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位女性看来，这一程序之枯燥乏味与其重大意义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对于一个被认为古怪的人来说，最大的乏味恰恰就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枯燥乏味——即使他碰巧会对别人的化妆大吃一惊，他也会相信这种东西不值得她感兴趣，也不会激起他特别的好奇心。
这种程序横亘在我们中间的十字路口。它使伊莎贝尔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好莱坞伤感电影里的女主角不到上床睡觉是不会卸妆的；还有，在葬礼上，没有一个女人眼上浓重的睫毛膏会流下来——我对电影的真实性的看法同样是谴责性的，但男性的迟钝使我忽略了这些细节。
也许有人会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合格的男性传记作家需要在内心形成一种异性装扮癖，以便理解女性的经验。亨利·詹姆斯[6]戴假发的故事如今似乎成了类似于研究鳕鱼和金枪鱼的资料，而不是什么属于精神病分支的东西。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男性传记作家来说，寻找她的信件和穿着爱德华式的袜子在贝德福德广场转悠一整天同样重要。
[1]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爵士乐小号演奏家，爵士歌曲作家及歌唱家。
[2] 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与雕刻家，野兽派领袖，作品以线条流畅，色彩明快，不讲究明暗与透视法为特点，代表作有《戴帽子的女人》等。
[3] 位于意大利西南部，欧洲大陆唯一的活火山。
[4] 亚瑟·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创作生涯从十五岁到二十岁，但其作品简洁奥妙的风格对象征主义产生过重大影响。
[5]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军人、学者，曾研究中世纪城堡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命加入阿拉伯军队，从事游击战和间谍工作，以“阿拉伯的劳伦斯”闻名于世。
[6]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晚年入英国籍；主要作品有《一个女士的画像》、《鸽翼》等。
九 心理学
人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隐私，因为大家都猜想，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他们的某些事情，别人就不会爱他们了。我们之所以需要有隐私，那是因为我们担心，一旦人们了解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会变得不受欢迎。难怪托词偶尔会引起担忧，生怕泄露了天机，就好比梦见我们一丝不挂地站在大街上，或者在旅客拥挤的机场，我们的手提箱在行李传送带上打开了。
诸如此类的夜间恐惧使我们重新体验了儿童时代的赤裸感。孩子不会保守秘密。成年人比孩子们聪明，他们善于发现秘密。所以，那种将一个人的秘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感觉使得父母在孩子面前产生了优越感。然而，对透明的担忧，即担心另一个人会发现我们的秘密而不给我们任何选择的机会，正渐渐为这样的假定所征服：透露不透露秘密全在我们自己；我们比别人更了解自己。
然而，在心理学家面前，这种假定很可能失去作用，透明感又会重新回来。我们想象心理学家不问便知的东西当然是我们最危险的秘密（对我们能否得到爱的机会而言）。我们担心的不是心理学家了解那些秘密，而是他们据此做出的判断。他们对我们的原罪的判断不可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好。于是我们便又得重新回到孩提时代，鬼鬼祟祟地去偷吃最喜欢的糖果，结果却在走廊上碰见了自己的妈妈，并由此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做的事妈妈都知道。
我看到伊莎贝尔在写日记时心里感到不舒服，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写日记者与心理学家具有相同的象征性地位。他们嘴里不说，心里都很明白。个人秘密一旦被他们了解，那是够危险的。
“我真感到奇怪，我一写日记你就不高兴，”有一次在她家附近的一个咖啡屋里，她掏出钢笔和那个紫红色的笔记本后说。
“我没有不高兴。”
“那你为什么要我别再写了？”
“那是我不懂礼貌。”
