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形容，“蒋经国身上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他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6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每一次”。不仅仅是马汀，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寓所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豪华。
与幕僚之间，蒋经国也发挥了在赣南的热血精神，私下里跟同事关系还不错。20世纪50年代，岛内的国军部队大力推动所谓的“克难运动”，每年都要选出“克难英雄”，做公开表扬。当年只要是选出了“克难连队”之后，照例蒋经国要到那个部队去和全体官兵吃顿饭。所谓“克难连队”，大都是以连为单位，一个连队一百来人，照例，蒋经国会逐桌敬酒。当年的蒋经国喝起酒来一点都不含糊，要喝就干杯，绝不拖泥带水，几桌敬酒下来，他脸不红、气不喘，由此可见他的酒量确实十分惊人。
这种酒量是如何培养成的，这要追溯到他在苏联留学时期。那段艰苦难熬的日子，以酒御寒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更何况，俄国人原本就擅长喝酒，喜欢喝酒，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也不例外。刚到台湾之初，当时台湾还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知道蒋方良喜欢喝伏特加，特地想办法从香港弄来大批的伏特加，送到蒋经国家里。当时，蒋经国的家里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兴致，夫妻俩总不忘在自家饭桌上，斟酒对酌。
从很多照片能看出，蒋经国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和童心的人，对妻子和儿女的感情都很深。其贴身侍从副官翁元用四个字来形容：相敬如宾。“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有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多是冷处理，双方互让。蒋先生年轻时候脾气很大，真发起脾气来，蒋夫人还是会怕的。我在旁边观察了几次，有时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依蒋夫人指示去做的，但蒋先生骂我们不骂夫人，她看到后掉头就走，或者摆手让我们退下，不要在他眼前晃，让他慢慢消气。他们两个人除了中饭、晚饭在一起吃外，交际的时间并不多，也不容易起冲突。傍晚，夫人陪蒋先生到附近淡水、阳明山等几条路线散步。”
蒋方良，这个长期被隐藏在蒋经国光环背后的女性在众人眼中是什么样呢？正如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在蒋经国死后写给蒋方良的信中所说：“你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虽然贵为蒋家媳妇，又做了‘自由中国’的‘第一夫人’，但我相信你是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人，五十多年来，为了爱，为了追随你的丈夫，你离开了你自己的国、自己的家，那种勇气，那种毅力，那种牺牲似乎很少有人提到。或许近百年来东方对于强人治国、家族执政等事过于执著，虽然妻随夫贵，而你，有意无意间却被一般人忽略……你的一生也是完全奉献给了你的丈夫与儿女……因为你的丈夫将是‘总统’的继承人。虽然你学会了说宁波话，虽然你已50年没有再踏上自己生长的土地，但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接受你，恐怕是不太可能的，我相信这是你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地做这件事。”
事实上，“侯门一入深似海”的痛苦不仅仅是发生在短命的章亚若一个人身上，在蒋方良身上也有体现。她们都深深爱着蒋经国，只不过一个为爱情付出了生命，一个为了爱付出的是青春，甚至自由。
