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吻与诉说（出版书）》
作者：[英]阿兰·德波顿
译者：刘云波
内容简介：
该书以第一人称叙述者为女友伊萨贝尔立传为主线，记录其性经历、家庭关系及情感轨迹，穿插精神分析与哲学思辨。通过厨房谈话、普鲁斯特式问卷等碎片化场景，结合心理学理论解构传统传记写作范式，揭示人际理解中隐私保护与真相探寻的悖论。全书采用跨文体实验形式，在缺乏戏剧冲突的日常对话中塑造人物形象，打破小说与学术论述的边界。
目录
书名注解
我的作品在中国
导读 在模糊中探索人性
引言
一 早年
二 最初的约会
三 家谱
四 厨房传记
五 回忆
六 隐私
七 另一个人眼里的世界
八 男人和女人
九 心理学
十 寻找结局
十一 后来
译后记
书名注解
*关于书名的译法，需要作如下说明：kiss and tell作为一条俗语，有“背弃诺言、泄漏秘密”之意，但此处显然也有字面“亲吻与诉说”之意。考虑到本书的题材，编者还是决定以“亲吻与诉说”作为书名。
我的作品在中国
——新版文集总序
阿兰·德波顿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首度中国之行。抵达北京时是2004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的几位中国编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随身带着我所有作品的中文版。从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的编辑向我解释，对于将我的作品引进中国市场她真是既充满期待又有些担心。她说，要想让中国读者接受一个全新的欧洲作家的作品真的很难，除非是那些教你如何取得商业成功或是如何操作电脑软件的书。不过，我的中国编辑也充满信心。因为中国读书界自有一群严肃的读者，他们渴望读到内容深刻、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结果，我的中国之行就演变成一连串的图书推广活动：接受采访、在媒体上露面以及在书店里朗读和签售。虽说大家事先都有过各式各样的疑虑，不过好消息还是接踵而至：我的作品确实在中国卖出去了。《拥抱逝水年华》——一本描写以晦涩著称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书竟然卖了两万册！
写书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大著地球人没有人手一册；另一种人则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竟然有人肯巴巴地花钱买他的书而且认真读过。我属于后一个阵营，所以对于我的书竟然能在中国赢得这么多读者，我深怀感激。我有个网站（www.alaindebotton.com），我每天都能看到中国读者的留言，他们想跟我交流几句，想表达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写作是桩难上加难的营生，可是拥有这么热心的中国读者，感觉确实容易了很多。
返观我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我有时仍不免有些犯嘀咕：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作家——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只言片语连缀到一起，成为一本完整的书。从一开始写作，我就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位。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学术规范。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自觉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
初习写作，我还认识到我喜欢写得尽可能简单朴素。这当然也挺冒险的，因为虽说你是刻意写得朴素，可难免也会冒乏味和幼稚之讥。不过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发现，要想附庸风雅、假充聪明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你只需故作高深，让人弄不懂你就成。如果有本书我看不懂，也许就意味着作者比我更聪明——这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未能免俗的一种普遍的受虐欲心理。我则宁肯抵挡住这种诱惑，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写作，因为我讨论的主题本身就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恋爱、旅行、身份焦虑、美与丑以及分离与死亡的经验等等。
除了要写让人看得懂的书之外，我还立志要写在某些方面能对人有所助益的书。有一种观念认为好书就不该（没义务）对人有任何用处，为艺术而艺术嘛——并非为了实际的进步或是事业的成功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种观念。为了完全改变自己而去啃那些严肃的书籍确实愚不可及，不过，我也认为，抱定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目的去读书，是至关重要的。最好的书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感，却从来没办法明白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
