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
但随后德文汗又迟疑了。他并不相信网络的匿名性，他绝不会使用自己的个人电脑做这样的事。用他的工作电脑联系市政府要安全些，但他也不确定这有多安全；如果向市检察官提交的匿名评论可以追溯到他办公桌上的电脑和他的登录凭据，那也不足为奇。德文汗很清楚，如果他引发的调查让自己惹上了麻烦，那么第一个获知他参与其中的人将是他的老板，第二个就是普里亚菲托。
德文汗可能面临的伤害，也就是他感受到的威胁还在蛰伏。这正是普里亚菲托这样的人用来封人之口的东西。
>好吧，去他的。
德文汗开始敲击键盘。6他在电子邮件表格上只自称是一位关心此事的市民。他写道：
关于2016年3月4日发生的涉及凯克医学院院长卡门·A.普里亚菲托的事件的报道即将公布。我与帕萨迪纳关联甚深，很不愿看到帕萨迪纳警察局的形象因可能的包庇之举而受损。请在为时过晚前调查此事。
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把它发送了出去。
没有迹象表明市检察官办公室针对德文汗的电子邮件作了任何回应。那个周五没有，接下来的几周也没有。他传达的信息仿佛在康斯坦斯酒店和市政府之间的某个地方蒸发了。
德文汗明白这封电子邮件已经不大可能起到什么作用了。他清醒地认识到市检察官及她的下属与警方属于同一阵营。市检察官或多或少也是这家警察局的律师。她为什么要去追查普里亚菲托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然后让检察官与警察局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呢？德文汗两面都下了注。他可没等上几周才这么干。在他发出这封电子邮件后的周一，他就决定将他所知道的有关普里亚菲托的情况告知南加州大学校长——一个名叫C. L.马克斯·尼基亚斯的男人。德文汗无法确定这个尼基亚斯或他身边的人是否与这一包庇之举有关。唯一能确定这一点的办法就是把普里亚菲托的事情直接甩给他。德文汗在南加州大学的网站上找到了尼基亚斯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德文汗知道，即使是用保密号码拨打，他也会再次面临暴露自身的风险。若是警察想要找到他，难道他们还不能通过运营商来破解他的保密号码吗？他不确定南加州大学在不借助警察的情况下能否做到这一点，但他不得不假设他们可以做到。无论如何，给尼基亚斯打电话也不会比联系市检察官更加危险。
德文汗下定决心打这个电话的时候还在上班。他必须干成这件事。他得说服自己，自己已经尝试了所有合理的办法。不过在康斯坦斯酒店打这个电话并非上策——因为如果尼基亚斯和他通上了话，那么他有可能要打好一会儿电话。德文汗打算把酒店里发生的这件事的大量细节都告诉对方。他通话的时间越长，同事打断他甚至无意中听到他讲话内容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午休时间，德文汗把尼基亚斯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输入了自己的手机，但并未拨打，然后离开了酒店。那天没有起风，天气十分晴朗。他转过街角，沿门托大道向南走去，行经康斯坦斯酒店车库远端的一间装饰着霓虹灯带的小酒馆，7走过街对面的那栋和康斯坦斯酒店一样古老的诺曼底公寓楼。格林大街另一边的公寓要新一些，而且很方正。当德文汗穿过格林大街时，他拨打了这个号码。
一位女士接了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也许是名研究生助理？德文汗确定自己打通的是校长办公室的电话后，当即要求与尼基亚斯通话。对方用稚嫩的女声询问了德文汗的名字和他致电的原因。他回答说他不会透露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便开始反复提及他所掌握的有关其医学院院长的信息。德文汗那冷静而从容的语气与他十天前跟911调度员对话时如出一辙。这个女人礼貌地打断了他，问他能否将他提供的信息以书面形式发送到这间办公室。
“不行，我不想这么做。”德文汗说。
这女人说她会帮他转接出去。一阵沉默之后，另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她问德文汗有何贵干。和第一个女人一样，她也没透露自己的名字。德文汗再次要求与尼基亚斯通话。对方说校长无法接听，并暗示德文汗充其量也只能跟她谈。
这通电话花费的时间比德文汗想象的还长。他已经穿过科尔多瓦街和德尔玛住宅区，走过一些公寓楼，几乎要走到圣帕斯夸尔街，那儿有一片橡树的树冠把门托大道笼盖在阴影之中。
德文汗把一切都开诚布公地告诉了第二个女人：3月4日，帕萨迪纳市的康斯坦斯酒店里发生了一起吸毒过量事件，而凯克医学院院长卡门·普里亚菲托正是当事人。受害者是一名年轻女性。房间里有毒品。警方也到了现场。
德文汗察觉到这个女人正在做笔记。他一口气说明了情况。
这个女人表示，德文汗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投诉，校方才能受理。投诉？对方就是这么理解他所提供的信息的？
