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蒋孝文降生在遥远的冰雪之地——苏联，蒋氏有了自己的第三代传人。此后蒋孝章、蒋孝武、蒋孝勇的出生，更是让其祖父蒋介石满心欢喜。这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延续，更是权力的绵延。
命运多舛——蒋孝文
按照中国的传统，长子长孙总是要背负很多的责任和义务，尤其在大家族里，长子的地位更是从其出生就决定的，蒋经国自不例外。蒋孝文，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孝文，就会想起那段年少时代携手共艰危的日子。
父亲如此，祖父蒋介石更不用说了。蒋孝文是蒋家的长房长孙，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是万事定于一，元者为大。所以，他对长孙的期许是可想而知的，在孝文小的时候，蒋介石就经常和他一起散步，借以熏陶他的志趣。可是，这位“皇长孙”并不理解祖父和父亲的苦心，每每做出的事情和长者的期望大相径庭，以至于最后让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幻想。
孝文上学的时候，父亲蒋经国严禁他在老师、同学面前说出自己的特殊身份，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并不知道他就是正牌的“皇孙”。后来，负责看管孝文的副官多嘴，鼓励孝文去和老师说自己的家世。果然，机会来了，老师问孝文家里都是做什么的，孝文按照副官的说法回答：“祖父在做‘皇帝’，父亲在做专员。”这一来，白白挨了蒋经国一顿狠打，副官当然也不能用了。
※ 蒋经国因为第一个儿子的到来，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将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孝文的身上，此时的孝文似心有灵犀般地回以父亲浅浅的微笑。
应该说，蒋经国对孝文管教得非常严格，只要孝文犯了什么错误，总是难逃蒋经国的一顿训斥甚至鞭打，而这种打也不是做做样子，真正是往死里打。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可能便是如此。所以，孝文最怕他的父亲。
尽管蒋氏夫妇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们的收获却极其有限。在最艰难的时代里，孝文越过大半个亚洲大陆，跟随父母回到祖国，可是，这些颠沛流离的经历没有让他学会惜福，反而变成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骄横无礼。
据说，有一次，蒋孝文在台北统一饭店喝了酒以后发酒疯，在饭店大吵大闹，起先是摔了一个酒杯，当时有位管理人员不晓得孝文是何许人也，就过去制止他，孝文喝过头了，不但不理会饭店工作人员的制止，反而开始砸玻璃、掀桌子，把所有在场的客人都吓跑了，还把店里所有可以摔的东西都摔烂、砸坏，最后在侍卫人员的劝解下，才离开了现场。
后来，餐厅的负责人气得不得了，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蒋经国，说孝文把他的店全砸了。连夜，蒋家就派人去清算孝文到底砸坏了多少东西，按原价赔偿。
如果说这可能是个传说，那么他差点用枪误杀人的事件则是确定无误的。
孝文从小就对枪支很有兴趣，高中时，他住在长安东路官邸，那期间更是枪不离手，经常把玩左轮手枪之类的武器。行伍出身的蒋介石对此不但不禁止，反而很高兴，因为这颇有他的影子，老蒋都支持，自然没有人敢去制止他。蒋介石还鼓励蒋孝文去打靶、练枪法，因而孝文把手枪当成了随身宝贝，除了去学校，常常是腰间别把左轮手枪。
某日下午，有位便衣卫士李之楚刚好下班，回到宿舍休息，一进门，就见孝文一个人躺在床上耍弄着他的左轮手枪，孝文看见李之楚进门，就喊了一声：“不准动！”然后把枪口对着李之楚瞄准。李之楚平时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为孝文是在开玩笑，就随口一句：“唉！别随便拿枪对人乱指，会闹人命的！”孝文一时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轰的一声，孝文竟然扣动了扳机，一枪刚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李之楚当场就倒在血泊中。送医急救后，幸运的是李之楚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蒋经国大概怕有人说闲话，就把李之楚想办法弄到了高雄的建台水泥公司去服务，也算是为自己儿子的一时失手向他表达歉意吧。
1955年，蒋孝文念到了高中三年级。蒋介石考虑，孙子学习成绩太差，即使“教育部”照顾他上大学，成绩也跟不上，长辈们更是脸上无光。另外，蒋还考虑，在台湾这种环境里，对蒋孝文的成长没有好处，不如将他送到美国去，没有优越感了，就会好好学习。但如何将这个“混世魔王”送去读书，却成了难题。因为此前局势紧张，很多要员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外国就读，为此蒋经国还在一次集会上，大骂那些将高中生送往外国留学的国民党官吏。由于蒋氏父子的反对，从1953年起，台湾的高中毕业生再也无法赴美留学。如果蒋家违反这一规定，岂不是授人以柄？