“我写的什么你可以看呀！”
“那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你写的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的隐私，跟你无关。”
“我断定那不是什么隐私。我不在乎，想写什么你尽管写好了，”我说的时候带着一种在变为人所不齿的臭狗屎之前的令人羡慕的成熟。
日记是一种令人惊恐的东西，因为它对另一个人最不讨人喜欢的想法是一个威胁。当弗吉尼亚·伍尔夫去波特兰大街一幢典雅的大楼里聆听埃塞尔·史密斯[1]彩排时，可以想象她对主人是彬彬有礼的，一边品茶，一边轻轻地嚼着主人提供的葡萄干蛋糕。想想看，假如埃塞尔·史密斯、L夫人和她的朋友亨特太太不幸看到弗吉尼亚1931年2月4日的日记里对那天拜访她们是这样描写的，她们该会多么惊讶：
波特兰大街上一幢高大的楼房，亚当斯式的灰泥建筑，装饰奢华而过时：破旧的红地毯；墙面被涂成单调的绿色……亚当斯式的壁炉里呼呼地燃烧着炉火。L夫人和亨特太太并排坐在沙发上。L夫人现在毫无线条可言，俨然一根香肠，而亨特太太则像一根缎子包裹着的香肠。埃塞尔身穿皱巴巴的毡上衣、针织紧身短裙，手里拿一支铅笔，站在窗边的钢琴旁边指挥，鼻子尖上有一滴汗珠。
真是太可怕了，居然有人注意到鼻子尖上的一滴汗珠。不论是真是假，倒霉的都是那些观察别人比较仔细的人，因为这样会导致人们对他们产生极大的疑心。
然而，无论日记多么可怕，我们所关心的恐怕只是如何使自己免受人们的错误判断在日记之外传播所造成的更大恐慌。在谈话过程中，好心的邻居们常常在他们的甜言蜜语之外揣摩我们。如果我们以己度人的话，他们也不想使我们为难。
“德里克，我给布雷瑟顿打过电话了，箱子星期四到。”
“太好了，马尔科姆。我接到了从约克郡来的通知，他们下个星期将装运两千只。”
“这可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不，他们每次总是运两千只。”
“啊，那好吧。你要不要在最后期限之前让詹妮知道？”
“当然要。”
这是我在经过一间自由式平面布置的办公室时无意间听到的一场关于公务的谈话片段。我的同事马尔科姆站在复印机旁边。他体态肥胖，大腹便便。他说得很快，但腮帮子里面的唾沫又使得他的话含糊不清。他呼出的气很像是秋天里空气不流通的澡堂子里的气味。德里克两手娇嫩，鼻子大而难看，一双巨大的鞋子走起路来嘎吱作响，几缕仅存的头发被精心地梳理成背头。另外还有两个滑稽可笑的人物。这几个人物的怪癖实在无法言传。德里克和马尔科姆也许彼此都了解对方的丑陋之处，然而他们内心里居然还想对对方说长道短、评头论足。这种想法无疑会使两个人都感到意外和气恼。
也许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进行不自觉的对话，那就是：对话双方都以为对方理解的只是字面意思，而不是谈话的弦外之音。听到有人说话贬低我们时我们会感到十分烦恼，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真正生气的不是某个人说了我们什么（说得很对，我们没有头发、脾气坏、太固执己见、太羞怯、太富有、太贫穷……），而是由此产生的想法：我们认为某个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的人，同时心里也揣着对我们的种种看法。今后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把自己的看法传播给他人。
这一点可以解释如下现象：心理学一词在某个范围内可能会使一个人脊梁骨发凉，并焦虑不安。说不定在婚礼招待会上排队领取喜酒、说话柔声细语的心理学家对你礼貌的高谈阔论其实并不感兴趣。就在他假装整理领结的当儿，他正偷偷地对你的灵魂进行X光透视呢。
然而，毫不夸张地说，心理学不过是无数种互不相容的人类精神理论的统称。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人人都是心理学家，人人都能对他人日常的反常举动产生的原因得出结论。
伊莎贝尔有一个朋友叫杰罗姆。他已通过法律程序离了婚，一个人搬到约克郡的一个村子里，做起了面包师。谈话中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人都能随口对他的行为做出解释。有人说他害怕性行为；有人说他害怕失败——尽管也有人争辩说他害怕的是成功；还有人说得更加玄乎。伊莎贝尔怀疑他是同性恋晚期；萨拉怀疑他是躁狂抑郁症。
上述每一种分析都离不开心理学上的陈词滥调，以炫耀自己多么聪明，全然不顾临床症状是否准确以及他们的信口开河是多么可怕。一些凌乱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联系：肥胖与滑稽的联系、父亲不在身边与雄心勃勃的联系、聪明与不幸的联系、焦虑不安与患癌症的联系。
然而，有一点很明确：尽管伊莎贝尔和她的朋友们根本无法肯定杰罗姆到底出了什么事，但别出心裁的评论依然层出不穷。现代心理科学时代在一定范围之内建立了一种等级制度，在这个范围内，人人都有发言权，从而形成了专家与外行关于思维过程的知识多寡的显著差别。
