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五的晚上，我知道自己有一段时间回不来了，所以在离开新闻编辑部之前，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找法务编辑杰克·伦纳德聊了聊。杰克和我一起做过报道，他还是地方新闻记者的时候就和我合作过。他是生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一口优雅的伦敦腔还保留着他在牛津求学时的韵味。他还取得了南加州大学新闻学的硕士学位。杰克比我小15岁，是我认识的最聪明、最有原则的记者之一。他的办公桌就在三楼沿墙排列的那些玻璃办公室中，不过他本人的座位还是朝向新闻编辑部内部。我站在他的办公桌对面，绘声绘色地和他分享了我即将公布的这篇报道的细节。我知道他肯定会感兴趣，因为他不仅是南加大的校友，还在这所大学教过一门新闻课。他对该校所受的毁誉极为关注，就像他重视《洛杉矶时报》的名声一样。
我把那位院长、姑娘、吸毒过量事件、追溯性警察报告、南加州大学的沉默、911电话录音等详情从头到尾给杰克讲了一遍，他则扬起眉毛，怀着一种新闻人特有的喜悦微笑着。
“太棒了！”他说。
我表示同意。
杰克还面带微笑地问我：“你觉得咱们会发布吗？”
一时间我以为我听错了。他是在开玩笑吗？他有一种别样的幽默感，有时候会让我摸不着头脑。
“什么？”我说。
杰克朝新闻编辑部的另一侧点了点头，那边是马哈拉什和杜沃辛的办公室。“你凭什么认为他们会发布这篇报道？”
然后他带着一丝讽刺的口吻，即兴模仿了他想象中的马哈拉什和杜沃辛会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也算新闻？他们肯定会这么说。就因为这个院长和一个姑娘有关系？谁在乎啊？没有人被捕，对吧？这个院长甚至都不是院长了。这不是六个月前的事吗？这算什么新闻？
也许他不是在开玩笑。或者说他是开了玩笑，但不全是。我自认为比杰克还要悲观，但我无法想象这篇报道会被雪藏。马哈拉什和杜沃辛会想着把大事化小吗？考虑到他们以往的做派，这很有可能——也许不止是可能。但是直接不发布？
“你说真的？”我对好友杰克说。
他只是笑笑，又耸了耸肩。
9
一个受保护的人
亨利·亨廷顿是铁路建设者和房地产开发商，反对工会却也颇有修养，活跃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洛杉矶。1他的名字流传至今，与亨廷顿帕克和亨廷顿比奇这两座城市紧密相关；2与他相关的还有世界知名的亨廷顿图书馆、亨廷顿美术馆、亨廷顿植物园和富丽堂皇的朗廷亨廷顿酒店，3以及莎拉吸毒过量后入住的亨廷顿医院。南加州大学的阴影也延伸到了这所医院。南加大培养的医生在这所医院的员工中很有代表性，普里亚菲托就在这所医院的董事会任职过几年。
天缘凑巧，我的膝盖置换手术也是在亨廷顿医院做的。我原以为这个手术只需要开一刀，但我的一位主治医生告诉我，全膝关节置换术并不太像手术，更像是在高中的木工工坊里干活儿——又锯又钻，还要锤。这意味着恢复期很可能既漫长又难熬。所以在术前那晚，我给莱特发了封电子邮件，附上了我从帕萨迪纳当局收到的911电话录音和文档，以及一份笔记，上面记录着德文汗告诉我的事情和他的联系方式。由于不知道自己会停工多久，所以我想莱特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把这份材料交给另一名记者去追查，尤其是当竞争对手的新闻媒体也在跟进这一事件的时候。我发了那么多电子邮件，打了那么多电话，敲了那么多门，但还没有哪个竞争对手循着我的脚步而来，这简直是个奇迹。
这次手术并没让我从报道工作中抽身多久。离开手术室几个小时后，我就收到了博耶的一封电子邮件，还是熟悉的老一套——帕萨迪纳当局已经把我想要的信息全都给了我。他表示，第二个版本的911电话录音的公布“已完成了本市对所有既有的以《加州公共记录法案》为依据的请求的回应和执行”。我并不买账，但也没法跟他纠缠细节。我太太乔安娜当时也在病房里，她说我脑子有病，因为我一做完手术就开始查手机里的邮件。
她说得有理，但这就是那种让我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报道。我回复了博耶，在麻药的药劲儿尚存的情况下仔细打着字，而且尽量保持简短：“谢谢。我还会找你了解几个后续问题的。”
实际上我的问题可不止几个，包括一些由来已久却未获回应的问题。两天后我出了院，又过了两天，我给博耶留了一条语音信息。我得提醒他，我已多次要求采访桑切斯，最近也曾要求采访加西亚，以及与那次吸毒过量事件相关的其他接警警官。我还要求警察局解译呼叫服务日志上的一些缩写——比如CC UR、MR和DI之类的条目。我指出，所有过度加密之处都没有去除。我想知道那些警官是否向亨廷顿医院和康斯坦斯酒店通报了情况，以及他们有没有确认那个名叫莎拉的女人已经康复。
