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鞍钢宪法?如果按照鞍钢上报给中央的报告所述，是指:‘鞍钢在提高炼钢产量过程之中，发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发明新技术、改革不合理制度运动所总结的经验'。随后鞍钢对这一过程进行总结并形成了八千字的报告，提交中央进行审阅。
主席在看到报告之后，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提炼,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核心内容,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并将这一核心内容总结为′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提法是对过去苏联'马钢宪法'的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长久以来人们对苏联制度的迷信,提出了中国自己的企业管理思维和新制度，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创新。
过去的鞍钢采用的是苏联制度,而这套制度仅仅依靠少数专家和精英对企业制度进行规划,技术进行革新,这使得工人在整个企业的生产、管理过程之中，基本上完全没有参与感。刚开始这套制度确实在鞍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陆续出现了。
首先是企业内部的官僚习气，一切以干部说了错，管理与技术创新缓慢，甚至出现了不搞技术只搞关系的作风，企业成为了少数干部和少数专家、技术人员的一言堂。
其次由于管理制度越发教条，工人只是麻木的参与生产，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使得工人劳动积极性下降，在中国当下这种工业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都还相对低下的时期,这种管理模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最后便是最核心的理念问题，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企业的权力应当属于工人阶级,而不应当只是少数干部、少数精英当家作主,过去的'马钢宪法'显然已经偏离了这一基本精神。
如果将鞍钢所面临的问题,放大到全国,那么就极具有代表性，自新中国成立，苏联展开工业援助以后，全国上上下下各方面都带着浓重的苏联色彩。
国家层面倡导中苏同盟，喊出了‘老大哥'，在具体的方面，由于在援助过程之中，苏联的理念与思想、制度滚滚而来,中国必然的全盘接受了下来,苏联的影响在中国越来越深，苏联甚至成为了‘不能质疑'的代名词，让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教条、僵化。
'苏联代表着正确'就像一条紧紧箍住的绳索一样绑在新中国身上,而中国的领袖们也早已认识到了这一问题,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打破这种束缚成为了必须的选择,因此在种种时代的背景之下,鞍钢率先突破了苏联模式,在全国竖立起了一个榜样。
所以,鞍钢宪法好不好，就时代背景来说，它是非常好的,切合了时代的背景,是鞍钢上上下下突破思维枷琐的重大创举，也是鞍钢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新方法、新思路。
工人参与管理与创新，打破了过去的‘一言堂','工人的积极性得到了巨大的发挥，而就此工人也真正的成为了企业的主人，从当下具体实际和政治层面上来说,它符合了国家纲领的核心理念。
鞍钢宪法的核心理念无疑是先进的,也是对社会主义企业创新制度发展的探索，但同样的，它也无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过于先进和超前的理念。
从企业制度层面上来说,它确实打破了旧制度,创造出了一种新模式，而它的问题是,这种模式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完善，找出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并加以解决。
另外究竟什么是′鞍钢宪法'，实质上并没有详细的理论支撑，它更多是对于鞍钢在增产过程之中,进行的一种经验总结;是主席在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后，对于苏联经济管理模式存在问题的一些否定。
同时,‘鞍钢宪法'本质上是一种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工人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干部阶级即精英阶级)的斗争。
这种斗争模式，从政治程度上符合了理念的需要,但它与企业实际运行与管理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政治与管理之间确实密不可分,但同时也要分清两者的区别，政治在与管理的关系上,前者体现的是一种指导，不应当是对管理的必定要求;而后者体现的是效率;但政治的因素过多干涉到管理之时,效率必然下降,这也是必然会产生的现象。
