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当然吓坏了。爸爸后来也吓得不轻。接下来的事情你知道，他去联合车站接了恩里克，然后——你敢信？——他们直接跑来“救”我了。爸爸甚至买了皮手套、强力胶带和绳子，准备来捆那些所谓的绑匪！
当这个做物流主管的父亲和那个吸毒的文身师来到这间公寓并把莎拉带回家时，她已经累得没有知觉了。她不记得车是怎么开回亨廷顿比奇的那座联排别墅的。她睡了——如果这算睡觉的话——36个小时。一天半。她醒来时，有好一会儿还分不清东南西北，而恩里克就躺在她身边！
她抽身离开了这个她以为不会再见的男人，出去找她的父亲。
“爸爸！你在吗，爸爸？”
他去上班了，她随后给他打了电话。他一接电话，莎拉就把恩里克抱怨了一通：
“你居然听信了这个人的话？还把他带到咱们家来了？”
保罗尽力解释道：恩里克说你被人绑架了，还遭到了性奴役。而且谁知道这个卡门能干出什么？保罗是她的父亲。他必须确保女儿的安全，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相信恩里克。
玛丽·安当时在家。莎拉为恩里克的事也对着她埋怨了一通。他就在她的房间里。她的床上！“你和爸爸在想什么？”玛丽·安毫不理会，她认为恩里克能进自己家里是因为他已经走进了莎拉的生活，而这是因为莎拉把他带入了自己的生活。
随后保罗下班回家，他把恩里克赶了出去。
不久之后，莎拉又失踪了。保罗和玛丽·安估计她又回到了帕萨迪纳的公寓，但他们并不确定。几天乃至几周过去了，她一直没有回复他们的电话和短信。她不在的时候，他们联系不上她，她就在他们眼前时，他们也触动不了她。她一直在他们的生活中时隐时现，无论是实际的身体还是其他任何层面都是如此。他们看着这个聪明快乐的姑娘长大，然而有些东西已然破损，他们无法修复了。保罗和玛丽·安的尝试全无效果，无论是把莎拉送入得州的戒瘾中心，还是搬到南加州，或者聘请家庭心理医生都无济于事。仿佛他们越是尽力挽救她，就会把她推得越远。他们是一对见多识广的成功夫妻，共拿了三个大学学位，收入丰厚，华美的家宅离海滩只有几个街区，车库里有几辆新车，银行里有存款，足够给莎拉和她弟弟购买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但他们在为人父母方面一败涂地。他们对她的爱无以复加，但这种爱只是把绝望变成了一种悲痛。他们失去了莎拉，因为毒品而失去了她，他们很害怕毒品会让他们遭受不堪设想的损失，以及真正的、无法想象的悲痛。
保罗和玛丽·安对卡门·普里亚菲托这个南加州大学的富有院长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害怕他会毁掉莎拉。这是普里亚菲托，他在给我付账。莎拉把普里亚菲托带到他们家时就是这样跟父母介绍他的：他在给我付账——一个老得足以当他们父亲的男人。至于他花钱后得到了什么回报，自不用她多说。他们的女儿想让他们保持分寸，让他们知道她已经有多么独立——独立于他们——以及如果他们不认同她的做法或者不同意她和谁交往的话，她又有多不在乎。她就是想震慑他们，这个目的达到了。
在莎拉和她这个情人露面之前，保罗和玛丽·安早就对她交往的那些——说得好听点——差等生见怪不怪了。但普里亚菲托这个“优等生”却让他们觉得更加危险。恩里克可能确实捏造了性奴役的骇人情状，但总体而言，他对普里亚菲托的看法与实情也相去无几。保罗和玛丽·安都认为普里亚菲托是一个为所欲为的捕食者。金钱和权力可以保证他永远不需要为自己荒淫和榨取他人的行径负责，这就是他给人的印象。哪怕他的毒品害死了莎拉。
保罗和玛丽·安十分担心莎拉的安危，这耗尽了他们的心力。两人心急如焚，不知所措，甚至还去咨询了做过警察的私家侦探，那人是夫妻俩的一个朋友的熟人。莎拉又玩了一次失踪，他们怀疑普里亚菲托就是幕后主使。私家侦探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并且追踪到了那个院长在帕萨迪纳给莎拉租下的另一套公寓。他向保罗和玛丽·安汇报其发现时还附带了一些建议：要承认普里亚菲托是莎拉生活中的一部分，承认他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若是不这么做，普里亚菲托有可能带着莎拉远走他乡。他可能会抛弃自己的工作、妻子、家宅乃至他拥有的一切和莎拉私奔，跑到遥远的、不知名的某地，那他们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
这个与敌人保持亲近关系的建议震惊了保罗和玛丽·安，接着又让他们心生寒意。这听起来像是在劝降——交出他们的女儿。这个私家侦探以前做过警察。他为什么不建议他们就普里亚菲托一事报警呢？或者向南加州大学的校长举报他？或者向校董事会举报他？他没有建议走这些渠道也许是因为他当警察时就学到了些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以对普里亚菲托这样的人有利的方式运作。他的建议对保罗和玛丽·安之所以说得通，只是因为他们无法估量拒绝这一提议的风险。如果他们拒绝了，莎拉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吗？私家侦探说普里亚菲托有能力让她远离他们的生活。普里亚菲托会不会做出更恶劣的事情？会造成永久伤害的那种？
