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得肩负晚上孤枕难眠的压力以外，任何一个征友广告的作者都会乐于承担上述任务。伊莎贝尔特别喜欢那些广告。一位美国朋友给她寄来一本《纽约书评》杂志，她只看其中的“征友广告”部分。据谣传那是全世界写得最好的。
“真是一帮怪物，”伊莎贝尔一边一栏一栏往下看一边说，“可不敢在黑暗的小巷里碰见这种人。你瞧那个‘征妻’的家伙。真有点野蛮，就像是要‘收购’一部旧百科全书一样。他把眼光瞄准了‘智力正常、头脑冷静的女士’。说不定他的前妻因为不肯替他熨衬衣被他锁起来过呢。你可以想象出他们在一个放有食物搅和器和废物破碎机的美国家庭的厨房里吵架时的情形。那位妻子一定是一个异常礼貌、极有教养、消极防守型的女人。有一天，因为他说了句‘餐桌上是不是有个面包屑，亲爱的？’她对这只猴子失去了自制力，抓起厨房里的一把大刀向他扑过去。他还说自己‘体形优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也许他去见面的时候还会带着健康证。他只是想找个女人睡觉罢了。”
“你这样说不公正，伊莎贝尔。也许他真是不错，很孤独，但是……”
“我敢说他是个精神病。正常的人是不会在征友广告上写要求女人‘身段极其优美’的。”
“啊，也许他忘记了女权运动。”
“也许正因为如此，女人们才忘记了他。所以他才不得不在《纽约书评》上登征妻广告。他好像没读过多少书。你看他加上的那句：‘自命不凡类型的请找别人’。太刻薄了。”
无论那位仪表堂堂、体形优美的百万富翁有什么缺点，征妻广告足以显示他是一个身体健壮、内心孤独的人。许多征友广告用词枯燥乏味，这清楚地表明，要让一个人在征友广告中把自己写得像罗密欧或朱丽叶那样有血有肉是何等困难。第三格和第四格里的女人实在无材料可写，不得不借助于一种陈旧的格式——宣称自己喜欢旅行。
喜欢旅行？她们希望藉此告诉我们什么呢？假如目的地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飞机按时降落、手提箱没有丢、货币兑换率又很合算，有谁会不喜欢旅行呢？相反，假如不得不穿过敌对国的领土、到达目的地时又碰上大罢工、住宿的宾馆供应的淡菜腌鱼有毒、信用卡在拥挤的露天市场里的地毯摊位前被盗，有谁会不讨厌旅行呢？
这些单身男女不同方式的成功表明，有些词语比另一些词语更能有效地表现性格。有些词语特性弱，而有些词语特性强。如果我告诉你伊莎贝尔在派莱克斯耐热玻璃烤盘里做卤汁面条，你只能了解到她的卤汁面条是在派莱克斯耐热玻璃烤盘里做的，其他什么也了解不到。它所传达的信息不会超过事实的范围。然而，她回电话的独特方式却能暗示出更多的信息。
“你为什么总是等很久才接？”我问她。我知道，她就坐在电话机旁。而她却非要等电话铃响过几声之后才会拿起听筒。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反正我不愿让人们认为我太喜欢接电话，是不是？”
认定某些人是故意迟迟不接电话，其实就是在间接地暗示，人们都相信普通人坐得离电话较远（在厨房勾兑马提尼酒），避免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问题显得过分热情，都有一种扭捏作态的倾向，或者相信人们都希望通过让人等的方式表现自尊。
假如不具有侮辱性的话，给伊莎贝尔写一个征友广告倒是很合适，从中能发现她的很多特征。（为避免别人认为是恶意，鲍斯韦尔这样写道：“我记得很清楚，约翰生博士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要写一篇颂词，他也许会对一个人的缺点视而不见；但如果他要写一个人的传记，他就必须如实反映。’”）
“你会写征友广告吗？”我问伊莎贝尔。
“上帝啊，我看还是永远不写为好。”
“假如你想写呢？”
“我倒是真考虑过。和盖伊分手后，有一段时间我很孤独。”
“那你会怎样写？”
“哦，还是不说吧。”
“说下去。”
“我不知道。也许像是‘欲觅一位聪明、滑稽、漂亮的男士星期六下午说话、做爱。有犯罪问题者免谈。请寄照片和阴茎尺寸’。”
“当真？”
“当真。”
“不对。”
“就因为最后一点？”
“这是原因之一。”
“阴茎对很多女人是很重要，尽管有许多声音安慰我们说做爱重在过程，不在阴茎大小。那好，你为什么不替我写一个呢？就算是一种挑战吧。”
“好，你给我一会儿时间。”
伊莎贝尔玩她的纵横填字游戏去了。我拿起一支铅笔开始思索起来。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有一些问题必须写明确：她是个女人，住在伦敦，二十多岁。但她的性格怎么能够轻易说得清楚呢？于是我就想象她在一家超级市场附近一边等公共汽车一边吃胡萝卜。但这能说明什么呢？我说不准：某种耐心，不加掩饰，也许是幽默。该不该提她的业余爱好？她对男人的态度？她很不情愿填这份表格？
