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一家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里，蒋经国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坐在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以女主人的姿态殷勤地款待身边的朋友。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同学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
二人毫不避讳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表明身份的意思，而这时章亚若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那天的晚宴，也是蒋经国出面为章亚若饯行的晚宴。蒋经国的这个举动，是很大胆的。当时，刚在政界初出茅庐的蒋经国，已经有些流言对他攻击。为掩人耳目，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男士”的合影照片，装作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的丈夫。”
1942年初春（正月二十七），章亚若在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产下一对双胞胎。由于早产，不足月的两个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日后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小兄弟俩时，曾吃惊于他们两人体型的瘦小。章亚若产下双生子后，便立即以电报告知蒋经国。
※ 两个可爱的爱情结晶诞生了，可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
7天后，她出院时，蒋经国特地赶来桂林，在丽狮路欢喜地等待着母子3人回家。为了纪念桂林，章亚若把自己住所的路名拆开，给两个孩子分别起乳名为“丽儿”、“狮儿”。而蒋经国十分喜爱这两个孩子，又给孩子取了另外一对小名“大毛”、“小毛”，这也显示了他对孩子们的珍爱之情。就这样，他们兄弟俩自懂事起就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
双胞胎兄弟俩满月时，蒋经国来探望章亚若与两个孩子，这次，他还带来了经蒋介石钦定的孝严、孝慈的学名。因为蒋家第三代以“孝”字辈命名。
可是，孩子的出世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或许章亚若对自己“地下夫人”的身份可以不在乎，但是这对双胞胎怎么办？不能永远写上“父不详”吧。章亚若不止一次地告诉妹妹，说她不能让大毛、小毛的身世不明不白。但是，她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会是什么。
1942年8月14日下午，章亚若应约去邱昌渭厅长家参加晚宴，深夜回来时上吐下泻，次日送至广西省立医院治疗，王医师将一针剂注射进亚若的左手血管，几分钟后亚若突然大声尖叫：“哎呀！不好了，我眼前一片漆黑……”然后就昏迷过去。医院院长杨济时说是血中毒，没过多久就宣布“抢救无效，死亡”。在场的好友桂昌宗、桂昌德兄妹及亚若的姐妹懋兰、亚梅认为亚若是被人用毒针毒死的，他们感到异常悲痛、愤怒、恐惧和疑惑。在桂林与亚若有接触的亲友都感到特别悲痛、震惊和疑惑，但没有人敢追问死因。或许，死因只有蒋经国知道。
章亚若的丧礼，蒋经国没去，他只是委托好友邱昌渭，将亚若安葬在桂林东郊七星区白面山凤凰岭。
据曾在公署任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市府任职的徐君虎回忆，章亚若去世前数周，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前来桂林，询问徐君虎何处可以借到车子，他们计划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害死”。徐君虎听后大吃一惊，斥责他们不该有如此自作聪明的害人想法。这两人激动地答辩，指称蒋经国在赣州实行新政，不准人民“乱搞男女关系”，如今却与章亚若有了非婚双胞胎儿子，对外如何自圆其说？他们还担心，此事若张扬出去，被人当做把柄，可能会误了蒋专员灿烂的政治前程。尽管这两位部属“爱主”心切，自以为是地设计着，但徐君虎认为他们不能太嚣张，于是把他们骂了回去，不准他们在桂林做伤天害理之事，没想到章亚若后来还是遇害了。另一位曾在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也认为，他同意徐君虎的推测，可能是蒋经国的手下私自行动，谋害了章亚若。此外，还有人说章亚若，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的。
章亚若去世后，据好友桂辉说，是她亲手捧着被面交还给了神色黯然的蒋经国的。除了这床被面，蒋经国还曾将一块苏联制手表、奥国制真皮皮夹等战时难以得见的珍贵物品，一件件地转送给章亚若。可是人去了，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蒋经国对这段不过三年左右的感情，又是如何看待，对章亚若之死，又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所有人都无从知晓。