“教育部”部长张其昀为此苦苦思索，该怎么办才能既不犯众怒又不违背上意。考虑来考虑去，觉得用当局的公款——奖学金送蒋孝文去留学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但用奖学金不能只奖励一个人，必须选派一小批，这样岛内才不致掀起波澜。最妙的办法是现行规定不废除，“教育部”重新下一通知，说根据需要，台湾拟派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去美国上大学，希望大家报名参加留学美国的考试，然后择优录取。
这样，台湾“教育部”赶在1955年全岛大学联考前，在台北进行了一次应届高中毕业生赴美留学考试。蒋孝文当然参加了这次考试。10天之后，成绩出来了，蒋孝文只得了161分，与要求的成绩差一大截，但张其昀决定不公布分数，只公布录取名单。发榜之前，“教育部”召开了一次留学生“考试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全部统一口径，强行将蒋孝文塞进了录取名单中。
※ 母亲看着自己辛勤培养的孩子在逐渐长大成人，心中几多欢喜。图为：（从左至右）蒋孝文、蒋孝章、蒋方良、蒋孝武。
※ 有『混世魔王』之称的蒋孝文和母亲在一起时，竟也乖巧地坐于母亲身后。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其他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家长透露了这个消息。1955年7月24日，香港《自由人》公开了蒋孝文赴美留学的内幕。此文一发表，立即在港台两地引起了轰动，各界人士纷纷指责蒋氏父子和台“教育部”。由于风波闹得很大，蒋经国不得不出面公开向外界宣布，他儿子蒋孝文已放弃留学，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此风波平息后，蒋介石还是通过另外的途径将蒋孝文弄到了美国。
就是在美国，蒋孝文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徐乃锦。徐乃锦小名“南茜”（Nancy），生于1938年，母亲是德国人。中西合璧的她，鼻梁高挺，美貌出众。她有一个声名显赫的祖父——反清英烈徐锡麟。徐乃锦的父亲徐学文是留德博士，在德国结识了徐乃锦的母亲徐曼丽，两人回国后在上海成亲。在台湾期间，徐学文曾担任“樟脑局”局长，为官清廉，为人内向耿直，颇得蒋经国欣赏。徐乃锦的母亲徐曼丽热情好客，乐善好施，对女儿的影响很大。
徐乃锦是蒋家媳妇中学历最高的一个。中学毕业后，她先到德国学德语，然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心理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进入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进修戏剧。她精通中、英、德、法四国语言，为今后在“女青会”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蒋孝文与徐乃锦的少年时期，蒋徐两家是邻居，俩人两小无猜。后来他俩又在美国旧金山求学相遇，并且相爱，看来是天意。在徐乃锦升大二前，他们决定结婚，徐乃锦从此正式加入了“第一家庭”，那年她才22岁。
关于二人的成亲，还有一段趣事。据说当孝文和徐乃锦的恋爱消息传到国内，蒋经国为此欣喜不已，立刻致电蒋孝文，建议他好好珍惜，再交往一段时间，不妨一边成家，一边念书。不过，没想到徐乃锦的家人反对这门婚事，认为蒋孝文是花花公子，嫁给他很难保证将来不会闹纠纷，女儿的终身幸福没有保证。但徐乃锦坚持己见，她认为蒋孝文秉性不坏，只是脾气急躁了些，所以才惹出了一些是非。为了阻止这门婚事，徐家家长要徐乃锦休学回国，蒋、徐两家为此一度闹得有点僵。但是，蒋经国最后使出一个高招，使得徐家无法再反对。他轻车简从，提了一篮水果，亲自到徐家求亲，使得徐家大为惊讶，认为这实在担当不起，因此不看僧面看佛面，准许了这门婚事。
徐乃锦与蒋孝文成婚后不久便怀孕了，不得已回台待产，在生下女儿蒋友梅之后继续赴美念书，完成学业后，与蒋孝文双双回台。从那时起，蒋孝文开始从政。蒋介石父子虽有恨铁不成钢之感，但栽培之心始终不死。为了让蒋孝文取得行政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便派他担任了台湾电力公司桃园区管理处处长。有一次，大概是和太太有点口角争执，便出去喝酒解闷。哪知道他喝醉以后，心中情绪一时不能发泄，就开着官邸的一部美制别克汽车，沿着中山北路一路急速奔驰，最后，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出了一场车祸，把那辆别克车撞得面目全非，连方向盘都给撞歪了，孝文自己也受了伤，门牙全部撞断，满口鲜血，后来只好全部装假牙。
蒋孝勇曾说，父亲为了劝大哥戒酒，想“身教重于言教”，自己首先戒酒，然而费了那么大的劲，蒋孝文仍然秉性难改。
1970年，蒋孝文因为宿醉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后来虽经抢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受损，从此，蒋孝文的举止犹如四五岁的孩子。而市井之间对蒋孝文的病情更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得了西贡玫瑰、国际梅毒，有人说他早已残废，变成植物人……种种臆测不一而足，越荒诞越有人相信。
※ 有了弟弟的蒋孝文俨然一个小大人，准备成为弟弟们的榜样，但是他却没有做到。
