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日常用品置于方框之内，使人不再像习惯上那样漠视其形状、颜色和共鸣度，它意味着：
西里尔·康纳利[3]将报刊文体定义为人们只阅读一次的文字，而文学作品则是人们不止阅读一次的文字，以此类推，金宝钟罐头就是“报刊文体”（只是盛汤的一次性容器），这种情况到了华霍尔这儿才得到改变，他的设计将它提升到“文学作品”的水平（挂在墙上供观众反复观赏的东西）。
文学汤
我们难道不可以说，华霍尔对彩色罐头的处理与情人赞扬自己心上人鼻子上或手上那些一直未受注意的雀斑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吗？情人低声向对方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别人长着像你这样可爱的手腕／痣／睫毛／脚趾甲。”艺术家指出汤罐头或者布利洛牌盒子[4]具有某种艺术性，这两者之间的实质不是一回事吗？
对这些细节表示惊奇在某个层面上是可笑的，就像墙壁上挂着番茄汤罐头一样。可是，假如你获悉，这种不值一提的小东西受到赞美，是因为它属于一个更广大更重要的整体，例如是对整个人的爱，那么，你就会发现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某个器官一旦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事物的细节部分，那么就不能把它再看成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东西——即与其他事物毫无关联的东西。
艾丽丝独自坐着用晚餐时，渴望有那么一天，因为有人疼她爱她，她也能感受到自己身上有些小小的东西受到别人的欣赏；也就是说，她不必飞上月球或者当总统，构成她平凡的人生中的东西就会获得一定的价值，会有人对她说：“你……的样子真可爱”，从而减轻她的寂寞感，她也可以作出同样的回应。那一来，星期天晚上边吃汤边看报就不会使她愁肠百结难以排解了，因为世上会有个人（也许不是华霍尔，而是另一个人）和她一起分享这种体验。
“我真不知羞耻，”艾丽丝打断了在她脑海中盘旋的这些想法，“我可不能让自己沉湎在这当中了。”
她推开报纸，把空盘子拿到水槽前，在冷水龙头下冲洗了一下。
“我一定是患上了自恋症，要不可能就是好虚荣，脑子不清醒。”
她想一定是住所使她产生了幽闭恐怖的症状，因此决定出门看一场电影去。她翻阅了报纸末版的广告，发现雷诺阿影院正在上映让－卢克·戈达特[5]的《气喘吁吁》。她冲到楼下自己卧室里，找了另一件套头毛衫往身上一套，到街上叫出租车到布伦斯维克广场去。
电影院里挤满了成双作对的时髦男女，她买了票后，却又多多少少感到有点不自在，因为就天性来说，女的很害怕形单影只地走进电影院。
“别人有什么想法关我什么事，”她自言自语地说，对自己这种带有多疑色彩的自我中心倾向很有些沮丧。
她买了一片胡萝卜糕，在中间一排的走道旁找了个座位。灯光熄灭了，她渐渐陶醉在影片中，忘掉了自己这个害怕别人注视的尴尬的身体。她变成了吉恩·塞贝尔格，手上拿着《先驱论坛报》站在香榭里舍大街上，她又成为贝尔蒙多[6]坐在美国捷运公司的办公室里，她深夜驱车驶过圣日耳曼大街，她在欣赏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心想自己就要死去了。
等片尾字幕出现时，她觉得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渐渐离她远去了。影片中异常生动的角色和情感在她眼中渐渐模糊起来。她哭过，笑过，十分喜欢吉恩·塞贝尔格，还爱上了贝尔蒙多。
在她前面一对身穿黑色衣服戴眼镜的情侣站起身来，声音很响地披上雨衣。
“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出色模仿，”男的低声说。
“你这样想吗？我看还不如说是约翰·福特和萨特的混合物，”他的女伴说。
艾丽丝坐在座位上没有动，直到电影发行人和影片创作人员的名字出现才站起身来，她有点希望尽量拖会儿时间，尽可能迟地完成从电影回到现实生活中这一痛苦的转换。
叫出租车钱不够了，她便步行到查灵克罗斯路尽头的公共汽车站去。街上又湿又黑，路灯发出橘黄色的光，空气中弥漫着油腻食物的气味，这一切使她自然而然地怀念起巴黎来。
她进大学前在法国首都待过一年，那是她第一次离家在外生活。这番经历使她对那个城市满怀浪漫的想法，这在那些不是非要居住那里的人当中是很常见的。她觉得自己浑身是劲，信心十足，并且结交了一大帮朋友，还有不少人追她，给她送花，写浪漫的情书。
她在蒙巴拿斯[7]一家旅行社里当助手。由于每星期有两个下午的假，她便把现代法国电影看了个遍。因此，一提到巴黎，她便想起了电影，既有她在那儿看过的影片，又有在巴黎街道和林阴道上拍摄的镜头。
沿着托滕汉路走着，她突然讨厌起伦敦来，因为这个城市一点儿都不上镜。假如说她喜欢巴黎而不喜欢伦敦的话，那是因为她对英国首都的了解不只是通过每日的亲身经验（归根到底，在这两个城市里，人是很可能会同样感到难受的），而是通过在她之前曾经来过此地的电影制作人和画家的眼睛获得的。她在巴黎的街道上，看到的并不只是砖头和灰浆，她看到的是马奈和德加、土鲁斯－劳特雷克和毕沙罗、特鲁福[8]和戈达特所见到的砖头和灰浆。