恋爱和阅读之间或许真有某种重要的关联，两者提供的乐趣差堪比拟，我们感到的某种关联感或许就是基于这个根源。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烈，而且更加诚实可靠。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孑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一种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的情境，一时间，我们就像两个早早地去赴约吃饭的爱人，兴奋不已地发现两人间竟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陶醉之下，只能嚼几口眼前的开胃小食，哪有心思再去吃什么正餐），我们也会把书暂时放下，带点乖张地微笑着盯着书脊不放，仿佛在说，“何等幸运，邂逅此君。”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不过，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们自己的体会，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确表达的：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我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我十五六岁时开始认真地读书，当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爱情故事。我把书中的人物都想象成我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活人：我读得如饥似渴，又感同身受。这足可以解释文学何以能够为失恋的人儿带来舒解和慰藉。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学着读书——写作又何尝不是——也就等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个性并非如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密不透风，我们自以为只归我们独有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那么私密——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客观超然的，像你在快餐店里招呼侍应生那么不带感情色彩，而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立的同时也要付点代价：我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与众不同。
我自己在读书时总是很自私：我不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我读书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更有自知之明、更多才多艺的人。我几乎从来都不为了“取乐”而读书。
我希望这能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写了这些书——写这些书是期望它们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的处境。中国竟然也有些读者愿意跟随我探索的旅程，幸何如哉！
2008年10月于伦敦
（冯涛译）
导读 在模糊中探索人性
——阿兰·德波顿和他的《亲吻与诉说》
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家 汪洪章
以貌似传记的形式写小说，或以小说的笔法写传记，以至使小说与传记的写作界限模糊，并在这种模糊中探索人性，特别是探索普通人性，这要算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小说的一个通例。
小说得写人。这种近乎常识的小说观念也许老套了些，但即使在当代所谓后现代的文化写作语境里，要找一两本不写人的小说恐怕是困难的。写人、写人的情感和欲望、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写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的困难，并进而揭示人或滑稽或荒谬的种种生存状况，至少在将来较长的时间里仍将是小说写作回避不了的主题。与同样以写人为职志的传记相比，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小说出现较晚，即使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算起，其整个历史也不过四百年。而西方的传记写作则源远流长，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初的普鲁塔克及其同时代的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前者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后者的《阿古利可拉传》，都曾对西方的散文、传记、戏剧以及史学著作产生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西方，小说虽然晚出，但它却也从传记写作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叙事技巧，早期西方小说的写人手法更是直接脱胎于传记。