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盟友莱特在房间里显得镇定自若。他靠着椅背问马哈拉什，我们还能为这篇报道做些什么才能让它登报。马哈拉什只是闪烁其词，但莱特继续施压，底线终于浮出水面——马哈拉什希望我们能让尼基亚斯或普里亚菲托公开表示：普里亚菲托是因为那起吸毒过量事件而丢掉了院长一职。
对我来说，最后一朵乌云散开了：这篇报道的命运根本就掌握在尼基亚斯手中。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清楚，普里亚菲托绝不会跟《洛杉矶时报》谈论他在这起吸毒过量事件中的角色，这可能会终结他在医学界的职业生涯。如此一来就只剩下尼基亚斯了。如果他开了口，这篇报道或许可以发布。如果他没开口，那就无法发布。这简直是一个包庇大师的梦幻借口。
即便我不说，马哈拉什也知道尼基亚斯有无数公开发言的机会，说出他想说的任何话，但他拒绝了。我问马哈拉什，如果我能找到一两个与尼基亚斯关系密切的线人，证实普里亚菲托是被迫离职，他会不会发布这篇报道。我对此毫无把握，但还是提了出来，想看看马哈拉什的反应。他说他无法承诺这一点。
当然无法承诺了。因为他开这个会的目的若是要厘清发布这篇报道所要解决的问题，他一开始就会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者至少要征求我们的建议。我随后提议：既然马哈拉什和尼基亚斯有联系，那么能否让他去接触尼基亚斯，以确定普里亚菲托的离职原因？马哈拉什以前曾利用他的报头地位为一篇报道提供过助力。他曾向我吹嘘，他过去担任执行主编时如何联系到了施瓦辛格的律师，以帮助一名记者证实了这位前州长和他的管家生了一个私生子。所以现在他为何不利用一下自己和尼基亚斯的关系呢？
“我不是负责这篇报道的记者。”马哈拉什说。
“你以前做过这种事。”我说。
“我不是负责这篇报道的记者。”马哈拉什又说了一遍。
会议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明显地表明他雪藏这篇报道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
我的怒火并没有消退。我往背后指了指。
“整个新闻编辑部都看着呢。”我说。
我就是在威胁他——马哈拉什会因为扼杀这篇报道而受到员工的反击。他又让我冷静下来，但他已经显得有些气馁了。
“我并没有关上进一步报道的大门。”马哈拉什说。
我心想，《洛杉矶时报》的这位主编本应坚持让我不遗余力地报道，好让这个故事——一桩与南加州大学这种规模的机构和帕萨迪纳市当局有关的丑闻——公之于众。然而他现在反倒把没有禁止更多报道说得像是在帮我的忙了。
我还认为，给这一报道“敞开大门”并不代表这一报道最终能够发布。
我告诉马哈拉什和杜沃辛，我已经对他们失去了信任，甚至于我都不会让他们聘请的那个为报社打官司的律师来代理我的法律事务了。我对马哈拉什说，他与尼基亚斯和南加州大学的关系，包括他作为出版人的角色，至少从表面看来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我问他，我凭什么要相信他决定封杀这篇报道不是受了这种关系的影响。
“我凭什么不该担忧？”我说。
马哈拉什向我竖起了手指。“这话说过头了，”他说，“这话说过头了。”
但他始终都没给我一个理由。
我确信，我在时报大楼外追查了几个月的丑闻如今已悄悄渗入了这间新闻编辑部。
11
秘密报道团队
对这篇报道被毙掉后的几个小时，我只有怒火难消的模糊记忆。我走出马哈拉什的办公室时，本地版的记者和编辑都朝我的方向看了看。这场会的火药味儿太浓，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新闻编辑部的很多人都知道我早料到马哈拉什会找这篇报道的麻烦。我忍不住想在编辑部里大声喊出会上的情况，但最终没有开口，直至走到格拉德的办公室。门开着，他坐在桌前，背对着我，盯着他的电脑屏幕。
“他把它‘毙’了！”我几乎是厉声对他说道。
格拉德转过身来，表情就像是头上挨了我一拳。
“他把它‘毙’了？”他说。
“他他妈的把它‘毙’了！”我说。
格拉德似乎有点无言以对，他接着就说什么会跟莱特谈谈——还是杜沃辛？我没听——我听不进去了。
一档趣味答题节目。
我把一腔怒火带回了家，然后发泄到了妻子和大女儿身上。几个月来，她们一直耐心地听我在餐桌上抱怨马哈拉什、杜沃辛和南加州大学，直到这变成了对我的某种心理治疗，哪怕它打乱了我们每晚都要看《危险边缘》 的惯例！当天晚上，她们对这篇报道被扼杀的愤怒反应跟我自己的怒火不相上下。她们说，我不能放弃，不能退让。我回到家中的办公室，打算给马哈拉什写一份备忘录。我需要做点有建设性的事。我起草这份备忘录是为了给当天会上的情况创建一份记录。收录的材料还包括我早先与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发生过的争执，比如他们阻止我上门拜访尼基亚斯。