到下周二，我和博耶终于通了电话，他在周五快下班时用电子邮件给我发了一份市政府的回复。这个回复大体上就是一连串的拒绝。4对我提出的采访、取消加密、提供救护报告与警员身份甚至对缩写进行解释等要求一概拒绝。
现实已经堕落到了如此程度，帕萨迪纳市政府竟然会拒绝为本地区的报纸解译这份可公开索取的官僚化缩写记录。要知道帕萨迪纳可是一座享誉国际的富裕城市，也是玫瑰花车锦标赛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所在地。
所以正如我之前跟市长说的那样，这份报道关乎普里亚菲托和南加州大学，也同样可能关乎帕萨迪纳官方的包庇行为。
这个神秘的地址就像一根肉中刺：东科尔多瓦街350号。我琢磨着它是不是被各个数据库给漏掉了。也许它标记的是这个街角房产的一侧，而法定地址是另一侧。或者，这可能就是一个没有附在房产记录上的邮寄地址。但后来我向美国邮政总局查询，他们也没有列入东科尔多瓦街350号这一地址。我由于身体原因仍然无法坐车，所以只好让内森·芬诺去科尔多瓦街区探探那个地址。他欣然应允，然后确认了那里没这个地址。
证据报告和LexisNexis数据库里的普里亚菲托的个人资料同时出现了科尔多瓦街的字样，若说这是巧合，我实在无法接受。但这意味着什么呢？证据报告将该地址列为冰毒“所有者”的地址。即使报告上的街牌号有错，就算加西亚写错了，但他是不是实际上已经确定了这些毒品属于普里亚菲托呢？然后却不逮捕他？这让人难以置信，但这件事中的蹊跷之处实在太多，我没法置之不理。
我又回到普里亚菲托是否谎报了街牌号的问题上。我只能假定这个地址是普里亚菲托给的，因为那个女人已经昏迷了。普里亚菲托可能在面谈时给了加西亚这个地址，也可能这名警官是从康斯坦斯酒店的登记册上得知了这个地址，也就是德文汗说的普里亚菲托名下的地址。但普里亚菲托为什么要给个假地址呢？他怎么就能认定自己的谎言不会被揭穿呢？他肯定知道警察能发现我刚刚发现的问题。如果警方费心去查，那就能发现。
还有一种可能：这是莎拉的地址。她摄入了毒品，这很容易让她被认定为毒品的“所有者”。我查了LexisNexis数据库，看有没有哪个莎拉或这个名字的变体与这个地址有关。我只搜到了一个匹配项，但那个女人与德文汗所描述的304号房的莎拉毫无相似之处。
莎拉会不会就住在普里亚菲托以自己的名义给她租的一套位于科尔多瓦街325号的公寓里？若是如此，他们为什么要住进就在几个街区外的酒店里呢？若是能在这间公寓里寻欢作乐，又何必要冒着被警察发现毒品的风险呢？也许是她有室友，所以他们没考虑这间公寓。
一切看似都有关联，但好像没有一件事合乎情理。
我开始撰写这篇报道了。这是种宜人的消遣，能让我摆脱术后康复期的苦痛。
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当我从一般的指派性报道转向新闻调查之时，我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做出调整，写作就是其中之一。调查性报道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制定和构建出来的。它更像是对调查发现的展示，而不是一种书面叙述——类似于起诉书，只是更易读，也更有趣。我这篇有关普里亚菲托的报道的第一份草稿是这样起首的：
去年3月，在学期中期，卡门·普里亚菲托突然辞去了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院长一职，这是学界最负盛名、收入最高的职位之一。
自2007年以来，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眼科医生一直领导着凯克医学院。在宣布即刻生效的辞职决定后，普里亚菲托给同僚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示他希望回归教工队伍，在医疗保健领域追求外部机会。
然而此次辞职并非当月唯一一桩涉及普里亚菲托的戏剧性事件。《洛杉矶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周前，帕萨迪纳一家酒店的客房里有一名年轻女子明显吸毒过量，而普里亚菲托就在现场。
这是一份工作草稿，目的是让莱特了解我的进度。随着它逐步成形，我知道我可能会尝试不同的方式来切入这个故事——也许一开始就放一段硬新闻，概述我这次调查的主要成果。也可能用一段更加直观生动的开场白，描述这起吸毒过量事件的现场。我严格控制了这份草稿的篇幅——不超过1400字——但我认为，随着我添入更多的报道和背景，包括普里亚菲托对南加州大学的重要性，篇幅还会不断增加。我相信，第一篇报道一经发布，那些对此次吸毒过量事件和普里亚菲托有所了解的读者必将打来电话、发来邮件。我也确信他们提供的线索能帮我找到莎拉。我知道这第一篇报道将开启我就该主题所写的一系列报道。
近身球是棒球比赛中的投手为迫使击球员退离本垒而投出的头侧球。
10月25日，周二，我把草稿发给了莱特。我们都觉得这篇报道在下周末之前就能发布。我发出了最后一系列电子邮件，打了最后一圈电话，向报道所涉主要人物提出采访要求。我很快就接到了博耶投出的一记近身球 。