西方小说史上有个较为普遍而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小说都是以主人公命名的。《堂吉诃德》、《摩尔·弗兰德斯》、《汤姆·琼斯》、《高老头》、《包法利夫人》、《大卫·科波菲尔》、《德伯家的苔丝》，乃至《达洛威夫人》，都让人读来颇似传记。这在中国或近代或现代的小说中较为罕见。四大传奇小说中没有一部是直接以主人公来命名的。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用西方人比较注重彰显人性来加以解释。
写人并力图达到传记写作的真实，以使读者阅读时信以为真，这往往是西方早期小说家的共同追求。笛福的《鲁滨孙历险记》、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以及其后直至十九世纪的许多西方小说都是如此。这种为人性立传的冲动（biographical impulse）至今仍然左右着西方的小说家。当代英国的年轻小说家阿兰·德波顿就是这么一位。
德波顿1969年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在瑞士和英国长大。现任英国伦敦大学高级研究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是位典型的学者型作家。自1993年以来已出七部书。根据其第七部书《地位的焦虑》改编制作的三集记录片将于今年春季在英国电视台播出。除下面要介绍的《亲吻与诉说》外，德波顿比较热销的书还有两部。一部是他的第四本书《哲学的慰藉》（2000年），另外一部是第六本书《旅行的艺术》（2002年）。前者单单在英国就已经售出十五万册，而后者在欧洲和美国、澳大利亚已售出四十万册，这种销售业绩在近当代颇为挑剔的欧美读书界是不多见的。那么，德波顿的书里有什么东西竟能如此吸引并打动当代欧美读者呢？
西方传统文化，经过二十世纪种种现代、后现代思潮荡涤和洗礼，目前正面临着亟待整合重组的局面。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将以什么样的态势，再度使世人惊讶，恐怕是众多西方文化战略家和批评家们正在努力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型作家，德波顿对此问题决不会也不能置身其外。他在从容悠游于西方文史哲的同时，也在结合着他这一代人的生存现状，挖掘整合着西方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从而探索一种足以支撑当代西方人生存的精神基点。他的《哲学的慰藉》单在人口基数很小的英国就能卖到十五万册，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个小数目。根据此书改编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哲学：生活指南》后来又在英国电视四台播出。这些都说明，物质生活已很丰裕的西方人，在自己世俗的人生旅途中，仍然需要从自己文化祖先那里汲取营养以获得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扶持自己。
《哲学的慰藉》选取处理了六位哲人——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塞内加、蒙田、叔本华和尼采。在这六位哲人中，有宁静内敛的智者，有世俗而讲求实际的生活导师，也有颇具诗人气质、勃发着生命意志冲动的强人、狂人。德波顿这种选择处理的方式很见用心。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士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一向讲求儒、佛、道的调剂互补。在德波顿的书中，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到这种调剂倾向呢？哲学家，特别是那些以所谓体系完美而著称的大哲学家，如黑格尔，往往会使普通人敬而远之，但在德波顿看来，真正的哲学不应远离普通人及其世俗的生活，而只关注弄清一些抽象的哲学定义；不应只是提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假设，而对于人们该如何生活得更好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不闻不问。作者是英国人，而二十世纪一些声名显赫的英国、美国的哲学大家，如罗素、怀特海、艾耶尔竟无一人能有缘入选该书。这或多或少透露了作者对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评判。罗素和怀特海都力图将抽象的思辨还原为数学，而艾耶尔则更是直接地认为哲学是个封闭的系统，它与现实生活无关。这样一来，他们的哲学大概就真的不能给人的生存以慰藉了。难怪比较关注人类当下生存状况的德波顿要将他们排除在其《哲学的慰藉》之外。
《哲学的慰藉》中的六位智者都并不怎么热衷于打造什么抽象的哲学体系，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毕其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人性，有的还能以自己的实际人生为例，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当今众多的欧美读者能将目光投向这位如此年轻的学者所写的一部讲人生大问题的小书，也就不怎么令人奇怪了。