※ 侯门中的“皇子皇孙”因生活优越，家人宠爱，往往会养成骄纵叛逆的性格。蒋孝文就是这样一个“混世魔王”。
本来，在蒋家的嫡子当中，孝文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如果在一个平实的环境中成长，应该可以独当一面、成就不凡，但是谁让他出生在这样一个煊赫的环境？蒋孝文昏迷后不久，蒋经国到医院去看望他。望着昏迷的儿子，蒋经国禁不住悲痛万分，不停地对爱子喃喃呼唤：“爱伦（蒋孝文的英文名）！爸爸对不起你！”蒋经国的愧疚主要是因为孝文遗传了蒋经国从毛夫人遗传来的糖尿病，或者这就是命运。
※ 扮演成印第安酋长的蒋孝文与大鼻子妈妈，母子乐趣横生。
蒋孝文的突然生病，最伤心的还是比他小3岁的妻子徐乃锦。这是她毕生最大的打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徐乃锦最后决定留在丈夫的身边，她说“否则我会一生不安”。为了这个决定，徐乃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往后的日子里，爱情逐渐远去，责任继之而来。她不再依靠他，反而成了他的依靠，在蒋孝文18年的病榻生涯中，徐乃锦始终细心地呵护、照顾他。在她的努力下，蒋孝文的病情有了好转，智力也开始恢复。蒋经国去世时，蒋孝文出现在父亲的灵堂前，当时的模样仍然不失健康。但是，两年后命运之神再次给徐乃锦以重创，蒋孝文还是因喉癌不治而去世。
“她是一位爽朗的女性。”一位徐乃锦的朋友说，“自蒋孝文病后，她表现出了女性少有的坚强与独立。”了解徐乃锦的朋友分析：“她的童年受母亲影响甚大”，是她童年看着母亲无私照顾朋友的亲身感受，使她在丈夫病发后，能够长期如一，毫无怨言。她经常说：“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积极的，再大的挫折都不能放弃，上天总会给我路走。”
在照顾蒋孝文之余，徐乃锦将自己的很多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中。24岁时她就加入了“台北女青年会”，数度代表“女青会”参加国际会议，为发展中国家捐助钱粮。在她的领导下，“女青会”不仅越来越壮大，还竞选连任了由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世界女青年会”执行委员。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蒋家媳妇不能工作的规矩自动取消，同时蒋孝文庞大的医药费也须自筹，所以徐乃锦从此开始正式扮演一个职业妇女的角色，自食其力。她辞去“女青会”会长职务，转任理事长，然后与朋友合办“公元投资信托公司”。徐乃锦说，她自己并不真正缺钱，她“只想活得有尊严，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从前没有机会试，现在可以试了，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
蒋友梅是蒋孝文和徐乃锦唯一的女儿，她生下来没多久，因为父母双双到美国读书，她一个人在台湾由蒋经国、蒋方良带大。蒋友梅7岁时，蒋孝文已卧病在床，因此蒋经国和蒋方良把更多的爱给了这个长孙女，而蒋友梅也不负众望，聪明伶俐，深获蒋经国、蒋方良宠爱。蒋友梅童年时期，蒋经国和蒋孝文夫妇尚住长安东路18号，蒋经国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必定是“友梅，grandpa回来”，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
在蒋家，几乎没有人敢和“地下总统”蒋孝勇对抗，但蒋友梅却是个例外。蒋经国晚年视力不好，对外界的消息不太灵通。为了父亲的身体着想，蒋孝勇曾经吩咐蒋家上上下下不要把有关蒋家的负面消息告诉他；但是蒋友梅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她把外界对蒋家的责骂一字一句地念给蒋经国听，好几次都让蒋孝勇怒不可遏。这也能从侧面反映蒋友梅的性格。
※ 已长大成人的孝文，在女孩子面前也多了几分绅士的风度 。
※ 蒋孝文去世后，徐乃锦一个人颇感孤寂，蒋友梅常常回来陪母亲。蒋友梅与祖母蒋方良之间的关系很亲密，犹如母女一般。图为：蒋友梅与蒋方良。
蒋友梅高中毕业就被送到英国去学习艺术，毕业后，母亲不让她回台，原因是怕回来后会再次掉入“特权”之中。蒋友梅便在银行兼职，并取得了剑桥大学的艺术博士学位，在绘画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蒋经国和蒋孝文相继远离人世后，蒋友梅成了徐乃锦心中最大的“人生瑰宝”，她经常与母亲在电话中谈心。1996年，蒋友梅觅得如意郎君英国世家子弟逸恩生，1997年，产下一子。
父母的最爱——蒋孝章
“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这句话用在蒋孝章身上是最贴切不过了。她不仅是母亲蒋方良的贴心小棉袄，更是蒋经国、蒋介石夫妇的小小解语花。
1937年，蒋经国夫妇偕一子一女（爱伦与爱理），千里迢迢从苏联回国，蒋介石一见中俄混合结晶、金发碧眼的孙女就顿生喜爱之情。蒋孝章也落落大方，并不像一般小女孩那样羞涩不敢与大人接近。按照中国旧习，生子是弄璋之喜，生女只是弄瓦之喜。但因为蒋介石特别钟爱孙女，一反常例给这个孙女取名孝章，把她看做美玉。为什么呢，物以稀为贵，因为蒋孝章是蒋介石唯一的孙女。