自从嫁给蒋经国之后，蒋方良几乎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她彻底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中国人，一口宁波话讲得比蒋经国还地道。除了天生的容貌无法变成黄皮肤、黑头发外，蒋方良几乎完全成了一个中国妇女，尤其是性格，温柔敦厚，贤良淑德，无怪乎在其50岁生日时，蒋介石写了“贤良慈孝”四个字送给她。
※ 脉脉温情传递中，一笑一颦近相似。
※ 蒋方良，站在男人身后的伟大女性，忘却家乡，一心为夫。
虽然蒋家官邸有佣人，但蒋方良还是喜欢自己动手操持家务、烧菜。住在长安东路时，因为房子紧邻铁道边，除了火车声音很吵外，煤烟灰尘也特别重，蒋方良要经常清洗窗帘，邻人常常可以看到蒋家的媳妇，就像在溪口一样，她用脚踩洗厚重的窗帘。同时，她在后院还养鸡，把鸡蛋给丈夫和小孩做营养补充用。不过，随着蒋经国的权力一天比一天大，他们从长安东路搬到大直七海官邸，直至蒋经国逐步走上权力高峰，他们的家也成了“深宫内院”，从此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在蒋经国的心里，他是非常不喜欢宋美龄这种“现代女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她夺走了母亲的幸福，更因为她干涉权力，包括“打虎行动”以及此后将孔宋的人插入台湾的核心权力圈。在他看来，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彼此都不能逾越界限。据《蒋方良传——凄美荣耀异乡路》作者王美玉所说，蒋方良不准过问政治这项规定，其实刚开始蒋方良也不知道。有一次，有人求蒋方良帮忙，蒋方良就对蒋经国说，某某人退休了，是不是给他安排个职位。蒋经国当场暴怒，拍着桌子指着蒋方良的鼻子说，以后不准你再提任何的事情，有关办公室的事情和你无关，把蒋方良给吓坏了。
蒋方良本来很喜欢打麻将，可是蒋经国当“行政院长”时，有一天跟蒋方良说，不希望人家讲：“‘院长’夫人也打麻将。”就这一句话，蒋方良自此没上过牌桌。至于打高尔夫球的嗜好，也因为一次她乘新的座车去打球，遭蒋经国指责后，便放弃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方良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和乏味了。据陈香梅回忆，早些蒋方良还会跟一群朋友在统一饭店聚会，洗个头、聊聊天，后来蒋方良节省到自己在家洗头，再后来老朋友又一个个老去，使蒋方良封闭的生活越来越乏味。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使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最早，她先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十句。她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有时蒋经国下班回来，她也是坐在那儿，连招呼都不打。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后来，大家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觉得她精神有问题了。
※ 侯门一入深似海，忘却营营将身隐。萧郎却寻知己去，留取一人望红尘。
※ 亲密的婆媳。图为：蒋方良与宋美龄。
※ 曾经的欢笑已不复，曾经的人也在逐渐地缺少着，若同去天堂，天堂里可能相见？
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刚出现时，蒋方良只是在官邸上下到处翻箱倒柜，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弄得到处都是。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她的精神状况时好时坏。为了治疗她的忧郁症，医官特别给她开了些药，以控制她的情绪，不过，她的忧郁症基本上没有攻击性，只是属于轻微的精神衰弱之类的情况。
