学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洛杉矶警察局启动了该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性虐待调查之一。在逮捕廷德尔并以29项重罪（他一概不认）对他发起指控之前，探员们还要花一年时间来询问全美各地的证人和提出控告的受害者。但有一个人，他们甚至没有要求与之交谈：马克斯·尼基亚斯。据我所知，洛杉矶警察局和地检署将调查范围限定在了廷德尔本人身上。对于南加州大学的管理人员在回应有关廷德尔虐待患者的投诉时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这与针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前橄榄球教练曾杰瑞·桑达斯基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前医生拉里·纳萨尔的性侵案的广泛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后两起调查中，当局都审查了大学管理人员的行为，这两所学校的校长最终受到了刑事指控。7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前校长格雷厄姆·斯帕尼尔因未报告桑达斯基受到的猥亵儿童的指控而被判入狱两个月。一名法官驳回了对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校长卢·安娜·西蒙的指控，她此前被控在纳萨尔一案中向调查人员撒谎。8
奥德丽·纳夫齐格说，1990年，廷德尔在她还是南加州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时候虐待了她。她后来在邻近的文图拉县地检署担任了多年的性犯罪检察官。纳夫齐格在谈到洛杉矶调查人员未曾对南加州大学的管理人员展开调查时说：“如果你不去找，那你永远找不到任何东西。南加州大学凭什么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不同？它凭什么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不同？”
她想不出这要怎么回答。
有关廷德尔的报道发布后的那一周，尼基亚斯受到了四面八方的抨击。一份要求罢免他的网上请愿书迅速征得了2000名校友、学生和其他人的签名。更引人注目的是，有200名教职工给董事们写了一封信，说尼基亚斯“失去了领导的道德权威”，必须辞职。9须知在之前的丑闻中，教职工的温顺是始终如一的，这反映了尼基亚斯对这所大学的铁腕掌控。这封信如同一根导火线，给尼基亚斯的职权造成了一次更大的打击：代表教职工的学术评议会在投票后敦促他下台。10投票之前，教职工们在一次会议上猛烈抨击了尼基亚斯和董事会。其中一人说：“主要问题就在于董事会不是这家机构的，而是马克斯的。”11
有意竞逐市长大位的商场建造商里克·约瑟夫·卡鲁索眼看这场抗议愈演愈烈，于是竭力说服幕后的其他董事去告诉尼基亚斯，是时候走人了。卡鲁索还向威廉·蒂尔尼这样的人寻求了帮助，此人是一小群精英教职工的一分子，他们都拥有校级教授的头衔，这一荣誉是为南加州大学最有成就的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保留的。如果尼基亚斯失去了大学教授们的支持，董事会要求他辞职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蒂尔尼很快便确定，他所属的群体认为尼基亚斯辞去校长一职符合南加州大学的最佳利益。因此，大约有12名教授与尼基亚斯私下见了面，向他传达了这一看法。蒂尔尼说，在尼基亚斯的办公室举行的这次会议（有些教授是通过电话与会的）很客气，也很遗憾。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亲切地说，‘马克斯，你必须走了’，”蒂尔尼回忆道，“他说，‘我得好好想想’。”
不久之后，也就是2018年5月25日，尼基亚斯辞职的消息传来。我们报道的开篇是这样的：12
南加州大学董事会在周五宣布，该校校长C. L.马克斯·尼基亚斯将辞去校长一职。尼基亚斯在任期间，该校在声望和筹款能力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却因一系列恶性丑闻而蒙羞。
做出这一决定前一个多星期，该校对一名长期任职的校园妇科医生的处理引发了轩然大波，这名医生被控对女学生有不端行为。自那以后，已有300多人主动向南加州大学提供信息，她们大多是乔治·廷德尔医生以前的女病患，其中很多人都控诉自己受到了误诊和性虐待，时间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
《洛杉矶时报》公布的这些内情加剧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该校领导层的道德和管理风格的忧虑情绪，并引发了要求尼基亚斯辞职的呼声。
南加州大学校董会理事里克·约瑟夫·卡鲁索周五在给该校的一封信中表示：“尼基亚斯校长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已同意开始有序过渡，并启动遴选新校长的程序。我们已认识到这一改变的必要性，并且致力于实现平稳过渡。”