因此，巴黎的街道获得了一种美感，而伦敦的街道却没有，这种美感可定义为附在艺术创作原材料上的光环。伦敦所能给予她的美感，只是来自英国广播公司根据狄更斯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中朦胧的镜头，或者介绍早期的詹姆斯·邦德影片的明信片上的画面（她对惠司勒和莫奈[9]显然没有很深的印象）。
伦敦没有机会得到足够多的艺术家的青睐，因此无法像那些经常出现在艺术家画布上、钢笔下和镜头中的城市那样熠熠生辉。它没有罗马、纽约或布拉格那样的光环，这种美感来自别人从前看见过的某些事物，这就使你能够通过别人的观察将自己的印象过滤一遍。艾丽丝想象着那些大导演打破现代大都市的寂寞感，创造出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形象，它能够把城市里乱纷纷的互不相识的居民的各自的观察统一起来。
她走到福伊尔书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恰好赶上一班车，挑了靠窗的一个座位坐下，离售票员不远。
“今晚真冷啊，对吗？”售票员说，想要扯上几句。
“确实很冷，”艾丽丝草草应了一声。
尽管就在几分钟之前，她还在想电影导演如何打破了城市的寂寞，但这会儿有了同售票员扯上几句的机会，她又觉得很反感。这倒不是她瞧不起他的工作，而是她自以为在艺术鉴赏品位上高人一等。对电影里出现公共汽车售票员她完全可以接受，但在回家的路上有售票员打断她的幻想，她对这些人品位的低下感到吃惊。
她的反应表现出她对自己缺乏美感觉得烦恼。吉恩·塞贝尔格扮演了一个在巴黎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姑娘，但与塞贝尔格有关的一切似乎充满了诗意，艾丽丝只觉得自己的一切太平庸乏味。她自己很平庸，她的朋友很平庸，她的父母、工作、住所、城市、公共汽车和售票员，都太平庸乏味。她用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她生活中的一切都毫无价值，都与什么出色的事业或者故事毫无关系。
也许在古时候，上帝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会在天上俯视人间，由于你感受到他的注视，世间的污秽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了，平庸乏味的东西也就和善与恶斗争那光芒四射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尽管信徒生活在尘世，他们的行为还是同天国发生的事情有关。上帝看到了一切，在他的注视之下，甚至就连在雾气蒙蒙的雨夜中穿过伦敦城也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艾丽丝从来就不信上帝，对她来说，一些类似的功能要由艺术和爱情来承担。电影使她不再感到孤独，她觉得“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体验到这样的感情，看见这条街道，坐在这家咖啡屋里……”与此相似的是，爱情使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她可以低声对他说：“你也有同感吗？真是妙极了。这正是我的想法……”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同另一个人达到了微妙的契合。
[1] 克利姆特（1862—1918），奥地利画家。
[2] 维希冷汤，用奶油、土豆、韭葱烹制的冷食。
[3] 西里尔·康纳利（1903—1974），英国作家、记者。
[4] 布利洛牌盒子是一种日用品包装盒。
[5] 让卢克·戈达特（1930—），法国电影导演，新浪潮电影的代表。
[6] 吉恩·塞贝尔格和贝尔蒙多均为著名电影演员。
[7] 蒙巴拿斯，巴黎一个区，一直是作家、画家经常光顾的地方。
[8] 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革新传统绘画技法，对印象派产生重要影响；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早年为古典派，后转向印象派；土鲁斯－劳特雷克（1864—1901），法国画家；毕沙罗（1830—1903），法国印象派画家；特鲁福（1932—1984），法国电影导演。
[9] 惠司勒（1834—1903），美国画家，长期侨居英国；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创始人，他创作的伦敦泰晤士河风景组画如《伦敦》、《国会大厦》等极其有名。
对故事的羡慕
艾丽丝要是在周末醒得早的话，会驾着自己那辆大众车到附近的面包店里去买新鲜面包。接下来星期六，她过了八点钟就睡不着了，于是决定准备早餐，好给苏西和马特一个惊喜。