不像自己的哥哥蒋孝文那样跋扈，蒋孝章从小就听话懂事。上小学的时候，蒋经国不放心让蒋孝章吃外面的餐食，便让司机中午为蒋孝章送盒饭，蒋孝章却不希望被同学视为特权阶级，坚决要在学校吃饭。最后司机只得将盒饭放在学校门房，让她自己去取盒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她很少坐汽车，宁愿骑脚踏车去上学，并且对周围的人彬彬有礼，从不摆小姐架子，这些都使她受到了蒋家侍卫和服务人员的尊重。
孝章心地很善良，可是个性和脾气却相当倔强，蒋经国在家谁都不怕，就怕他的女儿孝章发脾气。只要是孝章不愉快，蒋经国官邸就会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蒋经国更是食不知味，非要把孝章逗笑了，蒋家的低气压才算解除。通常，只要孝章发起脾气，蒋经国就会叫好友王叔铭到家里来，一起把孝章哄到台北的“空军新生社”，一块儿吃顿饭，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孝章心情缓和下来。
在兄弟中间，蒋孝章更是“救命稻草”。蒋孝文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曾道：“那时我非常顽皮，时常惹得父母生气。父亲一生气，就会把我绑起来打。挨打的时候，唯一可以救我的人，只有小妹孝章。父亲最喜欢她，她又懂得向父亲撒娇。她扑到父亲怀里就万事皆无了。她是我可靠的避风港。最怕的就是她上学不在家，那就没有人能‘救’我了。”由此可知，蒋孝章在其父心目中的地位。
从大陆到台湾的三四年后，蒋孝章已是16岁的大姑娘了。她“长得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人见人爱。”她是混血儿，既有东方女性的贤淑之气，又有几分欧洲女子的洋味，很有魅力。1957年，蒋孝章中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攻读英国文学。临行前，蒋经国生怕爱女在国外无人照顾，就重托了当时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他的家庭在美国。俞大维接受使命，立即打电话到纽约的家，要儿子俞扬和尽心照顾蒋孝章。就是这样，母亲蒋方良还是不放心，非要亲自伴送女儿到美国。她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看到女儿诸事妥帖，才放心回了台湾。
这样一来，月下老人的红线就把一对青年男女——蒋孝章和俞扬和紧紧系在一起了。
关于两个人的相爱历程，由俞扬和、蒋孝章两人署名的《俞扬和与蒋孝章红宝石之路》中有最详细的阐述。之所以叫“红宝石之路”，正是为了庆祝二人结婚40周年，正逢“红宝石婚”。
在文中，俞扬和回忆了自己和蒋孝章的初遇：“1959年近圣诞节，孝文、孝章兄妹俩初次来美，先至华盛顿特区舍下作礼貌性造访，旋即转往旧金山。适余正和第二任妻子因生活习惯不尽相同，意见也不合，致情绪低潮，歉未尽情招待，更谈不上深刻印象。当他们在旧金山出现困难或发生些问题时，求助无门，便打电话来舍间，那时候义不容辞，我设法帮忙去解决。后来我因业务到美西，顺道来旧金山看他们和代解决问题，三人在一起吃过几次饭，才算正式相识。就在这时，与孝章不知为什么就是那么契合融洽，显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此后常在电话中聊天，似有说不完的话，很快便建立起来情感。如果说‘千里姻缘一线牵’，那这根线应该就是电话线了。”
※ 儿时的蒋孝章就已亭亭玉立。
当二人恋爱的消息传到国内，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很简单，俞扬和曾经离过两次婚，比蒋孝章大一二十岁。于是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俞扬和是个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具，有的说这是一场政治婚姻，蒋经国为了拉拢“国防部长”不惜用女儿做牺牲品。
为此，俞扬和在回忆中提到，“（我）自问于心无愧，自信‘真金不怕火炼’，不必他人传话，决心单枪匹马回台北亲向经国先生禀报，接受挑战。话再说回来，我也据实禀报如何与第二位内子因生活习惯不同及意见不合而协议离婚的往事。虽未听他老人家任何评论，但见带有同情的表情，沉思一会后又说了一句似极平常实非平常的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未加以解释，实却代表了千言万语的内涵。而他老人家似意犹未尽，嘱再说下去，猜测其定想了解什么？便大胆直率地坦陈‘孝章与我在美国一东一西，人格保证不敢越雷池一步，可请孝章回国体验，证明如有越轨行为或言之不实，誓愿接受任何处分或横遭雷击’，蒙即赐复‘不必这么说’，但相信以经国先生之超人智慧、经历及经验，对当初所闻和我所说必然也很易于查证过，才完全改变了对我的观感。”
1960年，蒋孝章22岁，与俞扬和在美国旧金山结婚。蒋介石与蒋经国不好轻易出国，宋美龄身体又不好，主持婚礼就由蒋方良来担任。她带着蒋介石给孙女的亲笔贺信，还有一份数额不小的礼金来到美国。婚礼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仅有双方家长与少数亲友，但仪式是隆重的。第二年，蒋孝章与俞扬和的爱情就结了硕果，生了一个男婴。蒋介石亲自取名为“祖声”。
※ 蒋孝章已出落得宛如童话里的公主，细心地切着蛋糕，父亲在一旁微笑地注视着，从中可以看出，父亲对女儿的呵护与期望。
※ 蒋孝章依偎着母亲，无限柔媚。
