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印度和中亚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伊莎贝尔说。
“如果要你猜的话，你会把它们摆在哪里？”
“不知道，我想我会把它们漏掉。我说，你能不能把你脸上的那种表情去掉？”
“我只是有点吃惊而已。”
“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这跟空间感有关。我想我不是一个理想的陆路旅行者。”
如果有人需要的话，这是很好的一课。它不仅讲述了一个人内心的地图具有多么强烈的个人色彩，而且讲述了这种个人色彩在相互作用中可能会处于休眠状态。我和伊莎贝尔很可能会整夜讨论雅典和伦敦，而意识不到两人对这两个城市的定位会有多大差别。这就像两个耳背的人在哐啷哐啷的火车上友好地交谈，一个人说的是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米什莱，而另一个人说的是法国伟大的导游米什兰，结果，两个人都觉得对方的反应不协调而怀疑地询问对方。
但我和伊莎贝尔不仅对地貌的感知不同，而且所使用的感知方法也往往不同。我们俩生来都是伦敦人。我们可以谈论拉塞尔广场的停车情况，谈论骑自行车去滑铁卢或在桥头堡剧院看戏，然而，由这些地方引起的联想和活动却反映出了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历史。从肯辛顿西区萨拉的家去瑞士式农舍，伊莎贝尔设计出了一系列捷径，其中包括从布鲁克盖特的停车场出发，穿过格罗夫纳广场，继续往前走，到汉诺威广场，然后从北出口去卡文迪什广场，穿过波特兰大街，然后再绕过摄政王公园。她还热衷于走A40公路。她坚持说，从东向西走，可以不走贝斯沃特公路，而走A40公路。而这两种方案我都反对。去瑞士式农舍我会选择走埃德格瓦尔大街；从东往西走，我会从韦斯特瓦尔大道走，创造性地选择一条曲折的路线。我说这些，是想证明一个冒险盘旋在肤浅与深沉之间的断层线上空的论点，那就是：虽说实质上只有一个伦敦，但一个人眼里的伦敦一个样。有多少个伦敦人，就有多少个伦敦。
“耸人听闻，”伊莎贝尔激动地说。很显然，这种反应属于上面提到的断层线的肤浅一方。
然而，当她透露说她每次开车经过大本钟的时候都禁不住会想起她父亲的一个朋友、许多年前在去议会两院途中勾引她的弗兰克·惠特福德时，我意识到，我的这种关于个人独有伦敦的过激观点是正确的。八百万个居民每人都有一个伦敦。大本钟乃是这个国家的国际象征、临近政府议院的报时官、生殖器崇拜的换喻词。大本钟之于伦敦犹如帝国大厦之于纽约，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而对于伊莎贝尔来说，大本钟则是她十七岁那年与父亲的朋友的一次接吻的私人象征。
弗兰克·惠特福德是一位退休教师，曾经帮助伊莎贝尔准备英语高级考试，包括辅导她阅读《傲慢与偏见》、《米德尔马契》、《荒凉山庄》和《无名的裘德》[1]。吸引伊莎贝尔的不是他的相貌，因为他的牙齿咬不动一个略微青一点的苹果；他的皮肤像纸灰一样苍白，活像阴间的死人。但他的谈话充满尖刻的睿智；与伊莎贝尔的同龄人的缺乏反思相比，他对人性的理解深刻、透彻。有一次他建议去国家政府的统治中心旅行。在那次旅行中，她在新政府机构大院外面的一个早餐馆里向他的勾引屈服了。
她对惠特福德的感情部分建立在两人具有相同的文学爱好的基础上。她对他的文学反应的重视表现在如下偏见上：《傲慢与偏见》里的一对情人要比萨克雷小说里错配姻缘的夫妻和睦相处的机会更大一些；体验对同一个人的相同情感是一种心理亲和的标志；理解一本书意味着以某种方式理解该书的其他读者。
难怪有的人会有那么大的热情，在各个安静的图书馆里窥察读者，通过阅读假装跟一些热情好客的生人认识，慢慢地抿白葡萄酒，不动声色地将他们列入神秘的康拉德[2]派、衰弱的菲茨杰拉德[3]派或刻板的卡弗派[4]。
尽管这种探索人们性格的方法无疑有其优点，但雅典到伦敦的飞行同样也会间接地提醒我们：两个人可能会喜欢同一本书，但他们脑海里的形象却是截然不同的。这一问题决非文学课所讲的霍尔登·考尔菲尔德是不是好人或伊莎贝尔·阿彻是不是愚蠢之类的陈腔滥调。这一问题也不是一本书的意义问题，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思维形象问题，即一本书在读者的脑海里放映出的思维电影。提问“当你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或《一位女士的画像》[5]时实际上你看到了什么？”这一问题和提问“在你的心目中的地图上雅典究竟在哪里？”具有相同的意义。
伊莎贝尔最近刚刚读完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我们就这部杰作如何感人交换过意见。尽管我赞同她的看法：以往还没有任何一本书使她如此接近死亡的现实，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向她提出这样一个古怪的问题：事实上她是如何想象伊万·伊里奇、他居住的房子、他的妻子以及孩子们的相貌的。我想超越一般文学讨论的范围，不是简单地谈论道德、象征意义和小说的结局，而是讨论一个人如何看待小说里的风景、人物和房间，以及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这些舞台道具是如何布置的。
