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我也不明白。‘在大街上，当人们看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偶尔感到不自在？’”
“肯定。其实我没有告诉你，星期五那天我乘地铁回家时有个男人跟我搭讪。那人对我说，他看见我就想起了他自杀的妹妹。那家伙怪怪的，挺吓人。所以下一站我就下车等下一趟了。”
如果没有卡特尔博士的经验，我是无法科学地测定伊莎贝尔的H特征的。看起来，她的H因素一般，但在公交车上比一般人更能吸引男人，因为就在一个星期前，一位乘客曾经问过她是否可以为她做个冰雕像。他说他可以在富勒姆的雕塑室里做。伊莎贝尔推说她工作繁忙，而且又开始感冒，婉言谢绝了。
当我把卡特尔对其他个性特征的调查单读给伊莎贝尔听的时候，因素M中的一条吸引住了她，尽管此时她已经开始喝盘子里的鲑鱼汤了。那一条因素测试的是一个人是放荡不羁还是因循守旧。
1.在晴朗的下午你更喜欢做什么？
（a）参观画廊或欣赏美丽的风景。
（b）参加社交会议或打牌。（b）
2.在一般情况下，你能否很好地控制任何种类的情绪？（不能）
3.你是否不喜欢别人为你的私事服务，即私人仆佣？（什么是私人仆佣？）
4.你是否认为种族特点对塑造个人与国家的影响要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大？（不）
5.你是否有时会毫无来由地感到一阵担忧或焦虑？（是）
6.你是否曾经试图虚张声势地闯过警卫或门卫？
“天哪，这太没意思了，”伊莎贝尔打断了我。“这些问题根本弄不清楚吉姆·莫里森[21]与一位会计师之间的差别。”
伊莎贝尔也许对“一个人是否放荡不羁”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但她不太相信卡特尔的调查表能弄清楚。
“那么，你想问些什么问题呢？”我问。
“不知道，我不是心理学家，”她回答说。她递给我一条毛巾，让我把餐具擦干。
卡特尔博士忽略了一系列重要的心理特征，但这似乎是因为他缺乏调查那些问题所必要的细心。他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合群，就会问他喜不喜欢当众说话，没有考虑到羞怯的人与自信的人之间的细微差别：羞怯的人有时也会自信；而自信的人有时也会羞怯。他就像一位蹩脚的小说家，想表现一个人对母亲的死多么悲伤时，就会描写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在刮着大风的葬礼上泪流满面，而不是写此人在坟墓边或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表情木然，直到一天晚上从电影院里出来，看到大街上一个女人拿的伞很像母亲的伞，欲哭无泪的巨大悲哀以及数日来麻木不仁的负罪感受到刺激，这才突然精神崩溃，在拥挤的通道里号啕大哭起来。
伊莎贝尔既因循守旧，又放荡不羁，两种特征泾渭分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R·B·卡特尔无法理解的。
“我觉得我挺守旧的，不过我以前可古怪了，管电话叫‘聊天线’，早上跟一个赫尔人在电话上云天雾地地聊，”她透露说。
“你发现那人怎么样？”
“啊，他人很好，就是有点伤感，三十三岁了，还是个童男。他在考虑做基督徒，不是因为他相信上帝，而是那样他的童贞会更受尊重。我说别发愁，有些女人做处女的时间也很长。”
伊莎贝尔对常规的漠视最明显地表现在她不愿遵守卡特尔博士的测试规则上。她偷偷地漏过M中的一个相关问题，即问卷调查中所说的对待“别人为你的私事服务，即私人仆佣”的态度问题。
早在卡特尔博士以前，约翰生博士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特征的价值。他说：“通过与其仆人的短暂交谈，也许要比通过正规的叙述——从他的出身背景一直讲到他的葬礼——更能了解一个人的真正性格。”后世的传记作家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较明显的例子是理查德·埃尔曼[22]感谢“托马斯·斯特利教授访问乔伊斯住在里雅斯特时的仆人之一玛利亚·埃克塞尔太太”。
伊莎贝尔连个像样的真空吸尘器都买不起，更不用说清洁女仆了。因而，这一问题对她来说似乎有点多余。然而她确实承认，她住宾馆的时候总是抢在女服务员前头打扫房间。她的这种态度也许是起源于她跟一个人的亲密关系。她年轻的时候，那人常帮她办私事。
弗洛·扬曼帮罗杰斯家打扫卫生整整干了二十年。今年她已八十三岁高龄，有五个孙子孙女，在豪恩斯洛有一套公寓，最近刚刚死了丈夫。直到现在她还装模做样地来罗杰斯家帮忙做家务。其实，她每周一次登门不过是礼节性的拜访而已。伊莎贝尔的父母外出度假期时，问伊莎贝尔能否时不时地回家看看。就在那时，我们撞见弗洛在厨房里点香烟。伊莎贝尔需要到阁楼上整理衣服。她在楼上翻找衣服的时候，我和弗洛留在厨房里。这时我想起了约翰生。我想着马上就会有一大堆故事丰富我的想象了。
