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普鲁斯特的研究可以说是蜻蜓点水，但我读过塞缪尔·贝克特写的一本对他很有见地的评论。所以我知道，无须过多的推断便可以确定，伊莎贝尔坐在沙发上突然回忆起来的她童年的轶事就是所谓普鲁斯特瞬间。普鲁斯特关于回忆的思想介绍了一种判定过去复苏的复杂方法。这种方法弥足珍贵，但却具有传记性质。最常用但却美中不足的方法是通过自愿回忆。有一次在电影院里的灯光熄灭之前和伊莎贝尔的谈话中我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当时我问她小的时候在哪里过夏天。“啊，洛桑。在我父母的朋友莱芒湖畔的一所房子里。要不要再来点爆米花？”这种回忆是自发出现的，因而它无疑是可靠的，也是改变话题的前奏；它是一道重新加热的菜，而不是在煎锅里劈啪作响的原料。
另一方面，非自愿回忆则是在别人没有提出问题的情况下人们被不规则运动的“现在”碎片、著名的玛德莱娜蛋糕[1]或不那么著名的毡垫撞击进“过去”的怀抱里。那种“过去”将会像“现在”一样真实；它存在于一切感知之中。谁也无法预料这种灯彩会在何时出现，而只能偶然遇到这些曾经是、现在又死而复生的逝去了的世界的一部分。
还有一次我和伊莎贝尔去游泳。池子里的氯气味比在电影院里的任何提问都远为成功地唤起了她童年时的回忆。我们游第三圈的时候，一个划桨的小孩子溅了伊莎贝尔一脸水。她抹了一把眼上的水说：“天哪，它使我想起了往事。”我回头看看，仿佛那小孩子是个熟人或是某个熟人的后代。伊莎贝尔游了过来，向我讲述她小时候知道的另一个有氯气味的池塘。她说，从那个池塘边放眼望去，目光可以穿过莱芒湖看到法国的阿尔卑斯山，有些山峰上夏天里还覆盖着白雪。她曾在那里学过游泳。由于在水里呆得时间过长，指尖都被泡得起了皱。她妈妈说“就像渔民的手一样”。贮藏室里有大黄毛巾，毛巾上扯满了蜘蛛网，爬满了黄蜂。伊莎贝尔取一条大毛巾来，用脚趾头夹住一头的两个角，将另一头蒙在头上，做成一个毛巾帐篷。阳光穿过毛巾照进帐篷里，她觉得舒适极了。帐篷外面正发生着更奇怪的事。她妈妈夸张地哈哈大笑；那些大人们讲的是法语。她不喜欢他们，或者说不喜欢他们的做法：他们管她叫“小公主”，而且每递给她一根空心面总要不停地拍打她的脑袋。连续五年里，每年夏天他们都要回那所房子和它的游泳池去。尽管伊莎贝尔已经忘记了她睡的是哪个房间，忘记了主人们的面孔，但那个城市的氯气味比我的任何愚蠢的问题都能更有效地把她带回当时的环境里。
我开始琢磨一个人能不能不按家庭年表安排自己的过去，而改用普鲁斯特瞬时法，按照气味、触觉、声音以及使周围的感触具体化的视觉景象所引起的反应安排自己的过去。
但与更为传统的年表法相比，这种方法要复杂一些。下面是有人记述的尼采的生平：
1844—生于萨克森
1865—被带到一家妓院，后逃跑。他的朋友，著名的印度学家多伊森说：“他从来没碰过女人。”
—发现叔本华[2]
1867—开始服兵役
1869—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教授
1872—出版《悲剧的产生》
1876—在索伦托遇见瓦格纳[3]
1879—放弃教学生涯
1881—居留于瑞士恩加丁的锡尔斯玛利亚
1882—构想出永恒回归思想
—爱上卢·安德烈亚斯·萨洛米
1883—瓦格纳逝世
—发表《琐罗亚斯德如是说》
1889—在都灵看到马车夫打马，抱着马高喊道：“我理解你。”精神失常。
1900—逝世
对事件的这种排列顺序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事件与时间具有内在联系这一观念，即某些记忆在时间上比另一些记忆离得更远的观念为前提的。但普鲁斯特瞬时法揭示出：从主观上说，将我们和某一事件分隔开来的距离并不表明时间的久远。1882年尼采单恋卢·安德烈亚斯·萨洛米的时候，他记得更清楚的可能是1865年冲出妓院的那一天，而不是仅仅出版了《悲剧的产生》一书的1872年。当记忆与事实一样强烈时，生平也就变成了协同式的，而不是顺序式的。我们可以同时体验两个时间段。1889年，当尼采拥抱着那匹马，从而促成他发疯的时候，他可能也感受到了1867年在军队服役时所感受过的对残忍虐待动物的同样的义愤。
这就使得按时间顺序界定重要事件更加复杂化了。传记依据的是小商贩评判标准，一个人的一生以死亡、婚姻、专业职位、谋杀以及军事战役为标记被划分成许多小块。因而，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许多极其模糊的形象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来。我们不仅能够回忆起具体的事件，甚至能够回忆起毫无情节衬托的情绪和气氛。由此可见，我们常见一个人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却又声称他什么也没有想，这是不足为奇的。