伊莎贝尔从未去过俄罗斯，当然更没有去过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所以，她心目中的伊万·伊里奇的住所是她凭着对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博物馆的记忆想象的。十五岁那年她曾随父母参观过那个博物馆。那是一栋不起眼的资产阶级住宅，黑色的木门，破旧的波斯地毯。伊莎贝尔并没有用这栋房子完全取代伊里奇的住宅，因为在她的想象里，伊里奇的书房又像是她爷爷的书房，房间里摆满了军事书籍，一个角落里放着个地球仪，沉重的绛紫色窗帘，靠墙放着两把宽大的安乐椅，写字台上的一只罐子里插着一组羽翎笔。她经常把这种房间布局运用于俄罗斯文学作品。她记得曾经将这一布局移植进《罪与罚》[6]的章节里。至于伊里奇和他妻子的相貌，在伊莎贝尔的梦中他们都不止一种长相。伊里奇既是她的美国表兄，严厉、拘谨、正确，而且在托尔斯泰揭示了他的慈悲之后，伊里奇又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画廊里悬挂的后期自画像上的伦勃朗。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则得到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中年时的相貌，跟伊莎贝尔办公室的档案室里悬挂的一幅照片一模一样。
但我心目中的伊里奇的住所与弗洛伊德的房子毫无共同之处。在我的想象里，伊里奇的住所显然跟贝尔纳多·贝尔托卢奇[7]导演的电影《守法者》里男主人公的妻子的居室一样。读《伊万·伊里奇》前几周我看过那部电影，现在它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尽管故事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则是伊莎贝尔将枫丹白露[8]前面的马厩与一本《房屋与花园》杂志里刊登的一家瑞典宾馆的内部照片缝合在一起弄成的一所房子。我心目中伊里奇的住所来源于布莱顿附近的一所半独立式房子。那所房子是我原先的一位女朋友的父母的。她如今在布里斯托尔做旅游公司的代理人。
然而，内心里的不同形象并不总是随意堆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与截然不同的感受，与一个人能够和谐相处或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能够获取的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
我从来没有认真观察过鲜花。鲜花能给花园增添色彩，在这一点上它们似乎是有用的。但“鲜花”若能像一个未知的种族那样由“德国人”或“美国人”构成就好了。然而，在伊莎贝尔看来，鲜花是人们迷恋的对象。前面我曾将这种迷恋同那个永恒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当我请她描述一下她祖父母的房子时，她先从花园谈起，足足讲了十分钟。我打断她的话，问她埃塞克斯郡的那所住房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向她描述说吉弗尼的莫奈[9]花园色彩绚丽，她大为震惊。这是可以理解的。
“怎么个绚丽法？”她问。
“啊，我不知道，反正有许多粉红色、红色、蓝色的花。”
“有没有杜鹃花？”
“可能有，我说不准。有一群日本游客。他们当中好多人不是在看景，而是在用摄像机拍摄，见什么拍什么，新式摄像机，取景器是彩色的。”
同样，我和伊莎贝尔对他人的敏感之处也是不一致的。假如她要写一部传记的话，里面肯定会描述一番人们出手汗多少的差别，而我对那一点向来是不注意的。她记得她们的老校长手掌总是湿漉漉的，而她的父亲的手总是干裂；保罗夏天里老是搓手，而圣艾夫斯的一位客户的幽默感则像他的爪子一样糟糕得令人难以忍受。
这些原本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偏偏又是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法理解环境的征兆。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对环境大喊大叫，而不是去解释它。以“理性”一词为例。在伊莎贝尔的词典里它是一种意思，而在我的词典它又是另一种意思。所以，当我赞扬她多么有“理性”时，她以为我是在侮辱她，因为在她的词典里，“理性”一词的定义如下：
形容词
1.指一个人令人讨厌，迂腐；
2.感情的反义，令人想起传统家庭的二元性：她妹妹是感性的，她是理性的；
3.盖伊曾用这个词侮辱过她。
但我所使用的这一词条在我的词典里的释义是：
形容词
1.对有教养的人的赞美话；
2.乔治·艾略特、玛丽·居里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是理性的；
3.适合并能够增进感情。
这种由不一致引起的小冲突表明，人们对一个单一事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表现在传记上，就会出现一种令人惊恐的现象：一份单一的生平能够衍生出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故事。