“一个可爱的姑娘，我说嘛，一个可爱的姑娘。从她这么一点儿大我就认识她，像个玩具娃娃似的，非常可爱。现在给你说说我的孙女。她出生的时候你可没见哟！金色的头发像太阳似的。现在头发变成了褐色，皮肤也变黑了。二战以前，我和比尔住在莱顿斯通，房子很小，我们管它叫天堂。我们家有个邻居爱画鸟，你知道，业余爱好。天气好的时候他能坐在花园里画一整天。他的妻子是报刊经售人，一个可爱的女人；一个儿子参加了海军。现在的人都不想当兵了。我的孙子，老大吉米，他想当机修工。他喜欢汽车，整天弄得脏兮兮的。但这都不算什么麻烦，麻烦的是那些姑娘们。他是在跟她们较劲儿，今天爱上了，明天又离开了。我总是这样说他。”
“啊，别往坏处想她，”我们回家的路上伊莎贝尔说，“她也许爱夸夸其谈，可她是你可能遇到的最好的女人。她真的是个好人，尽管她让你出去给她买烟。再说，让你把垃圾袋提出去很可能对你有好处。不论你遇到什么危机，弗洛都会紧紧地贴住你，比方说你丢了金钱、丢了工作、失去了家庭。她是个好心人，因为她对谁都不会有坏心眼儿。她总是把人往好里想。她说，在超市里抢她的手提包的人肯定是比她更需要钱，还说约克郡的杀人碎尸犯很可能是日子艰难。”
伊莎贝尔如此看重弗洛的“心眼好”，而不是她是否合群或智力如何，这一事实加上她的放荡不羁或心胸宽阔揭示出了一条普遍真理，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跟在西部牛仔电影里一样，对于一个生人，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他的身份——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对道德取向的简单化需求总是占据最显要的地位，这是原始时代的猎人分辨敌友的遗风。遗憾的是，卡特尔博士没有制订出一套关于“好”的测试标准。
伊莎贝尔过去好不好？这一问题听起来很陈腐。她并不认为自己好。
“这只是表面，你得继续往下挖，挖出肮脏的东西来，”她挑战似地说。
她认为，需要有一个标准来区分好人和做好事的人。她不知道她的那些随和的朋友们在美杜莎之筏上会怎么互相吞吃。
“什么？”
“你知道大卫[23]的那幅画。画上的水手们坐在大海中的一个木筏上，有些人开始吃另一些人充饥。”
“是吗？”
“哦，假如你想象着你跟另一些人在那个木筏上，那你就能够知道木筏离岸之后他们会干什么了。谁将为食客？谁将为食物？拿我的朋友克里斯来说，我知道他一准是食客。”
“你怎么知道？”
“哦，从我们在饭店时他伸手拿香烟的方式上我就能够看出来。在即将失事的飞机上他会不顾一切地争夺最后一个降落伞。”
“你很会挑选朋友的，也很会打比方。”
“听着，假如我挑选那些极度落魄的人做朋友，我自己很可能会经常单独出来吃饭的。”接着，她劈劈啪啪地将我们刚刚分享过的美味佳肴恶意中伤了一番。
“但我这个人很容易满足。假如有人对我好，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可能都会反过来喜欢他们，”她仿佛在自我安慰似地补充说。“我想起来了，那幅木筏图实际上是籍里柯[24]画的，但这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只换了画家。”
根据一个人对人类美德的崇尚程度，有人可能认为伊莎贝尔的看法愤世嫉俗。然而她的看法被概括得那样明快，那样艺术，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她是有点愤世嫉俗：如果有人赞扬她身上穿的衣服好看，她就会莞尔一笑回答说，“那好吧，咱们脱下来换换。这回你还想要我身上的什么？”
伊莎贝尔从不限制自己对别人发表刺耳的判断性意见。她认为自己十到十五岁时是个“可怕的坏蛋”，十五到十八岁时是个“周期性坏蛋”。她曾经因为说人家的背带裤不好看而弄哭过十二岁的路易丝·斯托布斯；她曾经散布谣言说简·麦克唐纳好像挨了男朋友一巴掌，男朋友还送她个绰号叫“讨厌鬼简”；她曾经把一个男孩子骗进劳拉家的洗澡间，说是要亲吻他，结果，她把人家锁到里边，自己却跑掉了；她天天提醒朱莉·吉布森，说她的鼻子太大；她曾经对露西的求婚者谎报军情，说你追求她纯粹是浪费时间；她只有在能骗到钱的时候才对祖母好；她曾经对她八岁的弟弟说他的鸡鸡最小，事实上，那是她当时所见过的惟一阴茎。
“你还有什么地方坏？”我穷追不舍地问。
“啊，我还经常说谎。”
“关于什么？”
“有一天，我正要去伊丽莎白家吃晚饭，她打电话过来，问我能不能带些椅子过去。我心里烦透了。于是我说，我家厨房里的椅子不能折叠，放不进汽车里。再说桌子上的这瓶西柚汁吧。就在你来之前，我刚刚对着瓶口大喝了一阵。我讨厌有人给我这样的瓶子，但又太自私，不想用杯子喝，而且也太不老实，不想告诉你。”
“这不算犯罪，”我回答说（尽管我确实停下来不再喝了）。
“是不算犯罪，但这是犯罪的开始。我没有胆量抢银行，但我不在乎谁抢银行，尤其是抢我们的分行。我讨厌我们的经理，恨不得把他捆起来，把银行结算单塞到他肚子里。”