不知那些大传记作家们是如何玩这种游戏的。普鲁斯特专家会如何填写这样的表格呢？
巴黎地区同性恋作家,与母亲很亲近,患气喘病,喜欢参加社交活动,喜欢弗美尔[15]、长句子、阿纳托尔·法朗士、汽车司机、取女人名字的男人、威尼斯。旅行不方便,说话唐突,睡前不亲吻。在完成一项大工程。请寄照片。
与伊莎贝尔认识时间虽长，却不能帮助我获得更多的灵感。我所想到的也只有以下这些：
一位年轻、漂亮但并不总是随声附和的女士,不习惯填这种表格,并认为喜欢填的人应当和邻居交朋友,在公共汽车站吃胡萝卜,厌倦了与性受虐狂的关系,喜欢园艺,擅长开车,不善于摆弄摄像机,喜欢吃麦淇淋而不喜欢吃奶酪,每逢星期一都会产生扔掉工作的念头(枯燥的工作,不希望人们以此判断她,所以她不想提这件事,避免在聚会时谈论这一话题,却又会怀疑那些不谈论它的人),除了厨房以外的房间都很整洁,讨厌小黄瓜、盗匪电影、弥尔顿、摇滚乐队,星期二拎出垃圾桶,嫌鱼刺太多,每天过午夜才睡觉,有时候也爱父母、游泳、扯闲话、挖鼻屎、鲍勃·迪伦[16]、橙汁、瓦茨拉夫·哈韦尔[17]、躺在澡盆里看书。
“哦，太差劲了，”伊莎贝尔看了后说。“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人是谁。听起来她傻乎乎的。”
“是吗？”
“再说，你写得也太长了，几乎是其他征友广告的三倍，要把它登在报上我可掏不起版面费。而且你也应当要求应征者寄照片来，在这方面我还是很挑剔的。如果真要找个生人，那就不妨找个漂亮的。”
什么时间适合于喝令传记停止前进，我最后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天我乘地铁的时候偷听到了两位老妇人的谈话。她们好像是为其中一位的丈夫寻找生日礼物。
“那你打算给拉里买什么呢？”
“不知道，今年我心里连一点谱都没有。”
“何不给他买一本书呢？”
“不，亲爱的，他已经收到一本书了。”
“要不就买一瓶威士忌？”
“我知道他一准儿会怎么说。”
“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我也许是又瞎又聋，那你也犯不着再把我灌醉呀。’”
无须当事人亲自证明就能确切地知道一个人对某一件事的反应。这难道不就是对一个人充分了解的绝妙例证吗？尽管有时候可以从中判断出马拉松式婚姻令人沮丧的特征或发生外遇和申请学制陶课程的前奏曲，但正确结束另一个人谈话的罕有技巧中毕竟是蕴含了大智慧的。
我能向伊莎贝尔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我想象出了一个严格的测试方式：
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圈出伊莎贝尔的句子和对话的正确结尾：
1.伊莎贝尔：“星期五你能来我家吃晚饭这太好了。哦，请记住……”
a）带一瓶白葡萄酒来。
b）八点左右来。
c）按两次门铃。
d）食物会坏的，提前吃了。
e）把车停在有停车计时器的地方。
2.“你很漂亮。”
a）我知道。
b）谢谢。
c）是不是有人花钱雇你夸我的？
d）你也是。
3.“男人不值得信任吗？”
a）对。
b）不对。
c）我更喜欢女人。
d）男人不值一提。
4.“你的父母真了不起。”
a）你能这样说太好了。
b）假如他们不是我的父母，我也会这样想。
c）我想多花些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d）我倒更喜欢你的父母。
5.“今天我觉得心情不太好。”
a）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b）我也是。
c）起码天气很晴朗。
d）想一想更糟糕的事，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的。
有一阵子我认为我得了个A级：
1.（d）
2.（c）
3.（d）
4.（b）
5.（d）
[1] 利顿·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评论家，以所著《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及《维多利亚女王传》而闻名。
[2] 约翰·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其抒情诗尤为优美，代表作有《夜莺颂》、《希腊古瓮颂》、《无情的美人》、《秋颂》等。
[3] 十六世纪后半期伦敦的八个剧院之一，莎士比亚所属的剧团就在那里演出。
[4] 夏洛蒂·科黛（1768—1793），法国女子，思想倾向于保王党，受吉伦特派逃亡者的指使，在巴黎刺杀革命家马拉，当场被捕，并被处决。
