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
“你为什么不能说呢？”
“因为，”她欲言又止，似乎这就是她的解释。她羞答答地又把被单拉上来遮住下巴。
“你知道，并不太多，”她轻轻嚼了一阵子被单头之后接着说。
“我不在乎。”
“我还是很安分守己的。”
“你指的什么？”
“或许我不是。也许太多了。可能我真是个荡妇。哦，好吧，我告诉你。”
伊莎贝尔闭上眼睛，皱起眉头开始咕咕哝哝地数数。过了一会儿，她像官员宣布选举结果一样庄严地宣布道：“哦，我很可能和十七个人接过吻。至于上过床的，那就少多了，大概有九个或十个人吧。”
“我不明白你伊莎贝尔是如何在十五岁上‘类似’失去童贞，而又在十六岁上最终失去的。”
“因为我是个傻瓜，”她解释说，“那是我和人交换学习法语的时候。我被送到法国多尔多涅省的一个家庭。事实上，上大学的时候，我母亲跟那个人的女儿有过同性恋。”
“那人是个艺术家。”
“不错，雅克。可那时他已经不再是艺术家了，他在Elf石油公司上班，成了那里的头面人物。他在巴黎买了一套住房，在多尔多涅省改建了一个粮仓。他娶了一位艺术品商人的女儿。那女人非常有钱，一只眼睛睁不开。他们有两个孩子——贝特朗和玛丽洛尔……”
“你说什么？一只眼睛睁不开？”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她的眼睑肌肉松弛或别的什么原因。玛丽洛尔跟我一样大，贝特朗比她大一岁。我就是和那姑娘交换学习，想把我的法语水平提高到普通程度。前年，玛丽洛尔跟她爸、妈和我在康沃尔郡过了一个夏天。她很令人讨厌，老在对我们说英国的切达干酪不如妈妈给她买的法国卡门贝干酪好。我真害怕下一个夏天还跟她在一起。但就在这时，我认识了她的哥哥贝特朗。于是，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他什么样？”
“十六岁，骑一辆助动车，抽烟——很讨人喜欢。当时我正处在害羞阶段，略微与性沾点边的话题都会使我脸红，尽管我们当时谈的只是家畜的交配习惯。在多尔多涅，一天晚上吃晚餐时，一件事弄得我面红耳赤。后来我走了出来，站在厨房外面的石头台阶上听蟋蟀叫。贝特朗来到我身边。我想跟他交谈，可他从来不爱多说话。于是我们就默默地坐在那里。这时他突然说：‘你脸红的时候很迷人，颧骨像两朵花似的。’在此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迷人’一词描述过我，也没有人如此肉麻地提起过我脸红，这说明这一次我的脸比以往红得更厉害。我迷惑不解，窘迫不安。我恋爱了，却以为自己是在做傻事。我哭了起来。”
“他做了什么？”
“有一段时间什么也没做。我记得他想再点一支烟，可是风大，划了好几根火柴也没有点着，最后只好放弃，接着便开始亲吻我。”
我咽了口唾沫。
“你快睡着了？你肯定觉得很乏味，”伊莎贝尔问。
“天哪！不，恰恰相反。”
“别撒谎。”
“我没有。”
“这故事太平淡了。”
她说得对，是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但她的故事很吸引人；叙述肉体的欲望总有一种力量，它能抓住听者的注意力，无论故事的结局如何。一个故事一旦开始，我们就会回复到普通的洞穴人的生活状况中，围着篝火啃猛犸象肋骨，渴望能找到那个被有教养的文学批评家认为十分庸俗的问题——“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事？”——的答案。悬念的实质也许不过是对特洛伊罗斯[3]和克雷西达[4]幽会的环境及原因略微关切而已。虽然世界上仅有五个故事，但我们可以幸运地听到人们讲来讲去，添油加醋。反复讲述的结果，故事改头换面，灰姑娘遇见她的求婚者的地点变成了在火车上而不是在舞会上，或者王子被魔法变成了耳塞，而不是癞蛤蟆。
“假如你真想知道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事，那我就告诉你。贝特朗的父母出来了，换句话说，他们打扰了我们。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但在半夜的时候，贝特朗摸进我的卧室，爬到我的床上。那是我除了玩具熊以外第一次跟别人睡觉。所以我吓得浑身僵硬，尽管我的另一面还在想“上帝啊，我先跟萨拉[5]说一声好不好？”
“后来呢？”
“噢，我们傻乎乎地玩了一会儿。那是典型的青春期的事，谁也不清楚在做什么。一个一提到家畜交配就脸红的人当然不会不控制自己。”
“所以你就……？”
“有几分像，我是说，作一会儿类似的动作，然后他就用法语咕哝了几句什么，这就完事了。我突然认为我可能会怀孕，但结果证明，该怀孕的是床单。”
“最终你究竟跟谁真正……？”我委婉地问。
“噢，跟斯图尔特，有一天我对你说起过他。我们甚至还有一本指导手册，现在还放在我家里什么地方，上面有好多示意图、长胡须的家伙、大量的花边、还有七十年代的照片。我们俩出去了一年，太棒了，非常自在，但那很可能说明我当时是多么单纯。那是少男少女之间的短暂爱情。真正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后来，但都是杂乱无章的。上帝啊，你听我说。爱情故事，听起来我像是活到九十岁了，才有一两个爱情故事。”
伊莎贝尔停了停，换换姿势，用另一只手支撑着身子。
“你知道，现在的确很晚了，”她说，“我真不敢想象你居然还愿意听。”
