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的头三个月，施瓦伯格每天都在上班前检查日历。他在替昆尼西倒计时。
费恩斯高升去了遥远的亚洲，香港，听起来就是个灯红酒绿的好地方。很多白种人看不起亚洲人，却又在休假季跑到东南亚嫖娼，或是出差时在那娶位临时太太，任期结束便一走了之，留下混血婴儿。施瓦伯格从心底蔑视这些人，统统都是垃圾，应该拉到街头枪毙。不过，他并不是出于同情亚洲女人的处境——他根本不关心女人的死活，哪里的女人都一样。
希望费恩斯别犯下这类罪行，看着就是张不安分的面孔……施瓦伯格愉快地在日历上打了个重重的叉号，新的一天到来，费恩斯应该准备打包行李了。昆尼西会帮他的，像个女人似的，为远行的丈夫准备衬衫、裤子和外套，一边假装体贴，一边暗暗祈祷他别在外风流染上脏病。要是在外出点事故就好了，是吧，公司给外派的员工买了保险。要是费恩斯不幸死在香港，昆尼西就能得到一大笔赔偿金。哦，不，他得不到……毕竟他们没有结婚不是吗？只有“费恩斯太太”才能得到这笔钱。当然，昆尼西也不在乎钱，他会难过一阵子，然后重振旗鼓，打扮得干干净净，喷上香水，出门去勾引其他同性恋男人……
费恩斯始终没有找上门来，这多少出乎施瓦伯格的意料。他本来以为，按费恩斯的做派，八成要大闹一通。估计是昆尼西劝住了费恩斯——也算是某种策略：可怜兮兮地躺在费恩斯怀里，眼角通红，声音柔软，委屈得不得了。费恩斯在香港蠢蠢欲动时，就会像巴普洛夫的狗那样想起这个场景，复苏仅剩的那点儿良心。真聪明，施瓦伯格看着工人在办公室忙碌，安放办公桌，等昆尼西上任，他可要好好领教领教这个同性恋败类的本事。
终于，在春季的一天，费恩斯带着不甘和行李滚蛋了。一路顺风，施瓦伯格望着辽远的蓝天送上祝福。昆尼西上午请了假，是的，可以理解，要去机场送别“密友”嘛！他们会在登机口卿卿我我，旁若无人地拥抱，说一百多遍“再见”和“保重”。昆尼西准会泪光闪闪，说不定掏出手帕塞给费恩斯……昨天晚上，乃至于一个月之前，他们每天夜里都要性交，两方都使出全身解数缠绵。没必要，施瓦伯格望着桌上香槟色的花束微笑，昆尼西完全可以花钱找个年轻的男人，东欧逃来的那群饿死鬼，只要付钱，什么都愿干。
下午一点，昆尼西回来了。果然眼角通红，施瓦伯格转动钢笔，瞧瞧，瞧瞧，活像个被迫与丈夫分离的小妻子。他假笑着给昆尼西安排了两项新工作，安排完了再故作关心，“卡尔，你没问题吧？”
“没问题，先生。”昆尼西轻轻收拾桌上的物品，摆整齐本子和纸张，还有一些工具和笔。
“费恩斯什么时候到香港？”
“……”
生气了，昆尼西的耳朵慢慢变红。施瓦伯格简直要笑出声来，他的心情太好了，好得犹如一片轻飘飘的云朵飞在半空。他没有再追问，满怀快乐地开始了工作。
自从把昆尼西弄到办公室，做了“技术顾问”，施瓦伯格发现自己的效率大大提高。虽说他也付出了一点小小的金钱方面的代价：他让秘书订花，保证每天都有新鲜的花朵摆在桌头；还时不时订购甜点，主要是黑森林蛋糕，还有其他的，他连名字都记不得的时令水果蛋糕、饼干和酥皮面包……下午三点留出来半小时茶点时间，起初昆尼西拒绝这些甜点，但施瓦伯格命令他必须吃掉。
“你不是低血糖吗？”他说，“你要是在办公室晕倒，那可就太不像话了。”
施瓦伯格本人不爱吃甜点，订的蛋糕就那么一小份。他用这半小时整理思绪，清理大脑，放松心情，这是为了更高效地管理时间，他计算过，适当的休息绝对是必要的。
甜点不能白吃，昆尼西要陪他聊天。大多数情况下，施瓦伯格发问，昆尼西回答，这样一问一答其实也构不成聊天，倒像是某种审讯。
“你喜欢看电影吗？”
“不喜欢。”
“从来不看？”
“看过……偶尔看。”
“看过什么？”
昆尼西勉强提了几部电影，什么《雌雄大盗》、《虎豹小霸王》、《滑稽女郎》、《逍遥骑士》……怎么看怎么不像他的品味。也许他只是长了张高贵的雅利安面孔，内里审美低劣，但最有可能的是这些垃圾电影的爱好者另有其人，比如那位正在香港努力适应东南亚雨季的美国人。
“我对娱乐没什么兴趣。”施瓦伯格说，吃了块撒着糖霜的曲奇饼干，“唔，我1955年刚回来那会儿，倒是疯狂地想看电影……在苏联做苦役可没电影看。后来这种狂热就消失了，现在我一年也进不了一次电影院。我记得曾看过一部电影，非常精彩，无可挑剔。不知你看过没有？《战争与和平》，也是美国人拍的。”
昆尼西点了下头，施瓦伯格望着那双蓝眼睛，“我突然觉得……你长得挺像里面的一个演员，配角，你可能没印象了。我也不记得他的名字，他演的是奥黛丽·赫本的哥哥。”
其实那部电影让施瓦伯格恶心——他憎恶所有与俄国沾边的事物。为什么要去看这部电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原因。那次他看了一半就离开了放映厅，在影院的洗手间呕吐不止。饼干在胃里翻滚，他就不该吃甜点，“你平时工作不算很努力，卡尔，我说过很多次。从明天起，你七点钟准时到这里——我不能放任你这样浪费时间和才华。记住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