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吧，电话就在这里，警察会同意我的看法，你光着身子比穿衣服漂亮得多，”他回答说。
“别这么可恶，埃里克，要是你再不还我，我真的要生气了，”艾丽丝说，她站在起居间中间，活脱是个身上没有无花果叶遮挡的焦急的夏娃。
“别急啊。”
“别急。你觉得好玩得很，是吗？告诉你，我难受死了。好吧。那么，请把衣服还给我。”
“好吧，亲爱的，衣服就在厨房边上那个壁橱里——别这么发急呀。”
（4）情感上一丝不挂
无论埃里克为自己能如此从容地展现肉体觉得多么骄傲，他对另一种形式的一丝不挂却极其羞怯——不过，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长时间以来，艾丽丝都没有能将它同自己对裸体的害怕联系起来。埃里克也许可以光着身子欢快地在小河和森林中游戏，但如果要他一丝不挂地袒露自己的感情的话，他会以一种无法比拟的紧迫心情飞跑去寻找一件象征性的睡衣。
情感上的一丝不挂很难以觉察，因为很难对它作出清晰的界定。肉体上一丝不挂是眼睛看得见的——因此在这方面过分拘谨的人很容易受人骚扰，衣服很容易给强调肉体舒适、讲究寻欢作乐的当代伦理学家藏起来。但因为“自我”都藏在躯体的外壳里面，情感上的羞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现，才能暴露，尽管在这方面过分拘谨的人也可能同样多，或许还更多一些。
情感上一丝不挂的关键是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之处袒露在另一个人面前，这一来你就把自己完全交到了别人手里，除去自己这个人之外，我们再也无法依靠其他方式来引起别人的好感了。我们再也不能借助撒谎或者咆哮，借助吹牛或者漂亮的言辞来掩饰自己的意图了——就像蒙田所说，人在临终时情感上是一丝不挂的，他说话必须使用明白易懂的法语（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母语）。
我在承认自己有某种需要时就在感情上袒露了胸怀——没有你我就完了，我并不真像我表面上装出来的那样独立坚强，我只是个远不那么值得钦佩的弱者，我对人生的道路和意义并没有多少把握。在我流着眼泪把一切告诉你时，我相信你不会去告诉别人，要是让别人知道我就完了，在我不再装出色迷迷的样子瞧着晚会上其他人，而是承认心里只有你的时候，我也撕破了小心翼翼地摆出来的不易堕入情网的伪装。我变得毫无防卫之力，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就像是马戏团里绑在木板前的演员，任凭别人飞刀扔在离我肌肤只有几英寸远的地方，这些刀子全是我自愿递给对方的。我允许你看见我蒙受耻辱、犹豫彷徨、失去自信、憎恨自己，因此无法使你得出不同的结论来（我是不是需要这样做呢）。我很弱，因为我让你看见我半夜三点钟时惊惶失措的面孔，我无缘无故地焦虑，完全忘却了我在晚饭时夸夸其谈的那些乐观的哲学观念。我学会了接受这种巨大的风险：尽管我不是日常生活中那个信心十足的名人，尽管你对我各种各样的恐惧和焦虑了如指掌，但你仍然会爱我。
那么，情感上的衣着是什么呢？它包括一整套的衣物用来保护自己，不让别人看到自己柔嫩的内心世界，不肯将自己情感上的私处暴露在别人眼前，不让别人知道“我需要你”这个隐藏在心中的强烈愿望。穿上衣服也就是拒绝把自己置于本人无法控制的另一个人的掌握之中，这个人很可能由于不回你的电话或者同别人调情，真正使你伤心欲绝或者气得发狂。
埃里克要是不能肯定自己情感的衣柜里装满了双层衬里的套装，是很少会交女朋友的，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能保证他的生活并不以爱情为惟一支柱，他把幸福的基础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必被迫拱手交给别人。
你可以把这一领域的建筑师分为两类，一类是浪漫型的，另一类是理智型的。理智型建筑师的基本原则是，建筑物的重量必须分布在许多支撑物上（越多越好），这样，在意外发生时，重量可以从受损害的部位转移到其他一系列完好的支撑物上。
埃里克将他的份量广为分布；他的支柱包括同几个女朋友保持关系（免得在遭到某人拒绝时引起大厦倒塌），结交足够多的朋友，这样即使同某一部分人闹翻也无关紧要，挣到足够的钱，以减少某一项交易出毛病的风险。
艾丽丝则全然不同，她是个远不那么精明的建筑师，因为她倾向于将她所有的需要都放在一根支柱上，对它能够承受全部重量抱着一线希望。
尽管目前这根支柱就是埃里克，但他却显然并不愿意承认自己起着这种支撑作用。在他身上有着某种“不是我”的指认味道，他犹豫着不愿接受他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他问：“我有什么感觉？”“我们这样在一起是干什么？”“我们下个周末要干什么？”
他所以这样闪烁其辞，倒不是因为对艾丽丝的种种优点不屑一顾，只是因为，他对待这些优点的态度突出地表明，他在情感上是个十分拘谨的人——他不愿意承认，要是自己生活中缺少具有这些特点的人的话，他是会有很大麻烦的。
