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此时，查尔斯也成了普里亚菲托吸食冰毒的伙伴。普里亚菲托让他也吸上了冰毒。那天，查尔斯顺道去了普里亚菲托在帕萨迪纳给莎拉租的那套公寓。查尔斯回忆说，他们都在吸食冰毒，普里亚菲托也给了他一份。自此之后，几乎每次他和普里亚菲托（他现在叫他卡门）在一起时，这个医生都会给他冰毒、赞安诺、笑气或大麻。普里亚菲托还吹嘘自己买的冰毒都是摩托手冰毒 ——质量最好的。
“非常纯，”他告诉查尔斯，“非常干净。”
普里亚菲托给他的是“青少年”分量的冰毒——1.77克左右——这一份的价钱可能就在100美元以上。这个医生甚至会叫优步司机把冰毒送到查尔斯和莎拉的父母家中。有次沃伦夫妇不在家，他们三个人就在厨房里抽了起来。普里亚菲托还开车带查尔斯去过凯克医学院，参观他的办公室，这趟行程也少不了冰毒。查尔斯对墙上挂的那些学位证印象极深，然后普里亚菲托就支使秘书去书店给他的客人买些特洛伊人的T恤和其他用具。秘书是个瘦弱的中年女人，看起来很怕查尔斯。查尔斯一人被留在了办公室，他随即开始加热冰毒烧锅。他和普里亚菲托还在凯克医学院的室内停车场里一起吸了冰毒。
普里亚菲托表现得好像他比任何人都前卫，哪怕他已经老到可以当查尔斯的爷爷了。他努力地想在查尔斯面前显得年轻，包括女人方面。有一天，他们正在开车，普里亚菲托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查尔斯，那个女人——朵拉——“想要给我吹喇叭”。想要？也对，只要价钱合适。
查尔斯年满18岁时，普里亚菲托给他办了场派对，从一家酒店开始，第二天在另一家酒店结束。酒和毒品全由这个医生包办。
此后不久，南加州大学就在凯克医学院的校园里为普里亚菲托举办了那场庆功会，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好好打量了他一番。帕萨迪纳警方也是在不久后撰写了那份有关莎拉吸毒过量的追溯性报告，并就此掩盖了此事。
和普里亚菲托四处厮混也让查尔斯付出了代价。
初步学术评估测试（PSAT）是学术评估测试（SAT，即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的预考，也是评估申请入学者的一项重要参考。
他在学校的成绩开始掉队了：他考砸了初步学术评估测试 ，错过了学术评估测试，还被表演课除了名。他感觉自己不再是几个月前刚认识普里亚菲托的那个健康魁梧的男孩了。说起来这并不容易，但他最终和普里亚菲托彻底断了联系。不过他拦不住姐姐。普里亚菲托对她百般压榨，甚至把她当成了运毒的“骡子”，让她把毒品带上了飞往拉斯维加斯和东海岸的航班。查尔斯每次去探望莎拉，她好像都在和普里亚菲托一起吸毒。她成了瘾君子，可普里亚菲托并不在乎。这个医生正在一点点杀死她。
事情的发展最终让查尔斯忍无可忍，有次莎拉打电话给他，说她很害怕，恐怕自己性命有虞：普里亚菲托得知她在和另一个男人交往，于是妒火中烧，闯进了她的公寓。他当场撕扯她的衣服。“这都是我买的！”他叫唤着。查尔斯往兜里塞了一把折叠刀，然后穿过海滩大道，直奔亨廷顿浪花公寓。18他来到莎拉的公寓门前时都能听到她在里面尖叫。查尔斯冲进门时，普里亚菲托还在拉扯她的衣服。他一转过身，查尔斯就往他头上扇了一巴掌，接着猛踢他的膝盖，普里亚菲托大叫着倒下了。除此之外，查尔斯还拔出刀子，扔到门上，刀身直入木板。这是对普里亚菲托的一个警告。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和我姐姐在一起，我会杀了你。
后来他听说普里亚菲托曾飞往波士顿修复膝盖——可能是因为他不想向洛杉矶医学界的任何人解释他受伤的原因。查尔斯还从母亲那里得知，普里亚菲托跟她说过他和黑帮有关系，查尔斯若敢再对他动粗，他完全可以找他们，让查尔斯“消失”。
查尔斯确实从普里亚菲托那灯红酒绿的欢场里消失了。但保罗和玛丽·安对儿子逐渐恶化的状况深感忧心，他们说服他住进了戒毒中心，然后进行康复治疗。查尔斯完成了这个戒毒计划，此后他为保持清醒尽了最大努力，但治疗并未奏效。在接下来的数月乃至数年时间里，他都反复接受着强制戒毒和住院治疗。大学没考上，找一份好工作也成了幻梦。他很想知道，若是他从没见过普里亚菲托，如果这个已经能用到老年医保的派对狂魔从未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毒品和酒精——也就是这个高中生自以为可以应付但其实应付不了的东西——那么这些年月会有什么不同。
我的几个兄弟在和查尔斯差不多大的时候，也因毒品和酒精走上了人生的歧途。尽管他们跌得很惨，但如果有普里亚菲托这样的富豪给他们提供毒资，那他们恐怕会跌得更快、更惨。如查尔斯所说：
“当你几乎能为所欲为的时候，迷路是很容易的。”
