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来一杯杜松子酒就行了。”
“正经点。现在是下午三点钟，而且你是在哈默史密斯，不是在好莱坞，”伊莎贝尔说。伦敦佬式的跳跃发音掩盖了她的第二个句子。
“啊，那就来一杯毕雷矿泉水[13]吧。”
“我这里只有自来水。”
“那就别麻烦了。请你告诉我，你究竟是干什么的？”露西转过身来问我。她还用手轻轻碰了碰我的膝盖，好让我重视她的问题。伊莎贝尔后来向我解释说，只要伊莎贝尔身边有男人，她的妹妹就会花费大量时间问这问那。此刻，她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反问她做什么。“我做什么？”露西重复道，“哈，”她笑了一声说，“我不知道。我猜我是个学生。”
“你干么要猜呢，露西？你就是学生嘛！”伊莎贝尔插嘴说。
“啊，现在时兴这样说，”她边咬指甲边说，“我不像你，也不像爸爸或妈妈。”
“没关系，”伊莎贝尔回答说，“你这样说挺好。”
“我想也是，”露西答道，好像她过去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考虑过问题。
伊莎贝尔所说的“典型的三明治现象”令露西很伤脑筋，因为她夹在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中间。与同胞姐弟比较起来，露西所表现出来的神经官能症特征之所以多得出奇，原因就在于此。伊莎贝尔对此颇感内疚，因为她是三明治的上半块，而露西则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填料。
露西对自己的智力缺乏信心。由于担心谈话超出自己的理解能力，她习惯于将谈话内容压缩在显然低于自己的水平以下。讨论首相的政治活动时她想知道首相如何梳头；讨论最近出版的一部小说时她会就该书的封面颜色与作者的眼睛多么匹配发表一番高论。
她对伊莎贝尔的态度在钦佩与嫉妒中间来回转换。说起来令人难以想象，她曾经是一个发育不良、惹人讨厌的孩子，终日生活在招人喜欢的姐姐的阴影下。她曾经事事模仿姐姐。这种习惯一直延伸到她成年，甚至延伸到她与男人的交往中。对于伊莎贝尔来说，不幸的是，露西不仅仅想要一个像她的男朋友一样的男朋友，而且常常想要夺走她的男朋友。有两个男人跟她刚刚交往不久，露西就跟人家好上了，真是有伤风化。
每当伊莎贝尔因为兴趣不合而断绝同一些男人的交往时，露西马上就会自己找上门去。那些男人对她很坏。她的性受虐狂性格经不起情感的挑逗，男人们往往用花言巧语就能把她俘虏，然后就用烟头烧她、打她。就是一头家畜对她好，她也无法忍受。罗杰斯太太可知道究竟该怪谁。
“当心你对待她的方式。你老把她当成小孩惯她，难怪她会变成那样，”她指责伊莎贝尔说。
每逢真正需要她负责任的时候，露西的行为中就会表现出偏执狂的症状来。伊莎贝尔想为她解除痛苦，但毫无办法。
“你以为我从来就没有用功过，”就因为伊莎贝尔说了一句“天气这么热、很难集中精力学习”，露西便对伊莎贝尔怒吼道。
“我可没有那么说，”姐姐回答说。“我知道你学习很用功。”
“我猜想你对爸可不是这么说的。我昨天跟他谈过了。”
“你什么意思？”
“他说你对他说我在为考试发愁。”
“你是在发愁嘛。”
“可你也不能报告给他呀。”
“我什么也没有报告，他只是问我你怎么样。”
“哎哟，我可不想让他认为我不用功。”
“他没那样认为，他知道你很用功——当然要比保罗用功。”
保罗是她们的弟弟，他妈妈的掌上明珠。他既是男孩，又排行最小，所以受到了母亲的双重疼爱，但他却未能赢得露西、伊莎贝尔或罗杰斯先生的欢心。整个童年时代，姐妹俩一直在假扮西班牙宗教法庭[14]欺负他，有一次还说服他相信：如果他能吃一只小青蛙，学校里的人就不会再欺负他了，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不顾一切地把伊莎贝尔从宠物商店买来的那个扭动着的小青蛙一口吞了下去。不过，他很快便发现自己上了当，从那以后也不再把有没有朋友当回事了。长大后，他爱上了激烈的运动，养成了好斗的性格。如果一个星期六晚上既有五品脱啤酒，又有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如果不是哲学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吗，老兄？”激起一场拳头殴斗，他就觉得这个晚上过得痛快。
“所以我猜想，这是一般机能障碍的表现，一团糟的家庭都有这种问题，”妹妹一离开公寓，伊莎贝尔就叹口气说。这时，她们之间关于谁向罗杰斯先生说了些什么的争论仍悬而未决。“我现在不在家里住了。我尽量少去想它，但你毕竟是从那里走出来的，真要忘记自己的家庭是办不到的，你走到哪里就得带到哪里。父母的问题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你的问题。我妈妈被她妈妈弄得神经兮兮的，于是她也要把我弄得神经兮兮。你知道，都是些神经兮兮的东西。不过，悲悲切切地浪费一个下午总是不好。很抱歉，我是个非常糟糕的主人。你要不要吃点饼干？”