起初艾丽丝把这也看成是老规矩——他们才相识了几个礼拜，总不能指望两人会告诉对方自己多么重视这种关系，因为担心对方并没有这种想法。只要一方不能对未来作好打算，那就无法谈论有关未来的设想。
男女二人首次同床之后，在正常情况下，谈一谈下次见面是几天之后还是在几个星期之后是意味深长的。要是一方说：“那么，等我生日那天我们一起去看戏吧”，而生日又是在两个星期之后，那么，他或她说这种话绝不是随口而出的。这一建议婉转而清楚地表明两人的关系至少会保持到两个星期以后。随着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一方希望设定的时间框架不断加大，最后他或者她可以信心十足地提议：“我们干吗不从现在起积点钱起来，明年年底去滑雪呢？”甚而至于“等退休后坐游轮去度假好不好？”
可是埃里克所设定的时间框架却短得可怜，它很少会超出本星期之外。尽管艾丽丝希望有关未来的安排很快就能够更明朗些，埃里克却想出各种聪明的办法，避免让自己在时间问题上把“我”牵涉进去。
甚至就连他情感的表露也不是直截了当的。他们俩最近去看了一部糟糕的美国电影，说的是在得克萨斯有两口子为环境所迫分开了，但是对他们来说爱情超出了一切。男主角（电影中叫比利）同埃里克极其相像，这一点艾丽丝和他在走出影院时都说起了。那天夜里，埃里克觉得同艾丽丝特别亲热，在走回到汽车跟前时用两条手臂拢住了她。他想要告诉她说她是多美丽，他又是多么爱她，可是他开口时一改平时说话的口音，模仿起电影中男主角的腔调来。
“心肝宝贝，妈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招人疼的小妞儿，”埃里克学着比利以得克萨斯的口音拖长调子说。
“哦，你说这话可真好，”艾丽丝以她平常的口吻回答，一边握住他的手轻轻抚摸。
“要知道，你是密西西比河这一边最可心的人儿了，”比利/埃里克诗意盎然地说。
“是吗？那么密西西比河那一边该让我吃醋的女人是谁呢？”
同样，埃里克也习惯于以身体不怎么舒服为借口来掩饰自己感情上的需要。要是他想引起艾丽丝的注意，他觉得最好的办法便是声称自己着了凉，患上了感冒或者腰疼得要命，他宁可以肉体的不适为幌子，拒绝承认自己内心可能真的很痛苦。
既然生了病，那就得戴上毛线帽子，用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躺在床上哼哼说自己马上就要没命了。
“艾丽丝护士呀，来帮帮病人的忙吧，能不能做做好事，替我把维生素C片拿过来？”他总会像临终的病人那样在床上喊。
通过让自己和艾丽丝扮成病人和护士的角色，他可以避开“爱人/被爱的人”这种关系所包含的危险；大声叫人拿给他滴鼻剂和咳嗽药水，可以满足人人具有的希望得到别人搂抱和关爱的原始需要。
六月份，埃里克乘飞机去法兰克福，其任务就是为他的银行争取一桩很有赚头的业务，想不到这笔交易给一家德国银行抢了去，他垂头丧气地回了伦敦。那天晚餐是艾丽丝做的，他不作一声，沉着脸只顾吃饭。饭后他坐到沙发上，因为他显得这么灰心丧气，她躺在他身边，双手抱住了他的脑袋。
“喂，无论你是不是带回来大把的德国马克，你总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她捋着他的头发同他说，柔情地望着他。
“见鬼，艾丽丝，别这样可怜我，好吗，”他回答说，对一个怀着苛刻而孤独的信念，认为只是事业有成才值得让人爱的人来说，这个反应是很自然的。
（5）慷慨大度
埃里克一向显得十分慷慨。甚至就在他没有什么钱的时候，他也总是争着请人喝酒或者在餐馆里付账。每当朋友过生日，他总不会忘记送鲜花或礼物，他捐钱给好几个慈善组织，并且自己掏腰包给秘书加工资。他同艾丽丝逛商店时，常常是他付账，因为他知道自己挣得比她多得多。
有个周末艾丽丝和朋友一起去多塞郡玩，回来时给埃里克带了件礼物，那是当地产的奶酪，用铝箔包得严严的。
“这是小农舍里自产的，只有两三头奶牛，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不过你是会喜欢的，”艾丽丝说。
“你真好。还从来没有人送奶酪给我呢，”埃里克回答，使他感动的不仅是这件礼物，还因为她竟然这么真心，不怕麻烦，把奶酪包得好好的一路带回伦敦来。
奶酪味道确实不错，但是艾丽丝这件礼物中所包含的一腔柔情却使他觉得负担很重，这要远远超过奶酪本身——这件礼物使他觉得自己欠了她的情和爱。奶酪放在冰箱里，它表现出艾丽丝是多么真心为他着想；她特地跑到农舍里，付了钱，把奶酪包好后放进手袋里，在做这一切时她心里想的全是他。这多么令人愉快！又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埃里克第二天就去买了一个漂亮的戒指，把感恩的负担转移到艾丽丝身上。戒指是他俩在牛津大街附近一家店铺里看到的，式样他们都很喜欢，艾丽丝吃了一惊。
“真叫人没法相信，”艾丽丝打开盒子时嚷道，冲上前给了埃里克一个吻。“你真是太大方了。”
