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及“孔”姓，人们的思维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曲阜的孔氏一族。这不仅是因为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大儒对中华文明影响至深，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家族观念在作祟。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孔姓是一家”的说法，位于山西太谷的孔氏一族，自然也不例外。据考证，山西太谷孔氏一族出自山东曲阜小孔村孔氏家族的一支，其祖先是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孔子。山西太谷孔家的先祖为孔宏开，系明代万历年间的三甲进士。由于其学识才华深受上司赏识，考核之后便被任用到山西做官。到山西上任后，孔宏开曾先后在黎城、交城等地任知县，他为官清正廉洁，做了很多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由于继承了上祖孔圣人的“仁爱”遗风，孔宏开为官期间，爱民如子，兢兢业业，深得民心。遗憾的是，孔宏开为开一方民众之兴化，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竟积劳成疾，最终病殁在交城任上。由于平日里清廉为官，家中生活比较清贫，以致孔宏开身后凄凉不堪，妻儿竟无钱为其下葬。最后还是当地百姓及几位乡绅出面，念及孔知县生前政绩功德，自发地出力出钱相助，为孔宏开料理完了后事。此后，孔宏开夫人和幼儿并没有返回原籍，而是追随亡夫落籍山西，后来便逐渐绵延成太古孔氏一族。
孔宏开亡故后不久，清军入关，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政权。受当时忠君思想的影响，孔氏夫人为子孙留下了“不为鞑虏官，不食朝廷俸”的祖训。孔家的后人，自此之后为恪守祖训，遂弃儒经商，自食其力谋生。但身为孔家的后人，太谷孔氏家族每代人中都能出几个饱读诗书，才高五斗之人。由于家学渊源，深受诗书礼仪的熏陶，孔氏一族的人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遗风，所以经商并没有让其大富大贵，只是维持小康而已。直至到了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麟，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才逐渐殷实起来。
山西太谷县程家庄，地处太谷县城西关一带，是一个可以在中国北方农村经常看到的那种自然村落。村风古朴自然，村民朴实和善，也有着中国农民那种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村民们辛勤耕耘着，不仅为了维持生计，更为那“人往高处走”的执著信念。但是在这里由于世风的影响，人们“人往高处走”的信念并没停留在读书出仕的层面上，而注重更实际的东西。中国大地上有两个地方的人特别喜欢说自己的家乡好，山西就是其中之一，随之而形成的便是山西人“守乡恋土”的特殊性格。这种性格的集中表现就是家里有了钱也不愿迁到他乡过一种“吃甜没有醋”的日子，更不想搬到城里过一种处处受束缚的生活。山西人只要富裕了，都爱在故乡的土地上大兴土木，划地起宅，而且还是豪门大院的宅子，这样既壮了老祖宗的脸面，也能在其中过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太谷县的程家村是一个有着100多户人家的小村落，虽远离闹市，但街道宽敞，房屋整齐，家家户户的门庭建筑雕梁画栋，华丽考究。这在当时的中国即使是东部较发达的城镇也是不多见的。这个村子富足的原因是，这里的人家十户有八户经商从贾，逐渐形成了“家家有钱，户户富裕”的景象。通过经商致富，在家乡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是这里村民的共同理念，他们并不受当时权贵商贱思想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虚浮的功名，没有钱财上的富贵来得实惠。
※ 孔祥熙，温文尔雅，一副绅士模样。
※ 图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由其开创的儒家思想绵延几千年。至今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仍有着广泛的影响。 孔祥熙自称是孔子的第7 5代后人。
孔家在程家庄也可以说是一个名门望族，一方面是由于孔家人自己争气，自食其力，凭本事辛辛苦苦挣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受了孔圣人遗风遗韵的庇护，孔家人在村里说话办事都很占分量。孔氏家族在程家村一共有9幢房屋，其中一幢有井，俗称“井儿院”。自当年的知县孔宏开之后，这里的孔氏族人中就再也没有官宦仕途中人。时光流逝，世事沧桑，“不为鞑虏官，不食朝廷俸”的祖训也渐渐被淡忘，孔家的子孙在家学渊源的基础上，奋发努力，满腹学识，自是不甘于被埋没。