一个星期四晚上下班之后，根据伊莎贝尔的建议，我和她来到离法林顿路不远的一家咖啡馆。我们俩都没有心思说话。已经在咖啡馆里谈了好几天之后，出现这种沉默的局面是很自然的。但我觉得她长时间的沉默可能是一种信号，表明她遇到了什么问题。于是我问她在想什么。
“啊，什么也没有想，”她回答说，莞尔一笑，情绪开始好起来。
“什么也没有想？”
“啊，你知道，胡思乱想。真的没什么。”
“太好了，我刚才也在走神儿。你要不要来点蛋糕？”
“我很好。”
我们的许多时间真是在什么也不想中度过的。这也许是我们除睡觉以外最喜欢的消遣形式。即便是在浩如烟海的编年史中频繁出现的男女伟人（如托尔斯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亨利四世）肯定也在什么也不想中消磨过时光——坐在火车上、马背上、会议室里和肥皂泡沫覆盖的澡盆里，任凭往事从意识中川流而过，但却不能清晰地判断出它们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吹起小号宣布说“我是柏林人”或“不管怎么说，巴黎也许还值几个钱”。
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尽量让别人明白意思，向他们讲明一两个要点，而不必也让他们了解意识中较为混乱的思维过程。就连小说中的人物也大多缺乏必要的复杂思维。他们的想法是从智力的黏性物质中提炼出来，然后带着个套子“他想”或“她想”被涂抹在页面上的。
当阿妮塔·布鲁克纳[4]希望告诉我们《湖滨旅馆》的女主人公伊迪丝头脑里在想什么时，她设置了一个平静的沉思场面：
“伊迪丝想，将许多女人驱赶进婚姻深渊的恰恰是她们的同性伙伴。”
让我们对比一下，在小说《尤利西斯》中，当乔伊斯想告诉我们摩莉的头脑里在想什么时，他是如何做的（荣格说，乔伊斯在那一段长篇大论中给他讲的女性心理学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多，而纳博科夫则认为，“私下里说，那是书中最差的一章”）：
弄得连嘴唇都苍白了不管怎样现在总算一了百了世人再也不会成天议论这种事了其实只有第一次才算个事儿以后就成了家常便饭连想也不去想它了既然你有时候爱一个人爱得发疯觉得非那样做不可想亲吻想得浑身发麻而不能自制为什么非得先嫁给他才能跟他接吻呢我巴不得什么时候身边有个男人把我搂在怀里亲嘴再没有比长时间的热吻更美妙的了麻酥酥的一直热到魂儿里几乎能使你瘫痪我讨厌忏悔……
假如有人认为布鲁克纳是现实的，那么乔伊斯就是古怪的，这是因为我和伊莎贝尔在咖啡店里互相交谈时，我们是在用布鲁克纳式的句子交流，而不是用乔伊斯式的句子。如果我轻轻拍拍伊迪丝的肩膀，问她坐在安乐椅里想什么，她一定会回答说：“哦，我是在考虑她们的同性伙伴怎么会把许多女人驱赶进婚姻的深渊。”
但事实上，伊迪丝自己未必会把事情想得那么清楚。她的思维也会像喋喋不休的摩莉·布卢姆那样迅速，离谱，富于联想。话又说回来，思维清晰是社会强加于我们的。我们的意识中分泌出的不能是毫无句法可言的黏液。我们学习讲话时别无选择，只能够把原料装进用动词、名词和稀稀拉拉的形容词做成的、用句号包裹得整整齐齐的香肠里。交谈的时候，我们要竭力让别人听明白。要想让别人明白我们脑子里想的什么，首先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要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知道，我也读一点文学报纸，”伊莎贝尔回答说。然后她决定，即使要蛋糕，也要一个小的。
“但无论我在想什么，我只不过是埋头喝茶而已，”她端着一个杏仁巧克力面包卷从柜台回来后，态度更加宽容地接着说。
“你瞧，一看见黄花菊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生病的情形，”她一边解释，一边搅拌现在空了一半、上面印有1984年奥运会标志的杯子。“母亲认为，黄花菊可以治百病。所以，我们几个谁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就听见她说：‘我去给你冲一杯黄花菊，喝下去转眼就好。’我不知道她是否有关于黄花菊疗效的证据，但只凭她的那份热情就足够了。冲一杯黄花菊就能保证你健康。所以我真的没有多想，只是心不在焉。”
时间的云雾被包裹在其他官能和饮料中。从新磨的咖啡内部，像魔仆似的飘然升起了她小时候星期六上午父亲的形象。那时候，她的父亲把自己当成扑扑冒气的煮咖啡器，而且一再声称（背着妻子）一个男人混到这份上已经够了，还求什么呢？他爱坐在厨房里看报纸。他情绪好的时候，伊莎贝尔、保罗和露西甚至在吃完早餐后也会留在餐桌边聊天。他会偶尔转过脸来对他们中间的某个人眨巴眨巴眼睛，他们则会哈哈大笑，要求他再眨巴一下。有时候他还会给他们唱歌，把他们中的一个抱起来放在腿上。他的《徒步旅行》唱得好，但唱《约翰·布朗的身体》难听得吓人，于是他们就哈哈大笑，尖叫着要他安静，并用手指塞住耳朵。
她记得小时候她以为父亲一直就活着，因为他是那样高，那样老，似乎什么都知道。有一个学期，他们学习工业革命。伊莎贝尔回到家里问父亲是否记得火车出现以前的事。