我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我不得不写下这份备忘录，这实在令人揪心。”我计划第二天早上或者下周一之前就把它发给马哈拉什。
愤怒让我大半个夜晚都无法入睡，直到雨水随着晨光落下。我们住在一片山坡上，这场暴风雨先是把这里的街道变成了小溪，然后又将其变成了奔腾的河流。我重新查看了这份备忘录，扩展了一些内容，加入了更多的关于马哈拉什的伦理过失的内容，包括他在推特上发的一段有关《洛杉矶杂志》那篇文章的虚假声明。然后我把那篇被“毙掉”的有关南加州大学的报道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六名同事，并附带说明了那次会议前后的状况。他们用愤怒、恶心和同情的表情作了回应——并不意外。他们早就知道，不奉承南加州大学的报道至多也就是一场无望的冒险。
我琢磨着要不要在家里待一天——冷静下来，好谋划下一步举措，并且确定那是个理性的选择。我并没琢磨太长时间。我当时只想着要抗争，不能让这篇报道流产。
在我开车前往报社的路上，雨已经下得又响又大——洛杉矶的瓢泼大雨猛烈地冲刷着这片高海拔的峡谷地区，一直下到洛杉矶市所在的盆地才变得和缓了一些。市中心较高的塔楼的楼顶都隐入了翻腾的低矮云层。在百老汇大街，路面的坑洼都变成了一个个油腻的湖泊，我就从这条街驶入了报社的停车楼。到新闻编辑部以后，我先去了编辑部律师杰夫·格拉瑟的办公室。他知道这篇报道已经被封杀了。我告诉他，在任何关乎伦理与诚实的问题上，我都无法再信任马哈拉什和杜沃辛，所以不能再请他们的律师——也就是他——来维护我的法律权益了。格拉瑟建议我再考虑一下，说我这么做可能会让事情雪上加霜。我依然坚持己见。他承认，如果我认为自己与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存在冲突，那么我有权为自己另找律师。格拉瑟后来安排了一名合作律所的律师来做我的代理律师。
随后，我想起了莱特告诉我的那封南加州大学发来的投诉信。我给杜沃辛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想要那封投诉我找上尼基亚斯家门的信件的副本。”
他回复：“就在我这儿，在我桌上。”
我走到他的办公室，劝自己别再跟他多说什么——我知道，如果我又为这篇报道展开一场面对面的争论，那场面会变得相当难看，而且有可能让他找到一些处罚我的理由。我一踏入他的办公室，他就把桌上的一个大信封推给了我。我几乎没跟他对视一眼，拿起信封就走了出去。
这封投诉信寄到报社后不久，莱特就把这封信和里面的内容告诉了我。但马哈拉什和杜沃辛没有给他副本，所以他凭记忆复述出的内容也不可能完全准确。我随后就坐在椅子上读了起来，南加大副校长马塞奥对马哈拉什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跃然纸上。马塞奥的话就是一份公告，它表明南加州大学已经把《洛杉矶时报》的主编和出版人当成了该校的服务人员。他们让我想到南加州大学和该报之间的那种较为宽泛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南加州大学和《洛杉矶时报》之间长久存在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了——天平倾向了南加州大学一边。就数据而言，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都算不上新鲜。随着印刷品的发行量、收入和员工规模的急剧缩减，《洛杉矶时报》步履维艰，南加州大学却经历了繁荣的十年。这所大学在扩张校区的同时还修建了越来越多的大楼，而《洛杉矶时报》却连总部的所有权也失去了：坛报公司将该报和旗下的其他报纸并入了一家独立公司，原公司保留了春街上的那栋地标建筑，但随后就将其售出了。1在《洛杉矶时报》的裁员变得像季节更替一样寻常之时，南加州大学却一直是洛杉矶最大的用人单位之一。
但这种平衡不仅仅关乎数据，也关乎资金、地产和人脉之外的某种东西。在现代，《洛杉矶时报》的力量大体上一直都源自其新闻报道的可靠和公正。它的力量来自它对权力的制约——所有滥用权力的机构或个人，都会成为该报可以批评的对象。
正是这种力量让我确信，马哈拉什及其拥趸已经向日益壮大、胆气十足的南加州大学投降了。
我还没把备忘录发给马哈拉什，莱特就打来电话，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再找四名记者来跟进这个报道如何？如果我们必须跨过的门槛就是让某个和尼基亚斯关系密切的人开口——尽管马哈拉什说即便这样可能也不够——那为什么不用人海战术去把他们的门敲烂呢？五名记者就能在很短时间里把南加大管理层那一长串名单上的人都找个遍。
“我想强行解决这个问题。”莱特说。