首先出来挑战祖训的就是孔宪昌，也就是孔祥熙的曾祖父，他自幼聪慧过人，年少有为，争强好胜，16岁童子试即得头名。血气方刚的少年在族人的鼓励下，准备一鼓作气在接下来的乡试中一举夺魁。然而天不遂人愿，好强的少年偏偏遇上了“既生瑜，何生亮”的竞争对手。当时太谷境内还住着一位圣人的后代，名叫孟洋，系亚圣孟子的传人。两人的学识相差无几，但孟洋的书法却略强于孔宪昌。孔宪昌每天发奋练习书法几个时辰，书法技艺虽然大见长进，却由于长期的疲劳过度，身体越来越虚弱。所谓人意拗不过天意，乡试的前一天，孔宪昌自感身体不适，但为了与孟洋一决高下，第二天孔宪昌还是勉强拖着羸弱的身子赴试。由于精神紧张加上体力不支，孔宪昌当场咯血，元气大伤，未能坚持到考试结束便抱憾先退。最后自然是孟洋荣登榜首，孔宪昌数载寒窗苦读，毁于一旦。事后，他既恼恨自己的半途而废，不能为孔氏一门争光，又自觉愧对孔氏族人的殷切希望。这一恨一愧，使得孔宪昌本来就羸弱的身子垮了下去。回想自己的一时之气，更羞愧于自己的匹夫之勇，孔宪昌悔不当初。故而在临终前，他拉着9岁的儿子孔庆麟的手，用自己的切身体会一字一句地立下了家法：“读书所以致用，凡我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能这样，便是孔家的好子弟，千万不要再应科考试，重蹈我的覆辙，切记，切记！”说完，便含愤而去。自此，孔氏一族的子弟便没有人再敢涉足科举仕途。
当年在山西有两个地方最富裕，一个是祁县，另一个便是太谷，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做“金太谷，银祁县”。这两个县当时都在经营着一种叫做票号的生意。票号大体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但都是属于私人经营的性质。在当时的山西太谷，人们往往是一家几代人都经营着票号。山西票号生意遍布全国，“晋商”和山西票号的名字在全国范围内亦是妇孺皆知。因为晋商就代表着票号，票号就意味着财富。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他的学识人品与其兄本在伯仲之间，只因有了亡兄的遗训和教诲无法违背，孔宪仁只好弃儒从商。不过，凭着他过人的胆识和韬略，不久之后，孔宪仁便一手创办了志诚信票号，当上了票号掌柜。在孔宪仁的精心操持下，太谷志诚信票号的生意迅速红火起来，业务规模也不断扩大，利润年年直线递增。未过多久，志诚信就发展成为当时太谷城内三家规模最大的票号之一。然而，孔宪仁膝下无子，限于票号业务的日渐庞大，加上自己精力有限，孔宪仁只得把偌大一份票号生意，交给了侄子，也就是孔宪昌的儿子孔庆麟来掌管，而他自己则做起了志诚信票号大股东，开始坐享其成。
孔庆麟，孔宪昌的长子，也就是孔祥熙的祖父，字瑞堂。从现存的资料上看，他可以说是一位睿智聪慧且有大眼光和大智慧的有为之士。他满腹学识，又讲究实干，自幼便深受其父孔宪昌的影响，精明强干，富有韬略。志诚信票号，作为太谷孔家的票号，在孔庆麟的苦心经营下，再加上有孔宪仁在背后指点迷津，生意越做越红火。一时间，孔家在太谷县城内有义源盛票号，在北京有志一堂镖局以及会通盛、会通远和义和昌等票号和买卖。此外在广州还有广茂兴、在沈阳有源泉博以及从别人手中买下的太谷三晋源等买卖。最繁盛时，孔家的票号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远至新疆的迪化、蒙古国库伦及至安南（今越南）的西贡和日本等地。当年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原先在北京的义和昌任文书，后来随着孔家生意的扩大，被父亲召回太谷主持义源盛和三晋源的各项买卖。
※ 清末市井图。
※ 曾经的银行由私人来经营，称为“票号”。清同治年间，盛宣怀创立了中国通商银行，此后银行逐渐取代了票号。图为创立时的中国通商银行。
孔庆麟，这个有着满腹学识的山西商人，他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山西境内，他是一个心胸开阔具有远大目光的谋略家。为了不断拓展孔家的生意，他常年不辞辛苦地奔波于大江南北，遍走于国内各大都市及商埠之间，兢兢业业。但是作为票号掌柜的孔庆麟就算是如此辛苦地奔波，却并没有为自己的妻儿兄弟积攒下多少财富。因为当时孔家票号生意的真正老板并不是孔庆麟，而是孔庆麟的二叔孔宪仁，孔家票号的绝大部分利润都掌握在孔宪仁的手里，所以尽管孔庆麟把票号生意经营得如火如荼，但是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所得的收入也不过仅能使得家人的生活达到小康而已。当年很多太谷人提起志诚信票号，只知道票号的老掌柜叫孔宪仁，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孔庆麟实际支撑着票号的局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用在孔庆麟身上再恰当不过，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常年奔波的商旅生涯，使得孔庆麟的见识变得更加广博，心胸也变得十分豁达。在人们的印象中，孔庆麟是一位公认的饱读诗书，文化修养极高的儒商。在生意场上，他从不计较一时一事上的蝇头小利，这在当时中国的旧式商人中是不多见的，因而也备受同行的钦佩。在日常生活中，孔庆麟虽然自奉勤俭，却扶危济贫，热心于修桥铺路之类的善事，因而也赢得了乡亲和族人的尊敬和爱戴。生意场上的奔波，使得孔庆麟一年当中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很少。但每逢孔庆麟自外埠归来之际，总要到众乡亲家中走一走，问候有无需要他帮忙出力的事情。这种热心的性格使得他在家乡获得了极佳的人缘，以至人们不称他为掌柜或老板，而是亲切地称他为“孔先生”。这在旧中国称商人为带有强烈感情倾向“老板”的时代背景下，实属不易。