“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德文汗跟她说道。
他随后告诉这个女人，记者正在调查此事。这是吓唬他们的。女人则什么也没说。
德文汗向她表示感谢后便挂了电话。
“你确定你不会有事吗？”塔尼娅问道，“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会放过你吗？”
她等待着德文汗的回应，尽管她知道丈夫会怎么说：他不会有事的，全家人都不会有事的。她想起他打911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打给市检察官的时候也是一样。但这一次，他给南加州大学的校长打了电话。如果这让那位院长惹上了麻烦，她的丈夫可要付出代价了。塔尼娅的思绪飞快地转动着。无论那个院长、那个丑男人认识什么人，他们都会报复德文汗的。她还记得丈夫得罪那个俄罗斯商人后发生了什么，那个满口脏话的家伙，也是个有钱人。她怎么忘得了呢？就因为这个俄罗斯人，她丈夫最后丢掉了工作。而这个院长和南加州大学的校长可比那个俄罗斯人的能耐大得多。
“我们不会有事的。”德文汗又这么说道。
他刚刚下班回到家，塔尼娅正要去上餐厅的晚餐轮班。他们住的平房远远谈不上奢华，但这已经是他们过去以为自己永远都买不起的那种社区里的房子了。他们的女儿在学校也表现得很不错——非常聪明！他们的生活很美好。
“多留个心眼！”她对丈夫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并没有什么普里亚菲托接受调查或有关康斯坦斯酒店吸毒过量事件的消息。警察没有尽责的事情无人提及。各家报社或其网站上没有相关报道。电视上也是一样。德文汗已经把他知道的情况告知了两个有责任履行正义的机构——政府和大学，但他们一概无视，把它掩盖了。
他们的包庇行径似乎已是确凿无疑。
德文汗并不甘心。他十分煎熬。即便确定了不会有人开启调查，他还是想再试一次。他再一次隐藏自己的号码，做了最后一次尝试——这次是打给《洛杉矶时报》。对媒体，他不需要再虚张声势。他在《洛杉矶时报》的网站上找到了一个举报热线，当时这个网站正在宣传该报即将在南加州大学校园举办的图书节活动，这是全美同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年度活动。德文汗并没留意到这一点，他拨打了那个号码。一名接线员接听了电话。德文汗告诉她，他要找记者爆个大料——一个本地的料。接线员接入了一个电话留言提示。
电话留言肯定不行。别人能从他的声音辨认出他。德文汗挂断了电话。
吸毒过量事件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德文汗不得不承认自己一头撞上了南墙。也许塔尼娅的悲观预估一直都是对的：你没法跟这些人斗，这么干不可能不承担后果。在德文汗看来，后果或许只是自己会有挥之不去的愤怒和挫败感，那是因为知道坏人逍遥法外而产生的低落情绪。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调查启动，他就会挺身而出。如果需要他的证词，他会出庭作证。但他拒做独狼，不愿以吹哨人的身份将事件公开。自从他拨打911的那天起，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没有发生的一切——都证实了他的直觉，那就是如果他走上这条路，他和他的家人会受到伤害。
德文汗不再关注有关普里亚菲托的任何报道了。是时候放手前行了。
这起吸毒过量事件发生五天后，在距帕萨迪纳约76公里处，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的出殡车队正在西米谷市的马德拉路上蜿蜒前行。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在当天要举行一场瞻仰里根夫人的公众活动，她将与丈夫合葬在那里。这座图书馆倚立于马德拉路旁边一片被太阳晒成褐色的山坡上，正对着圣苏珊娜山脉的全景，很多西部片就在这里的巨石和崖壁之间取景。《洛杉矶时报》的资深摄影师里卡多·德阿拉坦哈对这支车队作了报道。8他把车开到一条小街上，停在这座图书馆的下坡处，然后用笔记本电脑发送他拍的照片。他在车前盖上了一块防水布以遮挡阳光，好更清楚地看到电脑屏幕上的图像。这在附近的人看来很可疑，于是有人报告了西米谷市的警方。一名警员骑摩托车迅速赶到，一辆巡逻车也随其而至。三名警察的到来让德阿拉坦哈大吃一惊。他表明自己是《洛杉矶时报》的摄影师，并向警察出示了他的媒体从业证件，但这并未取信于他们。德阿拉坦哈表示，他们之所以针对他，是因为他并非白人。他是巴西裔。
1991年3月3日，洛杉矶的四名白人警察殴打了黑人青年罗德尼·金，其过程被人偶然拍了下来，这四人遂因刑事罪受到起诉，后被判无罪。
在西米谷市，种族是一个敏感话题。西米谷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郊市，在臭名昭著的罗德尼·金殴打案 中受到指控的四名洛杉矶警局警员就是被这里的陪审团宣判无罪的。这一无罪判决引发了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据德阿拉坦哈的律师称，西米谷市警方围住了他的这名65岁的当事人，将其按倒在地，还给他戴上了手铐。他们以涉嫌拒捕和阻挠执法人员执法的罪名逮捕了他。