蒋友梅和俞祖声共同分享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宠爱，蒋介石和蒋经国每见到两个孩子在一块玩儿时，便笑逐颜开，一手搂一个，一男一女，一派享尽天伦之乐的景色，好不快乐幸福。
俞祖声慢慢长大，蒋经国的爱心始终未减。这可以从蒋经国在他亲撰的《守父灵一月记》里找到一点端倪。他在1975年5月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外孙祖声是一天真、诚实而又聪明的孩子。在余居丧期间，接获其所写初中毕业作文，题为《我的外祖父》，读后甚感安慰，文中说：‘这位在我脑海中留有许多印象的人就是我的外祖父。我的外公总是遵循一条哲理，那就是往者已矣，把握现在，来者可追。他认为文明是在进步的，更重要的是他尊重列祖列宗所创造的历史。我的外公有一个习惯，他每天把他的活动思维保持记录。
※ 母亲一手搂着哥哥，一手扶着妹妹，看着慢慢长大的儿女满脸的喜悦。哥哥似在向母亲撒着娇，而蒋孝章却自顾自地想着心事。
微胖的身材配上中等的个子，他的体重整整有140磅，黑色的头发夹着花白，他的头发老是由前额向后梳，红润的面额加上饱满的鼻子，更衬出外公的性格，他的姿势仪态与举手投足随他的心情而有不同变化。他不只是我的外公，亦是我的好朋友，说真的，他真的是我一位十分亲密的良伴。’此14岁孩子，从其作文中，可知其何等有条理和热情。祖声曾有数次在慈湖侍外曾祖父一起餐聚散步，今日父亲在天有知，闻外曾孙已经长大并如此聪明，必甚安慰。”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足可以看出蒋经国对外孙的喜爱。
尽管蒋孝章深受蒋介石、蒋经国的宠爱，但她从不恃宠而骄，当蒋经国打算安排俞扬和到台湾做“华航”总经理时，蒋孝章坚决拒绝，她要远离政治核心，之后便与俞扬定居美国，但每年总要回台湾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探视父母、祖父母。每次她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她不愿大肆声张，甚至连亲友也不知道她回来过。
※ 有情人终成眷属，掩不住的甜蜜。图为：（左起）（前排）蒋介石、宋美龄、（后排）俞扬和、蒋孝章、蒋方良。
※ 穿起旗袍的蒋孝章，高雅动人，父亲对这个唯一的女儿极尽宠爱，和蒋孝章在一起，父亲总是一脸笑容。
虽然不能常回台湾，但蒋孝章和父母常常用书信联系。她的信并非只是问起居，内容非常广泛，有时还和父亲探讨一些政治、哲学等问题。这时父女的关系就变成了朋友间的切磋学问。
这些点点滴滴在蒋经国1975年的日记中有很好的体现，“7月7日日记：章女来信中录有西方格言一段，含意甚深，试译如下：若求生活无忧无虑，劝你切实把握今朝，放下昨天的错误和挫折，撇开明天的阴云暗影，莫把时光徒用于杞人忧天或遐思幻想。切记每寸光阴都是生命的片段，应为造物之神奇而欣喜并心存感激，用欢乐与信心去迎接人生。……9月13日日记第十条：近来与章女通信中，常常谈起哲学上的许多问题，章女说：‘人生的价值，不只是在与人共享欢乐，而更是在与人共享苦难。’这两句话，反映出了我的人生观，在今后的岁月中，余将不遗余力，为苦难者多做工作，以慰我不安之心，面对敌人不足惧，面对困难不足忧，只怕自己不努力，不肯上进耳。”
蒋孝章的话，居然成了父亲自励的格言、座右铭，可见女儿在蒋经国心中的地位。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蒋孝章返回台湾参加丧礼，此后一去不回，与台湾缘绝了。2004年蒋方良去世，蒋孝章因为身体患病不能返台，从此更与故土遥遥远望了。
与蒋家的其他人相比，蒋孝章无疑是幸福的。尽管出身无法选择，但命运有时可以由自己决定，或许这就是聪明的她为什么远离政治旋涡的最大原因。
强硬的“二殿下”——蒋孝武
1945年4月25日，蒋孝武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此时正逢抗日战争即将结束。蒋孝武的降生给这个在战乱中辗转迁徙的四口之家平添了一丝欢乐。蒋孝武与他哥哥蒋孝文有所不同，蒋介石每每端坐在沙发上看着孙子们嬉闹时，就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主意多，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为什么哥哥叫“孝文”，弟弟叫“孝武”？原因很简单，正如当年蒋介石安排蒋经国、蒋纬国一个学政治、一个学军事一样，也是为了巩固蒋家天下。
蒋孝武并没有在大陆待得很久，四岁多，就随父兄来到台湾。小时候的蒋孝武和哥哥一样调皮，无论在台湾长安东路读小学，还是后来在士林地区上中学，哥儿俩比试的不是彼此的学业成绩，而是如何在恶作剧般的游戏中进行不懈的较量。
其实为什么蒋家弟兄会顽劣至此，父母教育不得当固然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们生存的环境实在太优渥了。他们心中都清楚，即便不像贫困学生那样去拼命攻读学业，即便他们将来的成绩一塌糊涂，也绝不必为自己将来的前程担忧。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将来、他们的生活前景，其实早有人在暗暗替他们做了精心的安排。正因为如此，本可以努力学习的蒋孝武，也像兄长蒋孝文那样，在学业上始终处于中下等水平，到中学毕业前夕，学习成绩已经滑到了全班最低的位置。
在台北读完中学以后，蒋介石就把蒋孝武送到了德国的军事学校，但蒋孝武对军事的兴趣远不如对政治那么浓厚，于是他自作主张改到慕尼黑政治学院政治系研究政治。学成归来后，蒋介石和蒋经国便将希望寄托在了蒋孝武身上，因为蒋孝文身体已经残废。