可我愿意。我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我还在不停地提问。
一个人希望通过了解另一个人爱过谁来获取他的什么情况呢？为什么这一问题对理解我们认为是隐私的个人生活的神秘片段显得如此重要呢？向别人透露我们自己选择情人的情况又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人们渴望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爱情故事就能勾画出我们的需求演变的轨迹。了解了伊莎贝尔与牙医的一次舒适亲吻，又想了解她的性格特征——如果不是我们后来睡着了，接下来她是会讲给我听的。然而，情人并不是按照感情空白与性爱候选人的完美配合选择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情人乃是内心需求的复杂路标。许多人之所以被选中，并非因为伊莎贝尔认为他们合适，而是因为她觉得还是能控制住局面为好。我们也许不得不从极其狭小的圈子里挑选情人。要解释更为费解的爱情故事，也许得用令人沮丧的想法“你看见其他人了吗？”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他们？”
除了这种管理问题外，还有一个心理投入的复杂问题。它可以防止一个人回报一个显然是唯心主义者的爱。那种不切实际的人们喜欢虽不理想但极具诱惑力的情人。古怪的选择显示出了我们强加给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付出与接受感情过程的微妙之处。如果不能碰巧坠入爱河，我们就仍然得受选择标准的约束。那些标准或许是有益的，比如偏爱明亮的眼睛、天庭饱满的数学家或细脚脖子的女演员，或许包含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强烈冲动，比如嫁给贵族、酒鬼、癔病患者或者被母亲遗弃者的冲动。只谈论我们所选择的他人身上的优点，就会忽略我们为满足自己的历史性需求花费了多少时间。这种需求常常是下意识的心理需要，是施虐受虐狂的罗盘上协调的南北极，是普通的神经官能症，而不是对戏剧或冬季运动共同的兴趣。
伊莎贝尔是这样总结她的罗盘上的方位的：“我爱的坏蛋、爱我但最后让我瞧不起的好人，再往后就是那些还过得去的家伙——我之所以竭力与他们相处是为了试着做个成年人。”
在伦敦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她认识了来自格拉斯哥的在读博士生安德鲁·奥沙利文，并将他定为这些人中第二类的代表。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建立在伊莎贝尔称之为索尔·贝娄[6]式幻想的基础上。
“你知道，我通常喜欢控制人，喜欢负责任。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拜倒在坚定、持重、可以信赖的人脚下，就像索尔·贝娄小说中的女性一样。我希望能有人照顾我，纵容我，娇惯我。我知道这并不光彩，但我需要有人至少像关心金钱、食物和住房那样关心我。”
在所有饱受消极幻想折磨的人看来，安德鲁·奥沙利文再聪明不过了。如果遇到海难或空难，他肯定是一个理想的伙伴。他会用两根柴枝生火，会用地毯和竹手杖搭帐篷，知道如何用手灯吸引营救人员的注意。在无灾无难的日子里，他的这些能力是靠聪明地填写保险索赔文件、在家里布线以及精确安装伊莎贝尔的壁挂式电话上的两颗螺丝钉表现出来的。
一个在船舶失事中有用的人具有如下特点：他能够阻塞部分想象力，善于对付屠杀旅客的海盗或者将危难变成葬礼的台风。虽然这种阻塞在危急关头颇受欢迎，但在风平浪静的春日里，当需要用想象力去理解另一个人的哑剧时，问题就会凸现出来。伊莎贝尔记得，她曾经给安德鲁讲过她的母亲与一位汽车商之间的风流韵事。安德鲁睁大眼睛耐心地听到故事结尾，然后他想了想说：“太不可思议了。”他特别强调最后一个词，仿佛是他首先发现了一个灭绝的部落。
随着幻想的逐渐破灭，伊莎贝尔注意到她对安德鲁的一只手表越来越恼火。那是一只潜水表，厚厚的金属表带，大大的表面，带有测量气压的刻度盘、五个国家的时间显示和一个经纬仪。在谈话的间歇，安德鲁总是习惯地看看表问：“喂，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东京时间凌晨四点半。”
两人的关系持续了八个月之后，那只手表已不仅仅是计时的仪表，它变成了安德鲁刻板性格的最重要象征。伊莎贝尔没有在安德鲁身上看到任何新东西，她所看到的始终是那只手表以及安德鲁的相关方面。不过，她能以两种不同方式解读同一方面，这要看她是站在爱情线的哪一边。
人们在感情生活中最容易误解别人，这是因为，爱上一个人时最容易相信他的聪明，也最不能够忘记他的邪恶行为。爱情状态是一种误解他人、写糟糕传记的专横标志。
公平地说，促使人们做出这种杂乱无章的精神努力的原因是“贫穷”。这是因为，只有当我们需要孩子的时候或者在孤零零地过另一个星期天时精神错乱了的时候，我们才不再需要不偏不倚地考虑他人。我们被骗得只承认我们的部分愿望，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希望能有一张脸可供亲吻，而与此同时却把我们对户外运动或对早期现代史的热情忘得一干二净。这些愿望中也包括我们希望与他人分享的东西。但我们可以牺牲掉这些愿望，以搂抱取而代之，就像政府为了打仗而关闭芭蕾学校或游乐中心一样。