德阿拉坦哈当时怒不可遏，后来，检察官决定以他拒捕为依据而对他提出轻罪指控时，他更是火冒三丈。9他以为该案会被撤销，因为他并没有威胁到任何人。在被起诉的第二天，德阿拉坦哈从阿古拉山的住所驱车穿过圣费尔南多谷，来到了帕萨迪纳，他的侄子在这里办了一场小型派对。不消一会儿，德阿拉坦哈就在聚会上对他惹上的官司发起了牢骚，说自己居然因为拍照的工作而遭到了逮捕。
德文汗正是这场派对的来宾之一。德阿拉坦哈的侄子和德文汗的住所只隔了两栋房子，他是这家人的密友。这两家人会一起度假，他们的女儿们也经常一起玩耍。德文汗并不认识德阿拉坦哈，不过，德阿拉坦哈讲述自己被捕的经过时，德文汗就坐在厨房餐桌对面。德阿拉坦哈所表达的要点就是他不过是在干自己的工作。
“你在哪儿高就？”德文汗问他。
“《洛杉矶时报》。”德阿拉坦哈说。
后来回想此事时，德文汗说自己的“眼睛瞪得就像月亮那么大”。10他正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这是个他可以信任的人，而这个朋友的叔叔恰好就是最终可以帮他揭露普里亚菲托及其包庇者的人。
“老兄，”他对德阿拉坦哈说，“我有个故事，你想听吗？”
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是由一千多所美国和加拿大大学院校所参与结盟的一个协会。其主要活动是每年举办的各种体育联赛，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上半年的篮球联赛和下半年的橄榄球联赛。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居北美四大职业体育运动联盟之首，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南加州大学橄榄球队的队名即特洛伊人队（Trojan）。
在橄榄球比赛中，攻方为了避免守方在极有利的位置（靠近原攻方的达阵区）取得进攻权，通常会在第四次进攻时将球高踢到守方的大后方，此即所谓弃踢（punting）。
跑卫是橄榄球运动中持球跑动进攻的球员。
海兹曼奖（Heisman Trophy）是一项授予美国大学橄榄球运动员的奖项，是大学橄榄球运动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德阿拉坦哈仔细听完了这个故事，两天后，我获知了德文汗的这个内幕消息。由于我对南加州大学相关的调查有些经验，编辑们决定让我去一探究竟。七年前，我的报道披露了南加州大学橄榄球队主教练、该校备受尊敬的一个人物——皮特·卡罗尔违反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 的规定，秘密聘请了一名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的前任教练来协助管理特洛伊人队 的开球和弃踢 小组，也就是所谓的特勤组。11这一违规行为后来成为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严厉制裁南加州大学的依据之一——这是该协会历史上对院校施加的最严厉的制裁之一——该制裁主要是基于几项与此事无关的针对特洛伊人队跑卫 、海兹曼奖 获得者雷吉·布什和篮球明星O. J.梅奥的指控。这起吸毒过量事件的内幕消息传来时，我和同事内森·芬诺正在对南加州大学的天之骄子——帕特·哈登展开深入调查，此人当时是这所大学的体育部主管。
在橄榄球比赛中，四分卫列于中锋后方，是球队进攻的大脑，整个攻击体系的中心，所有进攻战术均通过四分卫传达到场上。
创立于1903年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国际奖学金项目之一，有“全球青年诺贝尔奖”的美誉，得奖者即被称为“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s）。
在1973和1974赛季，哈登是特洛伊人队的首发四分卫 ，后来在洛杉矶公羊队也打过同一位置——在他的家乡，他是大学赛场和职业联赛中都罕有的顶尖运动员。退役之后，他时常出现在大学和职业橄榄球赛事全国转播节目中，尤其是圣母大学的比赛转播中。衣着光鲜、勤奋上进的哈登不但是成就斐然的运动健将，也是一名罗德学者 、律师和多金的投资顾问。芬诺和我曾报道过哈登继续担任着各公司董事会中的厚利职位，同时兼任大学体育部主管——这种兼职完全合法，但可能会让他无法专注于南加州大学的职务。这相比于我们发现的其他问题还远称不上糟糕。他还掌控着一家为低收入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慈善机构，然后通过这一机构给自己和亲属发了240多万美元的报酬，而非营利性监督机构表示这些工作本应是义务性的。
南加州大学的领导层中还能发生什么比这更严重的问题？我准备查个水落石出。