在巴尔博亚酒店即兴举办了那场屋顶狂欢之后，莎拉并没去戒瘾中心。普里亚菲托把她迁到了另一套公寓，以便让她离父母更远。这套公寓位于露天的贝拉特拉购物广场，更靠近亨廷顿比奇市的内陆。莎拉在这套公寓住了些时日，到感恩节前后，毒品使得她在身体和情感上都陷入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她甚至愿意付钱给他，只为让她能够独处——让他离自己远点。普里亚菲托一定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突然谈到了他们的婚事。他说他想和妻子离婚，然后和莎拉结婚。他真觉得她会考虑嫁给他吗？他这么喜欢妄想吗？这么自大吗？
卡玛拉·哈里斯当时（2015年）是加州总检察长，后于2021年就任美国副总统。
美国影星。
美国著名摇滚乐明星。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他期望莎拉为自己扮演的最新角色就是妻子。过去，普里亚菲托曾试图把她冒充成他在南加州大学的助手或者他的侄女。他甚至让她参加了他在自家的豪宅里为学生举办的招待会，那次他的原配妻子也在场。还有一次，他曾邀她陪自己去参加布罗德博物馆的开幕式，那是洛杉矶人们最趋之若鹜的一场交际活动。这座博物馆是以它的创建者、亿万富翁伊莱·布罗德和伊迪丝·布罗德的名字命名的，开幕式的来宾都是卡玛拉·哈里斯 、洛杉矶市市长和格温妮斯·帕特洛 这样的名流以及另一些电影明星——现场的音乐界特邀嘉宾是克里希·海德 ，老天呐。莎拉不愿去。
“卡门，我是个20岁的瘾君子，你疯了吗？”她说。
>已经一年多了，他还在这儿，现在他向我求婚了。
>我连十分钟都忍不了啦！我得回戒瘾中心！
但她怎么去呢？她怎么付账呢？她仍然要依靠父母的保险，但这不能覆盖一切费用，她没法再张口向他们要钱了，毕竟她已经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多痛苦和开销。如果普里亚菲托又主动提出由他付账，她就又将和他绑定，这是万万不行的。有他在身边，她就不可能成功戒毒并且不再复吸。
她的猫怎么办？在这段时间里，她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收养了三只猫。她爱它们，不能就这样抛弃它们。她尽力向父亲说明了这一点后，猫都被带到了他们家那栋联排别墅里。父亲坚称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帮她戒毒，挽救她。她很感激，非常感激。但是猫呢？猫怎么办？她说她不能抛下它们去戒瘾中心。
然后她父亲就哭了起来。
“你不能把猫看得比自己的健康还重要啊！”他央求她。
他的眼泪说服了她。莎拉收拾好行李准备去海洋康复戒瘾中心。猫不会有事的。
现在，普里亚菲托来到了木兰花陵园，他穿着大衣，戴着一顶软呢帽，就站在一辆橙色宝马车前，他可以帮她逃脱辛苦又无聊的戒毒生活。但莎拉已经逃脱了——从他手中逃脱了。她向负责维护墓地的好心老头指了指普里亚菲托。莎拉告诉他，那个穿大衣的男人在找她，她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于是这位墓地管理员便走到普里亚菲托跟前，喝令他离开。
那是莎拉最后一次见到普里亚菲托。
但他并没有放过她和她的家人。
指高校体育生招生舞弊行为。
这对夫妻花钱篡改了女儿的学术评估测试成绩。
就在莎拉住进海洋康复戒瘾中心的那个月，好莱坞女演员洛莉·路格林和她的丈夫、时装设计师莫斯莫·吉安纳里通过联邦快递寄出了一笔总计50万美元的贿赂款，只为了让他们的女儿冒充运动员的身份就读南加州大学。19这笔钱付给了纽波特比奇市的大学招生顾问威廉·“里克”·辛格和南加州大学体育部主管唐娜·海内尔。联邦快递的寄送凭证将使路格林和吉安纳里成为这场正在揭开的“校队蓝调行动”黑幕 中最受瞩目的人物——只有洛杉矶的另一对名人夫妻、演员菲丽西提·霍夫曼和威廉·H.梅西可与之相比。
辛格破坏了这所大学的招生程序，只为了让自己和同伙牟取暴利，但在当时，也就是2016年11月，并没有迹象表明新闻媒体或政府对辛格那老练的欺诈手段有所耳闻。也没有任何外部迹象表明尼基亚斯治下的管理层——那些级别高于体育部二号人物海内尔的人——知道内情。
辛格这场涉及数百万美元的骗局针对的都是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乔治敦大学这样的高校，但南加州大学的腐败程度也“首屈一指”，贿赂和舞弊的土壤尤为肥沃。所以就无怪乎在2016年的秋天，第三起重大丑闻也已潜藏在南加州大学的表皮之下了。
13
绝不告密
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生于1919年），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曾效力于布鲁克林道奇队。
即罗宾森体育场（Robinson Stadium）。