假如在伊莎贝尔正热恋着另一个男人时问她对安德鲁的看法，她无疑会一五一十地诉说他的各种缺点。然而在她刚入大学时迷迷糊糊的几个月里，安德鲁满足了她最原始的需要。这种需要使得他较为迂腐的性格特点变得隐蔽起来。
然而安德鲁点燃了一根导火索。这根导火索只能加速他自身的毁灭。伊莎贝尔被需要遮住了双眼，使她看不见安德鲁的某些错误，但他满足实质性需要的技巧说明，他已经逐渐允许她尽情观察他的那一大堆毛病——就像路边饭店里的一个饥饿的开车旅行者，他只要有一次感觉到饥饿已经得到了满足，便会抱怨盘子里剩下的蔬菜煮得太过头了、肉太咸了、餐厅里的装饰太糟糕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发现别人身上的错误，竟是那些错误的强大力量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安全保证。
伊莎贝尔想要诱导他发脾气越来越难了。不幸的是，她的战术还起到了反作用：她的郁郁寡欢使安德鲁变成了一个非常小心眼儿、非常固执的人。他把探索伊莎贝尔的困难放在第一位。他请她解释有什么困苦，然后再从她精心编造的借口中琢磨出某种意义来。
“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让我们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更亲密而事实上并不那么亲密？”安德鲁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一问题，就像一个学生练习汉字发音一样。
“啊，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只想一个人呆着，”伊莎贝尔会这样回答。此时的她，就和安德鲁一样困惑不解，不明白怎么会碰上这样一种情形：明明投入了许多，事情却莫名其妙地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
她开始让两人的关系冷下来。原本可以恰当处理争吵，使两人重归于好，如今只能靠无奈地耸肩膀或蒙头大睡解决问题了。
“‘也许你只是害怕你的情感，’有一次安德鲁对我说，”伊莎贝尔回忆道。“当时我真该回答说‘我不害怕我的情感，我只是一点也不想用在你身上’。”
伊莎贝尔之所以没有那样回答，部分原因是环境与性格改变的结果。大学生活使她自信起来。她与一些人建立了友谊，而那些人的生活将安德鲁衬托得过分严肃持重。她想夜间外出，而他却认为没有理由不呆在家里，因为在那之前他们俩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于是他便建议她给他播放她经常假装去俱乐部听的那些音乐。
如果不是伊莎贝尔遇到了这些新朋友，问题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安德鲁依旧会很讨人喜欢，就像一部田园诗般的浪漫作品，只有在离开创作它的宁静的度假胜地时才会被投入垃圾箱里。我们喜欢用心理学来解释和睦相处。事实上，也许只有考虑环境因素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两个人的关系在某些场合会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这说明，一个人平时所暴露的只是他很少的几个侧面，于是，其他伙伴可能会得到一种虚假的印象，认为他再没有别的侧面了。正如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一星期聚餐两次，还一起外出野营度假，结果互相发现对方一大堆以往从未看到过的令人不愉快的毛病，以后就再也不可能聚餐了。那些看起来固有的和睦相处实际上仅限于某种特定的环境。人总有糊涂的时候，比如一个人因为有钱，习惯于看别人对他笑脸相迎。久而久之，他会忘记笑容与金钱的联系，认为别人笑脸相迎的是他这个人。直到受到破产打击后他才意识到，他把一种相对反应错当成了自然反应。
伊莎贝尔之所以不敢和安德鲁摊牌，是以为她害怕孤独而羞于明言。这种担心意味着她必须努力抓住他身上她所喜欢的那些方面。她意识到，安德鲁也许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人，而是另一种人，便再也无法平静地完成一部传记了。她想：“啊，蒙巴顿[7]并非我想象中的英雄。”伊莎贝尔只能对她的蒙巴顿表示绝望。她相信，一定会有人来取代他。但直到她遇见盖伊，才算有了必要的勇气。
盖伊是一位音乐记者。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之后，他邀请她参加一个宴会。送她回家的路上，他在索霍区一家用木板封闭了门窗的店铺的门道里亲吻了她。后来他违背了给她打电话的诺言，而她给他打电话时他又似乎总是不在办公室里。正当她对和他恢复联系不再抱任何希望时，他手捧玫瑰花出现在她的大学宿舍门口，理由是他被派往曼彻斯特出差而耽搁了。诱惑力战胜了怀疑。他们在她的房间里做过三次爱。
“在那之后，哦，怎么说呢，”伊莎贝尔笑了笑，“我知道该跟安德鲁结束了。”
然而，实言相告不好开口，于是伊莎贝尔提出，她需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她认为，用教科书赶他走要比用记者赶他走更令安德鲁容易接受。他也没有苦苦思索他不能使她满意的原因。