传统的家谱是从封建时代开始的，它首先强调的是系谱和生卒日期。然而在一个更注重心理学的时代里，传记的责任主要还是记录这种事实细节吗？听伊莎贝尔讲述她的家庭，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能不能尝试一种新的传记结构，不去追溯代代相传的土地、头衔、家产，而是注重追溯感情性格的遗传。简言之，能不能写一部家族神经谱呢？
伊莎贝尔从欢乐宝库中继承的有一部分是矛盾情绪：她是否应当拿其中的任何一种欢乐当真。一读到失业者的贫困、生活标准的降低、癌症病人的痛苦，她就怀疑这些郊区人的抱怨是否合理。她认为，与其让他们抱怨，还不如送给他们一些（巧克力或燕麦片）饼干。
我想用一句题外话来结束对神经家谱的简短描述：对儿童时代的事情耿耿于怀是何等荒唐可笑啊！
“不管怎么说，我的父母已经为孩子尽到了最大努力，也为我的爷爷奶奶尽到了最大努力。所以说，把时间花费在琢磨自己两岁时出过什么事儿上，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然而，几周以后，伊莎贝尔去父母家里庆祝妹妹的生日时，故事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没有打扰你吧？”她问。第二天上午，她一早就给我打电话。
“没有，我正准备熨衣服呢。”
“星期六上午九点半钟熨衣服？”
“我知道有点傻，可我睡不着了。我讨厌熨衣服，所以我想，现在随便弄弄算了，反正只有五件衬衣。”
“哦，我喜欢熨衣服。如果你答应给我买一份像样的午餐，我帮你熨。”
“说定了。”
“好。”
“你妹妹的生日过得怎么样？”
“糟透了，”伊莎贝尔回答说，但接着她欲言又止，就像一位客人担心他们讲的笑话逗不笑一起进餐的人，于是就先说一句“您知道，真的并不怎么可笑”，以降低大家的期望值。
“我只是很生我妈的气。挺幼稚的，”她接着说。
原来，那天快吃完饭的时候，罗杰斯太太嘲笑似的提到一件往事，说许多年前她把伊莎贝尔给她的玩具熊当床用的一条“又骚又臭的旧地毯”扔掉了，伊莎贝尔难过得什么似的。
“为那个难过还有多大错吗？”伊莎贝尔问。
“啊，很可笑，你跟我闹了好几个星期的别扭。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原谅我了，”妈妈回答道。
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伊莎贝尔发出一声怪笑说：“事实上很可笑，我意识到我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原谅那个老妖婆。二十五岁的‘我’中仍然有一个六岁的‘我’，这个小人儿对我母亲的所作所为愤愤不平。”
按成年人互相责怪的正常标准说，伊莎贝尔童年所受的这种痛苦只值得嘲笑而不值得同情；然而按儿童的标准衡量，这都是些戏剧性事件。但这些戏剧性事件能使儿童兴奋或痛苦地度过这段年龄，而这样做在成年人看来似乎是值得尊敬的。六岁时失去一条毛毯的感受是无法与六十岁时失去一条毛毯的感受相提并论的。
伊莎贝尔接着回忆说，有一次她在幼儿园里画了一个房子，自豪地拿给妈妈看。妈妈用取笑的口吻说：“这可不能算好，你忘记画门了。你打算叫里面的人怎么出来？”结果伊莎贝尔哭了一场。
一个人受了这样轻微的批评怎么能放声大哭呢？然而，如果站在伊莎贝尔当时的立场上看，这种批评也许是一个象征，表明妈妈对她花费精力做的事将始终抱着讥笑的态度。
可想而知，从那以后伊莎贝尔的敏感性外面又多了个保护层。如今她已能够忍受母亲最尖刻的谈话，已能忍受在伦敦大街上和出租汽车司机一起挤车，已能忍受别人骂她娼妓，并能同样有力地反击男人们对她的侮辱了。但她始终不主动冒犯别人。然而在成年时的不可侵犯性下面，人人都有一些早年留下的纵横交错的伤痕。这些伤痕从远处看小得可笑，从近处看又极其严重。它们是皮薄如纸的儿童受到的伤害，而不是皮厚如象的成年人受到的伤害。
所以，无论伊莎贝尔对她的父母是什么态度，无论她多么不愿美化自己的历史，所发生的事已经足以为众所周知具有傲慢倾向的主人公开一张单子了：
我绝不对自己的孩子做的事
1）“我决不强迫他们吃煮过头的花椰菜，”当天晚些时候伊莎贝尔解释说。在熨烫之前，她先把旧衬衣的袖子展开。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小的时候妈妈总是强迫我吃非常不卫生的蔬菜。不仅如此，她还给我讲中国儿童挨饿的故事吓唬我，说他们吃饭要比我省事得多。有一次，她说她已经找到了一个可爱的中国小姑娘，名字叫山莳。那小姑娘面前有什么吃什么。等领养手续办好以后她马上就来把我们换过去，吓得我痛哭流涕。因为她总是这样吓唬我，所以我认为妈妈不喜欢我。她对我和露西说，要不是为了我们，她早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说不定现在已经在电台主持文艺节目了。我绝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十五岁的时候对我反唇相讥说‘我可没要求出生’。”