她把车停在商业街上，挑了几个仍然热烘烘的羊角面包，接着将一包衣服拿到没几步远的洗衣店里去干洗。等她回到自己车跟前，发现挡风玻璃雨刷下面夹了一个信封。一看这不是又一张违章停车的传票，她放心了，于是把信封塞到购物袋里，再把袋子放到车上。
回到家里，她发觉那一对情人还在睡觉，便冲了杯咖啡，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节目。一会儿，她想起了信封的事，于是便把购物袋拿来，打开信，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陌生人：
请原谅我给你写了这封信。有好几个星期了，我总是忍不住想要提笔写信给你。我看见你来买面包，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发现你的笑容令我无法抗拒，我问自己什么时候才会有勇气和你说话。我只知道你有一辆漂亮的红色汽车，笑容十分甜蜜，其他就一无所知了。请不要以为我只是一名店员而已。其实，我极其爱好音乐，还会作曲。假如你愿意，我可以在某天晚上做一顿晚餐款待你，不过（可能）是用微波炉煮，（肯定）是素食。我希望很快会再见到你——即使是作为顾客也好。你的到来和微笑，使早晨变得无比美妙（老实说，这句话押韵只是碰巧而已）。
噢，天哪！艾丽丝想到，回忆起那个店员的模样来，那个年轻人满脸粉刺，整张脸不像个样子。这个人之所以会引起她的注意，主要是他有点鬼鬼祟祟、慌慌张张的。
“哪个姑娘这么幸运，一大早就有来信啊？”
“嗨，苏西，你好吗？”
“我很好，亲爱的，你呢？”苏西回答着，在艾丽丝面颊上吻了一下。
“我刚收到这封信，真是奇怪。”
“信很怪？”睡眼惺忪的马特突然从卧室里冒了出来，他大声说，“这么早我可不想去看那种东西，对吗，苏西？”
“哎，开口呀，说说看是谁的信。”
“啊！买了羊角面包，”马特看见了购物袋，顿时满面喜色，“艾丽丝，你真伟大，瞧，一人一个，啊，还有果酱。”
“别吵，马特，”苏西说，“我要听听这封信是怎么回事。”
“要是真有点什么有趣的事情谈谈就好了，”艾丽丝回答，“这只不过是份情书……”
“只不过是情书！从来没有听说谁收到了情书还会这样无动于衷的，”马特说。
“……是面包店那个家伙写的。”
“面包店那家伙？”苏西莫名其妙。
“对啊，卖面包的那个年轻人，他写给我一份情书。说是喜欢我的笑容，想要什么时候在家里煮一顿素餐招待我。”
“哦，嗯，那倒是不错，”苏西说，她向来习惯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一切。
“我可不打算吃素，”马特发表意见说，“有段时间我很喜欢吃果仁饼，不过你可得注意饮食营养平衡呀。哼，一个吃素的面包店伙计，喜欢你的笑容——我总觉得有点靠不住。”
“这人反正是个笨蛋，”艾丽丝说，“我是说，他竟然敢写出这种信来。”
“哦，可别这样说，”苏西说，“烤面包这一行确实很有意思。我以前认识一个烤面包的，他做面包的动作真妙。”
“动作真妙？”马特问。
“嗯，反正我不感兴趣，算了，不谈了，我们吃吧，”艾丽丝说，“我把这封信扔到垃圾桶里去。”
要是换一种足够乐观的看法，或者发挥充分的想象力的话，我们自然可以希望这样一封信件或者甚至这样一个情节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它至少与人们候机时消遣的小说是同一类型。一个年轻的面包师爱上了一个稍稍年长几岁、文化程度高的女人。通往幸福的路上布满了荆棘，需要克服阶层和年龄差别的障碍，女人的朋友和家庭对面包师一致反对；她父亲想用枪把他给干了；面包师约女的去伦敦西区饭店里吃饭，这个约会至关重要，而男人的母亲却受了恋子情结的影响，发出话来拒绝为儿子熨烫衬衫；男的吃素，但女的却爱吃拌洋葱鸡蛋的牛排；男的喜欢听古怪的印度弦乐，女的却热爱莫扎特。然而，他们热情似火（有机会在满身面粉的情况下疯狂地做爱），种种障碍终于克服了，大约在350页前后取得了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
然而，那封信却给扔到了垃圾桶里，这个故事就此结束了（尽管苏西继续说，有时候那些最不相称的人往往最好相处，她举例说当她第一次在伦敦大学医院病房里见到马特时，对他印象并不好，马特对此说法显然并不认可，他说那时候她是多么心慌意乱，面色通红，还一头撞到了旋转门上去）。
艾丽丝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只知道不和谐的声音。在情欲这件事上总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这个冲突其实就是，哪一方愿意处于给予的地位，对方是谁，给予的又是什么。