但尼基亚斯和董事会并没有敲定他离职的日期。事实证明，这次过渡是一个漫长而神秘的过程，校方毫无寻找尼基亚斯继任者的迹象。教职工和学生领袖开始担心，尼基亚斯有可能会违背他所作的离职承诺。他们知道很多校董仍然在支持他，其中有些人认为这场丑闻的余波会在当年夏天就消退，而尼基亚斯可以继续无限期地担任校长。及至7月下旬，这种忧虑达到了沸点。670多名教职工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校董们确保尼基亚斯在秋季开学前离校。“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动荡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请愿书中如此写道，“不能让尼基亚斯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欢迎新生。”随后，学术评议会主席在给教职工的一封信中写道：“在寻找新的终身校长期间，尼基亚斯不宜再继续任职。”
一周后，校董们宣布，尼基亚斯确实将辞去校长一职，并由南加州大学董事会成员、已退休的航空航天业高管旺达·奥斯丁来暂代其职。旺达·奥斯丁成为第一位领导这所大学的美国非裔女性。
至此，尼基亚斯时代宣告终结。这是一次迅疾而难看的倒台——“一场美国悲剧。”蒂尔尼如此说道——但卡鲁索和另一些校董如同羽毛落地般实现了软着陆。他们给尼基亚斯提供了价值760多万美元的离职补偿，让他继续留在工程学院任职，并授予他荣誉校长的头衔，还任命他为“终身校董”，一个没有投票权但在董事会中享有威望的职位。
在校董们为尼基亚斯的告别提供缓冲时，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另一起丑闻即将上演——这一丑闻也起始于他的任期之内，并将进一步败坏南加州大学在国家舞台上的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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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队蓝调案
胸口深处的刺痛让埃里克·罗森喘不过气来。这是心脏病发作了吗？他当时正坐在纽约市西区高速公路上的一辆优步网约车的后座上，在前方某处，来访的特朗普总统的车队让交通陷入了瘫痪。罗森是波士顿的一名联邦助理检察官、金融犯罪研究专家。他来纽约是为了与其他的联邦检察官参加一起有关证券欺诈案的会议。这是一起重大案件，但不是那种让他月复一月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案件——很可能是这种苦干导致他现在痛苦地紧紧攫住自己的胸口。他才40岁！这么年轻、这么健康，实在是不应该！
罗森的妻子是医生，他给她打了电话，她让他叫救护车。他叫了，急救人员设法冲破拥堵，把他抬出了优步网约车，然后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是肺栓塞。他腿上的一个血栓移动到了肺部。罗森还记得自己慢跑时曾感觉到小腿肚子在抽筋，他用一个瑜伽滚轮按压了一下，这可能推动了那个血栓，加速了它的上移。他的妻子一直在警告他，说他的日程安排有问题，这可能会损害他的健康：你会把自己累垮的。
她是对的，但罗森停不下来。他出院后不到一周就重新开始工作。他一直很渴望再度接手那个案子。那个大案。那个案子让他飞遍了全国（这些航程对血管健康有损无益）。有几次他就飞往了洛杉矶。
罗森在前一年的一次纽约之行中就已经关注到了这起案件及其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他正搭乘下午从波士顿出发的火车去参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场会议，这时他的电话响了，是联邦调查局打来的。跟他合作过的探员想让他听一名线人秘密录制的一段电话录音，内容是这名线人与一个名叫里克·辛格的人的对话。火车上太过拥挤，毫无私密可言，于是罗森走到了车厢连接处的过道上。他站在那儿听了这份录音，由于车轮铿锵作响，他一直把手机紧贴着耳朵。1
辛格是一名健谈的大学招生顾问，满头银发，住在纽波特比奇市，他和耶鲁大学女子足球队的教练鲁迪·梅雷迪斯的电话被录了音。他在电话中在向梅雷迪斯夸夸其谈，吹嘘有几百名家长都在找他帮忙，只为让他们的孩子进入最好的大学——无论这些孩子够不够格。让罗森惊愕的是，辛格和盘托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大学招生丑闻。他策划了一个方案，使得家长们可以贿赂高校的教练或管理人员，让他们的孩子作为体育生入学，哪怕这些孩子并未参与过他们理应擅长的运动。有些家长还付钱给辛格，让他来操纵其子女的学术评估测试和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以确保这些孩子能以一流的分数被他们选择的大学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