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普里亚菲托的故事引爆舆论
愤怒如今已成了我的日常，盖在我个性上的印记。我愤怒地醒来，愤怒地前往新闻编辑部，然后愤怒地回家。本应是我的同盟的那些编辑，本应支持我肩负起新闻使命的那些人，成了我完成这一使命的障碍。我心知其他记者也有同感。我唯愿他们不会像我一样受这怒火的折磨，特别是业余时间，但这很难轻飘飘地一揭而过。
我仍在由着性子把一腔怒火发泄到家人身上，消耗她们的耐心和理解。有天晚上，我的咆哮和怒斥又一次破坏了餐桌上的氛围，女儿瑞秋和玛丽亚让我不要再抱怨报社的事了，我应该去做点什么。我再次提到了向公司提出正式投诉的可能性。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瑞秋说。她并不是在提问。
玛丽亚恼火地叹了口气，以示赞同。
当晚我就开始写投诉信，此后断断续续写了近三周，我还给南加大报道团队的记者和新闻编辑部的另外几个人看了草稿，以征求反馈意见。谁也不能保证对高层编辑提出投诉不会适得其反，我很有可能会因此丢掉工作；论坛在线的企业领导层并不会因为他们对新闻事业的承诺而赢得嘉奖。我咨询了律师，想知道我可能会面对什么状况。他说该公司若是支持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并将此事视为“个性冲突”，那也并不稀奇，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我走人。律师说我或许能得到一笔丰厚的遣散费，但也可能不会。
临近7月时，我向论坛在线的出版总裁蒂姆·瑞安和首席法律顾问朱莉·桑德斯提出了投诉。1其部分内容如下：
这封信是为了举报达文·马哈拉什和马克·杜沃辛的行为，我认为这些行为已经损害了《洛杉矶时报》和公司的利益，并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损失。按照我们的行业伦理与业务操守准则，我有责任提交这份报告。
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处境已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问题，自达文和马克掌权以来，这个问题就始终存在于新闻编辑部——他们根本无力或不愿及时发布调查性报道……
数月以来，达文和马克一直在无故拖延发布我对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危险的、滥用药物的前院长的报道。这个人会向年轻人提供甲基苯丙胺、海洛因和其他毒品，保释毒贩和吸毒者，并仍在治疗病患。他还有以暴力威胁他人的过往史。
我认为这个前院长可能会对一个协助我揭露其骇人行径的家庭构成特别的威胁。我已经赢得了这家人和其他为了做正确的事而求助于《洛杉矶时报》的人们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已被辜负。
我在信中谈到了最初报道被封杀的事情。我写道，马哈拉什和杜沃辛的行为可能会使《洛杉矶时报》面临一项有关利益冲突的指控，这是指该报与南加州大学之间的关系。我还引用了我们行内伦理准则中的几段话。第二天，瑞安回信说他已将这封投诉信转交给人力资源总监辛迪·巴拉德，由她来展开正式调查。两天后，我在时报大楼六楼的人力资源部面见了巴拉德和她的助手。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我已经准备好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被炒了，我还在措辞中暗示，如若出现这种状况，我会公开其中原委。我还补充道，在《洛杉矶时报》的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投诉无须匿名，他们有权直接把带有我姓名的投诉信转交马哈拉什和杜沃辛。
巴拉德向我保证，我不会被解雇。她还让我保持匿名，理由是我若面临马哈拉什和杜沃辛的报复，其他员工可能就不敢在调查期间仗义执言了。因此我又一次在自己供职的报社里瞒天过海，只为道出事件原委。
就在我与巴拉德会面的那一周，沃伦一家按捺不住了。他们认为不能再等待这篇报道发布了。保罗·沃伦给我发了语音信息，说他们家已经聘请了马克·葛拉格斯，这位喜欢出镜的高调律师曾为迈克尔·杰克逊、薇诺娜·瑞德等知名客户代理过法律事务。
“他当即就接了我们的案子。”保罗说。
我对此毫不怀疑，这正是我担心的事。现在葛拉格斯可以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披露他的新客户提出的爆炸性指控，那么《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将受到连带影响。我们将凭借自己掌握的材料与其他媒体竞争，但此时距我们得知这个故事已经过去好多个月了！而葛拉格斯本人就是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撰稿人，沃伦夫妇说他们去过他的律所，他还给他们展示过这间律所里的迷你演播室。在他手中，这个故事可能只会演变成另一场疯狂的法律纠纷。
哈丽特和我都是在报道葛拉格斯早期代理的案件时认识他的。我们都给他打了电话，请他在我们的报道发布之前不要公开。他同意暂缓，但也表示不会等太久。