伊莎贝尔还承认她妒忌心很强。这种妒忌心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别，而是来自那些随时能够得到因而又常常是没价值的消息。听说领导给萨拉单独安排一间办公室，而且门经常关着，伊莎贝尔很生气，因为她自己还在敞开的空间里工作，不仅毫无隐私可言，而且经常有人打扰。妒忌是她生气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她没有得到她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从大的方面说，妒忌又会导致潜意识的野心。
在迄今对“好”的问题的研究方面，心理学家研究的重点是一个人的侵略性究竟有多大。我看到一篇论文，题目很富有感情，叫做“优势屈从”。论文旨在确定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使一个人敢于对他威严的邻居指出他们很不幸，因为他们是头朝上、脚朝下站着的，或者向他们指出他们是多么乐于对事情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怕招惹麻烦。
其中的一些问题如下：
1.排队的时候有人试图挤到你前面去。你已经等了一些时间，不能够再等很久了。假如插队者是你的同性，你通常的做法是：
a）对插队者提出抗议
b）对插队者“怒目而视”，或者跟旁边的人公开议论他，让他听见
c）决定走开，不再等了
d）无动于衷
2.在学术界或商务界的上司面前你感到不自然吗？
a）明显地
b）有点儿
c）根本不
3.修理车间正在使用你的某种东西。你按约定的时间去取回它，可修理工对你说他刚“开始用”。你的惯常反应是
a）严厉地训斥他
b）婉转地表示不满
c）完全压抑自己的感情
伊莎贝尔笑起来。她承认，对那些既不能有效地表现又不能有效地抑制侵略性、只能被动地任凭它以敌意的形式流露出来的人来说，她确实是一个坏榜样。而上述问题的第二种回答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她热衷于对敌人“怒目而视”，在伦敦街头驾车时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假如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强行超车抢道，她就会做出厌恶的表情，怒目而视。她相信，在步行回家的路上，这种目光能够分散抢劫犯的注意力，因为用这种方法表现出来的无言的愤怒能够对抗并最终压倒最凶残的对手。
她所选择的回答非常礼貌，热衷于文化传统的人可以从中窥见一种民族特征。克里斯曾经讲述过他们去葡萄牙旅行时发生的一件趣事。在一个小镇里，他们被迫到惟一一家关门较晚的饭店就餐。那可是个最善于敲游客竹杠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吃的那顿饭简直不敢回想。一开始，一个服务员提着个瓦罐走过来往伊莎贝尔的杯子里倒水。然而从瓦罐嘴里倒出来的不仅有水，而且还有一只仍会动弹的大蟑螂。换了别人，可能会拒绝付款，大喊大叫，或威胁要让人查封饭店。可伊莎贝尔仅仅说了一句话：“看来你还从厨房里带来了一位。”
这是一种令别人蒙羞的古怪而有趣的略显过时的方法。它跟较为现代的想法截然相反，因为较为现代的想法的基础是可以控告或解雇做错事的一方。
不消说，尽管他的国家与伊莎贝尔的国家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然而事实证明，那位葡萄牙服务员并未理解他的顾客的抱怨的微妙之处。他的回答坦率得令人佩服，颇有一种关心动物权利的味道：
“不是厨房里的。肯定是餐具室里的。不要紧，它死不了。”
伊莎贝尔在抱怨方面的问题到了夏季的一天发展到了顶峰。当时，我瞧见她在看报，有一只苍蝇一个劲地围着她的脑袋嗡嗡乱飞。在赶了那个任性的小动物几次之后，她啪地放下报纸，跟苍蝇说起话来，仿佛苍蝇会因为打扰了她的周末而感到内疚似的。她以不耐烦的口吻玄妙地问：“难道你就不能让我清净些？”
罗森茨韦格博士[25]设计了一种更有艺术性的测试侵略性的方法。他设计了一套测试题。测试题由一组线条画构成。画上的两个人正在闹别扭，一个是做错了事，另一个人正在发火。两个人上方都有对话框，但第二个人上方的对话框是空白，供受测试人填写他对自己的大脚趾被踩或妻子跟人上床的反应。有些人倾向于自责，自认倒霉；有些人愤怒地扯着嗓子冲着对手大喊大叫；少数人则从《圣经》里寻找理性与智慧。
我一边匆匆翻看供选择的图画，一边问伊莎贝尔：如果有一两个笨蛋的汽车把水溅到了她衣服上，她会做何反应。
“图上被溅了水的分明是个男人，你干嘛问我呢？”她回答说。
“这不重要。你只管想象你如何回答。”
“天哪。哦，好吧，让我看看。我想我的回答会不合情理。比如，我会说：‘哦，没什么，您别担心。’不过，用这种刻薄的办法他们会完全明白我的意思的。上星期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一个女人把一杯酒泼在了我的衣服上。她那样子活像条罗特韦尔狗。我本想让她难受难受，可我不能，因为她跟我有工作关系。她是蒂姆的一个客户。于是我只是说没关系，但我做出一副倒霉相，仿佛她破坏了我的一切计划。”