即使在行销四十万册的颇似导游手册的《旅行的艺术》中，德波顿也不忘写一些启迪人思又不乏抒情、调侃味道的美文。波德莱尔、华兹华斯、凡·高、罗斯金等人的名字常常出现于作者的笔端。可以说作者在写一本旅游书的同时，实际上也旨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生的大旅途中，人们该如何生活得更幸福？
德波顿的小说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有一定的距离。它们都写得智性十足，充满对西方文、史、哲的议论，可说是熔文、史、哲于一炉而成就的一种新型的小说艺术。他已出版的七部书中，《亲吻与诉说》是少见的比较像小说的作品。
《亲吻与诉说》是他的第三部书，1995年出版，出版后受到欧美读书界广泛好评。当时作者只有二十六岁。该书实际上是以传记的形式写的小说，或者可以说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传记。在前者的意义上，该书遵循着西方小说写作的通例，只不过书并没有以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命名而已；而在后一意义上，该书又对西方历史久远的传记写作有所批评、挑战和探索，同时不乏对当代西方生活的洞见，很能引起普通人性的共鸣。
传统的西方传记一般都写伟人、名人，在大多数情况又都是死人，作者与传主既无一面之缘，那么传主肖像的描绘也就只能依靠传下来的一些硬邦邦的历史资料或传主所写的日记之类，乃至传记作者道听途说来的轶闻了。如此写出的传记其真实性究竟如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迹近传主的真实生活，特别是其精神生活，这些就都成了一个一个问号。更有甚者，在这些传记里，普通人生活中所存在的普遍人性掩而不彰，好像人类历史只是由为数不多的伟人、名人创造的。于是像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歌德、司汤达、巴尔扎克、玛丽莲·梦露、W·H·奥登这样的人物，就“顽强而贪心地攫取了传记的地盘”。
不满于这种传记写作的状况，德波顿试图从这块被攫取的传记地盘中划拨一部分给极普通的女子——伊莎贝尔。作者在反思传统传记写作的同时，也探讨着一种小说人物的新的写法，于是有了这部介乎于传记和小说之间的《亲吻与诉说》。
小说的缘起谈不上奇特。故事叙述人是位男子，曾经和一位名叫迪维娜的女子同居过六个月，后分手。一天，他收到迪维娜的一封来信，指责他缺乏自我意识，同时又如此自我迷恋，说他以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一切，而不关心别的任何东西。几周后，在一家书店里，他偶然翻到一本维特根斯坦的传记。在这本传记的护封中央部位，他读到该书一位批评家的如下一段话：“一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个人如此感兴趣。传记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对传记的主人公表示过如此同情。作者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审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过程中再现了本世纪最复杂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叙述人“我”有感于这段话中的“同情”二字以及迪维娜的指责，突然意识到理解别人是个普通但复杂而又有趣的过程，意识到传统“传记关注的是非凡生命，它所掩盖的则是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处”。在一种为普遍人性作传的冲动驱使下，“我”决心给下一个走进“我”生活的人写传，这个人就是“我”在一次晚会上结识的伊莎贝尔·简·罗杰斯，也就是《亲吻与诉说》女主人公。
“我”与伊莎贝尔相识后，开始约会，次数逐渐频繁。“我”就这样得以从最（亲）近的距离，“窥视”伊莎贝尔的日常生活行为的方方面面，倾听其不经意中吐露的对过往情事的回忆以及她对生活诸多面相的看法。在这过程中，“我”也不断修正着自己对传统传记写作的看法和批评。“写好人生也许和过好人生一样难，”作者在书的扉页上引用了利顿·斯特雷奇的这句名言，意图凸显理解人性、为人作传、而且是为自己亲近的活人作传之艰难，进而挑战、怀疑绝大多数传统传记描述传主生平的真实可靠性。
这部颇为怪异的小说其实正是身为传记哲学家及实践家的“我”以“同情”、移情的目光和理解力去打量揣测人性最深邃隐秘的部分。其结果实际上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女子形象。人性中本来既有伟大善良的一面，也有卑琐阴暗的一面。绝大多数传统的传记在给伟人、名人立传时，往往着意凸显前者而忽略后者，这大概是因为传记作者无法亲近传主，对传主的生活一无所知，或者是因为流传下来的材料比较缺乏，作者的想象力不够等原因所致。于是传主的形象往往大都大于生活。《亲吻与诉说》中的伊莎贝尔则不是这样。她以她的诉说和日常行为举止，在心理、性、人际交往、个人嗜好等方面所透露出的信息，因“我”自然流畅的叙述和细致入微的性格分析，着实能在读者面前活画出一个可触摸得到的形象。