葛拉格斯的介入让事态变得愈加复杂，我急忙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杜沃辛，但他完全无动于衷。
杜沃辛此后又对我们的工作发起了无端的抨击。他命令我们不得声言普里亚菲托经常吸毒，尽管我们有三个一手的、可公布的线人都这样说了——而且他们都坦承自己有不法之举——此外还有三个消息来源可以为证。杜沃辛的“推论”是，在我们掌握的普里亚菲托与莎拉·沃伦以及其他年轻人同时出现的照片和视频中，只有几张能看到他在吸毒。荒唐。我曾多次向杜沃辛指出，基于对莎拉的采访，这些照片和视频都是为了满足普里亚菲托的窥淫欲而拍摄的，其中大多是性爱场景。他让人拍下了几帧他沉溺于街头毒品的镜头，还被我们拿到了，但这都是凑巧。
然而杜沃辛表示，无论我们的报料人怎么说，他都不会允许我们将普里亚菲托描述成经常吸毒的人，除非我们找到更多的照片和视频，能显示他在吸食冰毒、海洛因或类似的毒品。这在我们所有人的职业生涯中都是头一遭——我们必须拿到我们的消息来源所见证的不端行为的影像，才能公开发布他们对这一不端行为的描述。
这是对《洛杉矶时报》报道标准的公然违背。像往常一样，我们后退了，我们尽可能地挖得更深，但杜沃辛不会让步。
我一直在向巴拉德通报我们和杜沃辛的对峙。《洛杉矶时报》想要独家报道此事，而葛拉格斯的出现对此构成了威胁，巴拉德很清楚这一点。她和她的下属也开始调查采访其他记者和编辑，一开始的对象就是我在南加大报道团队的同事。询问的范围并没局限于南加大报道的细节，还涉及与马哈拉什、杜沃辛和他们在报头上的一些盟友有关的问题。这件事依然在秘密进行，巴拉德说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并不知情。她让日常向公司汇报工作的格拉瑟也参与了调查，还让他发誓保密。后来我得知格拉瑟曾对马哈拉什说，如果葛拉格斯在这篇报道发布之前披露了我们的发现，那对报社和马哈拉什个人来说都不是好事。就我所知，马哈拉什愤怒地回应了格拉瑟，但还是认真对待了这个警告。（后来我给马哈拉什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听说他和/或杜沃辛收到了公司传达的一条相当“严厉的口信”；我没提格拉瑟。马哈拉什的律师回应说，我的询问是出自“一个完全不实的断言”。）
格拉瑟的那次告诫振奋了我的精神。自最初的报道被封杀以来，我头一次相信该报可能真的会报道我们所掌握的卡门·普里亚菲托的情况。
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杜沃辛确实告诉我们团队，报道已定于下周一发布。这个时间安排又是在给南加州大学“送大礼”：像这样的重大调查性报道通常会发布在周日的报纸上，因为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发行量最大的窗口版次。
最后的痛击接踵而至。在报道发布前的那个周五，杜沃辛又开始编辑这份稿件，他删掉了绝大部分提及普里亚菲托向他人提供毒品的内容，只有一处除外。这样一来，给他人提供麻醉药品就是这个院长涉嫌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也可能是聘用他的南加州大学所要面临的最大的法律风险。一名医生吸食违禁药品是一回事，但给其他人——特别是未成年人和在戒瘾戒毒的人——提供违禁药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杜沃辛还删掉了提及普里亚菲托在南加州大学校园里吸毒的内容，包括查尔斯·沃伦对自己和普里亚菲托在该校吸食冰毒的情况所作的描述。幸存下来的只有描述普里亚菲托当着莎拉·沃伦的面给唐·斯托克斯递送冰毒的那段文字。我后来很好奇杜沃辛为什么会保留这一段，是删得太急所以漏掉了吗？还是这一段的杀伤力没有被删掉的报道内容那么强呢？
三个多月前，这些材料最初全都放在这篇报道中。杜沃辛却未与我们讨论就完成了删节。事后他才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2
杰夫·格拉瑟和我已经再次审阅了这篇报道，并咨询了达文，我们将对［原文如此］再做一些编辑，以回应杰夫提出的担忧……
这些编辑将触及报道中涉及他为他人购买及提供毒品的部分，我们对此没有确凿的证据，依赖的都是单一消息来源的一面之词。
总而言之，我们能发布一篇非常有冲击力的报道，但不会包含你想保留的所有内容。
我恳请你今天在我们的编辑过程中保持专业的态度，不要将意见分歧个人化，或质疑编辑和同事们的动机。
请不要给杰夫打电话。他正在度蜜月，无论如何，我都在处理这篇报道……
这是给你的私信，请不要转发。如果你想让其他记者知道大体的计划，那没问题。
我实在是太生气了，以至于都没法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把这封电子邮件重读了两三遍，和那段最具杀伤力的材料已被删除的声明一样让人火大的是杜沃辛的这句话：“我们对此没有确凿的证据，依赖的都是单一消息来源的一面之词。”这并非事实。这些材料没有一份是以无佐证的单一消息来源为依据的。我觉得格拉瑟也不大可能会在最后一刻主动提出对我们这篇报道的“担忧”。他对这篇报道的审查极其冗长而细致，而且已经为其签字放行了。
杜沃辛告诫我要保持“专业”，他在哈丽特和亚当反对删除举报人后也是如此训斥他们的。这就是一种心理操控。