[5]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反对神权思想和封建专制，主要著作有《论法的精神》等。
[6]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主要长篇小说之一。
[7] 埃德加·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原为古典派，后转为印象派，擅长历史画与肖像画，主要作品有《芭蕾舞女》、《洗衣妇》等。
[8] 欧仁·德拉克鲁瓦（1798—1863），博学多才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色彩大师，主要作品有《但丁的小舟》、《希阿岛的屠杀》、《阿尔吉尔的妇女》、《基督渡海》等。
[9] 让·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画派的最后代表，主要作品有《浴女》、《泉》等。
[10] 克洛德·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主要作品有《睡莲》、《帆船》等。
[11]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其思想和著作对法国大革命和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主要作品有《民约论》、小说《爱弥尔》和自传《忏悔录》等。
[12] 法律用语，指取消抵押人回赎抵押品的权利。
[13] 雷纳·玛丽亚·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对西方现代文学有巨大影响。
[14] 曼·雷（1890—1976），美国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派摄影家、画家、电影制片人，代表作有《礼物》等。
[15] 让·弗美尔(1632—1675),荷兰风俗画家,亦作肖像画和风景画,代表作有《挤奶女工》、《情书》等。
[16] 鲍勃·迪伦(1941— ),美国著名民谣歌手及作曲家。
[17] 瓦茨拉夫·哈韦尔(1936—2011),捷克剧作家,1989—1992 年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十一 后来
传记作家们很少有勇气在其作品结尾承认自己对主人公的行为有些迷惑不解，很少有勇气承认那些大人物曾经象征性地拒绝过他们。出现这样的情况总是不好的：一个人在读完八百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传记后举手认输，宣布自己压根也没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陀斯妥耶夫斯基写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之类的怪书，或在读完肯尼迪的传记之后承认对猪湾事件[2]背后的根本原因感到困惑。假如出现知识鸿沟或理解困难，传记作家马上就会过来。不知道拿破仑的马是什么颜色的？传记作家立即就会对我们说他知道：栗色的，跟他的猴子费迪南德一样的光泽。
“怎么了？”我问伊莎贝尔。
“没什么。”
“你的脸怎么那样？”
“想看好脸找别人去。”
“我不是说脸，我说的是脸上的表情，”我用更准确的措辞说。
“我不是说脸，我说的是你脸上的表情，”伊莎贝尔用一种学者的语调闷声闷气地学了一句。
“你的情绪怎么会这样？”
“我没有情绪。我就这样。”
“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出。”
“你总是这样？”
“对。”
“那就是我在做梦？”
“对。”
她闹情绪显然是有原因的，但这原因她是不会告诉我的。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她想找另一个人倾诉自己的烦恼。她已渐渐厌倦了人类。她的星座正处在错误的相位，某种东西出了问题。于是她就有理由呆在家里不出门。从黎明到傍晚，我说了不少冒犯她的话。此外，一些徒步旅行者不经意间用脚屠杀了一群蚂蚁，还认为自己无可指责，可以进教堂并接受荣誉呢。
我的思绪又回到上午的经历。我们起了床，然后出去买报纸。回来后伊莎贝尔先看了看每一栏，我要她递给我一些添加剂，她对我的要求置之不理。早上，她是第一个进厕所的。头天晚上无论厕所还是厨房我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我铺好床，也没有忘记把垫子摆放好（她希望把佩斯利涡旋纹垫子放在背后，把小一点的蓝色垫子放在前面）。她给三个人打过电话，那些人引诱她在电话里诚恳地说了好几声“那太可笑了”。
“你只会关心你自己，”伊莎贝尔在解释她没闹什么情绪时厉声说。