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蒋方良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开始增多，但她更加少言寡语了。因为她面前还横着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山——宋美龄，而蒋方良要永远生活在这座山的阴影里。蒋方良在蒋经国去世后，生活变得更为不堪，她仅靠蒋经国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经济的拮据使之欲往美国散心而不能，与此同时，还遭到了台湾报纸的非议和种种揣测。后来，她见到宋美龄时，已步入老年的她依然如前地在婆婆面前保持着谨小慎微的态度，宋美龄叹息道：“女人当要强，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束缚自己？”方良答：“我已经习惯了。”一句话道尽了一世的辛酸。
1988年，蒋经国去世，此后短短8年间，蒋方良的三个儿子相继辞世。大儿子蒋孝文在蒋经国走后第二年，因鼻咽癌过世。本被外放新加坡的二儿子蒋孝武挂念年迈母亲孤苦无依，在父亲逝后，积极请调回台，未料在新职就任前夕，突然病逝“荣总”。1996年年底，她的小儿子蒋孝勇也因食道癌在“荣总”过世。蒋孝勇生前曾说过，蒋方良最怕走的一段路，就是从大直官邸到“荣总”。因为她的三个儿子都是在“荣总”去世的。
本来就没有什么朋友，又失去了亲人，蒋方良变得不言不语也不再哭泣。据知情者说，蒋方良经常一个人痴痴地凝望着蒋经国和四个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一个寂寞凄凉的老人，让人无不为之动容。关于蒋经国出轨的事情，直到媒体开始播放章氏兄弟的报道，蒋方良才知道丈夫曾经背叛自己，而且还有两个私生子。一个一世漂泊的女人为自己的丈夫奉献了自己能奉献的一切，却在丈夫身后才最后一个知道他背叛了自己，其打击之重，可以想见。
蒋经国逝世15周年当天，基本不露面的蒋方良意外在大溪头寮出现。当时坐着轮椅的她戴着墨镜，在安全人员的陪同下，她静静地凝视蒋经国灵寝40多分钟才离开。从此之后，直到蒋家后代为蒋方良庆祝90大寿，人们才又一次注意到了这位蒋家仍健在的唯一一位第二代长辈。但此后不久，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因心肺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总”，走完了其漫长的一生。
蒋孝勇生前曾说过，他的母亲蒋方良是一个苦命的女人；而蒋方良的长媳蒋徐乃锦在外界询问蒋方良屡遭打击后的心境时，亦曾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她内心的痛苦到什么程度，那你要再多40岁才能明白。”
蒋方良女士病逝后，照顾她、陪伴她走过最后半年的“荣总”医师黄惠君，回想蒋方良时说，她是一个沉默又听话的病人，有时候半夜有幻觉，以为过世的儿子蒋孝勇、蒋孝武回来看她，还说蒋经国先生要带她去吃饭，从中可以看出她对家人思念之深。
一个不一般的男人背后通常会有一个不一般的女人，蒋方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的面孔虽然是外国的，但思想和心灵却是最“传统”、最“中国”的，无论是在苏联的冰天雪地，还是大陆的挣扎适应，台湾的落地生根，从丧夫到一连失去三个儿子，这位被人称为“没有声音”的台湾前“第一夫人”始终伴随在夫君左右，看尽了繁华凄凉，见证了蒋氏王朝的没落。
※ 丈夫的过世，让蒋方良哀伤不已。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早已将心中的感情化成了一束束回忆的花朵。
半生潦倒终不甘——蒋纬国
有一句老话是“既生瑜，何生亮”，对于蒋纬国而言，这句话最贴切不过了，因为有了兄长蒋经国，终其一生，他都郁郁不得志，生活在父兄的阴影之下。
为什么“一经一纬”，其实涵义很深，蒋介石给两个儿子取名出自古典许敬宗的《定宗庙乐议》“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乙元和。”在蒋介石看来，他不是池中物，终归会一飞冲天，同样，两个儿子在其安排之下，更有经天纬地之才，两个人，一文一武，这是最理想的发展状态。
但是，蒋经国的“太子”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其接班人的地位一旦确定，蒋纬国就注定了是个辅助角色，而不能成为舞台上的主角。正如历史早已言明，自古以来，都是文为主，武为辅，武将军终不过是文丞相的手下，必须要听其命令行事。所以，蒋纬国的委屈和辛酸只能埋在心里，谁叫他出生在帝王之家呢？
与蒋经国确切的身世不同，蒋纬国从一出生就面临着种种置疑，这对于蒋纬国而言，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苦痛。如果连出生都带着虚无和荒谬，那成长又会是什么？