科尔多瓦街从66号历史公路的一段——阿罗约公园大道垂直延伸出来，向东经过一间共济会会堂的柱列，然后是装饰着玻璃幕墙的帕萨迪纳希尔顿酒店，以及加州理工学院以北的一排排公寓楼，直抵帕萨迪纳城市学院的那座以杰基·罗宾森 之名命名的棒球场 附近。
亚当和我开车去了科尔多瓦街325号的那栋楼。我们的手机上有德文汗确认过的那起吸毒过量事件的女性受害者的照片，根据LexisNexis数据库和脸书上的信息，我们可以确认她就是莎拉·沃伦。在那栋楼即便找不到她本人，我们也希望至少能遇到某个认识她的人，结果这栋楼的名簿上并没有莎拉·沃伦的名字，也没有普里亚菲托的名字。看过照片的居民都不认识她。租赁处的工作人员也坚决不透露任何租户的信息。LexisNexis数据库中虽然有她的手机号，但打过去就会直接转到语音信箱，这表明这部手机关机了。LexisNexis数据库也收录了她父母的电话，但我们决定不打；遽然给她父母打电话，询问他们那个深陷困境的孩子的情况，绝非上策。我们打算试着当面接触他们。
民事共谋（civil conspiracy）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为剥夺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或欺骗第三方以达到非法目的而达成的协议。
违反受信义务（breach of fiduciary duty）是指有受信义务者存在过错或未能以正当、合适的方式履行其职责。
就目前而言，我们这个报道团队在《洛杉矶时报》新闻编辑部里的运气都要好过在街头。哈丽特曾考虑为一桩法律纠纷写篇报道，结果就在其中发现了普里亚菲托的名字：2015年7月，加州大学起诉南加州大学挖走了一名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人员和他麾下的一个拨款丰厚的实验室。1这场诉讼当时仍在进行。加州大学指控南加州大学在诱使保罗·艾森离开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过程中存在民事共谋 ，以及协助和教唆当事人违反受信义务 的行径。艾森的实验室预计将获得3.4亿美元以上的资助款项。这是南加州大学的意外之财，更是普里亚菲托的殊荣，他形容自己是拿下艾森这一分的“四分卫”。所以这位院长是这场诉讼中的关键证人，如果他滥用街头毒品并将其供给他人的事情被公之于众，那对南加州大学的这场官司肯定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该校是不是至少有“3.4亿个理由”来掩盖普里亚菲托的行为并且拒绝与《洛杉矶时报》合作？
文陌（Venmo），一个小额支付应用，可用于用户间的支付和转账事宜。
我们权衡了这种可能性，并且更深入地搜索了网上的公共记录和莎拉在社交媒体上的人脉关系，正是在此期间，关于莎拉·沃伦的一系列更全面的数字资料开始浮现了。一个与沃伦有关的电邮地址指向了召妓网站，我们在上面找到了她的名字，通过她发布的性感照片很容易证实这一点。莎拉的拘捕记录也以案件编号和指控概述的形式浮出了水面。这些线索让我们找到了每一个拘留过莎拉的司法管辖区的法院里的纸质记录。这些案卷又提供了更多的线索，把我们搜寻的触角延伸到了一个已被定罪的毒贩——凯尔·沃伊特身上，他曾和莎拉一起在圣费尔南多谷被捕。汉密尔顿暂时放下手中的法庭记录，抽空在文陌 上查阅了普里亚菲托的情况，他发现沃伊特恰是这位前院长在这款转账应用程序上的“朋友”之一。这并不能证明两人用这款应用程序转过账，但正如汉密尔顿在给我们团队发的一封电子邮件里所说，这一发现“让此人更接近卡门的轨道了”。
>哇噢。
普里亚菲托不仅出现在他的“女朋友”莎拉吸毒过量的现场，还可能跟一名曾和她一起被捕的毒贩有金钱往来。记者们通常会迫不及待地与新闻编辑部的顶层编辑分享这种发现，但我们依然没有声张。
沃伊特的前科档案是支持法院无纸化办公的强有力论据。我们发现他在过去7年里卷入了15起案件，其中不少都涉及多项罪行，而且大多都与毒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对持有冰毒、海洛因、羟考酮、芬太尼和摇头丸等指控都作过认罪答辩或无异议抗辩。他还有些未决案件，被指控的罪名是持有毒品、身份盗用、入室行窃和假释违规。他目前被关押在市中心的男子中心看守所。
帕尔维尼从法庭记录中整理出了莎拉的戒毒史。在过去的13个月里，莎拉住过棕榈泉市的迈克尔之家和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市的帝王海滨戒瘾中心，最近一次是在纽波特比奇市的海洋康复戒瘾中心，入住时间是2016年12月7日。这段入住期超过了通常的30天戒瘾疗程，但帕尔维尼指出，海洋康复戒瘾中心的网站上声明它也提供90天的疗程。她在电子邮件中告知报道团队：“她（莎拉）有可能还住在那儿，这么一来她的手机关机就说得通了。”纽波特比奇市无疑值得一去，于是我和帕尔维尼便一同驱车赶赴此地。我们的想法是，即便莎拉不愿同时和我们两人说话，她也有可能会和我们之中的某个人说话。帕尔维尼和莎拉年龄相近，有时受访者跟同龄人谈话会更自在，尤其是同性别的同龄人。不过话说回来，卷入这种故事的年轻人也可能更愿意和年纪更大、更有经验的记者（比如我）交谈。帕尔维尼和我都为纽波特比奇之旅祈祷，因为在帕萨迪纳我们已经去过两栋在我们看来与莎拉有关联的公寓了，但一无所获——这两栋公寓都不在科尔多瓦街的那个地址。