“帕萨迪纳警察局始终拒绝任何后续采访并/或已声明该局并无进一步的信息可供分享，”他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时如此写道，“这一点在今天依然不变。我会转达你的采访要求，但请做好被回绝的准备，除非你在周五下班时间前得到我的其他答复。”
答复依然是回绝。我给尼基亚斯发的那份采访要求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我给普里亚菲托发了这封电子邮件。5
普里亚菲托医生：
我昨天给你的助理留了言，想请你回我电话。我尚未收到回音。
我正在撰写一篇有关你辞去凯克医学院院长一职的报道。其中的重点是警方的记录和另一些材料，这些资料表明一名年轻女子曾于3月4日在杜斯特D2康斯坦斯酒店内吸毒过量，而你就在现场。这名女子被描述为你的“朋友”或“女朋友”。
我想给你一个机会来说明这个故事中的所有要点。请尽快联系我。
他没有回复。
几天后，我又试了一次6——提到了更多细节，因为我相信这篇报道很快就会发布，而这将是他能说点什么的最后机会。
普里亚菲托医生：
你还未回复我的邮件。我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一下，接受我的采访。
我随后向他道出了我对他在这起吸毒过量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所掌握的大量信息，包括警方报告将他确认为证人这一事实。我问他有没有在康斯坦斯酒店吸食过冰毒或其他毒品，有没有让酒店员工不要拨打911，911电话录音中的那个声音是不是他的，他有没有向尼基亚斯或南加州大学的其他行政人员通报过他卷入了这起事件。我接着又询问他在眼科科技公司——我得知他最近加入了这家公司，这可能就是他宁愿辞任院长也要寻求的“机会”——的薪酬是否低于他担任凯克医学院院长时的收入，如果是的话，他为何要放弃南加州大学的职位。我问到了他目前在大学里的医生身份，以及他是不是获得了什么额外的收入才辞去院长一职。我还问到南加州大学为何要等到6月份才为他任职凯克医学院院长期间的工作举办庆功会。
他一个字也没回我。
在莱特编辑这份草稿的时候，我安排了一名很熟悉普里亚菲托的消息人士来听这份911的电话录音。这名消息人士证实了录音中的那个男声就是普里亚菲托的声音。我在视频网站优兔网（YouTube）上找到了普里亚菲托讲话的视频——他的声音与那份911电话录音里的声音一模一样。
大约就在此时，本要回自己办公室的马哈拉什在我的办公桌前停了下来。由于我的新膝盖需要特别照顾，我正靠在椅子上，这让马哈拉什显得比平时更加高大威风。他在新闻编辑部总是居高临下，摆着威严的姿态，迈着自信的步伐，他那种在《洛杉矶时报》的男记者中不常见的着装品位也为其增添了几分气场，要知道很多男记者的衣服就像是从杂货铺里随便买来的。马哈拉什和我简单聊了聊我的手术和家务事。很长时间里，我都视他为朋友。我们并不亲近，但他有很多值得人欣赏的地方。马哈拉什有着谨慎的智慧和一种冷幽默，还有一段励志而又不依流俗的经历，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来到田纳西大学，再到耶鲁大学，最终入职《洛杉矶时报》。随着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还分享着对洛杉矶的美食文化和体育运动的热爱，在报社赞助的业余活动中，他还款待了我和我的妻子。我们也对彼此吐露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马哈拉什担任《洛杉矶时报》商业版的编辑时曾力劝我加入他的团队。他当上执行主编后，还在其他人反对的情况下为我的报道撑过腰。
但在他担任主编的五年里，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权力似乎已经把他从我认识的那个具有协作精神、与人为善的友人变成了对我来说傲慢专横的陌生人。
我们这场桌边谈话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工作上。马哈拉什问我在做什么报道。我对这个问题有些讶异，我还以为其他编辑已经跟他提过这篇普里亚菲托的报道了。也不知他是不是只想打听点细节。我给他简要介绍了这篇报道，着重讲述了在帕萨迪纳突破重重壁垒有多么艰难，以及南加州大学的沉默有多么彻底。马哈拉什的反应让我十分忐忑。像普里亚菲托这样的报道总能让编辑们陶醉其中——这就是他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但马哈拉什对我讲的故事没有表现出丝毫热情。更不妙的是他还皱起了眉头，仿佛我是在传达一个事关他个人的坏消息。就像是我跟他说他的车刚被拖走了一样。
“你应该写一些能让人进监狱的报道。”马哈拉什说。
我目瞪口呆。“这篇报道就能让人进监狱，”我告诉他，“而且还不止于此。”