※ 战乱的年代，让母亲身心俱疲，蒋孝武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莫大的欣悦。
※ 孝武出生在战乱时期，父亲忙于战争无暇照顾他们母子，见面有时也是匆匆一瞥，所以蒋孝武与父亲有些陌生。
“二太子”归来，得到的重视非同小可，蒋经国已经为他铺好了一条从政之路。蒋孝武被安排在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身边学做人做事。赵聚任是赵恒惕之子，严孝章是严复的孙子，他们是蒋家的“自己人”，跟着他们，一来蒋经国放心，二来蒋孝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国民党的党营和公营事业，差不多都和“辅导会”脱离不了关系，26岁那年，蒋孝武在“行政院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担任顾问，这是重复父亲走过的从政之路（蒋经国就是在这里当了8年的主任之后，开始进入地方各个行政、经济部门的）。此后，蒋孝武又在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和“组织工作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工作过。
短短几年，蒋孝武进入了好几个核心部门，虽然职位不高，但蒋经国依照蒋介石培养他时所采取的原则“不求名分，但求实质”，对儿子进行密集的锻炼和培养。1979年，蒋经国对蒋孝武又进行了特殊安排，让他进入“国家安全会议”，这个机构是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在父亲的监管下，蒋孝武的行为比过去规矩多了，再加上父亲是“总统”这样的背景，他的政治行情一路看涨。
※ 孝武本应成为蒋家的第三代领军人物，可他后来只能到异国他乡去找寻一时的安宁。可见政治，从来都不能是一帆风顺的。
※ 蒋孝武（左）是蒋介石眼中的“鬼灵精”，蒋孝勇（右）却是宋美龄的最爱。
同时，蒋经国还安排蒋孝武进入文化新闻界。1976年起兼任华欣文化事业公司董事长，后调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翌年转派台湾广播电视事业协会理事长、“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新闻党部常务委员。1980年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应该说，这时的蒋孝武是“春风得意”，仕途顺利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1984年的“江南命案”掀起了轩然大波，也阻碍了蒋孝武的政治升迁。
1984年10月15日，作家江南在美国旧金山市郊区家中被暗杀身亡，如果只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本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但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著作，这件事惊动了整个美国新闻界。
江南，原名刘宜良，祖籍江苏。少年时期即随家人离开镇江赴台湾读书，并以优异的成绩在台湾大学毕业，投身报界，江南因他的生花妙笔和一篇篇有影响的文章，而跻身于《台湾日报》的名记行列。
由于江南反对台湾当局的强权政治，在当了几年新闻记者后，愤而赴美。江南先后在纽约和旧金山等地求学，在美利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继续以笔名江南在美国几家主要报刊不断发表各种文章，一时在美国华人范围内声名鹊起。
从1960年起，江南在美国开始筹划写作《蒋经国传》，经过十余年的准备，包括他本人数次到祖国大陆，自费沿着蒋经国从前的足迹所及之地，进行一次长达几千公里的长途采访，最后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蒋经国传》一书初稿。
※ 蒋经国精力充沛，一天的劳顿后，也还能和孩子们玩耍得如此快乐。
※ 蒋经国与孙女蒋友兰、孙子蒋友松在蒋经国的办公室里合影。
1980年，《蒋经国传》首次在纽约一家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上连载。影响颇大，海内外大为震惊，因为当时的蒋经国还是个神秘人物，出版他传记本身就是个震动。况且江南书中所写的内容，在当时还是读者们鲜为人知的。台湾当局在无法买断书稿版权之后，又派人秘密飞到旧金山，和江南协商设法在公开发表时除掉书中涉及蒋经国私情的内容。其中包括要他删掉涉及蒋孝文和蒋孝武的相关内容。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江南作了必要的妥协，同意删除一些敏感的情节，但他仍拒绝把这部书稿换成巨额美金，不出单行本的建议。不久，在美国出版界友人的大力支持下，《蒋经国传》英文版在美国面世！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台湾当局仇恨的人物。