这种差别带来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属于传记。假如一个人试图按照旧式的直觉去理解另一个人的生平，而他清楚城市另一边的专家们正在利用更有力的工具研究那个人，他就会扬言自己正在写一部亚历山大大帝[2]全传或者但丁·阿利吉耶里[3]全传。假如他们想了解到哪里去挖掘人性的复杂性，传记难道不应该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吗？
然而，一个心理学的基本见解使这一问题复杂化了。无论我们对朋友或同事的了解是多么不够，我们注定最不了解的人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对孩提时代的回忆是微不足道的，记忆蒙蔽着我们，使我们无法了解难以了解的真相。我们记得房间里有一张黄色的沙发，但却不记得我们曾经瞥见在那张沙发上做爱的那对夫妇。家庭内部的纷争折磨着睡梦中的我们，但第二天早上我们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却不明白我们实际上在为什么而焦虑，因为我们不应该明白。我们对自己是陌生的，要我们自己为自己写传记是靠不住的，于是我们便把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付给传记作家，由他们决定是否相信、是否报道主人公所说的话。于是，他们要么沦为主人公的想象的牺牲品，要么对主人公的话持怀疑态度并加以诠释。这样他们就会冒险根据自己的想象在原本模糊不清的情节上添油加醋了。
“我昨天夜里做了个非常奇怪的梦，”一天早上，伊莎贝尔睡眼惺忪地说。
“什么梦？”我边搅拌咖啡里的糖边问。我希望她的回答很简短，或者她的梦里有我，因为能在别人的夜间幻想中扮演一个角色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你真想知道？”伊莎贝尔问。
“当然。”
“啊，很离奇。我和一个十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在一片大森林里。他叫亚当·丰塔纳，人很古怪。我爸也在那里。爸对我说他和亚当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从此以后他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然后我们坐上一艘充气式小船，事实上它是一种香肠形的气垫船。一个巨大的推进器拖着它穿过英吉利海峡。我们都躺在船上，以免被风刮下去，因为海里有鲨鱼。我紧紧地抓住东西保命，而亚当·丰塔纳居然坐在船的一边拉起小提琴来，而且居然没有被风刮下去。最后我们来到一个荒岛上。我发现我的老板蒂姆·詹金斯也在岛上。后来我才得知，岛上的一切都是他的。他还在那里开了一个煤矿，雇佣了好几百个当地人。岛上正为一个吃芒果撑死的工人举行葬礼。蒂姆说，这证明他对待工人是多么好。你在听吗？”
“是的。”
“后来我意识到，那个工人就是你。”
“我？”
“对，但这并不重要。后来蒂姆把我们领进一条长长的地下隧道里。原来那里根本不是什么煤矿，而是一个博物馆，里面满是十八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名画。其实那些都不是真画，而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大家都开始恭恭敬敬地观看起来。我明白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我知道，老板为了支付购买这个海岛的费用，把所有真画都卖给了我的母亲。后来我醒了，头疼得像打烂了一样。你对这个梦怎么看？”
我知道，这个梦对于理解伊莎贝尔的性格十分重要。但它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使我感到委屈，因为我扮演的只是个配角，而且还吃芒果撑死了。于是我分析道：
“啊，这显然跟我们有关，你对我在办公室里见到的某个女人感到妒忌。”
“什么？”伊莎贝尔怀疑地惊叫道。
“你要问我你的梦是什么意思，你起码得尊重我的回答。”
“我会的，如果你的分析不是太离谱的话。”
“这完全是你心里所想的。”
“你怎么知道？你连问都没问过我想什么。”
“对，那是因为我一顿早饭时间都在听你说。”
“天哪，我从未听到过有谁像你这样对于一个梦大吵大闹的。”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障碍，人们仍难免要尝试用心理学的见解去解释日常生活，就像传记作家总要战战兢兢地继续写下去一样，仿佛梦并未动摇我们的关系和自我理解力。然而，发现一个人早餐讨厌吃什么就可以推断出另一个人讨厌吃什么，这种挑战可能会推翻这种不科学地运用科学理论的卤莽行为。问题不是“我们自以为了解别人什么？”，而是“在电话铃响之前我们事实上领悟到了什么？”情况一向如此。