在伊莎贝尔的公寓里用午餐时，罗杰斯太太吃完后讲述了一件轶事，以说明她的女儿是多么固执，但一个不那么片面的观察者可能会对那件事另有看法。
伊莎贝尔小时候显然很喜欢洗澡，常常缠着忙碌的母亲给她洗。有一天晚上，罗杰斯太太答应五岁的伊莎贝尔，说六点钟给她洗澡。可是，六点钟到了，罗杰斯太太偏偏有别的事要办，第二天又是答应了没办到。到了第三天，伊莎贝尔没经过母亲允许，索性自己去洗。然而不幸的是，热水水箱刚坏，伊莎贝尔伸进脚丫子试试，浴盆里的水冰凉。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心洗一次等待已久的澡。她躺进冰冷的浴盆里，结果被母亲发现，骂她昏了头了。
从一个角度说，这是一个小孩子盲目任性的故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于罗杰斯太太来说，这是极不愉快的），这是一个小孩子在跟一位一再令人失望的母亲对着干、自己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且敢于付诸实践的故事，尽管在成年人看来晚上泡在冰冷的浴盆里似乎是不合逻辑的。
不幸的是，根本无法断定这就是她去雅典时的困惑，因为去雅典时的困惑起码有一个大地图册能帮助她在事实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于是，罗杰斯太太离开了公寓，将女儿的解释斥之为“纯粹是胡说八道”（同时建议她“收拾一下那些吓人的耳环”）。
但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伊莎贝尔很清楚她生命中的事件意味着什么。我对她了解得越深，越是注意到她在不停地修改自己的故事。她哪一天高兴了，童年的故事就会朝着乐观的方向冒出来；有一天她和老板闹翻了，两手捧着脑袋坐在那里哭了一阵（她喜欢宣泄式的短暂痛哭），最后得出结论：她从落地以来就没有走顺当过一步。
因而，伊莎贝尔至少有两部童年传记并排摆放着：
由于传记的选择取决于伊莎贝尔难以预测的情绪变化，所以不可能用一个阿基米德点永久性地将故事固定下来——起码在死亡的打击到来之前不可能。
用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了这部冒险式的传记和比它更正规的传记之间的差别，因为它的着眼点（这样说决无恶意）是伊莎贝尔还没有死。
大多数传记写的都是死人。那些传记有许多引人入胜之处——包括主人公临终时的忏悔、遗嘱里谁得到了什么、某一位老兵是患肺病死的还是被失手的高尔夫球棒打死的。死亡给一个人的生命画上了句号；死人不会站起来驳斥作者的分析；他们离开活人生活的土地，为作者提供了将一部书写完的便利条件。
然而，假如传记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一个人一生的经历，那么死人的传记就丧失了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人死以后，我们很难断定我们所讲述的故事是否真实。
死亡是隐性选择的大敌。它能够使我们忘记如何像从内部观察事物一样从外部看待一位死者的生活目的，使我们忘记为什么推断的情节往往会超过死者真实的经历。
四岁那年，伊莎贝尔想做砌砖工人。
“是吗？”
“是的，半是实干，半是美学。你知道，我当时想，盖房子的人都是英国最有钱的人，因为房子那么大，那么贵。这是孩子们的逻辑。后来我很纳闷，不知道房子上的每一块砖是怎样一块摞一块仔细垒起来的。那时候我很喜欢观察墙壁，然后想象垒成那些墙花了多长时间。”
然而到了八岁，伊莎贝尔又想做送牛奶的。
“哦，确切地说是想做挤奶女工。你知道，我既喜欢牛奶，又喜欢送牛奶的工人开的电动小货车。所以将两者合二为一似乎是一个好办法。我还跟给我们送牛奶的工人交上了朋友。那人名叫特雷弗，从特立尼达岛来的。他对我说，他给我们送的牛奶是他养在果园里的一头名叫戴西的母牛产的，因而味道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牛奶都好。”
但后来伊莎贝尔既没有做砌墙工，又没有做挤奶工，难怪她不愿在聚会时谈论她的职业。她通过网络找到一份工作，但她不愿将自己的身份降低为文书。大学毕业后，她先去一家电台找工作，但因缺少必要的经验而遭到拒绝。于是她决定注册学习广播课程，并申请政府贷款，但当时申请政府贷款需要提供经济担保，她可悲的经济状况意味着她不得不同时寻找工作。她送去文书工作的申请仅仅一天之后，她现在的老板便给她打电话，向她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要求她第二周上班。伊莎贝尔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自信拒绝那份工作。
“我后来认为，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打算到电台工作，我的其他几位朋友现在就在那里干，但他们有的签过合同，有的具有我不具备的经验，”伊莎贝尔说，声音里流露出回首往事的辛酸。这件往事提醒人们，带有个人责任心重负的偶然事件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一个人的职业是由神明安排的，容不得自己选择，不是靠再坚持一下、再巧妙一点能够改变的。这样想事情就简单多了。