沃伦夫妇接受了这个私家侦探的建议。
莎拉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普里亚菲托手里则有她的电话号码。他总能有她的电话号码。她躲不过他，即使身在一块墓地。就算她被埋在这些破烂的墓碑下，他也依然会来找她。
他会一直寻找，直至找到她。然后他会再次带她逃离——只要她逃离时人并不清醒。这就是他那天晚上前往创新护理中心给她运送毒品的理由。而且他送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直到她被赶了出去。头天夜里，他敲开她的房门，交给她一些赞安诺和一部手机——戒瘾中心不允许使用手机——叫她保持联络。他离开了，但没过多久，大约一小时后，他们就通了电话。普里亚菲托回到了停车场。他在保时捷里等着她，手里拿着一瓶香槟和他刚在加油站买的性爱玩具。她离开了房间，小跑着穿过潮湿的地面去找他。她一上车，普里亚菲托就把车驶下了特兰卡斯峡谷，然后停在路边。莎拉把香槟一饮而尽。至于那些玩具，她并无兴趣。
他们在外逗留太久。戒瘾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夜间发药时发现莎拉不在房间。普里亚菲托开车把她送回停车场时，五名工作人员正拿着手电筒四处找她，光束在薄雾中着急地来回。当光束扫向那辆车时，莎拉跳了出来，普里亚菲托随即飞驰而去。她毫不怀疑自己被发现了，而且这些工作人员知道她和普里亚菲托在一起。她是对的。一名工作人员向她问到了那辆保时捷。莎拉告诉他，普里亚菲托只是来检查一下她的情况。没什么好担心的。
她料到会有后果，但后果并没有马上降临。
“冰壶”（pookie pipe），一种用于吸食冰毒的玻璃管，末端有一个用于加热的玻璃泡，前端开口，用于吸食烟雾。
于是，在一天后的凌晨3点左右，甚至更晚一点，她用那部违禁手机给普里亚菲托打了电话。她想要冰毒。换其他任何医生可能都会拒绝她，换其他任何毒贩子可能都会觉得这么干太惊险了，但普里亚菲托毫不迟疑。他再次长途跋涉地前往马里布。两人商量好了，他会把冰毒、“冰壶” 和打火机装在一个墨镜盒里，放到车道附近的地上。普里亚菲托准确地送货到位了。莎拉告诉工作人员她要到楼下转悠一分钟，然后她找到了那个盒子。她走回房间时，夜班护士看到了她。这并没能阻止她在私人浴室里加热烧锅。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莎拉和其他入住者一起聚集到主楼的公共区域，工作人员留意到她出现了快速动眼、急躁和冰毒造成的其他急性症状。他们也知道普里亚菲托来过两次。他们当面质问莎拉，要求她接受药检。她否认自己吸了毒，但还是拿着尿杯进了洗手间。结果一名工作人员看到她用自来水来稀释杯中的尿液，情况变得没法收拾了。这家戒瘾中心当即将她扫地出门，她的辅导员在她的治疗项目真正开始之前就将其终止了。莎拉对他们没有一句怨言。
其中一名辅导员给莎拉的母亲打了电话，告知其女儿已被除名。这名辅导员恶狠狠地说那位“好医生”又来探望莎拉了。她跟玛丽·安说，普里亚菲托是“对社会的一个威胁”。玛丽·安当然无须他人来告知这一点。近一年来，她和丈夫一直在奋力将普里亚菲托踢出女儿的生活。玛丽·安明白，恳求这名辅导员再给莎拉一次机会是没有意义的。在戒瘾中心吸毒？干出这种事还想有第二次机会？但这名辅导员的语气听起来更像是决意要摆脱普里亚菲托，而不是轰走莎拉。
玛丽·安向来能毫不费力地让陌生人相信莎拉是她的孩子。这对母女有着同样迷人的个性，同样炽热的活力，同样的金发碧眼。保罗则更加安静，他的低调与妻子形成了一种平衡。当他们不得不面对普里亚菲托这个让全家人坐卧难安的威胁时，他也尽力地在发挥镇定作用。保罗和玛丽·安曾寄望于戒瘾中心最终能让他们的女儿认识到普里亚菲托的邪恶本质。这也是他们选择创新护理中心这种昂贵机构的原因。沃伦夫妇在经济上很富足，但也没富到每月支付五位数的康复账单也无关痛痒的程度。他们不在乎开销，他们只想把女儿从普里亚菲托手中解救出来。
现在，普里亚菲托的手甚至伸到了戒瘾中心。保罗和玛丽·安在一家星巴克接到了莎拉，创新护理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把她送到了那里。他们随后便开车带女儿回家。
迷奸水（GHB），学名γ-羟基丁酸，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属于合成毒品，常被不法分子用作麻醉药或迷奸药。