有一次，伊莎贝尔在考文特花园的一家咖啡店里回忆起了父亲。尽管父亲本身根本没有咖啡豆的香味，但在伊莎贝尔的想象中，咖啡和父亲总是同时出现。
我们离开咖啡店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为父亲的生日买的一包哥伦比亚咖啡豆问我：“这是不是我的恋父情结的进一步证据？”
伊莎贝尔继续进行这种普鲁斯特式的调查。她对我说，姜味饼干使她想起了她上小学时上午的课间休息。十一点钟铃响，孩子们从各个教室里跑出来，乱哄哄地在餐厅里排成长队。摆在金属柜台上的食品盒里只有很少的姜味饼干。其他可供选择的食品都很可怕，有奇奇怪怪的奶油蛋糕、令人恶心的粗面饼干，还有令人讨厌的白脱甜酥饼。伊莎贝尔摸索到一条占据离门最近的桌子以及迅速跑到校园左边的最佳路线。有一次，她跑得太快了，一头撞到女副校长的怀里。当时那位女副校长正捧着一棵植物苗往生物室走，结果植物苗被碰落在地上。她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吓得呆若木鸡。
“哦？难道你不准备道歉吗？”被弄得满身是土的女副校长问。
伊莎贝尔什么也回答不出来，只说了声“姜味饼干”，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然而，伊莎贝尔更多的普鲁斯特式联想还是发生在泡泡浴室里，发生在她十一岁那年从纽约旅行回来的汽车上。她父亲的公司派她父亲去做一笔生意，他们全家被安排在曼哈顿中心的一个商务宾馆里住了一个星期。伊莎贝尔对宾馆的奢华大为震惊：那里的电视有三十个频道；休息厅安装着巨大的双开式弹簧门；她的房间竟然高居那幢六十层大楼的第三十九层。她同电梯司机成了朋友，他把她一直带到顶楼。顶楼跟其他楼层看起来一模一样，尽管那人告诉她说风大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大楼在晃动。那天夜里起了风暴，她很庆幸他们只住在第三十九层。就是在那时，她第一次洗泡泡浴。看到绿色的液体扩散开来，形成表面参差不齐的一块块泡沫，像白色的蜂窝似的闪耀着柔和的光芒，她惊讶不已。她像撒哈拉大沙漠里的孩子用手触摸白雪一样拿眼睛瞧着那些泡沫，又花了半个小时将泡沫摆弄成各种形状：先垒成圆顶小屋，再堆成带有滑雪场的高山，后来泡沫开始消失，变成一座座在绿色的大海里漂浮的冰山，最后在她身上留下一种滑腻腻的香味，一直保留到下一次洗澡。
尽管许多记忆都是通过视觉、味觉和嗅觉发现的，但伊莎贝尔认为，音乐才是最能唤起她回忆的普鲁斯特式媒介。
“你能不能把音量开大点？”有一次夜间行车，当汽车收音机里传出琼·阿尔马特拉丁演唱的《爱与情》时，伊莎贝尔问。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萨拉的十四岁生日晚会上。当天晚上，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浴室里，要么就是在厨房里帮忙洗碟子。晚会上人满为患，人们吃着辣味香肠——这很可能就是我记得有人想亲吻我的原因。我的裙子上溅了点什么东西，我记得是苹果汁。”
伊莎贝尔听音乐的时候，常常讲述一件有具体时间、具体环境的普鲁斯特式的往事。因此，她的回忆常常是隐藏在唱片中的歌声和伴奏声中的。
普鲁斯特式回忆并不是遵照逻辑模式出现的。有些事情她能够铭记好多年却不记得具体时间，而另一些引起回忆的事则跟播放的音乐本身无关，而是后来变成了引起联想的线索。比如说，在威廉堡参加完婚礼回来，开车去格拉斯哥的路上，她并没有听到雷姆乐队的《罗克维尔》，但那首歌却使她回忆起了与另一位应邀参加婚礼的客人同路的那次旅行。那是九月的一天，暴风雪从海面上席卷而来，山上的积雪达几英寸厚。汽车上的雨刷发疯似的擦拭着前窗；车空调喷送着融融暖气，车内的舒适与外面暴风雪的肆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歌声使人联想起了旅行的情趣，而不是具体的事件；温暖的车座的气味、布满蒸汽的窗玻璃的手感、路边被风吹成的雪堆的形状、他们到达格拉斯哥时天气戏剧般的突变——这些都是诗一般的感官记忆，而不是叙述性记忆。
成年早期，伊莎贝尔开始自己买音乐磁带并在上面加盖了记忆的印记。从那以后，她所收集的磁带既显示了她的音乐爱好形成的轨迹，又提供了她的音乐爱好形成的背景。
她的第一盒磁带是在牛津大街“主人之声”唱片公司买的。那年她十三岁，曾经亲吻过同班的一个男孩子，并发誓以后绝不再那样做。磁带的名字是：
艾芭[5]：流行金曲精选辑
封套上站着的一群人身穿闪闪发光的缎子裤、紫色丝绸衬衣，沐浴在朦胧的橘黄色光线里。曲目包括《舞后》、《拿我赌一回》、《赢者全拿去》、《彻姬提塔》和《我们中间的一个》。她跟萨拉、塔米、珍妮特和劳拉几个姑娘在购物中心跑了一个夏天才买到那盒磁带。她回忆说她当时希望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具体地说是高她两个年级的格雷丝·马斯登，因为格雷丝乳房大，头发长，皮肤光洁。伊莎贝尔一直不敢照镜子，因为鼻子底下的一个脓疱长了一个星期。她曾经想到过上吊自杀——这也许跟艾芭的调子不太和谐，但艾芭的歌声确曾给她带来了几度欢乐。歌曲《舞后》充满活力，速度很快，她跟劳拉把录音放到最大音量，伴着节奏在床上乱蹦乱跳，直到劳拉的父亲——抛弃了妻子，跟自己的法律助手勾搭的法务官——大喊大叫，要她们懂事一点。
