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建立后，外交上一直在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袁世凯在篡夺总统之位后，为获得列强的承认和支持，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各国妥协。图为袁世凯与各国公使在一起。
1915年，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先生命孔祥熙夫妇作为中华革命党的特派员，先行一步返回山西太谷从事秘密活动。但他们回国的公开理由，是回太谷老家，增设铭贤学校大学预科班。所以临行前孔祥熙特意花了几天时间，在东京参观了几所大学，购买了一大批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1915年秋天，孔宋伉俪和宋耀如一家先后回到上海。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并没有急于启程回太谷办学，而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意见，积极联络上海军政要人中的革命党人。
袁世凯在篡夺了总统宝座之后，又在北京紧锣密鼓，积极筹备洪宪帝制。袁世凯的复辟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国内的云南、广东、贵州及广西各省先后宣布独立，讨袁声势浩大。但是孔祥熙在上海却出师不利，他的行踪很快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并准备将他拘留。幸有上海都督陈其美暗中传递消息，通知孔祥熙火速离沪。于是孔祥熙夫妇只得暂时放弃策动武装起义和军事讨袁的使命，离开上海前往太谷。
回山西太谷继续办学，既是孙中山的主意，也是孔祥熙本人的愿望。正是出于重视教育，孙中山才让孔祥熙夫妇归返故里办学校，这也是他对革命的通盘考虑。孙中山还指示孔祥熙回到太谷以后，要利用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威望，加紧联络北方军政要人。
从上海启程前，宋夫人担心女儿难以习惯山西太谷那种穷乡僻壤的苦日子（后来的情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她一边帮女儿收拾行装，一边讲述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故事以鼓励女儿。而宋霭龄也做好了去太谷过一段艰苦日子的准备。然而，老天或者说有心人孔祥熙却跟宋霭龄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本来让她认为是一趟艰苦的旅程却变成了一段充满惊喜和意外的浪漫之旅。
火车到达山西榆次后，铁路线中止，榆次距太谷虽说只有20公里的路程，可一路上全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余下的路程，宋霭龄坐进了八抬大轿，孔祥熙则骑马相陪，其乐融融。宋霭龄坐在轿子里不时地拉开小窗上的布帘极目远望，就见远近都是一色的黄土高原高低起伏，当时庄稼已经收割过了，茫茫的原野上只有衰草随风向她点头，远处偶尔有牧羊人赶着羊群唱着小调穿行着，如此可谓是满目苍凉。宋霭龄尽量克制着失落的情绪，做好了迎接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但是当他们一进入太谷县城，看到家家户户优越的住房条件，她不免大吃一惊。车马进入孔家的大院后，宋霭龄受到的震撼更是无以言表。孔家大院房屋规模宏大，气魄非凡。家具都是质地坚硬的柚木制成，院落屋宇，全是巨石垒成，粗木为梁，一进一出的庞大院落回环九曲，仿佛迷宫一般，很有些中世纪欧洲古堡的风格。尤其令宋霭龄这个自幼生在江南的南国女子惊诧不已的是，在这荒凉贫瘠的大山之中，孔氏宅内居然还藏了一座错落别致雅似江南的大花园。园内一汪莲花池水倒映出无边寺里的白塔，周围画廊曲折，亭台点缀，好一派难得的江南风光！
※ 本想所嫁之地不过是一穷山沟壑，谁知在这穷乡僻壤中，却存在一处别有洞天的宅院。宋霭龄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别具风情的北方村庄。图为典型的山西民居。
※ 声名显赫的宋氏三姐妹，成人后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孔祥熙夫妇拜见过族中的长辈后，直接搬到了铭贤学校的校长公馆居住。铭贤学校的全体师生早就翘首以待了，为了迎接一别数年的校长回校主持校务，他们特意把学校整修一番，楼台亭阁雕梁画栋，犹如世外桃源一般。此刻的宋霭龄所感受到的惊喜真是连绵不断。铭贤能有如此幽雅的环境，特别是室内拥有浴室、盥漱、电灯、电话、壁炉和暖气等应有尽有的先进设备，她是怎么都想不到的。在山西太谷，在偏远的内地小县竟有如此之环境，想到此处，宋霭龄对夫君孔祥熙的感情不禁又增加了一层。当时还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次与孔祥熙彻夜长谈，听到孔祥熙夸耀自己的家乡太谷如何如何的富有辉煌，还以为是孔祥熙夜郎自大地胡乱吹牛呢。然而眼前，当刚刚经历随夫荣归故里这一种听起来似乎可怕实则异常舒适排场的旅程后，尤其是经历了孔氏家族操办的虽说古老、俗气却也极尽铺张奢华的迎亲仪式后，宋霭龄对此次旅行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仿佛第一次真正找到了归宿一般。这深山沟壑里的小小太谷，确实别有天地，财富的力量又一次给了宋霭龄以深切的感触。