沃伦夫妇明白莎拉必须离开创新护理中心。毕竟她打破了规则，而规则不容打破。但规则并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那天发生的事情以前早已发生过。没有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只有一件：普里亚菲托没有被捕。就沃伦夫妇所知，在这起事件中，甚至都没人报警或向加州医学委员会举报他，这已经成了一种定式。普里亚菲托给戒瘾中心的一名年轻的吸毒者运送了毒品，第二天早上他还可以自由地回到工作岗位，管理这个国家的医学院之一。他可以继续自由地评估病患病情，进行精细的眼科手术。他可以随便为莎拉以及他收集来的瘾君子、妓女和另一些堕落的人购买更多的冰毒、海洛因、赞安诺、迷奸水 、摇头丸和笑气。他可以逍遥自在地和他们一起吸毒，而且吸得越来越频繁。
普里亚菲托走到公墓入口时就看到了她。他站在木兰树下，穿着风衣，戴着软呢帽，微笑着向她挥手。莎拉逃离家人的机会就在眼前。他知道她永远都需要逃离。
7
庆功会
六月的一个下午，初夏的阳光将那些白大褂映照得闪闪发光。在凯克医学院举办的一场聚会上，人们大多穿着深色的正装，所以那些身披白大褂的男男女女就显得格外扎眼。这是一场仅限受邀嘉宾参加的庆功会，场地就在干细胞研究大楼外的草坪上，这栋大楼是以洛杉矶亿万富豪——伊莱·布罗德和伊迪丝·布罗德夫妇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捐赠了3000万美元，用于这座玻璃建筑的建设及其内部装潢。六七十名与会者都安坐在折叠椅上，小口抿着红酒，一把把时髦的庭院伞为他们遮挡着艳阳。他们的面前是一个安在轻便舞台上的讲台，舞台两侧还装设了扩音器。
这场庆功会是一次恭肃的活动，颇具学院风范。
不过这并不是为了向布罗德夫妇致敬。
也不是为了感谢那些穿着亮眼大褂的医生和研究人员。
在这个周二的下午，接受表彰的人正是卡门·普里亚菲托，而主讲人则是马克斯·尼基亚斯。
这场活动是在那起吸毒过量事件发生三个月后举办的，两个月前，我就开始给南加州大学发电邮、打电话，询问普里亚菲托的情况以及他辞任院长前的一些事情。尼基亚斯和他身边的人对这些质询一直都不予理睬，而这场庆典让我明白了一点，这位大学校长并不觉得《洛杉矶时报》、普里亚菲托和一个叫莎拉的姑娘有什么好怕的。他怎会有如此底气？是什么让尼基亚斯可以如此信心十足地公开——挑衅性地——向普里亚菲托致敬，哪怕加州洛杉矶市的一流新闻机构和整个西部都对他虎视眈眈？
我对普里亚菲托也有此疑问。在得知自己是《洛杉矶时报》的调查对象后，他为什么还想要引发这样的关注呢？尼基亚斯和普里亚菲托是不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一些我应该知道的事？一些我应该担心的事？为什么在普里亚菲托辞职后这么久，尼基亚斯才对他的贡献表示敬意？尼基亚斯是不是在等到他确定那件事的热度已经消退后才组织了这场活动？他会不会跟帕萨迪纳警方或者他们的政界主子通过气了？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也许这场迟到的欢送会是普里亚菲托在最近才要求举办的——以作为他保持沉默的回报。普里亚菲托牵涉吸毒过量事件的内幕一旦被人披露，对他来说自然是非常不利，对南加州大学来说则是更加糟糕，对尼基亚斯也是一样。不过我依然没有证据来支撑这一推论。
我亲眼看见了这场庆典。之前我已经听说了这次活动，新闻编辑部里的一个线人把请柬转发给了我。这份请柬镶着金色的边框，顶部印着南加州大学的校徽1——一块带有三个醒目火炬的盾牌，请柬上写着：
医学博士、公共卫生学硕士、
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临时院长、
南加州大学盖尔和爱德华·罗斯基眼科研究所所长
罗希特·瓦尔马
邀您参会
以表彰和嘉奖
医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卡门·安东尼·普里亚菲托
在担任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院长期间的领导能力
和卓越成绩
我在大约45米开外的公共人行道上观看了这场庆祝活动。记者不得非法闯入——但非法闯入的定义并没有那么明确。凯克医学院是一所私立学院，有私人保安，但它对公众是开放的。我并不认为我走上那块草坪、靠近讲台就算是非法闯入。但我若是冒充受邀者参加这场庆功会，在那块草坪上走来走去，却不透露我来自《洛杉矶时报》，那就犯了新闻行业的一个禁忌了。所以我只能顺着人行道往前走，尽量保持谨慎，同时用个人手机拍摄照片和视频。
我以前没有报道过凯克医学院，在那儿也没有线人，但南加州大学的一名内部人士在这家医学院里有些熟人，他跟我说这家医学院里有不少员工都很厌恶甚至鄙视普里亚菲托，尽管他们并没有提及毒品或妓女之类的事。非议普里亚菲托的人都说他傲慢、极端利己，而且易怒，几乎不考虑别人的看法和感受，除非他们对他有很大的助益。他们说普里亚菲托和聘请他的那个男人很像——满脑子只想着给学校募集更多的钱，尤其善于通过培植捐赠者的盲从性以及从其他机构挖来自带大笔资助金的教职员工来达此目的。也许我看得不太清楚，但还是能感觉到那些在草坪上转悠的人当中涌动着一股鄙视普里亚菲托的暗流——也可能他们只是缺乏热情。很多与会者都露出一种被“强征入伍”的神态，他们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却不得不参加这场聚会，只为履行一项讨厌的义务。对那些身穿白大褂的男女来说似乎尤其如此。