自
一栋楼有四个单元。
我在九年前写过一篇报道，讲到了马里布市那些昂贵的戒瘾中心的“小屋产业”，及其频繁违规和敲诈勒索的情况。2那以后，这一产业的发展规模已经超出了“小屋”的范畴，在南加州沿岸，由海滨别墅改建而成的戒瘾中心的数量激增。3不过海洋康复戒瘾中心并不提供那种能观赏绝顶美景的豪华住所，尽管它离沙滩也就几步路，面朝着一个船坞里高耸的桅杆。这家戒瘾中心开设于熙攘的巴尔博亚大道上的一栋淡米色的两层公寓楼里——看起来很像是四联式住宅 。帕尔维尼和我把车停在街对面后便走了过去：三个姑娘在大门附近闲着没事，其中两人抽着烟。我们问“莎拉”是不是住这儿。
几个姑娘扫了我们一眼，其中一人说：“哦，是。她在B单元。”
“她现在就在？”我问。
“嗯，嗯。”
>我们找到她了。
我们走进这栋大楼，一个貌似负责人的女人接待了我们。我们自称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并询问我们能否和莎拉·沃伦谈谈。这个女人说她不能给我们透露该中心入住者的信息。她让我们离开。我们只好照办。
从纽波特比奇市返回途中，我和帕尔维尼沿海岸线往北行驶了8公里，来到了亨廷顿比奇市，想去查看一下LexisNexis数据库里收录的另一个与普里亚菲托有关的地址。这套公寓位于海滩大道上的一个名为亨廷顿浪花的大型综合体中，马路对面就是我们所知的保罗·沃伦和玛丽·安·沃伦夫妇的住址。普里亚菲托会不会为了离莎拉近点就住在这套公寓里呢？又或者莎拉一直就住在这儿，房租由他来付。这个综合体有300多套公寓，那些三层的楼房就像军营一样鳞次栉比。主楼的名簿上有普里亚菲托的名字、他的公寓在一楼。我和帕尔维尼过去敲了敲门。门外有些包裹，但都不是寄给普里亚菲托的，上面也没看到我们检索各种记录时找到的名字。LexisNexis数据库里的这个目录项是在四个月前收录的，所以普里亚菲托可能已经搬走了，物管人员可能也忘了更新名簿。无论如何，这里都没有他的踪迹。
第二天一早，马特·莱特宣布他要离开《洛杉矶时报》，去执掌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个调查部门。这是对《洛杉矶时报》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新近又损失一名一流新闻人，而他的离职正是因为《洛杉矶时报》在论坛公司和论坛在线治下已变得面目全非。这对我们这个南加大报道团队来说也不是个好兆头。在编辑人员中，莱特是这篇报道的首要支持者。马哈拉什封杀这篇报道时，身为编辑的他坚持不予让步。在他走之前，我们还有两周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前进。
普里亚菲托的豪宅、尼基亚斯的庄园以及这条海滩大道附近的联排别墅区都配备了安全大门，因而阻碍了我们的报道。假如我们的信息是准确的，那么沃伦夫妇应该就住在其中一栋联排别墅里，这栋别墅建于约12年前，位于一个棕榈树修剪齐整、人行道一尘不染的私人社区内。鉴于莎拉在戒瘾中心里无法与外人交流，我认为是时候去接触一下她的家人了。所以汉密尔顿和我又去了一趟亨廷顿比奇，然后被拦在了大门外。一般来说，记者都不得进入封闭式社区，除非得到某位居民的许可。我们没法趁这扇大门短暂地开启着就径直走进去，或者选择向保安谎报身份这种下策，比如自称是快递公司的员工。大门消解了敲门带来的意外感，也削弱了大部分人情味。让一个心存畏惧的人跟报社记者面对面交谈要比通过对讲机说话容易得多，但我和汉密尔顿只剩下后面这个办法了。我在对讲机面板上输入了沃伦家的代码，通话似乎转到了一部手机上。我没有留言——这对此次任务来说太不近人情了。
汉密尔顿和我从大门外看不到沃伦家，所以只能守在大门口。如果看见有谁长得像莎拉·沃伦的父母，我们或许有机会在门前跟他或她接触一下。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会，说不定能遇到一个肯放我们进去的住户。我们熏沐于海边的空气中，站在门前看着这个联排住宅区的居民来来往往，大多数人都开着车，只有少数人步行。有一个开着车的金发女人看起来年纪足以当莎拉的妈妈了，但她开得太快，我们无法接近。