其实，宋霭龄眼里看到的豪宅并不是孔家的老宅。孔氏家族的祖宅位于城关以西程家庄的井儿院，亦即孔祥熙自幼生长经历过丧母之痛的那个地方。而宋霭龄眼前的这座高宅大院，是孔祥熙后来自美留学归来且小有发展之后，从太谷一位姓孟的秀才家里购得的。说来也真是命运弄人，冤冤相报，那落魄的孟秀才祖上，便是当年与孔祥熙曾祖父孔宪昌争夺拔贡，且胜了孔宪昌的那位孟拔贡。出于面子和尊严上的考虑，这一点，孔祥熙并没有对爱妻坦白。不过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宋霭龄一直把这座孟家花园宅第视为孔家祖宅，并以此向外人炫耀，以此证明孔家确为山西的首富。不知她是确实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也不愿挑明。
宋霭龄自幼是在都市里长大的，并且一直深受西方文明熏陶，身上自是洋气十足。然而在都市里住得久了，冷不丁来到乡村，呼吸呼吸山野乡间满带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倒令宋霭龄一下惬意了许多，仿佛返璞归真了一般。特别是孔家做出的各种吃食，虽不及西餐那样富丽堂皇的讲究，却也十分的好吃可口，这些都令宋霭龄大开眼界也大饱口福。那么多的美味佳肴暂且不说，仅是山西风味的面食，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眼花缭乱，不知先吃哪一种才好。什么剔尖、猫耳朵、豌豆面疙瘩，花样繁多，宋霭龄闻所未闻。关键是这些东西都十分好吃，每每香得人忍不住口且又回味无穷。在太谷期间，宋霭龄曾不止一次地感叹，财富和金钱真的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否则太谷这个闭塞的小县城，哪里会有这么多铺陈！
但是曾孤身一人留学于海外多年的宋霭龄却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尽管太谷有许多令人舒服惬意的事情，但小小的太谷县城，举头四望全是大山荒野，满目苍凉，时间久了，宋霭龄不免闲极无聊，有些想家了。特别是当时二妹庆龄已经和孙中山先生成婚，这让宋霭龄很感慨。同是姐妹想想人家再看看自己，宋霭龄不免有些黯然神伤。说到底，她还是一个见过世面且不甘平庸的人，她怎么能忍受像一个财主婆子那样，整天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地醉生梦死呢？想当年，她宋霭龄小小的年纪便只身一人漂洋过海去闯美国，美国总统她见过，中国的总统她也共处过，难道这辈子她就跟这么个孔祥熙终老沟壑？不！绝不！黯然神伤之余，宋霭龄打定了一个主意，重新设计孔祥熙，然后再和丈夫一起，走出这大山，干一番经天纬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然而命运就是爱捉弄人，就在宋霭龄想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铭贤学校的一个偶然事件使“孔夫人”或“宋师母”成为学校里一位执掌教鞭的“女教师”。
当时学校开学在即，可原来应聘的一位美国欧柏林大学的教师突然变卦，表示不能来中国任教了。这样一来，铭贤学校原来就深感不足的师资，更显紧张了。再续聘其他教师已经没有时间了，怎么办？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为何不请现成的老师——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长夫人出来任教？”正闲极无聊的宋霭龄就这样拿起教鞭走上了讲台。她主讲英语，同时指导卫生和环境卫生课。但是在当时的太谷，民风较为闭塞，女教师本就少见，而且还是一个容貌娇美的年轻女教师，人们都抱不支持的态度，但是宋霭龄以高雅的风度和女人特有的勇气博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师母”。当回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时，宋霭龄说：“我根本不配做这种工作，我相信即使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我也不够格。我之所以能够教书，只是因为当时的情况特殊……我记得在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在一个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我回答说：‘哦，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对于那些使我和学生都感到不解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从此以后，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就说：‘哦，这是不言而喻的！’”