普里亚菲托在自己的这个大日子里穿上了一套铁灰色的正装。他面容松垮，显得老态龙钟，和那些衣着相似的男人握手寒暄，有时是一对一交谈，有时则会加入三四人的谈话。这个风云人物并没有被祝福者们围绕。
在斟过酒、握过手之后，普里亚菲托开始演讲，他旧调重弹地谈到了自己对波士顿红袜队的热爱，中间还穿插了一段轶事，说他曾经跟那些犯了错的裁判员开玩笑，承诺免费给他们做眼科激光手术。观众们报之以礼貌的笑声。随后普里亚菲托便坐回到尼基亚斯身边。当尼基亚斯走上讲台时，观众们似乎变得更加严肃了，他们很关注这位前任上司的上司会怎样评说普里亚菲托。
“今天，我们的医学院不仅是本地区最优秀的医学院和医疗机构之一，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在很多方面，这都要归功于卡门的领导。”尼基亚斯说。
我隔了一段距离，所以很难听清每一个字，而一阵微风又导致场内的扩音器产生了回声（我的录音质量也很差）。普里亚菲托在开场白中强调“红袜队的故事绝对真实”。他用一种惯于当众演说的人所特有的镇定而激昂的语调讲述了九年前的事情，说尼基亚斯当时向他推荐这份工作时，他是多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该院院长一职。“我确实，确实很想获得这份工作。”他说。普里亚菲托称南加州大学的医生“真是洛杉矶最好的医生”。他还特别感谢了自己的妻子。
我以前从未见过普里亚菲托本人。有几次我都想上门拜访他，但他那幢豪宅外有一道安全性极高的大门，中间隔着一条长长的车道，我根本碰不着他家的前门。我冲着那道大门外的对讲机喊过话，但没人回应。第二次去的时候，我把名片留在了那条街边的邮箱里，还附带了一张便条，催促普里亚菲托打电话给我。然而他从没给我打过——就像他从来不回我的电话或电子邮件一样。若想监视那幢豪宅，抓住他进出家门的机会，这也不现实。那条街两边都不允许停车，所以到时候我只能站在街边，然后还得想办法在普里亚菲托驶离大门前截住他。而且考虑到他那桩离婚案，我都不确定他是不是还住在那里。
在LexisNexis数据库中，我发现了普里亚菲托的一个新住址：帕萨迪纳市科尔多瓦街325号。这是一栋大型现代公寓楼，五层高，紧贴着人行道的边缘拔地而起。我驱车前往那栋楼，然后把车停在了泊车计费器旁。这个地段房价不菲，就在帕萨迪纳市政礼堂的街角附近，那座礼堂也是布扎艺术建筑的一个典范，此前还曾是艾美奖的颁奖礼会场。如果LexisNexis数据库中的记录无误——这个数据库中确实出现过错误的地址——普里亚菲托要么是在这栋楼里租了一套公寓，要么就是和这个地址另有关联，比如与在此经营的企业有联系，或者也可能投资了这里的房产。考虑到那份离婚档案，我赌定他是租住在这套公寓这边。在离婚官司缠身之时搬出那栋豪宅，这很说得通。
普里亚菲托的名字并不在这栋楼的电子名簿中。我询问了租赁处的一位女士，有没有一个叫卡门·普里亚菲托的人住在这儿，她说她不能透露任何住户的信息，让我再去翻翻那份名簿。我花了些时间在人行道上向一些来往的居民打听了一下，问他们认不认得普里亚菲托。我给他们看了我手机上的一张他的照片，因为有些人可能认得他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好运并未降临。
如果普里亚菲托继续无视我，我就准备在快要提交报道时再去找他几趟。我打算勇敢地冲破凯克医学院的保安的阻拦，闯到普里亚菲托的办公室去逼他开口。他会在贝弗利山庄的一间办公室里接诊，我也可以去试试。如果这些办法都失败了，我就让快递员把一封信亲手交给他，同时联系他的所有代理律师（包括离婚律师）。我还会不停地打他的手机，给他发短信。我已经准备好在这场庆功会后跟他对峙，不过首先要有合适的时机。任何面对面的接触都必须保持专业和严肃的态度。不能把场面闹得太难看，给普里亚菲托合理合法地向我的编辑们表达不满的机会；也不能引发太多议论，以免其他新闻媒体得知我在调查此事。
在他们的演讲结束时，我知道已经不可能跟他对峙了。我的拍摄已经吸引了包括普里亚菲托在内的所有与会者的目光。而且他从未远离那片聚会场地，使得我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庆功会结束后，身穿白大褂的凯克医学院工作人员陆续返回了各自的门诊部和实验室，普里亚菲托也神不知鬼不觉地隐入了校园的阴影之中。
我很想知道这场草坪聚会的与会者里有多少人知道德文汗在304号房看到的场景。有多少人会对普里亚菲托在离学期结束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辞去院长一职这事感到好奇？有多少人知道这场庆功会就是一场闹剧？有多少人会觉得把这些情况透露给我是安全的？