“你没有？”
“我知道，这是陈词滥调，可在当时似乎挺富有戏剧性的。”
“那你妈妈怎么说？”
“她倒很坦白。她说她也没要求出生，但同样的不幸也降临到了她的头上。所以我们不妨还继续过下去。”
2）在往一件保护得较好的蓝衬衣的领子上喷水时，伊莎贝尔接下去又责怪她的父亲，说他没能给自己以足够的判断力去认识世界经济现状。社会上有一种看法：女人无须为衣食担忧。正是因为这种过时的、颇具骑士风度但实际上却特别具有破坏性的观念，使得他一直不参与（或眼睛盯着天花板）为伊莎贝尔至关重要的谋生之道作决定。他对伊莎贝尔的要求也从来没有对保罗那么严。
她在学校里不会做错事。这本来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在她的家里，得了A等成绩不奖，得了Z等成绩不罚（在伊莎贝尔看来，无论好坏都是她的努力换来的巨大收获）。伊莎贝尔认为这对她是一种侮辱。从那以后，伊莎贝尔就像有的人拼命想得到赞许那样刻苦学习——因为赢得公众的广泛赞赏似乎是另一回事，稍微松懈一点就会被冷落。
3）“性生活方面我绝不随随便便。我的父母竭力追求现代，但结果却开放得出格。记得十六岁那年我对父母说口交很棒，我母亲只是说；‘是的，你将来会发现的。不过口交要想做好很难。’
“她让我服避孕药。由于拖着脚步出去找医生不是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所以她就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因为我经常去找一个男孩子，所以最好采取些‘保护措施’。”
4）“我想我还是不在家里偏袒谁为好。我知道我父亲喜欢我，不喜欢我妹妹。这也许是好事，可实际上事情很复杂。因为我爱露西，所以知道父亲更爱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有时候我跟她处得不好，那大多是因为我的负罪感。老得拿出大姐姐的样子照顾她，这也太难了。我认为这也反过来影响到了保罗，他也得承受露西的不安全感带来的冲击。她一直在挑唆他，竭力在他和母亲之间制造矛盾。因为他是母亲的宠儿，这当然也令她恼怒。”
5）“我也绝不以让孩子感到内疚为武器向他们要求什么。我母亲经常要我做这做那，可她明明知道我没有时间做或不愿做。于是她就说：‘哦，我早就明白，我知道你对我是啥看法。现在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在你眼里，我肯定像个傻老太婆。’她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最近患白血病死了。她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接另一个电话。所以，我当然说等我接完这个电话以后再给她打过去。可她说：‘不，不，千万别打，亲爱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我知道你有多忙，所以我不想占用你的宝贵时间。’就好像她最好的朋友死了，我忙得连跟她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似的！
“我无法容忍以可怜的形象作为影响别人的方法。如果想要什么，你就直说，不要愁眉苦脸地强迫别人给你。我讨厌母亲假装批评自己实则话里有话的说话方式。她会说：‘我太让你讨厌了，’目的无非是想防止自己失望。她自己讽刺自己，而且陶醉其中。她就像一个想买T恤衫的胖子，嘴里光喊‘危险，胖子’，就是不肯节食。”
6）“我还要更加尊重我和孩子们之间的界限。我母亲把我的爱情生活看作是她的事情的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有一阵我和一个她确实喜欢的男孩子谈恋爱。后来我得知，我们的关系断了之后她还和那个男孩子保持着联系。从我小的时候，她就向我吐露我不愿意知道的事。我十一岁那年，她对我说她认为我父亲有外遇。这使我第一次推测并发现她的婚姻出了问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这种事是不应该对一个小孩子说的。有一天，她晚上十点半给我打电话，向我诉说她和我父亲过得多么厌倦，还告诉我必须‘多选择几个’。为了证明她的观点，她接着说：‘听听你父亲睡觉时打呼噜打得多响。这种噪音我忍受了四分之一世纪还要多。’她还把听筒放在父亲的鼻子上，好让我听见。”
“听见什么？”我以病态的好奇问道。
“你知道，就是那种打酣的噪音，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可怜的男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她把我带到他们的婚床上。我认为这是违法的。
“好了，五件衬衫熨完了。你记不记得里茨家的电话号码？”