所谓“侯门一入深似海”，章亚若无疑是最可怜的，在她还没进入到那个充满了血腥和争斗的权力圈之前，就被当做政治的牺牲品葬送掉了。关于她的死因，随着蒋经国的离世，也成了永远都解不开的“千古之谜”。
对蒋氏王朝中人而言：当权力遇到情感，权力可能永远会占上风。
危难之际“太子”出马
赣南仅仅是蒋经国“小试牛刀”之地，他不会停留在这个内陆省份，同样，蒋介石也不会让他就这样下去。
日寇投降后，为了接收东北失地，对苏联的外交成了当时的首要问题，考虑到蒋经国曾经在苏联留过学，并且在苏联生活过那么长时间，他便成了蒋介石对苏外交的首选之人。但在蒋介石“反共反苏”的顽固政策指导下，任何外交能手也不可能争取苏联的支持，何况是初上外交战场的蒋经国？后来蒋经国谈到这次外交，非常难过地说：“军事行动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丑。”
蒋经国回南京后，郁郁不乐。蒋介石曾打算派他任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因CC系从中作梗，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而没有能实现。蒋经国为此精神上很受打击，心情更加苦闷。据接近他的人说，他变得喜怒无常，动辄挥拳拍桌，斥责部下，有时还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后来，他被任命为全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总督导，老蒋妄想借蒋经国之手做政治工作来挽回日益低落的士气。但是随着“反共”战争的形势如江河日下，蒋经国又召集骨干分子及部分复员青年军，创办“戡乱建国训练班”（又名“戡乱建国学生班”），成立若干“戡乱建国大队”，派往各省担任组训群众的工作，不过他只起了个头，以后就不闻不问了。
这时的国民党军事上是节节失利。仅在一年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就被歼灭了152万；解放军在东北、山东和陕北收复了大片失地，又跨过黄河、渭水，深入到了长江以北的国统区。反观蒋氏政权，由于“反共”战争带来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因此，商人投机倒把，官吏贪污勒索，成了普遍现象。但蒋介石并不认为这是他的独裁统治造成的，他认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并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金融市场成了首先整顿的对象。
1947年8月19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同时宣告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妄图以行政铁腕解决经济危机。蒋经国接受任务后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并说，“问题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
※ 登上“总统”之位的蒋经国可会想起在赣南时的红颜知己？可会想起两个漂荡在他处的亲生子？
※ 翁文灏（1889～1971年），中国地质事业的著名创始人之一。1935年后，到国民政府任职，从此他的人生判然两途。他认为自己到国民政府任职的经历是“平生自问尚无羞”。
这就是蒋经国在上海发动的轰动一时的“打虎运动”。他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
为了从死亡线上挽救国统区的经济，蒋经国把在赣南新政的劲头带了过来。蒋经国心腹爱将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选拔12339名青年，分组成20大队，配合军警行动，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与蒋经国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号相呼应，一并成为传诵一时的格言。
蒋经国对头面人物也绝不手软，第一个被蒋经国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启明在上海滩也是位有后台、有背景、玩得转的人物，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牟取巨额暴利，被蒋经国手下侦破，人赃俱获。蒋经国二话不讲，朱笔一挥：枪毙！接着送命的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尼和稽查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罪名是贪污勒索。
因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被处死的还有后来的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大富商王春哲。被捕入狱的有巨商大贾64人，包括蒋介石的师兄弟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
有位鞋帽公司的老板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前的价格，被蒋经国手下查获，当即罚款1000元金圆券。这位老板故伎重演，托人拿了份重礼去向蒋经国求情。端坐在办公桌后的蒋经国连屁股都没抬，微微一笑，两手一伸：“好，看你的面子，加罚2000元，拿来！”这位老板只好乖乖遵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他已亲眼看到几个同行因与蒋经国手下顶撞，当即都被拉出铺店，拖到街中间当众枪毙的情形。