就像一个人遭到来自对面酒吧间的射击时突然拔出枪来一样，对于伊莎贝尔的话我立即反击说，就在那天上午我还写了一篇论述印度次大陆的变革的文章，这表明我对那里的八亿四千万人的命运很关心。伊莎贝尔错过了国际新闻，可能是这种好奇心或她在打电话时所做的长长的白日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打电话时一直在考虑那些人把树砍倒以后树叶怎么处理。当时，一帮人正在伊莎贝尔的起居室的窗外毫不吝惜地砍树，树叶像湿漉漉的地毯似的铺在人行道上，散落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那些树叶会溶解吗？会被地方当局为清理废物而雇佣的老人们用塑料扫帚扫走吗？（其实那些老人的真正的兴趣是坐在房子下边低矮的石头墙边抽烟。）没有任何结论，有的只是关于大自然在城市中的作用以及地球重新利用自身废物的能力的一系列天真的思考。
“我并不总是只关心自己，”于是我立即回答说。
“这么肯定？”
不是肯定，而是她在刺激我。
“我有时候也关心你，”我动情地说。
“哼，住口，”她回答道。那语气活像是体育教师听到有人谎称伊莎贝尔来例假了一样。
“你为什么就不会猜别人的心思呢？我为什么非得把一切都说出来呢？”伊莎贝尔接着说。
“也许因为我不太聪明？”
“别扭捏作态了，我恶心。”
“那到底是为什么？”
“没什么大事，所以你问我时我说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是有点泄气。”
尽管我情愿寻找过去在哪些地方冒犯了她，但我只想回忆前十分钟的情况，用不着进一步滥用记忆。
“你想不想去散散步？”伊莎贝尔问我。这时我们俩都想把说话的语气缓和下来。
“不想，”我清了清嗓子回答说。
接着是一阵沉默。院子里的小鸟仍在唧唧喳喳地叫；我还清楚地听到地铁火车哐啷啷地驶进哈默史密斯车站；肯定有某个数目的树叶（也许是房子周围的三棵树上的十到二十片）被潮湿的西风吹打下来，飘落在了地面上。
然后呢？然后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愚蠢地认为这是我们的谈话的一个句子的结尾。我曾经希望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或几周之内以惯有的真诚心平气和地继续我们的谈话。
然而我错了。就像一个蠢笨的警察，从犯罪嫌疑人的尸体旁边走过去却没有发现它，同样，我也忽略了伊莎贝尔的部分心理。假如我能从她结束与安德鲁·奥沙利文的关系的方式中或从她在一家葡萄牙饭店里发现水杯里有一只蟑螂时的表现中意识到什么，她的那部分心理我本应看得出来。
伊莎贝尔不是问我是否想去散步，而是要求我去散步。
她是如何将这一层意思装进“你想不想去散散步”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里的呢？
有时候，通过询问别人的意愿可以宣布自己的意愿。
伊莎贝尔常常用压缩的词语说话。听话的人需要先把那些词语像气球一样展开、充气，才能看出意思。她很奇特，不愿意直截了当地向别人提出要求（说它奇特，是因为她的要求总是以询问的方式出现），因而，她的许多要求都是隐藏在一系列问题的背后拐弯抹角提出来的，而且通常都是通过现成的话题反映出来（比如：“散步是消遣的好办法。”），想问第二个人时却偏偏问第三个人（比如：“萨拉，今天下午你去不去散步？”）。
我的工作量很重。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必须取消一次约会才能去见她。
我对她说星期六我无法赶过去吃午饭。她回答说：“我并不是每逢周末都非要见你。”
如果不是有先前的教训，我会无视那个压缩的要求，说“你当然想见我。我们可以立即把一些事情定下来”；而且我也许会简单地回答说“那好吧”——就像一个男人听到他的情人说她想跟另一个男人睡觉时，以男人独特的方式回答一样。
“你想跟马尔科姆睡觉？”当伊莎贝尔提出类似的计划时，我吃惊地问。“他长得可不怎么漂亮。”
“没关系，反正我愿意。他的妻子似乎并不能真正满足他。”
“我想她很可能会这样，”我若有所思地回答说。同时，我的脑海里开始出现片刻的想象。
伊莎贝尔叹了口气。我知道，那叹气的方式表明了她对人类理解力的绝望。这次我又未能理解她的意思。其实，她只是想以妒忌诱发我的性欲，并不是真想对我不忠。
简言之，伊莎贝尔的话很耐人寻味。她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她的真实感受，也不一定是她所相信的。当别人不小心踩到她的脚时，她会说“对不起”；当旁边男人的胳膊肘捣着她的肋骨时，她回说“桌子很挤是不是？”当别人不理解她的意思时，她可能会意想不到地突然发火。有一次，伊莎贝尔在读一本书，一边读一边惊叹不已。而这时，我在她面前吹了十来分钟的口哨。她啪地把书一摔，说：