就在看似已近乎绝望之时，一位年长的先生邀我们和他一起走了进去。若是她父母中的一人或者双方都在家，那就是好运连连了。这些两层的联排别墅都属于现代设计风格，带有少许地中海复兴式建筑的元素，其周边地面上都配置着花圃。这里不是那种会让人联想到街头毒品和卖淫的社区。且不谈那些法院案卷，我们在社交媒体和公共记录中发掘的很多资料都表明沃伦一家是典型的南加州中层至中上层家庭，他们在几年前从得克萨斯州搬到了这里。当时保罗·沃伦刚在长滩市的一家物流公司就任副总经理，玛丽·安·沃伦拿到了佩珀代因大学的硕士学位，她曾在房地产行业任职，还做过美容师。鉴于莎拉在搬家前肯定曾就读于得克萨斯大学，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她的弟弟查尔斯要么在上大学，要么就是即将上大学。而他们一家就住在离海滩不远的一栋价值七位数的联排别墅里。
我们敲了敲沃伦家的门。没人应声，但随后一个小伙子在附属车库的门口现身了。他警惕地看着我们。
“嗨，这是沃伦家吗？”我说。
“你们是什么人？”小伙子说。他告诉我们他叫查尔斯·沃伦。
我们自称是《洛杉矶时报》的人。查尔斯听到后就卷起T恤的袖子，给我们看了他的文身，上书：“绝不告密。”
领英网（LinkedIn），职业社交平台。
查尔斯很忠于这个座右铭，所以不愿多说，但他答应把我们的名片交给他父母。他看起来很真诚。我们至少和这个家庭的一位成员搭上了关系。考虑到沃伦夫妇马上就会知道我们想找他们谈谈，我拨打了我在LexisNexis数据库里找到的他们的电话，还留了语音留言，但皆如石沉大海，不过这个号码有可能是错的。到了第二天，我们留给查尔斯的名片也没收到什么成效，于是我索性转头前往那片海滩——长滩市，直奔领英网 上列出的保罗·沃伦所供职的公司。如果保罗是公众人物，或者是某篇涉及其工作的报道的采访对象，那他的工作场所肯定是我的首选之一。但考虑到这篇报道的目的，我们没有理由或立场认定他除了是一个爱惹麻烦的姑娘的父亲之外还了解些什么。我们完全不清楚他知不知道莎拉曾经吸毒过量、被捕或与普里亚菲托和沃伊特扯上了关系。这会让工作性的拜访变得棘手，我不想在保罗的上司们面前让他难堪。我只希望在接触莎拉的过程中能谨慎地寻求他的帮助。
保罗任职的物流公司位于长滩市中心。他们的安保措施相当严谨，大堂有一名警卫坐镇。在没有自报家门的情况下，我问他能否带我去保罗·沃伦的办公室。没门。他问了我的姓名，然后说他会告诉保罗我在这儿。我没跟他说我是记者。在等保罗的时候，我踱到了离保安岗一两米远的地方，想好好看看这家公司的布局图，但一张也没找到。不过保罗随后就现身了，他从电梯里走了出来，这是一个50多岁的棕发男人，面容和姿态都很年轻；我看过他在领英网上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我告诉他我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但压低了嗓音，以免警卫听到。保罗有些无可奈何地垂下了头，脸上流露出悲哀的神色。他把我带到了楼梯间附近的一个区域，在那儿我们不会被警卫或者任何走进大堂的人看到。我跟他说明了我的来意，和莎拉有关，他点点头，叹了口气，好像知道我要说什么，但还是不想听。他说他很清楚我在追查什么——他知道我们在调查普里亚菲托吗？——但他什么都不能告诉我，这段时间对莎拉和保罗一家人来说都很艰难。我感同身受。我又想起了我自己的几个女儿。我为这次贸然登门造访向保罗道了歉，但还是问他能否回答我几个问题。我说我们可以只当是私下里谈谈。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同意了。
“你认识一个叫卡门·普里亚菲托的人吗？”
保罗低下头，又摇了摇头——这是在表达怨恨，而不是表示他不认识这个人。
“对，我认识卡门，”他说，“我也知道他是什么人。”
“他和莎拉是什么关系？”
保罗有些恶心地咧嘴笑了一下：“我估计卡门会说她是他女朋友。或者是他前女友。”
他停顿了一会，笑容消失了：“我们为了让那家伙远离莎拉的生活已经想尽了所有办法。所有！我都不能跟你说——两年了，我们一直在努力。戒瘾中心，几千美元的戒毒费用。她现在还在戒瘾中心。”
我同情地点了点头。他似乎想把胸口的憋闷都发泄出来。
“真的，我不该谈这个。莎拉现在懂事多了。我现在只关心这个。”
我问起吸毒过量的事。他睁圆了眼睛又摇了摇头，这一次是因为难过。保罗告诉我，他的女儿经历了炼狱，但在戒瘾中心表现得很好，他只关心这一点。
“我得回去工作了。”他说。
我给他递了张名片，问他能不能再谈一次。他说他会考虑的。
我看着莎拉的父亲垂着头慢慢走向电梯——任何一位父亲都有可能遭此劫难。
保罗的叙述是一次突破。这番话不仅证实了普里亚菲托和莎拉的关系，而且将其描述成了一段长期关系——保罗说的是“两年”——涵盖了她在加州多次被捕的那个时期。那位院长与一名年轻任性的瘾君子发生了性关系，而这名瘾君子时常出入看守所。通过她，普里亚菲托认识了一个积习难改的毒贩，我们还有很多线索可待追查。这个从莎拉扩展到普里亚菲托的由瘾君子和罪犯构成的圈子正在不断扩大。
被监禁的听众（captive audience），也称受制听众，法律术语，指在辩论出结果前不能自由离开的听众。他们大多与发言者或事件本身有关。