“他甚至问我是不是认为他床上功夫不好。”
“你怎么说？”
“我对他说别说傻话了，挺好的。”
“还有呢？”
“啊，他对我使用‘挺好’一词挖苦了一番。我想，他是希望我使用更有力的词。”
伊莎贝尔的内疚表现在她想跟安德鲁保持好朋友关系上。这意味着，她可以通过继续享受两人关系中的最佳成分——即安德鲁的谈话，而不是他和她上床或他的潜水手表——逃避断绝关系的残酷打击。尽管伊莎贝尔发现他令人讨厌，她仍然愿意看见他，因为她不希望别人从她的生活中飘逸出去。她记得在学校的最后一天，她拿出伊冯娜·道勒的电话号码。那是一个她平时竭力回避的姑娘。她之所以想给她打电话并非因为想再见到她，而是因为今后似乎再也不可能见到她了。于是，伊莎贝尔和安德鲁到基尤加登斯旅行，围绕布卢姆斯伯里散步。对于伊莎贝尔来说，这些活动本该是很愉快的，然而安德鲁总把它们看作是修补两人关系的胡乱尝试。直到他在莱斯特广场火车站站台上试图亲吻伊莎贝尔时，伊莎贝尔才知道，想再保持友谊是不可能的。
伊莎贝尔的故事讲完之后，我的另一部分突然想到，假如我听到了安德鲁·奥沙利文在去苏格兰旅行的火车上叙述这些事件，我可能会感到这些事件很难相信。从受害人与死刑执行人之间的分界线的另一侧看，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无法分辨的。即便是一个戴着潜水表、温柔得惹人讨厌的小丑也可能会发现一个女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发现她在玩阴谋诡计、她不忠。她可能会有与潜水表相抗衡的东西，那就是故事的细节。因为叙述者是她，我们就一直用天生的盲目审查那些细节，却看不到别人在我们身上发现的我们一转身就会受到指责的东西。
此外，一个人离开另一个人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一味地将从家里被赶出去的人看作是被拒绝者。有时候我们想打点行装，却下意识地让别人替我们打点。
伊莎贝尔一直对安德鲁惹她生气的方式感到很无奈。之所以无奈，是因为她感觉这种恼怒反映的是一种私下的不满。正如一位患糖尿病的客人，明知道抱怨的只有他或她一个人，却又必须谢绝一份有迹象表明放了糖的汤。但这可以忽略安德鲁本人在故事中的介入程度。他变得令伊莎贝尔恼火的原因可能来自他对她的阻挠。对此安德鲁并不完全清楚，因而他只有躲避，别无选择。他也可能试图理解伊莎贝尔讨厌他的理由，但他真正需要努力的（这种表面的努力是很苍白的）可能是弄清楚他讨厌她什么。谈判分手可能是他们两人之间一项复杂的合约。这项合约就像两个人串通好坚持一种说法一样，双方都深知那种说法不真实，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满足其他需要而已。安德鲁对伊莎贝尔说：“让我以受害人的身份离开你吧。”伊莎贝尔对安德鲁说：“如果你一定要离开，那就请允许我相信我就是死刑执行者。”
如果说安德鲁是对伊莎贝尔的消极幻觉的回答，那么盖伊则是对一种不同的感情困惑的回答。
在他们刚开始晚上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盖伊会意地笑了笑说：“你是个非常自私的人，对不对？”仿佛是在指出她的衣服的颜色或是上面墙上的一幅画。在浪漫地共进晚餐时，一方说另一方自私，这也许是非同一般的。不过，要让伊莎贝尔感到对方理解她，靠夸她褐色的眼睛多么美丽或她的欲望多么无私是无济于事的。尽管奉承令人愉快，但批评似乎更加真诚。
两人的关系摇摇晃晃地过了十四个月。盖伊身上有许多优点能引导伊莎贝尔坠入爱河，但尚不足以令她在坠入爱河后感到幸福。
“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我们俩好得甚至想到结婚要孩子，有时候又糟糕得一塌糊涂，”伊莎贝尔回忆说，“本来是可以那样继续维持下去的，但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必须马上结束，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盖伊一直在为一家杂志写一部连载小说，关系破裂就发生在该杂志社解除了和盖伊的合同之后。他来到我的房间，一边踱步，一边骂人家是狗杂种。我想安慰安慰他，就说解除合同也算不了什么大事，何至于如此呢。谁知道他的火气更大了。他说我被宠坏了，说他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他过去也说过类似的话，可这一次我真的生气了，因为他以前保证过以后决不再说。我告诉他不要再自我怜悯。这话肯定是戳到了他的痛处，他一听勃然大怒，一下子冲到我面前，举起拳头。我认为他不会打我，然而我想错了，他一拳打在我眼睛上。接着一片混乱，我哭起来。他一看闯了祸吓坏了，赶紧拿毛巾，找药物。我对门住着一位信奉基要主义[8]的基督徒姑娘。她听到喧闹声就来到我的房间。那姑娘身材纤小，盖伊人高马大，但她竟敢冲他大喊大叫，要他出去。盖伊抓起上衣乖乖地出去了。那姑娘多么可爱，然而上大学时我在她的走廊里住了两个学期，竟然一次也没有跟她说过话。她把我送进医院。就在我们候诊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似乎要精神错乱，因为我最不能忍受的事就是肉体暴力。我对盖伊忍让得太多了。要不是伤口流了血，缝了针，也许我还会继续忍让下去的。我就像从黑暗的地道中走了出来。当天夜里我对他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作这样的设想似乎有点奇怪：假如盖伊的小说没有被杂志社退稿，假如他没有错误地判断伊莎贝尔看问题的角度，假如伊莎贝尔没有流着血去医院，情况又会怎么样呢？那样的话，盖伊还会是那个盖伊，但他殴打女朋友的本领将有可能安全地掩藏下来。