这个二十几岁的女子在伦敦一家文具公司工作，任生产助理。在谈及自己自九岁起的性经历时，竟然能“像官员宣布选举结果”一样庄严地宣布道：“哦，我很可能和十七个人接过吻。至于上过床的，那就少多了，大概有九个或十个吧。”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对自己性经历的坦诚回忆和叙述，是会令耳朵比较稚嫩的我们这些东方人感到惊讶的。她的诉说所直接面对的听众——“我”，可以说是她的新结识的情人，而她竟能如此坦陈，这种诉说和倾听的关系，恐怕也是听惯了东方爱情故事的人所不熟悉的。与普通煽情小说在描述情爱时的那种火上浇油的笔法不同，《亲吻与诉说》在写伊莎贝尔的性经历时，除女主人公那冷静的自我叙述外，还配有一张图表，上面开列着与其有过性接触的所有十七个人的名字，标注着是否接过吻、上过床，以及发生类似关系时伊莎贝尔的年龄。其细节或者由伊莎贝尔在与“我”谈话时自己叙述，或者由“我”以转述人的身份来叙述，并加以精神分析，整合着她的“性史”。
在全书中，涉及伊莎贝尔情爱生活的部分写得机智、诙谐、幽默；有时故事叙述人那调侃的笔触略带格言警句味道。比如在说及爱情的盲目时，“我”评论道：“人们在感情生活中最容易误解别人，这是因为，爱上一个人时最容易相信他的聪明，也最不能够忘记他的邪恶行为。爱情状态是一种误解别人、写糟糕传记的专横标志。”再比如，在议论到人类本己的爱情需要时说：“我们被骗得只承认我们的部分愿望，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希望能有一张脸可供亲吻，而与此同时却把我们对户外运动或对早期现代史的热情忘得一干二净。这些愿望中也包括我们希望与他人分享的东西。但我们可以牺牲掉这些愿望，以搂抱取而代之，就像政府为了打仗而关闭芭蕾学校或游乐中心一样。”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大概只有以善写幽默而著称的林语堂笔下才不乏如此妙语。
《亲吻与诉说》中的伊莎贝尔对自己的性爱经历虽然这么开诚布公，但她也有她内心较为隐秘的部分，不愿意轻易告人。“人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隐私，”叙述者“我”评论道，“因为大家都猜想，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他们的某些事情，别人就不会爱他们了。”这就注定了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男人和女人之间，要隔着一道有形无形的屏障，使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变得更加困难。更有甚者，“一个心理学的基本见解使这一个问题复杂化了。无论我们对朋友或同事的了解是多么不够，我们注定最不了解的人还是我们自己。”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关于人类本性的断语，使人与人间的相互理解更加成了问题。人类曾发明过名目繁多的种种学问，笔迹学、手相学、签名学、精神分析学，等等，并一直试图借助这些五花八门的玩意儿，释梦、猜谜般地希望窥破人类性格中的隐秘部分。“我”也正是依仗着这些学问，结合着伊莎贝尔的自我回忆，去进一步接近她的深层心理，以求探测她的心路历程。叙述人“我”对伊莎贝尔的音乐趣味、饮食习惯及其对各种征婚广告的态度，也都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加以揣测。那份据称普鲁斯特曾经回答过、而在时髦巴黎人沙龙中也颇为流行的调查问卷，在伊莎贝尔答来似乎也很能说明其性格的方方面面，将她的回答视为其性格素描不能说不合适。这里限于篇幅，对那份问卷的内容以及普鲁斯特和伊莎贝尔的回答，就不加以铺陈了，感兴趣的读者，特别是时下的所谓“小资”读者，不妨将《亲吻与诉说》细细看来，以释好奇。
无论是作为传记还是作为小说来读，《亲吻与诉说》一书都是很能引人入胜的。伊莎贝尔和“我”的对话，“我”的叙述及评论，大约各占一半。对话部分既像戏剧台词，又像精神分析医生与精神病人之间的对谈；叙述及评论部分也一点不枯燥。作为小说作者化身的叙述人“我”，由于能自由洒脱地出入于文史，故他对哲学、艺术，乃至对传统传记和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也不乏批评之高见；他对普遍人性的洞察力尤其能说服感染读者，使作为该书读者的我们也能从中学会一些理解的艺术——学会理解别人的同时，也努力理解着自己。这本书篇幅不长，但却像一部小百科全书，西方各种学问及其领域的大师名字俯拾即是，他们的学问中站得住脚站不住脚的地方，作者的代言人“我”都能挥洒自如地加以点评，并将其点化为种种生活的智慧，颇能使我们这些在无知的迷雾中探索人性的人们得到照亮，使我们对人类庸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卑俗、琐屑的一面多几份宽容。
《亲吻与诉说》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和故事，更没有不少西方经典小说所常有的戏剧冲突，有的只是两人间的叙谈，以及“我”对叙谈涉及伊莎贝尔性格和传记写作的议论。正是在这种叙谈中，在伊莎贝尔那普鲁斯特瞬间式回忆中，女主人公的自身形象才渐趋凸现出来；她的父母、妹妹和弟弟、以往的情人，也才以或丰满或简略的形象，一一站到读者的面前。而“我”则自始至终像个刺探隐秘者（voyeur），为写成一部传记，以种种心理分析的方法揣度研究着“我”所能听见看见的女主人公言行的每一个细节，但所成就的到底还是一部颇为耐看的小说。那么，小说的结局到底如何呢？伊莎贝尔由于厌倦了被人窥探和了解，对“我”说：“我想我们应当停一段时间再见面。”人渴望理解，可又惧怕被人彻底理解，这大概可算是人性的一大悖论。
写好一生也许和过好一生一样难
利顿·斯特雷奇
引言
无论一个人对这个星球及其居民有什么样的经验，无论他的判断是多么公正，他的熟人如何变化，假如他认真地说迄今为止他所遇见的最有魅力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谁也不会感到意外。他对爱情与文学、宗教与娱乐、下流笑话与家庭卫生的情趣全都无可指责；他的挫折能够激起他对人孜孜不倦的关切和同情；他早晨的口臭不会让人暗暗厌恶；他对人类的看法似乎既不残酷也不幼稚。