于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指派第三处处长联络竹联帮头领陈启礼，指使两名竹联帮打手吴敦、董桂森潜匿到旧金山江南住宅的车房里，开枪打死了江南，从而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江南命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我们强烈谴责这种恐怖主义的卑劣行径。”而美国政府发言人声明说：“台湾情报机构成员参与此事，在美国土地上谋杀美国公民，显然是十分严重的事件。”经过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查出了竹联帮的打手为直接杀人凶手。美方要求引渡陈、吴二人未果，于是向新闻界透露已掌握一卷陈启礼为防万一所录制的录音带，证实有“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介入其中。
蒋经国闻讯大怒，于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并于1月13日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涉案。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绰号“白狼”的张安乐，与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的“背影”（匿名），在洛杉矶台湾人社团举行了“江南命案座谈会”，向人们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国民政府”虽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胡仪敏、陈虎门徒刑2年6个月，但是蒋孝武的名誉永远“毁”了，人们不再相信蒋孝武，他成了众矢之的。
为了改变蒋孝武的形象，尽快平息这场风波，蒋经国不得不于1986年3月将蒋孝武派往新加坡任“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此外，蒋经国并进一步宣布从未考虑蒋家的人继任“元首”一职，“经国的家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这也是无奈之举。
为什么替儿子选择新加坡，蒋经国自有考虑，因为台湾与新加坡关系非常密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经常来台北，他的母亲更不时喜欢到台湾小住，1985年11月以前，李光耀来台北，轻车简从，绝对保密。早在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时，这两位便已成为相当亲密的好朋友了。每次李光耀来，蒋经国总是陪着他到处走，台湾本岛及外岛几乎走遍了，连大陆脚下的金门，他俩也常去。出于二人交情的考虑，蒋经国要把儿子外放，唯有新加坡最令他放心，也唯有新加坡对蒋孝武最欢迎。
在蒋经国死前一个月，蒋孝武结束了台湾假期向蒋经国拜别，那时虽然种种迹象显示蒋经国的病情愈来愈恶化，可是，现实的环境却必须逼迫蒋经国做出决定，让二儿子蒋孝武远离台湾，而蒋孝武似乎也从医生那儿隐约知道蒋经国的病情，所以，他红着眼睛到蒋经国房间拜别，然后怅然离去。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同年4月，台湾部分“立委”就提议叫蒋孝武到“立法院”去澄清“江南命案”。蒋孝武顿感世态炎凉，失去蒋经国这座大“靠山”后，他在政治上再也不能东山再起了。此情此景，使蒋孝武萌发了退隐之意，1991年他终于卸下职务，回到台湾，但此时病魔却朝他走来。同年7月31日，蒋孝武患慢性胰腺炎去世，年仅46岁。他的去世，间接向世人表明：掌握台湾政局40年的蒋氏家族正式退出政治舞台了。
与蒋孝武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相比，其感情生活相对要多姿多彩些。
蒋孝武的原配夫人是瑞士籍的华侨汪长诗，汪父曾是台湾“驻欧外交”人员，二人是在留学德国期间认识的，后来相爱并步入结婚礼堂。可是，双方性格的倔强为彼此的婚姻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 蒋孝武的出走新加坡，蒋经国的让位，都是无奈下的退让之举。“蒋氏天下”就这样在风雨飘零中终结了他的政权。
据蒋介石身边的侍卫介绍，一次清晨，蒋经国在慈湖守灵，汪长诗要来见他，大家都很纳闷，汪长诗有什么急事，什么时候不可以见面，偏偏要在清晨见蒋经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可是等到汪长诗出现，大伙才知道，原来是汪长诗和蒋孝武闹别扭，情况闹得很僵，非找蒋经国出面不可。慈湖方面知道了大致的情况，在汪小姐没来慈湖之前，就通知了蒋孝勇，叫他前来做调解人，希望能够缓和孝武夫妇的僵局，可是，孝勇调停无效，只有请蒋经国亲自出面了。汪长诗还是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也承诺要负责找孝武，要他向汪长诗低头赔不是。可是，孝武何许人也，岂会如此软弱，根本就不理会汪长诗到慈湖告状这码子事，对父亲蒋经国的劝说也是有如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
还有一次，汪长诗从海外过境台北机场时，蒋家亲戚希望孝武能够去机场接机，这样，汪长诗在孝武给面子的情况下，二人的僵局还可以打破。可是，哪知道蒋孝武对亲友的这个计划，根本不屑一顾，觉得自己是堂堂“总统”家庭的第三代，别人应该来向我低头才对，哪有堂堂男子汉向女人低头的道理，因而，根本连机场都懒得去。如此一来，汪长诗在机场等不着孝武，一气之下，愤而离开台湾，从此和蒋孝武分道扬镳。