然而，伊莎贝尔恼火的时候并非总是这样忍气吞声。面对罗森茨韦格的另一幅图画时，她的反应就与刚才大相径庭了。
“哦，要是这样我肯定会发怒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看起来是一对夫妇。对于有些人我也会提高嗓门说话的。我是说，有时候你不对他发火，你真会遇上麻烦。”
“那你会怎么说？”
“不知道。也许会说‘我没有丢，你这个笨蛋。一会儿就会冒出来的。所以你用不着发火。’可你瞧，我真不知道这一切能告诉我们什么。真可笑，你很快就会对看手相产生兴趣的，毫无疑问。”
这建议不错，因为根据手相学，一个人的命运全都令人吃惊地详细描绘在手掌上纵横交错的手纹里。每一条手纹代表一种特征：生命线表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命运线表示一个人成功的机会有多少；而智慧线则表示一个人的智商有多高。
有一本书名叫《手相术的启示》，书上有一幅插图介绍了一种如何看一个人还能活多少年的方法。
“啊，亲爱的，我看你活不到五十六岁就会死，”我对伊莎贝尔说。
“你要当看手相的，一准是个笨蛋。你得奉承人家，不能对人家说‘你活不到买优惠价公共汽车票的年龄就得翘辫子’。我的命运线怎么样？”
“等一等。嗯，我想你会很成功的，不过很晚。”
“你看看这条线，似乎我死后才会成功。”伊莎贝尔自己也看出来了。
“你说得对。”我有点迷惑不解，赶紧翻书，看后面有没有解释。
“啊，没关系，”伊莎贝尔高兴地说。“有些最成功的人就是在生命结束后达到顶峰的。”
伊莎贝尔对看手相的笃信是有限度的，因为她不久就发明了一套谬论，歪解起她生命线上那个奇怪的波纹来。
“瞧，生命线在这里突然分成两叉，向前延伸了一段。似乎有几年时间我有两条命，接着我死后有一小段，然后又死而复生，大约在四十多岁时。这倒不错，在地狱里过日子，偶尔在天堂里吃一两顿午餐。我一年到头都会给外婆寄圣诞贺卡。”
伊莎贝尔所嘲笑的也许是看手相之类的迷信形式，但这并不妨碍她骨子里是迷信的。在她谈到刚刚错过的那趟地铁时，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她说：“我没有赶上车，是因为在地铁站外边我没给那个叫花子钱。这下子我可要迟到了。”
“你什么意思？”我问。我感到迷惑不解：伦敦皮卡迪利地铁线上的火车跟在地铁站入口拒绝给乞讨的叫花子钱有什么关系呢？
“哦，是这样：假如我当时对那个叫花子好些，火车也会对我好些。”
“为什么？”
“不知道，反正是这样。”
尽管伊莎贝尔没有固定的信仰，但她相信不管怎么说，宗教式的施舍总是好的。假如出了什么事，她就认为那是因为自己在为以往做过的坏事付出代价，那样，将来她就会脱离苦难，时来运转，过一段愉快的日子——涨工资、出席三次愉快的宴会、买一套漂亮的衣服、看一部好电影。在此之后，必定又会突然倒霉，比如可怕的寒流袭击会使她病倒，一个星期起不了床。在用流鼻血补偿过愉快阶段的卤莽之后，她又会开始盼望命运之神再次对她微笑，那种微笑可能是以退税或一个朋友的来信的形式出现。
还有一种附带的迷信：每逢需要拿主意的时候，伊莎贝尔总要找找有什么征兆能表明命运是如何安排的。（有一样她不肯承认，那就是手掌上的手纹。）有一次，她需要在两套各有利弊的公寓中做出选择，最后她以一种简单的理由决定了取舍：她叫一辆出租车去看一个朋友，结果那辆车没有按时到。她把这看作是命运发出的明显信号，要她买斯托克韦尔带有地下室的那一套。
当然，对命运的指引的解释总有些模棱两可：在预先安排休假时她屡屡遭遇挫折。她是应该把这看作一种暗示而放弃休假，还是应当把这看作一种挑战而坚持下去，赢得成功呢？她应当把电影院门前长长的队伍看作是一种警告，要她不要搀和，还是应当看作是一种请求，要她耐心等待、一饱眼福呢？她应当把她和男朋友之间的矛盾看作是分手的征兆，还是应当看作是最明显、最重要的证据，表明尽管不能确定、但他们将来可能会和睦相处呢？
无论答案会是什么，伊莎贝尔总是乐观地相信，命运是一个仁慈的生灵。尽管命运还不够人格化，不能称其为上帝，但只要她能准确地读懂命运所使用的令人费解的手势语，命运是会关照她的。
[1] 埃塞尔·史密斯（1858—1944），英国女作曲家、作家、女权主义者，曾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谱写战斗歌曲《妇女进行曲》。
[2]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先后征服希腊、埃及和波斯，并侵入印度，建立起亚历山大帝国。
[3] 但丁·阿利吉耶里（1264—1321），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先驱，作品具有人文主义思想萌芽，代表作有抒情诗集《新尘》、史诗《神曲》等。
[4] 希波克拉底（前406？—前377？），古希腊医师，被称为“医学之父”，生平不详，现存《希波克拉底文集》，内容涉及解剖、临床、妇幼疾病等。
[5] 约翰·奥布里（1626—1697），英国文物收藏家、作家、皇家学会会员，以为同代人写传记小品而闻名。
[6]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者。