马哈拉什转身迈向了他的办公室。我看着他穿过新闻编辑部，也不知该对他的这番评论做何等悲观的准备。我想起了杰克的话：你凭什么认为他们会发布这篇报道？
莱特以他在新闻编辑部里出了名的对细节的关注编辑了这篇报道的草稿。在转任编辑之前，他曾长期在《洛杉矶时报》担任记者，而且成绩斐然，一个例证就是他对洛杉矶警察局的腐败问题展开过一项调查，由此引发了警察局的一场改革。但那是在马哈拉什掌权之前。马哈拉什不太支持调查项目，尤其是那些针对大目标的项目，莱特和我们的很多同事都对此深感失望。马哈拉什似乎是以一种恐惧的立场来对待这些机构的，无论报道得多么扎实，编辑得多么明智。这一点对我和新闻编辑部的其他人来说显而易见，马哈拉什的恐惧全都出自他想保住自己职位的心理。调查性报道都存在固有的风险——主要是那些因报道而声誉受损的人会以诉讼相威胁——马哈拉什似乎对此格外反感。彻底的事实核查和对公平原则的严格遵守可以把这种风险降至最低。但如果不发布那些报道，这种风险就可以彻底避免。或者以一种弱化的形式发布这些报道，那也几乎可以消除这种风险。
在马哈拉什的监管下，调查性报道都要留置数周乃至数月，等待他批准发布。7其中包括一个广受好评的有关阿片类药物危机的系列报道，那是莱特主导和编辑的一个项目。这个系列报道从放上马哈拉什的办公桌到发表共花了两年时间。在这段几乎毫无意义的拖延时间里，马哈拉什时常表达出对这个项目的不屑，甚至出言侮辱了那三名跟进该报道的记者。其中两名记者在该报道见报之前就离开了《洛杉矶时报》，转投其他新闻媒体。
一种阿片类长效止痛药，容易让人成瘾。
普渡制药公司的总部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康涅狄格州，而洛杉矶位于美国西南部。
所以莱特很清楚他又要全力应付马哈拉什对我这篇报道的审核了——这或许比那次阿片类药物的调查更加棘手。这个药物系列报道主要是聚焦于奥施康定 的制造商——普渡制药公司，其总部位于美国的另一端 。然而我这个故事不仅发生在《洛杉矶时报》的后院，与南加州大学有关，还涉及马哈拉什私下认识并且公开表示过钦佩的一个人——马克斯·尼基亚斯。
马哈拉什对调查性报道的惶恐情绪似乎已经渗入了他组建的高层管理团队之中。像杜沃辛和他的下属、加州版编辑谢尔比·格拉德这样的报头成员似乎经常是在为马哈拉什这一名受众编辑这些报道。但莱特并非如此，他对这篇关乎普里亚菲托的草稿所作的编辑是纯粹的新闻作业——力图使报道避免任何事实性的漏洞，让事件的轮廓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对莱特给这篇报道做的修改没有任何异议，即便那不是我个人的最优选。
他随后就把草稿发给了他的顶头上司格拉德。如我所料，格拉德对这篇报道做了大量删节，删的几乎都是可能让南加州大学或帕萨迪纳当局陷入窘境的内容。
恐惧。这就是我最初的反应。
这篇报道无须因篇幅而进行删节，作为调查性文章，它依然保持着短小的篇幅。格拉德没有给我们添加任何说明删节理由的批注，也没有对报道的准确性表达任何担忧。他只是简单地划掉了那些句子和段落。他甚至砍掉了“坚果段子”（nut graph）——新闻业行话，指稿件中靠前的一段，可以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个故事是篇新闻，它的重要性何在。这篇普里亚菲托的报道草稿中的“坚果段子”提到了一点：相较于南加州大学的官方说辞，此次吸毒过量事件的情况为普里亚菲托辞任院长一事勾勒出了一幅“更加扑朔迷离的图景”。其中也提到专家们对帕萨迪纳当局有没有恰当处理此事表达了质疑。
随之被删除的还有南加州大学在那次吸毒过量事件发生三个月后为普里亚菲托举办庆功会的内容。对警方和市政府隐瞒信息的大部分批评也被删掉了。桑切斯干脆从这篇报道中消失了。
在我看来，这些删节与提升这篇报道的新闻价值毫无关系，它们都可以归结为恐惧。我认为格拉德并不是害怕惹恼南加州大学或帕萨迪纳当局，他是担心这篇报道在他手中若不做些软化处理，马哈拉什就会对它造成更大的破坏。我们编辑部的很多人都知道马哈拉什经常暗地里欺负格拉德，有时还会当众欺负，尤其是在格拉德质疑他的时候。关于这些删节，我愿意相信格拉德这么做是希望报道可以在马哈拉什那里获得发表的首肯。但这并不代表我能忍受这些删节。就在我准备书面回应时，洛杉矶以北595公里的奥克兰市发生了一场悲剧，我和新闻编辑部里大部分人的精力都转到了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上：一场大火烧毁了一座被非法改造成艺术家住所和音乐会场地的旧仓库，造成36人死亡。8此后几周里，这报道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此时距那起吸毒过量事件已经过去了九个月。