当人们批评传记作家和小说家过分注重不寻常的故事时，当我们的大部分生命中没有吵闹，没有戏剧性的事件，四平八稳地流逝时，有人就会说：传记和小说里的那些故事并非不真实或不相干，只不过是那些没有机会表现的矛盾的外露而已（更确切地说，只是一种缓慢或模糊的表现形式）。当一个男朋友的职业生涯平静安逸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他脾气不好或脾气暴躁呢？不到一只狮子在丛林空地中吼叫着向我们扑来时，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勇敢呢？假如俄狄浦斯偶然遇到的是另外一个人，假如安娜·卡列尼娜没有碰见渥伦斯基，假如爱玛·博瓦利的丈夫那次抽彩赢了，他们的生活当然会平静得多，可他们的性格就不会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用“逃避现实”这一词语解释我们充满故事的人生中的爱情似乎是太冷酷了，因为它会使人联想到，这些故事与我们毫不相干，没有反映出我们自身的潜在碎片。我们的婚姻很般配，住在树木繁茂的郊区，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我们的生活与俄狄浦斯生活的那出戏剧有多大差别。我们本人原本被环境削弱了，而传记生平的极端内容恰恰是对我们本人更充分的表达。纳尔逊的生平对于不敢划船过瑟彭泰恩河的人来说可能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们的诸多半公式化的幻想被装在高度发展的结构里，这个结构要求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伊莎贝尔弄不明白她究竟为什么要跟盖伊出去约会。莫非是出于性受虐狂的欲望，想证明自己在一个不喜欢自己的父亲眼里是好样的？那么，这个象征性的父亲和对她恩爱有加的真正的父亲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不是更像她的母亲而不像她的父亲吗？她之所以选择他是不是因为他长得很漂亮？要么就是出于社会良心和中产阶级的内疚？她爱他是不是因为他不会对她以爱报爱？她是不是会在一觉察他可能开始爱她的时候就结束对他的爱？
然而，人们不可能会想到，伊莎贝尔总是最有办法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人。她是否觉察到盖伊在为自己的暴力行为道歉之后不再愿意同她保持朋友关系了呢？
“没有，说实话，没有。我一次也没有想过要分手，我还希望和盖伊保持朋友关系。他总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可我没觉察到，我真的一点都没有觉察到。我是说，谁要是不愿来看我，我也不愿去看他，真的。我爱过盖伊，但如果别人对友谊不感兴趣，我也不打算低三下四地去强求。再说，盖伊真的就那么有趣吗？我看未必。就算他真有趣，他对打电话想见他的人那么冷漠，还有什么兴趣可言？我不是说我从一件事上就觉察到了，真的没有，不过只是有点……”
“女人是不是太爱抱怨了？”
“啊？你说什么？”伊莎贝尔回答说。她的脸上顿时露出无端遭人诽谤的愤慨。“你什么意思？”
“哦，我不清楚，你是不是太唠叨了点？”
“是吗？”
在这种时候，有人就会认为（这种想法是多么的自负，或者简直毫无益处）他已经看透了别人隐藏的性格。于是他就会武断地声称：“关于你对某某人的感情，我想我比你本人更了解……”
“对不起，我错了，”我急切地回答说，急切得就像是穴居野人不愿冒险听见接着发生的情况一样。
闹钟走到两点半的时候，我打开一盒巧克力葡萄干，问伊莎贝尔：“你要不要再来一颗？”
“谢谢，”她说。她走到床跟前拿了一颗，然后跷着二郎腿坐在房间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盖伊究竟是怎么了，”她接着说。“我和另一个男朋友迈克尔之间的问题也是如此。”
而我早在知道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接触到它了。那时我和伊莎贝尔在沙夫茨伯里大街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我看见一个穿戴整齐的人拍拍她的肩膀，她转过身来同他说话。那人个子太矮，够不着上边的扶手。他热得汗流浃背，连厚厚的眼镜片都被汗水打湿了。他戴的是那种常在学校的操场上被大孩子打破的眼镜。他们说了几句话后，我们就在剑桥广场站下了车。我问她那人是谁。
“不过是一位最近没见过面的朋友，”伊莎贝尔回答道。接着她便改换话题，谈起乌云来。
过了一会儿，我才把这个幽灵同某个叫迈克尔·卡滕的人联系起来。伊莎贝尔曾描述说他是“和我一起玩过的最性感的男人”。