无论这个单子有多么长，无论伊莎贝尔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她总算是令人啼笑皆非地向我做出了保证：到一定时候她也会想出更具有创造性的新办法来激起她自己的孩子对她的怨愤——所以说，要研究孩子抚养问题，只能指望得出不可避免的失败的结论，而不是成功的结论。
[1] 吉尔伯特·霍维·格罗夫纳（1875—1966），美国地理学家，著有《年轻的俄罗斯》、《发现与探险》等。
[2] 艾伦·金斯堡（1926—1997），美国诗人，其诗集《嚎叫及其他》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之一。
[3] 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作品题材广泛，富有地方色彩和民间色彩。
[4] 诺埃尔·科沃德爵士（1899—1973），英国剧作家、演员和作曲家，擅长写风俗喜剧，作品有《漩涡》、《欢乐的心灵》、音乐剧《又苦又甜》以及小说、流行歌曲等。
[5]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擅长运用明暗对比，讲究构图完美，善于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征，代表作有油画《夜巡》、蚀版画《浪子回家》、素描《老人坐像》等。
[6] 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家，擅长肖像画、宗教与深化题材画，代表作有《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圣母升天》、《文德明拉全家肖像》等。
[7] 这里指列夫·托尔斯泰在其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所说的“所有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8] 用泥炉炭火烹饪的印度菜。
[9] 一种经过训练能衔回猎物的猎狗。
[10] 古希腊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主要讲述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的故事。
[11] 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英国文学家、海军行政长官，以其所写的日记（1660—1669）闻名于世。日记记述了王政复辟、鼠疫的恐怖和伦敦大火等。
[12] 美国电影《绿野仙踪》里的小矮人，现已成为对个子比较矮小的人的昵称。
[13] 法国南部产的一种冒泡矿泉水，商标名。
[14] 1840—1934年间的天主教法庭，以用残暴手段迫害异端而著称。
四 厨房传记
伊莎贝尔的冰箱里有一盒巧克力，那是她在美国的姨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上面标着“大陆精品”，装在一个棕色的纸板盒里，盒子上有一道粉红色的曲线。每一块巧克力都卡在两层瓦楞塑料纸槽里。
伊莎贝尔要出差一周。因为我住得比较近，她问我能不能顺便到她家里替她浇浇她养的一棵植物。那是一棵绿色的小东西，它的学名我从未听说过，可她管它叫夹子。从它那紧紧贴在一起的尖叶子看，倒是蛮像的。
“冰箱里的东西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全归你了，”她补充说。我过来执行浇水任务时，相信了她的话。
冰箱里的东西不多，有一罐青果——西班牙产，但写的显然是希腊语、一瓶番茄酱、一盆麦淇淋、两个苹果、一个胡萝卜、一些贴有“仅凭处方供应”标签的药物、一罐香蒜沙司、一些黑樱桃果酱；一听金枪鱼罐头羞羞答答地藏在第三排架子上，在牛奶和“大陆精品”左边一点。
冰箱的外面，足球场上正进行一场历史性的比赛。于是在给夹子浇水之前，我从冷飕飕的冰箱里拿出巧克力盒子，在电视机前坐了下来。我没想到我竟如此贪吃。如果不是足球赛场上形势出现转机，如果不是我那么傻，吃一两块也许已经够了。等我关上电视机的时候（我支持的队丢人扫兴，吃了败仗），十二块巧克力已被我吞进肚里。我匆匆将包装巧克力的箔纸捏成小团儿，埋在盒底，又把剩下的重新摆放好，让人看起来没有吃那么多。我压根没想到那株夹子——后来的陪审团成员——正在墙角里喊着要一杯水呢。我离开了伊莎贝尔的住所，一门心思想的都是那个英国守门员未能捍卫住国家的荣誉。
“他死了，”伊莎贝尔回家后惊叫道。从电话线上就可以感受到她的悲哀。
“谁死了？”我边问边考虑他们家谁最有可能患心搏停止。
“夹子。他渴死了。”
“我很遗憾，”我回答说。这时我才意识到罪恶之深重。
“你没有浇他，对不对？”
“不，”我喃喃地回答说。考虑到自己罪大恶极、后果严重，我不由自主地撒了谎。“不，我浇了。只是天气太热，这几天这里一直很热。天哪，一直很热，热得真令人难以相信。我一直开着窗户睡觉……”