我让自己冷静了一个小时，然后发出了这封回信。
马克：
关于他向他人提供毒品一事，我们并非只有单一消息来源——我们有五个可公开的消息来源。我们还有另外三个消息来源在同一时期描述了他的这一行为。我们也亲耳听到了他说他把钱交给莎拉，让她去买毒品。我们没听到他否认这一点。
我的态度一直都很专业。这不是你第一次指责我或南加大报道团队的其他成员表现得不专业，只因为我们提出了伦理关切，但公司的政策要求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
杜沃辛指示我不要将那份电子邮件转发给我的同事，也不要联系格拉瑟（他根本没去度蜜月），但我一概无视了。仅这些指令就足以证明有些东西已经腐烂了。其他记者和我一样，都很反感这些删节。我得知马哈拉什已命格拉瑟仔细研究这一稿件，标出待删的字句和段落，从而拿出“该报道所能呈现的最保守的版本”——一个弱化版。
因此，格拉瑟把我们发现的那些对普里亚菲托和南加州大学伤害最大的调查结果都标了出来，《洛杉矶时报》的两名高层编辑让它们嗖的一下就消失了。我想再确认一下格拉瑟是否充当了这一角色，于是向杜沃辛问起了此事。汉密尔顿和我当时都在杜沃辛办公室的文案桌旁审阅编辑内容。
“这么说是杰夫要求删节的？”我说，“是杰夫主动提的吗？”
杜沃辛冷冷地看着我说：“是的。”
杜沃辛不会考虑我们对重新采用那些材料的要求。这篇报道将以弱化后的版本发布，而我们不得不妥协。
在周日的下午，我们进行了报道发布前的最后一次讨论，杜沃辛问我和汉密尔顿有没有想好后续的报道。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不带丝毫热情——我们和他的交谈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尴尬和沉默，这随口的一问就是为打破这种沉默。汉密尔顿和我答道，我们五名记者已打算就这一主题展开更多报道。我们还可以为读者揭露很多内幕：尼基亚斯知道什么，又是何时得知的？凯克医学院有没有对普里亚菲托的行为提出警告？普里亚菲托的同事或病人有没有提出投诉？关于帕萨迪纳警察局对那起吸毒过量事件的处理，我们还能了解些什么？为什么帕萨迪纳和其他地方的警察从来没有认真处理过沃伦夫妇对普里亚菲托的举报？在那位家庭心理医生联系了联邦调查局后，该机构是否展开过任何形式的调查？
杜沃辛的热情指针始终停滞在零度。
这篇报道于2017年7月17日登上了报纸和网络，3此时距我收到那起吸毒过量事件的内幕消息已有一年零三个半月，距我提交最初的报道已有九个月，距我的团队提交第二篇报道草稿也已有三个半月。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出现任何会拖延报道发布的漏洞，普里亚菲托也未做任何否认，我们消息来源的讲述也没有出现任何冲突。
周一发布的那篇文章，无论是内容还是写法都与我们在3月底完成的草稿不符。
但它依然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几个小时之内，在线版吸引的读者数量就超过了《洛杉矶时报》其他的热门报道一个月收获的读者。各通讯社和电视网纷纷跟进。国内的其他大报以及远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媒体也参与进来。我们的收件箱里满是赞扬的电子邮件，随后有几家对该报道的版权感兴趣的好莱坞制片公司和经纪公司也询问了相关情况。
正午刚过，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聚在格拉德的办公室，象征性地歇了口气，然后便开始谋划第二天的报道。突然，马哈拉什来到了门口，他神色紧张，近乎惊惧。我跟他相识已久，深知其为人，所以能看出他的心思：这篇报道获得的反响让他的名誉岌岌可危了。现在他不得不想办法改写他此前对该报道的所作所为，以保住他的饭碗，挽救他的名声。
他说话的语调十分疲惫——他能说出这话可并不容易。“这是年度最佳报道。”马哈拉什说。
自他在2月那天封杀了我的原版报道并迫使我转向其他事务以来，这就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有关这篇报道的话。
现在没人有心情搭理马哈拉什了。我背过身去。没过一会儿，他就走出了这间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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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报头
报道发布几个小时后，卡门·普里亚菲托长达40年的从医生涯实际上已经走到了终点。南加州大学媒介部在当天发表声明，称普里亚菲托已被强制休假，不再接诊病患。1加州医学委员会随后宣布，他们将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对普里亚菲托展开调查。
南加州大学的声明对我们这篇报道的细节只字未提，也没有谈到该校的管理层对莎拉·沃伦或者和普里亚菲托厮混的其他年轻人的安康表达过什么关切，但其言语间对普里亚菲托确实是温情脉脉，同时还提及了我们的报道有失实的可能：
“如果《洛杉矶时报》7月17日报道中所提出的断言属实，我们希望卡门能得到护理和治疗，好让他完全康复。”