我眨眨眼睛，再一次意识到，用想象力理解另一个人的话语时有时会出现多么大的偏差。我对迈克尔的理解原是由伊莎贝尔的描述支配的，而现在却承受着被纠正的痛苦。无论是谁，一旦他仅仅靠别人的解释获得的某些人的情况与他们的立体表现相冲突，这种纠正就是不可避免的。难怪传记里的照片能把人给搞糊涂，就像过去仅凭电话里声音想象，现在突然见到他本人一样。在拉夫伯格夫人用了一百页的篇幅向读者描写一位身材修长、后脑勺盘着圆发髻的严厉的女校长的形象之后（既因为作者的无能，又因为读者注意力不集中），读者会转而观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两年克拉丽莎·拉夫伯格在戛纳海滩上拍摄的一幅照片，并对照片上的她打阳伞的独特方式、活泼的眼睛，以及她对身边玩沙土的孩子们深情的一瞥感到惊讶。
这使得理解伊莎贝尔的情感的任务更富有挑战性，尤其是在她说过“我有点冷。我到床上把自己裹起来你不介意吧”之后。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裹着被子蹲在床的远角，继续讲述她的故事。不幸的是，我看到她的脚趾在羽绒被下支起的那个小“帐篷”离我的脚只有几寸远。这就是说，她所讲的故事大部分都丧失在如此亲近的感觉形成的大漩涡里。她说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直到我从遐思中清醒过来，才发现她在问我：“你经历过这种毁灭性的破裂吗？”
我含糊而同情地点点头。
“你要不要依在头靠上？”我问，“蜷曲在床沿上太不舒服了，”我又体贴地加了一句。
“啊，挺好的，”她略微吃惊地回答道。说着，又在我身边调整一下姿势。
关于姿势的某些情况提醒我，惯常的卧室传记仅包括本人希望进入或别人希望他进入这一卧室的人的一个碎片。尽管人们认为完美的事情能显露出我们对一件事的看法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要从应变计划中拯救那些没能发生的故事，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了解，了解那些别人想让你了解或你本人想了解而未能了解的情况。没有过的亲吻也许要比有过的亲吻更有意思。
不愿让别人选中的人，第一选择就是呆在家里。
“这件事发生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全家聚餐为爸爸祝寿，”伊莎贝尔一边用一只手揉搓另一只手上的死皮，一边回忆说。
“不是你的……”
“听我说。我妈妈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好多家庭成员都来了。我们还剪纸做装饰，购买了礼物。饭后，老爸站起来要大家静一静，为一个人干杯。他说：‘现在，我要感谢我生命中一位非常非常特殊的女子……’我记得当时我立刻猜到爸爸要说的是我。我低头看着盘子，想象着大家的目光肯定会转向我。然而，最后他说，‘这位特殊的女子就是我的太太拉维尼娅。是她为我们大家做了这顿丰盛的午餐；是她……’我突然感到一阵难以置信的困惑，一半是生老爸的气，一半是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是个大笨蛋。我担心，我的这种恋父情结要压抑已经太晚了。当时我已经十岁，本该能够更好地压抑自己的感情的。”
这一要命的情爱局面决非伊莎贝尔必须忍受的唯一的一次。
先说希思克利夫。十二岁的伊莎贝尔曾经梦想，他能够应答她迷失在约克郡沼泽里的蕨丛中的情感。他的心成了众多女孩子孜孜以求的对象，因为金斯敦中学还有另外八个女生倾心于这位当年班级会考的英雄。但伊莎贝尔感到自己优于竞争对手，尤其是那个傲慢的瓦莱莉·希夫顿，她在会考中得了个A级的理想成绩，但对爱情一窍不通，因而远远落在后边。那年夏天，伊莎贝尔央求全家到约克郡度假，好去霍沃思看看艾米莉·勃朗特[9]在那里长大的牧师寓所。当时，雨一直下个不停，拉维尼娅扭伤了脚踝。其实，伊莎贝尔早就意识到，驱使她去约克郡的不是对勃朗特家的厨房的兴趣，而是一种荒唐的愿望，那就是和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过一夜。失望之后，她为错过一次同萨拉和她十五岁的表弟到运河度假的机会大为恼火。据说，萨拉的那位表弟能用牙齿开啤酒瓶盖。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希思克利夫对伊莎贝尔的优点视而不见，就像伊莎贝尔对她的同班同学蒂姆·詹克斯的优点视而不见一样。她和蒂姆·詹克斯都参加了圣诞节童话剧演出，他扮演牛屁股，她扮演一位被复仇的海盗俘虏的公主。在彩排及以后的正式演出期间，伊莎贝尔对一个身穿毡裤和破烂的亚麻衬衫、头戴水手帽的“海盗”心醉神迷。那个扮演海盗的男孩子名叫查利·布林特，后来大家都管他叫胡克船长。第一幕之后，公主和牛下场，等待谢幕。于是蒂姆便趁机对伊莎贝尔大献殷勤，先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被人嘲笑的动物的屁股，后来又鼓足勇气邀请她看电影。不幸的是，临电影开映前十分钟，查利插了一杠子，随便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吃汉堡包，还问她如果查利也去，她愿不愿意去伊斯兰堡。蒂姆只好一个人去看了一场《失事方舟的劫掠者》。伊莎贝尔带着一个泡黄瓜和芥子酱味的亲吻回了家。后来，她从蒂姆亲手交给她的一封长信中得知，她伤了一个人的心，就像那个“海盗”后来伤了她的心一样。