“电台只不过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愚蠢而又过分渴望的梦，”她最后说，“许多人在离开大学后，了解实际情况以前，都做过这样的梦。”
这就是伊莎贝尔的性格：蔑视年轻时的自我以及当时的幼稚想法，将自己与过去划清界限。
她对我说，十五岁时她是一个淘气的孩子，相信下列各点：
——她二十五岁生日前会死；
——她永远不会原谅父母，因为他们强迫她必须在十一点之前回家，而人家劳拉和萨拉却可以在外面玩到半夜；
——爱一个人意味着你老想和他生活在一起；
——发财的人都是坏蛋；
——男孩子第一次邀你出来时，你应该假装很忙；
——婚姻是反动保守的，孩子是无谓的牺牲品；
——度假的目的就是晒黑皮肤；
——玛格丽特·杜拉斯[10]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她决不愿像格雷斯·马斯登那样漂亮。
“现在看起来，那些东西统统是荒唐可笑的，”她解释说，“我宁可出一大笔钱，也不愿同那个十五岁的傻瓜一起吃饭。想想那些争论吧，有人会说：‘不，亲爱的，资本主义并非一无是处，’还有：‘你知道，伊莎贝尔，帕台农神庙[11]要比宾馆里的游泳池有趣……’”
成年人喜欢用粗暴的方式对待青少年，而粗暴则可能导致两代人的彻底分裂。这表明，一个单一的人实际上乃是挤进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连绵躯体里的一大队人。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转变与接力赛跑中传递接力棒颇为相似，同一个队的队员要跑一圈中的不同路段。这一比喻既指差异性，又指连续性：变换赛跑运动员象征前者，接力棒的固定不变则象征后者。
我记得有一次参观毕加索作品回顾展。毕加索一生的作品的多样性令人惊叹不已。接力棒从一个用蓝颜色画骨瘦如柴的人物的天才年轻人手里传给一个画柔和的粉红色景物的人；过了一个时期，那人又把接力棒传给了一位将透视图切割并自称为立体派的画家。这样跑了一圈之后，接力棒又到了一个心里老想着《格尔尼卡》[12]的人手里。这一过程的进展比我听说的还要顺利，因为我当时溜出来到自助餐馆去了。
即便是从发型的角度看，从1881到1973年，毕加索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照片显示，他十五岁时留的是平头短发；十八岁时的自画像上是从中间分开的长发，并留着小胡子；二十岁时他蓄着惹人注目的大胡子；中年时他的长发改从右边分开，常有几缕头发垂下来遮住左眼；1944年巴黎解放时，他的头发变得稀疏起来，而且已白了许多；到了1949年的巴黎和会期间，他已成了秃子。他的衣着也经历了重大变化：早年穿茄克衫，中年穿套装，晚年穿蓝白相间的条纹T恤衫。
那么，伊莎贝尔的决定性转变是在哪里呢？
“我不想夸张，但我觉得最近我跟别人交往时变得自信多了，”她举例子说，“就从我学会对人进行卢牌[13]测试以后。”
“何为卢牌测试？”
“那是一种同羞怯作斗争的最佳办法。”
伊莎贝尔的性格上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待她不太了解的人过分认真。孩提时代，她在小伙伴中间超前地自信，而在一屋子生人中间又极其羞怯。在幼儿园的头两个星期里她一句话也没说。直到老师煞费苦心地把她介绍给别的孩子，她才融入了班级生活，还带头搞过一系列反叛式的恶作剧折磨她们的园丁，而那些园丁们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伊莎贝尔孩提时代的羞怯一直延续到成年，直到她参加工作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发现了卢牌测试法为止。她跟她的老板去找银行经理，商量贷款购买地皮兴建新仓库一事。事前，老板要求她根据她计算出的管理费用在会上概括陈述公司的策略。她的数学差是出了名的，那些数字都是她从相关决算表中搜集的。她很担心完不成任务。但马上就要轮到她发言时，那位肥胖的银行经理告退，出去了一会。于是只好休会，直到他从洗手间回来。不料，他回来后刚坐了十分钟，便连喊倒霉，说他头天晚上吃了变质的海鲜，不得不再次告退。说来也怪，银行经理的麻烦非但没有影响伊莎贝尔的陈述，反而使她顿时信心倍增。银行经理突然变成了一个脆弱的人，肠胃咕噜噜作响。一想到他裤子褪到脚脖子上，条纹变成乱七八糟的褶子，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五脏六腑在倾斜的笼子里扭动的狼狈相，他那细条纹套装似乎也不那么令人生畏了。
“于是，我便开始对我所畏惧的所有人进行这种卢牌测试：警察、服务员、学者、出租车司机、天然气管委会的人……结果我发现，他们似乎和我都是同一个星球上的人。这一方法改变了我的生活。”