※ 无论是在当时的赣南还是在后来的台湾，蒋经国都在体察民情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进行着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总是招至不满者的抵制。
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为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而被判了8个月的徒刑。蒋经国也因此获得了“经济沙皇”的雅号。
但是，不久蒋经国便发现扰乱经济秩序的主要是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要想让经济起死回生，挽救危局，就得敢于去碰他们。在杜月笙的检举下，蒋经国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要逮捕孔祥熙的大儿子、扬子公司总经理孔令侃。
但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其他的权贵或许蒋经国可以杀杀他们的锐气，但是孔令侃是谁？这下子可惹恼了宋美龄。宋美龄与孔氏家族不仅是血缘近亲，宋美龄更有不少资产登记在孔令侃、孔令杰兄弟名下，扬子公司有多少大宗买卖是借重宋美龄的权势地位做成的，这些有很多恐怕连蒋介石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掀了扬子公司，等于掀了孔宋财团，宋美龄如何能坐视不管。她立刻打电话给东北葫芦岛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为辽沈会战的锦州战役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接到夫人的电话，还是丢下战事，飞回南京偕夫人转道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刻召来蒋经国痛斥一番，蒋经国虽据理力争，但无奈国民政府与孔宋家族的关系太深，这是不容改变与变化的事实，当场蒋介石命令扬子公司立刻恢复运营，就连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给放了。宋美龄带孔令侃回南京后不久，便安排他乘飞机到中国香港，再飞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扬子公司从此搬到了美国迈阿密海滩。
恢复扬子公司的消息传出没多久，上海物价便开始飞涨了，金圆券也都开始大量抛出市面，人们又开始非法囤积物品，上海经济市场逐渐失控。上海失控，牵动全国，哄抢、闹事、歇业、倒闭、示威游行层出不穷，再加上国民党在内战中一连串的失利，国民政府的情势雪上加霜，翁文灏内阁宣布倒台，并撤换了主张币改、主持起草“一个法令、三个办法”的财政部长王云五，接着限价令取消，黄金白银外币恢复持有，财货登记申报无人提起，金圆券威信扫地，国民政府只有加倍大量印制钞票来弥补这个大烂洞。
※ 国民党的局势已江河日下，蒋经国（中）不知是看到了国民党惨败的势头还是心中自有他事，每日自斟自饮，常常酩酊大醉。
宋美龄的放“虎”归山，给蒋经国的“打虎运动”以致命一击，蒋经国深感有心“改革”，无力回天，愤而辞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职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商人可恨，但是党内的政客更可恨。”他认为，“蒋家王朝”就是被这批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推向灭亡之路的。蒋经国后来对朋友说：“上海经管的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
※ 在政治领域中，当一重权力遭遇另一重权力的时候，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两败俱伤？
※ 国民政府在重大场合上，总是会悬挂孙中山先生的照片，可是殊不知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以及蒋经国的三民主义有多少的差异？
受此打击，蒋经国把自己关在房门内谁也不见，整日以酒浇愁，最后拖到1948年11月1日发表了一篇声明，在声明中表示：“在70天的工作中，非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而加深了上海市民的痛苦。”“蒋青天”终于于5天后黯然离沪，返回杭州的寓所，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就此不光彩地落幕。上海《大公报》在当时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打虎赞》的社论，其文云:“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猪突沸黄浦……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对蒋经国而言，“打虎运动”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件，比起当时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陷入的困境，王朝政权岌岌可危，这才是蒋经国需要担心的“大事”。