在金钱上埃里克是很大方的——戒指很贵，然而这样做在感情上看也许并不怎么大方，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吝啬的举动，它用来抵销艾丽丝花五镑钱买奶酪所包含的一片深情。在送礼的问题上他不甘心落在对方后面，除了他喜欢送东西给人之外，还因为他讨厌处在欠人情的地位，使自己失去了主动。
尽管在金钱往来上，欠债是理应受到谴责的，但奇怪的是，处理得当的债务却是友谊和爱情的重要支柱。良好的财政政策很可能是糟糕的爱情政策——因为爱情的一部分就是欠债，同时愿意接受由于欠人东西而引起的不确定感，把自己交给对方任凭处置，让对方决定自己应该以何种方式何时还清债务。
尽管埃里克及时还了债，但对艾丽丝来说却很可惜，他在情感上没能达到同样成熟的境界，而是忙不迭地把欠她的情还掉了。
[1] 包豪斯是德国著名的建筑师。
[2] 露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人类学家。
[3] 克里希纳默蒂，不详；阿伦·瓦茨（1915—1973），美国哲学家，著有《禅的精神》、《禅道》等书籍。
[4] 《爱情故事》是根据同名的美国通俗小说改编的电影。
了解对方
艾丽丝同埃里克已经相好五个多月了。在八月的第一周，她接到了一个来自荷兰的朋友的电话。这个朋友是她多年前在马萨诸塞州夏令营里认识的。
“还是把实情告诉我吧。那人是谁呀？”莫尼卡问。
“他叫埃里克，在银行里工作。”
“这事有多久了？”
“噢，天哪，有好几个月了，大约半年了吧。”
“性感吗？”
“哎，还行吧。”
“他相貌怎样？”
“相貌怎样？”
“对啊，这你知道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跟他好上了啊。”
“嗯，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说，他有点……他只是有点儿怪，”艾丽丝说着，自己也笑了，因为她并没有打算这样说，可“怪”这个字眼就从她嘴里滑了出来。
“怪？”莫尼卡问，“你交的男朋友一向都很正常啊，你怎么啦？”
那天在回家的路上，艾丽丝以各种动作倒错症所具有的精确性，意识到“怪”这个词儿也许比其他礼貌的说法更能反映她的真实感情。埃里克在表面上并不怪：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拿破仑，也不戴着浴帽睡觉；但总的说来，他的行为使艾丽丝觉得很怪，因为她根本拿不准他到底要做什么事。
我们如何对待别人，这种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下意识的观念决定的，我们不知不觉中会猜想对方大概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来。我们心中会对别人的特点勾勒出一幅图画，然后以此作为指南，决定自己在同对方打交道时该说什么话，采取什么行动。这一模式是这样运行的：“假如我做或者说了x，那么他／她就会做y……”由于这一模式的内涵要丰富复杂得多，它还是能让我们作出多少带有试探性质的声明，说我们对某人有所“了解”。艾丽丝想起她曾看见过美国画家简尼·霍尔泽在广告牌上写的一条警句。它很简单，是这样的：
艾丽丝当然还不至于真的向某人吐牛奶，但她有时候会自娱自乐地想象向别人进行这项试验的情景：在火车上坐在她对面正在阅读体育新闻的那个人会作出何种反应？这个政府大臣又会如何？出租车司机或者花店店员会怎么样？这一想象中的试验自然很荒唐，尽管如此，它却能够很快地揭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是会勃然大怒呢，还是会觉得幽默或者完全受不了？艾丽丝发现，在她想象着进行这项试验时，对有些人的反应她总是具有十足的把握，而另一些人呢则使她完全摸不着头脑。
例如艾丽丝可以把握十足地声称“了解”（即可以预见）同事赞德娜的行为和性格。赞德娜三十五岁，是个会计，办公桌就在艾丽丝对面，她身穿黄色和紫红色的上装，你可以将她的行为图描摹得惟妙惟肖，其精确程度简直令人发笑。
赞德娜在本质上也许是个心理活动很复杂的人，但她听完别人的话之后的反应会如何，这一点别人一猜一个准。她惟一的话题便是别人命定比她过得好，她有责任让别人知道（每当喝咖啡休息时）她是多么失望。要是艾丽丝同她说她周末过得很愉快，赞德娜的第一反应肯定不会是“向你祝贺”，而是“我的周末怎么从来就过得不愉快呢”；假如有人得到了提升，她总会说：“他们这样做只是故意惹我生气。”如果有个英俊的男子走过她们的办公室，在一到三分钟之间（艾丽丝为了取乐，替她计算过），赞德娜肯定会发表一通言论，啰啰嗦嗦地抱怨自己的男友是多么不如别人——她的男友是个体重超常的电工，确实显得很差劲，精神正常的人都奇怪赞德娜怎么会挑中了他。甚至到楼下小吃部买一个别具特色的夹心三明治也会引出这样一番话来：“我怎么从来没有买到过这样好的夹心呢？”
没有哪个人比这位可鄙的同事更令艾丽丝讨厌的了，但是她不得不承认，同赞德娜的交流也还可以。糟糕的是，她同埃里克的关系就缺乏这一点。她不像“了解”赞德娜那样“了解”埃里克，她同他在一起时无法参照赞德娜那一套固定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她心中，他多多少少仍然是个谜；他这人一会儿突然来阵脾气，一会儿又大方得要命，他在情感上存在着盲点，在认识上又极具洞察力。这一切，同艾丽丝熟悉的各种心理模式全然对不上号。
