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陈洁如，蒋介石则是连蒙带骗解除了这段婚姻。当蒋介石将这桩政治婚姻告诉她时，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按照蒋介石的说法，陈洁如先去美国进修五年，回来之后二人还可以再续前缘。而这时两人的婚姻，才不过6年时间，他们的关系开始于上海，亦结束于上海。
※ 一场为世人众说纷纭的婚姻登场了，接下来的岁月，一位女性以她独有的才华活跃在了以男性为主的政坛上。
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在张静江女儿黛瑞莎和海伦陪同下，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去美国。船到日本神户时，日报还登“蒋夫人搭轮赴美”的新闻。但当轮船航行在太平洋上，无线电广播了上海各报刊载的“蒋中正启事”，声明自己与前几任妻妾脱离关系，宣布宋美龄为自己的合法妻子。陈洁如听到这个消息，本来就因旅途劳顿而灰暗疲惫的心更如刀剜一般，几次要跳海，均被护送者劝阻。陈洁如到美国后，许多记者一度尾随，企图挖掘内幕新闻，陈洁如一行均以“无可奉告”搪塞。到了美国之后，陈洁如以全副精力深造，留美五年多，苦修英文、养蜂和园艺，并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接下来的岁月里，陈洁如本可以再嫁，像一个普通的女人那样生活，但是她没有，而是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20世纪60年代，陈洁如曾收到蒋介石辗转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称赞陈洁如“为人一向温良敦厚”，又说“往昔风雨同舟，所受照拂，未曾须臾忘怀”。临终前，沉默了许久的陈洁如在遗书中提到：“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声，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寥寥几句话饱含了半个世纪的辛酸。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抵不过如此！
※ 人人都说他们的婚姻是始于政治的因素，在之后的岁月中，爱情还是在他们之间萌发了。尤其是在晚年，两人相濡以沫、彼此相惜。
夫唱妇随：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3月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推举蒋介石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至此，蒋介石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野心，真正把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都弄到了自己的手中。宋美龄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当然，这权力在握的背后，宋家这个后台的功劳自是少不了的。
爱情和事业都如此得意，但蒋介石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轻松起来。因为他的野心或者说梦想更大：统一中国，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而现在权力的宝座还远未达到巩固的程度，随时有被人“拉下马”的危险。国内、党内的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山头纷立，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行其是，根本不买中央政府的账。蒋介石不想当被各路诸侯架空的周天子，而是要把所有权力切切实实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他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政治权术的行家里手。
※ 宋家两姐妹的婚姻，使她们成了风云人物。图为：（前排）宋美龄、倪桂珍、宋霭龄、（后排）蒋介石、孔祥熙。
※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一起。
当时蒋介石面临的“敌人”，除了最强劲的对手——共产党，便是这些军阀派系，尤其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残余，更是让蒋介石心头烦躁不已。在宋美龄的辅助之下，蒋介石决心完成此前北伐没有完成的统一大业。
为了筹划“第二次北伐”，宋美龄随蒋介石来到南京，这也算是为夫牺牲。对于宋美龄这样一位力求生活品质的“第一夫人”，南京的条件的确差强人意。但宋美龄认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官太太，她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所谓“夫人外交”不仅用于国外，也用于这些心怀各异的军阀们。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经常与他的同僚举行饭局，而每一次，蒋介石都坚持宋美龄与他一起出席，如果遇到蒋介石自己做东时，宋美龄更是非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不可，虽然她往往是座中的唯一女性。宋美龄自己也说过：“我想这些官员起先颇为意识到我是个女性，但是后来我全心地投入帮夫的事业，他们也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女性，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宋美龄还在家中要帮助蒋介石接待许多客人，这种接待不单纯是妻子接待到家里来的宾客这么简单，更是政治活动的家庭化，这是旧中国官场活动的一个延伸，也是宋美龄初入官僚行列的一个起步。这种接待，展露了宋美龄的交际才能，弥补了蒋介石与这些政要打交道时的一个缺陷，取得了日常政治活动中所起不到的作用。
与此同时，宋美龄还在南京办了一所在北伐战争中阵亡的烈士遗族学校，照顾那些“已经为国捐躯或准备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子女”。宋美龄说：“这些儿童如果接受适当的教育，将是最有价值的财产，因为，他们的血液中天生就含有革命的因子。”
应该说，蒋介石率军北伐一事深得民心，许多敌对部队及其将领都投到了他的麾下。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尽管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不时与各地的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但他却从没有真正地控制他的对手或征服他们的地盘。