然而，一盒磁带里可能会隐藏着一个挨一个的多层记忆，分别反射聆听它的不同时间，就像将一座古老城市的地基横向切开，显示出一层摞一层连续不断的居住痕迹一样。
在艾芭的第一普鲁斯特层下面埋藏着一个在阿尔加维度过的假期。那一次伊莎贝尔是同克里斯、克里斯的女朋友和她的妹妹一起去的。他们租下了一套房和一辆汽车，使用一个星期。在开车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去海滨和夜总会的路上他们播放了那盘磁带。伊莎贝尔一直在寻找无聊的刺激，这种无聊的刺激终于以她和来自吕贝克的一位德国人的风流韵事的形式到来了。那位德国人是一位潜艇设计师。假期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向伊莎贝尔透露说他要带着一个小儿子结婚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沃尔夫冈与伊莎贝尔一起聆听《我们的去年夏天》。后来那首歌常使他想起那一次他和伊莎贝尔在他的吉普车里过夜，一起在海边看日出的情景。
最后一个普鲁斯特式回忆隐藏在最近的一次单位圣诞晚会中。晚会上，《拿我赌一回》的歌声回荡在皮卡迪利一家饭店酒吧粉红色的大厅里。接待员萨莉·韦尔奇的眼泪（她的男朋友当天晚上离开了她）、勾兑的酒水、打情骂俏与孤独寂寞一直伴随到晚会结束。
然后是：
“金发女郎”精选辑
这一次，伊莎贝尔十四岁，每天下午都要一边听着《海潮高高》、《不挂电话》和《玻璃心》，一边学习化妆，试穿朋友的衣服。她的裙子越来越短（她妈妈看到一件时嘲笑说：“看起来更像是腰带而不像裙子”）。她的第一条迷你裙伴随着紧身衣和高跟鞋出现了。趁父母和爷爷奶奶一起度复活节假期的时候，伊莎贝尔拉着劳拉去了诺廷希尔的一家夜总会。她们画着眼线，抹着淡紫色的口红，冒充十六岁少女混了进去。几位学语言的意大利留学生给她们买来了饮料。两杯草莓代基里酒下肚，酒性发作，伊莎贝尔迷迷糊糊地亲吻了其中的一位，是叫圭多或是乔瓦尼或是贾科莫什么的。后来她喝的酒吐在了拉德布罗克路边的排水沟里。
那盒磁带的第二次出现是在伊莎贝尔二十二岁那年搬进哈默史密斯的套房里的时候。当时它简直成了她的打扫卫生伴奏带，无论是用吸尘器打扫卧室和小客厅还是清扫书架，无论是洗涤一摞摞的餐具还是清理浴室，她都要放那音乐。她非常讨厌日常琐事，所以她需要音乐给她带来活力，以免一开始就瘫倒在沙发上。
伦纳德·科恩：最流行金曲
这些音乐把伊莎贝尔带回到她十几岁时在卧室里度过的那些百无聊赖的下午。那些回忆中的主要色彩是紫色（那是她的羽绒被的底色）和米黄色（那是磁带封套的颜色）。母亲总对她怒目而视，骂她像街头流浪儿，既不跟家里人讲话，又不好好上学。无论母亲说什么，伊莎贝尔都不争辩。她只是用单一的语调低声问能不能让她一个人呆着。这可能不是做母亲的所希望的，因为她认为对方不反击是对她的侮辱，于是她更加怒火万丈。有一次，伊莎贝尔拒绝否认她在尝试毒品，母亲狠狠地打了她一耳光。伊莎贝尔坐在餐桌边一动没动，连眼睛也没眨一眨，以免眼里的泪水流出来。就是在那时候，她冒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话，说她从没有要求父母生她。
这时候，她开始接触：
鲍勃·迪伦：异教徒
情况在好转。首先，那张唱片是伊莎贝尔的第一个男朋友斯图尔特·威尔逊送给她的礼物。斯图尔特透露说，有时候，跟男孩子谈话可以像跟女孩子谈话一样畅快。斯图尔特十七岁，前年离开了学校，现在在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青年旅行社上班。他们两人的关系持续了一年。其间，这对年轻人或一连几个小时在市场上找衣服，或去淘唱片店，或到恩菲尔德大街斯图尔特的父母家去，在斯图尔特的床上互相抚摩。
斯图尔特虽然话不多，但却有超人的本领：他能让伊莎贝尔感觉到他理解她。迪伦的歌是他们上述活动的重要载体，尽管他们也可以选择比《你这样的情人》、《忧郁难排解》、《我真正想做的事》等较差的载体。他开始进入青春期中期，而在此期间，伊莎贝尔对音乐的兴趣以及对男朋友的眷恋一起随之而去。在其中一个人发现了他们最喜欢的三个管乐队之后，相互之间对对方生活的探索很快就结束了。
然而到学生生活的最后一年，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唱片收集活动都更加成熟了。那时，伊莎贝尔弄到了一种版本的：
莫扎特：第3、第5小提琴协奏曲