我给德阿拉坦哈发了封电子邮件，打听了他那个线人的姓名（他只知道此人名叫德文汗）和电话。我一打过去，德文汗马上就说他说的话不能被公开。他解释说，如果他泄露酒店客人信息一事被人发现，他就将饭碗不保。我答应让他保持匿名，《洛杉矶时报》允许消息来源不具名的状况之一就是该报道有可能导致报料人失业。德文汗向我讲述了这起吸毒过量事件，以及警方未对普里亚菲托实施逮捕的情况。这个故事令人震惊——如果它最终经得起仔细检验的话。德文汗描述的细节很精确，包括事发当天的时间。但有一条信息德文汗并未掌握，那就是这个姑娘的姓。他说他只是无意中听到了她的名字，而且不知道这个叫莎拉的姑娘有没有从那次吸毒过量中恢复过来——她是不是还活着。
“这家伙还在指导将来的医生，真让我恶心。”德文汗说。
大约20分钟后，我向他道了谢，跟他说我会再联系他。随后我快速查看了《洛杉矶时报》的电子图书馆，发现就在11天前，报上发表了一篇四段长的报道，称普里亚菲托已“卸任”院长一职。德文汗显然没留意到此报道。这篇报道并未说明他辞职的理由，这很奇怪。但普里亚菲托在该学期中期的一个周四突然辞去院长一职，这表明德文汗说的的确是实情。
我当时就感觉这起吸毒过量事件肯定是一桩丑闻，但它也简单明了——或者说很容易报道。我认为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涉及警察的故事，用不了太多时间就能搞定并登报。无非是又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干了不堪入耳的脏事，这种故事几句话就能说完。
我就是这么想的。直到我去了帕萨迪纳市警察局。
4
头撞南墙
布扎艺术（Beaux-Arts）是一种由巴黎美术学院教授的、学院派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晚期流派。它是一种混合型的建筑艺术形式，主要流行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特点是融入了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建筑风格。强调建筑的宏伟、对称、秩序性，多用于大型纪念性建筑。
博伊尔高地（Boyle Heights）是洛杉矶市的一个街区，位于洛杉矶河以东。
洛杉矶县验尸官办公楼有着山墙石、红砖和高窗，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巴黎的小歌剧院，而不是设有停尸台和冷藏箱的仓库。这栋颇具布扎艺术风格 的大楼建于1909年，坐落在博伊尔高地 的南加州大学健康科学校区的边缘，这片近乎城镇大小的校区正是凯克医学院的所在地。健康科学校区距洛杉矶南部的南加州大学主校区约有11公里。这栋验尸官办公楼和卡门·普里亚菲托在帕萨迪纳的豪宅的设计都出自同一建筑师之手。那个被人用轮床运出酒店客房的姑娘也是首先在这里接受了“体检”。“莎拉”有没有因吸毒过量而死？按德文汗的说法，死亡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这个女人一直在呼吸，没错，但她浑身都是瘫软的。如果她没能活下来，那么尸体肯定会送到验尸官手中，而尸检自不可免。如此一来，普里亚菲托、帕萨迪纳警方和南加州大学所面临的问题将更加棘手。
县监事会（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是监督县政府的机构，会通过投票来参与地方的立法和预算等工作，职能相当于市议会。
我花了几天时间才确定是否有符合莎拉形貌的人在吸毒过量事件后的几周内因毒品而死。在询问验尸官办公室时，我延长了莎拉死亡的时间线，因为这个女人有可能在死前还曾苟延残喘过一段时间。这家机构拖了很久才作出回应，这并不出人意料。他们要为1000多万人提供服务，其服务人口是美国验尸机构中最多的，而且当年就收到了约1.8万份死亡报告，进行了3300次尸检。长期以来，这里面临着资金和雇员不足的窘境。死人没法开展太多政治游说，所以花钱聘请更多病理学家自然不会是县监事会 的优先事项。
我在等待这家验尸机构回复时还开始检索《洛杉矶时报》的公共记录数据库——LexisNexis、Accurint和TLO——以寻找有关普里亚菲托的信息。其中并没有针对他的刑事讼案，唯一被披露的相关法律事件是他的妻子最近提出的离婚申请，她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名叫珍妮特·派恩。这很能引发人的好奇心。离婚记录可以提供有关配偶一方或双方的丰富资料，包括性格特点、经济状况、性行为、暴力倾向、吸毒、酗酒以及其他恶习——这些行为方式很可能会造成康斯坦斯酒店中出现那种场面。有些离婚档案会因为双方的不断争斗而积累得像书一样厚实。但派恩的申请文件很薄，缺乏细节，并未提供任何有关酒店、出轨或吸毒过量的内容。都是“片汤话”。
随后，我收到了验尸官办公室的回复：根据一份严肃的统计数据，在康斯坦斯酒店事件发生后的几周里，有不少洛杉矶年轻人死于车祸、自杀和谋杀，当然，也有死于吸毒过量的。但没有一名死者与德文汗所描述的“莎拉”有丝毫相似之处。