有时候同埃里克在一起时，她会发觉两人的谈话很有些尴尬，很不自然。“今夜我们仿佛是陌生人。”她总是说。
“是吗？”
“对啊，我觉得昨天晚上我们真的很愉快，今晚呢，仿佛刚刚才见面似的。”
“嗯，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吗？冰箱里还有没有意大利面条呀？”（埃里克有一种出色的本领，他能使自己显得一点没错，问题都是别人惹起来的。艾丽丝觉得自己真傻，方才竟然把这件事提了起来。埃里克高高兴兴地吃起剩下的那点卤汁面条来。）
艾丽丝也无法预料埃里克什么时候会发脾气。要是她焦虑不安，她就习惯用针织套衫的袖子掩住自己的面孔。那天坐车去汉普斯特时，她又下意识地这样做了，埃里克突然踩了刹车，朝她大声吼道：“见鬼，你别这样！”
“别怎样？”艾丽丝大吃一惊，问道。
“你的手，哦，还有套衫，”他的话夺口而出，几乎没法把他的恼怒之情说清楚。
“对不起，好，天哪，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呀？”
“不为别的，我看了就是生气。”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他是个脾气极坏的混蛋，为了一点小事就要乱发火呢？不，使她惊奇的是，对有些会使别人紧张不安的事情，他的反应却很平静。在公司派她去彼得伯勒访问主顾时，埃里克把自己的信用卡借给了她，谁知她在皇家十字车站打电话时把它弄丢了，要不就是被偷了。一想到得把这事告诉他，说是他的VISA卡被她在某个繁忙的车站丢了，她就忐忑不安；想到他的反应她害怕极了，最后决定作最坏的准备，她严肃地对他说：“看来我们的关系就要到此为止了。”
“什么？干吗呢？”
“因为我出了件可怕的事，简直不可原谅，我们最好还是就此一刀两断吧。等会儿我把自己的东西从卧室里拿出来，叫辆出租车，我们还是分开过一段时间，然后也许会……”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在说什么呀？出了什么事了？”
“噢，糟透了，”艾丽丝说，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什么事呀？”
“我不能告诉你。”
“你一定得告诉我才行。”
“我不能。”
“别犯傻了，什么事呀？”
“我把你的信用卡丢掉了。”
“就是这件事吗？天哪，你真把我给吓坏了。”
“你是说你并不在乎？”
“不在乎，没有关系，只要打个电话到发卡的银行，他们会把原卡作废，到星期一再寄一张新卡给我的，再简单也不过。艾丽丝，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没关系，真的，我不骗你，丢了一张旧信用卡有什么要紧？你没有丢掉什么更值钱的东西，这就很好。喂，这事就别再提了，根本不值得为它多费口舌。”
埃里克的行为难以捉摸，这无法满足艾丽丝的需求，她总希望能有确切的把握，她不断勾画他的性格，但是由于他脾气善变而不得不重加修改。她愿意并且尽力对这种混乱状态作出最好的解释来，这证明她是爱他的。要是他动不动就发怒，那只是因为他工作压力太大；要是他沉默寡言，那只是因为他累了或者饿了。她一度对埃里克下的定义是“这个人对自己的善良大吃一惊，从而感到屈服投降的危险，他只好乱发脾气，以冲淡这种印象”。在他又一次无缘无故地发火时，她告诫自己：“别把这看成是针对你的，他这个人本性善良，但出于某种不清楚的精神创伤，他会生别人的气，其实他是对自己不满。”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把他同别人在情感上缺乏沟通归结为“羞怯”这一心理状态。对他做爱后的生硬态度，或者打电话时突然把话筒挂掉都归结到这一点上去。除此之外她还有这种想法：他很有英国人的脾气——这类内涵并不清楚的概念来自对民族特性的通俗看法，据说英国人喜欢把蔬菜煮得烂熟，不喜欢谈论自己的感情。尤其在她与他父母一起板着脸一声不响地吃过一顿饭后，她更形成另一种看法：“他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无怪会这样。”
因此，艾丽丝将他说话不多以及其他一些令她心烦的行为归结为三个含蓄的标题：
（1）羞怯
（2）英国人的脾气
（3）父母的影响。
可是，她刚刚对他的这些性格稍有习惯，他们到伦敦郊外一个朋友家度周末时，埃里克却又表现出绝然不同的一面：他和朋友在一起时十分健谈，性情温和，体贴人，显然没有英国人的脾气。看来，得从其他方面对他的寡言少语作出解释：
（1）工作压力太大
（2）生活在城市里
（3）（更令她忧虑的）他内心很热情，但她没法让他表现出来。
仿佛埃里克有一种免疫力，使你既无法全心全意爱他，又无法全心全意恨他。他能敏锐地感到艾丽丝会在什么时候对他们关系的实质寻根问底，但在别的时候对她的感情却毫不关心。他这样做很可能是故意为之，有时候他会好几天不理睬她，使他们的关系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只是在她准备同他摊牌之前，才忙不迭打招呼修复关系。