俩人生有一女名蒋友兰，一子名蒋友松，一双儿女住在台北。汪长诗固定在寒暑假回台湾，看看儿女们，奇怪的是和蒋孝武这时却成了不错的朋友。
离婚后的蒋孝武感情生活依然很丰富，周旋于他四周的名女人包括影视歌星之多，自不在话下，而他的再婚问题一直为人们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蒋孝武与郑绵绵的婚谜。郑绵绵是菲律宾华裔郑周敏之女，她凭着顽强的奋斗精神，创造了商场奇迹。据说，1984年4月，蒋孝武在菲律宾，有人目睹他与郑绵绵挽手散步，进而传出他俩秘密结婚的消息。这位郑家大小姐，其家业遍及全球，而以台港地区和新菲为重点。她能在20多岁芳龄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企业王国，一方面是她父亲的有意安排；另一方面，与她的勤奋好学有关。为了保有其庞大产业，也为了郑家在大笔资金转进台湾时不被虎视眈眈之人侵蚀并吞。有人说郑家大小姐想嫁给蒋孝武，但这段姻缘没成。还有人说，郑家在菲岛结交权贵本可稳定自己根基，但最大的靠山却是当时的反对党阿基诺一人，自从阿基诺返国并被暗杀于机场后，郑家顿失依恃，不得不暂退出吕宋，并把财产转移到台湾，以保其财产基业。可惜这段婚姻的真实性有待查证，有的人干脆说它是“地下婚姻”，但不管怎样，本来就很神秘的蒋孝武越发莫测了，成为城中人议论的热门话题。
※ 蒋友松的婚礼，一派喜气洋洋。
※ 晚年的蒋介石和孙子们嬉戏时竟也如此开心，可是孙子们几乎都令他失望了。
蒋孝武第二次公开的婚姻对象是台湾省籍女子蔡惠媚，蔡惠媚的家世很好，是台中县清水的名门望族，在海运界颇具知名度。蔡惠媚在家中最小，清纯美丽，活泼可爱。本来在经济上，她根本没有必要外出赚钱，但因缘际会，蔡惠媚却成了孝武尚未离婚时，女儿友兰的英文教师。
为了赢得美人归，蒋孝武改变了以往的强硬个性，在行为和生活步调上，都慢慢做了微妙的转变。可见，爱情的力量在这位时人视为“太子”的身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蔡家本身是台中的大户人家，根本没必要去攀蒋家这门亲戚。而且，台湾人对蒋家基本上是有着十分歧异的看法，加上孝武过去在政坛上的一些风风雨雨，蔡家自然早有所闻，所以，女方家长起初对这门婚事的兴趣不大，要不是孝武苦苦追求8年之久，感动了蔡惠媚，恐怕这门婚事永远都不会成功。
蒋经国对蒋孝武的这桩婚姻，非常重视，而且这是蒋家头一次和台湾籍人士结姻亲，自然更为重视，何况孝武有离婚记录，蒋经国怕孝武再有失足记录的话，势必引起社会更为负面的批评。所以，父子两人为此曾经做了一番深谈。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后，这才要孝武以蒋经国本人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母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了蔡家二老，并且借着茶叙的时间，由蒋经国、蒋方良夫妇，亲口和蔡家二老把亲事定下来，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
蒋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由于蒋经国不能出台，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孝武的婚礼。对蒋孝武而言，与蔡惠媚在新加坡生活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曾说，在狮城，他可以自由地在最热闹的马路上逛街，就算是穿一条短裤也没人会注意。他的开心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有了蔡惠媚，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蔡惠媚加入了他的生活，随他出席各种正式聚会，也陪他穿着短裤、趿拉着拖鞋上街吃小吃，这样的生活真是难得的惬意自在。
蔡惠媚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把母爱都给了蒋孝武前妻的孩子友兰和友松。她对两个孩子十分疼爱，两个孩子同她相处得也十分融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母亦友。
本书最初成稿时，蒋友兰、蒋友松姐弟都在欧洲读中学，同生母汪长诗住在一起。蒋孝武1991年病逝时，尚未满18岁的长子蒋友松返台奔丧，曾向传媒坚称：“蒋家第四代不会从政。”或许，政治真是伤透了这位蒋家第四代长孙的心。
蒋孝武壮年早逝，比任何人都痛苦的是他年轻的妻子蔡惠媚。她除了拥有与蒋孝武共同度过的15年相知岁月外，几乎一无所有。她曾对家人说：“孝武死了以后这些年来，我从未真正走出悲伤，我只是学着如何处理悲伤。”每逢蒋孝武的忌日，蔡惠媚都会准备一束鲜红的玫瑰花，细心整理后再送到亡夫的墓前。那些年，她也刻意回避新闻媒体的追踪采访，只有在每年公公与丈夫的忌日，才会陪同婆婆蒋方良短暂地露一下面。或许，对于她来说，平淡生活才是最好的。
最后的“贵”族——蒋孝勇
蒋孝勇出生时，蒋家政权正处在多事之秋。1948年10月，蒋孝勇出生在动荡不安的上海。此时的国民党政权正摇摇欲坠。父亲当时正忙于“打虎”，焦头烂额，无暇旁顾，母亲为了生他大出血，几乎性命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