这时的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的双重困境，又在考虑“以退为进”，准备第三次“下野”了。下野之前，蒋介石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所谓“未雨绸缪”，蒋介石已经在为“党国”预设退路了。但蒋经国得到任命却没有去上任，而是紧紧追随在父亲左右，开始全面地、直接地参与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务了。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开始安排后路，为以后退踞台湾进行一系列人事安排。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1949年1月5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为“代总统”。
但蒋介石是退而不隐的，实际上依然掌握着所有的军政大权。他交给蒋经国两项重要任务，一是监造定海机场，二是台湾现在经济困难，把中央银行的黄金和白银全部转移到台湾。接令后，蒋经国与陈诚二人分头行动。蒋经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国民党空军总部，突击把定海机场修成了。
※ 蒋介石一共三次下野，每次都隐居在奉化妙高台，积聚着出山的力量。
※ 国民党败局已定，蒋经国跟随在蒋介石身边商议着如何明哲保身。
至于运送这些黄金白银，则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瞒住了“代总统”李宗仁。但是，尽管此事做得极为秘密，还是被李宗仁知道了，李宗仁立即将俞鸿钧撤免，委任财政部长刘攻芸代理中银总裁。3个月后，蒋经国又拍密电将已至香港的俞鸿钧召回，利用他的关系，瞒过李宗仁和刘攻芸，将剩余的黄金、美钞运往台湾。当李宗仁发现，已经迟了。李宗仁大动肝火，他明白蒋氏父子是存心拆他的台，为此，力争数次，要求将运往台湾的黄金、美钞运回。然而，对逼他下台的李宗仁，蒋介石均置之不理。据不完全统计，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277.5万两，同时运走的还有1520万块银元。另1537.4万美元存美国联邦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号。
这批黄金后来在台湾发挥了重要作用。连蒋经国自己也承认：“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话说：‘无粮不聚兵。’如果粮饷缺乏，军队给予就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为“接班”时刻准备着
1950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蒋经国不负父望，进行了军中政工制度彻底改造，在军中恢复国民党团的活动，由党员出任辅导长，各级军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级辅导长的签署始得生效，以严格贯彻对军人的教育、监督以及反情报工作。1952年10月，蒋经国以“总政战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复兴岗宣布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以取代过去失败的三青团组织，这个组织以号召各校青年学生参与“革命救国”为目标，深入各个学校。
寒暑假期间，“救国团”举办各种军事战斗的研习营，让青年怀着革命朝圣的心情深入山间乡野，告诉青年们要以“服务人群”为自己的远大志向。因此，“救国团”组织的青年服务队会到偏僻的农村为孩子们提供义务教学，为老人们提供娱乐，或写信慰问前线战士。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们由“献身服务人群”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正直廉洁的性格，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在引导青年们青春叛逆的本能进入追求社会正义的热情与实践中，“救国团”同时也灌输应对“领袖”毫无条件服从的观念。这套心理训练的技巧使得青年们成为“政治领袖”忠贞不贰的捍卫者，深深影响了一整代的台湾青年精英。蒋经国对“救国团”亦很重视，直到1973年才卸下主任一职。期间他曾被称作“青年的导师”，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
为了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1952年11月，蒋经国的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这些人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
※ 胸怀大志的蒋经国（右）希望在台一施拳脚。
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为宗旨。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日后很多进入军队担任了政治指导员，有些被分配到新闻、文化、出版、电影、表演团体等机构，为重新塑造台湾的意识形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尽管蒋经国表现强势，但是在其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那就是宋美龄。蒋介石虽早已决定交棒给蒋经国，但宋美龄却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她与蒋经国的斗争中，蒋经国几乎没有占上风，而大家长蒋介石对宋美龄也无可奈何，甚至还要让她三分。而在国民党党务改造中，宋美龄更是硬把蒋介石的决定逆转了。