莱特说服格拉德取消了大部分删节。对此，我的看法是，格拉德需要莱特的支持，因为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两名一线编辑联手肯定比一名编辑更有把握让这篇报道获得马哈拉什的首肯。然而它首先还必须通过杜沃辛的审核。鉴于有关南加州大学的非正面报道在进入编辑流程后都会受到习惯法般的粗暴对待，我已经做好遭受这种待遇的准备了。杜沃辛一上手编辑就删除了这篇报道的类型描述——“时报调查”。这个术语经常用于此类报道。它能知会读者，这篇报道是通过一项调查挖掘出的原创性发现。我在跟进这起有关吸毒过量事件的过程中已做了巨细无遗的调查。不然这篇文章还能是什么呢？突发新闻报道？评述某家建筑风格独特的酒店里的药物滥用状况的专题文章？
我走进杜沃辛的办公室，问他为何不赞成把这篇报道划入调查之列。
“里面暗示了不当行为。”他说。
暗示了不当行为？这篇报道没有任何暗示。它报道的就是一些事实，是南加州大学和帕萨迪纳当局都已经披露的事实。至于这份草稿中的所有批评话语，它们都出自专家之口，这有案可查，而且直指帕萨迪纳警方和市政府的行为。
“不当行为？”我问，“谁的不当行为？”
“南加州大学。”杜沃辛说。
不得不说，这还真是入情入理。若是“时报调查”的标准用法有什么例外，那只能是涉及南加州大学的报道了。
后来我骂骂咧咧地跟莱特说了这个事儿。他也被惹火了。我们试图让杜沃辛回心转意，我还列出了自己为完成这篇报道而不得不采取的所有调查步骤。杜沃辛不为所动。在一次单独谈话时，他还自作主张地提出——几乎是脱口而出——这篇报道没有上头版的价值。按我的理解，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制定了一套仅适用于南加州大学的报道标准。除此之外无法解释，因为这篇报道符合发布在头版的所有标准。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杜沃辛坚持要删除草稿中的“时报调查”字样，这对他而言就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更容易地让这篇报道上不了头版，因为头版刊登的几乎都是调查性报道。
15年前，杜沃辛和我在几个月内先后加入了时报-镜报公司。他曾是《费城问询报》的城市与项目编辑，我之前是《达拉斯新闻早报》的西海岸分社主编。我们都是以编辑身份入职的，我接受这个职位多少有点不情不愿（我的分社歇业了，而且我更喜欢干记者这个老本行）。他正处于中老年阶段，是个戴眼镜的宅男，很多员工都知道他是个不善社交的管理者，在大家看来，他的微笑和赞美并不总是真诚的。他在交际能力上的欠缺并没有妨碍他的雄心壮志。大家都知道杜沃辛一直觊觎执行主编一职，在马哈拉什被晋升为主编之后，这一职位空缺了好几个月。马哈拉什甫一让杜沃辛坐上了这个位子，他便献出了彻头彻尾的忠诚以作回报。
对于一篇非调查性的非头版报道来说，杜沃辛在事关普里亚菲托的内容的编辑上花费的时间是异乎寻常的。他把这个流程又拖延了一个月，不时地翻阅一下，做些对读者而言并未增加任何实质内容的表面修改。他无法质疑这份报道，因为其根基就是政府记录和政府官员们的说法，而且经过了彻底的事实核查。所以他只能小修小补、磨磨蹭蹭。在我们起初开的一次会上，当时是周五临近傍晚之时，他跟莱特和我说，我应该试着上门去拜访一下普里亚菲托和加西亚。我告诉杜沃辛，我已经试过了，而且不止一次，还通过其他方式联系了他们。我说在最后一刻去圣马力诺的南加州大学校长官邸敲敲门或许会更有成效。我的看法很明确，即尼基亚斯可以解开一个事关南加州大学的最重要的未解之谜：他是不是因为康斯坦斯酒店里发生的事情而免去了普里亚菲托的院长职务？我上门拜访尼基亚斯的提议似乎惊到了杜沃辛。他摇摇头，说我应该再试试拜访普里亚菲托和加西亚。杜沃辛对此十分坚决。莱特和我疑惑地瞥了对方一眼。
几分钟后，我们俩回到了莱特的办公室，莱特提议我们这个周末一起去找尼基亚斯。“必须去！”我说。通常情况下，冷不丁的造访最好是由两名记者一起去。两名记者一起上门可以向受访对象表明该报特别重视这一报道。如果受访对象不愿配合或表现出敌意，那么一旦出现争执，在场的第二名记者就可以作证。从积极的方面看，有时受访对象与其中一名记者更加投缘，那他们也更有可能说得上话。
莱特给杜沃辛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向他告知了我们的计划。邮件一送达，杜沃辛就在电脑上点开看了，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不行！”杜沃辛当即回复了莱特，并作出明确的指示，要求我们未经他批准不得去拜访尼基亚斯！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来没有一个编辑试图阻止我上门去拜访一篇报道的受访对象，也没有一个编辑要求我获得批准后才能这么做。编辑本应确保一点：如果联系受访对象的其他途径均告失败，那么记者就必须直接上门。
我在莱特的办公室里下定决心，除非杜沃辛炒我鱿鱼，否则他就没法阻止我前往圣马力诺。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份书面记录，第二天我就给莱特和杜沃辛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主题栏里写着“尼基亚斯”。9“如果我要去敲他家的门，这个周末就是最佳时机。”我写道。