“你撒谎。你没有浇他，土都干透了。我希望你诚实。你错了我不在乎，我讨厌的是撒谎。还有，你走的时候不关灯，还把我所有的巧克力全吃光了。”
“我没有。”
“你吃光了。”
“我只吃了几块。”
“所有好吃的东西你全吃光了。你以为我是谁？难道我会吃该死的柠檬冰淇淋果冻？想发胖吗？”
事已至此，我只好赔偿。所以下班之后，我来到一家百货商店。那里出售一系列价格高得叫人破产的巧克力，是欧洲大陆上两个比较古板的国家出产的。然而面对比利时和瑞士的糖果，我意识到，伊莎贝尔气势汹汹地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连一个也回答不了。
为什么她吃一个“该死的柠檬冰淇淋”竟是不可想象的？柠檬冰淇淋是什么东西？更能引起食欲的巧克力是什么做的？块菌状的，白色或咖啡色，中间夹有利口酒或焦糖？那么，我以为她是谁呢？
这些就是我在百货商店里遇到的大问题。我注意到，一个包着头巾的女人看见我在盒子之间咬着指甲犹豫不决显得很不耐烦，但那些盒子确实使我很为难。既然不能再对线性传记抱什么幻想，我不得不寻找合适的办法去观察伊莎贝尔。我没想到在开始阶段像她的胃口这样的小事竟会把我弄得焦头烂额。但她的问题使我的无知明显地暴露出来。
仅从摄取食物所占用的时间考虑，食物是所有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伊莎贝尔吃早餐用十分钟，中午吃快餐用二十分钟，晚上有滋有味地吃晚餐用四十五分钟；一天之中，吃苹果、干果、松脆食物和巧克力饼干还要用去一刻钟。这样算起来，她一生中有13685小时是在吃东西——这还不算准备过程或狂饮作乐后的后悔时间，这些时间加起来很可能多达15000小时。
然而食物却很少在传记作品里露面。尽管我们对柯尔律治生平的研究使我们觉得我们比他本人还要了解他，但他为什么爱吃春天的蔬菜仍然是一个有启发作用的不解之谜；尽管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关亚伯拉罕·林肯与奥斯曼男爵[1]经历的足够多的情况，但我们仍难说出亚伯拉罕·林肯是喜欢吃煮鸡蛋还是炒鸡蛋，奥斯曼男爵是喜欢吃羔羊中部还是后部。
与此相似的是，E·M·福斯特[2]曾经悲叹自己在小说里缺乏烹饪热情（他与传记的历史缘分是很深的）。他说：“食物能把小说中的人物吸引到一起，但从哲学上说，他们很少需要它，很少喜欢它，而且如果不明确地要求他们吃，他们也很少摄取它。他们互相渴望对方，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但我们也同样不断地渴望早餐与午餐，这一点小说里却没有反映出来。”
如果说我们对食物的渴望没能反映出来，那是因为——也许是出于偏见——某些活动要比另一些活动更能反映我们的个性。福斯特的传记作者们忽略了他最喜欢的食物（茄子、葡萄干布丁），那是因为他们把反映他的个性的要素定位在了跟他睡过觉或他投过票的人（年轻女人，自由党人）身上。
然而，一个人的个性似乎能够在其微不足道的行为与癖好中、在一些原先被认为毫无象征意义因而容易忘记的领域、在其直接用易拉罐喝饮料或直接从袋子里捏葡萄干吃的方式中表现出来。凡是听到过恋人解释他们的激情结束的原因的人都会意识到，我们倾向于将一个人的本质定位于在公开场合认为鸡毛蒜皮不屑一顾，私下里却认为极端重要的小事上。那位恋人可能会说被拒绝者的宗教、职业或文学方面情趣如何如何，但这还不如面包屑有说服力。也就是说，两人激情的结束可能是因为被拒绝者喜欢狼吞虎咽地嚼面包，连刀叉也不肯换一换，还用一块面包将肉汁擦得干干净净。一个人凭直觉了解的细节要比那位恋人所说的任何理由都更能解释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
人们可能会自负地认为胃口与揭示人物个性毫无关系，但胃口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它是通向人物秘密的途径。在吃完那顿著名的肉馅饼之后，约翰生博士不是曾经对鲍斯韦尔解释过吗：“谁也无法为一个人立传，除非跟他在一起吃喝过？”（他还可以加上“分享过几块巧克力”——假如1776年牛津大街有“大陆精品”的话。）
1843年，希梅内斯·杜丹发觉，对真正的传记作者来说，口味是责任的象征。他说：“我无法医治自己的传记情结。假如我知道哪本书上能读到恺撒吃鸡蛋放几粒盐，我此刻就去找出这一珍贵的文件。我怀疑那些不喜欢小细节的大才子——他们是书呆子。”
假如说我们确知的有关传记人物的饮食资料对读者具有吸引力的话，那是不足为奇的。有人认为，马奎斯·德·萨德[3]最喜欢吃调和蛋白；卢梭[4]对梨子大加赞扬；萨特[5]惧怕有壳的水生动物；普鲁斯特从豪华旅馆订烤鸡；尼采[6]喜欢吃牛排加煎蛋卷蘸苹果酱。这种猜想不是也具有某种魅力吗？
因为那个包着头巾的女人已经用小推车朝我肋骨上戳了两次，所以我不再犹豫不决了，将赌注下在一个盒子上。盒子上贴着一个不协调的标签“苏黎世乐趣”。