我们翻遍了法院案卷、社交媒体和文陌，最后把莎拉和那位院长与名叫朵拉·约德的人体模特联系到了一起，我们找到了朵拉的被捕记录，内容涉及小偷小摸和持有毒品。她似乎还有一个因持有海洛因、磅秤和塑料袋而被捕的男朋友。我们会尽力找到并采访这两人，但沃伊特要排在首位。这需要我们去一趟男子中心看守所，沃伊特因被控入室盗窃罪而被关押在那里。这是个真的被监禁的听众 。这所监狱距我们的新闻编辑部只有1.5公里，帕尔维尼和亚当直接开车过去，想碰碰运气，指望沃伊特能接受两个陌生人的来访。男子中心看守所看起来不出所料地冷峻——那一堆54年前搭建的混凝土块似乎就是为了遮蔽阳光而设计的。看守所内部泛着酸味儿，排列着老式的多层牢房。难怪沃伊特会同意跟帕尔维尼和亚当见面，无论谁来访都意味着他能从这个地牢里出来透口气。
沃伊特37岁，相貌堂堂，并无病态，有一头红棕色的头发和一双蓝眼睛。他很有可能因为一些尚待判决的罪行而面临多年监禁。沃伊特的案底可以追溯到2009年，在此之前，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担任驻伊拉克的摄影师，还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沃伊特以前的一名律师告诉亚当，他的当事人之所以会堕入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是因为他在军中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在看守所探视室里，亚当和帕尔维尼坐在一面厚实的有机玻璃外的凳子上，面对着里面的沃伊特，两人通过对讲机和他交谈。沃伊特承认自己认识普里亚菲托，还轮番地以“托尼”和“卡门”称呼他。沃伊特称普里亚菲托是一头“怪物”，尤其是说到他与莎拉之时，他形容他们的关系是“有毒的”。
帕尔维尼和亚当还打听了另一些年轻女性的情况，我们确定这些人都通过社交媒体认识普里亚菲托，沃伊特也证实他们经常在一起厮混。“卡门永远都在。”他说。但当帕尔维尼和亚当问到普里亚菲托有没有买过毒品时，他闭上了嘴。沃伊特还说他和莎拉的母亲都有一些普里亚菲托的不雅照片。他不愿多谈这些照片，不过他说他出狱后可能会和记者们分享这些照片。
沃伊特告诉帕尔维尼和亚当：你们所追查的这个故事“要比你们可能知道的那点东西要大得多”。
在对沃伊特采访的同一天，我决定再去刺探一下尼基亚斯。我给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附上了911电话录音。我的想法是先发过去，然后让帕尔维尼和汉密尔顿这两个特洛伊人在大约一个小时后到尼基亚斯的办公室跟他对峙。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这么干。我给团队成员们看了这封电子邮件的草稿，征求他们的建议，哈丽特回复道：“我只担心一点，如果尼基亚斯再投诉一次，我们的工作就会在彻底揭露内幕之前被内部叫停。”
说得有理。据我们所知，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对我们这两周的工作一无所知，我不得不假设这封邮件以及帕尔维尼和汉密尔顿的不请自来很可能会惹得尼基亚斯再次投诉，而这又可能导致这篇报道再次被封杀。但我相信，随着莎拉的身份及其被捕与戒毒的经历一一落实，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尼基亚斯肯定会识趣地跟我们谈谈。我有信心，但也不能肯定。当我想到尼基亚斯有可能跟我们合作而不是投诉的时候，我难免再次陷入沉思，我竟然不得不担心《洛杉矶时报》的主编和执行主编会妨碍这篇报道发布，这有多不真实，又多让人心烦啊。
去他们的吧。我在一个周四的早上9点过几分发出了这封电子邮件。
尼基亚斯校长：
容我再提一次，我希望你能就卡门·普里亚菲托辞去凯克医学院院长一职的情况接受一次采访。
我和同事们正在跟进此事，即普里亚菲托医生辞职三周前曾当场目睹了一名21岁的女子在帕萨迪纳一家酒店的客房里吸毒过量，这间房登记的是他的名字。当时是那个学期的一个工作日的下午。
帕萨迪纳警方的一份报告确认了普里亚菲托医生是这名女子的“朋友”。在一段与这起吸毒过量事件有关的911电话录音中，一名声音很像普里亚菲托医生的男子也自称是医生，他将这名女子称作他的“女朋友”。（911电话录音已附上。）
这名女子当时昏迷了，没有任何反应。救护人员将她送往医院，她在那里得以康复。
警方的一份报告称，在这间酒店客房内查获了冰毒。警方向我证实，该女子过量摄入了这间客房里发现的毒品。据我们了解，该女子有药物滥用和其他问题的过往史，在这次吸毒过量后的几个月里，她惹上的麻烦还在不断升级。
我已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另一名目睹了这起吸毒过量事件的证人给你的办公室打过电话，呼吁你们对普里亚菲托医生采取行动。不久之后，普里亚菲托医生便辞去了院长一职。