※ 对于一生浸润在荣华富贵和享受无上权力带来的荣耀的宋美龄来说，她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执掌权力的机会。
1953年国民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党务改造。隔年进行“中央”委员党籍总检查，蒋介石指示要开除始终不肯归顺的“中委”，党部上报名单包括孔祥熙、宋子文等13人。下属把公文送交蒋介石核定，第二天，宋美龄就召见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对孔、宋将被除名表达极度不满。隔天，周宏涛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大老板要他以后不要把尚未决定之事告知宋美龄。之后，蒋介石又问周宏涛，蒋经国是否为“中央检查小组”的成员？事实上蒋经国并未列名其间。周宏涛推定，蒋介石这样问，是担心宋美龄疑心开除孔宋是蒋经国的主意。最后，蒋介石把他原本已核定的开除案收回，改为“如无‘附匪’及不法言行者，准予补发新党证”，这才保住了孔宋的党籍。
1950～1960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吴国桢事件”从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他的影响力已经在慢慢超越宋美龄。
※ 孔祥熙与宋家关系至亲，在四大家族中凭借其财富位列榜首。他早在国民政府败局未定前就因在蒋介石面前失宠而定居于美国。
※ 质朴的兄妹之情，长大后却因政治、私利与狭隘的胸襟而水火不容。但在关键时刻，宋美龄仍然维护着兄长的利益，哪怕宋子文早已在美淡泊名利当起了寓公，宋美龄却仍然要据理力争地为他保留党籍。
蒋介石为什么传位给蒋经国而不是宋美龄，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对蒋介石这个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封建独裁者来说，父系权力传承当然是在男性世界进行的。无论宋美龄有多么能干，毕竟不是自己人。而对于后者而言，在与蒋经国之间的争斗中，她无所自处，所以需要通过对孔宋娘家的支持和扶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也许这对宋美龄这位才能出众却身陷于传统豪门父权结构中的女性并不十分公允。两种都是“家天下”的专制理念，但宋美龄希望的这个“天下”，孔宋家能与蒋家共同分享，而不是由非她所出的蒋经国独自享用。
但是，台湾岛内却有一股声音在反对“家天下”、“传位于子”的封建专制做法，“雷震案件”的发生就是这些反对声音最强有力的发言。
※ 胡适口中的言论自由是知识分子期盼的真正自由，也就是这种自由让蒋介石不安，终于胡适付出了到美再也不参与台政的代价。图为：蒋介石与胡适。
※ 一位“总统”父亲与一位“总统”儿子，一个专制，一个民主。
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讲学，在公开的演讲中，他总是以批评共产党为主题，可是在与蒋私下会晤中，胡的说法又不一样了。胡适在日记上写道：“蒋公约我吃饭，7点见他，8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胡适所言并非只是“忠谏”，实际上也是很多知识分子一贯的思路，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言论自由等。一些人不仅诚心诚意，而且身体力行，雷震就是其中少数留在台湾还依然坚持这种信念的人。
雷震，1897年6月25日出生，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主修行政法与宪法。1927年学成归国。雷震先后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了许多要职：南京市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后任全国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1950年在台湾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从以上政治履历中不难看出，雷震一直为蒋介石所信赖和重用。
※ 蒋经国在蒋介石去世后，顺着蒋生前为他安排的道路逐步执掌起台湾的军政大权。
1950年，国民党在台湾进行改造，雷震曾深入参与各项筹划工作，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改造以收揽人心。他邀请了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自由中国》，由初期的宣扬“反共”慢慢变成鼓吹多党政治，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作者，言词日益犀利，成为言论自由的重镇。1951年，雷震在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会议中提出报告，主张废除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和军队党部。雷震与胡适等人的思维一致，他们相信国民党在台湾转危为安的唯一可行之道就是记取在大陆专权的失败教训，彻底开放言论自由，实施多党民主政治，不过国民党当权者的想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正是因为太民主太自由了，让“那些乌鸦嘴”信口雌黄，才破坏了国民党和“领袖”的威信，导致人心涣散，让共产党“有机可乘”。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他故作姿态，透过政府管道表示：婉谢祝寿，要“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雷震等人借此机会纷纷撰文，虽对蒋有所褒扬，但其“进言”也尖锐如刀。雷震的那篇《寿“总统”蒋公》的社论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