这种悲喜剧式的不当组合使我们联想起了我们对别人的影响的残酷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以从以下情况中明显地看到：一个人可能会匆匆地向遇到麻烦的朋友提出一个平庸的建议。而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竟然对那一建议珍惜了一辈子。“我永远忘不了你告诉我的办法：‘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着急。’”他们对我们说的则是我们二十年前不费吹灰之力随便说的一句话。这句老生常谈使我们从一次令人讨厌的电话中得到了解脱。如果说这还不够不幸的话，那么更为不幸的是，我们曾经对朋友说过一番很有意义的话，跟他们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令人信服的交谈。然而我们的意见却没有在他们的头脑里留下任何印象，因为他们耸耸肩膀，责怪我们把他们搞糊涂了。
伊莎贝尔毫不理会蒂姆·詹克斯对她的感情，正如查利·布林特不理会她的感情一样。可三年之后，布林特邀请伊莎贝尔出去吃晚饭时，她拒绝了。这表明，别人是否接受我们本人或我们的主张，主要取决于他们当时的心情，而不是他们的品质。“做事的时候不要着急”——当一个人需要聆听这种劝告的时候，这句话可能是有意义的；而当他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的时候，这句话就像迷人的微笑一样毫无意义。
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伊莎贝尔的政治学老师赫斯克特先生的行为。此人一度是一个毛泽东主义者，说话干净利落，具有诱惑力。他粗暴地蔑视社会制度。不幸的是，在他的学生看来，这并未转化为他对妻子的粗暴蔑视，尽管伊莎贝尔在打曲棍球时尽可能地穿短裙，并在她的一篇名为《1945年的劳工胜利》的论文上薄薄地喷上一层妈妈的香水。她对赫斯克特的爱使得她对他的全部服装、他换衬衣的规律、他的黑白相间的茄克衫以及他打喷嚏前先眨巴眼睛的习惯了如指掌。伊莎贝尔认为，她最早产生性欲是在学校观看电影《累死人的田野》时。当时，她坐在赫斯克特旁边，胳膊肘挨着他的胳膊肘。当银幕上出现政治大屠杀的场面时，她感受着他的体温和他身子的活动，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
她最近的单相思是对捷克总统兼剧作家瓦茨拉夫·哈韦尔。她读过他的剧本、他在监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以及他的散文。她认为她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解决她成年时诸多问题的答案。当我逼迫她说出她对哈韦尔先生的性幻想时，她很不情愿地承认，这可能正是她失望的地方，就像他们之间的语言障碍一样。
她对成年的新构想迄今还只是一个模糊的理想男人的形象：瓦茨拉夫·哈韦尔与希思克利夫相结合，再加上赫斯克特先生的声音。
我十分清楚，我本人和这个三位一体之间存在着差异。然而我认为，因此就断定他们不可超越，那是愚蠢的。
“我能不能看看你的脚？”于是我问。
“为什么？”
“就让我看一看吧。”
伊莎贝尔把脚从羽绒被下伸出来，我俯下身子仔细观察起来。
“要知道，你的第二个脚趾的指甲真该剪了。疼不疼？”
“嗯，是有点疼，”伊莎贝尔疑惑不解地回答说。
“那么你认为我有资格为你剪吗？”
“哈，”她笑着说，“我猜想你现在对我的每一个脚趾头都已经非常了解了。”
“仅仅是脚趾头吗？”
“你是不是也想把自己的名字加在我的那个一直使你厌烦的小名单上？也许是？”
“我一向喜欢数字18的。”
[1] 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小说家，诗人，早期和中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后期转向诗歌创作，代表作为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历史歌剧《列王》等。
[2] 苏珊·桑塔格（1933—2004），美国文学批评家，尽管她也写过小说，但还是以其风格新颖的散文著称。她有影响的著作有《论摄影》、《作为隐喻的疾病》等。
[3] 特洛伊罗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普里阿姆（即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在特洛伊战争中被阿喀琉斯杀死。
[4] 克雷西达，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罗斯不忠的情人。
[5] 伊莎贝尔最要好的朋友。
[6] 索尔·贝娄（1915—2005），美国小说家，美籍犹太作家的代表之一，主要作品有《奥吉·玛琪历险记》、《赫尔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等，获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