大传记作家始终都在运用心理学观念。他们曾经相信过希波克拉底[4]提出的体液理论。希波克拉底确认，有四种体液的相互作用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血色红润者乐观；胆汁发黑者忧郁；胆汁发黄者易怒；体液发黏者懒散。十七世纪的传记作家约翰·奥布里[5]在为霍布斯[6]写的传记中说：此人“既乐观而又忧郁，生理学家说这是一种最巧妙的结合”。关于占星术的智慧，奥布里断定，“水星与狮子宫的联合决定了不幸的威廉·马歇尔[7]说话结巴”。
似乎没有理由对此类先例避而不谈，尤其是当曾经指责我专横的迪维娜问我她存放在我家里的两箱书是否可以继续放在那里的时候。它们是有价值的正统收藏物，也是不怎么正统的心理学理论。
有一本书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本书紫色封面，书名是《从一个人的笔迹可以看出什么》。
我知道，伊莎贝尔和她的朋友们到多塞特郡去了；我还知道，他们住在提供住宿与早餐的旅馆里，窗台花盆里栽种着天竺葵；那里的天气很温和；他们各人都租了自行车；回来以后她想节食。她寄给我的明信片结尾写着“爱你”，并希望我们能很快见面。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实质性的交流，尤其是后来当伊莎贝尔油嘴滑舌地承认说她寄给每个人的明信片“都是这样写的”时，我更认为如此。然而，无论这种信息是多么乏味，按照《从一个人的笔迹可以看出什么》一书的作者的说法，明信片上起码承载着人类个性的线索。
笔迹学科学认为，一个人的特点会在字母t上的一横的写法或写字母r时带不带勾上表现出来，后者表现得尤其清楚。笔画前倾表明此人对他人有兴趣；笔画垂直多为遁世者；笔画向上倾斜象征着乐观主义；笔画向下倾斜暗示抑郁或身体疲惫；字母布局紧密象征实用主义和逻辑思维；笔画华丽暗示卖弄与夸张。
星期天抱着那本书和伊莎贝尔从多塞特寄来的明信片看了一上午之后，笔迹科学开始产生第一批效果。它教会了我由笔迹判断性格的方法。我注意到，伊莎贝尔的l是写成环形的，笔画的上下两部分中间形成一个洞。这表明她的感情自动调节器设定的位置已进行过调整。对那些可能会皱眉头表示怀疑的人来说，《从一个人的笔迹可以看出什么》一书的作者偏偏是正确的——伊莎贝尔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我最近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吃色拉的时候。我们要了两份色拉，端上来之后我发现缺少调料。但伊莎贝尔的那份里面浇的汁比我的那份里多。看到我一脸愁苦的样子，伊莎贝尔建议说：“咱们俩换换如何？调料少我不在乎。今天一天我啥也没干，净是吃。”
“不，不，我这也挺好的，”我坚定地回答说，就像拒绝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上的最后一个座位一样。
“来吧，我不在乎，真的。拿去吧。”
“不，不。”
“别傻了。你应该吃，这对你有好处。你吃的新鲜蔬菜不够。”
这最后一句话虽然是出于对我的饮食需要的关心而一时冲动，宁愿做出自我牺牲，把蔬菜让给我吃，但却表现出了伊莎贝尔心地善良的品质。也许有人会把这归结于她的母性。这种品质可以从她对朋友说再见时，以及当父亲看电视时问父亲是不是需要再加一个垫子以便坐得更舒服些时觉察出来。
“胡扯！我只是问你要不要吃我的色拉。我可没把你错当成我的婴儿。天哪！只要有半点机会，男人们就会胡乱得出结论来，”我对她说出上述看法时，她回答道。然而，尽管她认为我的推断毫无道理，我还是坚持原先的分析。
如果有谁需要更多的证据，只需要看看她写的几个字母就够了，因为她所写的m不像性情冷漠的人通常写的那样像高山似的，弯曲部分尖尖突起，然后下降，形成一个狭窄的山谷，接着再爬上来，形成一个陡峭的山坡。她写的m跟热心肠的人写的一样，呈波浪形弯曲起伏。只有那些送圣诞礼物给邮差，指责将孩子送寄宿学校的亲戚冷酷无情，特别容易被电影感染，一受感动就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能把她感动得哭起来的电影大多都有宿敌和解的场面）的人才会写出那样的m来。
她自己热心肠，却又不肯公开承认。然而，我们可以从她所写的r上找到解开这一奥秘的线索。有人可能会说，她写的r和m相互矛盾。的确如此，r的挺拔与结构代表一种外部强加给波浪式m的约束史。她的母亲在某个特殊的时期与一个上帝强加给她的特殊的男人生下了伊莎贝尔。对此她的母亲始终耿耿于怀。她虽然把这种怨恨深埋在心里，但却导致她养成了固执而严厉的性格。而那时正是伊莎贝尔的童年时代。那位母亲的那种苛刻在从小被惯坏了的人们中间十分常见。他们的期望值很高，结果生活反倒越来越糟。于是他们既对被冷落的自我感到悲哀，又对别人心怀怨恨（即便是对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进一步浏览字母表还可以发现，伊莎贝尔书写的g则是幽默的象征（因为它们向后弯曲）。这样说她可能会感到新鲜，因为她老是责怪自己对生活太认真。她说，从小她只记住三个笑话。