孔祥熙办学一向重视体育，重视学生身体的锻炼，他认为身体是发展智育和德育的基础，所以铭贤学校一向是以体育优秀而闻名的。1916年春天，山西省举办第一次中学以上运动会，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孔祥熙倍感兴奋，觉得一展铭贤学生体魄和学校风貌的大好机会来了。于是他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些在当时认为新的花样，借此机会提高铭贤的知名度，同时也宣传一下体育的重要性。运动会在太原举行，只有100多名学生的铭贤学校竟派出了20多名选手前去参加，其规模在各学校中绝对第一。孔祥熙让铭贤学校的运动员穿上整齐的校服，精神抖擞地在太原市绕行一周。运动会开幕那天，孔祥熙又亲率只穿背心短裤的选手们绕场小跑一圈，向观众挥手致意，使整个运动场掌声不断，轰动一时。
在这次运动会上，铭贤学校的选手们夺得了200米跑、400米跑、撑竿跳、掷铁球、平跳和跳远6个项目的冠军。任何一所学校与之相比都相差甚远。于是各学校纷纷派人与孔祥熙联系，拟在铭贤选手中聘请体育教员。孔祥熙为了进一步推动山西全省的体育而婉辞说，铭贤选手并非专攻体育，他答应代为各校荐才。后来，他到津、沪、宁各大都市延揽大批体育人才入晋，分赴各个学校担任体育教员。自那时起，山西的体育一度雄踞华北之首。
就在这样忙碌的日子里，孔祥熙和宋霭龄的第一个女儿孔令仪出生了。这个小生命的诞生，给初为父母的孔祥熙夫妇带来了莫大的欢乐，为了自己，更为了自己的儿女，孔祥熙夫妇决心要赚得更多的财富。
※ 穿着旧装的宋氏姐妹多少还有一些腼腆（左起：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
※ 纵观孔祥熙的一生，对财富的贪婪远在权力之上。究其原因不知是早年的穷困所致，还是本身的天性使然？
当然，孔祥熙和宋霭龄回太谷继续办铭贤学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两件事：一件是“发财”，一件是“革命”。做了铭贤学校校长的孔祥熙，在一般的太谷商人看来已经是富极一时了，但孔祥熙认为经商发财要“志当存高远”。
早在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时，他通过和外国传教士的频繁接触发现煤油乃百姓生活之必需，煤油生意有大利可图。当孔祥熙听外国传教士告诉他英国商人要在山西倾销煤油时，立刻与他的五叔孔繁杏，设立了“祥记公司”（又称祥记商行）。他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了2.5万英镑的保证金，按当时汇价16银元兑换1英镑，共付出40万元，取得了山西省亚细亚壳牌火油总代理权。但孔祥熙后来却对别人说，他开始发财是在欧战时期，代美国购买山西铁砂。
一直以来，孔祥熙因为和教会有关系得以和美侨有较多交往，又因为火油生意和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处有所来往。一次，他听说美国商人要收购铁砂，立即跑到太原把山西铁砂订购下来，以每吨银币1元的价格运到天津交货。美国给他的收购价是美金1元，转手之间获利一倍多。祥记公司的买卖为孔祥熙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这可以说是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的意外收获。同时也为孔祥熙日后经商积累了资金，为其成为一个买办商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孔祥熙与陈光甫、庄得之等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记载，在该银行最初发起人集聚的约10万元资金中，有孔祥熙的股金一万元。1917年，孔祥熙又借中华书局面临危机、濒临绝境时，投资入股并渐渐控制了中华书局。
除了祥记公司以外，他办的商业还有山西裕华银行及广茂兴和晋丰源商行。山西裕华银行创设于1915年，天津的裕华银行是由裕华银号改组而成。后来在重庆和上海又都先后成立过裕华银行。广茂兴、晋丰源商行原来是经营药材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迁到重庆，大搞投机生意。裕华银行是孔祥熙私人企业的核心，负责人都是他的心腹，总经理一直是由铭贤学校总务主任武渭清担任的。
孔祥熙所办的企业有它自己的特点，不讲究外表，不重视宣传，只求实惠。孔祥熙所开设的铺子，店号头一个字，总是“广”字。孔祥熙为什么对“广”字有如此特殊的兴趣呢？是因为他在广东经营过许多企业，自己的妻子祖籍又是广东，所以他很喜欢“广”字，认为“广”能给他带来财运。
办学、发财的同时，孔祥熙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就是孙中山先生交代的革命事业。在山西办学期间，孔祥熙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广泛结交北方军政要人如阎锡山、冯玉祥和张作霖等。