因此，接下来要直面帕萨迪纳警方了。与南加州大学对质之前先找警方，这是个策略性决定。对那些与正面的报道无关的问题，南加州大学校长马克斯·尼基亚斯及其麾下的行政人员一直都未曾正面、积极地回应过《洛杉矶时报》的询问，因为这些询问可能涉及不那么积极的新闻，而不是那些助推该校提升其全国声誉的热情洋溢的文章。我不得不权衡一番，先联系南加州大学会不会降低我让警察开口的可能性？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我必须考虑到南加州大学和帕萨迪纳市政当局的关联，至少是表面上的关联。在某些方面，这座拥有14.1万人口的城市似乎就像是这所大学的一个卫星校区。和这所学校一样，帕萨迪纳也是洛杉矶精英阶层的一处早期堡垒，如今已从一片果园地逐渐发展成气候温暖的度假小城，同时它也是这个蓬勃发展的南加州都会圈里最早的富人社区之一。1帕萨迪纳市的一条大道——橙林道——曾因列于其道旁的豪宅而被称为“百万富翁街”。帕萨迪纳的山谷狩猎俱乐部也是洛杉矶地区最早的私人社交俱乐部之一，在1890年开创了后来的玫瑰花车大游行。2
甘博故居（Gamble House）建于1908年，由著名的格林与格林建筑事务所（Greene and Greene）设计，代表了典型的美国工艺美术建筑风格，如今已成为美国的一处历史地标。
一个多世纪后，帕萨迪纳已然成为南加州大学教职工和行政人员的家园，也是那些任职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律所、银行和经纪公司的富裕校友与捐资者们的一块定居之地。帕萨迪纳市议会中有不少南加州大学的毕业生。31999年至2015年，该市市长还曾在这所大学教授法学。帕萨迪纳市的各所昂贵的私立高中都为南加州大学输送着养料。这所大学的名字出现在帕萨迪纳的亚太博物馆中，几十年来，该校还一直管理着帕萨迪纳市享誉全球的工艺美术建筑的杰作——甘博故居 。凯克医学院在帕萨迪纳设有一家治疗中心。南加州大学校长的宅邸则位于邻近的圣马力诺市，那里可以说是帕萨迪纳的一个更为富裕的附属地。这座殖民时期的豪宅有8间卧室和11间浴室，矗立于帝王宫苑般的约2.8公顷的景观园林之中，其中一部分土地还是美国陆军上将乔治·史密斯·巴顿捐赠的。4巴顿的外祖父是洛杉矶第二任市长，父亲也是洛杉矶的地方检察官。尼基亚斯常在这座庄园里招待和笼络本地的权力掮客，也会在此取悦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外国资本。
总而言之，我们似乎有理由断定：如果帕萨迪纳市政府特别注意和关心其职权范围外的一家私立机构，那一定就是南加州大学了。所以我不得不假设，致电南加州大学或去打听普里亚菲托的情况会促使该校联系市政府里的某个友好的、有影响力的熟人，哪怕只是为了比我的报道抢先一步。而这很有可能导致周围的人都不敢发声。
这时的我依然认为摸清这起吸毒过量事件的基本情况花不了太长时间。南加州大学可能不会给我的报道提供什么帮助，但他们也不能否认这起吸毒过量事件发生过。他们可以自称并不知道普里亚菲托就在这起事件的现场，不过考虑到德文汗给尼基亚斯的办公室打过电话，这也会显得十分牵强。我认为，一旦我向尼基亚斯及其管理层道出我所知的情况，他们无论怎么否认都无关紧要了。他们将不得不说明普里亚菲托在这起吸毒过量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这是不是导致他辞去院长一职的原因。
不然他们能怎么办？
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很多欧美城市为恢复市中心的良好环境和吸引力而开展的城市“景观改造运动”。
一个周二的下午，我驱车前往帕萨迪纳，把车停在了市政厅对面的一个计时停车场里。这座市政厅是当地的另一枚建筑瑰宝，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美化运动 期间。在它那地中海式拱门上方六层楼的高处架设着一个以鱼鳞状瓷砖覆盖的穹顶，其宏伟足以媲美一座州议会大厦。委托兴建这座市政厅的政客们承诺，它将“配得上一片布满鲜花和阳光的土地”。90年后，它的优美和富丽仍昭示着这座城市的管理者本应有的优雅风度。但帕萨迪纳官方难免有其不足。这里发生过颇有争议的警察枪杀黑人事件。2014年底，市政厅本身也成了一处犯罪现场，当时市政厅公共工程局的一名分析师被控从市政金库挪用了360多万美元。这一挪用公款行为持续了多年。5
我从停车场走过一个街区，来到了帕萨迪纳警察局总部，它那粉刷过的高大弧形门廊恰是对市政厅外观的一种致敬。6档案室大厅隔绝了日光。里面有一条长长的接待窗口，上面装设着一些闪烁的对讲机，窗后坐着一位女士，我向她说明了来意。她朝着楼内狭窄的过道里呼叫了某人，几分钟后，特蕾西·伊巴拉警督从一扇安全门后走了出来。伊巴拉是该局的资深警员，也是其媒体发言人，她看起来并不乐意见我。7也许是因为我没打招呼就直接上了门——我并没有事先打个电话或发封电子邮件。也许是因为《洛杉矶时报》跟帕萨迪纳市政当局和警察工会打过一场漫长的官司，只为了拿到一名手无寸铁的19岁黑人男子被枪杀的记录。8《洛杉矶时报》最终赢得了这场战斗。9我告诉伊巴拉我需要什么资料，首先就是有关这次吸毒过量事件的事故或犯罪报告。我提出的理由是，这份报告应该是现成的，很容易找到。不过这位警督寸步未让，她只是说会查下此事。我只能空手而归。