“就三个？”一天夜晚她拿大顶的时候我问道。她说头朝下拿大顶对大脑特别有好处。
“连那三个也忘得差不多了。我听罢就忘。我曾经想用笔记下来，然后背熟。但那样做似乎又有悖于说笑话的初衷。”
“为什么不多记些呢？”
“我不知道。我之所以能记住那几个，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在某个难忘的场合听到的，所以记在了心里；有的是我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很欣赏的。你瞧，纯粹是自我陶醉。”
“都是什么笑话？”
“哦，还是别让我讲吧。”
“说下去。”
“讲了你也记不住。”
“试试看。”
“那好吧。爱尔兰人睡觉时床边要放两个杯子，一个盛满水，一个是空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一个是为渴的时候准备的，一个是为不渴的时候准备的。你瞧，我这个笑话很拙劣是不是？那好，再给你讲一个。有一位天文学家作有关星球的讲演。讲演快结束的时候他解释说：‘再过四十亿到五十亿年太阳将会熄灭。’这时，讲演厅后排站起来一位女士问他：‘你说多少年？’那位科学家回答说：‘四十亿到五十亿年。’‘嗨，’那女士说，‘我以为你说的是四百万到五百万年呢。’”
“有意思。”
“看来你相信了。那就再给你讲一个低级下流的，我刚刚想起来。有一个男子在路上走，看见路边一个招牌上写着‘一品脱精液五十镑’。他想，‘啊，这交易挺合算。’于是他就走进去卖了一品脱精液。他再往前走，又看见一个招牌，上面写着‘一品脱精液一百镑’。他决定再进去卖一次，出来时得了一百镑。他又往前走，又看见一个招牌，上面写着‘一品脱精液一万镑’。于是，他当时想——哦，天哪，下面我忘记了。我压根就不会讲笑话。讲着讲着就忘了。咱们还是谈一会儿别的吧。”
人人都说自己有幽默感。谈论幽默感这一问题时需要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人听别人讲笑话时只是笑笑而已；另一种人则能够从严肃场合中发掘出滑稽的一面来。当伊莎贝尔说起她和一帮加拿大移民官员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时，我想起了这种区别。几年前，她乘飞机去加拿大度假，在验看护照时被移民官员拦住盘问起来。他们怀疑她是试图非法入境的劳工，而不是旅客，把她关在一个空房间里达一个钟头之久，问了她一系列不着边际的问题。伊莎贝尔受到如此对待，心里深感失望。最后她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们是在例行公事，可你们何不停下来问你们自己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人人都想来像加拿大这样的地方生活呢？”不消说，对方没有理解她的这种幽默，结果她又被关了一个钟头。
“哦，这个笑话的后半部分我还真想起来了，刚才是一时忘记了。好吧，我接着讲。于是，这个人卖了两品脱精液。接着他看见一个广告牌上写着‘一品脱精液一万镑’。这时他已经非常疲惫了，但他还是决定再进去卖一次。卖精液者绕着那个街区排起一条长龙，然而他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就这时，他看见前面排着一位妇女。在这样的队伍里看见女人，着实让他吃了一惊。他想，她大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站错队了。于是，他拍拍她的肩膀说：‘请问，您是不是站错队了？’那女人（伊莎贝尔模仿她摇着头，鼓起腮帮子的样子）回答说：‘嗯——’。”
“我告诉过你，这个笑话令人作呕。更糟糕的是，我听到这个笑话的时候肯定只有十四五岁。”
如果说《从一个人的笔迹可以看出什么》一书的观点还不够重要的话，该书还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人们的签名方式。从签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自我概念：豪爽疏放的签名代表信任和喜欢交际，而页面左侧纤小的签名则表明遁世与内向。
伊莎贝尔的签名却很难根据这种观点加以辨认。她的签名方式经常改变，这种变化常常使她在饭店和加油站受到盘问，因为她在支票上的签名和在信用卡上的签名很少一样。有一次，她想在昆斯敦路上的一个服务站加几升无铅汽油，结果就因为签名问题跟一个印度服务员争吵起来。
“你真的认为我是假冒的？”她大声叫嚷道。
“为什么不？形状、大小都像是假冒，”奥拉克先生回答说，“你瞧这塑料牌上的签名。”
“那我为什么要假冒得如此拙劣？”
“也许你是个拙劣的假冒者。”
“你瞧，如果我是个假冒者，我决不可能愚蠢到这种地步。我承认，这个签名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信用卡上的签名，可那是因为我刚刚改变了签名方式。”
“再写一个我瞧瞧，”奥拉克先生语调较为和蔼地说。