1915年秋，孔祥熙偕夫人宋霭龄自日本回国前夕，孙中山曾找他们来寓所面授机宜，并交给孔祥熙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他伺机结交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等，为将来的全国性革命做准备。回国以后，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孔祥熙在经营铭贤学校的同时，积极活动于北方各界，并很快与当时的几位北方军界要人结成了至交。
当年阎锡山在山西可谓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为响应武昌起义，阎锡山等人发动和领导了太原起义并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迫于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势力的压力，当时的北京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之后孙中山访晋，阎锡山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遵照孙中山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贯彻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对北京政府和袁世凯做些表面的应付，一方面推行保境安民的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担任都督的人员外大量撤换，只留下山西阎锡山和云南唐继尧未动，由此就可以看出阎锡山各方面所做的努力。
※ 3位风云人物竟有同坐一席之时。图为：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 孙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一生奔波，费尽心血。
1912年，阎锡山做了山西都督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积极推行孙中山先生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时所制定和颁布的30多条有利于民主政治和民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尤其是禁止买卖人口、提倡男女平等、剪辫子、禁止妇女缠足、改革教育制度、推行新政（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等方面，阎锡山做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正是因为阎锡山在山西根据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思想推行“新政”，才为孔祥熙在太谷以至山西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1915年，阎锡山为了更好地在山西全省推行“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加强实力，当他听说孔祥熙在家乡太谷办铭贤学校取得了很大成绩后，便派人请孔祥熙出任山西省教育厅长。他启用孔祥熙，目的是为了大刀阔斧地整顿山西教育。但是，孔祥熙当时既想到省城供职为阎锡山效力，又怕自己无力承担全省的办学重任；同时也不想得罪教会，舍不得离开铭贤学校。于是便以此为理由假意推辞，表示一定随时提供意见，从旁相助。阎锡山可谓政坛高手，马上明白了孔祥熙的言下之意，当即便任命孔祥熙为山西督军署参议。这一次，孔祥熙再也顾不上教会和铭贤学校了，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去了。
※ 山西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流离失所。
1916～1925年这10年间，孔祥熙奉阎锡山之职可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他协助阎锡山承揽了几乎所有接待外宾的活动。孔祥熙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很谦恭，服务也很周到，这是他的长处。为了迎接外国人，孔祥熙往往是亲自出马到车站接站，经常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同时在外国人面前，他又替阎锡山吹嘘其“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从而使得阎锡山这位督军大人也倍感风光无限。