南加州大学社区和我们的读者对这一声明却不以为然。鉴于该校的管理疏失导致普里亚菲托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过着双重生活，他们都想知道校方打算为这种疏失做些什么。因此，尼基亚斯于次日又发布了自己的声明，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校方无条件地谴责非法持有、摄入或分销毒品的行为。”但他随后又转回了第一份声明的主题：“我们很担心普里亚菲托医生和他的家人，如果那篇文章的断言属实，希望他能得到完全康复所需的救助和治疗。”
我们的报道团队已经料到南加州大学会尽力将整件事淡化成一个员工与毒瘾作斗争的简单故事。一旦报道发布，这可能就是尼基亚斯领衔的管理层所能设计出的最佳控损策略了，而这一策略之所以可行，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报道删除了一些内容——普里亚菲托不仅是吸毒者，也是供毒者。我们并没有放弃把这些材料公之于报端，尤其是普里亚菲托给身在戒瘾中心的莎拉递送毒品，并给她尚未成年的弟弟供应毒品的相关报道。但只要下令删除这些内容的编辑马哈拉什和杜沃辛仍然掌管着新闻编辑部，我们就看不到发布这些报道的希望。
帕萨迪纳市当局也被这篇报道所波及，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帕萨迪纳市政执行官史蒂夫·默梅尔给市长和市议会发送了一份备忘录，承认这篇文章“使该市和帕萨迪纳警察局的形象受损”。默梅尔写道，那起吸毒过量事件的接警警官阿方索·加西亚此前已经受到了惩处，因为他直到我开始询问的两个月后才出具了对该事件的报告。再说一遍？市政府可从没透露过加西亚受到了惩处——自我在2016年4月第一次前往市政厅以来都没有。包庇的范围比我知道的要广，默梅尔和警察局局长桑切斯仍然拒绝透露这一惩处的形式（加西亚并未被解雇）。
在亚当的推动下，帕萨迪纳市当局公开了加西亚与普里亚菲托在亨廷顿医院相遇时的对话录音。2默梅尔执掌的部门本应在一年前就把它交给我。录音中，普里亚菲托谎报了他与莎拉的关系，也没有承认他就住在康斯坦斯酒店，并且把毒品带进了那间客房。这份录音表明加西亚和医院的一名社工极其怀疑普里亚菲托的说法，但这位警官并没给他施加多少压力。
以下是关键对话。
加西亚：你和她［在那家酒店］住一起吗？
普里亚菲托：呃，没有。
加西亚：没有？
普里亚菲托：没有。
加西亚：但房间登记在你名下？
普里亚菲托：没错。
加西亚：用你的身份证件和……
普里亚菲托：我去那间房里看了看她，但我没过夜。
加西亚：好的……你知道那间房里发现的那些东西吗？
普里亚菲托：呃，不知道。
……
加西亚：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普里亚菲托：我是她家人的朋友……她爸的朋友。
加西亚：你是她爸的朋友？
普里亚菲托：是的。
加西亚：你们俩是男女关系吗？
普里亚菲托：不是。
加西亚：只是朋友？
普里亚菲托：只是朋友。
几分钟后，加西亚和那位自称劳伦的社工便从普里亚菲托身边走开，聊起了这位院长的八卦。
劳伦：所以，呃，你信他那套吗？
加西亚：不信。
劳伦：（笑）“那家人的老朋友。”……色胆包天。
加西亚：我想他这么担心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
劳伦：就是，就是。她父亲的朋友？呃，不好意思……这就是有点怪异。
这篇报道吸引了庞大的读者群，他们的赞誉让马哈拉什和杜沃辛也与有荣焉。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等媒体开始聚焦于我们的报道时，他们都渴望获得大把的赞誉。马哈拉什坚持让报道团队定期与他和杜沃辛开会，讨论我们打算展开的后续报道。这两人此前数月都在阻挠我们的报道，现在却突然又热衷于深入地讨论普里亚菲托和南加州大学这个话题了。这些会议的工作坊让人咬牙切齿，需要强压怒火，但是忍住不把马哈拉什和杜沃辛称作伪君子实在很难，我们怕他们会因此再次阻挠这一报道。
但我们在马哈拉什办公室楼上三层的另一组会议上骂了他们好多次，那是辛迪·巴拉德的人力资源部。她的调查正在迅速展开，尽管对调查对象始终保密。巴拉德告诉我，公司聘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来审查马哈拉什和杜沃辛的数千封电子邮件和短信，他们是想搜寻这两个编辑与南加州大学之间的所有涉罪沟通。我怀疑他们能否找到什么证据，因为马哈拉什曾向我透露，人力资源部之前调查其操守时就搜索了他的电子邮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杜沃辛，但看起来很有可能。我觉得他们不会鲁莽到把一些与他们处理该报道有关的不宜泄露的材料放到他们与尼基亚斯或南加州大学的其他人进行沟通的电子邮件里。巴拉德还找我要了尼基亚斯和该校其他人的电话，以便调查人员检查该校与马哈拉什和杜沃辛的来往通话。我认为这种做法也不会有什么成效。这两个编辑给南加州大学的人打电话本来都有正当的理由，比如策划图书节。或者即便调查人员找出了这些通话记录，他们至少也可以借此来搪塞。
由于我的投诉信提到了公司的利益冲突政策，巴拉德的主要调查方向就是确定这两位编辑是否曾因南加州大学与本报及这两人的关系而在这篇报道上向该校作出了承诺或让步。若真是如此，那就是对我们新闻业诸原则的一种根本性腐蚀。