由军方及国民党所控制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对“祝寿专号”进行了“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由，大肆攻击《自由中国》半月刊。不过，这些压制更激起了雷震等人更强烈的抗争意志。到了1959～1960年，国民党准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想以此否定“宪法”中第四十七条“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条款，让蒋介石三连任。雷震闻讯后，在殷海光的建议下，召开《自由中国》编委会全体会议，决定以护“宪”为名，公开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此后，雷震又组建新党，出任发言人，还将其纲领刊登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
1960年9月4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罪名是“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尽管这些都是明目张胆地罗织罪名，但政治似乎就是如此。10月8日，雷震被“国防部”军法处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自由中国》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
对蒋氏父子来说，谁要对其专权说个“不”字，等待他的便是吴国桢、雷震等的下场。这一时期，大批的中共地下党人遭到逮捕处决，左翼青年被送到绿岛再教育，社会上充满了政治肃杀的气氛，“政治犯”妻离子散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蒋介石的很多恐怖政策都通过蒋经国实施，蒋经国成为岛内最令人惊恐的名字之一。
这一时期，蒋氏父子对台湾的统治日益严密。败逃到台湾岛后，蒋介石经过多次整肃，不仅逐一排除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而且还通过整顿军队，彻底解决了在大陆时期令他头痛不已的所谓“杂牌军”，使整个台湾岛的军队都变成了其嫡系部队。过去国民党内和军队里派系林立的现象不复存在了，国民党变成了“蒋家党”，军队变成了“蒋家军”。除此之外，蒋经国还掌握、控制着台湾的警察、宪兵和情报特务机构。可以说，台湾岛成了蒋氏父子的一统天下。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鼎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相互渗透，短短几年内，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太子系”逐渐成为台湾政坛最具潜力的政治集团，蒋经国也在国民党组织的最高权力阶层站稳了脚跟，在一片“蒋总统万岁”声中，蒋介石开始试着让儿子蒋经国“主政”。
家国天下梦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台湾。蒋介石的去世，标志着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本来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总统”死后由“副总统”接替，因此，谁来担任这个“副总统”就大有文章了。
1966年，蒋介石选择严家淦出任“副总统”。严家淦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缺乏主见，是个有名的好好先生，并且深谙政治艺术，选择这种人配合自己的专制统治，最合适不过了。于是严家淦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
1969年，“行政院”改组，严家淦提名蒋经国升任“副院长”。1972年5月，蒋介石、严家淦连任“总统”和“副总统”。严非常知趣，到任5天后，即提出自己不再兼任“行政院长”一职，并提名由蒋经国出任。6月1日，蒋经国登上“行政院长”的宝座。到蒋介石去世时，蒋经国已掌握国民党实权，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了，按照蒋氏父子的愿望向前发展。
※ 蒋经国喜欢热闹，总是和朋友相聚，然而当他位高权重之时，这样欢快的场面却只有在回忆中了。