一月份时，托尼，也就是圣诞聚会上吻她的那个人，提出要请她吃饭，并且去托基[1]度周末。她对他的盛情邀请很是感谢，也喜欢同他交往，不过她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明两人只是朋友关系而已，以避免有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有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她迷上了那个给她所在的部门安装复印机和打印机的人。结果呢，时不时就有电话过去，说是机器的磁鼓墨盒出了毛病需要修理。但事情进行了几个星期之后，那位英俊的技术员西蒙漫不经心地提到，他和他朋友汤姆那天晚上要去吃饭，纪念他们在一起两周年——这一来，再也没有听说四楼的墨盒出毛病需要修理了。
无怪艾丽丝喜欢那些出色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所包含的无法避免的必然性令人羡慕。她爱好这些故事，并不是因为天真地以为它们个个都结局圆满，而是因为她觉得这些故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每个情节都能说明一些问题，就连一些乏味的场面也会说明乏味究竟是怎么回事。亚里士多德界定，恐怖和悲剧的区别在于情节。在说故事大师的笔下，无论他描述的事情是多么令人觉得不快，但你至少可以相信说这个故事的人不是白痴，它不会只是一片毫无意义的喧嚣和骚动。
爱情小说的女主角常常有爱吃醋的丈夫、黝黑的情人、困难的处境和种种可怕得足以使生活变得有趣而又不至于绝望的障碍。无论如何，在第一幕中提到的枪到了第四幕的适当时刻总会开火。
当艾丽丝计划着把自己二十五岁的又一个月打发掉时，这里可以对两种时间进行如下的区分：
有意义的时间：小说中充满了这类时间，它用来表现人物，往往用“因此”、“为了”和“正因为”这些表示时间顺序的词语来连接。
时钟上的时间：只是时针在钟面上转动，这种按时间顺序的发展缺乏故事所有的那种紧凑但却令人放心的典型结构，这种结构出自以下这种无懈可击的模式：
艾丽丝的需要和欲望，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事情的发生显然并没有什么理由，欲望从来不会导致冲突发生，出现冲突时也没有欲望牵涉在其中，矛盾的解决也只是临时敷在不稳定的伤口上的膏药，整件事一年年拖下去，连插播广告的时间都没有。
她个人经历的难题很少有得到自由表达的机会。她很爱父亲，但同他的关系向来都算不上正常。她父亲管理一个跨国连锁百货商店，工作很忙，与子女缺乏沟通。人们认为，她母亲在她那个社交圈子显得高雅迷人，但艾丽丝心里明白，她只是个有点可怜的角色而已（假如她的报复心不是那么强的话），就像是个宠坏了的孩子。由于父母一心只顾自己，艾丽丝感到自己的问题说出来也没人听。从小的经历使她不习惯大喊大叫，她只是安静地咬自己的指甲，她的生活是一出内心的戏剧，并不表演出来让人看。
因此，她一向迷恋阿里阿德涅线团的故事，也许就不是什么巧合了。这个古希腊神话说的是忒修斯被送到克里特岛囚禁，将要在迷宫里被凶暴的弥诺陶洛斯结果性命。但就在忒修斯被带走之前，弥诺陶洛斯王热情似火的女儿阿里阿德涅凑巧看见了他，她立刻爱上了这个英俊的青年，决心把他搭救出来。她不顾自身安危，偷偷地塞给年轻人一个线团，让他在迷宫里沿原路脱身。最后忒修斯把那个牛头人身怪物杀死，逃出了迷宫，他回报了公主的青睐，带着可爱的阿里阿德涅逃离克里特岛，这样，爱情与感恩之情就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艾丽丝认为这个故事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这使她很感动；在旅途中需要有条线来使我们找到归路，这条线又与爱情有联系：正是情人的礼物指明了方向。
无疑她忘记了重要的一点——她对希腊神话的了解还不够全面——那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其实很悲惨，在不同的版本中有这样一种不幸的结局：一离开克里特岛，忒修斯就抛弃了阿里阿德涅，两个情人出其不意地分开了，阿里阿德涅被心怀妒嫉的狄俄尼索斯带到了诸神的国度里。
[1] 托基，英格兰西南部海边旅游胜地。
愤世嫉俗
接下来那周，苏西请她的朋友乔安娜来吃饭。乔安娜是个美容师，个子高挑，她引以自豪的几点是：把自己的长指甲涂成紫色，同虚伪作斗争，对人开诚布公；这最后一点使谈话无不以得罪别人而告终，然后她就用下列说法为自己辩护：“哼，要是我不跟他们讲，见鬼，还会有谁讲呢？”
三个女人坐在厨房用桌旁边，饮葡萄酒，吃色拉。
“喂，告诉我，你的爱情生活怎样？”乔安娜掉转头来问艾丽丝。
“哦，很好呀。”
“这个姑娘就是讨人喜欢，总是这么讲礼貌！她总是说：‘哦，很好呀。’仿佛我问的是天气似的。”
“对不起，我该说什么好呢？”
“我怎么知道，告诉我你跟谁上床呀，告诉我是谁促成这件事的，诸如此类的东西。你是不是还和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托尼。不，他们结束已经有些日子了，对吗？”苏西说，对谈话的气氛有几分不安。
“嗨！人家自己长着嘴巴，让她讲呀，”乔安娜很有些不满。
“不错，她说得不错，是分手了。要知道，我们并不般配，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