她不得不承认，对这个心爱的男友，她了解得真是太少了，他的一举一动对她仍然是个谜。埃里克仍然像他们第一次共度良宵那天夜里一样令人不解。在他们初次相逢时，她似乎对他已经有所“了解”，如今，她却没法这样说了。他仿佛是一件远观时相当完整的物体，走近一看，却有千万道裂痕。她心中暗自纳闷，这么多显然无法相容的东西如何共存在一起，再不大想去费力解读这一无法预见的特性，这种不稳定的性格；你得不断地对它加以探询，进行解释才行。
预见性
在我们需要弄清某人是好是坏之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有十足的把握得出结论。我们指望，这个人要就是很好，要就是很坏。当然，如果他为人不错，他向我们提建议，记得我们的生日，那就最好了。但如果他为人很坏，心肠不好，也许还很恶毒，那么我们只要不同他打交道就行，我们可以轻描淡写地说，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同这类人待在一起。
难以理解的是，有的人可以对手下的秘书很好，但对自己的配偶却很坏；有的人可以在数学上极其出色，但在感情问题上却很低能；有的人做蛋奶酥是一把好手，烧羊肉却一塌糊涂。即便为了减轻人的过失而加入保护野生动物组织，我们也一定不乐意听别人说希特勒也喜欢儿童和动物；即便自认为感情丰富，看《白雪公主》时会掉眼泪，我们一定不愿听人说，那也是伊迪·阿明[1]最喜欢看的影片；即便喜爱德国文学，可听说在解放奥斯威辛时，指挥员发现党卫军军官遗留的物品中就有歌德的著作，我们一定会觉得心烦意乱。就因为《诗与真》[2]中的文字使自己大受感动，就可以摆脱参与大规模屠杀的罪责，这岂不太妙了吗？
在翻阅福楼拜的另一部传记时，我们发觉传记作者把这位著名的作家称之为“怪物”，他的身上“充满了矛盾”：
他热爱秩序、安逸和等级制度，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布尔乔亚，正因如此，他就更加讨厌布尔乔亚。他谴责所有的政府，但当下层民众起来与政府对抗时，他却受不了他们的过激行为……他同神职人员是死对头，但对宗教问题却很感兴趣；他醉心于女性的魅力，但却拒绝拜倒在女子的石榴裙下；他在艺术上是个革命派，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十分保守；他渴望友谊，但大部分时间却离群索居……[3]
特洛亚先生[4]决定把这些称之为“矛盾”，这同修女假装天真有些相似，她们在突然见到狂欢场面时，往往会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因为人性看来并不完全符合她们的期望。它隐含着一种依恋之情，就是希望能出现一个“不”矛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那些醉心于女性魅力的人都会不知不觉地自动堕入情网，拜倒在他们心上人的脚下；每一个对宗教问题感兴趣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想要同神职人员一起喝茶；那些渴望交朋友的人会立刻参加桥牌俱乐部。
福楼拜的情况似乎与此完全不同，他的心灵（用哲学家阿美里·洛蒂的说法）就像是“会计学中的复式记录体系”，一些互不相容的东西分列在平行的铁轨两侧。
人们可能会指责写传记的人分析人性时往往不愿意采取这种铁轨式的方法，而是企图发明种种巧妙的说法来抹去笔下人物性格上的矛盾。如果某个革命家喜好美食，那么他也只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才这样做：“托洛斯基喜好鹿肉和嫩牛里脊肉，他这样做只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同吃素的议员对抗，因此加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垮台……”理性主义哲学家卢梭在作品中赞美儿童，但却不肯抚养自己的子女，他这样做也没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卢梭对自己的子女表面上似乎很不好，但在他心底里却满含爱意，因为这其实是想培养他们接受社会的严酷考验……”
当矛盾之处有可能对传记对象造成严重影响时，便可以用“天才”这个词来挽救。福楼拜身上充满了矛盾，但他能够写出《情感教育》来，付这点代价也就不必计较了；毕加索对他几个妻子都很不像话，但他画出了许多重要的作品——也许复杂了一点，但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人们难道会指望他画一些简单的东西吗？“天才”是用在智力超常的人身上的，换了平庸之辈，那就是“疯子”。这是一种极端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妙的是，正常的规则根本不适用。