当时是周六的下午，但杜沃辛不到20分钟就回复了：“那名警察和那个医生重要得多，毕竟他们都去过那间酒店客房。”
10分钟后，莱特首先回复了他。他在提及普里亚菲托时写道，尼基亚斯“肯定清楚这所大学是不是因为此事将普里亚菲托赶下了台，还可以解释他为何仍是该校的教职工。我们给尼基亚斯和他指定的公共事务负责人发了无数条信息，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认为此时去敲他的门是再合理不过了”。
我对杜沃辛的回复是在几分钟后，当时我还没看到莱特的回复：“我认为主要的‘未知数’在于普里亚菲托是不是因为我们早已证据在握的那起酒店事件而被撤职的。尼基亚斯可以最终确定这位院长的离职原因。普里亚菲托的说法我们已经知道了。”
杜沃辛没有回复。莱特跟我说杜沃辛问了他，为什么我们要把事态“升级到”尼基亚斯的层面。
杜沃辛似乎执意要消除所有人对C. L.马克斯·尼基亚斯在这间新闻编辑部的领导层中享有特殊地位的疑虑。尼基亚斯是一个受保护的人，可以让《洛杉矶时报》的二号新闻主管在一个周末给他打掩护。
那天下午，杜沃辛还没有完全放过我。格拉德给我打来电话，重申了杜沃辛的指令，让我把精力集中在普里亚菲托和加西亚身上。我接电话的时候正在一家五金店里看电锯。我让格拉德说了一会儿，然后提高嗓门打断了他。
“谢尔比，我闻到了新闻编辑部里的腐败味道！”
我又说了一遍，声量大得让顾客们都转头看向我。
格拉德为杜沃辛辩解了几句，但他那踌躇的语调告诉我，那些辩解的话都有违其本心。
“新闻编辑部里的腐败！”我重复了一遍。
我说不管杜沃辛喜不喜欢，我都要上门去找尼基亚斯。
格拉德的态度软化了。他也认同有必要去拜访一次尼基亚斯。第二天一早，他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报道”。
10
雪藏报道
1
一阵朦胧的细雨给橡树林荫道边的枝丫和路灯蒙上了一层面纱，这是一条精心维护过的小路，装点着金钱造就的宁静。此时夜幕刚刚降临，我把车停在了一条门禁式车道对面，这条车道直通南加州大学第十一任校长尼基亚斯所居住的那座漫无边际的庄园。这处产业此后将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尽管他的房子很大，但从这条街上还看不到它。这就是圣马力诺，在这里，有钱人可以彻底隔绝这座大城市的噪声、喧嚣和变化。
我怀着一种赌徒的心态来到了这个橡树林荫道上的住址。我觉得我有机会说服尼基亚斯，让他把我请进那座壮观的宅邸，展开一场我们几个月前就该进行的坦率讨论——关于卡门·普里亚菲托院长的下台始末。但为了对冲这一赌注，我也做好了无法通过那扇门的准备。我打了一张以“洛杉矶时报”为抬头的便条，准备递送给尼基亚斯。
尼基亚斯校长：
我希望我们能就卡门·普里亚菲托辞去凯克医学院院长一职的情况进行一次保密谈话。我撰写的一篇有关普里亚菲托医生的报道即将发布。任何时间都可以联系我。
我在末尾留下了自己的工作电话和私人电话。我相信尼基亚斯最终能想明白回避我是枉费工夫，并且至少提供一份幕后消息——亦即作为一个不具名的线人——证实普里亚菲托确实是因为与那起吸毒过量事件有关而被解雇的。我把这张便条封在了一个信封里。
我拖着刺痛未消的新膝盖蹒跚地穿过街道，人行道上空空如也。车道将一排成熟的橄榄树一分为二，那弯曲的树干就像是庄园门前值岗的哨兵。我看到了一根守卫着那扇带有尖刺的铁门的石柱，上面装有一部对讲机。我按了一下，没人接听。我又按了一下，仍是一片寂静。我又试了第三次，一个带着静电噪声的微弱声音（我分不清性别）传了出来，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询问尼基亚斯校长是否在家。接听者没声了。我的电话被挂断了。我一瘸一拐地回到街对面，从我车里取出了那张便条，准备把它搁在对讲机上。就在我回到车道上时，一辆车停了下来（当时天色很昏暗，那看起来像是一辆梅赛德斯，但我不确定）。我认出了这个司机，车中唯一一人就是尼基亚斯的妻子尼基。我微笑着挥手致意，她落下了车窗。我做了自我介绍，问她丈夫是否在家。她一口否认。
我把那个信封递给她。“请把这个交给他好吗？”
她直盯着我，好像仅是我的存在就已经是对她的冒犯了。但她还是礼貌地接过了信封。随后大门开启，她驱车进入了庄园。
第二天（周一）早上，我写给尼基亚斯的便条就通过快递送到了《洛杉矶时报》——仍然在密封的信封里。尼基亚斯甚至都没有费心一阅。随短笺寄来的还有南加州大学负责公关和营销的副校长布伦达·马塞奥写给马哈拉什的一封信。（当时马哈拉什并没有告诉我有这封信，直到几周后我才看到它，那时我才得知了它的存在，并索要了一份副本。）
达文：
你可能知道，尼基亚斯校长正在外地出差，处理大学橄榄球季后赛事宜。他已经在他的照片墙账号上发布了这次行程的消息。