从警察局总部步行到帕萨迪纳消防局的行政办公区只需三分钟，消防局在一栋带有棋盘格窗户的低层商用楼里租用了一块空间。消防局是必去之地，因为他们参与过那次抢救，但鉴于有关病患隐私的相关法规存在，我就算去了也不太可能打探到多少消息。我告诉那个在办公区接待访客的女人，我想和消防局局长或者能代表他的人谈谈。他们都不在，但这位女士给了我消防局媒体联络人丽莎·戴德里安的电邮地址。我回到车里，用手机给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10还标注了“紧急”：“你好。我需要上个月的一次救护行动的相关信息，好为一篇报道收尾。我只是在寻找一些可向公众发布的基本资料。”
说我正在给这篇报道收尾，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有些一厢情愿，但我确实决心尽快将其发表，以防其他新闻媒体四处嗅探。我在这条消息的末尾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她在一个小时内就打给了我。戴德里安给我提供了这次急救的一些细节，包括此事与吸毒过量有关、事发地点、当天诸事的发生时间，以及这名女子被送往的医院——亨廷顿医院。料并不多，没有任何当事人的名字。但当天诸事的发生时间很重要，因为它们与德文汗告诉我的时间几乎完全吻合，精确到了分钟。我对这起3月4日发生的事件及其后续了解得越多，德文汗的话就越可信。
当天傍晚，接近18点30分之时，我收到了警察局的一名督导——梅丽莎·特鲁希略发来的电子邮件。11她写道：
此处的修订（redacted）是指将某些需要保密的字句涂掉。
普林格尔先生，我从伊巴拉警督那里获知了你对6PA0021560号事件的申请。随信已附上你所需要的事故［报告］的修订 副本。
哇哦！我真没指望伊巴拉会这么快就公开这份报告——即便她最终会公开。帕萨迪纳警察局会主动提高透明度吗？他们也烦透了被人起诉吗？在阅读附件之前，我甚至都问过自己当晚还来不来得及依据这份警方的报告在《洛杉矶时报》网站上发布一篇报道。时间很紧——在发布之前，我还必须联系普里亚菲托和南加州大学——我也不得不担心潜在的竞争。如果伊巴拉向帕萨迪纳的两家报社都发送了这份报告，那怎么办？或者发给了广播电台？一名医学院院长卷入了吸毒过量事件，所有人都会喜欢这种故事。
随后我打开了这份附件……不用急了。这并不是警方报告，而是一份呼叫服务日志，记录了警方以援助单位的身份对急救电话做出的响应。这份文件包含了两页的呼叫时间和一些莫名其妙的首字母缩写和缩略语，叙述只有一小段。12报案方的名字经过了修订——被涂掉了。但日志中有几处提到了“吸毒过量”“吸过量”或“吸过”，还有一处把“冰毒”拼错了。
其中并没有足以让我写出一篇报道的更多细节。只字未提有可能涉及的罪行。
这份日志中有四行都写着“Disposition: RPT”（处理：报告）、“Dispo: RPT”（处理：报告）或“Closed dispo:REPORT”（不公开处理：报告）。所以肯定有人提交过某份关于此次吸毒过量事件的报告。这份呼叫服务日志能看作报告吗？这会显得很奇怪——在一份报告里用标注指代这份报告本身？我觉得这有可能，毕竟官僚机构内部的沟通方式都很古怪，往往让人摸不着头脑。
去当面采访一次或许能弄清这一点。我致电伊巴拉，要求采访警察局局长菲利普·桑切斯。我想问他为何没有就此事撰写并出具一份犯罪报告。伊巴拉表示，康斯坦斯酒店发生的这起事故可能就是紧急医疗事件，不在警方职权范围之内，所以没有理由出具犯罪报告。这个说法似乎不太对劲。普里亚菲托呢？他并没有吸毒过量，但他入住的酒店房间里发现了违禁药物。这不足以认定他涉嫌犯罪吗？这难道不需要出具一份报告吗？这些都是我准备向桑切斯提出的问题。除非他不愿接受采访，果真如此的话，我认为这就意味着他很清楚协助我的报道对他自己、警察局或市政府没什么好处。如果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那么这位局长应该很乐意和我谈谈。
但有此推测并不代表我能这么将其公布。我能证明普里亚菲托就在这起吸毒过量事件现场的唯一根据就是德文汗的那份不具名陈述。这还不足以让我发布公开报道。
是时候把球踢给南加州大学了。
在理想情况下，我会先收集更多信息，迫使以尼基亚斯为首的管理层澄清普里亚菲托的情况，比如某位证人证实了德文汗向我述说的内容。我会追问我在南加州大学的线人，探询他们有可能听闻的任何消息。我会在网上搜索与此事有关的帕萨迪纳警察和救护人员的姓名及其社交媒体账号，用这些信息在《洛杉矶时报》的数据库里翻查他们的住址，然后上门拜访。但这需要时间，我自问并无时间。我不得不假设，我对警察的询问将沿着包括市政府部门在内的指挥链向上飞传，直抵南加州大学。这可能会让人们——包括竞争媒体——议论纷纷。除了帕萨迪纳的各家报社和电视台，我还担心南加州大学的学生报纸和新闻网站。这些孩子聪明伶俐、足智多谋，在报道自己的学校时也会咄咄逼人。他们肯定想知道这位医学院的院长为何会毫无征兆地在一个周四的下午辞职。我必须加快行动速度。
我首先致电给南加州大学行政部，询问普里亚菲托突然辞去院长一职的情况。我并没有透露我知道那起吸毒过量事件，但我强调，我对他辞职的原因存有疑问。尼基亚斯及其亲信未给我任何回复。