※ 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前排右一）在老谋深算着：怎样才能达到心中的目的。
※ 北伐时的蒋介石意气风发，长期征战于疆场。
1928年6月3日，孙传芳知道大势已去，宣布下野，所属部下向国民革命军投降。4日，张作霖不敢恋战，带领一批文武官员出关。8日，国民革命军进占北平。至此，“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告一段落。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南京政府，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形式上算是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统一”大业。
“第二次北伐”完成之后，一系列新的军阀混战又开始了。先是蒋桂战争，继之蒋冯战争，最后是1930年4月发生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在张学良的鼎力支持下，蒋介石终于大获全胜。
军阀们暂时不会成为蒋介石的骨刺，接下来，蒋介石要全力以赴去“围剿”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军事“围剿”。
在“围剿”红军的前线，宋美龄写下了她的经历:“我们要随军向腹地挺进，生活是艰苦的，但我很高兴，我的健康良好，能够坚持，相反这样我就能同他在一起，就能协助他……我们虽然不得不放弃一些物质享受，但那不算什么，因为我俩互不分离，各有工作。”
※ 宋美龄在抗日时期看望伤员。
※ 蒋、冯、阎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图为：（左起）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三个风云人物同坐一席。
正当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如火如荼”之时，1933年，宋美龄又随蒋介石上庐山“度假”。度假是一个名目，实际是做英美这些大国的思想疏通工作。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政权，外有日寇虎视眈眈，内有“野火烧不尽”的中国共产党，因而迫切需要来自英美方面的支持。
宋美龄上庐山后，会晤了一些正在庐山休假的英美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认为：蒋介石的政权丝毫未将其获得的巨利用之于民，蒋介石虽“控制”了中国一块相当大的地盘，但他留给英美这些发达国家的印象还是独裁、只知道争权夺利，老百姓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没有人会把那些关于“统一和进步”的论调当真。如果南京想取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蒋介石必须首先有一系列明确的社会福利纲领，以便给中国的外国人能有良好的印象。况且，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推行“新政”，蒋介石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又有何妨？
※ 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极其喜欢庐山的风光，每年都会去那里度假，曾将他们的庐山行宫命名为“美庐”。图为：在庐山时，蒋介石与吴稚晖（右二）、萧伯纳（左三）等人合影。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话触动了宋美龄的内心，于是在二人结婚6年之后，一场大规模、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了。这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蒋介石语）是国民党建党以来所从事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文艺宣传工作。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在推广中，宋美龄均身先士卒，扮演了核心角色。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随着蒋介石的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担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做自己的政治事业，因此推行起“新生活运动”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这也在精神上满足了她的成就感。应该说，“新生活运动”的动机是好的，其试图改变国人千百年来旧有的生活习惯，改造精神，重新“焕发”民族新生。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劳苦大众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提新生活只能是一种奢侈，很多推广工作只是走表面过场而已，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 “新生活运动”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确实存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它的实现是需要物质基础的。宋美龄为此努力着。
而随着抗战的爆发，“新生活运动”愈发显得“不合时宜”，当东北大部已经沦陷后，大陆腹地还在进行这种“政治游戏”，似乎很有点讽刺的味道。虽然这时的“新生活运动”已经随着战况的推进自然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与战时支持有关的活动。
1936年，蒋介石和宋美龄遭遇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变革，正是这次波折，让双方更加意识到了彼此的重要：不仅仅是一般夫妻的小情小爱，更是两个家族的休戚与共、彼此权力的紧密相连。
事情的起因还是源于是否抗日。面对民众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白山黑水沦陷在敌手的境遇，时任东北军最高统帅的张学良心中也不好受，曾多次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但多次遭蒋介石严词拒绝，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为第六次“剿共”做准备。