“你能不能停止那讨厌的、该死的、愚蠢的……”
她怒火冲天，话好像卡在了嗓子眼里。
“什么？”我问。
“口哨。”
“对不起。打扰你了吗？”
和伊莎贝尔呆在一起就意味着要对付一道又一道暗设的绊马索。那一道道紧绷绷的绊马索横贯于我一向认为不值得争论的问题上，因而我也往往不明白它们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一个人怎么能够预见到在玻璃杯与洗碟机之间扯着一条线呢？
在我看来，洗碟机就是机器，它能把人类从刷洗刀叉和陶器的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人类尽可以高高兴兴、心安理得地使用它。但对伊莎贝尔来说，同一种工具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她的公寓里就有一台洗碟机，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是以前的住户留下的。她觉得机器的所有权模糊不清，又担心它会让人懒惰、会费电、会对乡村的河流湖泊造成污染。那台机器运转正常，但使用者的心理却很复杂。
我每一次在厨房里喝酒，总是习惯于用新杯子，而不是刷一个旧杯子，用完后放进洗碟机的上层。我这样做了好几个月（时间长得足以让树上的叶子掉下来），有一天伊莎贝尔对我说，“我给你的暗示你一点也不理解，是不是？”
“关于什么？”
“杯子。你每次喝酒总要用新杯子，真叫人受不了。那是浪费。”
“你不是有洗碟机吗？这有什么问题呢？”
“似乎没必要用。”
“机器就在那放着，用用有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原因。你就别固执了，用不用那是我的问题，对不起。再说，厨房也是我的厨房。”
对伊莎贝尔的一些精神反应我只能让步，以同情的态度给以理解，无可奈何地做出求同存异的痛苦决定。为什么痛苦？因为当一个人自鸣得意地说“尊重差异”时，实际上他就等于说尊重自己不懂的东西。假如他是个老实人，他会觉得不合逻辑，因为一个人连一种东西的价值都弄不清楚，怎么能谈得上尊重呢？
除了这种心理上的不理解外，还有一大堆真实的东西我也始终弄不明白：伊莎贝尔日记上（她写日记时用绰号“冰刀”，那是克赖斯特给她取的）写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她为什么每逢星期二情绪就不好？她妹妹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她叔叔是从亚利桑那州的什么地方来的？她厨房里的切碎机是怎样损坏的？她对《简·爱》有什么看法？她吃没吃过生鱼卵？她停止用自来水笔写字以后对使用分类词典的人有什么看法？她是不是在火车上做过爱？假如她成年时为东方宗教所吸引，那她对卖淫有何看法？她喜欢什么家畜？她最喜欢的小学教师是谁？她认为饭店的账单上是否应包括服务费？她对折叠伞有什么看法？她最喜欢什么轿车？她去没去过非洲？她最敬重母亲身上的什么品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情况。
无知是由学习曲线上的斜坡造成的。它是不幸的，也是自然的。第一次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对信息的期望值最高。共进午餐和晚餐的时候，我们从家庭、同事、工作、童年、生活哲学、风流韵事之类的话题中寻求信息。然而等了解加深之后，关系就会朝不幸的方向发展。也许有人认为，亲密是进行深入长谈的催化剂。事实远非如此，而且情况恰恰相反。一对结婚二十五年的夫妇共进午餐时，最热烈的话题却是羔羊皮的质地、天气的变化趋势、餐具柜上花瓶里的郁金香的状态，以及是否在今天或明天换床单——那一对生活也许很好的夫妇谈论的就是这些，而不是就绘画、书籍、福利国家的作用等方面互相问一些深刻的问题。
这些变化的原因会是什么呢？一个人越有机会同另一个人谈话，他越不愿意谈。变化的原因就是这种悖论。假定你有无限的时间去讨论问题，你往往不知道如何将谈话引入重要话题，最后还得从苹果开裂、水管滴水开始。由于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由傲慢的要求引起的轩然大波就可能避免。了解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占有。既然随时都能抓住别人，当然也就不需要通过像他们对克尔恺郭尔[3]的反语理论的看法那样比较蠢笨的东西了解他们的感觉了。
此外，认识一个人时间越长，越会对没有掌握他的情况感到耻辱。你必须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了解他的狗的名字、他的孩子们的名字、他的父亲的名字或他的工作，否则对方就会感到不快，认为你把他当作外人。这似乎是题外话了。