随后，我突然收到了普里亚菲托的一封电子邮件，而我还没有联系过他。13邮件题为“卸任院长事宜”，内容如下：
我从南加州大学的同僚处得知你一直在打听我辞去医学院院长一职的情况。我想直接联系你，让你知道我的决定完全出自我自己。我做出这一决定的时机与生物技术行业的一个独特的、时间有限的机会有关，我期望不久就能与其他人分享这一消息。南加州大学慷慨地给了我一段假期，让我去探寻这一良机。总之，我已当了将近十年的院长。这很棒，但当这些机会出现时，我也做好了准备，要伸手去抓住它们。
当然，邮件中也没有提及那个姑娘或康斯坦斯酒店的那起吸毒过量事件。
我突然想到，若是普里亚菲托不相信尼基亚斯会和他统一口径——或者南加州大学会袒护他——那么他决不会发出这封电子邮件。
我从没指望过南加州大学会给予我协助。这个判断是基于我早先对南加州大学所作的报道，包括对皮特·卡罗尔和帕特·哈登的调查，以及针对南加州大学的橄榄球赛场——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展开的一次更广泛的调查。马克斯·尼基亚斯及其身边人的做派更像是躲在地堡里的企业高管，而不是学术机构的当家人。他们更喜欢以沉默和保密的方式跟我过招。他们很少接受采访，对于我的书面质询，他们的回答也大体以抠字眼的方式仔细剖析，意在瓦解我的报道。毫无疑问，他们并不认为跟我这个卑微的记者打交道有何必要，因为他们代表着洛杉矶“真正的权力”。
认罪答辩是指被告为换取轻刑而认罪。无异议抗辩则是指被告不认罪但放弃申辩。
对那座体育场的调查给我上了一课，让我了解了南加州大学在这座城市占有多大的分量。这座公有的碗形体育场与南加大校园只隔着一条博览大道，它是洛杉矶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一处国家历史地标。1932年和1984年的夏季奥运会曾在这里举办。在多年的时间里，它曾是公羊队、洛杉矶突击者队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橄榄球队的主场，洛杉矶道奇队和洛杉矶闪电队也曾短暂地将其作为主场。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在这座体育场发表过196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当选演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这里主持过弥撒，吸引了十万名信徒。2011年，我与同事安德鲁·布兰克斯坦和林荣功二世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揭露了这家体育场的管理层从一些演唱会筹办人和一家体育场承包商那里收受数百万美元贿赂和回扣的事情。其管理层还将体育场的业务交给了他们各自名下的公司，向工会领导输送了一箱箱现金，还在按摩、高尔夫球赛、豪车以及其他福利上花费了数万美元公款。此后，林荣功二世和我还揭露，这家体育场曾有人允许一名色情片制片人在球场上进行夜间拍摄。我们的报道共引发了六起诉讼案，14导致一大批人选择认罪答辩或无异议抗辩。 这桩丑闻表明了肆无忌惮的惊人腐败仍然盛行于这座“天使之城”，揭露洛杉矶阴暗面的纪实作品并没有过时。它还给尚未牵涉任何不法行为的南加州大学提供了一次展示其政治影响力的机会。
即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委员会。
主租约是一种租赁形式，它赋予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对租赁物的控制权和转租权，而所有权人仍保留法定所有权。
由美国好莱坞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事件引发的一场反性骚扰运动。
一直以来，南加州大学都只是这个体育场的一家租用方，特洛伊人队与运营该体育场的政府委员会 签订了租赁协议，可以在那里进行比赛。但南加州大学一直很渴望能掌控这一产业，此时恰逢我们的发现让该委员会的委员们颜面扫地，于是这所大学便对他们展开了游说。委员当中混杂着一些能代表洛杉矶市、县、州的民选官员和委任官员。南加州大学和尼基亚斯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施加影响。正当我们的报道如火如荼之际，在该委员会主席、好莱坞制片人大卫·伊斯雷尔的推动下，南加州大学获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为期99年的体育场主租约 ，仅次于完全拥有。伊斯雷尔的主席之位最初是由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任命的。当该委员会准备将体育场移交给南加州大学之时，尼基亚斯接受了这位前任州长的总计2000万美元的捐赠和筹款担保，以建立那家名称暧昧的南加大施瓦辛格国家与全球政策研究所。南加州大学还给这位影星出身的政治家授予了教授头衔。教职员们私下里对此颇为嫌恶。2003年，就在施瓦辛格准备竞选州长之时，《洛杉矶时报》就报道了他的性骚扰史。15那还是“#MeToo” 运动兴起五年前。尼基亚斯对施瓦辛格有一种“向钱看”式的包容，这让女性教职员们大为震惊，但她们对此也无可奈何。尼基亚斯担任校长已有两年，我在这所大学的线人告诉我，尼基亚斯的管理宗旨已经明确表明了他不会容许自己受到公开指责。