但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腐蚀同样有损《洛杉矶时报》的职责，即那种源于懦弱的腐蚀——害怕在一篇有事实担保的犀利报道中呈现那些强大的机构及其首脑。这种懦弱植根于这些编辑的一种期望，即不采用会冒犯那些拥有无限的融资渠道、律师和政坛关系的人的报道，以免让自己的职业生涯面临任何潜在的风险。这本不应该发生在新闻编辑部——如果真发生了，要证明这一点可能也很难。这些编辑可以申辩，说他们之所以封杀或弱化一篇报道，原因不过是他们在新闻工作中保持着高度的审慎，这并不代表懦弱。对于人力资源部的调查人员来说，这两者间的界限可能很难划清。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员工乘电梯来到六楼，巴拉德能够划清这条界限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了。关于这篇南加州大学报道的投诉点燃了新闻编辑部“叛乱”的导火索。巴拉德不得不在下班后和周末安排访谈，以接待蜂拥而至的雇员，他们都站出来讲述了马哈拉什执掌的管理层凌辱他人和管理不善的情况。我提醒过巴拉德，马哈拉什和杜沃辛肯定会因为格拉德支持这篇报道而对他实施打压。他们果然这么干了，此后走进巴拉德办公室就成了一股风潮。他们免去了格拉德的加州版编辑一职，把他分配到了一个工作内容不明的项目之中，在我和其他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一次降职，或许也是他被赶走前的最后一站。我马上用我的私人邮箱给巴拉德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称这一行动是针对格拉德的报复。南加州大学报道团队随后给论坛在线的出版总裁瑞安发了封电子邮件，要求他出手干预。这些邮件确有效果。瑞安和巴拉德命令马哈拉什暂时不要解除格拉德的职务，人力资源部正在调查此事。当时我们已经知道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很快就会获知人力资源部正在对他们两人的操守展开调查且规模不断扩大（如果他们还不知道的话）。我对此并不担心。我认为人力资源部已经有足够的依据来解雇马哈拉什和杜沃辛，或将他们降职。在得知格拉德打算在次日参加人力资源部的访谈后，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他。我给他发了一封鼓劲的电子邮件，力劝他道出一切：
谢尔比，总而言之，达文和马克完了。他们这次逃不掉的。这篇南加大报道的发布和后面预定上演的大戏救不了他们。公司已经知道达文和马克在后期改写这篇报道时有多么虚伪了。
达文和马克完了。这只是时间问题，用不了多久。3
我还写道：这事关《洛杉矶时报》的未来。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
格拉德只回复了一句“谢谢”。
我不知道格拉德在接受人力资源部的访谈时说了什么，但调查仍在加速展开。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得知此事后便展开了反击。在与其他编辑和记者的交谈中，他们否认针对格拉德的举动是报复性的，说这是早就计划好的，还为他们在南加州大学报道中的行为作了辩护，包括贬损我的原作。同事们告诉我，马哈拉什跟他们说他之所以在2月封杀我的报道，是因为它“不宜发布”。
在调查过程中，有几十名职员走入人力资源部，表达了对马哈拉什和杜沃辛以及支持他们的其他管理人员的负面看法。随着调查接近尾声，马哈拉什手下的一些报头编辑联名致信论坛在线首席执行官贾斯汀·迪尔伯恩和执行主席迈克尔·费罗，投诉了这次调查。4根据《综艺》杂志的一篇报道，信中写道：“我们请你们今天与我们会面，共同商讨人力资源部的调查，这项调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扰乱了我们工作场所的秩序。我们很担心这会对我们的新闻组织所造成不良影响。”
然而真正的扰乱其实尚未发生。
美国影星。
8月的那个周五格外凉爽，市中心的气温只略高于27℃。我在新闻编辑部加了个班。我们的报道团队正在给一篇报道收尾，该报道针对的是南加州大学为弥合普里亚菲托给校方声誉造成的伤害所作的最近一次尝试：该校的筹款主管发表了一份声明，力求弱化普里亚菲托过去作为筹资人的成就——这显然是在向凯克医学院的潜在申请人和捐赠者保证，这所医学院一切都好。我们的报道在谈及这份声明时还配了一张普里亚菲托与比蒂、安妮特·贝宁 和雪莉·麦克雷恩在凯克医学院举办的一场慈善活动上的照片。5《华盛顿邮报》当天也报道了这份声明，标题是《高等教育筹资的福与祸》。《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将普里亚菲托的丑闻比作一部“好莱坞大戏”。
到晚上7点左右，一种教堂般的肃静笼罩着新闻编辑部。然后我就听到电梯间那边有声音在逐渐靠近，我在桌前抬眼一看，原来是马哈拉什和杜沃辛。我知道他们去见了人力资源部的人。此时他们不得不从我身旁走过，因为我的桌子就在过道边。
马哈拉什怒目圆瞪。“你好啊，保罗！”他的话音比平时高了一个八度。
“你好吗？”我回道。
“哦，我好得很。”马哈拉什说。