玫瑰碗（Rose Bowl Game）是年度性的美国大学橄榄球比赛，通常于元旦在加州帕萨迪纳市的玫瑰碗球场举行。
跟我想的一样。我可以坚持独自跟进这个报道。我的大多数重大调查都是独自完成的，我天性就喜欢独自工作。但与同事组队时，包括在体育场和哈登这两个项目中，我都很享受这种合作经历，而且报道也能从中受益。莱特的建议很有道理：我们的调查要尽可能快地覆盖更大范围，说不定会有好运。我没用几分钟就同意了，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个团队中应该有两名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记者。我的想法是，他们能为这项工作提供一些我所欠缺的有关该校的内行意见，以及只有校友才具有的那种能鼓动特洛伊同侪直抒己见的道德影响力。（我在报道皮特·卡罗尔时就曾遭遇特洛伊人的“部落主义”。南加大的一些忠粉指责我撰写这些报道只是为了报复，因为特洛伊人在2009年的玫瑰碗比赛 中击败了我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莱特和我都认为这件事应该秘密进行——也就是说不告诉马哈拉什和杜沃辛。我们认定了他们决不会同意加大报道火力，尽管编辑们通常会在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报道上投入更多人员。
因此，这个扩大后的南加大报道团队将对《洛杉矶时报》的顶层编辑保密，同时跟进一个对他们和洛杉矶市都十分重要的报道。这很不寻常，也是《洛杉矶时报》陷入困境的一个悲哀的标志。
这也不无风险。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可能会将我们的行为视作违逆，我听说过一些例子，他们显然惩罚过一些在他们看来不忠诚、批评他们的决定或者以任何方式威胁到他们地位的人。马哈拉什和杜沃辛曾命令萨克拉门托地区的一位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马上撤回洛杉矶，因为此前他们收受了一个与她的报道存在利益冲突的组织的补助金，而她对此表达了伦理上的忧虑。好几周的时间里，这位记者——佩姬·圣约翰都被迫在周日驱车近700公里来到洛杉矶，工作日就睡在同事的备用床上，甚至睡在自己的车里，然后在周五晚上开车回家。在受到《洛杉矶杂志》的抨击后，马哈拉什否决了其他报头编辑的决定，下令将《洛杉矶时报》获得普利策奖提名的阿片类药物系列报道作为一项“全体员工”的作品提交，而未将其视为那三名跟进该报道的记者的成果。这意味着如果该系列报道获奖（实际并未获奖），那三名记者的名字将不会出现在奖杯之上。新闻编辑部里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特别残忍的报复行为，我认为马哈拉什是怀疑这些记者与《洛杉矶杂志》的撰稿人有所勾连，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在那三名记者当中，只有一人——哈丽特·瑞安还留在《洛杉矶时报》。在莱特看来，她是这个南加大报道团队的首选成员。哈丽特40岁出头，宾夕法尼亚州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她是从法庭电视台跳槽到了《洛杉矶时报》，之前还曾为新泽西州的《阿斯伯里公园新闻》撰稿。哈丽特在《洛杉矶时报》任职九年，我对她几乎知根知底。她是一位很有风度的撰稿人，对调查情有独钟。有好多次，我们都一起哀叹过这份报纸的前景。我之所以会成为《洛杉矶杂志》那篇文章的一个秘密消息来源，就是因为我很厌恶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在阿片类药物报道上对待哈丽特和她的两个搭档——斯科特·格洛弗和丽莎·吉里昂的方式。
莱特和我想为团队招揽的另三名采访记者代表着一场事实上的员工年轻化运动，这场运动源于一波波买断工龄的措施，它们针对的是年龄较大、收入较高的记者，而这些人大多都很乐意拿钱跳出论坛公司这艘船。三人中年龄最大的是亚当·埃尔马雷克，32岁，洛杉矶人，毕业于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他的犹太裔母亲和巴勒斯坦裔父亲是从以色列移民赴美的。亚当在《洛杉矶时报》才工作了七个月，此前供职于橙县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橙县之声。他的办公桌紧挨着我的桌子，所以我们是在他这段短暂的任职期内认识的。他是一个细致而安静的观察者——那种什么东西都能吸收的人，他在说话前会先聆听，而且很会看人，仿佛别人泄露出的蛛丝马迹只有他能看到一样。