“多谢，”当我把盒子送给伊莎贝尔的时候，她说。“瞧，上面有一幅湖的照片，还有瑞士名人的画像。你真不该买这个。我那是一时性急，看到夹子死了，还有其他等等，但巧克力的事根本没什么。何不帮我吃呢？我太胖了。”
我不打算冒险犯第二次错误。尽管我和伊莎贝尔下棋的时候打开了的那盒巧克力就放在我们面前，我还是不准自己的手拿一块。
“走哇，”伊莎贝尔一再催我。她注意到我在克制自己的食欲，便说：“吃不完它们会走味的，要不然就得让我发胖。”
我一方面被她的邀请弄得直流口水，而另一方面则需要得到更多的信息，需要了解伊莎贝尔最喜欢吃哪种巧克力，由此间接地了解（仅就柠檬冷甜点而言）伊莎贝尔究竟是谁。
盒子里有一张小图表，标明了每种巧克力的质量和夹心。于是我停下游戏，开始研究起来。
“嗨，够了，你这个猴子，”伊莎贝尔打断我说。“咱们能不能接着下？不就是你的马遇到麻烦了吗？这也不值得改换研究对象嘛。”
“我说，你用茨温利螺旋形花饰蛋糕做什么？它有一个干果糖底座，上面是轻轻搅打成糊状的、用白兰地调味的——”
“嘘，我讨厌白兰地。别搅打搅打的，我想在《今日园丁报》来之前把棋下完。”
我不情愿地回到棋盘上救我的马，尽管它的勇敢与黑色的盔甲早在前面提到的小插曲开始前十分钟就已经无法改变它死在一个小卒手里的命运了。
“可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那巧克力，它意味着什么呢？我和希望弄清楚恺撒往鸡蛋上放多少盐的希梅内斯·杜丹对传记具有一样的热情，但巧克力能告诉我伊莎贝尔是谁吗？假如恺撒往鸡蛋上撒的是十二粒盐而不是十一粒甚至十粒，杜丹又能从中悟出什么呢？
当我们从心理学的视角去看待食物时，接踵而来的可能是其意义上的“数不清理论”。可食用产品已经不再局限于常识范畴；喜欢萝卜亦不再是喜欢一种草本植物的根，它已经进入了象征性的层面。根据各人不同的分析倾向，它可以变成残酷无情的符号、妄想狂的符号，也可以变成心胸宽阔的符号。
伊莎贝尔从来也不曾将她的关于食物与个性的理论系统化，但她当然认为将它们系统化是值得的。她偶尔在超市进行的工作之一是对顾客作“小推车测试”，根据人们购物袋里的货物推断他们的生活水平。
“瞧那个怪人，”巧克力事件和解几天之后她低声对我说。当时我们正在一家超市里排队等候付款。我们前面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子绅士正在付钱。他买了一罐鳀酱和一瓶胡桃油。
“你瞧，那家伙绝对是对儿童有色情倾向的类型，失贞处女幻想狂——但同时又是极右分子，很可能赞成对盗窃汽车收音机者判极刑。”
“嘘，你小声点。”
“别吓成那样，他听不见。你往后看，后面这位真会保护。”
伊莎贝尔所说的那个购物者已经匆忙摆好写有“下一位顾客”的塑料挡板，以保护她买的两听番茄、六个洋葱、三听金枪鱼和一罐强力沙司。那女人在橡胶地毯上每向激光扫描仪挪动一寸，就要重新调整一下她买的东西，并小心翼翼地防止伊莎贝尔买的食物越过界限。
“可你不能够像这样轻易判断一个人，”我反驳说。
“为什么不？”
“因为实际上他们可能并不是那样。”
“是吗？”
“哦，假如有人根据你吃的什么判断你，你愿意吗？”
“我觉得满好，也许还是结识那个人的好办法呢。”
伊莎贝尔讨厌边吃边做别的事，而不讨厌边吃边谈。边吃边看电视的人达到了堕落的顶峰。她担心“我和哈比的缘分将会在半独立式的小屋里一边看电视新闻一边把托盘放在膝盖上吃晚餐的时候结束”。这的确象征着她对枯燥婚姻的忧虑。我曾听到她谴责她父母的一位朋友，说“那人用餐的时候看杂志”；她曾以厌恶的口吻提到过她的一位男朋友边吃边浏览体育网页。即便是她独处的时候，无论她准备多么简单的晚餐，她也不肯分散注意力。她绝不会边烤面包片边看第二天的天气预报。她跟踪调查过一项饮食美学研究。那项研究是从饮食的作用与营养的层面进行的，远比感官研究深入得多。研究指出了快餐店的不足之处，不是根据它们所出售的食品，而是根据那里的食客无一例外的粗野吃相。
但即便就食欲而论，有意义的饮食方式也应当与纯粹的随便方式区别开来。我们对人的印象很少是根据可靠的事例得出的。我们可能会觉得某个人在社交方面局促不安，但却说不出究竟为什么，直到一位更有经验的观察者提醒我们说，有一次他主动伸出脸和手招呼我们，接着又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刻尴尬地把脸和手缩了回去。
我知道伊莎贝尔缺乏耐心。她是那种不是嚼而是吞维生素C的人。但最能反映她的这一特点的代表性事例，还是我们一起在比萨饼店里度过的那天晚上的一幕。事情是这样的：正当我系统研究如何将比萨饼切成片的时候，她选择了一种迂回的方法：每逢到了最诱人的时刻她就先停住，把不好吃的皮慷慨地送给我吃，还预言说：“再吃一口我的肚子就爆炸了。”
伊莎贝尔的购物篮里的东西表明，她的烹饪程序既不会复杂，也不会太长，因为里面根本没有香草精，没有蛋糕原料，也没有带骨的大块牛肉。没有耐心的厨师不相信时间是一种善意的力量。他们认为，拖延时间只能增加风险，暴露弱点。这正好说明了伊莎贝尔喜欢意大利面食的原因，具体体现就是放在橡胶地毯上的三包意大利扁面条。她嫌大多数意大利面食番茄味不够浓，就买了许多听浓缩调料，让浓缩调料与番茄片的比例达到大约三比一。她知道这样做不规范。她做这道菜比做其他菜更没有把握（考虑到自己对烹饪信心不足，伊莎贝尔总是设法降低期望值，做出的饭只要能吃就行）。