“我模仿的时候你别看我行不行？我在生人面前有点不自在。”
“模仿，小姐？你想让我报警是不是？你给我现钱不就得了，也省得我再浪费时间。”
伊莎贝尔的签名问题早在青春期早期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她就断定，她以往书写的那种孩子气的字母对于一个吸食大麻、免费乘坐地铁的人已不再适合。她母亲的签字方式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那是长大成人的基本标志，是母亲驾御成年人环境的一个看得见的符号。她母亲的签名显得很不耐烦，笔画粗暴无理，随心所欲，只有从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才能辨认出是Rogers。《从一个人的笔迹可以看出什么》一书中说，这是女性用扭曲男方姓氏的办法表达对婚姻不满意的标志。当她的母亲拉维尼娅在一家百货商店拿出支票簿购买新炊具的时候，她的签名就像魔术师最后虚晃一下魔杖一样，奇迹般地令商店里的五六位工作人员顿时紧张起来。如果一个姑娘费力地将自己的名字规规矩矩地写在准备用蜡封的书信上，肯定会让签字时充满信心、随意挥洒的母亲吓一跳。她肯定会因此而放弃抢购商品或到科茨沃尔德宾馆消费。
伊莎贝尔将第一次星期六打工挣的钱存入银行里的时候，调整了签名的格调，但仍可以从签名上看出一种力度，以证明她取得了成年人的身份。她的签名接着给她招惹来一系列尴尬事件：她不得不向一位邻居借钱交自己的一份青少年聚餐费，不得不靠朋友的恩赐在葡萄牙呆一个星期，因为银行看不出她的两个签名有任何联系而拒付她的旅行支票。而要把支票兑换成葡萄牙币埃斯库多，支票上的签名和当时的签名必须一致。等到成熟到不再需要成熟的签名了，她的信用卡已经都变成了记名的，而她又没有勇气要求银行重新启用她少女时代的信用卡，让她重新找回她自己。
她的怯生倾向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她想象着别人可能会把她当成罪犯时，她就开始根据这种假定行事，不是坚信自己对骗取一油箱汽油毫无兴趣，而是感到心虚。只要加油站的服务员用怀疑的目光看她一眼，她的签名就会走样。她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经常让全班同学站成一排，追查是谁做了坏事。每逢这种时候，大家都会茫然地望着对面的墙壁，一派无辜的样子；而伊莎贝尔却会脸红，仿佛她是策划盗窃本生灯或在女校长的画像上画小胡子的主谋。由于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久而久之，老师便把她当成了犯错误的人，而且无论老师怎样惩罚她她也毫无办法。
《从一个人的笔迹可以看出什么》能够帮我们深入了解一个人，但它似乎无法解释伊莎贝尔的书写方式。这一点，即她的某些单词具有创造性的拼写方式，很快就会吸引词汇研究者的注意。伊莎贝尔和她的朋友们在多塞特租用的那种两个轮子、靠一根链条和一对脚蹬驱动的奇妙的机械装置被粗暴地变成了bycicle[8]；而她选择不跟同伴同居一室则意味着给她个seperate[9]房间。伊莎贝尔什么时候想思考问题，总是围绕一个东西转来转去，而不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她老跟一些单词过不去，总是把definitely写成definetely，把dilemma写成dilemna，把successful写成succesful（有时候写成successfull甚至sucessfull），把concurrently写成concurently，把bizarre写成bizzare，把disappointed写成disapointed。对此，伊莎贝尔总能做出恰当的心理解释：
“我想我的大脑里肯定少根弦，所以我不会算算术，不会打牌什么的。”
“大脑的哪一部分？”
“你知道，女人有时候缺乏计算天赋，因为她们的心思都用在缝纫和做饭上了。不知道对不对，我想我的拼写问题可能跟我父亲有关。我父亲在拼写方面十分迂腐，对于英美人拼写theatre[10]的差别以及英语与法语的关系等等总有一套套的理论。也许我糟糕的拼写是对父亲的反叛。记得小的时候，我外出度假时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他回信首先对我表示感谢，然后用尽可能礼貌的方式指出，我在结尾时多次将‘kiss[11]’写成了‘kise’。由于某种原因，这一拼写错误使我羞愧难当——你很可能会说，那是因为我暗地里想吻他。”
“是不是呢？”
“小姑娘谁不想呢？”
伊莎贝尔算算术的能力也同样令人担忧。7×4和6×8常常让她挠头，遇到长算式或乘法只好借助于计算器。她还承认说她在记历史年代方面也是一筹莫展。如果你问她1836年是在哪个世纪，她脱口就会说十八世纪。
尽管《从一个人的笔迹可以看出什么》内容十分丰富，然而它轻易所下的结论会令那些相信人类的头脑是一部复杂机器的人大惊失色。跟伊莎贝尔交换一下意见难道不比研究她身上的波形曲线更重要吗？