为此，张学良、杨虎城决心孤注一掷，进行“兵谏”。而根据史沫特莱的描述，当时的情形大概如此：“这天晚上张学良、杨虎城同所属高级军官彻夜开会。黎明前孙鸣九营长率一营人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打死了蒋的侄子侍卫队长蒋孝先和三十多个警卫兵。蒋委员长身穿睡衣，逃到了山上，藏到了岩洞里面。孙鸣九搜山抓到了他，蒋对孙说他是总司令。孙营长回答：‘你是总司令，也是活俘虏。’蒋委员长的脚摔伤了，孙营长把他背下山，并送到西安张、杨那里听候发落。”
※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的爆发显示出中国各个阶层，包括国民党内部的许多人士，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愿望何等强烈。它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 夫君受困，宋美龄点点眼泪，掩不住的憔悴。图为：『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飞往西安，走下飞机的那一刻。
当这个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内是一片混乱。素有野心的何应钦极力主张轰炸西安城，还有的要求重新选举领袖，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但宋美龄在此时表现出了非凡的镇定从容。她十分明白，如果这时自己不出面，不尽快处理情况，那么局面将无法收拾。并且蒋介石的位子被太多的人觊觎，实在是岌岌可危。她认为，只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才能挽救蒋介石，也才能维护中国的“安定”。事实上，宋美龄的判断是准确的，也得到了英美的支持，但是谁出面做这件事呢？谁能只身涉险、远赴西安呢？
人们把眼光投向了宋美龄，毕竟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尽管张学良声明自己毫无恶意，但后果如何谁都无法保证。但宋美龄毕竟是宋美龄，她决定亲自飞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会谈，要求对方放人。
12月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等人乘坐“福克”专机，冒着生命危险到了西安。在飞机快着陆的时候，宋美龄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把手枪交给端纳，低声对他说，如果军队企图抓她就把她打死。
下午4时，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是又惊又喜，关于见面的情景，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乍见惊讶，如在梦寐……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尽管这时的蒋介石还是不同意国共联合抗日，但在宋美龄的劝说下，权衡利弊，只得答应。
在宋美龄来西安之前，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内外形式，非常希望“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于是派周恩来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 图为：宋美龄与张学良之妻于凤至合影。
※ “西安事变”后的一张合影。孔祥熙在这次事变中扮演着明哲保身却又左右逢源的角色。而宋子文却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
12月24日，谈判开始。宋美龄在谈判中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决定抗日救之。次日，蒋介石获得自由。为此美国《时代》杂志还刊登了蒋宋的照片，称他们是“新闻人物伉俪”。这次事变的成功解决，应该说，宋美龄有很大功劳。若干年后，蒋介石在会晤嫡系官员时仍感慨地说，在“西安事变”中，夫人给了他一条命。而此后宋美龄说的一句话更是让人们回味悠长：“开始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
此后，随着日军侵华局势的日渐严峻，考虑到中国面临的危险，蒋介石筹划建立中国的空军。蒋介石会把发展空军的这样一个庞大计划交给宋美龄去落实，除了借重宋美龄的外文能力，也和当时错综复杂的军政环境有关。
在北伐以后，蒋介石逐步攘夺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1932年，蒋介石派遣当时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孔祥熙到欧美考察，孔祥熙的特使名义是“实业专使”，是去欧美各国考察“实业”，然而实际上却是去德、意、美各国采购“剿共”所需之武器，更重要的任务则是采购空军所需的飞机和装备。
由于他是蒋介石的官方代表，因而在各国都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德、意等国的军火商都和孔祥熙进行了广泛接触，尤其是意大利更对中国空军的建军计划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因而频频向孔祥熙示好。
但是，孔祥熙出国洽商飞机采购的事情，被一些原本涉及军品采购的军人侦悉，这些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人物对孔祥熙极为不满，尤其是一向和孔祥熙作对的宋子文也坚决反对。
可是，成立空军是蒋介石的既定政策，攸关“剿共”战事的成败和对抗外国侵略者的问题，面对反对的声音，蒋介石只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不设航空部，设立了一个“航空委员会”。既然孔祥熙主导航空，宋子文这批人不同意，那干脆找宋美龄来主持，算作折中之策。
一方面，宋美龄英文很好，而空军的成立势必要仰赖美国人，如果有一个英文能力好一点的人来主导，在与美国人沟通相关事宜的时候，也显得比较妥当；另一方面宋美龄和孔家、宋子文家，都没有大的矛盾存在，由她来掌控空军的建军或是军事采购，应该不致造成什么内部矛盾。
※ 孔祥熙总是用他的温文尔雅当做征服一切的武器。
※ “西安事变”后，夫君生死攸关，宋美龄“冒险”抵达西安，可以看出她对蒋介石的关心程度有多深。