“要知道有句俗话说，在恋爱和战争中什么手段都是可以耍的，”说完，乔安娜顿了一顿，仿佛这句话有多深刻似的。没人作声，她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又接着说：“听着，我要真正帮你一把，介绍个出色的男人给你。这人是我哥哥的朋友，我同他很熟，你会爱上他的。他是个电脑工程师，正在练举重，非常性感，非常迷人。我想他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真逗。”艾丽丝答道。
“逗？我以为你会高兴得跳起来呢。”
“啊，当然啦。”
“嗯，干吗不呢？”
“因为我一个人过得很好。”
“你也许很好。我只是说，如果床上有了这个男人，你可能会过得更好，好得多。”
“那可不是由你说了算呀。”
“嗯，对不起。我只是觉得你独守空房，床上缺个人。”
“我不担心。我是说，要是有个男人，那很好，要是没有，那也差不到哪里去。”
“那么，是谁这样心烦意乱，好像世界就要完蛋似的呢？”
“我不知道。”
“听着，宝贝儿，我的话不会错，你的生活可能不坏，不过有时候谁都需要换换环境。你是喜欢光滑的还是毛茸茸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喜欢胸口光滑的还是长毛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重要的是人。”
“真有脑子！听着，我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接下来的事情，沟通啊，见面啊，由你们自己决定。好吗？”
“不好。”
“干吗不好呢？”
“因为，说老实话，乔安娜，我不需要。”
“好，别激动。天啊，竟然有人这样神经过敏！”
“也许你的神经最好也稍微敏感一点。”
“我只是说我认识的这个人好像还很有意思，要是说你不想……”
“什么事呀，艾丽丝？亲爱的，怎么啦？”苏西看到艾丽丝眼里噙满泪水，连忙问。
“没什么，对不起，”她说着猛地站起身来，“我想一定是累了，我要去躺一会儿。”
她走后，是一阵紧张的静默。苏西望着艾丽丝的盘子，里面还剩了一半，餐巾给匆匆扔在一旁。
“喂，可别怪我呀，”乔安娜连忙分辩说，“我只不过出出主意罢了。她愁眉苦脸的，显然有心事，我认为她应该出去交交朋友。告诉你，我这个朋友真是顶呱呱。说到底，要是我不跟她讲，见鬼，还会有谁讲呢？”
无论所谓直言不讳（它与粗野无礼的距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有多大好处，乔安娜有件事说到了点子上。尽管艾丽丝渴望爱情，但是，她渐渐变得越来越不肯对自己对别人承认这个事实。她至今独身这事儿以前只是一个给人说笑取闹的题材，但独守空房这么久之后，它渐渐带上了不便提及的严重性。
恋爱的问题虽然避而不谈了，但是它的影响却可以在其他方面感受到。艾丽丝以前生性乐观，但如今朋友却发现，她老是争辩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一天不如一天；她对全球经济和生产、对两性关系和家庭的未来、对文明的价值和教育水平、对城市卫生状况和鞋子的价格、对天气和野生动植物的命运的种种看法都带着极其悲观的色彩。她会发表一些高深莫测的言论，譬如“人生说到底毫无意思。男人和女人永远无法互相理解。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叫人恶心的笑话”。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转变有多么简单，你可以从“我很不幸”一下子转到远为宏大的“地球上的生命本来就没有意义”；不登大雅之堂的抱怨“没人爱我”也可以一下子变成高雅的格言“爱情只是幻想而已”。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生命和爱情究竟是不是有什么意义（谁能够声称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呢？），而在于如何将起刺激作用的因素掩藏起来，只留下一个最能为大众接受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基本真理。
这一现象具有许多典型的例子。以哲学家阿瑟·叔本华为例，他生就一种哈姆雷特式的极为悲观的性格，对母亲憎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十七岁时，他父亲去世了，母亲把家从祖居地汉堡迁到魏玛。在那里她成了一名快活的寡妇，享受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她大办宴会，闹桃色事件，买昂贵的衣物，花钱如同流水，只有从不挣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派头。她对一切有关文化的事情都自封内行，还举办沙龙；据说歌德曾经去参加过。