[7] 威廉·马歇尔（1146—1219），英国政治家，彭布罗克第一伯爵，曾率领年轻的亨利三世的军队在林肯与路易斯亲王领导的叛军交战，后与叛军签订兰贝斯条约。
[8] 即“自行车”，正确的拼写应是“bicycle”。
[9] 即“分开的”，正确的拼写应是“separate”。
[10] 意即“剧院”，英国人写成theatre，而美国人写成theater。
[11] 意即“亲吻”。
[12]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散文家、文艺评论家，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希尔维特·波纳尔的罪行》和4卷本的《现代史话》。
[13] 皮埃尔·洛蒂（1850—1923），法国小说家、海军军官，主要作品有《冰岛渔夫》、《菊子夫人》等。
[14] 安东尼娅·苏珊·拜厄特（1936—），英国女作家，主要作品有《国中圣母》、《平静生活》等。
[15] 查尔斯·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主要作品为《恶之花》。
[16]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1767—1863），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法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主要作品有诗集《古今诗稿》和《命运集》、历史小说《桑马尔斯》和剧本《夏特东》等。
[17] 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1894—1962），美国诗人、画家，诗作形式奇特，语法用词别出心裁，著有《郁金香与烟囱》等诗集12部，后合为两卷本《卡明斯集》。
[18] 埃米莉·狄更生（1830—1886），美国女诗人、美国现代诗先驱之一，留有诗稿1700余首。
[19] 桃丽丝·黛（1924—），德裔美国歌唱家，晚年潜心于动物保护，建立了桃丽丝·黛动物联盟，并设立了动物保护基金。
[20] 雷蒙德·伯纳德·卡特尔（1905—1998），英国心理学家，以利用因素分析的统计技术研究个性差别而闻名。
[21] 吉姆·莫里森（1943—1971），美国摇滚歌手及摇滚歌曲词作家，死后深受歌迷崇拜。
[22] 理查德·埃尔曼（1918—1987），美国传记作家及学者，以其为叶芝、奥斯卡·王尔德和詹姆斯·乔伊斯写的传记而闻名。
[23] 雅克·路易斯·大卫（1748—1825），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曾任拿破仑宫廷首席画师，代表作有《荷拉斯兄弟之誓》、《马拉之死》等。
[24] 让·路易斯·安德烈·籍里柯（1791—1824），法国画家，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代表作有《美杜莎之筏》、《赛马》等。
[25] 弗朗茨·罗森茨韦格（1886—1929），德国籍犹太神学家，先是学医，后转而学习现代史与哲学，潜心于存在主义研究，强调个人的经验和利益，代表作为《赎罪之星》。
十 寻找结局
要写好一部传记，诀窍是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一部传记要么长如鲍斯韦尔所写，要么短如奥布里所写，”——利顿·斯特雷奇[1]如是说。詹姆斯·鲍斯韦尔为约翰生写的长达1492页的超级传记与约翰·奥布里为十七世纪名人写的每人一页的节食式的速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产生了《约翰生传》的博大而又详尽的写作方法无疑是极好的，”斯特雷奇承认道，“然而，如果写不了那么长，我们也不必搞折中；那我们就取其精华，用一两页的篇幅勾画出一个生动的人物，不做解释，不用转折，不加评论，不说废话。”
他说得很对。把一个人的一生安排在一个烤面包片大小的空间里，这一点很有吸引力。下面是奥布里正在为某一位名叫理查德·斯托克斯的数学博士画的速写：
其父为伊顿书院毕业生。他在伊顿长大，就读国王学院，师从奥特雷德先生，学习数学（代数）。沉湎于专业却很清醒，恐怕就像一只破裂的玻璃杯。成为罗马天主教徒；在列日结婚，婚姻不幸福；养狗、猫等；入苏格兰籍。因债务在纽盖特坐牢，1681年4月死在狱中。
下面是一个烤面包片：
尽管斯特雷奇对《约翰生传》表示认可，但人人都能感觉到，与鲍斯韦尔的繁杂臃肿相比，他更喜欢奥布里的简洁。他嘲笑他的同代人“用没有消化的大块原材料、拖沓的文风、单调乏味的赞颂口气，以不加选择、不加分析、毫无章法的拙劣手段炮制一部部肥胖的……”