因此，鞍钢宪法在鞍钢经验发展的过程之中，实行政治挂帅,无疑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对于管理效率与生产效率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它具体政治上的指导意义,但不能将其完全作为一种固定模式，从而认定放之四海皆准。
作为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管理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下新中国工业水平低下，国家对工业产能的追求与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它对于时代的价值与作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
只是这种模式,存在着自己的时代局限性,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企业追求更高的效率、细致化的分工以及专业程度要求更高的时代后,它自然无法再适应时代的发展。但同时它作为时代的一种理念,其优秀的部分,依旧具有着理念上的指导意义。
抛开时代谈先进,这无疑是不合适的，方叶自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并没有反对‘鞍钢宪法，但他管理下的华昌集团却又无法采用这套模式，因为两者从一开始就有着巨大的不同。
两者的不同在于,‘鞍钢宪法'是政治理念指导下的管理模式，而华昌集团是管理理念指导下的管理模式,两者思维理念不同。
具体到企业的实际上来,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十一年了，但时下国内大多数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发展水平都还很的低下，其生产的也大多数是一般化产品,在计划经济指导下,依据指令化的生产，更多是适应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单纯追求效率与效益。
华昌则不同,其管理理念，在追求效率与效益的同时，更要追求专业化的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发展的高技术要素和专业化的细致分工，就以‘鞍钢宪法'中的′两参'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
‘两参'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事实上华昌的科学家与技术专家，有着本岗位详细的研究、研发要求，其有规范化的分工管理,让他们参加工人劳动，让工人来参加科研,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至少不符合华昌的管理理念。
华昌的科学家需要根据科学指导进行研究;技术专家需要走入实际的生产活动之中，进行技术创新;各层级的管理者，同样有着自己的管理工作。
在华昌的企业管理制度要求下,他们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现场有着一堆的工作需要他们协调处理,而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就无法完成科研，完成项目,达成生产管理绩效，也就无法通过绩效考核。
华昌更不可能实行政治挂帅，细致专业化的分工之下，华昌的党委书记，只能负责党务工作，他们不能插手具体的企业行政管理与企业研究工作,但华昌不是不讲政治，而是政治只能作为指导。
简单点说,就是企业的科技快速创新从而对国家工业发展产生贡献,这是符合政治要求的行为，但是让企业党委书记，发布政治命令，干涉生产，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行为。
因此一九六零年五月,就在′鞍钢宪法'于全国如火如荼的推行之际，方叶亲自主笔，编写了一道集团公告。
《关于继续深化和推动‘华昌管理模式'的集团公告》，方叶在公告中，明确要求集团所属各企业，务必继续保持自有管理模式,任何企业，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更改或破坏集团自有的管理模式，一经发现，严惩不怠。
同时,他还要求集团运营中心,派出督察组,对集团所属各公司进行监督、检查。不过他也并非除'公告'外，就放弃了其它动作,而是随同发出了新的′倡议'，在集团倡议书中，他鼓励全集团基层工人，展开提高工艺、技术与生产效率等的创新活动，并列出了奖励措施。
任何一名工人,只要能在本职岗位或对非本职岗位，提出了有效的创新建议并证明取得了绩效,那么就将给予奖励。
作为集团党委书记,现在已是华昌机电副总经理的杨永福，则对于方叶的这套做法一时间有些不理解，于是他找到了方叶,说出了自己的疑惑:“鞍钢宪法明显比我们的倡议，会让工人阶级更加积极,工人的主动性也更高,为什么我们不去采用这套方法呢?”方叶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你觉得这套方法，真的适合华昌吗?”杨永福陷入了思考之中，沉思良久，他才说道:“华昌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如果现在全部改用鞍钢宪法,这不现实，大概率可能会出乱子，但是我还是觉得优秀的方面,可以采用。”