昨晚，在照片墙上关注了尼基亚斯博士的普林格尔于天黑后来到了尼基亚斯的住所，请尼基亚斯夫人把一个信封（密封的，未拆开）交给她的丈夫。尼基亚斯博士昨晚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我向他保证，一定会把这个信封送达你处，并表达我们对此事极其失望的态度。
无须多说，普林格尔又一次越界了。我们能理解他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但我们也希望我们两个组织之间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态度和专业精神。
多谢。
我没有在照片墙上关注尼基亚斯（或者其他任何人），也不知道他在处理大学橄榄球季后赛事宜。我是在傍晚5点半左右到达那座宅邸的，当时天确实黑了。且不论马塞奥在这两个事实上的暗示，我发现这封信还非常具有启发性，就像尼基亚斯拒绝看那张便条给我的启发一样。这封信的语气给我透露了一点，尼基亚斯和他的副手们期望《洛杉矶时报》的主编和出版人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顺从——一种近乎奴婢的态度。我不得不怀疑是马哈拉什的言行催生了他们的这种期望。信中只提到了我的姓，这表明我是马哈拉什和马塞奥（如果不是尼基亚斯的话）以前或者正在沟通的一个话题。说我又一次越界也可以表明这一点。
我不确定自己之前是在何时何地越了界，甚至不确定这个界是指什么。我以前从未去过尼基亚斯的家。所以是不是我给他或南加州大学的其他人打的电话太多了？是不是我发的电子邮件太多了？还是我针对南加州大学的某篇或多篇报道越过了尼基亚斯的界线？是关于哈登的报道吗？我还在对他进行后续报道。是关于体育馆的报道吗？或是关于卡罗尔和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丑闻的报道？这些报道在尼基亚斯眼里全都是不能跨越的界线吗？最异乎寻常的是，他显然觉得与《洛杉矶时报》打交道极有安全感，以至于无须看一眼该报的调查记者亲手递送的便条。
如果我能及时看到马塞奥的信，而不是几周后才得知此事，那我对马哈拉什的反应可能会有更充分的准备，尽管这也不足以让我沉着以对。
杜沃辛那循环往复的编辑终于结束了。在我提交初稿后的3个月零3周里，这篇报道的核心事实并未改变，也没有受到什么质疑。现在是2月中旬，已接近那起吸毒过量事件的周年纪念日了。尼基亚斯及其下属始终守口如瓶。普里亚菲托依旧无视我的质询。莎拉的身份仍然无迹可寻。
但报道已经准备就绪了。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南加州大学和帕萨迪纳当局——以及此后的《洛杉矶时报》——的领导们像对待常规的新闻工作一样对待这篇报道，那么它的发布现在应该已经成为一段记忆了。莱特和我只是松了一口气，报道还在走流程，还有那位大学校长的照片、各文档的图像和一段以911电话录音为核心的视频需要处理。这是一套令人信服的一揽子报道。一个周三的晚上，在杜沃辛把这篇报道发给马哈拉什之后，他又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达文会连夜考虑此事的，2他会在明早跟我们开个会。”
我不得不看了好几眼。马哈拉什还得考虑这件事？连夜？想一晚上？想一晚上什么呢？
这篇报道在各个方面都无懈可击——记录、采访、专家、911电话录音。报道陈述格外谨慎和细致，我们甚至没有明确指认普里亚菲托就是电话录音中接听电话的人，只是因为警方拒绝证实这一点。报道只指出了接听者自称是一名医生，并将那名女子称作他的女朋友。报道还指出警方的记录没有提到现场有任何其他的医生或朋友。任何认识普里亚菲托的人都能听出他的声音。
这份草稿经过了四位编辑的审核（新闻编辑部的审核不算在内），其中包括头版负责人斯科特·克拉夫特。杜沃辛不再认为这个故事不配登上头版了。他甚至下令在同一天刊登第二篇文章，在该文中，我会向读者解释我是如何取得这些调查结果的。除了头版报道外，这并不常见。
新闻编辑部的律师已经复查了这篇报道，看其中是否存在什么法律问题，然后排除了存在法律问题的可能性。
在那个周末，我们已做好了发布的一切准备。当晚，正当马哈拉什离开办公室时，我走上前去。“这篇报道有什么问题吗？”我问。他嘟囔了几句要迟到了之类的话便匆匆从我身边走过。
“我们明天再谈。”马哈拉什转头说了一句就走入了电梯门厅。
在杜沃辛的电子邮件中，他没有邀莱特和马哈拉什一起参会，这让我心生疑虑。为什么不让这篇报道的首席编辑参会？我给莱特打了电话。他证实了我的疑虑：
“马克［·杜沃辛］跟谢尔比［·格拉德］说达文今晚要考虑封不封杀这个报道。”莱特说。