它使她想起了一次学校组织的和十个女生及一位艺术史教师一同参加的巴黎观光旅游。他们住在蒙马特尔一家破旧的旅馆里。伊莎贝尔和一个担任旅游团副团长的姑娘合住一个房间。（那姑娘已被牛津大学录取，后来她患了癌症，在她的二十五岁生日前一个星期死去。）他们参观博物馆，在里沃利大街的小餐馆里给朋友写明信片，对法国小伙子讲糟糕得可怕的法语——只要她们能报之一笑，那些法国小伙子们倒不嫌麻烦。听那些协奏曲特别能唤起伊莎贝尔对乘火车返回加来[6]的旅行。她记得那绿色的塑料座位，记得车窗外阿图瓦乡村单调的景色。离开那座城市回国的时候她非常想家，想家里的亲人。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她毕了业，在伦敦大学谋到一份工作，干了一年便又到国外旅行去了。她先到柏林，为一位翻译家打工，遇到一群美国人，其中一个人给她留下一盘：
名家歌曲精选：唐·乔瓦尼、迪·曹伯弗洛特、勒诺兹·迪菲加罗、科西·范·塔特
这张唱片捕捉到了伊莎贝尔对国外一年生活的混乱记忆。歌曲《假如你想跳舞》使她想起柏林曼埃克大街的一个角落里她经常光顾的一家咖啡馆；《苏珊娜没有来！》使她想起了歌剧院；从《如同残缺而稳固的礁石》里她仿佛看见了多维尔，她在那里的一家旅馆干了一个夏天的接待工作；而《唐·奥塔维奥死了！》的不祥乐曲使她想起了她所乘坐的那趟正驶出米兰火车站的卧铺车。
[1] 一种面上有果酱、糖霜、果仁或水果等的贝壳状重油小蛋糕，在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被视为能勾起强烈回忆或乡愁之物。
[2] 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创始人，认为意志是人的生命的基础，也是整个世界的内在本性，著有《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论自然界的意志》等。
[3] 里夏特·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毕生致力于歌剧的改革与创新，作品有《漂泊的荷兰人》、《纽伦堡名歌手》等。
[4] 阿妮塔·布鲁克纳（1928—），英国小说家及美术史家。作为小说家她起步很晚，但从1981到1988年，她八年出版了八部小说，其中《湖滨旅馆》1984年获布克奖；其他小说有《家人与朋友》（1985）、《一位英国朋友》（1987）等。
[5] 著名瑞典女子演唱组。
[6] 法国北部港口。
六 隐私
我们读传记时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尽管对此也许还有争议），那就是：一个人的生平中有些部分要比其他部分重要。无论一部传记作品用什么方法吸引我们的好奇心，说到底它还是在挑逗读者，也就是说，它不向读者透露其中隐伏的观点，除非它像不公平的父母那样偏爱其中的某一部分。一时受好奇心驱使，我们可能很想了解爱因斯坦小时候是怎样吹肥皂泡的、丘吉尔在雅尔塔是如何和斯大林分享雪茄的、伯特兰·罗素对特里尼蒂的斯提尔顿干酪的感觉如何。然而，如果它所能给读者提供的仅此而已，我们会在大失所望中合上传记，这种情形就好比某个用餐者急于吃一盘空心小圆饼，而饭店厨房却告诉他说已经卖完了最后一份。
我们所探索的是私生活，一心想了解除了据称别人已经知道的那些内容外，某个人的生平里还剩下什么。法国格言作家沃韦纳格1746年写道：“没有人喜欢别人同情他的错误。”这话不错，但对这位格言作家本人的传记作者似乎并不怎么适用，因为他的好奇心可能会仅限于了解引发了主人公那句精辟格言的痛苦的孤寂时刻。尽管沃韦纳格绞尽脑汁想从他的个人经验中推断出能够适用于全人类、超越他所生活的那个戴假发乘马车的时代、在他无法想象的以后几个世纪里能被台北人和加拉加斯人所理解的东西，但传记作者则可能会暗暗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解开精心编织的结，破解严密的文字，探察究竟是谁同情过这位格言作者，为什么同情，同情了多长时间，最后的结果是一场决斗还是一颗破碎的心。除非那句格言能回归到它从中巧妙脱逃的个人根源中去，否则它就是不诚恳的。
这种使一个公众人物的生平坍塌成隐私形状的愿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是公众的怨愤的一致性以及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欲望，那就是：意欲揭示出那些男女伟人们并没有摆脱常人般的愚蠢。也许在格言方面沃韦纳格是一位天才，但在其产生那些格言的个人生活中，他无疑又是一个凡人，具有人类所具有的一切弱点。此外，只要想一想促使他产生那些想法的原因，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抵消那些想法本身的力量。渴望了解别人的好奇心是避开自省的好办法——你可以用同被允许引用、描写的对象作斗争代替自身的内心斗争。
然而，我们可以指责现代传记剥夺了读者发挥想象力的可能性，因为它把读者对主人公私生活的探索限制在了卧室的范围之内。
床上谈话本该最惬意，
躺在一起云天雾地，
两人的标志就是诚实。