莱特和我还希望招募两名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南加州大学的新闻学硕士毕业生——莎拉·帕尔维尼和马特·汉密尔顿。就个人层面而言，我对他们并不是很了解，但他们两年前做的一个报道让我深感钦佩，那篇跟踪圣贝纳迪诺县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为《洛杉矶时报》赢得了普利策奖。圣贝纳迪诺县的恐怖袭击造成了14人死亡。帕尔维尼的父母来自伊朗，她本人在圣迭戈长大，并且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取得了学士学位。在加入《洛杉矶时报》之前，她曾为几家纸媒和广播机构撰稿。汉密尔顿一家住在特拉华州，他从波士顿学院毕业后就来到了美国西部。《洛杉矶时报》聘用他时，他还是《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同时也在为一些加州律师创办的行业刊物工作。帕尔维尼和汉密尔顿有一个根本性的相似点：他们年纪轻轻便投身于大城市的新闻业，这让他们变得更加明智，也自然地让他们拥有了超出其年龄的坚强意志。
我毫不怀疑这四位同侪会为这一工作付出全部的才华和精力，但我也不得不扪心自问：他们凭什么要出手相助？他们凭什么要惹恼老板？凭什么要搭上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呢？报业正处于自由落体的状态，下一轮买断工龄和裁员随时都可能到来，更何况《洛杉矶时报》并没有美国其他媒体常见的工作保障机制。与美国大多数主要报社不同，《洛杉矶时报》没有工会代表，而且从来没有。这是《洛杉矶时报》最初的出版人哈里森·格雷·奥蒂斯留下的“遗产”，他那种对抗有组织劳工的热情似乎是被一种信念所激发的——一名激进的工会会员于1910年在报社大楼引爆炸弹并夺走了20或21人（历史数据有差异）的生命之后，这种风气就愈演愈烈了。2作为哈里森家族的最后一位出版人，哈里森的曾外孙奥蒂斯·钱德勒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保持了该报对工会的拒斥。钱德勒以丰厚的薪资和福利宠溺着麾下的新闻工作者，3在其他方面对他们也照顾有加——好到这家报社在业内被称为“天鹅绒棺材”，你可以在这个舒服的地方工作到退休或去世。
通常指20世纪70——80年代。
“tronc”有躯干之意。
论坛公司在收购《洛杉矶时报》后不久就开始拔除这些“天鹅绒”。薪资不涨，福利被削，工作保障成了痴心妄想。现在掌管该公司的那个芝加哥人最近还因为更改了公司名称而加剧了对报社的伤害：他们放弃了“Tribune”（论坛），转而采用小写的“tronc” ——“论坛在线内容”（Tribune online content，下文简称论坛在线）的缩写。尽管他们为“tronc”这一标志选择了一个迪斯科时代 的字体，但他们显然还是认为这次公司更名能开启一个数字化的未来。不过对于我们新闻编辑部和外界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个名称听起来就像是海姆利克急救法的演习中会用到的某个词。
正因如此，在这种环境下，我这几个同事为何要为重启这项有关南加州大学的报道而自找麻烦呢？为此被炒值得吗？被炒后有多大概率能在另一家报社找到一份报酬体面的工作？即便被炒鱿鱼是因为干了一件光荣的事情，但这对他们未来的雇主来说很可能一文不值。德文汗就很清楚这一点：人们可能很喜欢某个举报人的原则，但这不代表他们会雇佣这个举报人。归根结底，举报人不就是那种爱惹祸的家伙吗？
帕尔维尼和汉密尔顿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哈丽特和她丈夫有两个年幼的女儿，还欠着一笔按揭贷款。亚当目前是这四位记者中资历最浅的，他和妻子克里斯特尔刚生了一个孩子，他们正在寻找离工作地点更近的房子，在经济上一如既往地紧张。亚当把这项有关南加州大学的工作及其风险告诉妻子的时候，她很紧张——甚至感到害怕。她知道，如果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决心报复，她的丈夫将首当其冲。他是个新人，如果他们要追究，肯定会拿新人开刀。
世上并无两全之法，对亚当来说，明智的做法是放弃这项有关南加州大学的报道。我不会怪他，没人会怪他。
但他做了另一个选择。
“我觉得这是一个维护咱们职业原则的机会，”亚当后来对我说，“做这件事让我很自豪。”
哈丽特、帕尔维尼和汉密尔顿也是一样。我这四位同事并不是为了获得工作保障才干新闻这行。新闻工作就是他们的使命——这一使命需要的不仅是消极地遵守亚当提到的原则，有时它还需要不计个人得失来捍卫这些原则的勇气。并不是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愿意这么做，但这四人愿意。