关于蒋纬国的出生有好几个版本。一般认为是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革命党人四处躲藏，以躲避袁世凯的缉拿逮捕。蒋介石和一大批革命党人匆匆登上了流亡之途，再赴日本。由于来得仓促，又不敢抛头露面，蒋介石和戴季陶同住一室。就在这一段时间，二人认识了一位日本少女，不久该女士便有了身孕，但蒋戴两人谁也说不清这即将来到人间的小孩到底是谁的骨血。好在这两人情同弟兄，互谅互让，又考虑到戴季陶在家中惧内，所以蒋介石便认他为子，起名纬国。但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这位日本女士本与蒋介石同居，最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纬国，一个是后来曾任“中信局”驻欧的代表戴安国。因为当时戴季陶无子，所以蒋介石才将其中一个儿子过继给他。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就以肯定的语气写出了这一点：“这个孩子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他的母亲是位穿和服的东瀛女子，是蒋先生在日本留下的中日爱情结晶，自日携回，交姚夫人领养。那位戴安国，过继给后来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的戴季陶先生。”当然这种说法也有人反驳，因为戴安国虽然和蒋纬国关系密切，但从其和蒋介石的相处来看，似乎没有表现任何父子情意的行为。
※ 同在帝王家，三个人三种不同的境遇。蒋经国总是一副忠诚祥和之态，蒋纬国（右）却一脸的不屑。
1989年年初，一些报纸刊出《蒋纬国首次公开谈身世，姓蒋姓戴仍是谜》的报道，说蒋纬国表示“对自己究竟是蒋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谜，迄今亦无法证实”，并“希望能多找点资料弄清楚”云云。“蒋纬国是蒋介石领养的戴季陶之子”，这是民革奉化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炳岳先生听当年教蒋纬国养母姚冶诚学文化的陈志坚说的。她还说，只因蒋介石对纬国视若己出，自家人讳莫如深，其他人也就一直不便泄露，是以至今罕为人知。
据说，在蒋家修家谱期间，蒋纬国曾探问，家谱中有没有写他的母亲。修谱者告诉他，这是根据他父亲的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30年再说罢。”1984年，当蒋纬国上将由“联勤总司令”被贬为“联训部主任”时，他曾面告采访他的记者说，他并不具有“第一世家”的血统。另外，蒋纬国和戴季陶的儿子相貌很相似，而且两人关系甚好，当蒋纬国论及与戴安国关系时，他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这些话，证明了蒋纬国与戴安国的关系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生性坦率的蒋纬国能说出这些话，似可印证几十年来在政坛上有关他身世之谜的传说。
不管这些传言如何层出不穷，沸沸扬扬，但现在随着蒋氏父子的纷纷谢世，这些争论已经没有了意义。
1916年10月6日，蒋纬国出生在日本，此后一直寄居在上海的朱姓和邱姓亲戚家中，直到快五岁时才由姚冶诚领养，称姚氏为养母，在奉化溪口度过了两年快乐的日子。姚氏对纬国极为关心，同吃同住。纬国上奉化幼稚园期间，姚冶诚专门搬到离他比较近的地方，每天亲自接送，从不委托他人。
1924年，8岁的蒋纬国同蒋经国一起随父亲来到上海，进入万竹小学读书。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陈洁如照顾，而蒋纬国还是由养母姚冶诚带着。当时的蒋介石对蒋纬国十分喜欢，还有一句名言：“经儿可教，纬儿可喜。”充分表达了他对蒋纬国的疼爱之情。可以说，小时候是蒋纬国的黄金年代，蒋介石对他的宠爱和关心是溢于言表的，而不是像对待哥哥那样严格。当然，如果从另一种程度来看，可能从那时起，蒋介石的培养计划就很明确，所以才会有所区别地对待两个儿子。
1921年，蒋介石曾在信中这样交代蒋经国：“……为你弟订《儿童书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订书方法，只要告诉他邮寄的地方，叫书坊直接送达便行了。不要忘记！”1924年10月1日，蒋介石又曾手示蒋经国：“……你同纬儿同住甚好，你要时时教导他，做他的一个好榜样。现在上海家中情形怎样？亦须详详细细地写封信来告诉我。至要！至要！”