我尽力不去猜测尼基亚斯向普里亚菲托敬酒的鲁莽之举是否表明了他与《洛杉矶时报》领导层的关系。他是确信自己对这份报纸有十足的把握吗？有没有可能他根本不需要让普里亚菲托或帕萨迪纳市政府的任何人闭嘴，因为他知道《洛杉矶时报》不会发表我正在追查的事？这对我而言很难想象，即便考虑到《洛杉矶时报》最近对南加州大学的抨击不痛不痒、像是有所顾忌。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发布了有关哈登的报道。诚然，这些报道进展缓慢，但确实发布了。
我随后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这些报道中最棘手的部分发布之前，哈登的名声已经因南加州大学橄榄球项目的混乱局面而遭受重创，这让他失去了拥趸们和尼基亚斯的支持。哈登不再拥有昔日的权力和影响力了。这个金童的金色已然暗淡。
帕萨迪纳市警察局局长菲利普·桑切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这并非他的本意。当他和他的部门再次拒绝公布我要求他们提供的有关吸毒过量事件的信息时，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此前我已经向市长特里·托内克投诉了这个三缄其口的局长。我给托内克打过一次电话，请他帮忙公开这些记录，并指出这一报道不但关乎一桩吸毒过量事件，还逐渐与帕萨迪纳市当局的包庇行为扯上了关系。他并不赞成我对市政当局立场的描述，但还是表示会去核实我提出的要求。
我曾基于《加州公共记录法案》要求帕萨迪纳警察局提供桑切斯与其下属就此次吸毒过量事件进行的所有书面沟通的记录，以及自此事发生以来，他们与南加州大学的代表进行的所有书面沟通的记录，而桑切斯执掌的警察局最近给我的回应仍是拒绝。提这个要求几乎没为我换来多少材料，我并不意外——无论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多少材料。想要划破政府官员为掩盖他们的大部分业务而拉下的厚重帷幕，《加州公共记录法案》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该法案的一个内在缺陷弱化了它的效力。在没有通过法律手段起诉的情况下，对该法案的遵循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诚信制度；当政府表示某些记录不存在或者全部及部分记录可免于披露时，记者和公众实际上必须相信政府。
我还要求桑切斯对两个月前公布给我的呼叫服务日志进行解编。日志上有两处被涂上了红墨水，并且引用了《加州公共记录法案》，称：“被认为不可发布的信息或机密信息已经被屏蔽或删除。”桑切斯对我的要求所作的回复中还附带了另一份呼叫服务日志的副本，这一份没涂红墨水。在这份日志上，拨打911的人（德文汗，我认识）的身份还是经过了修订。桑切斯就是在这里掉进了坑里：2他在函件中对这处修订解释道，警员们去那家酒店是“为了调查一起有可能涉及吸毒过量的事件”，而且“由于此次呼叫服务与警方调查有关，举报方的姓名免于披露”。
先等会儿。调查？调查？突然之间，我得知此前确有一次调查。这让我想起了之前那份呼叫服务日志里标记的“report”和“RPT”。这些记号是不是指警方的报告？
在没有出具警方报告——犯罪报告的情况下，警方怎么能展开调查呢？
我随后给伊巴拉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指出桑切斯的回复中“两次提到了一项‘调查’，包括这一行动可豁免披露。那么这起事件实际上是警方正在调查的一桩案件吗？如果不是，那么这是警方曾经调查过的案件吗？如果这是曾经调查过的案件，但现在不是，那么这项调查是何时结束的？”
伊巴拉回复了我，说她没有进一步的信息给我，并将我发的后续邮件转给了记录管理员。我等了好几天才收到这位管理员的回复，她让我去找市政府的主要发言人威廉·博耶。与此同时，我又给伊巴拉发了封电邮，再次要求采访桑切斯。我说我需要和他谈谈，因为“我的调查已经引出了更大的政策和执行方面的疑问”。
她回复道：“能否请你明确一下你在政策和执行方面到底有什么疑问？”
我回信说，这些问题涉及此次吸毒过量事件的“处理方式为何与类似的持有和摄入毒品的事件如此不同”。
桑切斯断然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保持沉默，除非接受采访对他不利。如果我的询问是被误导了，或者是在以讹传讹，那么这位局长完全可以在采访中纠正我的错误；他掌管着这些信息。我想在帕萨迪纳获取的一切信息都在他手中。但他什么也没给我。
我打电话给伊巴拉，向她提出了我准备问局长的问题。为什么没有警方报告？没有报告，你们怎么能展开一项调查？伊巴拉告诉我，此次吸毒过量事件的出警警官已经提交了一份“财物和证据”报告，记录了现场缴获的毒品。
>什么？有一份缴获毒品的报告？