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并不知道他们加入了。
一开始，我们就采取了空前的预防措施。只要是马哈拉什、杜沃辛或其拥趸目之所及的地方，我们都会十分谨慎，避免聚集。我们只会在新闻编辑部的隐蔽处或者楼下的自助餐厅碰头，不然就用电话交流。我们决定暂时用私人邮箱来沟通我们正在做的事，以免向马哈拉什和杜沃辛走漏风声。现实状况已经颠倒到了如斯地步。我们过去都无法设想，为了报道一个故事，我们不得不在时报大楼里瞒天过海，而且不能用公司的电子邮箱。这就是针对公司管理层的隐形叛乱，我们以前就报道过其他行业里的这种状况。我们无意参与这种叛乱，但此刻我们就处于这种境地。
我们计划将团队成员分散到洛杉矶各地，寻找可以证实普里亚菲托卸任院长一职实情的南加大内部人士。我整理了一份南加大行政人员名单，这些人可能都知道一些情况。若是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去联系他们，要他们违逆尼基亚斯的意思，向我们透露内幕，这并非上策。我们需要上门拜访，当面交谈不会留下电话记录或数字痕迹，这也许能让那些行政人员放心一点。我们打算尽可能地结对上门，还是那句话，两个记者往往比一个好。在我们正式上门拜访之前，团队里的年轻人就展开了网络侦察，相较我而言，这对他们是一种更本能的调查形式。他们埋首于网络，搜寻着普里亚菲托和那位莎拉的所有关联，莱特和我之前一直在为这篇报道的发布而抗争，所以这段时间我都没认真做过这件事。汉密尔顿新找到了几个很像是莎拉的人，其中一人看似可能性很大——一个名叫莎拉·莫尔的女人，她是普里亚菲托在脸书上的好友。她和德文汗跟我描述的莎拉并不完全匹配，但比我过去找到的那些莎拉要接近得多。这个莎拉的年龄似乎和那名吸毒过量的女子大致相仿。从她脸书上的一些照片可以看出她的黑发染成了金色。但她的文身一直文到了咽喉部，一侧脸颊上还有一个难以辨认的墨渍般的字母。德文汗没有提过文身。他说莎拉只穿着胸衣和内裤，所以她若是一幅人体“洞穴壁画”的话，他肯定会注意到的。这些文身有可能是她在过去的11个月里文的吗？有可能。
汉密尔顿还给我发了另一个莎拉的两张照片，她也是普里亚菲托在脸书上的好友。她留着一头黑发，其他方面看起来都像是有色人种。她和康斯坦斯酒店那个莎拉的唯一相似点就是年龄。
我打电话给德文汗，说我找到了一些很像是莎拉的人，想用我的私人手机给他发些照片。在此之前，我一直在用自己的工作手机给他发信息，但我以后都不会再用这部手机发送信息和图片了，因为我觉得不可靠。公司可能会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读取这部手机上的数据，而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就相当于公司。我给他发了第一个莎拉的三张脸书上的照片4——其中两张是金发模样——以及第二个莎拉的两张照片。在等待他回复的时候，我满怀期待地用钢笔敲着桌面。
德文汗很快回了信息。第二个莎拉半点都不像。第一个呢？金发那个呢？
“很可惜，不是她。”德文汗说。
保险起见，我又给他发了她的脸书主页链接，好让他看看她的其他照片。他看后回复道：
“我非常肯定，不是她。”
我垂头丧气地跟他道了谢。
第二天早上，我又把精力放到了这件事上。我让时报图书馆再把我们的数据库搜索一次，寻找有关普里亚菲托的记录，这一次是以莎拉·莫尔或莎拉·摩尔作为参照项。这些名字都没有找到匹配项，但另一个莎拉首次出现在了LexisNexis数据库中，她是普里亚菲托的一个“关联人”。“关联人”几乎可以指代任何关系——生意伙伴、情人、室友或亲属，关键是她和普里亚菲托都关联到了同一个地址，这表明LexisNexis数据库最近才创建了一条记录，其中包含她的名字和他的至少一处地址。这或许是涉及某类产权交易、选民登记证或者专业执照——任何可以从数据库搜到的信息。这个莎拉的姓氏是沃伦，记录显示，她年方22，似乎有家人住在亨廷顿比奇市，她的家人是从得克萨斯州搬过去的。这可能又是条死胡同，但她的年龄没错。我请图书馆再深挖一下得克萨斯州方面的情况和这家人的信息，与此同时，我也展开了社交媒体上的搜索。
如我所料，莎拉·沃伦这个名字在脸书上可谓无穷无尽，一头金发的年轻姑娘也不在少数。所以我只能麻木地滚屏、点击，耗费了大量时间。
直到我找到了一个自称是帕萨迪纳人的莎拉·沃伦。
她非常像德文汗描述的那个女人。
我给德文汗发了一张她的头像照片。照片上的她用小天使般的眼神看着镜头，似笑非笑。她看起来甚至都不到22岁。
“这有可能是她吗？”
“是的！”德文汗答道。
我在桌前一下站了起来。我只想呐喊、鼓掌——发出些声响。
>是的！
那是一个周三，下午5点左右。此时距那起吸毒过量事件发生已有355天，距我获悉这一内幕消息已有320天，距我提交那份被“毙掉”的报道的初稿也有120天了。
又过了一会儿，似乎是为了驱散对德文汗可能会变卦的无端恐惧，我端详了一下他的回复，这条信息就在那个眼神恬然、貌似娃娃的女人的照片下面。我告诉自己，马哈拉什和杜沃辛若想继续雪藏这篇报道可是难上加难了。