我骂了几句，但如果仅仅因为发布这篇报道不符合马哈拉什的个人利益，我仍然认为他不会雪藏这篇报道。我很肯定这么干会把我的同事都惹恼的，而马哈拉什在员工中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史上最低点。《洛杉矶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痛批了他管理新闻编辑部的方式，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他处理奥施康定调查案的手段。（我是《洛杉矶杂志》这篇文章的消息来源之一——没有具名，因为我若公开身份的话很可能会被解雇。）马哈拉什承受不起阻挠这篇有关普里亚菲托的报道发布所引发的批评，我寄望于他能明白这一点。
我回复了杜沃辛的电子邮件：“为什么不让马特参会？”当时是晚上9点左右。一小时后，杜沃辛回复：“我会叫上他的。”
我突然想到我之所以需要莱特在场，既是因为他是我的编辑，也是因为他相当于我的见证人。
这次会议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才开始。地点是马哈拉什的办公室，最大的“玻璃混蛋”办公室。莱特和我坐在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对面，背对着新闻编辑部。讨论开始之后，马哈拉什既没有提到他对这篇报道的优缺点有什么看法，也没问一些关乎这篇报道和消息来源的问题，甚至没有谈任何带有新闻性质的内容。相反，他谈到了我在《洛杉矶时报》取得的成就，我参与的重要报道的数量，以及他一直以来有多么“支持”我。这很怪异，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浑身都绷紧了。
“我们不准备发布这篇报道。”马哈拉什说。
我的脸涨得通红，耳边嗡嗡作响。
“什么？”我说，这与其说是质疑，不如说是咒骂。
马哈拉什又拿出老一套，说我应该感激他为我做的一切。我简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年复一年地给他提供优质报道，我估计他是觉得没有封杀这些报道就理应让我对他感恩戴德了。马哈拉什提到了我因手术而休的假——这似乎是在暗示他本可以拒批我应得的病假。但他忘了我术后多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吗？忘了我在家养病期间还在继续采访和写作吗？
然后马哈拉什又提到了两年多以前我在女儿的未婚夫自杀后休的两周半假期。我担心我此刻的怒火会变成尖声的怒吼。这场自杀的悲剧包裹在一场更深层的悲剧之中。杰里米·阿德勒是个善良聪明的年轻人，他出生时就患有医学上已知的最严重、最罕见的脑部疾病之一——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患有这种病的人在入睡时会丧失呼吸能力。他们必须借助机械呼吸设备才能在入睡时维持生命。这种综合征还会损害大脑的其他功能，包括对焦虑的反应。它有一个不那么正式的名字——翁蒂娜的诅咒，出自神话中的咒语，能让水仙女的出轨丈夫只要睡着就会停止呼吸。此病无药可治，但杰里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克服了它，后来还成为令人赞叹的学者和律师。七年来，他一直是我们家的宠儿。我曾开玩笑说，杰里米要是成了我的准女婿，那我就是中彩票了。我们共度了很多美好时光。他去世后，我用了那两周半的时间来抚慰女儿，帮忙准备杰里米的葬礼，为他写讣告，腾空他的公寓，并着手为他设立一项大学奖学金，以此来哀悼和缅怀他。自那以后，我还在为杰里米的孪生兄弟皮埃尔谋求病患福利，他也患有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
马哈拉什在会上扯到这种痛苦的往事，这既能说明一些问题，也显得相当无情。这表明他觉得有必要动用所有武器来阻止我报道此事了。
我几乎是喊叫着要求他告诉我这篇报道有什么内容不能发布。马哈拉什劝我“冷静下来”，但他并没有指出这篇报道有什么错误、不公平或不重要的地方。他说他不会发布这篇报道，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什么事情？”
马哈拉什回答得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不过他说，我们大体上无法决定性地宣称尼基亚斯是因为这起吸毒过量事件而免去了普里亚菲托的职务。这好比是说，如果不先破案，我们就不能发布关于犯罪情况的报道。或者我们不能报道野火肆虐前的一场雷暴，除非能确定是这场雷暴引发了大火。这只是推脱之词，显然也是马哈拉什唯一能想到的说法。
我看着杜沃辛，他表现得很坚忍。我坚持让他告诉我，在他为这篇报道忙了六个星期之后，他的想法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他又觉得这稿子无法发布了。他说他仔细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马哈拉什的意见。他的声调不带情绪，不存一丝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