1919年初夏，华北运动会在太原举行。当时的山西已有了“模范省”之“荣誉”，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国的公使、参赞、武官及随员都前来参观。孔祥熙应邀担任接待任务，还作为向导领外宾参观机关和各学术团体。孔祥熙详细介绍了山西的教育状况和施政措施，替阎锡山做了不少宣传。从华北运动会开幕到闭幕，孔祥熙一直陪着外宾在看台上观看。运动会闭幕后，他又同各国公使畅游山西名胜，瞻仰了古朴庄严的晋祠，还游览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由于孔祥熙的努力，第一次接待外宾的任务圆满完成，外国人对山西这个所谓的“模范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孔祥熙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感激。1920年美国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官再度入山西游玩，孔祥熙又一次出任招待和向导，陪同他们游历考察，晋祠和五台山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1917年以来，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村政改革”。“村政改革”主要从养蚕、植树、水利、天足、剪辫、戒烟6个方面进行，所以亦称“六政”。“村政改革”得到了孔祥熙的全力支持。孔祥熙当时逢人便说：“整理村范地就是实施村政，我们人人有责，尤其是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读书人的知识比常人为高，因此应负责领导重任，而且必须认真从事、广得宣传。”孔祥熙发动铭贤学校的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在寒暑假期间，师生们带着盖有山西都军府及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宣传、讲解“村政改革”。他还告诫铭贤的学生说：“讲话不可疾言厉色，好像是在训斥一般，以免听讲的人产生反感，不愿接受。”孔祥熙认为阎锡山的施政内容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地为阎锡山大肆吹捧。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平地少，素有十年九旱之恶誉。1919年山西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省七十余县夏秋两季干旱少雨，当时灾情十分严重，有不少的县竟颗粒不收。当时北洋政府内外交困，入不敷出，各机关、学校和团体常常一连数月欠薪欠饷，对山西的灾情更是无能为力。阎锡山对此也是异常焦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阎锡山特命孔祥熙速想办法救济灾民。可是又有哪位士绅肯真正拿出钱来救济百姓呢，尽管孔祥熙四处游说，可是效果甚微。最后，没有办法的孔祥熙只好凭着自己在官场上的一些关系，代山西灾民向华洋义赈会请求贷予100万元救济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虽说和孔祥熙私交不错，但因会中贷款的硬性规定要求“任何贷款必须有抵押担保”，所以他也没能帮助上孔祥熙。孔祥熙就想出了“以工代赈”的办法，也就是发动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这个做法为北洋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大难题，从而大大地缓解了山西的社会矛盾。为此总统黎元洪和督军阎锡山分别赠给孔祥熙一块“急公好义”和“扶危济困”的匾额，孔祥熙将它们都送给了太谷教会。
由于孔祥熙对地方公益极为热心，乡绅们对他无不称颂，他本人的威望与日俱增。孔祥熙正是利用这些，和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搭上了关系并且日趋密切。
※ 段祺瑞执政府成员。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却没有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留下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开始了反对北洋政府独裁统治的新一轮斗争。当时的政局阴晴不定，变化无常，因而一些北洋系统的知名将领，如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也主动与革命党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孔祥熙联系，以为不时之需。这倒也正中了孔祥熙的下怀，因为当时，无论张作霖还是吴佩孚都是中国北方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倾向革命，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 张作霖，当过土匪，做过军阀，也曾左右过相当一段时期的政坛。然而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又是一条铮铮铁骨的关东汉子。图为张作霖。
1916年底，张作霖派遣专使持亲笔信和聘书，专程从东北赶到山西，请孔祥熙到奉天督军府担任参议，主持外交事宜，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张作霖作为东北的大军阀，早就知道孔祥熙当时已是山西督军府的“参议”，是阎锡山的重臣和心腹，却还要请孔祥熙北上，是真的看中了孔祥熙“熟悉洋务”而“求贤若渴”，还是有什么其他想法？今天都已无从考证了。