但首先，我们必须找到照片中的这个女人。
12
莎拉的逃离
下文简称巴尔博亚酒店。
莎拉·沃伦发现自己正坐在纽波特比奇市的一家海滨酒店——巴尔博亚湾度假酒店 的楼顶上。1楼顶上。那是2016年的一个夏夜，她独自一人，双脚悬在楼体边缘晃来晃去，怀里紧抱着一个粉色的猴子玩偶。这家酒店的楼顶并不对宾客开放。
透过莎拉吐出的冰毒烟雾，可以看到游艇和帆船都挤在一个灯火通明的码头，停在泊位里，纽波特比奇市附近的海面在飘动的云层下显得格外昏暗。莎拉当时吸食了冰毒，正处于幻觉所引发的阵痛之中，这是一种药物中毒性精神病，倏忽间一股冲动驱使着她从房间——窗户、阳台——翻了出去，然后像蜘蛛一样爬上了房顶。那时，普里亚菲托已经离开了酒店，莎拉的最新男友唐·斯托克斯也离开了，他给了她一个毛绒猴子玩偶。在巴尔博亚酒店的这场聚会是为了给莎拉饯行，2她已经答应要回戒瘾中心戒毒，而毒品就是她兑现承诺前的最后一点乐子了。普里亚菲托付了房费，买了毒品，还有一个新的水烟枪，上面附带着一个西柚大小的冰壶。3巴尔博亚酒店正是他喜欢的那种地方——昂贵、只对特定人士开放，而且低调。
所谓低调，就是直到酒店员工发现有必要报警之前都不会声张。被冰毒迷乱心智之后，莎拉觉得自己似乎在不停地尖叫。唐求她停下来，但她停不了。这是从她大喊客房服务开始的吗？总之就是这类事情让她突然爆发了。然后她就尖叫着说恶魔正在追赶她，纠缠她，让她做她不想做的事。她尖叫着说她就像哈利·波特：我要用我的力量拯救世界！她到阳台上尖叫，然后又爬上屋顶尖叫，即使唐告诉她这样吵闹会招来警察，她也一直没停。唐还在假释期间，房间里的水烟枪很可能会把他送回监狱。
“我要走了，”他告诉她，“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我已经过了六年了。”4
他说完就离开了。
警察和救护人员是一起赶到的。这场景就像是康斯坦斯酒店那天的重演，只不过她大体上还有意识，而普里亚菲托并不在场。按照她后来的回忆，那四个男人向她走来时，她已经回到了房间里——然后他们强行控制住她，并试图给她注射镇静剂。这就是他们的原话——给她注射镇静剂。他们是真想杀了她吗？他们是在对她执行注射死刑吗？她和他们大打出手，决心冲破束缚，来回扭动挣扎。她可能还朝其中一名救护人员吐了口水。但这一切都是徒劳。他们推搡着把她赶出了房间。
>她随后就被投入了看守所。
唯灵论者（spiritualist）主张灵魂可以脱离物质而存在，相信念力和通灵等超自然现象。
唐·斯托克斯当时正在酒店前的一个街角等出租车，他看到警察和救护人员把莎拉拽出了这栋大楼。如果他在房间里多待几分钟，这些人就会撞见他们俩同处一室了。留下莎拉去尖叫哀号是明智之举，但他对此并不好受——尤其是眼睁睁看着警察把她押进急救车的时候。他和她相识不久，但他相信他们之间的联结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在他们实际相遇的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这种联结比爱情或性更有意义。斯托克斯是唯灵论者 。
他还是亨廷顿比奇市的一名调音师，在风滚草餐吧主持过卡拉OK之夜，这间餐吧是附近邻里间的聚会之所，即便斯托克斯不上场，这里也有台球、飞镖和现场乐队表演。他就是在这儿遇到了莎拉，她当时住的亨廷顿浪花公寓，就位于这间餐吧旁的海滩大道上。5斯托克斯比莎拉大17岁，但他身上有一种持久的天真态度和青春的恣意，这既是个吸引人的特质，也是招惹麻烦的征兆。和20岁出头的莎拉一样，他在年近40时也做出了一些毁灭性的选择。和莎拉一样，斯托克斯也是个瘾君子。
他决心保护莎拉，包括想让她摆脱他自己正在戒除的毒瘾。可当莎拉把他扯入她的世界时，她也把他拖进了普里亚菲托的世界。斯托克斯没法和这个拥有梅赛德斯和保时捷的阔绰医生相比，普里亚菲托的现金足以让橙县海岸一半的瘾君子在冰毒和海洛因的海洋中漂浮。斯托克斯知道普里亚菲托不喜欢他。有一次，这个老头威胁莎拉，说她若不甩了斯托克斯，他就要停供毒品和房租。莎拉完全无视这一最后通牒，为了讨她欢心，普里亚菲托只得欢迎斯托克斯加入这个嗑药派对。他会免费给斯托克斯提供冰毒，外加大麻。6他还要为斯托克斯的旅馆客房、苹果手机乃至他的小仓库买单。晚餐和按摩也总是由普里亚菲托来付账，此外还有现金赠礼。
如果莎拉上了斯托克斯的钩，那么普里亚菲托就不得不让斯托克斯上自己的钩——迷上他的毒品和钱。他要安抚莎拉，同时控制斯托克斯。
这钩子实在太深了，所以即便斯托克斯住进了戒毒之家，想再次戒除毒瘾，他也知道普里亚菲托会等着看他失败，拿着毒品等着。他也确实失败了。斯托克斯到莎拉的公寓找她，普里亚菲托也在。7和往常一样，普里亚菲托可以提供冰毒。斯托克斯向他索要毒品。他知道斯托克斯正在吃力戒毒，也知道此人还住在戒毒之家，但这个医生还是给了对方冰毒。
“一个瘾君子，很难不伸手。”斯托克斯后来说。