然而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沉默中流逝，
外面的风并未完全休止，
天空的乌云时散时聚……
对那些熟悉未得到满足的性行为结束时的令人难堪的沉默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首能引起感情共鸣的诗；但对于具有传记思维倾向的人来说，它几乎无韵律可言，看不出有托马斯·哈代[1]的影响，倒像是与跟诗人在尴尬的沉默中躺在床上的那人有关，跟诗人小时候发生的令他张口结舌的事有关。仿佛他原本想拥抱一个孩子，却拥抱了一个女人。
区分传记与高雅的回忆录或学术专著的一个观念是：从理论上说，传记作者应当和他或她的主人公睡过觉——这是从一种非文学理念推断出来的结果。这种理念就是，在询问过是关灯还是开着灯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我是说，这会产生相反效果。她总是连人家的名字还不知道就跟人家上床，”说起她的巴西同事格拉齐耶拉，伊莎贝尔解释道。就这样，午餐时，她一边打开一桶农家鲜干酪，一边对上述见解含蓄地提出了挑战。“然后呢，当事实证明他们并不合适时，或者人家不再理她时，她就会大吃一惊。”
“也许加布里埃拉那样做只是出于性欲，”我说。
“格拉齐耶拉，不是加布里埃拉。”
“你得承认，这名字很难记。我没有跟她睡过觉，你说的名字我没记住。”
“问题还不在这里。她只是想星期天晚上能有个人跟她依偎在一起，可又不知道如何亲近才算恰当。于是床似乎就成了摆脱困境的捷径。”
伊莎贝尔可能很同情格拉齐耶拉暴露私人秘密的愿望，但她不赞成她所选择的方式。尽管性交是关系亲密的象征，但它本身并不能保证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会密切。象征甚至会阻挠它所象征的情况实现——以和某人上床的办法避免费事的熟悉过程，就像买书是为了省却读书之苦一样。
“那么格拉齐耶拉应该怎么做才能快活呢？”我以教父般的关切问道。
“我不是专家，”伊莎贝尔说。她把农家鲜干酪重新放回冰箱里。“我只是想，跟人上床并不总是好办法，除非在此之前跟他们有过实质性的亲密举动。”
“比如说？”
“比如说吃醋、发誓、展示你狡猾的方面、呕吐、掏鼻孔、剪脚趾甲。”
“怎么？”我不解地问，“你的脚趾头有什么……？”
“不，我的脚趾头很好。”
“那你？”
“啊，我是想，剪脚趾甲也是一种隐私。趾甲长在脚上没事，一旦剪掉，就浪费了。看到长在一个人头上的头发是一回事，发现浴室里有头发是另一回事。”
“可为什么剪趾甲比上床更能表示亲密呢？”
“我只是认为，你跟他上床的人也应该是你当着他的面剪脚趾甲毫不脸红的人。”
伊莎贝尔正在给了解隐私本身所必须的要素重新下定义，很微妙但也很重要。她的看法同赤裸裸的现代传记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鉴于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根据什么界定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隐私呢？也许得根据它所揭示的人类的脆弱程度。剪脚趾甲是隐私，因为它不雅观，需要旁观者宽宏大度，就像宽容一个女人不梳头不化妆就出来吃早餐一样。私生活包括一切需要用善意或同情看待的事情。那是我们自我暴露时刻的记录。
于是乎，亲密的过程就包括引诱的对立面，因为它意味着使一个人暴露出最容易遭到不利评价的方面，或者说最不值得爱的地方。而引诱是建立在展示一个人的最优秀品质和小礼服的基础上的。亲密需要一个既提供易受伤害的部位，又要剪脚趾甲的复杂过程。
根据她的定义，伊莎贝尔明显的私人自我表现要比我想象的多。她已经渐渐学会了随心所欲地发誓；她已经展示了她的一些比较狡猾的方面；她甚至还承认，她说读过苏珊·桑塔格[2]的书，其实她撒了谎。
“你什么意思？”我问。
“啊，有一回咱们谈论摄影时，我喋喋不休大谈起那个老太婆来，你还记得吧？其实她写的书我连一个字也没看过。”
“一个字也没看过？”
“没有。我记得我当时是想让你感到渺小，所以就……”
承认跟人上床可能会使某个人和她一刀两断，并对她揶揄道：“你现在不怎么想我了吧？”而承认这样的诡计同样会使伊莎贝尔暴露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一面。
生活中的隐私部分对于了解一个人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伊莎贝尔之所以不大愿意暴露她在读桑塔格的书的问题上耍了花招，就是担心我不仅会改变对她学习方面的看法，而且会改变对她的智力水平、人品道德的看法。我们所了解的他人的一些情况会毫无道理地影响我们继续全面看待一个人的能力，而只会注意一些孤立的细节。比如说，一旦我们了解了一个人具有某种生理缺陷或不良嗜好、长有附乳或患有手淫窒息症，此后一提起这个名字，马上就会想起此人的这种缺陷。