蒋介石对蒋纬国也是十分钟爱的，1922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蒋介石即把纬国的名字作为与孙中山通信时的代号，“蒋纬国”即蒋介石。
※ 相传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但从蒋介石从小对他的溺爱来看，此说还有待考证。图为：戴季陶。
※ 蒋经国一家祖孙三代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中，而蒋纬国却因为蒋介石的不曾垂青而地生活在蒋家的背后。
蒋经国、蒋纬国虽然并非亲兄弟，但小时候感情还是可以的，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曾颇有感慨地谈及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二人幼时随其父亲蒋介石转战各地的生活片段。1925年以前，蒋介石还只是一位青年军事将领，还没有获得全国性声望，一年到头南征北讨，有时就带两兄弟在身边。在外作战，一切食宿都很简陋，蒋介石睡觉时也仅能在临时搭的行军床上，碰到冬天天气冷，没有暖和的炕可以睡，蒋介石的行军床太窄，兄弟二人只能有一个人跟蒋介石一齐挤在床上，而另外一个必须睡在冰凉的地上。蒋介石就给两兄弟订了个协议，要他俩轮流在床上睡。有时候，蒋纬国在地上睡了一夜，醒来时嘴唇发紫，蒋经国会走上去揉揉他的脸，拉着他的手，教他跳跃暖身。
俞济时的记述应当不是凭空杜撰的，由此可见这兄弟两人幼时感情甚好。1933年，17岁的蒋纬国本想追随父亲，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不料暑假期间因为割扁桃体，流血过多，医生叮嘱，不能此时从军。蒋介石为此专门安慰蒋纬国：“既然决定做一个现代的职业军人，不妨先打好理工基础，懂得政治、经济、社会之后再为伍。”就这样，蒋纬国进入了东吴大学读书。他主修物理，辅修数学家。为了争取时间，他以两年的时间在东吴大学理学院赶完了理科。1936年秋，又奉父命入东吴文学院攻政治、社会与经济。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纬国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携带朱家骅介绍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1938年冬入慕尼黑军校接受军事教育。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后到美装甲兵训练中心研习装甲战术。
※ 蒋纬国与蒋介石显然缺乏默契，拍照时他虽目光炯炯，却看向了另一边，似在思索着什么，可是他的身世之谜？
※ 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蒋介石而言，他更看重的是嫡系。蒋纬国就在他的这种观念中，变为一个似有若无的影子。
此时，由于蒋经国远在苏联，且“专门”和蒋介石作对，蒋介石自然心中不是很高兴，所以对蒋纬国更是关怀体贴，而后者更不无自豪地说：“从小父亲就是我最好的师长、最要好的朋友！他只要在家就会教我读书、陪我练字，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从不曾打过或大声责骂过我。是对或错，他都会清清楚楚地从正面教导我，我们之间没有代沟！我最记得，每当他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他遭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他身边，以纾解他所承受的压力。”
1941年，蒋纬国回国。蒋介石让他到胡宗南所辖的第一军第一师当连长。这以后，蒋纬国便靠自己的能力在部队的阶梯上一步一步地登上去了。
这段时间是蒋介石和蒋纬国的“蜜月期”，等到蒋经国归来，蒋纬国的位置便开始淡化，逐渐成为蒋氏王朝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
蒋介石本来有这样一个想法：其百年之后，蒋经国子承父业，继任“总统”，蒋纬国以上将“监国”，一个主政，一个主军，形成双保险。但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二人的性格和在政坛的“表现”，蒋介石最初的想法改变了。在蒋介石看来，一山不容二虎，不能双峰并峙，否则会引起兄弟阋墙；同时蒋经国经过逆境，性格坚毅内敛，为人处世颇有乃父之风，而蒋纬国半生平坦，性格外露，缺乏锻炼。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蒋经国是自己真正的嫡亲儿子，蒋纬国在血缘关系上还差那么一点。自古以来便是“嫡长子继承制”，深受儒家正统封建文化影响的蒋介石对此更是心领神会，牢记在心，所以才会在“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做出选择。