她甚至还出版了几部小说，在文学界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她儿子（她儿子的主要作品《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连遭三家出版商的退稿，一个子儿也没有挣到）。可问题是这样，任何人都有可能同母亲闹得很僵，但是，只有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够把自己的经历普遍化，并且把它结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理念中去，认为女人“孩子气、愚蠢而短视，总而言之，终其一生只是些大孩子”，以及“只有智力受到性欲蒙蔽的男人才会把这个发育不良、窄肩肥臀、双腿很短的性别称之为美丽的性别”，以及“她们无论对音乐、对诗歌还是对雕塑都不具有真正的感受和领悟能力”。
有趣的是，在叔本华写的成千上万页文字中，在他把女人作为一个整体极口污蔑的同时，却绝口不提真正使他烦恼的根源，也就是使他烦恼的那个女人，即疯狂地大办宴会、以不挣钱的人的派头流水般花钱的母亲。
或者以不幸的拉罗什富科公爵[1]为例——他写了好些有关人生的悲观箴言，宣称无论事情在表面上显得有多糟，但实质上要更加糟糕得多。我们只要看一眼这位作家的生活，就会发现这些箴言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他经历了几乎一连串接踵而来的倒霉事：首先他在政治上作出了轻率的决定，在朝廷里站到了奥地利的安妮[2]一边，因为他爱上了她的女侍，为此付出的代价便是被黎塞留[3]流放两年；后来，等到安妮成为摄政王，马萨林[4]和安妮对他的忠心毫无酬答之情；在投石党[5]运动的每一次战役中，他都站错了队；他的城堡被夷为平地，双眼在一次爆炸中一度失明；他永远没能实现自己在军队里或者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抱负，他对爱情的追求大都以单相思告终。
乔安娜来访之后，又过了几个星期，这天从大门里投进来一个结实的大信封。
“是你的信，打开吧，”苏西说，在早餐桌上把信封推给艾丽丝。
“我告诉过你，给我的只有账单，我到晚上再看。”
但这根本不是账单，而是一份请帖，寄信人是艾丽丝多年前的中学朋友；她们自从分手后一直没有联系。
“什么呀？”苏西问。
“啊，没什么，我没法去。”
“我来瞧一瞧。天啊，看来妙极了。晚餐，舞会，真是太好了。”
“是吗？”
“那当然啦，你准备穿什么衣服呢？”
“别傻了，苏西。”
“这个问题很重要呀。”
“我不想去。我手头工作很忙，此外，我也没有什么好同别人说的。我真不明白人干吗那么喜欢交际，我是说，他们出去赴宴，那都是些既空洞乏味又可笑的例行公事。一个人问：‘您好吗？’另一个人便唠叨上十分钟，你只好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接下来有人问你了：‘那么您好吗？’你也唠唠叨叨说上一气。就是这么回事。”
“并不见得全是那样，有时候你也可以同别人谈得很痛快。”
“对啊，通常是同某位天使，他只是想同你上床，然后就连电话也不会给你一个了。”
因为艾丽丝已经从经验中得出结论，凡是她热情企望的事情，结果往往令她失望，因此她努力不让自己抱多大的希望。这同某些人的做法一样，倾向于以悲观的态度去思考问题，希望结果比自己预期的要好，仿佛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似的。要是她把最糟糕的结果都考虑到了，那么最糟糕的事情反而不会发生。为了得到顺利的结果，她付出的代价是，无时无刻都得提防不要出什么毛病。
因此，在宴会那天晚上，当她来到苏西房里抱怨说连衣裙穿在身上还不如垃圾袋漂亮，又说她会赶回家看晚上十点的电视新闻时，这并不意味她对自己的衣着或者回来的时间作出了什么决定。她想的只是，假如她首先把自己的衣服称为垃圾袋，把今夜的聚会看成是短命的活动，那么事情结果很可能不至于那样糟。
[1]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著有《箴言录》五卷。
[2] 奥地利的安妮（1610—1666），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
[3] 黎塞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手下的权臣。
[4] 马萨林（1602—1661），法国首相，安妮的宠臣。
[5] 投石党运动，1648—1653年间法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
晚会
宴会在泰晤士河畔罗塞里兹的一个由仓库改建而成的房子里举行，房子的装修布置混合着工业时代和巴罗克[1]的风格。晚会相当于从前的大舞会，并不主要以金钱或者社会地位来决定邀请对象，而是看你是否敢于蔑视高雅的风格。从满是意大利名画复制品的天花板上垂下了大吊灯；舞池上方画着西斯廷教堂天顶画[2]的局部，不断旋转的彩色光影映在它上面；餐厅的墙壁上挂了丝绒帷幕；平台上有一排小吊顶灯发出朦胧的光；来客在平台上用有凹槽的蓝色玻璃杯饮酒，以夸张的热情手势互相招呼。