不吃意大利面食的时候，伊莎贝尔常常习惯于吃自己。
“你在做什么？”我问。在我们动身去大街以前，我注意到她正把大半个手往嘴里塞。
“哦，没什么，”她回答说，并迅速地将手藏在座垫下面。
我离开房间片刻，回来时又看见她在那样做。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她似乎是在用嘴咬左手两个指头之间的某个地方。
“是不是起水疱什么了？”我问。
“不过是一块茧子，”伊莎贝尔回答说，面颊微微泛红。
她的左右手上各有一处死皮，在食指的根部。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她就想撕。（到底为什么事不痛快另当别论。伊莎贝尔似乎有一系列的烦心事：
1.她是不是丑，如果丑，丑到什么程度。她的体重曾经历过几个危机阶段，特别是在停止游泳的一段时间里。我吃惊地获悉，认为自己太胖的想法会整天在她心灵上投下阴影。
2.她的工作是不是合适。
3.她是否有真正的朋友——从饮食学的角度看，这种关注可以与她不愿单独去饭店吃饭联系起来。面对别人的疑问，需要有这样的信念：一个人总能找到陪自己吃饭的人。
4.她是不是在浪费生命，是应当多读书还是应当专注自己的事业）。
“那些死皮什么味道？”我问。
“啊，有点像鸡肉，”她回答说，“就是没有鸡肉软。”
伊莎贝尔与鸡肉关系很好。她晚饭最常做的就是鸡。她喜欢切下鸡胸脯炸一炸，然后加蘑菇和少许辣椒粉做成松软的奶油沙司。
有意思的是，伊莎贝尔今天从超市买的那块鸡肉既去了皮又去了骨。她害怕上面带有过多自然器官的食物。她买生菜时宁肯多掏点钱，也要买预先挑好的、洗过的叶子，以避免从吓人的泥疙瘩上往下掰叶子。
这种担心也正是她的篮子里没有水果的原因。有一次她吃桃子吃出一条虫子来，从那以后再不吃桃子。她不吃带核的葡萄；她不喜欢吃浆果，因为里面藏有小昆虫。心理学家可能会将这些习惯同她对旅游的态度联系起来，因为她从来就不是那种背着背包徒步旅行的人。她喜欢呆在家里，除非能够轻易得到享受才肯出门。
“现金还是支票？”出纳员问。
“啊，现金，”伊莎贝尔回答说。这时她才从忧郁的梦中醒来。
“十八镑三十三便士，亲爱的。你如果需要，那儿有小推车。”
“一点也不便宜，”伊莎贝尔低声说。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汽车跟前时，我试图用假设的问题改变她低落的情绪，让她愉快起来。
“假如让你设计世界上最理想的最后一餐，不管花多少钱，给你完全的选择自由，你认为你会吃什么，白鲸鱼子酱，肯尼亚羚羊肋肉，鹌鹑蛋，巴黎糕点……？”
“别，我一想起来就恶心。你所说的‘最后一餐’是什么意思？”
“啊，你知道……”
“不，怎么会是最后呢？是我老迈年高了，还是我快被处决了？是我要自杀了，还是要相信上帝了？”
“这跟相信上帝有什么关系？”
“从基督教的观点看，相信上帝的人可以幸福地要一顿十道菜的饭，明知道这是最后一餐也丝毫不害怕。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脱离肉体活下去。这对每一个想吃巧克力又怕大腿和屁股长脂肪团的人来说再理想不过了。”
“你相信上帝吗？”
“这个问题太大了，可不是在地下停车场能讨论的。我相信的可不是让你吃饭的那种上帝。如果真要我准备最后一餐，我想我会十分着急的。我会吃掉我的双手，而不仅仅是我让你看的那些干皮。”
事实证明，伊莎贝尔不愿动用她的想象力设计一顿最后的晚餐跟她的胃轻微受寒有一定关系。回家后不久她就躺倒在床上，只喝了一碗清汤。
一夜的疾病使伊莎贝尔龟缩进一个无声而痛苦的壳子里，这与她平常的脾气格格不入。它提醒我们，另一个人个性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物质微粒不稳定平衡基础上的假象；我们总是乐观地把健康本身当作“我们自己”，但健康本身很可能只是潜藏于我们的器官冲动中的一系列怪物之一。
疾病可能会残忍地将我们变成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自我的无能的代表。我们要求手臂活动，手臂却傲慢地保持着无精打采的姿态；我们的温文尔雅让位于可怕的尖叫；敏锐的思维让位于无法容忍的昏庸。疾病带给我们的还不止是肉体的痛苦，它还像盲目的爱情一样，使我们一想起来“我还能再成为我自己吗”就心烦意乱。它能搞乱我们习惯性的脑力活动。有些意见我们似乎一向确信是我们自己的，但疾病能使那些意见显得格外陌生，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在那种梦境里，我们离开家庭的安逸，到一片稀树草原里过一种危险的生活。