无论这种想法会令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们多么扫兴，然而，在挤橙子汁或在深夜浏览电视频道时，让这种想法从心里悄悄冒出来是一回事，而能在听到另一个人愤怒的指责声以及在地上摔碎花瓶的响声后更坚定这种想法的正确性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自我羞辱的魅力就在于，它能使人知道刀子要插多深，并能像外科医生一样准确地避开最敏感的神经。它是一种无害的游戏，就像自己胳肢自己。当埃尔顿·约翰[1]按照歌唱家和眼睛湿漉漉的诗人们的陈腐传统用一支动人的情歌向自己的心上人哭诉说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充分表达他的激情（《你的歌》，1969）时，假如我们猜想他曾经一时怀疑过自己的天赋的话，那我们就太愚蠢了。他之所以能贬低自己的音乐技巧，显然是基于一种谦逊而又根深蒂固的傲慢看法，那就是：事实上他曾经写过一些精品。正如约翰生博士[2]在谈到这些自我羞辱的行为时所说，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游戏，因为它能使一个男人（格言里似乎没有女人的位置，至少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是如此）“显示他能宽容到什么程度”。究竟需要对音乐有多大的把握才能唱得悦耳动听，人们并没有定论。一个人如何才能有更大的把握不产生——而不是偶尔不产生——自己是一个“只顾自己的吝啬鬼”的想法呢？约翰生式的自我贬低是由坚信不疑派生出来的：“瞧，妈妈，没有人”会传播你的大话，原本需要使劲握住自尊心的车把的手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了。于是，一个人便可以一边依靠惯性向山下滑行，一边兴高采烈地喊道：“我是一个如此糟糕的歌手”，以及“啊，我真是一个顽童”。
然而，这话一旦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原先扭捏作态的自我贬低也就会生长出利爪来。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琢磨透你，”一位曾和我共同生活过六个月的女人的来信开头这样写道。接着她拿定主意，她宁愿看着我死，“也不愿去琢磨一个人怎么会如此缺乏自我意识，同时又如此自我迷恋。你说你爱我，但一个孤芳自赏者除了他自己绝不会爱任何人。我知道，大部分男人都不太懂得交际方法，但你的交际能力之差异乎寻常，令人讨厌。我在乎的东西你一样也不尊重。你不加选择地以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一切。我跟你这样一个利己主义者在一起，浪费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你不能倾听我的需要，只关心自己的耳垂，不关心其他任何东西……”
读者大可不必对我兴师问罪，只须用人类的文明语言说一声我跟迪维娜不般配就够了。
不管怎么说，她的指责的大意还是给我留下了印象。然而现在，每当在宴会上碰到有些客人礼貌地推说再去取一杯饮料却一去不返，留下我一个人陪着花生米，更加小心翼翼地捧着自怜自艾的钱罐子的时候，我便对她的指责产生了怀疑。“耳垂”一词更是紧紧地卡在大脑里。
几周之后，我在伦敦一家书店里浏览图书。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扬声器里播放着莫扎特的管风琴协奏曲，意在烘托1900年以前的乐曲中难以理解的古典情趣。在从一张上方挂有烫金的“传记”牌匾的桌子边经过时，我一不小心撞在一摞书上面的一本大部头书上。书滑落下来，掉在紫红色的地毯上，荡起一股尘土，并引起了一位在对面柜台上玩纵横填字游戏的样子十分可爱的店员的注意。
我看到书的护封上被我弄破了一点，便假装一时对书的内容产生了兴趣，捧着翻看起来，希望能以此骗得那位店员对我失去兴趣。那是一部介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3]生平的书，内容包括两个年表、一篇传记、四十页注释和三组哲学家穿着游泳裤头以及他在保姆怀抱里的照片。但该书显然未能向读者阐明那位已故哲学家所感兴趣的那个问题。然而，既然该书的目的是确定《逻辑哲学论》的作者的生平线索，包括以前未被发现的有关他和他的弟兄们的关系的材料，这一点疏忽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位店员重又玩起纵横填字游戏来。我正准备用另一本书把那本损坏的书换下来，突然在损坏了的满是尘土的护封中央的一段文字中——而不是在我耳垂上和无能上——看到了“同情”一词。
“一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个人如此感兴趣，”一位评论家断言，“传记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对传记的主人公表示过如此同情。作者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审视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过程中再现了本世纪最复杂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