艾丽丝把上衣寄存在门厅里，沿着宽阔的露天楼梯走上去，手心里反复折叠着自己的入场券。她找到自己的座位，发现同桌的客人（她一个都不认识）还没有来，便站在自己的椅子后面，欣赏摆在桌子中央的一大束颜色鲜艳的塑料花。
“你这会儿想的是‘见鬼，我本不该来的，没有一个熟人，我的打扮一定很糟糕，我怎么把这段时间挨过去呢，等等等等’，对吗？”站在桌子对面的一个男子问道。
“我其实正在琢磨干吗需要三套刀叉。”艾丽丝随口回答。
“啊，对不起。我猜错了。也许是我应该这样想：‘见鬼，我本不该来的，没有一个熟人，我的打扮一定很糟糕，我怎样把这段时间挨过去呢？’”
“你真是这样想吗？”
“其实我并不清楚。一分钟前我是这样想的，可是事情最后会怎么样，谁也说不准。请问，我是不是该穿衬衫系领带？”那个人问，他身穿黑色套装，但里面是一件灰黑色的高圆翻领套衫。
“我不知道。”
“对啦，我总弄不清楚在这些场合该怎样着装。你有没有同感？不知道该穿什么，更确切点说，你打算穿某件衣服，但是却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会同样打扮，结果呢，你就穿上了你以为别人也会穿的服装，谁知道还是穿错了衣服，同时又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愿穿戴。”
“我想我也有过几次同样的遭遇，”艾丽丝回答说，一丝笑容不由自主地浮现在她的脸上。
“时间还来得及，干吗不把座次安排掉换一下，让我坐到你旁边来呢？我看是没人会注意到的，你说呢？”那个人说，他满脸调皮的神情，很是讨人喜欢。
“你干吗要这样呢？”艾丽丝问。
“因为我的一边是梅拉妮，另一边是珍妮佛，这两个名字已经使我讨厌了。”
“你心胸未免太狭窄了，也许你会发现她们俩都很不错呢。”
“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名字都带给我一些不好的联想。我有个精神不正常的老姨婆，名字就叫梅拉妮，我的牙医叫珍妮佛，她使出浑身解数把我的生活弄得痛苦不堪。”
“假如我喜欢一边坐的是罗伯特，另一边坐的是杰夫，那又怎么办呢？”
“见鬼，你当然顶清楚啦，”那人淘气地回答，并且把座次卡换了过来。这样，艾丽丝在这一宴会上的经历发生了变化，她坐到了一个名叫埃里克（换来的卡片上是这个名字）的人身边。
其他的客人陆续进来了，大家对掉换座位的事一无所知，纷纷按照卡片就座，晚宴开始了。埃里克精力充沛，性子又急，使得艾丽丝处在被动应付的地位，她很少问话，只是忙于回答问题，挑起话头来的往往不是她。她觉得有一连串的问题向她袭来：她干什么工作？年纪多大？住在哪儿？有没有谈过恋爱？
“对不起，你说的是什么？”
“我问的是，你有没有谈过恋爱。”
“我干吗要把这事告诉你呢？”
“啊！你还是宁愿再扯上一通天气，真是对不起，我想接下来地面上恐怕会有霜了。听说苏格兰公路上结了薄冰，山谷里有雾。哦，高地可能会有小雪。”
“是我让你烦了吗？”
“一点也不。”
“那么，为什么你会认为我相信有爱情这回事呢？”
“那么，我是有幸坐在一位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身边了。”
“我只是讲现实罢了。”
“我一直以为每个女孩子生活的目的就是找到与自己相伴的男人。”
“简直是大男子主义的胡说八道；有人是，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这根本不是我的目的，我只对独立生活感兴趣。我希望能够做到什么人都不见，一个人把生活安排得好好的。并不是说我现在有什么问题，其实，我自个儿过得挺好。我知道有些人耐不住独身生活，我的室友苏西就是这样。她就没法过独身生活，随便哪个男人要同她一起出去，她都愿意，就因为她不肯晚上独自一人待在家里。我是说，她为人不错，她的男朋友也很好，只是我不想像她那样生活，那只是找个安乐的小窝，无法真正面对人生。”
“你的项链很漂亮，”埃里克打断了她的话，他伸手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了捏项链。
“是我祖母的，”艾丽丝回答说，她的嗓音有点儿抖动。
“如今很难看到做工这样精美的项链了。”
“多谢夸奖。”
对埃里克这样的男人，艾丽丝本能地不放心，他言谈举止略显粗鲁，但却讨人喜爱，这使她警觉起来，很可能他把这天晚上的事看成是开玩笑。尽管她怀疑他是否真有诚意，但却肯定他这个人确实很有魅力。无论是在他掰面包时，还是熟练而迅速地把蔬菜叉到叉子上去时，他的动作都简洁迷人，很是性感。
埃里克在银行里工作，负责商品和期货交易，不过，他说他的经历比较特别。他原先学医，毕业后在肯尼亚当产科医生，后来改行从商。一开始他同朋友开了个很成功的唱片公司，然后又在连锁服装店里工作，只是最近才转到银行这个行当里来。
“搞商品交易的特点就是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埃里克解释说，“大得异乎寻常，你忘记了经手的是真正的钱，这很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味道。就因为这点，我才更喜欢服装店。在金融界，你有可能在几秒钟里赚进上千万或者赔掉上千万，几乎注意不到它，可是在商店里，你会遇到某个怪脾气的顾客，冲进店里朝你嚷上半个钟头，就因为他花了区区十英镑买的T恤衫缩水得厉害。这多少让人看到了现实。你在听吗？”