虽然宋美龄的军事经历有限，但是为了组建空军，她投入了大量精力，把许多时间都花在有关航空理论和飞机设计的学习上。她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产品；为了聘请外国顾问，1937年春，宋美龄专门给美国的陈纳德将军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国当空军顾问，陈纳德一口答应下来，这才有了此后众所周知的“飞虎队”。这位日后为中国抗战建立了巨大功勋的陈纳德在见他的“外籍上司”宋美龄第一面后，就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文字：“她使我无法恢复常态，从那天起，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在陈纳德的帮助下，宋美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空军内部领导权，这可以从1937年宋美龄安排空军为蒋介石50岁生日的祝寿表演中看出一些端倪。宋美龄要求飞行员在洛阳上空做云雾排字表演，空军出动了50架飞机，排出了中文数字“五十”的字形。虽然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几十年前，这样的祝寿方式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盛况空前。
1942年2月28日，蒋宋夫妇在昆明宴请陈纳德和“飞虎队”成员，宋美龄讲了一段感性的话：“在中国国运最严重的关头，你们带着希望和信仰飞越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因为这个缘故，不仅我国空军，而且我们全国都展开双臂来欢迎各位。委员长适才曾道及你们光辉和英勇的事迹，他赞誉飞虎队为举世最勇敢的一支空军。”宋美龄又说，“当你们翱翔天空时，你们无疑是用火焰在空中写出一些永恒的真理，给全世界都看到……”
尽管在1938年春，宋美龄因健康原因辞去航委会秘书长一职，由其兄宋子文接任，但她始终掌握着空军的人事、采购甚至训练大权，到台湾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情况依然如此。
※ 美国《时代周刊》曾三次以宋美龄为封面人物，其中两次与蒋介石同列。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位风云人物在美国的影响力。
夫人外交：用美丽征服世界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的爆发，掀开了中国历史上苦难深重的一页。随着抗日局势的严峻，虽然蒋介石政权承担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但从上海到武汉，国民党军队依然是节节败退。
而在参加抗战救亡的工作中，宋美龄也一直非常活跃。武汉保卫战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自任指导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然，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因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的扩大，美国的加入，国民党财政的匮乏，军事的无力，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宋美龄的出马——说服美国政府给予更多的援助，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上的，宋美龄是蒋介石获取美国支持的最大本钱。甚至有的人说，宋美龄就是“美援”。正如1942年，美国共和党领导人威尔基访问中国时对宋美龄说，以她的智慧和美貌，必能使美国人民更加了解中国，她将是“一位完美的大使”，美国人民“就需要这样的说客”。
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宋美龄在美国的一系列外交活动：1942年11月——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7个月的北美之旅，先是治病，1943年2月17日开始公开活动，18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为她在世界赢得了巨大的赞誉。
1942年11月18日，宋美龄以治病为由，乘专机飞往美国，27日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学中心哈克尼斯病房。第二天，罗斯福夫人就冒着严寒到医院探望她。宋美龄一改往日女强人的姿态，表现得像个娇弱的病人，这引起了罗斯福夫人莫大的好感和同情。罗斯福夫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看着她躺在床上，我心里想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帮助她、照顾她。”
但是，经过接触，罗斯福总统发现，蒋夫人根本不是他夫人描绘得那么温柔娇弱。一天晚上，宾主在进餐时顺便谈起美国矿工一次罢工的事。罗斯福问蒋夫人，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平静地抬手用一个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已。罗斯福假装大笑起来，为了引起坐在桌子那边的罗斯福夫人的注意，又问道：“埃莉诺，你看见她的手势了吗？”罗斯福总统对宋美龄的印象不再是“娇小脆弱”，而是“心狠如铁”。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在私下里说：“她能把民主制度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 宋美龄常常佩戴空军的金质徽章，她确实为空军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宋美龄在医院住了11个星期，身体逐渐康复。1943年2月18日，她生命中发生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在美国众议院发表了相当重要的演说，这是众议院第二次邀请女性演讲，第一次邀请的是荷兰女王。美国报刊是如此描述宋美龄的：“她脸色阴沉，身材娇小苗条，身穿一件富有魅力的黑色金丝绒旗袍，下摆开衩几乎高到膝盖，一头柔和的黑发别致地盘在颈后。她佩戴的饰物是镶有宝石的中国空军徽章，纤指上涂着红指甲油。蒋夫人举止端庄，声音柔美，说一口地道的英语。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她的美丽和演讲震惊了所有人，演说不时被掌声打断，一名议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宋美龄差点让他流下泪来。