我还在这封邮件里提出了各种问题，涉及那起吸毒过量事件、南加州大学与帕萨迪纳市政当局的联系，以及为普里亚菲托在凯克医学院举办的庆功会。我最后写道：“另外，我要郑重声明，我从来没有在照片墙上关注过你，我对你的行程也不感兴趣。”
如果这样一封电子邮件都不能说服尼基亚斯跟我们交涉，甚至在他辖下的新闻学院教出的两个学生突然光临他的办公室之后他也无动于衷，那我也没办法了。
帕尔维尼和汉密尔顿随后直奔该校。但他们就算能进入博瓦德行政大楼那高耸的砖墙边界，也无法再突破尼基亚斯门外人员的层层阻挡。尼基亚斯的办公室主任丹尼斯·康奈尔走出办公室，把这两位记者送走了。
“尼基亚斯校长不会就这个问题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康奈尔告诉他们。
尼基亚斯一直未回复我的电子邮件。
到下周一，格拉德给我们团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下令，除我之外的所有团队成员都要回归各自的“常轨”，并将他们掌握的所有材料发给我，好让我来写这篇报道的新草稿。4格拉德接着写道，我们将会“重组”。这个见鬼的词是什么意思？团队进展很顺利，我们的调查正在揭开这个故事的面纱，在把它做得更深入更好。我们还有不少线索要追查——普里亚菲托身边的其他年轻人、沃伊特提到的照片、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案子。但格拉德的电子邮件表明这个团队的存在已经暴露，正如哈丽特担心的那样，它即将解散。
这封电子邮件是在帕尔维尼和我赶赴阿尔塔迪纳后发过来的，阿尔塔迪纳是位于帕萨迪纳北部边界的一个山坡小镇。我们从房产记录上找到了人体模特约德的住处，当时正要上门找她。那是文图拉街上的一栋客舱大小的屋子，看起来亟须维修，前院也应该清理了。应门的人说约德不在，她也不知道约德在哪儿，以及什么时候会回来。帕尔维尼和我都断定，咱们还得再来几次。
在驱车返回新闻编辑部的路上，我打电话给莱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那就是格拉德下的指示实质上是想解散这个团队。莱特的处境很难：他是个管理者，却不得不议论另一个管理者。但他透露，他已经得知马哈拉什发现了这个团队的情况，并向格拉德施压，要求除我以外的人全部退出。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尼基亚斯投诉造成的，但这个时间点很难不让人心生疑窦。（后来马哈拉什通过他的律师否认了他曾命谢尔比将其余几位记者踢出这个团队。）
第二天，汉密尔顿挖掘出一份2015年10月的法庭记录，从中可以看到沃伊特将普里亚菲托在帕萨迪纳的住址列为他的一处通信地址。汉密尔顿用一封题为“中奖”的电子邮件将此事告知了团队。是的，我们在这个毒贩和那位院长之间找到了另一条纽带——它表明沃伊特自认为和普里亚菲托相处得非常愉快，甚至到了他都觉得自己可以在一份公文里填上这位医生的地址的程度。
但次日下午，在让我集中精力写这篇报道的新草稿后，格拉德又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再次强调了他下达的让其他记者退出的指示。我们对此置若罔闻，继续展开挖掘工作。我们不再是一个秘密的报道团队了，我们就是一个不服从的团队。
14
舞会前的摇头丸
家庭治疗是以家庭为对象的团体心理治疗模式，旨在协助家庭成员消除异常、病态的状况。
家庭治疗 和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和家庭治疗。
这并非常见的搭配。但在与卡门·普里亚菲托的对抗中，落败的沃伦一家却已对此司空见惯。
我给了保罗·沃伦几天的时间来联系我，但他一直没有联系，所以我给他打了电话，还留了言，但没有得到回复。此后我收到了玛丽·安·沃伦的消息。她正在和家庭心理医生会面，实际上是这位心理医生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能否和玛丽·安私下谈谈。我说行，她就把电话递给了她。玛丽·安问我打算写些什么，尤其是《洛杉矶时报》会怎样描述莎拉和她的家人。我说我们仍在调查，而且非常想听听沃伦一家对此事的说法。于是玛丽·安就开始述说普里亚菲托和莎拉的关系给这家人造成的创伤。那位心理医生证实了玛丽·安的说法，即他们曾多次试图从普里亚菲托手中救出莎拉，包括把他给她提供毒品的事情告知帕萨迪纳市和纽波特比奇市的警方。这名心理医生说，她在征得玛丽·安的同意后曾向联邦调查局举报了普里亚菲托。一名探员在电话里刨根究底，而玛丽·安随即临阵退缩，不敢和她说了。玛丽·安告诉我，她担心联邦调查局和那些警察一样，不会对普里亚菲托采取任何行动，若是普里亚菲托得知她和那名探员谈过，肯定会想办法伤害她的家人。最后她答应第二天和我见一面。
有件事我没有告诉玛丽·安：我见过她丈夫。既然她没跟我提，我估计他也没跟她说。我得替保罗保密，哪怕是瞒着他的妻子。