“比如呢?”“我知道你一向反对'政治挂帅'，但若抛开这一条，‘两参一改三结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方叶笑了笑反问道:“将科学家调到流水线上干活，让工人调到研究院里搞研究,你认为是否合适?”“这，你这也太极端了吧，主席所总结的这些不是你这样理解的。”
方叶笑道:“主席确实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执行的人呢?什么叫政治挂帅?就是政治大于天,你要是不信,你等着看，很快就会有科学家挑大粪,工人进研究所参加研究的事情发生。”
杨永福张了张嘴，一脸的惊讶:“这,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干，这完全是教条啊，不可能的吧。”
方叶想起他在那边看到的科学家挑大粪浇菜的视频,不由得噗嗤—笑,也没在纠结这个问题，而是解释起了本质问题。
他说道:“鞍钢宪法的本质依旧是阶级斗争，是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将企业的权力掌握一部分在手,让工人能有说话的权力，这个想法无疑是非常好的，但这个只合适在一个封闭性的环境中使用,如果投入到竞争社会,它就难以实现了。”
“这是为什么?"杨永福问道。
方叶答道:“很简单,因为竞争社会,要求各个专业必须做到效率极致,工人的生产效率要更高、管理干部要解决问题的效率要更快、技术创新、工艺更改的速度也要更快,各个行业、岗位都需要以最快的速度、采用最优解来提高效率，从而达成效益。”
“但是鞍钢宪法在当下我国生产力和工业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确实能带来一定程度的提升，从而提高效率，而到了充分竞争的环境中，这套方法就无法使用了。”
“在这种环境下，专业的事情必须交给专业的人做，细分的专业和专业门槛越来越高,就比如晶圆研究,如果让林博士去流水线,让晶圆生产工人参加晶圆开发，那么工人需要从零学起,没有个十年八年,根本不可能达到研究水平,这还是该工人具有学习天赋的情况下。”
“那么问题来了,按照摩尔定律,芯片研究速度,每两年翻一番,我们是否有这个时间来等呢?如果我们采用这套方式,那么几年之后,当前的进步就会落后。”
说完这些细节,方叶又解释起了政治与管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治因当是指导和影响管理,而不是直接干涉管理,这样做短期内确实会带来效率提升,但是无法长久,倘若继续坚持的话，反而是对现在管理的一种破坏。
方叶继续说道:“两参—改三结合，如果只作为一种管理理念,那么它是非常好的,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官僚习气，提高工人积极性,能够提高企业的民主化建设水平，但问题就出现在′政治挂帅'上，凡事都不能走极端啊，当然这是相对于未来来说的。”
“那当下呢?“杨永福问道:“我们当下采用这种政治挂帅的方式，你是什么看法?”方叶缓缓吸了一口烟说道:“一切说到底,还是当初解放得太快了，国内的各类反动分子、破坏分子太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提高政治站位，采用各种运动来治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这种方式更是快速的稳固了政权,到了现在就有些像是′路径依赖’了。”
杨永福若有所思的说道:“确实像你说的,这些年各种政治运动太多了。”
方叶笑了笑说道:“如果将‘鞍钢宪法'变成―种管理理念,而不是政治理念,并且不采用强力推行，而是采取自愿学习、借鉴、模仿的方式,那就非常完美了，可是这在当下又是不现实的。”
“为什么不现实?”“因为苏联对我们影响太深了，要清除这种影响，就必须立出榜样,需要快速的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我们能够自创出自己的管理制度,从而改掉′崇苏病、崇洋病'。”
杨永福皱了皱眉头,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采用华昌管理模式呢?这么多年下来,华昌的模式已经非常完善和先进了。”
方叶双手一摊,说道:“你又犯了一个错误，先进不代表就具有普遍性,我问你,国内工厂有几个达到现代化工厂的标准的?工人的识字率达到了多少?管理者的知识水平达到了多少?“方叶接着说道:“华昌集团主管一级最低也得初中学历，没有这个学历，但管理能力卓越的也要送到庆州学院进修企业管理课程,加上华昌自身已经建立起来的管理模式,这使得所有人其实是在一个自有体系中开展工作，你让那些根本没有接触过的人，如何来理解?““何况。"方叶略作停顿，而后说道:“我们这套模式,追求的是效率与效益,这与当下社会主义思想有本质冲突,所以我们这套模式按下当的标准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国家每年有那么多官员前往世界各地考察、参观访问，他们不知道国外是什么样吗?知道的，但是不能用。”
“你说的是，要转变思想?“杨永福说道。
方叶点了点头:“是的,不转变思想,华昌这套模式，其实就是′反贼，是因为我这么一个特例的存在，国家给我开了一个后门,因此才允许了它的存在,现在明白了吗?“杨永福思索了起来，方叶接着问道:“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现华机供应商交货不合格率增多了?”杨永福点了点头:“华机主要配件供货商中，庆州机械厂的不良率最高,连续批量交货不良,前些时日我去看过,那边再搞鞍钢宪法'，还有我听徐厂长说,他辞职了，这挺令人惊讶的。”