然而，无论伊莎贝尔如何努力区分她不同的自我与它们的生活，这种区分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一次，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她宣布今后将不再从感情上关心公司的命运了。她躺在泰晤士河边的草地上，眼看着一架喷气式飞机冒出的烟雾在天空划出一道条纹。她说：“今天我有一个非常振奋的想法。就在大家都在叫喊、邮件还没有来到、电话铃丁零零作响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对世上的一切到头来都可以说一声‘那又怎么样？’今天该做的事我没有做完，那又怎么样？我的汽车跑起来不太顺当，那又怎么样？我的钱不够用，那又怎么样？我爸妈不怎么爱我，那又怎么样？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样想叫人很轻松。这将是我今后看待世界的新方法。”
然而，她刚刚这样宣布完，一场更大的职业危机出现了。于是乎，伊莎贝尔的那种佛教式的智慧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法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早期的自我留下的遗迹会干扰后期的自我有条理的推断。如果有人争论说，那样她会躺在床上“像西西里的寡妇一样抽泣”；伊莎贝尔声明放弃自怜自哀的决定可能马上就会收回。她承认说，她经常像坏脾气的婴儿一样有大喊大叫的欲望，只是因为周围的人们似乎早已逃脱了游戏围栏、在他们面前那样做太不合适罢了。在拒绝求婚者时她决定作一番自我解释，然而当一位名叫索蒂里斯的希腊会计师开始追求她时，她又改用原有的办法，从不回他的电话，假装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伊莎贝尔曾大胆地声明，她“今后决不再跟感情受压抑的男人有任何瓜葛”，今后“决不再因为我自己的过错责怪他人”，或今后“午餐只吃有益于健康的食物，晚餐决不喝白葡萄酒”，但性格的转变是逐渐发生的，尽管伊莎贝尔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她现在同父母之间的关系似乎仍不是一种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其原因与她越来越聪明关系不大，而跟她有自己的住房有关。她去看望父母就像是出于礼貌拜访朋友，从不跟同一屋顶下的一家人唇枪舌剑。然而一个圣诞节周末发生的事使她清醒地认识到，从深层讲，她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变。那天，她使出青春期的所有活力同母亲大吵大闹一通，还跟弟弟因为一卷透明胶带发生了口角，如同两个小学生一般。父亲以屈尊俯就的口吻对她进行了一番说教。那口气似乎是说，她那么大火气大概是因为回家时买火车票遇到了麻烦。
宣布某些日子是性格的转折点是很有诱惑力的，就像历史学家确定这个朝代的衰或那个朝代的兴是在1850年、1500年或是1066年一样。然而，要确定发展与倒退的真实年代却要困难得多，因为总能找到工业化以前的村落一直存在到所谓现代的证据，或者一个王国早在下一个五十年前就本应最后灭亡，但却表现出了巨大的复原力的证据。
[1] 以上四部小说分别为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1775—1817）、乔治·艾略特（1819—80）、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和托马斯·哈代（1840—1928）的作品。
[2]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
[3] 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作家。
[4] 雷蒙德·卡弗（1938—1988），美国作家，以“简约”派的短篇小说闻名。
[5] 以上两部小说分别为美国作家杰罗姆·戴维·塞林格（1919—2010）和美国小说家（后加入英国籍）亨利·詹姆斯（1843—1916）的作品。上文所言的霍尔登和伊莎贝尔分别为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
[6]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小说。
[7] 贝尔纳多·贝尔托卢奇（1940—），意大利电影导演，诗人。
[8] 法国北部一城镇，在巴黎东南方。
[9] 莫奈（1840—1926），法国著名画家，印象派创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
[10]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法国女作家兼电影摄制人。
[11] 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建于公元前五世纪，被公认为是多利斯柱型发展的顶峰。
[12] 毕加索创作的一幅25英尺宽的反法西斯大型油画，揭露佛朗哥1937年对西班牙城市格尔尼卡连续进行三小时轰炸，将该城夷为平地的法西斯暴行。
[13] 古代一种有赌金、罚金的纸牌游戏，后用以测试一个人的性格。
八 男人和女人