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的嘲笑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传记作品的篇幅继续在无情地扩大。1918年，一部传记的平均长度为453页，到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这一数字猛增到875页，增长率高达93.2%——大大超过了该时期的预期寿命增长率。
传记篇幅膨胀的原因何在？奥布里简洁明快的人物速写手法为什么总是不合时宜？这种篇幅上的大男子主义起源于何处？是因为人们相信越长就一定越好吗？
部分原因可能是不确定危机。人们无法确定要了解一个人重要的是了解他什么。由于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是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都重要。他们甘愿放弃神圣的选择权利（借口是：传记作家怎么能像上帝那样决定取舍呢？），一切都得包罗进去，不是因为有人说有价值，而是因为它发生在主人公的身上。既然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自然也应该是他的传记的一部分。
奥布里所了解的理查德·斯托克斯博士的轶事趣闻可能还有一百多件。比如说，他可能知道理查德多长时间出去散一次步、他的手帕是不是绣花的、他是否更喜欢吃芥末而不太喜欢吃辣椒、他的马叫什么名字、他能背诵《圣经》里的哪些段落。尽管这些都是理查德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奥布里肯定认为，对于他的写作任务来说，这些细节都是他手头的附件。就是说，在只有一块烤面包的空间里加进过多的材料，以期让死人复活，只会把一个人的生平降低为基本特征的综合。
这跟约翰·济慈[2]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诗人在写给哥哥乔治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想了解伟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强烈愿望。他对哥哥说，他是在背对着火炉给他写信，“一只脚歪斜地放在地毯上，另一只脚的脚后跟微微抬离地毯……这些都是小细节——可我想知道任何一位伟人生前两脚这样放时是不是也感到很舒服：我想知道莎士比亚开始写‘生存还是毁灭’时坐的姿势。”
莎士比亚的坐姿？济慈当时是认真的吗？任何一个对哈姆雷特的巨大痛苦感兴趣的人真的会关心莎士比亚的坐姿吗？更何况是写过《爱情这里来》和《歌鸫的话》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呢？不过，假如我们设想莎士比亚的那一行是坐在椅子上、趴在桌子上写的，当时他的两只脚都放在地上，两只手都放在桌子上，因为是在一个春天的上午，天暖和得不需要关窗户，所以壁炉里没有生火，难道我们就能够说对诗人莎士比亚以及他的任何一部戏剧（《暴风雨》中的令人费解之处、《李尔王》的象征意义、《驯悍记》的寓意……）真正理解了吗？换个方式，为了避免例子太缺乏戏剧性，我们不妨再设想，莎士比亚正坐在“环球剧院”[3]里观看《裘力斯·恺撒》的演出，突然对剧院里观众之稀少、支付演员薪水之困难、演艺界竞争之激烈、扮演勃鲁托斯的演员演技之拙劣忧心忡忡。他叹了口气，问自己这一切麻烦是否值得。他当时可能想到过要把类似的想法通过他正在写的剧本的主人公的嘴说出来。于是他跑到后台，抓起一支笔和几页纸，坐在一摞紫色窗帘上写起来。他把纸放在右膝上，左膝蜷曲在右膝下，一只手扶着地保持平衡。
也许没有人愿意拿两张观看《哈姆雷特》的戏票换一张楼座票去欣赏莎士比亚这一幕，但看来济慈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他在琢磨莎士比亚的坐姿的同时，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坐姿，让后世得以想象他的脚斜放在地毯上，脚后跟稍稍提起的情形。假如济慈仅仅告诉他的哥哥乔治芬尼·布劳恩是如何理解雪莱“情绪低落时在那不勒斯附近写的诗句”的，后人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一信息了。
济慈的信使人想起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个人的坐姿本身是否有趣，或者仅仅因为或主要因为他写过《威尼斯商人》或《海上十四行诗》才有趣。
有些事情无论谁做都重要。如果一个女人杀死了坐在浴盆里洗澡的男朋友，那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即便那个女人不是夏洛蒂·科黛[4]，她的男朋友也不是那个名叫马拉的法国革命家。虽说一个普通男友的死会令邻居们震惊，而马拉的死却可能会改变历史，但杀人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足以超过“谁被杀”或“谁杀的”之类的问题。
