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反诉，剑拔弩张上公堂
尽管双方说法不一，但事情的基本脉络已经清楚。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无非是两个人的恩怨而已，也许不会被公众所知。在3月1日晚上张博士给吴主编下跪并写下悔过书之后，吴主编对张博士说：“你必须在明天上午十点之前去我们单位，向我们单位的领导澄清这一切！这是你必须做的！”
据吴主编称，“张博士再次当街下跪，山盟海誓，满口答应”。吴主编称，“之所以坚持要张博士到自己单位说明情况，是让张博士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同时作为一种了结的方式，让双方之间的事情到此结束，对自己遭受别人的不白之冤之后，也是一个交代。”
但是，第二天吴主编并没有等到张博士的消息，吴主编给张博士打电话，张博士称自己在发烧。到了晚上，依然没有得到张博士的消息，怒火未消的吴主编写下了一封公开信《美术界败类张博士之恶行状》。此后，吴主编开始向张博士的导师——中央美院潘院长先生反映这件事。此后，吴主编向中央美院有关部门反映，并将《美术界败类张博士之恶行状》通过电子邮件散发出去。
小饭店当众下跪之后，张博士认为这是法律上所禁止的“胁迫行为”，吴主编的所作所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人格权，内心感到莫大耻辱，受到严重精神伤害。三四天之后，有朋友告知张博士，网站上登出了吴主编的公开信和张博士所写的《悔过书》，中央美院领导和美术界的许多朋友也收到了同样的东西。吴主编那充满辱骂、要挟、恐吓和疯狂的人身攻击的信被公开了。很多人不相信，还以为是新闻炒作。
对此，张博士认为吴主编的行为已经涉嫌诽谤，并严重侵害了自己的人格权和名誉权，在美术界造成很坏影响。2005年3月10日，张博士写了一封《关于吴主编来信的情况说明》散发给朋友。并称，“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月15日，吴主编也看到了张博士的这封信，很快对这封信作了“批注”。在这封信中，两人的矛盾开始大大升级。吴主编在批注中称，“张博士继续执迷不悟，那么，我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双方的争论已趋白热化。2005年4月4日，张博士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吴主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在《法制日报》等媒体公开书面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失2万元。5月17日，被告吴主编向法院提交了反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反诉人停止捏造事实、诬告诽谤反诉人的行为，消除给反诉人带来的名誉上的影响，并在《法制日报》等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反诉人精神损失费1元。
同时撤诉，退一步海阔天空
2005年5月19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剑拔弩张。因为这一名誉侵权案涉及匿名信、悔过书、以及有影响的学院、著名网站等敏感字眼，参加旁听的很多都是美术界的同行。在这次庭审中，双方围绕着三个争议焦点展开。
焦点一：匿名举报，是否构成侵权？
原告张博士认为，被告作为一个美术界公共宣传网站的主持人，收受了部分艺术家的作品，对赠送作品的艺术家的宣传势必会多于没有赠送其作品的艺术家，这样做必然会对艺术家和相应作品的宣传产生影响，导致并形成一种不良风气。为此原告把看到的想到的情况反映给被告单位的负责人，从原告的用意和出发点来说应当是公正的，从性质看并不算是一件能令被告产生如此激动的不当行为。虽然被告这种收受行为并不构成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但势必产生负面影响。原告张博士的行为是有道理的，可能这种置疑、批评和投诉会暂时对被告产生些影响，但如果被告是公正的、敬业的、无私的，必然会经得起检验，因此原告的投诉不失实、不违法、不侵权。
被告吴主编认为，原告到被告家，看到墙上有3幅作品，便心生嫉妒捏造事实，化名以“举报”的名义向被告单位诬告、诽谤被告借工作的机会向艺术家索取钱物，并索取艺术家的作品100多幅，同时声称每幅作品价值人民币3万元。2005年3月1日，在被告找到原告核实上述事实的情况下，原告承认自己是出于嫉妒心而诬告，并自愿写了《悔过书》，同时答应愿意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并愿做任何努力还吴主编先生的清白之身。并承诺第二天去被告单位澄清事实，然而，事后原告出尔反尔，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关于匿名信中说提到吴主编有画家送的100张画的争议，张博士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说自己只是称，“吴主编有许多艺术家的作品，我只写他有几十张画，不是100张。”而吴主编称自己拥有的画不足10幅，是艺术家朋友赠送的，个别还是朋友在自己结婚的时候赠送的。法庭上，证人王画家出庭作证，称自己的画是自愿赠送给吴的。
关于张博士称“红门画廊的老板布朗先生甚至要委托我向吴主编‘意思意思’……”的内容，红门画廊的老板布朗先生向法庭出具证明称，“因为张博士和吴主编关系很熟，我就对张博士说：‘我想请吴主编和红门画廊的艺术家们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此后我和张博士再没谈论过此事，我也没有让张博士给吴主编‘意思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