然而，尽管我感到我对伊莎贝尔的了解还有欠缺，但我从不认为这种欠缺有多么严重。
尽管我断言我的情况与此相反，尽管我相信自己聪明好学并具有同情心，尽管我对按迪维娜的建议（她建议我多关心一点周围的人）行动充满了信心，然而有一天早晨，伊莎贝尔醒来后说她厌倦了被人了解。
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不把头发盘起来，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斩钉截铁、不容置辩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把头发盘起来。也许我应当盘起来，也许那样更好些，但我不，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奶酪切成小方块、我的邮政编码的最后一位数是什么、这把木梳子是在哪里买的、我上班要走的准确路程有多远、我的闹钟需要哪种电池、我为什么不能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书一样。我身上有很多东西我自己都搞不明白。坦白地说，我也不想搞明白。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把一切都弄清楚不可，仿佛人的生命可以像传记手稿里那样集中起来似的。我身上充满了神秘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对你也是一样。我知道我应当多读些书，但看电视更容易；我应当爱那些对我好的人，但发脾气更具有挑战性；我想有同情心，但我不太喜欢人；我想高兴起来，但我知道高兴会使人变傻；我想乘坐公交车，但自己有辆车更方便；我想要孩子，但我害怕变成我妈妈；我想在一生中做点正经事，但现在已经过八点一刻了，我会误火车的。”
她停了下来。
“我想我们应当停一段时间再见面。”
接着是更长的停顿。隔壁邻居家厨房里的下水道里传来打嗝般的响声。
“但遗憾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知道这么多了，好不好？上帝啊，我要迟到了。我的上衣在哪儿？”
我受了一顿羞辱，什么也不想说。
[1]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作品描写反映“小人物”的痛苦，揭露社会的不平，主要作品有《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2]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入侵古巴，4月17日，一千多名美国雇佣军从古巴的猪湾登陆。古巴人民经过七十二小时的英勇战斗，消灭了入侵者。
[3] 瑟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先驱，哲学上以上帝为归宿“研究个人的存在”，主要著作有《非此即彼》、《人生道路的阶段》。
译后记
大多数传记写的都是死人、名人——或英名流芳，或臭名昭著，作家与传记的主人公隔世隔代，素不相识。那么，能不能为活着的小人物写一部传记，而且由与主人公关系密切的人写呢？这种设想无疑是对传统传记模式尖刻而辛辣的讽刺与有力的挑战。于是，我们的小说家阿兰·德波顿便以讲述者的身份为自己的女朋友写了一部传记；于是，我们面前就出现了这部小说《亲吻与诉说》。
这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即叙述者的口气写成的（关于叙述者的身份，小说中只字未提）。小说一开始，他收到了原先一位女朋友给他写的一封信，信里指责他“只关心自己的耳垂，不关心其他任何东西”，“你说你爱我，但一个孤芳自赏者除了他自己决不会爱任何人”。这使他内疚地意识到，过去的确为了解古人、死人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却很少注意身边活生生的小人物。于是，为了证明他也会关心别人，他决定为下一个走进他的生活的人写一部传记。这个人就是后来与他双双坠入爱河的伊莎贝尔。
主人公伊莎贝尔·罗杰斯二十五岁，是伦敦一家小文具公司的生产助理。她很漂亮，但并不出众；她很聪明，但并不过人；她很有趣，但并没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她在小饭馆里喝牛奶，在公共汽车站吃胡萝卜，喜欢园艺，善于驾驶汽车，不善于摆弄录像机，每逢星期一都想扔掉她那枯燥的工作，每星期去游泳一次，爱咬指头，爱挖鼻子，想多读些书但又抽不出时间，一生只记住三个笑话，跟十八个人接过吻（第一个是她的妹妹），跟八个半男人上过床（第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做，只做了些类似的动作）……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如果说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还是单身。
