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可以穿着礼服、不发一言地在音乐厅里演奏不会冒犯任何人的巴赫、贝多芬或莫扎特，只享受听众的掌声和鲜花。艺术与政治无关，这不是什么新观点。”奥西正视着镜头。在光线的晕染下，他金棕色的头发看上去几近丝绸般滑顺。
与此相反的，则是他话语的锋利与强硬：“但作曲家之所以能谱出打动人心的曲子、乐手之所以能演奏出令人落泪的乐章，正是因为他们理解人性。政治也是人性展演的一种后果。古典乐手不是与世隔绝的怪人，反而，作为艺术家，我们应当能更深地体会人的种种际遇与情感。这就是我无法对战争无动于衷的原因，这就是我和我的同事们站在这里的原因。”
“听说这次慈善音乐晚会，除了如拉威尔的《库普兰之墓》与海顿的《战时弥撒》一般的经典作品外，还有您本人的新作？”
“是的。”奥西的语调与眼神变回了往日的柔和：“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
“听众们一定非常期待，毕竟您上次以作曲家的身份发布作品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请问这首曲子有什么灵感来源吗？”
奥西沉思片刻道：“我无意将它固定为标题音乐的形式，但谱曲之初确实发生了一些事。大约一年前的夜里，如期而至的霜冻在赫尔辛基人的花园里肆虐，但我庭院中的花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些幸存者令我有了作曲的冲动，halla ei vie kukkia。”他随即解释道：“霜冻带不走花。”
他侧首看向楚克，伸手做出邀请的姿势：“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将由我的老朋友，基米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马特维·楚克演奏。”
记者礼貌性地转向楚克提了两个问题，无非是他对今晚演出以及奥西新作的感受，当然也提到了他的乌克兰裔身份。他并非健谈之人，面对镜头的经验也不多。也许记者察觉到了这一点，话题很快转向了他人。
楚克暗自松了口气，可很快神经又紧绷了起来。自从一个月前收到奥西发来的谱子，他便难抑焦虑。
奥西是同时代少见的在指挥与作曲领域都有所成就的音乐天才。由于繁忙的指挥工作，他花在作曲上的时间不算多，但已有的作品都广受好评，首演时多由世界闻名的独奏家演奏。也因此，在奥西提出要他演奏这首新的小提琴协奏曲时，他非常惊讶，怎么奥西找他这个小交响乐团的乐手而不是专门的独奏家来演奏？最终考虑了两天，他还是拒绝了。他可以参与慈善音乐晚会，但不打算接下奥西《小提琴协奏曲》的首演。
不是楚克不想要这个机会，只是他无法相信自己有能力演绎好奥西写的曲子。作为小乐团的二提首席，他开独奏会的机会少之又少。而奥西的谱曲风格一如他的指挥风格，他最擅长的便是给予刚好能把乐手推向极限却又不至于使其崩溃的压力。他写的曲子对技法和音乐性的要求都极高，而首演的意义总是不同的，搞砸了困扰的可不只是乐手。
他将自己的想法与奥西说了。奥西认真听完，只是在电话那头问他：“那么，你已经试奏过这首曲子了？”
“是的。第二乐章的那些抛弓和长颤音，我大概率做不出你想要的效果……”他在电话另一边不自觉抓了一把头发。
“先别管那些技术。告诉我，你觉得这首曲子怎么样？它对你而言是视觉化的吗？”
马特维·楚克冷静下来，音乐家的自尊让他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其实……第一遍演奏开头时，我觉得有些怪异。尤其是想象加上英国管和低音单簧管之后的效果。前两乐章仿佛是漫长古怪的极夜中的行军。”
奥西示意他继续说下去，那时他可没告诉楚克什么霜冻与花园的故事，于是楚克按着自己的想法道：“可从第三乐章起……色彩逐渐绚丽明亮起来，就好像是夜空中，群星在光带的掩映下闪烁着，直至黎明。人们走出了黑夜。”
奥西低声笑了，没有对他的评论进行修正或补充：“那你喜欢这首曲子吗？”
“我想还不错，虽然它没有那么‘古典’。”楚克放松了下来：“我喜欢第三乐章中不同声部对小提琴独奏线条的模仿改造。那种不完全一致的感觉，就像不同的光线在试图追逐同一束极光，最终汇聚到一起。”
“不过我可做不了那束极光。也许西蒙·纽麦尔能将它演绎完美。”楚克提到了一个奥西合作过的名独奏家。
“楚克，你还是老样子。记得吗？当我们还在基米共事时，你也说过自己做不到，但每次在正式演出时，你都给了我想要的效果。”奥西平静道：“我得承认，我第一个联系的是纽麦尔。和你想的一样，我认为他的风格大致适合这首曲子。但他告诉我，这首曲子无法激活他的视觉感受。”
“你喜欢这首曲子，你听懂了它，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身为作曲家的我与身为指挥的我不同，我不打算精准地控制每个细节，我想听到你的理解与演绎。”奥西的语调带着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让它从你的琴弦上流出吧。”
……
就这样，楚克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奥西并开始练习。乐团的总排练只有一次，而他对乐章的处理还有一些疑问，因此他与奥西约定明天在练习室见面。
采访结束了，大衣与围巾也已经烘干了。时间已晚，酒会推到了下次，音乐家陆续回酒店。
楚克将还带有暖意的大衣穿好，打算与奥西告别。他说完“明天见”，刚转身走了几步，突然被叫住了：
“楚克。”
他拎着那不成模样的伞，应声回头：“怎么了？”
方才对着摄像机侃侃而谈的奥西，此刻也许是因为疲倦，或是突然切换回母语需要缓冲，他有些措辞不顺：“我……你可以等我换身衣服吗？……我是说，你的伞坏了，我送你回去吧。”
说完，他不等楚克拒绝，又强调了一遍：“请等我一下！”而后便大步跨向指挥休息室。
楚克茫然地站在原地。愣了一小会儿后，他选择低头观察直杆伞的损坏部分。尽管很想动手修，然而考虑到音乐会开演在即，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了。
当奥西穿着休闲的高领毛衣走出来时，楚克已经在脑子里为伞伙计做完了诊断与一整个康复疗程。
他走在奥西那把防风大伞的一侧，感觉奇妙，不再像坐在台下看奥西指挥时那样深刻地感受到横亘在他们中间的岁月与距离。这里似乎也不是柏林的卡拉扬大街，而是回到了科特坎卡图的尖顶红砖房。
此处离酒店步行只需十五分钟，恰到好处如一个纯五度音程。而十五分钟对于两个实际上多年没见的人来说，要么太短，要么如世纪般漫长。这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话说。
楚克本想问关于协奏曲的问题，可他想到身边这个小自己两岁的年轻人从前有个习惯，出了音乐厅后便不谈工作，不知是否仍然如此。于是他以一个与音乐无关的话题打破了沉默：“……也许，你会想看看科特卡路边新建的黄色消防栓？”
奥西爽朗地笑了：“你拍了照片吗？”
“是啊。自从收到你的消息，我便不由自主地留意起消防栓来。但不得不说，还没有找到比威斯敏特那个好看的。”
奥西低头看着他。
楚克的眼瞳一片深蓝，如同位于芬兰与俄罗斯边境的皮耶利宁湖一般宁静，那其中的情绪并不易辨别。他语调轻松地用芬兰语谈论着消防栓，正如他大方地说自己的水平不够演奏新曲目。一切正常。
“马特维。比起黄色消防栓、新协奏曲，甚至马勒五，我更关心你的心。”奥西停顿了一下：“感到悲伤也没关系。愤怒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