然而，一个人写字的姿势却不能说有这么重要。有谁会关心交通局长什么时候出去散步，财务经理是喜欢皮转椅还是喜欢凳子呢？谁要是心甘情愿地同意在列宁或孟德斯鸠[5]的传记里加上这么一段，以后他就会吓得不敢再提小人物的坐姿了，即便是在较长的谈话停顿中。
莎士比亚的坐姿及其他琐事的吸引力似乎是建立在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前提上的，那就是鲍斯韦尔写的长篇传记的理念：日常生活中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琐事一旦跟伟人沾上边，就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而值得不厌其详、大书特书（愤怒的评论家们可能会称之为“冗长乏味”）。坐椅子的技巧通常并不怎么有趣，本来纯粹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写过好几部论述西方文学的杰作一旦与无精打采地坐在天鹅绒面的凳子上的习惯联系在一起，似乎真有点奇特。
一个人的行为越是伟大，他的琐事越有情趣。如果你是以清理下水道谋生的，谁也不会在乎你喜欢什么时间睡觉；如果你写过《远大前程》[6]，喜欢十一点钟就寝，大家就会普遍感兴趣。公平地说，假如你是清理下水道的，而且碰巧你又杀死了你的妻子，那么毫无疑问，你的形象肯定会出现在报纸上。清理下水道和星期天上午擦车是被人遗忘的真正前提。身份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总是一致的。
人这种生物本身可以分为三大类，现按重要性依次排列如下：
（1）做不寻常的人，干寻常的事（坐椅子、生儿育女）
（2）做寻常的人，干不寻常的事（杀人、中彩获奖）
（3）做寻常的人，干寻常的事（吃脆饼、买邮票）
鲍斯韦尔是按第一类的前提记述约翰生博士的：“他坐在椅子上谈话甚至遐想的时候，通常总是把脑袋朝右肩膀歪，摇头时总是颤巍巍的，身子一会儿靠前，一会儿靠后，用手掌沿一个方向搓左膝；不说话的时候嘴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一会儿像反刍，或者叫做嚼口香糖，一会儿像吹口哨，一会儿像是弹舌，仿佛是母鸡咯咯地唤小鸡，一会儿又像是用舌头击打上牙床，仿佛是在低声发音——突，突，突。在做这一切动作的时候有时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微笑。”
现在让我们回头看看他的辩解。鲍斯韦尔清楚地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说：“我坚信自己的看法：细枝末节的小事常常能反映出性格特点；这些细枝末节如果与一个杰出的人物有关，又总是引人入胜的。”
但我所了解的情况与此略有出入：细枝末节的小事只有与一个较为平凡的女人有关时才有可能有趣。伊莎贝尔在博物馆里观看绘画作品的方式上就出现过这样一件“琐事”。罗杰斯先生拉着他的三个小孩子去参观一座又一座博物馆。孩子们腻味透了，因为对他们来说，除了凝视那些索然无趣的美人儿之外毫无目的可言。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罗杰斯先生早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他告诉他们，看的时候要想着你可以挑选其中任何两幅画拿回家去装饰自己的房间。于是，孩子们立即都把每一幅画看成了他们自己的潜在财产，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起来。伊莎贝尔会拿走德加[7]的画还是德拉克鲁瓦[8]的画？为什么不拿安格尔[9]或莫奈[10]的画呢？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她的成年时代。那时候，伊莎贝尔从博物馆里出来时，手里总是捏着她想带走的两幅画的名字。
为此类琐碎小事寻找空间意味着毫无保留地赞同卢梭[11]对传记的态度。他的《忏悔录》是以那句著名的声明开始的：“我不像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也许我不比别人好，但起码我跟他们不同。”把“起码我……”几个词换成“起码我看画的方式不同……”，就会得到一个新的传记宣言。
但这仍然不能解决利顿·斯特雷奇原先提出的问题。那是一个关于空间的问题。伊莎贝尔每逢外出旅行的时候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她总是一时冲动带上挂衣箱，而不是将要带的东西削减为五件，好往旅行袋里装。她不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她宁可带三个手提箱，以免猝不及防来个大冷天而没有粗呢上衣，或者突然碰上个大热天而没有比基尼游泳服而束手无策。即便是她对目的地所处的气候带很清楚时也是如此（如巴厘岛、赫尔辛基）。