尽管如此，伊莎贝尔的生活同任何标准传记里主人公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故事的讲述者决心要读懂她，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她。他潜入她的生活，用她的眼睛看世界，追踪她的童年、她的梦想、她的兴趣和爱好。然而，要写一部传记谈何容易。他不久便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他发现，自己以往对伊莎贝尔的印象是何等片面；伊莎贝尔在成长过程中的变化是何等迅速；要弄清伊莎贝尔家的家谱是何等的困难；作为一个男人要了解一个女人是何等的不易。他不知道要设身处地地理解一个人究竟需要了解什么：她祖上的情况如何？她童年时什么样？她的化妆癖应当如何解释？她读书的兴趣是不是重要？要不要问问她爱收集什么样的音乐磁带？是否需要了解她做饭的习惯、业余爱好、政治信仰、铺床的方式、签字的习惯？她对男人的态度如何？她在公共汽车站吃胡萝卜意味着什么？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一个单一的个人实际上乃是挤进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连绵躯体里的一大队人”；任何人物传记都是不客观的，而是传记作者对主人公的个性、思想、心理活动的主观臆断；“我们对别人的评价都是错误的”，而且“我们和别人接触的时间越长，对他们的印象就越是模糊”。由此可见，这部伪装成传记的小说决不仅仅是一个荒诞的浪漫喜剧。它是对人类个性以及传记的性质和任务等一系列本质问题的发人深省的沉思。假如你读过这部小说后发誓再不看传记，那也许恰恰证明了本书的成功。
完了？
完了。
就这些？
就这些。
这是小说吗？
“我写的小说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小说，只是当作小说卖的。我写的都是论说文体的东西，”2002年，阿兰·德波顿在回答美国记者罗伯特·伯恩鲍姆的提问时如是说。
“我读过《亲吻与诉说》，那也是论说文体的？”伯恩鲍姆问。
“啊，对。我想是的。它是不同理念的反映。其重点不在于情节，而在于理念。”
“那应该把你的书摆在书架的什么位置上？”
“什么位置都可以。”
读者千万不可据此认为这部小说必定索然无趣。不，其巧妙的构思、独特的风格、睿智的寓意、幽默隽永的语言足于让你开卷难释。《亲吻与诉说》出版之后，评论界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现摘取只言片语以飨读者：
“阿兰·德波顿是英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奇迹般的年轻人……这是一本写作技艺高超，内容博大精深，引人入胜的书。”——克雷西达·康诺利，《闲话报》
“如约翰生博士所说，这样一位作家简直能为扫帚把作传，而且能把它写活。”——菲利普·格雷兹布鲁克，《观察家》周刊
“特别吸引人……德波顿通过具有诱惑力的写作艺术探索了人类由于无法相互理解而产生的悲喜剧，旨在使我们对自己不那么陌生。”——朱利安·卢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内容丰富，充满智慧，笔法细腻……对于那些对自己的特质缺乏自信的人来说，这本书是绝好的灵丹妙药。”——保罗·萨斯曼，《星期日独立报》
“妙趣横生，令人捧腹，深奥微妙……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加布里埃尔·安南，《观察家》周刊
“他的书是独创的杂交品种，半是小说，半是哲学思辩，庄重而诙谐，诱人而滑稽。”——卡特·凯拉韦，《观察家报》
还需要更多方家的评论吗？
然而，对于译者来说，阿兰·德波顿的书可不是一根好啃的骨头。有时候，你明明看见有肉夹在骨头缝里，就是苦于无从下嘴，掏不出来。《亲吻与诉说》之所以难懂，难译，原因有二：