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社交场合擤鼻子需要有技巧。
“很抱歉，我知道这不太卫生，”伊莎贝尔抱歉地说，因为我意外地发现她躺在沙发上一边看报，一边挖鼻子。
“没什么，”我回答说。光凭那三块鼻屎我无法判断她要干什么。“你要用它们做什么？”
“啊，我通常是把它捻成一团。”
“然后呢？”
“你知道，如果旁边有个垃圾篓，我会把它扔进去；如果没有，我就把它弄碎丢在地毯上。最好的鼻涕是干而成块的，最坏的鼻涕是感冒的时候又湿又散。你知道吗？不干不湿的时候掏也不行，擤也不行。也许你能够掏出一点点，但掏到半道就断了，你不得不千方百计地隐藏鼻子里剩下的。”
伊莎贝尔解释说，她的鼻涕的颜色经常变化，这可能跟空气的质量有关。在城市里，鼻涕又脏又黑，到了乡下，鼻涕像蜂蜡一样黄。她对一些鼻屎块之大感到惊讶，那粗糙的结构令人想起史前洞穴的墙壁。
“你经常把鼻涕抹到……？”
“现在不了，但过去在学校和在家里的时候，我经常把鼻涕抹到课桌的一边或小柜子的后面我们藏钱的地方。如果某份文件只有我一个人看，我就把鼻涕抹在上面。”
“还会吃掉？”
“我试过，但我的鼻涕太咸。”
几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格外炎热的夏夜，十一点多，我躺在床上看新闻，关注这么一段逸事：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出生时就被分开，后来两个人都嫁给了左撇子长笛演奏员。正在此时，我套房里的电话响了。我决定不接电话，让应答机回话。
“哦，真该死。我猜想你不在家。我是伊莎贝尔。很抱歉这么晚打电话，可我今天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我把钥匙借给我的老板了。这就是说我现在进不去……”
我意识到她遇到了难题，便立即提出让她睡在我套房里的一张床上，尽管她发现这一建议很难接受。
“谢谢你，不过我睡地板上就行了。”
“这主意太好了。不，那你也太舒服了。你为何不睡在柜子顶上或阳台上呢？”
“别逗了。很抱歉，我已经够难为情了。”
后来，她睡在了卧室外面的沙发上。套房的开放式结构意味着隐私是有限的。伊莎贝尔穿着我借给她的T恤衫从浴室跑向沙发时喊道：“别偷看。”
也许是不习惯这种局面，我们俩立即都推说累了，并在互道晚安时熄灭了灯。
我想睡觉，但炎热的天气及隔壁房间里的另一个人使我无法得到必要的平静。我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胡思乱想起来。我调整一下枕头，又担心起对面墙上的缝隙来。我不知道伊莎贝尔是否进入了梦乡，便试着揣测隔壁房间里偶尔传来的嘎吱声和脚步声意味着什么。我们两个人互致晚安之后，便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我们都知道也许谁也没有睡着，而是假装迷糊，以免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知道他（她）没睡。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维持这种互不干扰的局面已不大可能了。这不，一想到要孤单一人度过漫长的一夜，有人便隐约地担心起自己会失眠，于是就悄悄地倾听对方有什么睡着的迹象，比如轻轻的鼾声或者在被单下伸展四肢的声音。
“你睡着没有？”隔壁的人小声问。
“完全睡着了，你呢？”
“我也是。”
“太好了。”
“今夜太热了。”
“我知道。”
“我可不可以打开起居室的窗户？”
“当然可以。”
我瞧着伊莎贝尔从沙发上爬起来，走到窗户旁边。大街上橘黄色的路灯照出了她的身影。
“这就好些了，”她说，“我这个人真的很不会睡觉，有时候看书看一夜，上班之后就像散了架似的。我认为这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我跟妹妹同住一个房间，我们总是一谈好几个钟头，根本休息不好。”
“谈什么？”
“啊，鸡毛蒜皮的，什么都谈，大多是下流的傻话。”
“我很难想象你们会那样做。”
“为什么不会？”
“不知道。”
“我告诉你个秘密好不好？”伊莎贝尔建议说。
“好啊。”
“你能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当然能。”
“那好吧。那是关于我和妹妹的事。”
“什么事？”
“不，我不能说。这个秘密太重要了。”
“说下去，你不能够欲言又止嘛，”我争辩说，“秘密”一词已经刺激了我的想象力。
“哦，那好吧。只要你保证不讲给别人听就行。是这样的，我第一次接吻是跟露西。”
“你的初吻是将同性恋与乱伦相结合喽？”