“当然，我当然在听，”艾丽丝回答，猛然意识到自己正盯着他看，对他讲的话一点都没听进去。
“你脸红了。”埃里克说。
“不，我没有。”
“是红了。”
“真的吗？房间里太热了一点。”
甜食上来了，盘子中央是一块巧克力蛋糕，四周围着一圈莓子酱。
“你怎么可以有差不多十颗草莓，可我连一颗都没有呢？”埃里克望着艾丽丝的蛋糕说，“能不能给我一个？”他问道，她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他已经叉了一个去。
他的一举一动都很迷人，仿佛他不用担心有什么危险。他按照拉丁情人的方式行事，毫不隐讳自己的要求。这虽然更容易遭到拒绝，但也使被人拒绝不那么尴尬——这种炫耀的做法同脸色苍白的北方情人（维特[3]等）恰成对比，那些人一年到头笨拙而教条地低声倾诉自己的爱情，如果不能如愿，便不声不响地结束自己的性命。
如果说埃里克非常愿意将自己的意图暴露无遗，那么我们得承认他的话确实很有效果。
“好啦，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他抢在前面说，“你觉得很快活，你在笑；可是使你烦恼的是，你不清楚我这个人是否靠得住。你在想：‘这家伙是真心呢，还只是讨好人骗人？这究竟只是开玩笑呢还是当真？’你有点吃不准该怎么应付。假如这只是玩笑，你不想搀和进去，可是你心中又想可能不至如此，所以你才待下来没有走开。遇到有男人向自己讨好时，女性永远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该不该相信他？你很可能并不信任一个人，却仍然喜欢他，只是你不想让自己再受到伤害。”
我们不应该认为艾丽丝的虚荣心强，但是，有个男人能够说出她的想法，并且基本上没有说错，这还是很令她动心的。如果有人能直视她的眼睛，告诉她说，尽管他俩刚刚认识，但他看得出她的感悟力非常强，那么她还不至于如此愤世嫉俗，能够对他不理不睬。
“你也许对我这样的男人特别不放心吧。”埃里克说。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吃过这方面的苦头。”
“那也并不见得比大多数人更厉害。”
“更厉害。只是你故意不把你的问题当一回事，可能因为从来没有人让你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别人感受不到的事你感受到了，你的感受很深刻，正因为如此，你才不得不为自己营造一个外壳来保护自己。你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到了那个上面。从你肩膀的样子可以看出，你处在紧张的状态中。”
“我的肩膀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你的姿势说明了很多问题。难道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件事吗？”
“没有。”
“嗯，一般人的观察力都不大行，对吗？”
星象学和算命经久不衰，这表明我们多么渴望得到理解。这种愿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疑心，我们倒不去怀疑这些理解有多准确。埃里克明白，只要告诉别人说，你理解他们，就很快能赢得他们的信任。一般人都相信自己其实有自知之明，因此只要认为他们所作的分析有几分道理，无论这是出自别人的口述还是来自有关双子星座的文章，他们便立刻会软化下来。
“这儿真吵，我们别去跳舞了，”埃里克说，“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喝点东西怎么样？”
“这个时候都关门了。”
“或许还是回去，到我那儿谈谈心吧。”
“什么？”
“我是说或许可以到我那儿去。”
“这真的很难说，”艾丽丝回答道。她倒是很想接受这个邀请，但是不愿意显得像是那种一招便走的女人。
“问题是我的钥匙，”她说，“我家门上那把锁很怪，要有窍门才开得开。我告诉同我合租房子的朋友，要是她先回家，就把另一把锁锁上，要是我先回家，我就把门廊里的灯留着，不再上锁，按门铃就可以。嗯，反正我要说的是，这确实有点困难。”
如何听任自己让人勾引，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要是一口答应下来，那么你就显得太贱，要是慢吞吞地回应，那很可能使对方失去兴趣。艾丽丝究竟是甘冒不顾自尊的风险，接受埃里克的邀请，到他家里去谈心，还是甘冒永远不再见到他的危险，礼貌地说声再见呢？
过分拘谨和不够检点可能会同样令人焦虑。一个人很可能因为害怕对方永远失去兴趣而同意立刻做爱，也可能因为害怕轻易失身会很快被对方抛弃，从而永远拒绝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