孔祥熙仔细看完张作霖的信件并听完信使对东北情况的介绍后，便陷入了矛盾之中。他衡量再三，觉得自己弃近求远，千里迢迢到东北去为军阀效力不划算，所以在热情接待了来使之后，便请来使转告对张作霖的谢意，又强调自己办铭贤学校的重要性，最后，孔祥熙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谁曾想，这样一来反而让张作霖拉拢孔祥熙的想法更加强烈了。特使之行告吹之后，张作霖又亲自致电孔祥熙，请他赴奉天会晤。孔祥熙虽不想成为张作霖的幕僚，却想和张作霖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今后的革命前途打下良好的基础。况且孙中山先生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交北方的军政要人，和张作霖往来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也是大有裨益的。权衡后，孔祥熙决定北上。1917年春天，孔祥熙准备好礼品，亲赴沈阳会晤张作霖。张作霖视孔祥熙为上宾，并热情接待了他。当听罢孔祥熙不能离开“铭贤”的理由后，张作霖非常失望，但仍劝孔祥熙三思。
在沈阳，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了多次密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定的默契和信任。虽然孔祥熙没有留在张府任“参议”，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情况，并一再地向张作霖表示了自己忠诚之心。后来，孔祥熙在沈阳充任中俄交涉督办驻奉天代表期间，更进一步加深了与张作霖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把孔祥熙视为知己，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首先想到孔祥熙并专函孔氏以请求出面“明示”的举动。可以说，孔祥熙与张家也算是有父子两辈的交情。孔祥熙返回山西之后，同张作霖函电不断以互通信息，彼此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就在孔祥熙与张作霖建立密切交往的前后，另一位当时也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人物吴佩孚，也开始出面极力拉拢孔祥熙为其臂膀。当时，吴佩孚正担任北洋第三师师长的职务。在孔祥熙给他发了一封仰慕恭维的电报之后，吴佩孚深受感动，他平生尊孔，对孔祥熙其人也有所耳闻，知道这位阎锡山的高参并非凡人。当下便提笔复函孔祥熙，邀孔祥熙“出山为助”，代为运筹帷幄。孔祥熙则仍以对待张作霖的态度对待吴佩孚。他回信说：“自己正在兴学救国，手上的铭贤校务丢不得，只能对大帅的盛情好意深表感谢！”吴佩孚大概看出孔祥熙不愿轻易离开山西，也就没有再勉强。不过，就是如此的鸿雁往来和互相吹捧，居然使两人建立了后来曾被某些人赞誉的所谓“神交”。
※ 吴佩孚（1873～1939），北洋军阀首领，山东蓬莱人。
从孔祥熙与张作霖、吴佩孚交往的过程来看，的确是比较复杂且难以用非此即彼的态度来褒贬的。尽管后来的结果在今人看来，已少有积极意义。但起码孔祥熙当初与北方军阀接触及至交往的初衷还是应该肯定的，即当初他的确是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开展军界要人的争取工作，以扩大力量为未来更大规模的中国革命做准备。这一点在最初，孔祥熙的确是忠实执行了，包括后来他对冯玉祥将军的争取工作，也是如此。实事求是地说，在与各方军阀称兄论弟的过程中，孔祥熙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确实也为革命鞍前马后做了不少事情，但这些对孔祥熙来说也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因为他也从中捞到了包括提高声望和聚敛财富在内的不少资本。
只是，孔祥熙毕竟不是那种甘心寂寞的等闲之辈，加之夫人宋霭龄在身后也一直撺掇着丈夫跃跃欲试，渐渐地，孔氏开始不满意“参议”、“帮办”一类的闲职，他渴望正式地跻身政界，以便进一步施展自己的宏大抱负。就当此时，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自天降临般地摆在了孔祥熙的面前。当时担任北京政府鲁案善后督办的王正廷，风风火火地给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当年的同学拍来一封电报，邀他即赴山东济南出任督办公署的实业处长。对孔祥熙来说，一个官运亨通乃至飞黄腾达的好时机自此开始了。孔夫人着装回上海（宋霭龄从太谷返回上海以后，在交易市场大搞投机，迅速操纵了工商业和部分企业的股票，为使孔祥熙一跃而成为政治上的潜在实力人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孔祥熙则准备着去济南的一切事宜。
※ 孔祥熙虽不曾成为张作霖的幕僚，却和张学良成为了朋友。图为年轻时的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