委员会以8票赞成、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将主租约（一段时间的延搁使得租期缩短到了98年）授予南加州大学，相应地，南加州大学须在近期对体育场投入至少7000万美元予以修缮，经过这次计划中的翻新之后，该体育场的估值将达到6.5亿美元。这份租约把从门票、特许销售权、停车费和体育场广告媒介中获得的所有收入都交予了南加州大学，换取100万美元起的年租金。这所高校还分得了该体育场数百万美元冠名费中的95%。南加州大学同意，该校通报的所有来自体育场收益都会分予政府一小部分。熟知这类交易的专家都预测该大学将十分谨慎，决不会让账面出现盈利。
为了让租约条款更加诱人，委员会把体育馆也添入其中，南加州大学后来将其夷为平地，为洛杉矶职业橄榄球俱乐部建了一座奢华的橄榄球场，这又为该校提供了一笔财源。
在委员会的表决中，唯一的反对票出自前洛杉矶警察局局长、市议员伯纳德·帕克斯。帕克斯本人就曾是特洛伊人队的球员，但他认为这份租约是在敲纳税人的竹杠，尤其是南加大附近的洛杉矶南部城区的居民，他们大多都不是白人，而且收入较低。他说这笔交易表明南加州大学知道如何“支使其校友去左右他人”，这些校友就是指南加州大学的董事以及那些拥有银行贵宾账户和诸多人脉的毕业生。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富人俱乐部，”帕克斯说，“一切只关乎名和钱。”
林荣功二世和我报道了涉及这一竞技场的不正当交易，但公众受到欺骗的情况并没有引发太大抗议。这种温和的反应在洛杉矶并不少见。一个由政治权贵组成的小型人脉网通常会千方百计地对南加州大学这样的机构施以援手，使其不至于引来一大群直言不讳的质疑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洛杉矶确实没有辜负其“躺平”的形象。
这个城市的民众不会太严肃地去关注什么事情——如果他们真的关注过的话。
这让马克斯·尼基亚斯这种人的日子轻松多了。
舞台前面乐队伴奏的区域，有矮墙跟观众席隔开。
在干调查记者之前，我当了30年的综合报道撰稿人和洛杉矶分社总编。我报道过本地、州和全国的新闻，偶尔也发布国外的消息，我写过各种突发新闻和长期的专题文章，主题既包括地震、骚乱、名人谋杀案的审判、乐池 表演，也有总统竞选和北爱尔兰的战争。我热爱这段职业生涯的每一分钟。但及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随着报纸行业在网络的挤压下不断萎缩，调查性报道已经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优先选择。报社的调查性报道依然比其他所有媒体都要好得多，体量也大得多，而且这种情况肯定还会持续。因此，我认为是时候转行做调查记者了，而调查性报道也逐渐成为我的专长。
这些调查很有挑战性，但也颇能激发人的潜能。很多调查性报道我们只能运用智慧和说服力去揭露罪行乃至破案。但很多时候这是不够的，我们无法获得充足的确凿信息来公布我们的发现，坏人也就由此逃脱了。但我们若是做到这一点，内心获得的回报也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们为那些原本遭遇不公的人伸张了正义。在我发布突发新闻、撰写专题报道的这些年里，我看到了很多没有得到匡正的不公之事——不少手无寸铁的人都受到了本应服务和保护他们的人与机构的压迫。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或较长的专题报道，让公众了解他们的苦难，这很令人欣慰。但以一个调查项目来扳倒恶棍所获得的满足感更是无穷无尽的。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这就是我作为一名记者的全部意义了。
我从一名内部知情人那里了解了很多南加州大学领导文化方面的情况，他在我报道体育场事件期间成了我的线人。他坚持彻底匿名，所以我给他起了个绰号——“汤米·特洛伊”，取自一尊树立于校园中心的戴盔勇士铜像。他和我交流时非常小心，这突显了南加州大学的员工对于公开抨击学校管理层，尤其是抨击尼基亚斯所感到的恐惧。为避免在我们的交流中留下任何痕迹，汤米会千方百计地使用前数字时代的手段——甚至不止于此。他不愿面谈，认定那些与南加州大学有关联的人发现我们的风险太高。他从来没有给我发过电子邮件或短信——从来没有——连秘聊（Signal）这样的加密应用都没用过，他对此毫无信任。他对一次性手机也心存疑虑，我曾提议给他配一部，被他婉拒了。汤米不允许我给他打电话，所有电话都是他打给我的，而且总是由一个被屏蔽的号码打过来。他要给我送文件的时候会把它们搁在一间联邦快递的收发处，我就到那儿去取。文件都装在一个信封里，上面有我的名字，但没有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