大部头传记里也有类似“打行李”的问题。它们宁可以五百页符号让读者厌烦，也决不肯遗漏任何细节。作者想象力之匮乏由此可见一斑（伊莎贝尔打行李也可以说是缺乏想象力）。传记作家可能没有时间想象，而想象正是儿童、说谎者和小说家的工具。
然而，一个传记作家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想象（还有选择），因为一个人的一生太长了，要把它写成一本书没有想象是办不到的。标准必须降低，正像伊莎贝尔最终还是得选择去雅典旅行时在六件套衫中带哪一件。传记作家也是如此，他们也得确定，在有关和多克斯·马戈茨饭店的服务员的三十三件轶事趣闻中，究竟哪一件最能说明他的性格。
选择错误或选择内容不够可能会招来借机讽刺或仓促取消赎回权[12]的骂名。
“你总是那样对我，”伊莎贝尔说。当时我们正计划去巴黎度假，我跟她开玩笑说我们可以另外租一条渡船专门拉她的行李。
“我不是在讽刺你，别使小性子丢人现眼了。”
“你是，你就是。你把我当成精神病旅行者，既不会飞，又不会收拾箱子。在你看来，我真是一个没有头脑的怪物，对不对？一个逗着很好玩、父母很奇怪、什么都不会安排的人。”
“不，你不是。我只是……”
“哼，我看就是那样。如果说你看问题的眼光比较复杂一点，那我倒是很欣赏的。”
“我就是那样。”
“我不想争论，你也不想。那好吧，请闭上嘴或者换个话题。”
伊莎贝尔确实不怎么会打行李。然而，如果你在她不高兴的日子里提到这一点，她就会对你大发雷霆，因为她担心你把那看作是一大堆问题的象征，看作是她的性格的反映。被称作神经质的打行李者可能表明一个人不仅不会收拾箱子，而且还表明她会忽略购物单上的一半内容；她会把钱包忘在柜台上，会把孩子忘在公共汽车站；她得试六次才能把汽车停进狭窄的车位上。
如果说说得太多会带来问题，说得太少也会有危险，因为信息不灵可能会让人胡思乱想。假如我不用几句话给你谈谈伊莎贝尔的驾驶技术（技术娴熟，可以一下子把车停进狭窄的空间里，可以强行从三挡换成四挡），你也可能会认为她打行李不行，开车肯定也不行呢。
假如不概述一番一个人的一系列特点，他就可能会迅速消失在其主要特征或主要习惯后面，因为主要特征或主要习惯似乎能够掩盖其他所有特点；他或她也可能会仅仅变成一个离婚者，一个厌食者，一个渔民或一个结巴者。假如一个人为巴里·马尼洛的音乐所吸引，人们就会产生如下简单的联想：
（1）那个歌迷是个女人
（2）她的衣柜里有一双细高跟鞋
（3）她的书架上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尼可玛可斯伦理学》
（4）她喜欢坐在小纸阳伞下喝草莓代基里酒
在那些与英国新闻界和社交界熟悉的人看来，根据其订阅《卫报》的事实来描写一个人，指出他的下列情况，这可能是一种拙劣的方法：
（1）妒忌拥有罗尔斯罗伊斯汽车的人
（2）误解宏观经济学
（3）拥护时髦的生态保护
（4）诚恳得令人难受
这几条里面有真实的吗？用这种图解的方式探索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当然不会准确，而且试图用这种滑稽的方式证明一群人什么时候喜欢玩，断言那些被称为“犹太老板”的人个子一定很矮、达赖喇嘛的崇拜者确实有人被活埋过也是危险的。
但这种游戏也有其魅力。我们对一个人了解得越少，越会觉得他与众不同、值得一交。小说中那些令人难忘、色彩斑斓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平面的：我们对普鲁斯特的了解远远超过对帕尔马公主的了解，然而那位公主远比普鲁斯特成功。我们之所以记得她，是因为她只有一个特征：她希望人们把她看作是仁慈的典范。她的所有行为以及那些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全都来自于这种荒唐的图解方式。而普鲁斯特呢，他专横地引导我们接受他终生持有的观念和想法，但却仍然费解得令人难以忍受。他的生平传说丰富得令我们无法想象，既充满着矛盾，又缺乏任何必然的联系。
最敏感、最聪明的传记作家也许常常会被认为是能力最差的，因为他们不能（在600页结尾）给我们留下一个富有魅力的帕尔马公主式的感觉，让我们觉得温莎公爵就是温莎公爵；雷纳·玛丽亚·里尔克[13]就是雷纳·玛丽亚·里尔克；曼·雷[14]就是曼·雷。
有一条微妙的小道尴尬地夹在传记材料过剩与材料不足之间，那就是，既不能为给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形象而说得过多，也不能少到只有陈词滥调。粗俗的讽刺与一个过程之间并没有万里之遥。只要亚马孙河的热带雨林不被最“肥胖”的传记的饕餮胃口吃掉，如果一个人希望向一位朋友描述另一位朋友，又要不至于使他们误了最后一趟回家的火车，这一过程就仍将继续下去。
也许有人认为，要把一个人的一生装进不及一片烤面包大的空间里，这也太难为约翰·奥布里了。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跟把一个人的生平装进一个不及吃了一半的干酪饼干大的空间里这样惊心动魄的挑战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