在混乱中寻求典范的人们喜欢一种现象，在那种现象里，一个人有时会把兴趣集中在某一个词上，然后他会不可思议地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多种不同场合听到它或读到它。更不可思议的是，无论那个词是客观存在，还是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感觉对它特别敏感，语言片段都似乎像是从上边飘落下来的符号。无论对“似曾经历的幻觉”一词做何解释，据别人说我难得拥有的那种同情此刻却在一位传记作家随着材料肆意溢出的语境里重新露面了。这种差异导致我突然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探索者的高尚品德产生了一种孩子般的妒忌。这一切就发生在光线暗淡的文学书店里，发生在监控摄像机的镜头以及可爱的店员们的睽睽目光之下。
这件事提醒我注意到了自己在有害却又普遍存在的冷漠中的角色。大多数人正是以这种冷漠打量自己的同类，却对他们的年表和最早期的照片、他们的文章和日记、青春期和成熟期、学历和婚礼宾客视而不见。将突然冒出来的自私抛在一边，用一个脚趾头踢一下铁桌子的边沿，然后以当务之急是关心脚为理由，往往足以能够把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来。
几个月前，我眼看着祖父在受尽癌症的折磨之后，于八十岁生日前夕死去。他不得不在伦敦的一家医院里熬过生命的最后几周。在那里，他跟来自他老家诺福克郡同村的一位护士交上了朋友。她一有空，他就对她讲述自己一生的经历。一天晚上我下班之后去看他，他用拘谨而又自嘲的语气说，年迈体衰的老爷爷们不应当惹这么忙的职员厌烦。那天下午他一直在跟他的那位护士朋友唠叨他在北非沙漠战役中跟隆美尔[4]作战的情况。他说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入了伍，先在一个特种兵基地受训，然后乘在地中海游弋的潜艇到达亚历山大[5]。接着他又讲述坦克战的故事、可怕的干渴以及短暂的一段拘留营生活。然而，他正讲到兴头上，一抬头，看见那位护士正准备离去。此刻她正跟一位医生和另一个护士站在病房门口。
“你瞧，他们让她们把腿都跑断了，”他解释说，尽管谁都能够看出这位老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刚才，有一个善良的女人在听他讲。他赶紧从大脑的密室里取出记忆的包裹，正要当她的面把包裹抖落开来，那女人却走开了。他的故事主要是讲述自己。他需要一位年轻的护士发发善心，听他倾诉。我想，看到她要走，他肯定感受到了自尊心受到的伤害。没有传记作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为他制定口述计划，帮他安排回忆。他在把自己的传记分别滴洒进一大堆不同的容器里。人们总是听上三五分钟，然后便拍拍他的肩膀走开，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由于别人都需要工作，能对他付出的同情是有限的。于是他死了，只在一盒子褪色的散乱信件中留下了自己的一些碎片，在家庭相册中留下一些未加说明的照片；只对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后来坐着轮椅在他的葬礼上露了露面的少数几位朋友讲述了几件轶事趣闻。
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过去从没有如此多的人为他人的琐事花费过如此多的时间。你到装饰幽雅的书店里瞧瞧，那么多诗人与宇航员、将军与部长、登山运动员与制造商的传记全都摆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它们宣告了安迪·沃霍尔[6]所预言的那个神话时代的来临。在那个时代里，每个人都会出名（即被立传）十五分钟。
然而，要实现沃霍尔的这种美好愿望绝非易事，那纯粹是因为人数太多。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地球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五十五亿。要对现有人口每人关注十五分钟，至少需要一千七百十一个世纪。
实行起来有什么样的实际困难暂且不论，哲学家西奥兰无意间提出的一个问题也给沃霍尔的愿望泼了一瓢冷水。他曾经写道：一个人真正对另一个人感兴趣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一刻钟（您别笑，不信试试看）。也许人们一直认为，弗洛伊德最希望人类能够互相理解与交流。然而就连弗洛伊德也在晚年对一位采访者说，他的确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已经活了七十多年，不愁吃，不愁喝，该享受的都享受了，还遇到过一两个几乎理解我的人。我还求什么呢？”
一生中只遇到过一两个，多么可怜的数字啊！尽管数目少得令人难受，它却促使我们对我们跟那些我们深情地称之为朋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不是密切产生了怀疑。你可以想象出弗洛伊德脸上对傲慢的传记作家所报以的扭曲的笑容。那些人一直跟他跟到墓地，然后写出书来报告说，他们是第一个抓住了他的个性本质的人。
不管他们如何断言，不管有什么样的障碍，传记作家的使命还是刺激了我的想象力，促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以尽可能充分地理解一个人的迫切愿望去理解另一个人，将自己潜入他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生活，用他人的目光观察世界，追踪某一些人的童年与梦想，探索他们从拉菲尔前派绘画到水果味冰糕的兴趣范围。何不自己试着写一部传记呢？那将是对自己多年来没有认真倾听别人诉说所表示的小小悔过。这些年来，我一次又一次无声地打着哈欠，对计划明天要做的事感到疑惑。与此同时，就在我喝最后一杯咖啡的时候，微型传记一部分一部分在我面前展开。