尤其是来到台湾后，蒋介石更是全面培养栽培蒋经国。蒋经国的“太子”和接班人地位已经是昭然若揭了，而蒋纬国的发展只被限制在军界。即使这样，1961年，蒋纬国到了45岁才被晋升为陆军中将，仅在少将军衔上干了12年，而蒋经国早在1950年41岁之时就已经是三星二级上将了，其地位真可谓是天渊之别，判若云泥了。
而1964年的新竹湖口“装甲兵第一师”副司令赵志华将军的哗变事件，更是给蒋纬国的发展戴上了紧箍咒。
所谓“湖口兵变”，实际上是一场“兵谏”，发生于1964年1月21日。那天上午10时许，“国防部”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衔）在湖口装甲基地，召集“装甲第一师”军官训话。赵副司令激情满怀，力斥“政府”和军界官员贪污无能，生活腐化。他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号召全体部队跟他一起，开到台北去，“清除‘蒋总裁’身边的坏人”。
训话完毕，赵志华当即询问他的部下们：“谁敢跟我去？”见台下鸦雀无声，就随手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空连开两枪，大声重复道：“谁敢跟我一起去？”紧接着，周围的特工人员一拥而上，将其押进了司令部。
这个惊心动魄的消息，立刻惊动了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他当即命令湖口以北的陆军，装甲兵，桃园、台中机场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层层戒严，严阵以待。一时整个台岛人心惶惶，如临大敌。
按当时“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回忆录的说法，湖口事件“既不是兵谏，也不是兵变，是装甲兵副司令一时糊涂而造成的”、“他对蒋纬国的某项措置不满”。至于蒋纬国对于赵志华的解释，则认为他有“精神分裂”、“很内向”、“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不很开心”，又因想向陆军总部借三万台币买房子，但公文被装甲兵司令郭东压下未往上呈报，乃铤而走险，在全师装备检查时发表讲话，号召兵变。
但这件事因为有了蒋经国的插手，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蒋经国本来就对蒋纬国看不顺眼，再加上蒋纬国深受继母宋美龄的喜爱，蒋经国这位“太子爷”就更把蒋纬国看成“眼中钉”了。蒋介石所了解的事件经过，全由蒋经国向其报告，而相关军官的处置，也完全采纳蒋经国的建议。于是，这次政府迁台以来第一次将领号召哗变的事件，被蒋经国按谋反案处理，主角赵志华先判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78年保外就医，不久去世。服刑期间，蒋纬国常去探监，照顾其家属，后来还为其料理了后事。
虽然，蒋纬国不同意上级的处置方式，但在蒋经国强势主导下，只能沉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为此，他的政治前途搁置浅滩，因为赵志华是蒋纬国一手提携的将领。从此，“总统”蒋介石不再信任他，认为他“不识人”，蒋纬国见父亲的次数和时间大为减少；蒋经国更厌恶他，从此，这位留学德国的蒋纬国离开了部队未曾再带兵，而他的中将官阶也整整挂了15年，直到1975年才晋升上将，并出任三军大学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复历任“联勤总司令”、“国防部”联训部主任。当蒋纬国届龄退伍后，蒋经国让蒋纬国出任了只有虚名而无实权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自湖口兵变之后，在父兄的心里，蒋纬国成为“不堪造就之才”。一次，“陆军总司令”刘安祺与蒋经国一起吃饭。蒋经国对刘说：“纬国这个人你要好好辅导，他做人做事不稳当。”刘安祺奉经国之命，只好硬着头皮管了管这些家务事。刘为此专门告诉蒋纬国：哪些脾气要改，哪些行为要注意，否则对扩展前途很不利。蒋纬国自装甲兵司令部调至陆军总部之后，蒋介石亦曾向刘安祺表示：“你要好好管教纬国。”