一个人一旦适应了心理测试和心理调查，它们就会处处显露出来，探索我们在选择水壶、航船和丈夫时的动机。那些测试与调查的直言不讳是很受欢迎的。假如一个单身女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陪同别人谎称对她很合适的男人们吃饭，她就会以感激的心情看一眼标明日期或地点的问卷调查。不用在被调查对象低头捡小虾或她瞪着眼睛看着那份恺撒决不会称之为色拉的东西时拖着脚步慢慢走向一个郁郁寡欢的熟人，通过一份问卷就能够知道一个男人的一切，比如他收藏的唱片：
1.古典音乐
2.歌剧
3.通俗歌曲
4.爵士乐曲
5.乡村及西部歌曲
6.摇滚歌曲
或他喜欢在家里做的事：
1.听音乐
2.读书
3.看电视
4.看电视体育节目
5.听收音机
6.和孩子们呆在一起
7.做饭/待客
8.自己动手维修东西/做手工艺
9.在园中忙活
（有人对“看电视”与其灾难性的对应词语“看电视体育节目”之间的微妙心理差别感到迷惑不解。）
可以想见，安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能够用完成下面题为“你的关系”的调查表的办法排解的心中的苦痛：
1.你在寻找一种特殊关系吗？
2.成功的婚姻必须有浪漫的爱情吗？
3.是否应当让离婚更困难？
4.你是否刚刚建立一系列关系，并希望结交新人？
5.为保持特殊关系是否应当保留性关系？
6.你是否主要是从人际关系中寻找感情支持？
7.婚前同居是明智的吗？
对那些愿意承认这张调查表的价值、但又自命不凡地认为它缺乏权威性的人们，我想向他们指出，当年马塞尔·普鲁斯特就曾经填过一张类似的表。
二十一岁那年，普鲁斯特回答过下面这张在时髦巴黎人沙龙中流传的调查表中的问题（伊莎贝尔的回答附在大师的后面）：
我的主要特征：
普鲁斯特：需要有人爱；更确切地说，需要有人抚摩、溺爱，而不仅仅是赞赏。
伊莎贝尔：唏，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不善于做决定却坚持自己的决定，要不就是不由自主地对人太好。
我希望在一个男人身上看到的品质：
普鲁斯特：女性的魅力。
伊莎贝尔：你知道，就是通常的那些，聪明、有趣、性感，但必须是在那些自己不知道有这些品质的人身上。我讨厌自我炫耀。
女人身上我最喜欢的品质：
普鲁斯特：男人的美德，还有交友的坦诚。
伊莎贝尔：自信。我今天真该去药店了。
我最欣赏朋友的什么：
普鲁斯特：他们对我的温情，如果他们长得漂亮，那种温情的价值更高。
伊莎贝尔：我喜欢和他们有同样的成长史，那样就可以共同回顾过去的酸甜苦辣。我喜欢在电话上跟他们交谈。普鲁斯特有没有电话？
我最大的毛病：
普鲁斯特：没有知识，也不会“追求”知识。
伊莎贝尔：这一点一样。但我希望有。
我最喜欢的消遣：
普鲁斯特：做爱。
伊莎贝尔：在做爱之前泡在澡盆里——肯定很棒。
我的美梦：
普鲁斯特：我担心不够高尚：我不敢说出口来，怕说出来会毁了它。
伊莎贝尔：天哪！不，我想在阳光明媚的地方有一所房子，比如在法国西南部。那样我可以要我的朋友都去那里住，让有趣的人都去参观。房子要大，这样既可以跟大家住在一起，想独处的时候又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单元。不能让我为钱发愁，我自己管理花园。我要找人建一座最惊人的花园，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朋友们。我告诉你，我的花园至少要有两英亩大，里面种许多地中海植物，四季长青。跟我在一起的人都必须诚实、善良，谁也不会耍心眼儿、生闷气或麻木不仁。你还醒着吧？
我最大的不幸将是：
普鲁斯特：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或祖母。
伊莎贝尔：假如我生个孩子死了。
我想成为什么：
普鲁斯特：我自己，正如我所敬佩的人所希望的那样。
伊莎贝尔：心情好时的我自己。
我最想生活的国家：
普鲁斯特：一个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随时可以得到温情的地方。
伊莎贝尔：这个国家，但必须是在用一百万只船把它拖到一个气候好的地点之后。
我最喜欢的颜色：
普鲁斯特：美不在于颜色，而在于颜色协调。
伊莎贝尔：废话。绿色。
我最喜欢的花：
普鲁斯特：自己的花——除此之外，所有的花。
伊莎贝尔：这很难说。也许是北美黄花稔或飞燕草，也许是风铃草或洋地黄。
我最喜欢的鸟：
普鲁斯特：燕子。
伊莎贝尔：我对鸟不怎么感兴趣。也许是鹦鹉，但我不太在意。与其养鹦鹉，何不养只鸽子呢？
我最喜欢的散文作家：
普鲁斯特：现在是阿纳托尔·法朗士[12]和皮埃尔·洛蒂[13]。
伊莎贝尔：我讨厌这类问题。我最近真正喜欢的两位作家是乔治·艾略特和A·S·拜厄特[14]。不过，还有很多。
我最喜欢的诗人：
普鲁斯特：波德莱尔[15]和阿尔弗雷德·德维尼[16]。
伊莎贝尔：E·E·卡明斯[17]和埃米莉·狄更生[18]。
我最喜欢的小说男主人公：
普鲁斯特：哈姆雷特。
伊莎贝尔：希思克里夫。
我最喜欢的小说女主人公：
普鲁斯特：贝丽奈西（他省去了“费德尔”）。