可是在传记的圈子之外，性格上的矛盾似乎就算不上有什么反常。福楼拜对两种不同的事情都想要，他说的是这样，做的却是那样，对此，我们决不会称他为“怪物”，他那些杂乱无章的欲望只是给我们以足够的证据，说明他除了写出几部文学巨作之外，心里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念头，跟常人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埃里克不写小说，也没有什么传记作家来跟踪收集他复杂的性格的各个侧面（只有情人除外），但是他的前后矛盾之处完全可以同福楼拜相媲美。
由于埃里克对自己这些矛盾之处满口承认，这也就使它们变得更加无可责备了。他会高高兴兴地同艾丽丝说：“我知道我是个疯子，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有什么好的。”
有一种令人泄气的坦露胸怀的方式可以称之为克里特式，那是根据“克里特人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说谎’”这一悖论命名的。克里特人以这种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性格，便带上了含混不清的色彩，使得听这话的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埃里克某一时刻说的话与他在另一个时间说的或者做的完全矛盾：他声称克里特人都说谎，但又说自己也是克里特人，如此一来，他之前说的话也就完全不算数了。埃里克根本不是对自己身上的矛盾之处毫无知觉，他其实比大多数人都更加清楚。在他脾气暴躁这个问题上，他也是采取了克里特人说话的方式，先承认自己脾气不好（坏脾气的人说：“我知道自己脾气不好”——于是别人就不大容易批评他了。）这使艾丽丝纳闷：“假如他真是个坏脾气的混蛋，那他怎么会这样说呢？”在她心目中，她认为对某个缺点有自知之明几乎就等于没有这个缺点：“真正是混蛋的人决不会认为自己是混蛋。要是埃里克意识到了这种危险，那他怎么会真的那样呢？”
有些人天生就坏，坏得几乎连自己都觉察不出来，从概念的角度（与道德的角度相对）来理解这种人可以说毫不费力。可是还有一类人就不那么容易打发了，因为他们对别人讨厌自己的原因并不是毫无知觉，可以说他们能作自我批评，因此，外界对他们的抨击反而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很可能埃里克接连几天行事都令人莫名其妙，但他又会突然对艾丽丝说：“我知道自己这会儿很不像话。说真的，我完全明白你心里多不痛快。别以为我对你失去了兴趣什么的，我只是一时这样。”
他的前后矛盾使她几乎对逻辑的理解发生了动摇。一个男人既然爱她，又怎能对她这么冷淡？她常常想把这个方程式的一个因子去掉，以使矛盾得到消除——也许他并不爱她，要不他也许并不真的对她冷淡，他只是累了，或者不好意思表达出来。
可是他从来不会让她得出这种可靠的结论，因为，她刚刚想让自己泰然面对这种或者那种局面，他又会立刻承认自己不好，使她失去谴责他的根据，推翻她的结论。他使她无法以爱恨交织的心情来对待他：似乎他对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情理解得更透，而且也比她更快，这就使她只能抱怨，但却又失去了原先抱怨他的理由。
“我不怪你生气，”他总是坦率地告诉她，“说真的，要是让我在这件事情上作出选择的话，我也不会同像我这种脾气的家伙一块儿生活的。”
伟大的俄罗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一项鲜为人所知的实验中发现，如果对一只已经训练有素的狗不断发出一些混乱的信号，到了一定的程度，这只狗便会发抖、大小便失禁，产生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如果在喂食前的铃声响过之后，却回回端来空盘子，在重复数次之后，狗便可以适应“铃声表示没有食物”这一概念。但是，假如铃声响过之后，有时端来食物，有时候又端来空盘子，铃声完全乱了套，狗就会完全糊涂，它不知道如何着想，因为食物是否会出现毫无规律可寻。铃声一会儿是这个意思，一会儿是那个意思（尽管总是与自己的期望相反），这只狗便会慢慢地失去理智。
[1] 伊迪·阿明（1925—），1971—1979年间任乌干达总统，以残暴著称。
[2] 《诗与真》是歌德的自传。
[3] 作者原注：见亨利·特洛亚《福楼拜》，吉恩·平克汉姆译，1993年维京出版社出版。
[4] 福楼拜的传记的作者。
爱情的永久性
心理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有个著名的观点，他提出要是把一个婴儿同母亲分开，那么，在经过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之后，婴儿便会以为母亲从此消失，不再认为她还会再回到自己的身边来：