※ 自古帝王家，腥风血雨争王位，终有胜者，终有隐士。蒋纬国就是蒋家的隐士，他胸有凌云志却不得施展。图为：蒋纬国与大嫂蒋方良、侄女蒋孝章。
蒋纬国常幽默自嘲地说：“我是中将汤（一种治月经不调的药叫“中将汤”，在台湾很多妇女都用这种药），长年都需要！”当蒋介石去世，蒋经国继任“总统”后，蒋纬国又幽默地说：“我这个中将汤总算高升了！”当有人问他高升何处，他说：“我原来是蒋‘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了蒋‘总统’的弟弟，这难道还不算高升吗？”此语虽是玩笑，但不无凄凉之意。
※ 无限凄凉意，从那一笑中全部泄露（右为蒋纬国）。
类似的关于蒋纬国的幽默之语还有很多，与蒋经国不同，他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平时为人随和，爱开玩笑。他曾因此而被一些人看成“没出息”，但就是这种“没出息”的平民作风，使他成为蒋氏家族中最为民众所接受的人物。
1983年3月，蒋经国在一届“国大”七次会议上蝉联“中华民国总统”。时任国民党“三军联勤总司令”的蒋纬国代表军方表示拥护蒋经国连任。在接着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蒋纬国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又开玩笑说，他是唯一有资格唱《哥哥爸爸真伟大》这首歌的人。
蒋纬国结交的朋友面很广，从企业名人到影视名流，都与他熟识友好。这种过于好动的个性，让蒋经国颇为不满。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蒋纬国的郁郁不得志处处突显。正如某媒体所言“正是因为深感不得志，蒋纬国才只好转为娱乐自己、娱乐大众，于歌台舞榭中排忧解忿”。
与蒋纬国压抑的事业相对应，他的婚姻道路也是坎坷不幸的，他的第一任妻子石静宜的死亡更是成了千古谜团。这验证了，任何事情一旦阻碍了权力和利益，可能最后都不是什么好结局。从章亚若到石静宜，为什么她们的死亡原因都不能公开，或许不用说，大家都能明白。
蒋纬国和石静宜是1944年在西安的一个晚会上相识的。那时蒋纬国在胡宗南手下当连长，石静宜则在西北农学院学习。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是西北首富纺织大王。有一天，石凤翔为了招待空军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会，陆军出身的蒋纬国因和西北设计陆空联合作战组织有合作关系，所以亦在被邀之列。那天，石家二小姐石静宜是石家的总招待，因此蒋石两人得以相识。
石静宜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透着一股直率和纯真的气息。她开朗大方，没有一丝富家小姐那种矫揉造作或故作矜持，蒋纬国一见就喜欢上了她。蒋纬国的开朗性格，以及待人热情和风度翩翩的个性，也吸引了石静宜。两人可谓一见钟情，很快就坠入了爱河。此时蒋纬国已30岁，到了蒋委员长允许他结婚的年龄，于是两人相恋不久，便禀告了双方家长。蒋家和石家原就有通家之好，对这门婚事双方家庭都很乐意。
1944年冬，两人在陕西王曲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常宁宫举行了婚礼，婚礼由胡宗南主持，并借用胡宗南的招待所作新房，蒋介石没有时间来参加婚礼，但送来了两句话：“好好治家，家和万事兴。”
抗战胜利之后那一段日子，蒋纬国夫妇最大的娱乐就是参加舞会。由王叔铭将军负责的空军指挥所在他们居住的附近，那里经常举办舞会。舞会给蒋纬国夫妇带来了不少的快乐，但也带来了遗憾，石静宜因此而小产了。蒋纬国曾遗憾地回忆道：“静宜第一次小产，就是因为跳舞所致，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跳舞时发现不对，回来就流产了。”
而此后石静宜的难产，对蒋纬国的打击更大。他把妻子生下来的死胎泡在药缸里面摆在家里，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才把死胎送回医院。此后石静宜的心脏便开始有毛病了，身体日渐衰弱，腹部疼得要靠止痛药及安眠药才能入眠。
过了不到五个月，“国防部”应美国邀请，派陆军主要兵种的将领组团访问美国陆军相关的干部教育与部队，这个团由徐培根上将带队，“装甲兵司令”蒋纬国也是成员之一。访问结束，全团搭美国军机返台，中途在日本东京落地准备过夜，蒋纬国接到至友蒋有琛的电报，内容是：静宜病危，速返。蒋纬国立即搭乘民航班机返台，当他回到台北，石静宜已经病故。