伊巴拉说，客房里的那个佚名女人吸食了这些毒品。此后这位警督还表示，警察局已经就这起事件出具了一份警方报告。这个说法几乎让我目瞪口呆。四个月前，我就前往帕萨迪纳警察总局，要求他们提供所有与此次吸毒过量事件有关的报告，结果直到现在我才得知了这一事实，而此前我得到的就只有呼叫服务日志。我问伊巴拉，为什么一直向我隐瞒这份警方报告的存在——以及为什么她在4月份还声称不存在这份报告。
她的回答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是闻所未闻。这位警督告诉我，这份警方报告是在那次吸毒过量事件发生三个月后才写的，只因为我一直在询问康斯坦斯酒店里发生的那些事。这是一份追溯性的警方报告，而且极具追溯性。对于我的目的来说，其追溯性就更加明显了：这份报告是在七周前写就的，而我刚刚得知。如果我没有月复一月地给警察局打电话、发电子邮件，那么这份涉及一位知名人士和洛杉矶最重要的一家机构的报告几乎注定会被永远埋葬。
伊巴拉说，这份警方报告没有在吸毒过量事件发生当天提交是因为出了“培训问题”？我千方百计地请她详细说明这一点，但她没有告诉我。我坚持让她把财物和证据报告以及警方报告发给我。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
当天下午，那份警方报告发到了我的电子邮箱，但财物和证据报告付之阙如。我打开了这份报告，抱着最大的希望，也做了最坏的准备。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应该就是一份针对304号房里发生的事所作的令人信服的描述——用枯燥的警察术语写成，没错，叙述中可能有缺陷，但有足够多的事实，足以把一篇报道推上报端。然而我在其中没找到一丝与犯罪沾边的内容。这份报告只有两页。这不是一份犯罪报告，而是一份伤亡报告。这表明警方依然决定不将康斯坦斯酒店里发生的事情定性为犯罪。这份报告经过了大量修订，看起来就像是黑色墨盒的测试页。证据和调查部分被完全掩盖。另外13行字也是一样，包括那些说明受害者身份的内容。
但有一段关键的话未被修订——它列出了这起吸毒过量事件的证人。证人的名字只有一个：“卡门·安东尼·普里亚菲托”。他与受害者的关系被描述为“朋友”，从中还可以看出这是一名65岁的白人男性。
>总算有了点收获。
我现在拿到了一份官方记录，可以证明普里亚菲托就在这起吸毒过量事件的现场。德文汗的密报中最要紧的部分如今得到了确认。倘若南加州大学和尼基亚斯还不说出有关这位院长的真相，那势必将面临雷霆万钧的压力。
或者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我好奇的是，帕萨迪纳警方为何会在设置了重重阻碍之后又决定把普里亚菲托这道菜端给我。他们没这个必要。根据《加州公共记录法案》，警方本可以提出强有力的理由来隐瞒目击者的姓名，以免妨碍调查。执法机构经常这么干——为证人保密，在某些情况下还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但普里亚菲托的名字出现了——还是这份报告中唯一完整的名字。
我突然想到，帕萨迪纳市政府可能已经认定赢不了这场角逐，所以无论管事的人是谁，他都决定把普里亚菲托抛给《洛杉矶时报》。别让这家报社咬着市政府不放。让南加州大学、尼基亚斯和他的人去解决这个事吧。把问题闷在那个家族之内吧。
特洛伊人家族。
8
我们需要警察
那个叫A.加西亚的警察能帮我吗？
伤亡报告上的一个方框内显示，对这起吸毒过量事件作出响应的警察是A.加西亚。我检索了加州政府雇员的数据库，恰好找到了一位名叫阿方索·加西亚的帕萨迪纳警官。鉴于局长本人都不愿和我对谈，我觉得他基本上也不可能允许加西亚接受采访。但加西亚愿意在警察总局之外的私人场合谈一谈吗？他会选择不公开谈话还是提供幕后消息（后者意味着我可以公布他说的话，但不能公布他的姓名）？也许他也想解释一下他为什么没有逮捕普里亚菲托，以及他为什么没有提交报告。在我开始提问后，他对警察局处理此事的方式可能也会有些想法。
这又是一个希望渺茫的契机。我在《洛杉矶时报》的数据库里检索了加西亚的住址，结果搜到了几十个符合条件的地方。我开始一一走访可能性最大的地址，挨家挨户去敲门。有些地址信息已经过时了，有些则是一开始就不对——没有叫阿方索或加西亚的人在那儿住过。有几处住址，即便我已经看到有人在家，他们也不给我开门，我只好给他们留了名片。我没能找到这个叫阿方索·加西亚的帕萨迪纳警官。社交媒体上也查无所获。
帕萨迪纳官方没有给我提供其他的实质性信息。市政当局唯愿我就此放弃、闭嘴，然后走远点。他们把普里亚菲托的名字抛给了我，但只是在一种听起来无害的语境中公开了他的名字，他是这起吸毒过量事件的“证人”，是受害者的一个“朋友”。他们指望我能拿去凑合着用。自救护人员和警察赶去康斯坦斯酒店已经过了五个月。然而除了与伊巴拉的简短交谈外，没有任何人接受我的采访。在记录方面，我想方设法也只争取到了那么几页纸，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还被修订得一塌糊涂。