>他怎么可能帮她摆脱普里亚菲托呢？他自己都摆脱不了这个人，怎么可能有余力保护别人？
斯托克斯看着巡逻车和急救车离开了——带着他自诩的一生挚爱离开了。他对自己弃莎拉于不顾的行为深感内疚，内疚得几乎要双膝跪地。他还能见到她吗？
巴尔博亚酒店的这场嬉闹和扭打距普里亚菲托得知我在调查他至少已有四个半月了。到此时，他即便不相信我已经放弃了这项报道，也显然是觉得我很快就会放弃了。他不该这么想吗？他已经成功躲过了执法部门的追查，区区一个记者又怎么会让他担惊受怕？这当然还不足以妨碍他在巴尔博亚酒店这样的地方狂欢，或者阻止他向莎拉提供有可能致其死亡的毒品，哪怕会让她从房顶上摔下来也是一样。
对于《洛杉矶时报》这种近乎撞大运式的四处嗅探的做法，普里亚菲托好像不为所动。不过他并没排除我找到莎拉的可能性，所以他告诫她“一个叫保罗·普林格尔的人渣”正在调查他。8普里亚菲托让她永远不要跟我说话，还要她确保她的家人不会跟我开口。她向他保证，他们全家都会保持沉默。
阿米什人（Amish）是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他们拒斥汽车和电力等现代科技，喜过简朴生活。
莎拉觉得这很有趣，因为她和那个兜售海洛因的男友凯尔以前常谈到怎么敲诈普里亚菲托——曝光他给年轻人供应毒品以及他本人就是瘾君子的事实并以此相要挟。9他们这个小群体的另一名成员也有此打算，那是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姑娘，一个阿米什人 ——信不信由你。这姑娘名叫朵拉·约德，比莎拉要大几岁，是普里亚菲托的“二号女孩”。他们谈到过敲诈普里亚菲托，没错，但他们从来没真这么做过。再者，莎拉后来也解释了原因：“我不认为我斗得过他。他暗示过他认识一些人，他最后决不会有事的。”
在她被人从巴尔博亚酒店带到纽波特比奇市看守所的那天，我刚开始写这篇在五个月后就会被“毙掉”的报道的初稿。此时我还不知道莎拉是谁。对于这个在酒店房间里留下了毒品的医生，以及一个有关他和他床上那名昏迷女子的关系的荒唐故事，帕萨迪纳市警方也依旧漠不关心。纽波特比奇市警方以持有违禁药品、藏有一氧化二氮、摄入违禁药品以及殴打警员和救护人员的罪名拘押了莎拉。10她在于康斯坦斯酒店吸毒过量后的六个月里已多次被捕，这是第三次。
>普里亚菲托却从未被捕。如果他在吸毒过量事件后就被收监，那也许有用，谁知道呢？那她现在说不定已经戒毒成功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天在亨廷顿医院醒来后，那里的一名社工跟她说了好几分钟话，这个好心的女人劝她去戒瘾中心，随后她就获准离开了。她给普里亚菲托打了电话，他接走了她，然后两人直接驱车返回康斯坦斯酒店重开派对。毒品都在那儿备好了。普里亚菲托告诉她，他把毒品都藏在他们那间客房下面两层楼的楼梯间里——包括冰毒和海洛因，以及一个水烟枪和一个烧锅。他对此相当得意。很聪明，对吧？这是他非常“街头”的一面。他们从楼梯间取走了那袋诱人的东西，然后又开了一间房。莎拉正告普里亚菲托，她不想做爱。哪怕她不是尚处于吸毒过量后的恢复期，她也无法再忍受他了，没法再耐着性子被他压在身下了。他们在康斯坦斯酒店的第一晚，也就是她吸毒过量的前一晚，普里亚菲托给她雇了一个牛郎。他喜欢看她做爱——看的同时还会拍摄。她也比较喜欢和陌生人做爱，尽管这很空虚，但总好过又和普里亚菲托上床。他们本打算和牛郎共度第二晚，结果她就吸毒过量了。她摄入了太多迷奸水——整整一小瓶。普里亚菲托照样眼睁睁看着她吞了下去。
他们离开康斯坦斯酒店后仅两天，莎拉就在圣费尔南多谷被捕了。11她当时正和凯尔开车四处转悠。凯尔当时还算是她的男朋友，而普里亚菲托对此十分厌恶。厌恶的理由有很多：凯尔年轻、英俊、令人兴奋，这都是普里亚菲托不具备的，无论他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凯尔还成了普里亚菲托的海洛因货源之一。毒品生意并没有让凯尔赚到多少钱，所以他也尝试过身份盗用和其他类型的盗窃活动。12他们在圣费尔南多谷停车后，一名男警员盯上了凯尔，和他搭档的女警员则把莎拉拽到一边。她似乎知道凯尔是这对男女中的罪犯，而且很为莎拉惋惜。
“这儿只有你和我，”女警员对她说，“现在告诉我——车里有毒品吗？”13
“没有。”莎拉撒了谎。
两名警员随后就发现了毒品，她和凯尔最终被送进了看守所。她被指控藏有违禁药品和吸毒用具。凯尔的罪名则更多地与他的盗窃行为有关。他们被关押的时间并不长，这次被捕也没有让他们放慢节奏。普里亚菲托出资进行的多次狂欢让莎拉、朵拉、凯尔和这名医生结识的其他年轻人都深陷毒品和金钱的迷幻之中。莎拉尽其所能地享用着。她一次又一次地沉迷其间，直到谷底似隐似现，再没有更深的洞能让她坠入了。普里亚菲托并不在乎。只要她和他保持亲密关系，还来找他索要毒品，他就没有怨言。