杜沃辛一声没吭，但他向我投来了怨恨的眼神。
我看着他们像骑双人自行车一样走向了他们的办公室——马哈拉什在前，他的身体像往常一样笔直，但步子慢了一点。杜沃辛在他身后跟随，同时还揉捏着自己的手，紧跟着那个可能已经把他引向了歧途的人。
我没有想到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2017年8月21日，周一，《洛杉矶时报》的网站被“美国大日食”驾到的报道给占满了，从俄勒冈州到南卡罗来纳州都“不见天日”。这次日食和阿富汗的战局将占据次日印刷版的大部分头版版面。只有页面右下角的一个位置留给了与《洛杉矶时报》本身有关的新闻。
正午时分，同事们开始给我发短信，说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马哈拉什没在新闻编辑部露面。杜沃辛来了，但随后又不见了。我开车去时报大楼时，报社的一名政治类记者打电话给我，说他从一位消息人士那里得知马哈拉什将被解雇。我说我并不意外，还给他描述了上周五晚上马哈拉什和杜沃辛回到新闻编辑部的场景。我把车停进百老汇大街的车库时又接到不少电话和短信，全都与马哈拉什已经出局的流言或半确定的消息有关。我来到三楼的办公桌前时，这些来电和短信已经在猜测杜沃辛的命运了。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正四下流传：如果马哈拉什被炒，公司不会让杜沃辛来执掌新闻编辑部吧？
不会，没门。下午1点刚过，论坛在线首席执行官贾斯汀·迪尔伯恩向全体员工发送了电子邮件，正式宣布马哈拉什、杜沃辛和多伊格将“离开”本报。副执行主编梅根·加维也未能幸免，她是马哈拉什领衔的报头中的关键成员。杜沃辛的妻子、记者吉尔·利奥维和马哈拉什的行政助理都随之出局。这份通告中没有说明解雇这些人的原因（也没有提到利奥维或那位助理），只表示这属于“管理层的重大变动”，有助于“推动我们的转型，并在长期发展中进一步确定我们作为媒体机构的位置”。
哦。
迪尔伯恩的电子邮件实际上一开头就公布了一条消息：媒介高管罗斯·莱文索恩曾在不同公司担任多个职务，曾短暂担任雅虎临时总裁，他被任命为《洛杉矶时报》的首席执行官和出版人，而《芝加哥太阳时报》的前主编吉姆·柯克则被任命为本报的临时执行主编。
这场报头的清洗让人们大吃一惊，那些对人力资源部的调查一无所知的人尤其如此。就连我也需要时间来衡量这场解雇事件的深远影响。这六个被辞退的人的支持者和朋友都面无表情，窃窃私语，他们气冲冲地说出了“血洗”这个词。但绝大多数员工对马哈拉什和杜沃辛被辞退的反应还是欣慰中交织着感激。新闻编辑部里有些角落的场面就像是在举办颁奖典礼，记者和编辑们拥抱、握手、拍照以纪念这一事件。我在人力资源部的调查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被人传到了时报大楼之外，很多在报道此次解雇事件的媒体撰稿人都用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了采访请求，我一概婉拒了。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称此次解雇是一次“戏剧性的重大调整”，同时重点关注了莱文索恩和柯克的任命以及该报面临的财务困境。6该文深入评述了人力资源部的调查，指出马哈拉什和杜沃辛为自己作了辩护，认为他们对那篇事关南加州大学的文章的编辑很适于这样一个敏感的主题。报道还称该公司的调查并未发现谁在与南加州大学打交道的过程中与报社存在利益冲突。
很合理。如我所料，这次调查没有在电子邮件或短信中发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那几个编辑与尼基亚斯之间结成了不道德的联盟。我也没指望公司会在那篇报道中抖搂出更多家丑，尽管这么做从新闻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这篇报道引用了马哈拉什的一句话：“在过去的28年里，能在一个伟大的美国新闻编辑部里与最好的新闻人工作，这是一种荣幸……我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杜沃辛后来告诉《洛杉矶市中心新闻》：“指责我没有按照高标准编辑那篇（关于南加州大学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那篇报道本身就能说明这一点，而且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7这段话怪异地呼应了马哈拉什为回应《洛杉矶杂志》的一篇批评其领导力的文章所作的声明：“我们和我应该根据我们的工作质量来接受评判，按照这个标准，《洛杉矶时报》在过去五年里做得非常好。我们的新闻工作本身就能说明这一点，而且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解雇事件发生几小时后，我在地方新闻部附近撞见了巴拉德。我对她在这次调查中付出的努力，尤其是她的正直表示了感谢。我告诉她，她就是员工们心中的“英雄”。她以微笑回应了我的谢意，还说：“我们需要更多像南加州大学那样的报道。”
这家餐馆又名远东杂碎馆，传统招牌菜是炒杂碎。