方叶将前段时间他与徐亦安交谈的内幕都告知了杨永福，而后说道:“上面政策再好，下面也有走歪的时候,特别是现下‘政治大于天'的时代,如果对于一般企业来说，可能影响还没有多大，毕竟质量要求没那么高,大家你好我好，也就过了，但是在华昌这里是行不通的。”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依合同办事。”
“那要索赔啊,这是不是过份了些,毕竟都是地方企业，说起来都是国家企业。”
“犯了错误，就要承担相应的结果，华昌凭什么要损失自身,来解决别人的问题?这不符合企业效益原则。"方叶毫不犹豫的说道。
“这官司怕是不好打。"杨永福说道。
方叶点了点头:“无非是到时地方政府来协调,讲政治、讲人情、扯大旗,不过我不打算给这个面子。”
“这是为啥?“方叶问道:“现在华昌集团有多少家主要供应商?”杨永福回想了一下，说道:“没记错的话，整个集团零部件供应商有三百四五十家,这还不包括那些━般耗材、辅助件什么的,全都算上有一千多家。”
方叶点了点头说道:“现在的问题是,不仅是庆州厂出了问题,而是从四月份各公司上报的情况看，不少供应商都出现了交货质量大幅异常增长的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华昌的交货进度和质量,索赔是必然的，所以也不是只针对庆州机械厂一家。”
华昌的生产原则,不合格的坚决不投线，因此现在的情况是仅华机和华宇数控这边，来料仓都已经堆满了产品,不合格的标识贴了一大片,已经严重的占用了仓库,导致公司正常物料周转都出现了问题。
处理积极的，如庆州机械厂还好，厂长亲自来处理了，而那些远在省外的，电话电报打过去，对方直接一拖再拖，还有一些自诩独家供应的企业直接耍横，一副爱要不要的态度，在这个国内供货紧缺、甚至无替代的情况下，华昌也很无奈,所以这些事情,到最后不打官司是无法解决的。
面对这种情况,根据华昌的处理原则,首先是电话电报通知，然后双方沟通,在无果的情况下，华昌开始了发'告知函，讲明了后果。对于连续批量不良，导致华昌重大损失的,如停线、不满足交货合格率的,直接开具‘索赔通知单′邮寄对方，而那些不予理睬的，便只有法律途径。
—九六零年，六月份,华昌集团一次性对31家主要供货商，展开了新中国历史上首次企业质量法律诉讼,累计金额达到1102万，开具质量索赔75份，涉及金额321万，总计1423万，一时间震动中央工业部。
华昌集团法务部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始发挥了作用，这对于整个法务部的同志来说，他们也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这个事情影响很大，对于一些人来说'十分恶劣'，而一些被起诉的对象，不仅没有打算赔偿的想法，反而扯起了大旗,将事情闹得更大，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
这些企业一面向地方政府和工业部告状，一面说华昌的这个做法是抹黑新中国工业建设成就，是资产阶级掀起的妖风，毕竟这种事对于很多人来说太过骇人听闻，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都是国家企业，居然直接拿法律起诉，这也太过份了。
此事重大，闹的人太多，于是负责计委和工业的李副总理亲自出面，通知方叶到北京开会，方叶自然知道，这是上面打算和稀泥了，对此他也早有准备，华昌的每一项索赔都有依据,双方的合同中也都已载明,各项证据也都充分，和稀泥他是不会接受的,不过北京他还是得去。
六月中旬,北上的列车，抵达了北京,他准备休息一下再向工业部报到,而就在他住进北京饭店打开电视机时，就看到了一则讣告:任副主席走了!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七日凌晨二时许,五十六岁的任副主席,走完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方叶看着电视屏幕里的讣告，微微的愣着神。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方叶沉痛的心情，他拿起电话，就听到了里面陈堇洁哽咽的声音:“刚刚中央治丧委员会打来电话,说任副主席走了,请我们家到北京参加葬礼。”
方叶握着电话说道:“我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你将两个孩子的假请了，一并带到北京来,送他们的任爷爷一程...”方叶的电话刚刚放下，铃声又响了起来,拿起一听，是杨永福打来的，就听他哽咽着说道:“任叔叔走了，爸爸让我回去送叔叔一程,你在哪里，回京后，我去找你。”
“我住北京饭店204房。"方叶报了地址，随即挂断电话便坐在床边，默然的抽起了烟。
这么多年来,方叶不知道作了多少次妖,但每次都是任副主席为他说好话，给他擦屁股,更是将自己当成自家人—般对待,以前每次来京都住在他家里，这么多年下来,方叶自然感受到了这份特殊的照顾,只是天不假年,方叶带着他去未来治病，拿了控制病情的药过来，也还是没有能保证他的长寿。
到部里打官司扯淡的事,暂且放到了一旁,他只是去报了到,然后便打听起了参加葬礼的一应要求和规定,接着便在北京饭店等待妻子的到来。
任副主席离逝,举国沉痛悼念,国家下半旗致哀,整个北京城都陷入了悲痛的海洋，任副主席的国葬,规格更是前所未有的高，总理任治丧委员会负责人，整个治丧委员会名单长达数十人。
国葬当日,更是异常的隆重,主席、朱老总、刘主席、总理、贺老总、彭老总扶棺,北京城十数万百姓沿街送行，哀荣备至。
他用尽一生，践行了革命理想,也见证了理想的实现，见证了国家的发展，虽然属于他的时代结束了,但他留下的革命理想,后人已经继承，并沿着前人开劈的道路，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