但她已经到了无法忍受自己的地步。她又回到了戒瘾中心。这一回她选择了达纳波因特市海岸边的帝王海滨戒瘾中心。莎拉在这所戒瘾中心的戒毒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和在创新护理中心一模一样。普里亚菲托又想出了一个给她运送毒品的办法——而且不会让他们两人都被抓到。
他称之为“彩虹糖手术”。14他每周（在莎拉记忆中更加频繁）都会给帝王海滨戒瘾中心的莎拉寄送一个礼盒。盒子里装着一袋彩虹糖。对筛检邮件的工作人员来说，偶尔一袋糖果不成问题。他们不知道的是普里亚菲托之前已经小心翼翼地打开过包装——他会煞费苦心地以眼科医生的精准度确保不撕到包装接缝之外——然后把五颜六色的纽扣形糖果换成赞安诺。接下来他会重新粘好袋子，把它寄给莎拉。
她企盼着这些袋装的彩虹糖。它们让她在帝王海滨戒瘾中心居留的那30天变得好过了一点。她出来的时候，普里亚菲托为她置备的毒品可不止赞安诺了。毒品又开始源源而来，仿佛她从未离开过那场派对一样。这次她在亨廷顿酒店遇到了一个新男人——瑞安，他以前偏巧是一名警察。他相当年轻，可能也就比她大了十岁，不过他如今在从事安保工作，依然配着枪。她和他一起在希尔顿酒店里厮混，就是在她父母住所旁的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上的那家希尔顿酒店。她在酒店的花销都记在普里亚菲托的账上。她把瑞安的事告诉了普里亚菲托，而且料到他会有惯常的嫉妒反应，但她没想到他会从帕萨迪纳一路开车过来，在清晨6点猛砸这间酒店客房的门。他大喊她的名字，让她放他进去。
瑞安一开门，普里亚菲托就探身喊她：“莎拉！”瑞安一脚踢到他裆部的时候，她正站在床边。15随后，瑞安迅速掏出自己的9毫米口径手枪，戳向了普里亚菲托的脸，普里亚菲托目瞪口呆。
“滚蛋！”瑞安说。
普里亚菲托踉跄地转过身，沿着走廊跑去。这间客房位于七楼。两名警察没用几分钟就赶到了。他们在酒店大门外盘问，其中一名警察把普里亚菲托带到瑞安身边，想确认一下他的身份。
“没错，就是他。”普里亚菲托说。
他抱怨了几句，说自己大腿根儿处的疼痛。
瑞安尽力向其中一名警察解释，说自己不认识这个男人，而且他不停砸门，还朝着房间里尖叫。瑞安表示他不得不保护莎拉和自己，所以踢了这个男人，还拔了枪。他说这是自卫，但警察并不买账。他们告诉瑞安，他被捕了。
他们当时就待在路边，在拂晓的微光中，瑞安戴着手铐，莎拉的父亲——保罗·沃伦碰巧正在去健身房晨练的路上——骑自行车经过时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瑞安因向他人展示枪支及殴打他人而被亨廷顿比奇市看守所收监了。16瑞安很幸运，因为普里亚菲托没兴趣卷入一场刑事案件，也不想惹得警察来打探他和莎拉的关系，尤其是在《洛杉矶时报》可能还紧咬着他不放的情况下。莎拉已经告诉警察，她做妓女的时候见过普里亚菲托。他们问普里亚菲托这是否属实，他证实了这一点。普里亚菲托最后告诉警方，他无意起诉，事情并不严重。
这种动物园通常会展示一些常见动物，供人接触和抚摸。
即便被莎拉的情人用枪戳过脸，也不妨碍普里亚菲托花钱给她租了套新公寓。她已经厌倦了帕萨迪纳，想搬到离家更近的地方。于是普里亚菲托在亨廷顿浪花公寓给她找了套房，这是一片敞亮、轻松的区域，有着五彩缤纷的建筑，而且就在她父母那栋联排别墅的街对面。在希尔顿酒店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莎拉决定去亨廷顿比奇市每周举行的街头集市上放松一下。她参观了宠物动物园 ，还给普里亚菲托发了一张她与鹿的合影。然后她就喝得大醉，还吐到了自己车里，随即开着车一头撞上了中央分隔带，把车轴给撞坏了。警察赶到时，她正在等待拖车。她认出这两名巡警就是逮捕瑞安的那对搭档。他们也认出了她。
“这姑娘就是个惹祸的主。”其中一人说。
他们以酒驾为由将她拘留，她在看守所里过了一夜。普里亚菲托随后给她请了一名律师。很久以后，他还说她参观宠物动物园这件事让他“很感动”。
“我真觉得她很棒。”普里亚菲托说。
莎拉的弟弟查尔斯在高中里抽过大麻。谁没试过呢？但他从没接触作用更强的东西。后来莎拉把他介绍给了普里亚菲托，普里亚菲托一如既往地热情招待了这个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人。17 17岁的查尔斯和这位院长成了高速公路上的伙伴，他们开车走遍了洛杉矶。普里亚菲托开车带查尔斯去烟草店囤购冰毒烧锅和笑气，到酒品店购买小桶啤酒和威士忌，还去了这位院长给莎拉租的公寓。普里亚菲托花钱请来作陪的一些年轻姑娘有时也在那里。他主动提出让查尔斯和其中一个姑娘上床，这姑娘刚20岁出头，浑身都是刺青。查尔斯谢绝了。
以苯丙酮为原料，通过还原胺化制得冰毒，这种方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据说是由当时的摩托黑帮发明，因而被称作摩托手冰毒（biker me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