[7] 路易斯·蒙巴顿（1900—1979），英国海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战后任海务大臣等职。
[8] 基要主义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督教新教中一些自称“保守”的神学家们提出的反现代主义神学主张。
[9] 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英国小说家，小说《呼啸山庄》的作者。希思克利夫即与《呼啸山庄》中的男主角同名。
七 另一个人眼里的世界
据说，感情移入的典型是能够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看世界。尽管我们对这个星球的观察大部分被我们歪曲的视角扭曲了，然而，由于走运或机灵，我们也会获得站在另一个人的立场上观察这个星球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断言我们能够——起码一时能够——超越自己的相对性。
在我们俩的拥抱预示着一种更加经典的亲密形式即将到来且我们开始讨论伊莎贝尔预定的雅典之行以前，这种可能性看起来也许是抽象的，而且显然是怪诞的。她的公司正准备往希腊发运第一批产品。她和她的老板以及公司的营销主任即将赶赴希腊，与当地的经理讨论交货安排。那次旅行诱发出伊莎贝尔的出发恐惧症的明显症状。她不知道该带什么，她陷入了困境：是带一条裙子还是两条？是否需要带一些不那么正式的衣服周末穿？带两条牛仔裤还是一件布连衣裙？另外，她还有一种担心：飞机在飞行途中可能会发生可怕的情况，因为伊莎贝尔特别害怕飞机会出现机械故障，尽管她对那些机器的工作原理一窍不通。
我们讨论了一会儿飞机飞行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可怕情况。这时，她第一次提到一个大洋的名字。
“我宁愿飞机掉在陆地上，也不愿它掉在大西洋里，”伊莎贝尔说。“掉在地上活命的可能性也许会大一些。”
就这个抽象的问题，我态度和蔼地反驳她说：“别傻了，从甲地到乙地，坐飞机是最安全的。起飞前他们检查得可仔细了。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对谁都不好。”
“我知道，可我讨厌在海上飞行。我记得看过一个关于大自然的节目，讲的是大西洋里的鲨鱼。据说那种鲨鱼非常饥饿，专等着吞吃旅客。”
“伊莎贝尔，你不可能会掉进大西洋里。”
“嗬，你说得倒轻巧，你到霍尔本的一家公司去干吗老是乘地铁？”
“你不会掉进大洋里。”
“那可说不准。”
“有些事你应该懂。”
“不是不懂，万一出了事故呢？”
“听着，如果飞机掉下来，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不会掉进大西洋里。”
“为什么不会？别那么肯定。”
“因为，哎呀，飞机从伦敦到雅典根本就不从大西洋上空飞。”
无论一个没有飞行恐惧症的人会不会同情有恐惧症的人，我最终还是明白了，这里面也许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需要更多地了解地理，而不是心理。
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使用着受共同定义约束的语言。我们同别人交谈时，总是设想他们大多数人的头脑里会具有和我们相同的形象与概念。假如你和我在谈论牙膏，尽管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牙膏品牌繁多，泡沫种类各异，但我们谈论的依据是双方对这种物质的共同理解。谈论的结果，我不必拿出我的佳洁士，你也不必拿出你的高露洁。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地理知识领域，因为假如有人提到从伦敦乘飞机去雅典，另一个人的脑海里就会出现如下的地理形象：
因而，我需要千方百计地努力使自己暂时从自己的思维倾向里走出来，以便理解以下两点：一，伊莎贝尔心目中的地图的形状很可能与我们常见的地图有很大差别；二，按词的最基本意义说，通过她的眼睛看，世界很有可能像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她过去提到过，她的地理知识严重不足。她曾经说过她缺乏方向感，因而曾将汽车丢失在一家电影院附近。她甚至还谈到过，她曾经因为如何读地图与安德鲁发生过争执，而那场争执成了她和安德鲁关系最终破裂的催化剂。然而我显然未能理解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因为直到现在我才弄清楚，有迹象表明，伊莎贝尔对地球上那一部分的想象与现有的一切地理概念都不一致。
她对欧洲大陆的理解与一般人不同。按照她的理解，大陆块似乎曾经经历过一次大动荡，就像倒退到某种原始拼图玩具状态：希腊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位置，将伊比利亚半岛推到了意大利原先占据的地方；半岛的尖端向东漂移，罗马变成了巴塞罗那一条短短的航道。世界的其他地方似乎被扭曲得更加厉害，澳大利亚漂移到了日本附近；菲律宾占据了夏威夷的地盘；更倒霉的是，中东消失了，非洲高傲地站在了它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