蒋介石病逝的那一天，蒋经国充分表现了其令人感动的孝心。他长跪灵前，“悲拗莫名”，对赶来致悼的“司法院长”田炯锦等人“下跪回礼”，还多次深夜到祭悼人群中去道谢，“孝思不但令人感动，也可为天下为人子者的典范”（台湾“中央日报”语）。从4月8日起，蒋经国还把他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的3次亲笔信《寓理帅气》、《主敬立极》、《精一执中》的影印文，交“中央日报”连载，同时重新发表他过去写的《我的父亲》一文，表明他对父亲长期以来的感谢和感动。
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天，1975年4月6日，严家淦继任“总统”。28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修改“党章”，蒋介石当过的总裁一职备而不用，另设“主席”，蒋经国顺利当选国民党“主席”，仍兼“行政院长”。这样，蒋经国就掌握了台湾当局的党、政实权，严家淦虽然仍是台湾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但只是在等待这一届任期期满后，将“总统”职位这个“烫手的山芋”交出。
石玉在《蒋经国在台三十年》所记的一个小事，颇能形象地说明这一时期的严、蒋关系：“有一天，蒋经国有一件事要亲自去找严家淦商量，于是先由‘行政院’的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的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接见蒋‘院长’？”严家淦的秘书说：“我马上去请示‘总统’，立即给你回电话。”过不久，严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书听到这一句话先是一愣，接下来的话又在他的意料之中：“‘总统’说他出去后会顺道到‘行政院’看蒋‘院长’的，时间最多也是半个小时，请转达蒋‘院长’。”
※ 蒋经国上任后，主抓经济建设，为台湾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图为：已接近完工的高速公路。
《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则认为：“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像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果然，1978年5月，第五届“总统”期满，严家淦提名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5月20日，“国民大会”通过严家淦的提名，“选举”蒋经国为“总统”，父子之间的权力转移全部完成。而当时蒋经国已经是68岁了，已不再轻，这一天来得太慢了，做的准备足够充分了。
※ 蒋介石在世时，蒋经国无论出现在哪里，只要有父亲在，他都只能在一旁默默观望。如今，父亲已去，天下是自己的了。
蒋经国就职的当天下午，即对外发布3点指示：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尽管蒋经国主政之后（不论从担任阁揆或到担任“总统”）的台湾政治形态，仍是情报单位势力无孔不入、思想教育一元化的权威统治。不过，蒋经国的主政，与他父亲蒋介石的作风，已有极大的不同。美国政府对蒋经国的行动充满了好奇和怀疑，毕竟他是干特务出身的，造成了台湾长时间的白色恐怖。
但让人们惊讶的是，当蒋经国真正掌握权力时，也显示了其积极的一面。与蒋介石最明显的不同就是，蒋经国开始了“本土化”运作，启用一些台籍政治精英，让台籍人士崭露头角，逐步走向了“让台湾人治理台湾”的道路。其初任“行政院长”就立即大幅度更动人事，且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阁”。
与此同时，蒋经国知道“反攻大陆”的可行性很低，因此一反过去他父亲“一切等‘反攻大陆’之后再说”的心态，开始推动“十大建设”，预计在5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社会，推动台湾经济向前发展。这种举动显然比蒋介石政治“反攻”更加务实。
虽然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多，遭到了经济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这句话后来也成了蒋经国的经典话语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做？蒋经国的考虑是多方面的。当时的台湾“外交”遭遇重重困难，只有把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台湾民众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价值，这个政权才能稳固。毫无疑问，这些变革造就了台湾历史上的一段黄金岁月。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强力手腕的略微放松，台湾也在逐渐走向“民主”和“自由”。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涌现了许多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了许多，渐渐地，过去那种特务政工一统天下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日渐成熟。
正当蒋经国在台湾声誉日渐升高之际，大陆也传来了和谈之声。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和平统一中国。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信》希望他捐弃前嫌，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