我们在亨廷顿比奇市的希尔顿酒店见了面，那幢12层高的建筑如峭壁般垒叠于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上。我把车停在沙滩对面的一个泊车计费器边。午后的狂风掀动着滚滚波涛。玛丽·安就坐在大堂休息室靠后的一张桌子旁等我。我一做完自我介绍，她的个性就充分展现了出来。她说莎拉和她丈夫都不知道她在跟我谈，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里，我在笔记本上写满了她讲述的卡门·普里亚菲托和沃伦一家的故事——正如沃伊特透露的那样，这个故事比我们在新闻编辑部里想象的情况要疯狂得多，也比法庭记录和召妓网站上展现的情况丑恶得多。玛丽·安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她的优等生女儿是如何从一个常见的酒后犯傻的半大姑娘转变成了那种沉迷化学药品、以身试险的叛逆状态的。她还讲述了莎拉离家出走，又吸食冰毒成瘾，然后与64岁的凯克医学院院长男友再次现身的过程。
她跟我谈到了莎拉被捕的情况及其在戒毒方面的失败尝试，还凑到我近前告知了普里亚菲托给身在马里布市戒瘾中心的莎拉运送毒品的时间。我不得不在此时打断了她。
“你是说她在戒瘾中心的时候，他真给她送了毒品？”
玛丽·安猛地点了点头。“而且他们逮住他了，还把莎拉赶了出去。”
“他们逮住他了？”
我需要更多关于这方面的细节，但玛丽·安已经讲到了另一段引人入胜的情节。一段接着一段。有好几次，莎拉住在自己家里，普里亚菲托就叫优步网约车把冰毒和海洛因送到了他们家。有次玛丽·安目睹了这位院长吸毒的情景。还有一次，她儿子查尔斯弄伤了普里亚菲托的膝盖。
“卡门让他对冰毒上瘾了。”她谈到儿子时说。
还有照片和视频——她说一切都有照片和视频为证。毒品、性，一切。
“等等——照片？”我说，“视频？”
玛丽·安说她在莎拉的电脑上发现了这些东西——可能总共有几百个文件——在这当中，普里亚菲托要么是被拍的人，要么可能就是拍摄者。她说她看见莎拉和普里亚菲托发生性关系的照片后心急如焚，所以给在外工作的丈夫打了电话，要他马上回家；保罗真从长滩市赶回了家，她对他大喊大叫，说他们不能对这些照片和视频坐视不理——他应该把普里亚菲托揍个屁滚尿流。玛丽·安说她看到保罗没有她那么愤怒的反应，于是对他喊得更加大声，还扇了他一巴掌。她说他们的吵闹声还惹得一个邻居报了警，警察在几分钟内赶到，然后以家暴为由逮捕了她，尽管保罗恳求他们不要这样做。
玛丽·安说她不得不把那位南加州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情况告诉了警察，但他们不为所动。
我记得我们在搜索有关莎拉的法庭记录时就发现了这一家暴被捕记录。玛丽·安一直在说这有多么荒唐，但我只想让她把话题转回到照片和视频上——尤其是那些呈现了吸毒场景的照片和视频。如果我们能拿到普里亚菲托摄入管制药品甚或出现在莎拉吸毒现场的图像，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就必须发布这篇报道了。
>对吧？
我说我至少要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涉毒影像，还给玛丽·安作了一番解释，让她明白这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问她有没有办法再把这些东西找出来。
玛丽·安点点头。“我黑进了莎拉的手机和电脑，还复制了一份。”
我敢肯定我当时没能掩饰住自己的兴奋劲儿。我又简短地说明了一下我亟须查阅这些影像的理由，还说我不会透露她是这些影像的消息来源。
玛丽·安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想再说吧。”她说。
接下来的三天里，我和玛丽·安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促请她至少给我发一份最能作为罪证的照片或视频。我的促请温和却执着：“我知道这很难，但这真的能帮我们把这篇报道发出来。”玛丽·安很不情愿，她怀着畏惧大声争辩，说她很担心自己若是把这些影像给我，莎拉会感到被背叛和侵犯——妈，你怎么敢这么做！这都是我的东西！——而普里亚菲托肯定也会展开恐怖的报复。
为了打破僵局，我提出《洛杉矶时报》不会泄露她的身份，而只会描述这些影像内容，不会直接将其发布。玛丽·安很满意这一安排。她说她会从自己藏匿的照片和视频中找一份“好的”。那天我再未收到她的消息，次日早上我又联系了一下她。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通了电话，她说她给我的工作邮箱发了一张照片。没收到。我让她把照片重新发到我手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