无论一个人如何注意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看世界，他总有某些东西看不清楚，尤其是当他不幸身为人类（尽管这是很平常的事）、站在人类的位置上观察的时候。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约伊莎贝尔在考文特花园车站外相会。她迟到了几分钟。在道过歉、骂过火车之后，她问我：“哎，你觉得怎么样？”
“不知道，”我回答说。我不清楚她问的什么。
“不好吗？”
“今儿外面天气不错，”我说，因为雨一连下了十二天，今天是第一次停。
“不，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伊莎贝尔笑了笑，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两个装满幽默的酒窝。然后她说：“算了，忘了它吧。走，咱们喝点什么去。”
然而，我们刚坐下片刻，她又重新问起了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难道你真的没注意到什么？”
“不知道。”我一边说，一边犹犹豫豫地回过头来看，仿佛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就坐在邻桌上。“我没注意到什么。”
“这么说你认为什么变化也没有？”
“变化？啊，没有，真的没有。我是说，今天是周末，所以你可以说每个人都比平时轻松了一点。我猜想，从长远的观点看，联合国的决议会是个好消息，尽管……”
“天哪！”伊莎贝尔大叫一声，用双手捂住脸，叹起气来。仿佛在说：“男人”可能原本不过是“糊涂虫”。服务员的到来破坏了她的这一悲哀的姿态。
“卡普契诺咖啡？”服务员问道。
“我要的，”我回答说。
“女士要橙汁，”他很懂事地说。他所表现出的老练的演绎能力比我还要强。
“祝你们好胃口，”他又加了一句，并对我们这哭丧着脸的一对儿报以讽刺的一笑。
“怎么了，伊莎贝尔？别生气呀！你想我看见什么了？我一向是不会猜心思的。”
“我只是想，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半个脑细胞，或者半只眼睛，都会一下子看出来我跟昨天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刚花了两个小时和二十五英镑在发廊里理了发。我现在的头发比原来短大约两寸半。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闻，而联合国什么时候都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可我还是希望你能注意到发生了点什么变化。”
她又叹了口气，并刺啦一声撕开纸包，抽出一根紫色的麦秆吸管，然后说道：“可我想，你是个男人嘛，所以对此我真不该大惊小怪的。”
现在我能够正确地看待伊莎贝尔了，也就是说，由于了解了她今天的不同，现在再看她，的确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原先她那栗色的头发低垂到肩膀以下，现在只达到肩胛骨上边。她的脸型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颧骨更加突出，人显得更成熟了。
“我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伊莎贝尔问。
“嗯。”
“这是如今比较有女人味的发型。是戴夫的主意。你知道，关于发型我们讨论了很久，因为我想改变点什么。一开始他想弄成一绺一绺的，但我认为他后来给我剪成这样是对的。”
想起来令人沮丧，除非在理发行业受过熏陶，否则我们对他人外表总不及对我们自己的外表那么敏感。有些日子我们发现头发垂到眉毛上很吸引人，但奇怪的是，有些日子头发垂到同一条眉毛上却会扫得眼睛直流眼泪。我们无法明白其中类似的复杂性，只知道那些唯一的敏感通道支配着他人与其外在的自我的关系。其实他们只须保留他们的本质，我们就会忽略那些偶然发生的面部浮肿、前额皱纹或肚子隆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可能会导致那些不幸的人们极度憎恨自我。
“哦，很抱歉，我还没准备好呢，”一个星期二的晚上，七点四十分，伊莎贝尔这样说。那是我们约好从她那里出发去基尔本出席在一年一度的业余园丁协会会议上举行的颁奖仪式的时间。伊莎贝尔因为在阳台上栽种了一种绿色植物而获得了该协会的一个奖项。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打扮太过分了？”她问。
“不，很好。咱们走吧，不然要迟到了，”我回答说。
“你听着，我何不马上换一换呢？然后听听你的看法。”
她走进卧室，慢慢腾腾地换了半天，出来时差不多还是老样子。
“你觉得短裙好还是长裙好？”
“噢。”
“我觉得长裙好，你说呢？”
“都好，”我以一个男人的观点预言说。而我这个男人空闲时间老穿棉布裤子，因而连一条黑裙子与另一条黑裙子之间的细微差别也搞不清楚。
“你觉得这件衬衫时髦吗？”
“时髦？”
“配上裙子？”
“当然。”
“我拿不定主意是穿米黄色的还是穿淡蓝色的，你想不想看看？”
“快点。”
“好的。”
我跟随伊莎贝尔走进她的卧室，只见抽屉大开，柜子门大开，仿佛有一个毛手毛脚的窃贼刚刚忙乱地搜寻过金锭或手枪。
我为大衣柜暗示的自我意识和有形意识感到震惊。它使伊莎贝尔得以区分什么是随便，什么是高雅，而这种区别仅仅在于诸如一条牛仔裤的颜色或者一件毛线衫的口袋样式之类的外表细节上。衣柜里有各种各样的裙子、上衣、衬衫、裤子和套衫，用以满足不同场合的需要。出席园丁协会会议需要穿这一件，参加朋友的生日宴会需要穿那一件。