但几个月来的挫折让我更加确信一点，我触及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帕萨迪纳当局和南加州大学的幕后首脑越是从中作梗，一份完整的报道肯定也越发重要。
由于天时不佳，我在跟进该报道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另一个障碍。我以前在运动中受过伤，早该置换全膝关节。但我已经把这个手术推迟了好几年，可如今走路乃至坐着都开始让我疼得无法忍受了。我的外科医生说恢复期会让我几周甚至几个月都干不了活。这简直无法想象。
政府机构已经越来越不愿公开某些公共记录，911的电话录音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机构经常声称，这些电话包含着对警方的保密调查至关重要的信息，或者私人的医疗信息。我手上有德文汗拨打的那通911电话的详细记录，但没有录音。那份录音与德文汗的说法不可能有什么重大出入，他提到的一些基本要素都得到了呼叫服务日志和伤亡报告的证实。但那通电话里会不会还有些其他的线索呢？一些德文汗已经忘掉的生动的细节？调度员说过什么有意思的话吗？也许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录音还是可以为报道增添一点真实性和生动感。
我给帕萨迪纳市消防局的发言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对方提供有关此次吸毒过量事件的录音和救护报告的副本。如果当局以医疗隐私豁免权为由拒不公布录音，我会辩称我绝不可能侵犯涉事人——莎拉——的隐私，她的身份此时尚未被披露。救护报告则是另一回事。我这个要求只能求神保佑了，这类报告通常会以医疗隐私豁免权为由不予公布。
在等待回应期间，我只希望我私下对托内克市长的求告能在这一次有所回报。事到如今，他肯定也明白《洛杉矶时报》不会放手了。
帕萨迪纳市的公共信息官博耶提出了一个古怪的个人要求：他让我把我向帕萨迪纳市当局索要记录和其他信息的所有诉求书都给他再发一份，直至我调查的起点。他承认，按照《加州公共记录法案》，我无须重新递交诉求书，但他写道：“我只是想尽力让这件事对每个人来说都更容易、更有效率一些……就一封电子邮件，所有依据《加州公共记录法案》提出的诉求，新的老的，所有问题……都列到一封电子邮件里……然后发给我，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你圆满解决。”
我不得不想一想。他安的什么心？这是在故意拖延？争取时间？或者他只是想了解我的所有疑问，以助推事态发展？我选择乐观以对。我首先指出我并不同意取消《加州公共记录法案》规定的最后期限，并且提醒他，六周前我就要求提供证据报告，却仍未收到这份报告，然后我就把此前所有相关的往来电邮都发给了他。接下来的一周里，博耶在邮件里说他想“厘清我们的沟通现状，根据你的每一个要求，提供更多的、新的信息，看看我们在此基础上还能做些什么”。这封电子邮件有十个附件，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之前收到过的记录的副本。此外还附上了证据报告和两份911电话录音的音频文件。
>两份？
当时是晚上7点多，我还在新闻编辑部。我在办公桌上播放了录音。第一段录音是德文汗打的那通电话。他的声音很好辨认。1“嗨。我是从帕萨迪纳的康斯坦斯酒店打来的。”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接下来的话和他给我描述的一样，不过在调度员让他把电话转到那个吸毒过量的姑娘的房间后，录音戛然而止。房里没人接听这通电话吗？有可能。又或是当局没把这段通话发给我？果真如此的话，博耶应该在他的电子邮件中说明这一点，同时援引《加州公共记录法案》，称当局有权删除这部分录音。我记下了这一点，准备在下一次和他沟通时解决这个问题。
在第二段录音中，一个自称是康斯坦斯酒店工程部员工的男人要求派警员赶到该酒店。他说一名女子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吸毒”，而且“昏过去了”。
调度员问这个男人是不是需要救护人员。
“我们这儿已经有救护人员了，”这个男人回复道，“不过我们需要警察，帕萨迪纳的警察，到这儿来吧，拜托。”
“你知道她吸的什么吗？”调度员问。
“冰毒。”这人答道。
“好，我们会派人过去的。”调度员说。
好料啊，我心想。这份录音真切地描述了现场出现的冰毒，证实了呼叫服务日志上的事项，还表明一名员工认为有必要出警——我们需要警察。它可以证明这起事件不仅是一起紧急医疗事件，而且与犯罪行为有关。
我随后又看了证据报告。这份报告表明这名酒店员工在304号房里找到了1.16克冰毒。我估计这就是德文汗所说的在这间客房的保险箱里发现的冰毒。吸毒过量者的姓名，相关犯罪行为的嫌疑人以及毒品的“所有者”都被修订了。不过其中列出了毒品“所有者”的住址：帕萨迪纳市东科尔多瓦街350号。