※ 蒋经国（中）在接任父职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台湾人民的改革。
在“内外压力”之下，蒋经国谨慎地推动了几项主要的民主化和开放政策。1986年，他解除了“戒严令”，使台湾出现了难得的民主开放气氛；1987年，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终于决定顺势开放报禁与党禁，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党政治，有的人说，他开启了“现代宪政”的大门。
在蒋经国让老兵返乡探亲，使大批当年随着蒋家撤退来台的老兵得以返乡探亲扫墓时，签署命令的他，却只能在台湾夜半思念去世达半个世纪的母亲毛福梅。
随着蒋经国逐渐步入老迈，身体日渐衰弱，“接班人”的问题变得日益迫在眉睫。蒋经国在1985年12月25日答台湾《时代》杂志时，明确宣布两个“不能也不会”，一个不会由蒋家人的接任；一个不会实行军事统治。对蒋经国来说，这两个“不能也不会”既是顺应潮流之举，也是无可奈何之策。因为蒋经国的三个儿子中，本来作为接班人培养的蒋孝武因为涉及命案，已经远赴他乡了。
1988年1月13日晚8点45分，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台北市民们正在看电视，突然画面中断，荧屏上出现了以下字幕：“‘总统’蒋经国先生，今天下午15时55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悼。”蒋经国的去世太突然，震惊了所有人，尽管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他的身体欠佳，但没想到会如此之快。
下午7时，在“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紧急常委会。俞国华向与会人员报告了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宣布：依据“宪法”，由李登辉“副总统”继任“总统”。晚8时08分，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宣誓就任“总统”。接着，“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全岛哀悼30天。
蒋经国的去世，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蒋氏王朝的结束。不独蒋氏后人悲痛万分，就是宋美龄也悲痛至极，甚至连续4天不思饮食。举行追悼会时，宋美龄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从电视屏幕上，人们看到了哀戚满面的宋美龄坐在那里。这种哀戚不仅是为蒋经国，更是为了蒋氏王朝的凋落。
※ 蒋经国离世了，他的功过自有历史去评说，但他实行的老兵返乡探亲政策，无论原因是什么，终究是一功。图为：蒋经国奉厝大溪陵寝，蒋方良率儿孙送夫婿最后一程。
繁华背后的另一种声音
只要是父子，总免不了拿来相比，蒋介石和蒋经国也成了人们比较的对象。比起蒋介石的高高在上，“天威难犯”，似乎蒋经国更像是一个普通人。或许，蒋经国经历的苦难太多，这种从小的经历和在苏联留学的艰辛生活，更让他持有了一种平和朴实的心态。
早年的蒋经国一向以平民作风自诩，由于他年轻时留学俄国和共产党员的经历，他打心眼儿里很反对政治人物有什么随从人员。一方面，他觉得有随从跟在旁边，做事没有隐秘感；另一方面，他总觉得背后成天有群人簇拥着，实在有违他一贯主张的平民化风格。他后来的随从，是因为出于自身的安全，同时也是蒋介石授意的。
在最早的时候，蒋经国进餐时，旁边是没有任何的服务人员为他服侍的。他是一个非常讨厌人家把他当做大人物来伺候的人。而且，其住所七海官邸的节省程度，恐怕是任何一个“第一家庭”所无法比拟的。从1980年年初，七海官邸每天的菜钱大概就维持在八九百元台币的标准，即使到现在，蒋经国已经去世多年，每日菜钱仍旧不超过千元台币。
蒋经国的勤俭自持，可以从穿衣得到另一个印证。他穿的衣服，很多都是他女儿蒋孝章在美国买了之后，邮寄给他的。只有当新的衣服来了，他才把旧衣服换下。在更早的时候，蒋经国喜欢穿青年装，或是便服，都由办公室的人到台北中华路去定做，西装裤也是由办公室的人量好他的尺寸，而后到外面帮他选购。在衣着上，蒋经国是从不作任何讲究的。他的西装大概穿来穿去就是那么几套，领带也是如此。他和他父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穿用旧的衣物。不过，有一点和他父亲不同，他更不计较衣服的品质，只要实用就可以。
在宴请宾客方面，蒋经国家里更是没有什么讲究，据其侍从回忆，只有几次是称得上比较隆重的宴客场合。
※ 蒋经国喜欢热闹，对朋友更是热情有加。
※ 敬宴宾客时的蒋经国，豪放洒脱。
※ 不顾面前的众人，两人竟相吻起来。可见洋派作风在他们的生活中有多么深刻的印迹。
一次是蒋纬国的儿子孝刚结婚，蒋经国为了给侄子和侄媳庆贺一番，特地在七海官邸以正式全套西餐招待，还请圆山饭店西餐部大师傅到官邸来外烩。再就是蒋经国夫妇1984年的结婚50周年纪念，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到官邸欢聚一堂。大概除了少数几次宴会场合之外，蒋经国夫妇大请宾客请客吃饭的次数就少之又少了。
即使家人或是蒋家第三代有人过生日，顶多是中午在正常的菜肴之外，再加个长寿面，例如酸菜肉丝面、打卤面之类的。这样就算是庆贺生日了，可以说非常简单，绝对没有一般富家豪门的庆祝排场，这是官邸服务人员都有目共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