这位“孔先生”不仅经商头头是道，治家教子也中规中矩。他用儒家思想，也就是自己老祖宗孔子的“仁爱”思想来教育子女。教育他们要遵守祖训，尊师爱长，做到爱人爱己。为了给孩子们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孔庆麟还聘请“西席”为子女们授课。孔庆麟有5个儿子，个个聪慧过人，他们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长大后在商业上都大有所为。只是为了恪守祖训，没有一个去应科考试。孔庆麟还定下家规：儿子不许娶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为媳，以免官府衙门习气凌侵门庭，嫁女则不在其列。为了鼓励子女读书，晓谕他们如何做人处事，孔庆麟别出心裁地亲笔写了一副对联作为家训：“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横批是“虚心味道”。这副对联后来被孔祥熙挂在了他一手创办的铭贤学校的书房里，成为勉励全校师生的座右铭。
正因为孔庆麟的清高和乐善好施，并且“学做了几件吃亏事”，所以他留给后人的资产也区区可数。据资料表明，当年孔家的财产只不过是太谷县北寺石（今武家堡村）大约30来亩贫瘠的土地和程家庄的一处房产。这座祖传的房产由内外两个院子组成，内院属旧式四合院，南北长44米，东西宽12米，东西正房各5间，南房4间，中间为二门，院心只有3米宽。因为院内有口水井，故名“井儿院”。外院有厨房门道和茅草房5间。前面是高坡门楼，面南，屋脊左右置挑角兽。这样的房屋建筑和占地规模，在当时的以经营商业富甲一方而闻名的程家庄只能算是中等小康人家。而且这笔家业要由孔祥熙父辈的5个兄弟来继承分享，我们就可以想象在孔庆麟过世后，子孙们最初的生活在四周皆是富邻的程家庄内有多么得艰辛。
※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和日本签署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马关条约》。它的签署充分反映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图为《马关条约》局部。
※ 孔庆麟为了心中的抱负，常年奔波在外。如同图中的这位小货商一样匆忙地从一地赶往另一地去兜售他的生意。
就是在这种不太富裕的家庭状况之下，孔庆麟的5个孩子慢慢长大了。5个孩子中，排行老三的叫孔繁慈，他就是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1861～1911年），字和亭，号和成，生在诗书世家。他秉承了父亲好文喜墨的脾性，自幼就饱读诗书。再加上父亲孔庆麟的言传身教，孔繁慈的身上可以说集合了中国旧知识分子所有的特点，称得上是一位饱学之士。他还曾经考中过清朝的贡生，但后来也是受祖训的制约和束缚，才弃学经商的。但经商后的孔繁慈仍好文喜墨，笔耕不辍，写得一手好字。在北京义和昌任文书以及后来奉父命返乡主持太谷义源盛和三晋源期间，繁忙的生意场合中念念不忘的仍是读书和做学问。因为醉心于读书、做学问的缘故，孔繁慈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他终生以自己的祖先孔圣人的忠恕思想为最高追求目标，并且一生讲究忠恕，他常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人格言来严格要求自己和他人。即使是在他之后的教书生涯中，他也常用“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来告诫子女和训导学生。在孔繁慈的心目中，只有孟子才能真正领会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并且遵守孔夫子的“忠恕”精神。所以他对孟子及其思想极为尊崇，并常用孔孟之义来教育子女、学生。
不仅如此，孔繁慈作为一名饱学之士，还极为推崇当时的维新志士康有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大大损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为此一些有识之士深感中国要想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变革维新。康有为作为当时一批有识之士的带头人，联合大家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革新。孔繁慈非常推崇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也认为只有变法革新，古老的中国才有出头之日。为此，孔繁慈曾一度积极宣讲变法的好处，以及因循守旧的弊端，这种思想在当地颇受人们的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