第二天早上，哈丽特给新闻编辑部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标题是“如果你爱《洛杉矶时报》，那就去喝一杯吧”。8这是一份邀大家下班后去小东京区的远东楼 聚会的请帖。“南加大团队成员的第一轮。”哈丽特写道。远东楼离我们报社有15分钟脚程。这酒楼是一座砖混建筑，建于1896年，门外挂着一块复古的霓虹灯招牌，上书两个铿锵有声的大字：杂碎（CHOP SUEY）。它开在一条窄道附近，如《洛杉矶市中心新闻》所言，其大门“近乎隐秘”。考虑到《洛杉矶时报》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所有仍在开展的行动，比如我们组建工会的尝试，这地方还是很适合聚会的。在这个周二的晚上，我们几十个人把这家酒楼的二楼挤得满满当当，大家共同举杯，希望这会是报社的一次重生——尽管我们很清楚要把《洛杉矶时报》拉回正轨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报道团队的成员们并不知道，我们针对南加州大学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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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家亿万的后盾
出自报料的报道往往会引来更多的报料，而我们也确实在忙着处理从第一篇有关普里亚菲托的文章发布当天就开始涌入的那些“料”。这些内容表明，南加州大学的管理层多年来曾收到过不少对普里亚菲托酗酒及举止怪异的投诉，但他们通常对此置之不理。一切都无声无息，这使得普里亚菲托可以继续接诊，无论他的状态如何。（医学委员会掌握的证据后来揭示：一名副院长曾告知尼基亚斯手下的教务长迈克尔·奎克，说他怀疑普里亚菲托在吸毒。1）
有一封电子邮件中提供的内幕消息与普里亚菲托院长之位的继任者罗希特·瓦尔马有关。这位举报人说他听到了“很多有关瓦尔马医生与实习生和员工之间涉嫌不当行为的描述”。他没有提供细节，但声称“这可能表明南加州大学的领导层向来就很漠视学生与教职员工的安全”。
莎拉·帕尔维尼率先展开了报道工作，随着我们的调查范围逐渐扩大，团队的其他成员也参与了这一报道。我们花了几周的时间来打电话，挨家挨户地寻找潜在的消息人士，从他们那里获取保密文件。这件事进展缓慢，但我们能证明瓦尔马在几年前受到过性骚扰投诉。他被指控在一次出差开会期间企图强迫一名年轻女子和他在酒店同床共枕，这个姑娘是在凯克医学院拿到了奖学金的留学生。据说，她拒绝的时候，瓦尔马曾威胁要废掉她的签证。
就我们所知，南加州大学以其招牌式的保密手段回应了这一投诉：他们给这个姑娘付了六位数的和解金，还确保无人会泄露秘密。瓦尔马不得不掏腰包付了这笔和解金中的一小部分，他的薪资被削，晋升也遭拒。但后来对他的大部分处罚都取消了。南加州大学很喜欢他，因为他为该校谋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联邦补助金——他现在还领导着凯克医学院。
获悉我们在跟进此事之后，南加州大学恰好赶在我们发布这一报道之前迫使瓦尔马辞去了院长一职（他仍是教授）。2
现在，接二连三的学院院长闹出了接二连三的丑闻。这难道还不该让人质疑该校校长的工作吗？
在南加州大学就不行。
南加州大学博瓦德行政大楼钟楼的几个拐角的高处分别矗立着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西塞罗和柏拉图的雕像。他们矗立于约30米高的基座上，如同守卫这座意大利式建筑的哨兵。马克斯·尼基亚斯就龟缩在博瓦德行政大楼内，他决心继续担任校长，我们看不到他让位的迹象。
这很有可能，因为尼基亚斯显然还享受着一些超级富有的实业家、体育和娱乐大亨、银行家、建筑业巨头、房地产投资者和金融家的保护，正是这些人控制着南加州大学臃肿的董事会。在我们调查普里亚菲托和瓦尔马期间，这些董事就像博瓦德行政大楼上的雕像一样沉默，跟他们在此前面对争议时的态度如出一辙。尼基亚斯和奎克虽放弃了以往的公关策略，即暗示我们的报道可能并不属实并对普里亚菲托表示关切，但此后他们也并没有表现得更加坦率。其腔调的突然改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根据沃伦夫妇的说法，葛拉格斯的律所向南加州大学的代理人出示了一些影像证据，其中既有普里亚菲托吸食冰毒的画面，也有他和其他年轻同伴们寻欢作乐的场景。在给全体教职工的一封信中，奎克似乎提到了——沃伦夫妇尚未准许我们发布的——这些照片和视频：3
“今天，我们获取了一些资料，事关那位前院长的恶劣行径，他和一些与南加州大学无关的人进行了滥用药物的活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样的资料。这让人极其不安，我们需要采取严肃的行动。”
奎克还说南加州大学正在办理解雇普里亚菲托的手续。尼基亚斯在给校园社区的一封信中支持了这一举措，他在信中宣称：“我们对这个人的行径感到愤怒和厌恶。”
1987年，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其小说《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提出了“人情银行”这一概念，意指可备不时之需的人脉。