如此看来，传记作家们不愿意提及胃可能是起源于一个更可以原谅的想法，那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一器官及其所在的肉体会强迫我们在朦胧的状态下受折磨。在那种朦胧的状态下，那个我们不牢靠地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正在侍奉着我们呢。
[1] 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1809—1891），法国行政官员，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负责巴黎大规模市政改建工作。
[2]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主要作品有《霍华德庄园》、《印度之行》等，其作品反映了20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
[3] 马奎斯·德·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美德的厄运》等，以性倒错色情描写著称，曾因变态性虐待多次遭监禁。
[4]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其思想和著作对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著作有《民约论》、《爱弥尔》和自传《忏悔录》等。
[5]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作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拒绝接受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小说《恶心》和《自由之路》、剧作《群蝇》和《魔鬼与上帝》等。
[6]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
五 回忆
催促别人回忆过去无异于强迫他们在枪口的威胁下打喷嚏，效果注定是令人失望的。因为真正的回忆就像打喷嚏一样，不是随意就能做到的。当然，有些东西经常被我们错当成了回忆，比如当你问我中学毕业时的成绩时，我就去搜索文件柜。其实那只是一种机械的本能反应，是这一现象微不足道的同类物。与过去的真正碰撞应该是不分时间距离的即时性对我们的袭击；它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回忆，而是发生在时间口袋以外的东西。真正的回忆能够溶解回忆本身与现时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三十岁的时候我们突然回到二十岁时在森林里的一次旅行中，吃着夹有粉红色的肉火腿的三明治。回忆不是以另一个人的唐突提问强加给我们的，而是三十年后在一家火车站小餐馆里偶然闻到的相似的三明治气味启发我们的。
“是的，正是如此。不论管它叫什么，它都是普鲁斯特瞬间，”伊莎贝尔的朋友克莱斯特领悟到了这一点。当时我们三人坐在一家酒吧里。克莱斯特一直持有和我相同的看法（二手的观点，但尚未有人注册）。伊莎贝尔默默地从蜡扦上将蜡烛油挑下来，分成小块，然后再把它们放进火焰里。
“你读过普鲁斯特的传记吗？”伊莎贝尔抬起头来，以怀疑的口吻问克莱斯特。
“我？”
“对，你。”
“读过一点，啊，没有读过，”克莱斯特不自在地回答说，“我是说我有那本书，看过一些评论文章，但就是抽不出长假日……”
判断一位作家水平的方法也许就是看他的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那些从来抽不出长假日读原著的人们所接受。不幸的是，那本书我也只读过二十来页。从伊莎贝尔看克莱斯特时的目光判断，似乎最好是换个话题或者建议打道回府。
然而几周之后，当我和伊莎贝尔在我的一位朋友家色彩鲜艳的沙发上坐着时，这件事似乎又成了适当的话题。我朋友的沙发是一个橘黄色的框架结构，上面覆盖着一种彩色垫子。其中一个垫子是用一种蓝色的毛茸茸的材料做成的。我看到伊莎贝尔把它拿起来，用手轻轻地抚摩一两次，然后低头闻了闻。
“你在做什么？”趁主人去厨房准备饮料，我悄悄地问她。
“真有意思。这个垫子和我小时候穿的睡衣是用一模一样的材料做成的。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套吗？那是一种单件连衫裤，也是这种深蓝色，前面有一条大拉锁，两只脚套是直接缝进材料里的软塑料。小时候我最喜欢穿，感觉到又安全又自由。我记得有一次洗澡，妈妈给我穿上一件。我穿着那个小壳子围着房子跑来跑去。由于某种原因，我记得那天阳光灿烂，黄昏时分屋子里充满了橘黄色的光线。那是母亲准备打发我和妹妹睡觉的时候，也是父亲下班回家的时候。晚上是妈妈对孩子们管束最松懈的时候。她总要喝一杯酒，抽一支烟，甚至会变得非常温柔。你觉得我能不能问问你的朋友这些垫子的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