对母亲存在的感觉可持续x分钟。要是母亲离开的时间超过x分钟，那么，那个无意识意象便淡化了，同时婴儿也停止使用愈合象征的能力了。婴儿觉得焦虑，但是这种焦虑很快就消除了，因为母亲在x+y分钟之后回来了。在x+y分钟之内婴儿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在x+y+z分钟之后婴儿的心理受到了损伤。在x+y+z分钟之后母亲再回来并不能使婴儿已经变化的状态得到消解。这一损失意味婴儿生活的连续性已经发生了断裂……[1]
温尼科特的见解的深刻之处在于，母亲在婴儿心目中的形象是极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很可能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母亲如果到海外去十个月，无论她从国外寄回多少礼物，但对儿女来讲，她就像是离开人世一样。与此成为对照的是，成人对离开自己身边的人的生存具有坚强得多的信心。某人的母亲可以去澳大利亚一年，但她的形象仍然不会因为时间和距离而有所损害，即使她没有如自己答应的那样寄回明信片，别人仍然记得她。她不会因为仅仅不在孩子身边就从他们的心目中消失——眼不见不一定会导致心不想。
温尼科特强调，这种“形象的永久性”，即能确保客体在视觉范围之外持续存在的感觉，不是先天的，而是在发育过程中形成的。它不是遗传的，是由我们逐渐习得，是在信心感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之所以会有这种信心，是因为迄今为止母亲都会回来，她以及在成人生活中代替她的人（情人和朋友）都会继续这样下去。
除去这一论点，心理学家让·皮亚日发现，在某一年龄段之下的孩子并不知道移出他们视觉范围的物体还在别处继续存在着。你可以在一个八到十个月的婴儿面前摇晃一只玩具熊，然后把熊藏到垫子下面，婴儿不会想到去寻找它，他或她只是认为熊永远消失了。婴儿会对这只熊象征意义上的死亡感到伤心，但却不会抹掉眼泪去找它。但是皮亚日提出，在这一年龄段过后，小孩会逐渐产生足够强烈的意识，能够感觉到所谓的客体永久性，促使他或她去寻找熊。由于习得的信心，孩子知道熊仍然存在于某个地方，从而能把它从垫子底下找出来。
把温尼科特和皮亚日的理论用到艾丽丝和埃里克的关系上也许过于牵强，但重要的是它也有个永久性的问题，不是“客体的永久性”，而是“爱情的永久性”。这种爱情的永久性意味着什么？意味对另一方的爱情满怀信心，它能不受眼前的证据或征象的左右，相信自己的心上人不会移情别恋，尽管情人去米兰或者维也纳度周末了，但相信他或她都不会同另一个异性一起饮卡布其诺咖啡或者吃萨克大蛋糕[2]；相信沉默也就不过是少说几句话而已，并不说明爱情消失了。
艾丽丝为了感觉到埃里克对她的爱，常常需要抱有某种信念，这同婴儿在母亲离开时的信念有些类似；也就是说尽管不在视线之内，也没有什么触摸得到的证据，但仍然不肯放弃。有很多次他们一起吃饭时，她觉得他这个人并不真正在场，他身上最重要的那部分仍然在办公室里或者在更加糟糕的地方，他的心给外汇交易上的危机或者某人闪烁的眸子给拴住了。她会握住他的手问：“一切都顺利吧？”他总会回答：“那当然，”仿佛她提了个犯禁的问题似的。他的话变得没有感情，她会感觉到他对此时此地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他说话时仿佛对面没有她这个人一般。他说：“我真的想在周末见到你，”然而他说话的口气却又仿佛在说：“也许还是待在家里好”——这一区别的证据便是他在“真的”这个词的后尾改变语气，而在“你”上面又稍稍低了下来。
然后又会来上一段情意绵绵的时刻：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他会伸出胳膊，拢住艾丽丝，吻她的头顶。这从象征意义上看，表示他像母亲那样回家来了。但是，在时间x（即他沉默下来或者他的话变得空空洞洞的那段时间）和y（即他吻她头顶的时间）之间的那段间歇却使人处在焦虑的状态中。艾丽丝是懂得如何对待这种情况的，她不会像温尼科特提到的婴儿那样把他给忘掉，然而她还是体验到一丝被抛弃的婴儿所感受的初始痛苦，她会可怜巴巴地问自己：“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做错了呢？”
爱情有能力将一个其他各方面都很理智的人转化成一个成天胡思乱想、担心大祸临头的偏执狂病人——“他／她不再爱我了，他／她觉得厌倦了，我敢肯定一有机会他／她就会同我一刀两断……”偏执狂很可能是对爱情的最自然的反应，因为爱情就意味把对方当作宝贝，从而时刻担心有可能失掉对方。但对那些已经饱尝失恋的痛苦的人来说，爱情只能是在伤口上抹盐。
艾丽丝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放心：她担心住所的煤气管会不会漏气；飞机起飞后听到怪声音时她担心会不会是发动机起火了；背上长了个小痣她担心会不会发生癌变，担心她会不会失去记忆失去朋友。