考虑到这种传记冲动的伦理价值，我竭力寻找合适的对象。然而我吃惊地发现，在这个星球上生活或曾经生活过的数十亿居民中，传统的传记作家所选择的目标竟是如此狭窄。假如像沃霍尔所暗示的那样，一千七百十一个世纪之后仅仅为了给当时的每个人提供方便而导致交通阻塞的话，就会出现某种自私现象：一些人物会顽强而贪心地攫取传记地盘，如希特勒、巴迪·霍利[7]、拿破仑、威尔第[8]、耶稣、斯大林、司汤达[9]、丘吉尔、巴尔扎克、歌德、玛丽莲·梦露[10]、恺撒、W·H·奥登[11]。其原因不言而喻，因为这些人物生前对他们的男女同胞产生过巨大的有益或无益、艺术或政治的影响。人们可以懒洋洋地说，他们的生命比普通人的生命更伟大；他们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人类的潜在价值。这种价值令早晨乘短途火车上班的人们感叹与震惊。
然而从近处看去，传记作家主要关心的似乎并不在于强调伟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如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是要着力表现伟人（尽管他们征服过俄国、制服过印第安人、写过《逻辑哲学论》、发明过蒸汽机）与普通人所出的车费一样多，就像你和我一样。读传记的乐趣部分在于，它能使人想起那些被认为是由较坚硬的材料构成的生物的血和肉。人格是有情趣的；讲述细节与历史所产生的人性被气笔[12]从其庄严的画像上修去了。
说起来令人震惊，拿破仑（即无往不胜的波拿巴，他的遗体体面地躺在十英尺厚的大理石下面的镀金棺材里）喜欢吃烤鸡和带皮煮的土豆。就是凭着爱吃这些周末晚上人们可以在超级市场轻易买到的粗劣食品，他才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人们可以与之交往的人物。他生前喜欢参加各种日常活动，甚至还会哭，有各种琐碎的杂事，咬指甲，妒忌朋友，喜欢钱但谩骂橘子酱——这一切都能够熔化这一官僚形象坚如磐石的英雄主义。
有意思的是，那些传记主人公们令人叹为观止的履历中很可能隐藏了某种人们对别人的活动普遍抱有的更卑劣的好奇心。当随他们挥霍浪费的东西可能是一种窥视他人如何解决生活难题的欲望时，传记主人公的名誉更使得传记所具有的偷窥狂实质被人们所原宥。人们之所以热衷于了解拿破仑的性情趣，不仅仅是因为——甚至主要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因为他们普遍对房中之事津津乐道。在一群粗野女人隔着篱笆墙说长道短的过程中，奥斯特利茨和滑铁卢很可能只算是无足轻重的无花果叶子而已。
然而，世人仍在主观地认为，只有伟人才适合做传记的素材。
两个世纪以前，曾有一种声音对这众口一词的假定提出过简短的异议，只是当时传记越来越多，堆积得像大山一样压在呐喊者的头上，也压抑住了这种不同的声音。发出这一声音的是约翰生博士。他若有所思地说：“一个人对其一生明智而忠实的叙述鲜有毫无用处者，这是因为，不仅每个人都有与他自己生活在同样条件下的伟大的同代人——对于那些人来说，他的错误与失败、逃避与对策，显然也是有直接警示和借鉴作用的；而且除了弄虚作假外，人类总还有这样的共识：所谓好与坏，其实都是人类的共性。”
这种看法似乎非常重要，简直是传记领域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传记关注的是非凡生命，它所掩盖的则是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处。正是这种普通生命的非凡之处，使得约翰生认为，他有能力，也值得为扫帚的生命写一篇生动活泼的报道。
在讲述那些绝不可能和我们在一起喝酒的人们的行为时，传记保护了我们，没有把我们或明或暗地统统卷进传记工程里。我们的每一个熟人都要求我们理解一个生命。在这一理解过程中，传记的传统手法起着优先作用。它的叙事传统决定着我们可能讲给自己听的有关我们认识的人的故事的发展过程；它构成我们对他们的秘闻的感受；它是赖以安排他们的离异和休假的标准；它是我们选择的方法，仿佛我们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对他们本人而不是他人的记忆确信无疑。
无论是要依靠信件还是日记，无论是会见女佣还是园丁，无论是相信桂冠诗人、他的亡妻，还是他们的报刊经销人，内省的传记作家们在问及他们的职业时，此类关切很少会在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出现。但它表明，没有理由认为下一个走进我的生活的人所做的具有移情效果的努力将会比人们预料的最平庸的传记作家所做的努力小。看来，在最普遍但复杂的而又有趣的理解别人的过程中，不寻常的价值就在于发掘传记传统手法的潜藏作用。
[1] 埃尔顿·约翰（1947—），英国著名摇滚歌手及钢琴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为顶尖流行音乐明星。
[2] 塞缪尔·约翰生（1709—1784），人称，“约翰生博士”，英国著名词典编纂家、文学批评家、诗人。
[3]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著有《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等书，对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有很大影响。
[4] 埃尔温·隆美尔（1891—1944），纳粹德国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德国北非远征军司令等职，后因与暗杀希特勒的密谋有牵连于1944年7月20日被迫服毒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