但董事们几乎没说过一个字。他们共有57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学界治理专家们所说的大学董事会的最佳人数。这些专家们警告说，成员太多可能会让董事会变得难以驾驭、目标涣散。汤米·特洛伊和其他南加州大学内部人士告诉我，尼基亚斯及其前任们之所以大举征募董事会成员，是因为他们想获取尽可能多的经济界的人脉和影响力。其中约有12名董事都是亿万富豪——全美50个州的大多数院校都没有这么多身家亿万美元的校董4——这可能会使该董事会成为高教领域资本最雄厚的人情银行 。董事中还有好莱坞的象征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洛杉矶湖人队的老板珍妮·巴斯这样的名人。将更多的富豪和明星引入董事会，也有助于南加州大学积累更多财富、提升影响力。有钱的董事，无论有名与否，都理应给他们照管的这家机构捐款，至少有一部分南加州大学校董的捐赠金额是与他们的财富规模相称的。
此外，南加州大学董事会虽“人满为患”，但其权力仍集中在一个人数少得多的子团体中，亦即该董事会的执行委员会。我们很希望董事们能回应我们对普里亚菲托的调查，以展开后续报道，而执行委员会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南加州大学对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身份保密。5只有两人例外：该校章程规定，执行委员会成员必须包含董事会主席——时任主席是有亿万身家的丹佛石油大亨约翰·莫克——和该校校长。所以我们知道莫克和尼基亚斯是其成员，仅此而已。南加州大学拒绝透露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甚至其成员人数。
莫克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我对尼基亚斯校长和奎克教务长带领南加州大学度过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并推动学校向前发展的能力充满信心和信任。”
在我撰写本书之时，通过建设高档购物中心而赚取了数十亿美元的校董里克·卡鲁索还是洛杉矶市市长的候选人之一，他在和《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史蒂夫·洛佩兹对话时打破了这种集体沉默。卡鲁索擅长处理媒体关系，他曾是洛杉矶警察委员会的主席，也是监督洛杉矶水电局的一个理事会的成员，该局曾抽走加州北部的水资源以供应洛杉矶市，这段历史还被引入了电影《唐人街》的剧情。“如果这些指控属实……我感到非常不安，同时要谴责这种非法使用毒品的行为，尤其是该行为人还极其受人信任和关注。”卡鲁索告诉洛佩兹。6
但他显然只是说了这些话。卡鲁索在南加州大学内外都拥有政治影响力，他可以更公开地行事，要求董事会开诚布公，但他没有选择这么做。
除了偶尔给特洛伊人家族写信之外，尼基亚斯保持着一贯的沉默。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宣布该校已聘请前洛杉矶地区联邦检察官杨黄金玉来牵头调查这起丑闻，杨女士承诺这项调查不会受该校管理层干预。
这很难取信于人。杨黄金玉曾是吉布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这家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律所与南加州大学的关系就如同电路板一样复杂。7该律所的执行合伙人肯尼斯·多兰就毕业于该校的古尔德法学院，还曾在该校的顾问委员会任职。多兰和他在吉布森律师事务所的一些同事都是该校的捐赠者。20世纪90年代，杨黄金玉曾任教于古尔德法学院，后来在几起诉讼案中还是南加州大学的代理律师。杨女士告诉《洛杉矶时报》，她会展开“独立的”调查，还表示“我的工作就是追寻真相”。
南加大报道团队、特洛伊人家族和整个洛杉矶民众都从未获知那些真相把杨黄金玉引向了何方。尽管人们预计她的报告将会公布，但无论她发现了什么，这些发现至今都是机密——而这次调查的全部意义本应是透明和公开。
杨黄金玉并不是唯一与南加州大学有所牵连且在普里亚菲托事件中发挥了作用的律师，还有一人是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杰基·莱西。
该区是洛杉矶市的一个服装鞋帽集散地。
莱西是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非裔美国女性。她能晋升到美国最大的地方检察机构的最高层，硬生生挤进那些紧闭的大门，这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了勇气和辛劳的励志故事。8莱西生于洛杉矶，父亲是停车场的清洁工，母亲是服装区 的缝衣工。她成长于洛杉矶市南部的克伦肖区，当时此地有很多猖狂的街头帮派，对她来说，步行上学都是一种可怕的冒险。这段经历逐渐培养出了她对法律的热爱和对警察的钦佩。多年后，她的父亲在一次飞车枪击事件中被人射中了腿部，这更点燃了她的对法律和警察事业的热忱。她说父亲是在修剪草坪时遭到了枪击，但此前不久，他在自家门前的一个电话亭上涂上了帮派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