一是内容十分广泛。这部小说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文学、哲学、美术、音乐、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应有尽有，不应有亦有。作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处处都有典故，处处都有陷阱。译者不是百科全书，不可能既懂哲学又懂心理学，既懂地理又懂历史，既懂《圣经》又懂波普，既懂西方美术史又懂意大利歌剧，因而只能小心翼翼地理解，战战兢兢地翻译。为将原文中的明、暗信息尽可能完整而准确地传达给读者，译者不得不在译本中加注一百多处——尽管我知道在翻译中加注决非上策。
2003年元旦译者在发给作者的E-mail中戏言：“你本该成为政治家或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作者回复说：“我现在想当政治家或哲学家也不晚。”话语间显示出作者的自豪与自信。
二是小说作者的思维十分活跃，想象力十分丰富。这就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认真揣摩主人公的心思，更要认真揣摩作者的心思；不仅要仔细琢磨句子的字面意思，更要仔细琢磨其隐含意义。书中时常出现语言跳跃与思维跳跃——作者突然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然后又在译者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杀个回马枪，突然跳回原来的话题。译者只好跟在作者的思路后面疲于奔命，苦不堪言。除此之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那些有悖于常理的比喻、有悖于传统的词语搭配、有悖于语法规则的句子或准句子也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也许有人认为古典小说难译，当代小说好译，其实不然。古典小说语言规矩，因而并不难译；而当代小说则往往蔑视传统语法规则，我行我素，桀骜不驯，放荡不羁，因而更难翻译。我相信，凡是翻译过西方当代小说的人都会有同感。
译者积三十年翻译工作之经验深知：翻译难，翻译小说更难，翻译当代小说尤其难。
阿兰·德波顿的祖上原居西班牙的博顿（现已不存）的一座卡斯蒂利亚人小镇。1492年，该家族随其他西班牙系犹太人一起迁居埃及的亚历山大，德波顿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后来，他们又举家迁往瑞士。德波顿于1969年12月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先后在瑞士和英国（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现在住在英国伦敦，在伦敦大学任教，并兼任《独立报》星期日专栏作家。德波顿博学多才，能讲法、德、英三种语言，近年来以其六部著作而备受关注，成为英国文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他的第一部小说《爱情笔记》（美国版本书名为《论爱情》）于1993年11月出版并赢得了读者的赞扬。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以几乎一年一部的高速度又连续推出五部著作：他的第二部小说《浪漫主义运动》于翌年9月问世；第三部小说《亲吻与诉说》1995年9月问世；他的第四部著作（第一部非小说作品）《拥抱似水年华》1997年4月问世，并很快成为英国和美国的畅销书；第五部著作《哲学的慰藉》于2000年4月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该书仅在英国就已经售出十五万册。他的最新著作《旅行的艺术》于2002年春问世。
德波顿的有些著作很难分类。诚如卡特·凯拉韦所说：“他的书是独创的杂交品种。”比如，他的《哲学的慰藉》有人认为是小说，有人认为是哲学著作；《旅行的艺术》有人认为是小说，有人认为是旅游著作。那么《亲吻与诉说》呢？它是小说，是传记，抑或是哲学思辨？难怪作者本人也不清楚应当把它们摆在书架的什么位置上。
目前德波顿正在创作的又一部小说《地位的焦虑》拟于2004年春出版。这部旨在探索西方社会的等级制度、寻找人生尊严（他认为，人们的尊严往往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的小说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译者
2003年6月12日于郑州大学
It is perhaps as difficult to write a good life as to live one.
——Lytton Strach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