很难追溯这类担忧的根源。它显然同担忧的对象本身无关：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担忧只是一种“症状”。如果再回到温尼科特的说法上去，它也许同艾丽丝孩提时期的经历有关。也许，她母亲回到她身边时，已经超过了x+y+z这段时间。她母亲确实很靠不住。她会从她同第三任丈夫居住的迈阿密打电话来，对她说，她是多么爱她，又是多么盼望下次来欧洲时能同她见面。然后她会飞到伦敦来，住在一家豪华旅馆的套房里，打电话给艾丽丝约好见面时间，但是却会迟到一个小时，打招呼说她在再三考虑之后还是去找了足疗师修脚，没料到那位可爱的女足疗师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艾丽丝在上大学时，曾经同一位留胡子的海洋生物学家有过一段恋情。他们热烈地相爱了几个月。后来，在五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那人突然说：“听着，我想我和你这种男朋友－女朋友的关系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且不说这句话在语法结构上多糟糕，它的内容对她来讲简直如同晴天霹雳。就在前一天，他们还一起在河上荡桨，他还同她开玩笑说，他们俩的皮肤类型很相配，边说边玩弄她的双脚，抚摸她的膝盖。怎么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时之后，他竟会突然决定再也不能维持他所谓的男朋友－女朋友关系了呢？在她把自己的手伸给他和他握住她的手时，他们俩的感情一定是大不相同的。
这场经历促使年方二十的艾丽丝心中的一些幻想趋于破灭。她由此意识到，有些行为很可能不是出于真心：一个男子可以亲吻她，握住她的手，但这时他心里想的可能完全是另一码事，在表面现象和深层目的之间存在一种几乎是不道德的落差。
这就引发出一个有关信任的问题。她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相信别人的诚意，她遭遇到的每一次背叛都越发使她坚信背信弃义就是人类的本性，因此必须对人敬而远之。假如说她这会儿出现了偏执狂的症状，假如说她渴望比一般人得到情人更多的拥抱，那么至少一半原因在于她需要治疗过去的经历加在她身上的创伤。
我们可以将爱的永久性比作是一座悬索桥，对爱情的承诺就像是支撑的桥塔，而冷淡的时间就像是两个桥塔之间悬索的距离。在头上的一吻，一个含情脉脉的注视，都可以看成是支柱；而默默无言地一起吃饭，打电话过来不接，这些都可以代表支柱之间的钢索。
令人想来奇怪的是，不同的人所需要的承诺程度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爱情关系之间钢索的长度有所不同。要是双方都热情开朗或者只是彼此需要，那么支柱间的距离会非常靠近，也就是说两人之间不断会有情意绵绵的表现，在每两根支柱之间都很少有松弛之处。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在很长的距离之间都没有支撑物。
两个支柱之间的钢索的长度往往取决于情人的脾气和经历。有些人认为自己天生就讨人喜欢，他或她不需要对方作出多少承诺，钢索可以长至几百米而不需要支撑。这种人不需要多听对方说“我爱你”，因为可以用“我爱自己”来弥补不足。这种热爱自身的人在恋爱时的基本态度就是：“你怎么会不爱我呢？”“既然我的自我感觉良好，你怎么会没有同感呢？”
但对艾丽丝来说，支柱之间的距离就需要近得多，因为她的基本倾向总是：“你怎么可能爱上我呢？”问题不是艾丽丝不相信埃里克，而是她本人认为“自己”缺乏魅力，无法长时期拴住另一个人的心。她怀疑的主要不是埃里克能不能长期钟情于她，而是自己是不是能够保持足够的吸引力。
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如何理性地解释对方表现得不够热情。但对艾丽丝来说，眨眨眼睛或者古怪地笑笑马上就会引发出她一系列的恐惧——“他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在笑我？”这其中当然包含有某种自私或者至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成分。患有偏执狂的人总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别人总是为了“他们的事”发出某种暗号（就连邮局里那个人也在对“他们”眨眼睛）。
然而埃里克确实常常使他俩的关系处在一种完全模棱两可的状态。他看重的是自己的自由，在向别人介绍艾丽丝时，总习惯把她说成仿佛是个萍水相逢的人。在外人面前，他的言行总显得他俩似乎是当天下午刚刚在火车上认识的一样。“难道我就这么差劲，你连我们相好这件事都不肯承认吗？”她常常问。而埃里克一成不变的回答是他们还没有结婚，因此不扯在一起是完全有道理的。
他们最近同埃里克的几个同事一起去西区一家饭店吃饭。艾丽丝坐在桌子的另一头，但她听见埃里克在同一个胸脯大得快要把乳罩胀破的棕发女子谈论乳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