“电影里的人为什么老亲嘴儿呢？这一问题强烈地吸引住了我们。所以，有一天，我建议说咱们也试一试。于是，我们就钻进了贮藏柜里——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隐隐约约地知道这事有点荒唐——模仿电影里看到的样子张开了嘴。我们都动了情，便开始咯咯地笑，但好长好长时间没有停止，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很令人愉快。那很可能是我的第一次性体验。从那以后，每逢看到电影里的人接吻，我们就会互相看看对方，然后咯咯地笑起来。一直到现在，我和露西在电影院里看到接吻的镜头时，我就琢磨露西是不是也在想接吻。但我们俩都很窘迫，对此总是心照不宣。这就是我们的秘密，你答应不告诉任何人，对不对？”
如果说秘密虽有强大的威力，能激起我们的兴趣，然而听到的时候又常常不能激起我们强烈的感情，那也许是因为一提到“秘密”一词，而不是诸如此类的其他词汇，我们就会潜意识地想象到我们自己的秘密。我们把我们认为不完全属于全人类的个性的某些方面称之为秘密。秘密乃是我们独特性的阴暗面和尴尬面，即我们背离社会期望的时刻——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或英雄主义，而是为了那些我们担心会遭到社会谴责、或者社会虽会容忍但至少会讥讽的价值观念，比如我荒淫无度，爱上一个同胞姐妹或引诱同性。儿童的秘密最多，这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对新奇的事物、对他们做过的或感受到的私事最为敏感。到了漫长生命的尽头，一个人就会想象他库存的秘密正在减少，因为原先看起来离经叛道、下流可耻的行为，现在看来却正好符合对人生真谛的理解。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人泄露秘密的倾向也许更多的是出于能耐，而不是出于残忍。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意识到，那些被认为是隐私的东西事实上是属于正常人范畴的——这一范围要比秘密持有者想象中的狭窄领域大得多。
根据我们的情况判断，等不了多久伊莎贝尔就会吐露另一个秘密。自从二十五年前拉维尼娅和克里斯托弗搬到伦敦以后，罗杰斯一家一直雇佣贝克街的同一个牙医——罗斯先生。罗斯先生是一个饶舌的澳洲人，喜欢赛马。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赛马赢得的奖杯，挂满了他的高头大马的妻子的照片。他给十二岁的露西安装过畸齿矫正架，为十八岁的伊莎贝尔拔除过四颗智齿，为罗杰斯先生填充过牙根管，为罗杰斯太太修补过臼齿上的几个洞。关于他为其他家庭成员治牙病的详细情况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听起来很古怪，但他是能让我多少干点事的人之一，”伊莎贝尔透露说。这时，她在沙发床上坐起来。
“我十二岁的时候，那些男孩子们什么事都期待我拿主意，我当然不会那样做。我觉得很奇怪，罗斯先生居然会对我感兴趣。我是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而他那么老。但那时候我的确有某种恋父情结。我曾经单独找他看过一次牙。傍晚的时候，妈妈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不记得他是怎么摆弄我的牙的，只记得停了一会儿他抚摩我的后背。那只是牙医与病人的一般亲密关系，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他嘴里不停地做着不带感情色彩的评论，比如说‘你要知道，你的上齿很漂亮’。紧接着，他既没有改变声调，也没有换录音带——还是放威尔弟的曲子——突然说：‘接诊员就要走了，然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了。没有人会知道。如果你不想再做什么了，我就立即停止。’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可他却以一种几乎是专业的方式非常温柔地亲吻起我来。几分钟之后他停下来说：‘现在你明白怎么做了。’好像亲吻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我简直难以相信，但也很愉快，因为，说实在话，我还真有点喜欢他。”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啊，我跟他的预约不多，一年也就两次。我又一次找他看牙的时候，一切都又恢复了正常。他没有感到羞耻；他觉得他是帮了我的忙。我们也再没有提起过那件事。我们甚至还谈论起我的其他恋人来。”
看来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于是，我和伊莎贝尔放弃了立即休息的愿望，互相询问起来。这是春心骚动的青少年互相探听真心话常用的办法。
“我不能再谈下去了，”轮到她说话时她抗议说。
“可你答应过的。”
“太不好意思了。”
“你已经让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