对于石静宜的死亡，蒋纬国后来回忆道：“后来我听家人和我岳母说，情形是这样子的：在我回来的前一天，她吃了三颗安眠药，想要好好睡一觉，好在第二天到机场欢迎我回来。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中心诊所，由医生给她洗胃。我岳母赶到医院探视，医院的人告诉岳母，说静宜是想服安眠药自杀，后来静宜醒了，我岳母就问她为什么想不开。静宜说：她没有啊，她只吃了三颗安眠药。接着她就想坐起来。但她要起身时，有四个医护人员，都是男的，进来按住她的手脚，不让她起来。她努力挣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瘫下不动了，不再挣扎了，在场的人连她母亲在内以为她又睡着了，其实是她心脏病突发。再叫她，才发现她过世了，她母亲一直在旁边。”
关于石静宜的过世，外面颇有一些传言，有传言说，她有吗啡瘾；也有传言指蒋纬国夫妇想在10月31日那天让孩子出生，作为献给蒋介石的生日礼物，结果反而误事；还有传言指称是因她走私美金被蒋中正赐死，蒋经国派人置她于死地，以及她是自杀身亡等。
※ 蒋介石“一经一纬治天下”的美好愿望，随着蒋纬国的逐渐失势而成为泡沫了。此后的蒋纬国也只能隐其身后，用自嘲来宽慰。图为：蒋介石（前排左一）、蒋经国（前排右一）、蒋纬国（蒋经国身后者）。
不管怎样，伊人远去了，但蒋纬国还一直怀念着她，他生前曾回忆道：“我们结婚后，我奉调到青年军当营长，石静宜和我一起来到汉中军营，我们和张慕飞排长夫妇同住在一个破庙中。这么一个富家小姐，能够跟着我跑，随身只有一个炭炉子及两个锅子，一个煮饭，一个烧菜，每天做饭给我吃，她毫无怨言。”
※ 蒋纬国在政治上的失势，导致了他在生活上极其热情，广交朋友。图为：蒋纬国挽着正在补妆的嫂子蒋方良。
蒋纬国为了纪念这位原配夫人，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旧址，办起了“静心小学”和“静心乐园”，把装甲兵子弟中学改为“宜宁中学”，“宜”取自石静宜，“宁”是南京的简称。他还在台中办了一所“静宜女子英专”，并兼任“静心小学”和“静宜女子英专”的董事长。当时这样做虽然与军队的有关规定不相吻合，然而蒋纬国却兼任了二十余载，直到1976年才在蒋经国的一再劝说下，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
失去了石静宜，蒋纬国一度悲恸万分，曾发誓不再娶妻。当他的第二位夫人丘如雪降临到他身边，才使其重新燃起了爱火。以年龄而论，她比蒋纬国小了整整18岁，比蒋家的第三代长子还要年轻。也许是老夫少妻的缘故，更是为了保护丘如雪安全，蒋纬国总是让她躲在蒋家重重的帷幕之后，不让她抛头露面。
丘如雪的英文名字叫Ellen，媒体常称她为丘爱伦。丘如雪是个中德混血儿，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中国人。在二次大战中，丘如雪与母亲失散，随父亲留德，并由前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总局长顾问丘秉敏抚养长大。1950年，丘秉敏把妻儿从香港接到台湾居住。来到台湾之后，他们的生活在当时还称得上富裕。丘如雪性格单纯而沉静，喜欢读书和了解新鲜事物，和丘家人的感情十分深厚，所以在丘家备受家人的宠爱。
1957年的一天，丘秉敏携丘如雪参加一个聚会。在舞会上，中德混血的丘如雪以她独特的美丽和高雅的气质，吸引了在场的所有来宾，蒋纬国认为她“惊若天人”，于是便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对于丘如雪与蒋纬国的恋爱，丘家成员纷纷反对，他们十分明白与蒋家沾上关系后的后果，何况蒋纬国比丘如雪整整大了18岁。为了把丘如雪与蒋纬国分开，丘父硬是把丘如雪送到日本读书，好让她冷静下来。但是，虽然相隔千里，蒋纬国的猛烈情书攻势一点也没有减弱，两年后丘如雪最终还是成为蒋家的媳妇。
丘秉敏为了成全这个女儿和女婿，也毅然做出了较大的牺牲，他决意淡出仕途，远离台湾这个是非之地，到美国过起了隐姓埋名的日子。蒋纬国十分理解岳父的一片诚心，当即许诺结婚后一定让丘如雪远离政治，尽情地享受爱情的欢乐。而且他是言必信，行必果，十分珍视这份迟来的爱。由于年龄之间的差距，他们之间的感情既像夫妻，又像朋友、兄妹，甚至父女。
※ 自古红颜多薄命，侯门里的红颜能够长久地生存下来实在不容易。
但是随着岁月的变更，不知从何时起，蒋纬国夫妻开始长期分居，丘如雪住在美国，并常与宋美龄来往。蒋纬国则独自一人在台，过着单身的生活。直到蒋纬国病重，她才返回台湾。
1997年9月22日，蒋纬国去世，本来就日渐凋零的蒋家王朝越发风雨飘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