其实演说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美国总统、美国人民相信，国民党政府正在进行的战争和美国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是一体的，美国人民应该相信国民党，相信蒋介石。她在众议院的即席演说中说:“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的土地上回荡。”“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同胞愿意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渴望和你们合作。”这里所说的“四大自由”指的是罗斯福当时极力提倡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物质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尽管宋美龄说得如此慷慨激昂，她其实也知道，这些自由在蒋介石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其实很难做到。
国会演讲后，宋美龄又和罗斯福总统一同出席了记者见面会，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挤了172名记者。《时代周刊》报道说，蒋夫人就像初次登台演出的少女一样，总统夫人的手一直放在蒋夫人的椅子上，好像在护卫着她。而主持过数以千计记者会的罗斯福就像个纵容的叔叔在介绍自己美丽的侄女，他说“蒋夫人是个与众不同的特使”，还要求记者不要问难已回答的问题。
※ 世人都在惊讶，一个威斯理安名校的才女，竟会辅佐“其介如石”的“一介武夫”在混乱、落后的中国对付军阀、日本人、共产党。或许是爱情的力量，也或许是政治作用？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宋美龄遍访许多州，进行演讲，并获得极大成功。《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还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纽约州有270位当时社会名流参加；美国东部9个州的州长专门拜会了宋美龄；两万多纽约市民在麦迪逊花园举行盛大欢迎会。宋美龄还在好莱坞露天大会场向三万名听众发表了来美后的第三次重要演说，会见了200多位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影剧界人士。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牌影星如劳勃·泰勒、贾利·古柏、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亨利·方达、丽泰·海华丝、秀兰·邓波儿等全都慕名来听她的演讲。这些巨星还纷纷慷慨解囊，捐献巨款。
除了这些名流，“宋氏外交旋风”在美国民间引起的轰动更是无法估量的。一位住在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的家庭主妇，寄了一张三块钱的汇票和一张上海难童在火车站哭泣的剪报至白宫，要求代为转给宋美龄。这位美国太太说：“三块钱汇票是我的三个女儿合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泣的小朋友的。”这是宋美龄的国会演说经由收音机转播全美，打动千千万万>美国人心田的最佳证明。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至白宫，收件人都是宋美龄。《华盛顿邮报》一位名记者写道：“她所要的是什么？是为了整个地球上的人类。”
※ 罗斯福夫人对宋美龄的印象只限于外表，却不知她的内里。图为：宋美龄与罗斯福夫人埃莉诺。
宋美龄的四处演讲，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为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这次宋美龄访美，正值美国朝野力图推动废除排华法时期，她的宣传活动对这项法案的通过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她演讲后的第二天，罗斯福便郑重宣布即将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
1943年11月，蒋介石夫妇率代表团出席开罗会议。虽然代表团重要成员都能讲英语，但宋美龄觉得他们“无法转述委员长思想的全部含义”，因此常亲自翻译蒋介石的声明和对方的谈话，于是“三巨头会议”变成了“四巨头会议”。7天的活动中，宋美龄在世界巨头聚集的舞台上，留下了她娇小而美丽的身影，蒋介石甚至为此特地为她颁发了一枚勋章。
开罗会议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成为四强之一，也使得中美关系之密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开罗会议最后明确宣告，战后日本必须将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中国收复领土的权利终于得到国际公认。这里自有宋美龄的一份功劳。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应该说，蒋介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不同的人对他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其盖棺论定。1943年的春天，罗斯福总统从中国招回两位对蒋介石最了解的美国人史迪威和陈纳德，想通过他们掌握的情况，制定一个战后的远东战略。其中陈纳德的回答是，蒋介石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三位领袖之一；而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评价却是“一条贪婪、固执和寡情的响尾蛇”，“朱庇特式的独裁者，世界上最大的不学无术之人”。
※ 娇美的身材下是几多机敏，几多干练，几多睿智。
《南京早报》前主编乔纳森·范比在其所著的《蒋介石》中则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残暴却目光短浅的领导人，虽然成功地带领中国摆脱了军阀混战，并创建了一个统一（至少形式上）的民族国家，但面对与共产党的内战和日本的入侵，他却束手无策。
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但对于20世纪40年代大陆的“四万万同胞”而言，他们对于蒋介石的感情是复杂的。毫无疑问，蒋介石政权是一个极端腐败、堕落和缺乏民意支持的政权。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打败的原因。
从镇压民意来看，蒋介石政权表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1927年4月12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军队屠杀上海手持青天白日旗的无辜平民。同月，郭沫若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称蒋介石已经不配担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这篇檄文呼吁民众打破对蒋介石的迷恋，指出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反蒋。当时的《大公报》揭露从1927～1930年，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国民党杀害，他们的罪名是反革命，或者说，反蒋。这些都说明了蒋介石的独裁政策，是不得民心的。