伊莎贝尔：麦克白夫人。不过，如果我知道贝丽奈西是谁，我也可能会喜欢她的。
我最喜欢的名字：
普鲁斯特：我一个时期只有一个名字。
伊莎贝尔：雷切尔、艾丽丝、索尔，想不起来了。
我希望怎样死：
普鲁斯特：好一点——在爱中死去。
伊莎贝尔：突然在睡梦中死去，周围没有人太在意。
我现在的思想状况：
普鲁斯特：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琢磨自己，我已经对此厌倦了。
伊莎贝尔：想吃干酪三明治想死了。
从普鲁斯特对一系列问题的折中式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对那些问题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困惑。最喜欢的鸟有什么重要呢？小说女主人公或名字有什么重要呢？难道还应当留出空来让人选择书写工具或感冒疗法？可以提出的问题无穷无尽。如果说所提的问题能够暗示接受调查者的性格的话，那也只会是巧合，而不是问题设计得好。这些问题就好像一个客人在晚宴上提出一连串疑问，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关于座位安排的问题卡米拉的回答是如此富有意义，而那些关于上帝文学和雄心壮志的问题却只是得到了毫无章法的答案。
伊莎贝尔喜欢回答市场调研人员的问题。凡有问卷调查她必会认真填写，这种习惯是她做零售商时养成的。去雅典旅行后不久，我发现她在集中精力填一张奥林匹克航空公司服务情况调查表：
续表
这份问卷调查表除了经济价值之外，从伊莎贝尔的回答中看不出有任何伊莎贝尔式的特点。就连亨利八世，如果给他一会儿工夫让他填填这份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调查表，我们也很难从他对空中饮食、杂志、常客飞行计划的态度中看出多少特别的地方，以表明他是亨利八世，而不是爱德华七世、查尔斯二世或桃丽丝·黛[19]。
既然一个人的重要心理特征跟机舱服务员和商务等级舱里的热毛巾毫不相干，那么，还有什么问题能看出他的重要心理特征呢？那就是宴会谈话时的窘境、政治会面、警方卷宗以及日常问卷调查。有些问题效果好，有些问题效果差。比如，问“如果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你会做什么？”就比问“你有没有按键电话？”更有效；问“你驾驶碰碰车时是想碰撞还是想避免碰撞？”就比问“你的手提包里有什么？”更尖锐。普鲁斯特的问卷调查在肥沃的土壤上绊了一跤。它缺乏人类个性的清晰视觉。这就是有的人喜欢贝丽奈西，但事实上又和麦克白夫人的狂热仰慕者不同的原因。这种视觉只好等待现代心理学家解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从人们所认为的古怪举动中准确地判读出个性来。
“你是不是很爱说话，喜欢利用一切机会通过言辞表达思想？”我真该在宴会上问问卡米拉。
“啊，是的，”她可能会这样回答。“我极想给那位尊贵的客人敬一杯酒。”但直到读过心理学家R·B·卡特尔[20]的著作之后我才弄懂这种愿望的含义。
我读到的调查是卡特尔博士所设计的问卷调查的一部分。按照卡特尔的理论，有十六种因素决定了人类相互之间的差别。而问卷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一个人与这十六种因素的关系。因素A推断一个人是内向还是外向；因素B推断一个人是愚蠢还是聪明；因素C推断一个人是否神经质；因素D推断一个人是否心神不定。其他各项分别用以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恻隐之心、猜疑心、妒忌心以及是否慷慨大度。这些词汇在我们谈论朋友、同事以及在火车站台尽头轻轻咬伞柄的斗鸡眼的月票旅客时随口都会提到。
我问卡米拉的问题来自于调查因素H，即推断一个人是否合群那一节。卡特尔很可能会认为，卡米拉喜欢敬酒表明她的个性属于H+。那么伊莎贝尔呢？我是偶尔发现卡特尔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的。于是，一个星期天晚上，在品尝过鲑鱼之后，我便决定拿这些问题问问她。
“等会儿，咱们先洗一洗，”她反对说。
“就一小会儿。”
“那好吧，快点，不然就凝结住了。”
“好的。‘当你来到一个新地方时，是不是特别不容易结交新的朋友？’”
“是有点不容易，但并不是特别不容易。我可不可以把这些盘子摞起来？”
“好的，谢谢。‘相对来说你现在是不是不那么扭捏羞怯了？’”
“你知道，我不羞怯。”
“你是不是很爱说话，喜欢利用一切机会通过言辞表达思想？”
“你还记得我在认识你的那些荷兰朋友时是什么样吗？”
“你只能回答是还是不是。”
“那样傻乎乎的。”
“也许吧。‘你是不是觉得在大庭广众面前站起来说话或朗诵很困难？’”
“有点。我是说是。”
“‘你是不是发现在交谈中很难像有些人那样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