“你身上穿的这件衬衫就很好，”我撒谎说，就像一个色盲侈谈马蒂斯[2]运用红色颜料的技巧一样，目的无非是借此吓唬人。
作决定的过程似乎结束了，于是我们朝门口走去。不幸的是，过厅一侧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不知伊莎贝尔从镜子里看到了什么，她赶紧跑回起居室里，还一面解释说：“我的鬓角上有一座火红的火山。”
于是，我便在她的脸上寻找那座维苏威火山[3]，然而经她一解释我才明白，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小红点，一个皮肤病历史上比较小的红点潜伏在她的左鬓角上。
“没什么，”我再次安慰她说。
“我希望你不要只图自己方便就随便撒谎，”说着，她便向卫生间走去。
“伊莎贝尔，别傻了。”
“说我傻我就傻，随你说去，”她突然痛苦地回答说。
难道伊莎贝尔不傻吗？话说回来，我讲句心里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能把一个小红点看成可怕的火山呢？面对苛刻的自我观念，别人的判断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种差异还是另一个象征，它是对传记的客观性概念发起的又一次挑战。且不论火山专家小组会怎么说，假如有人试图理解伊莎贝尔，他真的能把她本人对那个小红点的感觉误认为跟维苏威火山的大小无关吗？换句话说，难道他不应该考虑这种客观上荒唐可笑、主观上真诚可信的看法吗？
诸如此类的自我观念与外界判断的矛盾冲突有许多都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差异所要求的纠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意大利卤汁面条好极了，尽管厨师认为糟透了；晚餐后的演说很成功，尽管演说人认为自己放了个受潮的哑炮。然而，其他误解就不是这样无害了。传记作家经常得罪主人公的亲属和崇拜者，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经常往相反的方向调整传记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就好比告诉伊莎贝尔，说她的舞跳得不像她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法语讲得不像她自己声称的那么流利，或者说在计算机技术方面她应该再谦虚点时，她多半会皱眉头。
“我需要在卫生间里呆一会儿，再收拾收拾，”伊莎贝尔在里面喊道，“也就一小会儿。冰箱里有葡萄酒和啤酒，想喝自己拿。”
“干吗不现在就走呢？你看起来挺好的嘛。”
“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那好吧，我们只好等仪式结束后才赶到了，”我生硬地说。
我在起居室里一边看电视上的娱乐节目一边等她，时不时地扫一眼手表和关闭着的卫生间的门。我这个自以为是的瑞士公民就像在8：03等待8：02的火车，心中充满了怨恨。此外，我还像伊莎贝尔几星期前那样叹了口气，悄悄地脱口说出了一声“女人哪”，然后沉浸在电视里的观众粗野的大笑中。其中一位观众因为吃完了一罐蚯蚓而刚刚获得去夏威夷度假的奖励。
传记的传统写法是毫不犹豫地跨越时代、阶级、职业与性别界线。一位城市贵族会过上乡村贫民的生活；一位五十岁的人会遵循年轻的兰波[4]的经验；一位胆小的书生会把自己同阿拉伯的劳伦斯[5]联系起来。令人钦佩的忠实就隐藏在这些冒险精神的背后。尽管有细微的表面差别，但男人和女人还是能够互相理解的。
约翰生博士认为：“我们都被相同的动机驱动着，都被相同的假象蒙蔽着，都被希望激励着，都被危险阻挠着，都被欲望纠缠着，都被欢乐引诱着。”约翰生提出：人类属于同一个既独立而又统一的大家庭，都持有进入人类社会的护照，因而他们是能够相互理解的。我能够理解你的动机，那是因为如果我从枕头下面看，也会发现相同的动机；我能够理解你的经验片段，因为我也能在自己身上发现相同的经验；我能够理解爱情给你带来多大的痛苦，因为我也曾在一个又一个晚上忍受过没有电话的折磨；我能够理解你的妒忌，因为我也了解自身的缺憾造成的痛苦。
但这种枕头模式的含义也有灰暗难解之处。枕头下面隐藏一点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无意间精辟地论述了这一难题：“因为我们没有别人感受到的直接经验，因而，我们无法仅凭设想我们在类似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感受对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形成看法。尽管我们的兄弟正处在极度痛苦之中，只要我们自己心情舒畅，我们的感官将永远无法告诉我们他受的是什么苦。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对他的感觉形成某种概念。通过想象，我们能够设身处地设想自己正在忍受同样的折磨。