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在《申报》上发表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革命集团之地位”，并表示对国民党可预料的灭亡不必惋惜。
对于国民党政权，很多原本抱有希望的正义人士、民主人士越来越感到失望。集权政治、无处不在的特务统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前线战士浴血抗战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又在做些什么？孔祥熙大权在握，优柔寡断，掌握着财政大权，极尽贪婪之能事；而宋子文与孔祥熙的不和，以及他们的互相拆台，使战时国民党金融财政面临危机。
※ 宋美龄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美国国会的大厅里。她那干练的身影，给人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那时的国民党士兵基本上都是农民，他们吃苦耐劳，能够忍受任何艰难困苦。他们的军饷被克扣得所剩无几，缺医少药，破衣烂衫，天天面对日本军队的飞机、大炮、毒气弹轮番轰炸。重庆方面平日里对他们不闻不问，只有在日军大举进攻时才想起他们，让他们去打仗。
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战后对敌伪财产的接收，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大大加剧，他们对老百姓的死活一点也不关心，当时的情形惨不忍睹。比如1942年，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无数人被饿死了，更是让人寒心。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3000万河南人竞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1/10，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原一带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是当时这一悲惨情景最好的描述。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当这件事被美国记者发现并欲披露时，蒋介石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当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做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却勃然大怒，认为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议员和旁听席上座无虚席。众人都惊讶于她那铿锵的声音和完美的说辞。
※ 三万加州民众于1943年3月31日聚集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欢迎宋美龄，由此也可以看出她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受欢迎程度。
苏联弗·鲍·沃龙佐夫在《蒋介石》一书中写到了这样一件事：1947年5月，大学生们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对面竖起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天哭地悲，民瘦官肥。”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而此时的蒋氏政权还沉浸在纸醉金迷之中。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5月5日“凯旋南京”。5月5日，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上午10点30分，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制服，佩戴5枚勋章，精神焕发地与身穿黑底紫花绸质旗袍的宋美龄走上国民大会堂主席台，向与会者颔首致意。蒋介石发表训词说：“8年抗战，赖我全国同胞始终一致拥护抗战国策，服从中央命令，百折不回，浴血牺牲，卒能取得今日最后胜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涤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国耻……”在陈述了民族苦难，呼吁国民自强之后，蒋介石强调要为“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而“继续努力奋勉”。
距离1946年1月13日蒋介石签发《停战令》不过5个月，6月26日，蒋介石一声令下，国民党以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队，全面内战爆发。此后，蒋介石原以为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国的支援，用“3～6个月”的时间就可消灭共产党，但事与愿违。由于军事上的惨败，在经济、政治上也陷入严重的危机。快速结束战争的豪言壮志不过成为后人之笑柄。
1947年春天，为了重新燃起美国人的梦想，改变自己在美国人眼中独裁的“不良形象”，“焕发国民精神”，蒋介石宣布改组政府，由张群出任行政院长，更多吸收一些小党派和美国人欣赏的自由知识分子参加。然而这一切，最终都没能使国民政府摆脱走向终结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部队在大规模地开展行动，准备节节进逼江南的前夕，蒋介石面对如此窘境，无计可施，只能希望宋美龄能再次前去美国，向美国人请求最后的援助。而此前国民党政府接受了美国高达20亿美元的援助款项，这其中包含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部分。但是，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打回其国内的报告显示，军事援助的3/4被共产党部队“接收”了——国民党部队的溃退造成的；而有更多的援助款项，美国人怀疑国民政府长久以来养成的贪污陋习，让这些援助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和使用。