等等！科尔多瓦街？我记得普里亚菲托有个地址就在那条街上。我查了一下自己的笔记，发现我去过的那栋公寓楼的街牌号是科尔多瓦街325号，并非350号。而且那栋楼的地址里也没有“东”字。我在LexisNexis数据库里检索了东科尔多瓦街350号，但没有找到匹配项。我接着查看了洛杉矶县税务评估和征收部门的数据库：同样没有东科尔多瓦街350号这个地址。我还试着翻了翻登记选民名册，又在谷歌上简单搜索了一下，还是一无所获。
也许是那位提交报告的警官——阿方索·加西亚出了差错，警方报告里错讹难免。也可能是毒品“所有者”给这位警官报了一个假地址。
无论如何，这都是更好的料。绝佳的料。这些911的电话录音为德文汗讲述的他亲眼看到的情况增添了层层印证，证据报告则表明普里亚菲托开的房间里存放着冰毒，而伊巴拉说过莎拉吸食了冰毒。关于那个科尔多瓦街的地址，我从伊巴拉和博耶那里再没有得到更多信息，但我依然有足够的证据来讲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一个周五的下午，一间酒店客房里有一名年轻女子吸毒过量了，而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院长就在现场，据报告，这名女子一直在吸食冰毒；三周后，这位院长辞职，他不愿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南加州大学的所有人均是如此。帕萨迪纳警方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就此次吸毒过量事件出具一份报告，只因《洛杉矶时报》展开调查才勉而为之。
市政执行官（city manager）是市长、市政部门主管和市议会的合作者，其职责涉及预算制定、监督市政员工、城市规划以及与市民和市议会的沟通工作。市政执行官是由市议会或市长经市议会批准聘用的，并非民选官员。
在我收到911电话录音的两天后，这个故事变得更精彩了。帕萨迪纳市政执行官 史蒂夫·默梅尔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想跟进博耶的工作。我真没想到他会联系我。默梅尔，这座城市的顶层市政官员，之前还从未给我发过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指出，德文汗向调度员报案的那份录音里包含一通无关来电中的无关对话。他还指出，这段录音包含了“个人联系方式”（包括德文汗的电话号码）。2这位市政执行官表示，这通无关的电话和这个联系方式本应从我拿到的录音副本中删除。
这些都与我的报道无关。引起我注意的是邮件里的一句话，默梅尔说市政府“能拿到这通911电话的更优版本”，而且“通话持续时间比原文件更长”。
能够拿到？这份录音——以及任何“版本”的录音——是市政府从一开始就能拿到的吗？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澄清之举，默梅尔好像是在力图纠正一些有可能让市政厅陷入法律困境的事情。
默梅尔的电子邮件中附上了这份新的通话录音。当时是周五下午3点左右，新闻编辑部的气氛像往常临近周末时一样了无生气，座位半空，一片寂静。在室外，初秋的凉意也已经弥漫开来。和第一个“版本”一样，这份更长的录音仍是以德文汗与调度员的对话开始的。没有新东西。但当德文汗把电话转到304号房后，录音并未结束。其中传出了接听这通来电的男人的声音：
“喂？”
“你好，这里是消防局。是你打的911吗？”
“呃，不是我，其实。唔，我喝，呃，我的女朋友在这儿喝了很多酒，而且，呃，她有呼吸……”
“她现在有呼吸吗？”
“是的，她绝对有呼吸。绝对有呼吸。”
这和我在凯克医学院的那场庆功会上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带着同样的东海岸腔调，只不过现在这个说话者不再那么意气风发，而且情绪焦躁。这份录音里的男人就是卡门·普里亚菲托。我确定。这一点需要证实，但我确信那就是普里亚菲托。我听到他把莎拉的病状归咎于酒精，这和德文汗说的一样。我又听了一遍。我不仅在这份录音中听出了普里亚菲托的声音，而且还掌握了一份证据，可以表明这位医学院院长在电话中谎报了这个姑娘昏迷的原因。
报道事实已经板上钉钉，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它写出来了。当然，在动笔前，我还必须最后联系一次所有的关键人物——普里亚菲托、尼基亚斯、桑切斯以及其他人。我必须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回应我的新发现，但我不得不怀疑这会花费很长时间。我预感他们还是会沉默以对。就眼下来说，想要快速刊载这一报道，最大的障碍是我在下周一的手术。我知道这会耽误些时间，但我有信心一出院就能继续撰写这篇报道。写作又不用迈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