尽管与别人同甘共苦是一种美德，但枕头理论的严重后果在于，它需要切实地贮存足够的经验，用以想象别人的经验——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经验贮存将永远不足以回答我们所遇到的自身无法理解的情感问题。
假如我过去从来没有痛苦过，那会怎么样呢？看到我的兄弟遭受不可想象的痛苦命运的折磨，我会有何感受呢？我会不会想象上一次在拥挤的地铁火车上的情况，然后把这一经历扩展一百倍，也许再把它跟拔牙或尖刀的穿刺的痛苦回忆混合起来？换句话说，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自己不曾经历过的经历呢？
我们可以设想，任何经历都不是独一无二、不可类比的。总有一些经历是相近的，我们可以借助它们获取原来经历的信息。当我们的想象力枯竭时，我们可以利用隐喻进行推断。我从来没有吃过鲨鱼，然而当伊莎贝尔对我说鲨鱼肉的味道半似鳕鱼半似金枪鱼时，它对我也就不那么神秘了，因为鳕鱼和金枪鱼我偶尔都买过。当我们说一部书能把我们带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国度时，我们也是在说，它成功地使我们联想起了那些我们所熟悉，但从来没有联系起来想的地方，尽管这样说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但也有些情况，我们既不能断定是鳕鱼，又不能断定是金枪鱼。也许有人会反对仅凭想当然便认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因而没有让人家讲清楚就主观地断定他们的经历的性质。愠怒者的想象不需要说话、比喻或解释就可以明白，因为话语意味着对一次重要的和较高暗示程度的交际的理解的失败。当我们的直觉能力受阻，需要清清嗓子的时候，当我们的声音有可能会使我们想起自己的孤独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只研究我们没有感受过的东西。
“真想象不出她把自己关在里面对那个红点做了什么，”我问自己，并再一次看看卫生间的门和我的手表。我这个自以为是的瑞士公民16：45仍在满腹怨恨地等待着8：02的火车。“她已经在里面关了大约两个钟头了。”
就在我继续用手指轻轻叩击玻璃咖啡桌，电视上的娱乐节目已经演完、换成了较沉闷的节目——燕子的筑巢方式考察时，我认真反思了自己脾气暴躁、无法理解伊莎贝尔呆在卫生间不出来的问题。我以亚当·斯密的名义问：女人究竟在卫生间里干什么呢？我为什么会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不用化妆品的人能理解一个用化妆品的人呢？一个连四天的黑眼圈都不怕的人为什么非要理解别人鬓角上的一个红点的意义呢？一个从未穿过裙子的男人如何会对一个柜子里有五六条裙子的女人表示同情呢？
“你到底在里面做什么？”我问伊莎贝尔。我的声音里已不再有原先提问时的那种怨愤。
“你等待片刻好不好？别再打扰我了，不然我会花更长时间。跟你说，我会尽快出来的，”她回答道。很显然，她根本没有发现我的语气已从烦恼变成了哲学研究。
“我不是要催你。忘记那该死的园丁协会吧。我只是对你在卫生间里做什么感兴趣。你已经化过妆，穿好衣服了呀。”
“哎呀，别挖苦人了。我说过了，马上就好。”
“不是挖苦，我想知道。”
“知道什么？”
“啊，你对着镜子站那么长时间，究竟在做什么。”
“我还没站够时间哩。”
“我知道没有，可我还是想知道。”
“你是在开玩笑。”
“不是。”
“你真想听我解释？”伊莎贝尔一开门，露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微笑。
“真想。”
于是她就解释起来。我们错过了整个园丁会议，然而作为回报，我被带进了伊莎贝尔的生活。她的生活与我本人生活的差别通过亚当·斯密式的想象是推断不出来的。我了解其他一些女人的卫生间，但却忽略了她们的面部化妆；我能断定，女人的梳妆袋里总是装着这个露那个剂的，还有什么睫毛膏、眼线笔和润肤露，但我不知道女人每天有哪些面部例行公事要做，也不知道这会给两性的经历造成什么差别。
伊莎贝尔的一天是从洗面奶开始的。那是一种由娇韵诗公司制造、装在蓝色瓶子里的白色液体。她先把一个棉絮垫用水龙头里的热水冲一冲，挤出水分，然后把洗面奶倒在上面。这样，用它擦脸的时候毛就不会掉在脸上了，而且垫子的热量还能使皮肤上的毛孔张开。擦完之后再用爽肤水，那是一种清澈的液体，用以清除脸上残留的洗面奶和彩妆。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可以使毛孔关闭。接下去是使用妮维雅公司生产的管装润肤露。伊莎贝尔总不忘在脖子上涂一些。那是他妈妈教给她的，目的是防止以后脖子上起皱纹。伊莎贝尔每周洗过澡之后会用另一种润肤露涂抹双腿（这一次用的是一种大粉红瓶子装的），而涂抹双手时再换一种（装在一个淡蓝色的管子里）。
“先用遮瑕膏盖住红斑或红点，然后打肉色的粉底，然后再……你真的还想听我说下去吗？”
“那当然。”
“于是，我轻轻地在脸上扑一层古铜色的粉，比皮肤的颜色稍重一点。它可以避免颜色刺眼。你得用一个大刷子刷，先擦去手背上多余的润肤露。如果不嫌麻烦，我还可以擦上点腮红，以突出颧骨。”
然后再画眼睛：先用睫毛膏刷睫毛，用眼影刷刷上眼皮（褐色，与她的眼睛相匹配）；接着轻轻地把眉毛梳理整齐。多余的眉毛可以在这时候拔掉。整个过程苦不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