1948年11月28日，在国民党政府的再三请求下，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同意宋美龄以私人贵宾身份赴美，接着，宋美龄乘坐美国专机抵美。
※ 开罗会议上，在属于男性的政治较量中，宋美龄不仅独闯一方天地，而且独领风骚。
与此前的访美风光完全不同，此时的宋美龄没有像上次那样大张旗鼓、所到之处鲜花掌声满溢，美国礼宾司对“第一夫人”的到来也没有表示出特别的热情，迎接蒋夫人的只是一些二流官员。宋美龄发回国内的第一封电报极为简短：“没有人对我们感兴趣。”宋美龄苦等了9天，杜鲁门总统才在白宫设宴招待，并与她会谈一小时，但排场已今非昔比。宋美龄向他们提出了要求美国继续援助蒋介石的计划。对于宋美龄的要求，杜鲁门和马歇尔均反应冷淡。杜鲁门对宋美龄说：“美国只能付给以往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他还背地里挖苦宋美龄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宋美龄失去了往日的风光。
1949年1月15日，在杜鲁门这里遭受挫折的宋美龄只好离开华盛顿，赴纽约探视其长姐宋霭龄，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直到1950年，她才归台。
看到宋美龄的访美报告，蒋介石不禁黯然泪下，他失去了最后的一丝希望。蒋介石夫妇真正尝到了他们掌权以来最苦涩的滋味，这是一种接近幻灭的失落。
1月21日，蒋介石邀请五院院长共进午餐，正式宣布“引退”。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下野文告。文告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并符勉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蒋介石于当天飞离南京，在杭州笕桥机场小住后，于次日晨乘机飞抵宁波栎社机场，然后乘车前往溪口。
※ 蒋介石自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总是到古书中去寻找实例，却不知独裁统治只能导致人心涣散。
※ 为了抗战，三姐妹又相聚在了一起，就是“其介如石”的蒋介石在此时也露出了笑容。
看似下野，由桂系军阀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但蒋介石内心总是不甘的，他的举动正如1927年的那次下野，实则是以退为进，不过，更多的是带有与家乡诀别的味道。或许在这一刻，他已经想好了退路——台湾。早在1946年10月，他就飞赴过台北，出席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典礼，他曾对随员们说过：“巡视台湾之收获，较之巡视东北更大，台湾尚未被共产党分子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当时的他恐怕没想到这片小岛竟然会是他聊度余生之地。
在溪口，蒋介石选择的住处是亡妻毛福梅墓旁一幢中西合璧的小型建筑“慈庵”，也许只有在故乡，蒋介石才能得到片刻的宁静，才能让自己暂时不去想共产党军队的步步逼近。
※ 灾荒使得人民草根树皮食尽，争水酿成人命，四处飘零，甚至盗尸为食。
※ 人民已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可蒋介石此时却沉浸在“阅军”的喜悦中，置人民生死于不顾。遍观世界历史，若一个政府不能为民着想，一定会走向灭亡。
曾有传记记载，蒋介石也曾有过“杀身成仁”的念头，那是4月23日获悉南京“陷落”的那一刻。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间瓦解，南京丢了。他曾经说过，“如果‘土匪’不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而如今，“匪军”已经迫在眉睫，他感到无颜再活在世上了，于是向家人流露出自杀的念头。蒋介石的家人听罢，着实惊恐万分，纷纷予以劝告，蒋介石这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离溪口也就不远了，蒋介石只有另择“隐居”之地了。4月24日中午，蒋介石命令准备船只，明天起程。其实，就在这天上午蒋经国已将妻儿送往台湾，“以免后顾之虑”，自己留下来，是为“处理有关溪口事务，做永别准备”。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偕子蒋经国到蒋母王采玉墓前辞别。这是一次临别前最后的告别，曾经的家国山河，一瞬间改头换面，可以想见蒋介石当时的心情。谒完母亲陵墓，蒋氏父子二人又上飞凤山。站在山的最高处，家乡景色一览无余，这是最后一眼看一看家乡的大好景色了。
从飞凤山下来，蒋氏父子本想再到蒋经国的出生地丰镐房看一看，“而心又有所不忍”，再者，丰镐房内，已无至亲。父子二人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又更不忍，看了他们，只能徒增伤感。于是，从飞凤山下来，便直接乘车奔象山港，军舰早已停泊在那里等着他们。关于告别溪口之事，蒋经国事后曾有一段追忆：“极目四望，溪口无语”，当时“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日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此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二人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
台海风波几重重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在美国政府强大的支持下，从1945～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都是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维护中国的“稳定”，同时保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只不过3年，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腐败无能的，但是它倒台如此之快，却是让人想不到的，美国政府甚至还没想到谁是下一任接替者。
不仅仅是美国在质疑、在震惊，蒋介石更是不能相信自己的失败，到底为什么？谁导致了这一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国民党高级将领都在问这个问题。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之？孰令致之？”而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曾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