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蒋经国的描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 无限风光成往事，便纵有万千风情也难以挽狂澜。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 到台湾后的蒋介石才开始真正思考失败的原因，但为时已晚了。
※ 蒋介石败局已定，回故乡匆匆一瞥后，便飞往台湾了。从此“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掉了。”
这句话倒是说对了：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国民党是被国民党打败的。腐败的肌体上是造不出新鲜血液来的，四大家族都在大肆敛财、中饱私囊，如何能期待下属们清正廉明、为民做事呢？如果蒋介石能够继续追查原因，恐怕自己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当然，作为“最高领袖”，蒋介石不会自问自纠，只会指责别人。在当时的背景下，不仅仅要找出失败的原因，还要思考如何能“反攻大陆”。这是蒋介石毕生为之不懈追求的“梦想”。但梦想终归也只是梦想，蒋介石不可能实现的。
1949～1967年，是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最热烈的时期，他叫得如此热烈，也是为了自保，安抚军心。
1949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这里，整个台湾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恐。因为，他们很清楚，接下来，人民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向舟山群岛的攻击，其打击力量势必大大超过对海南岛的作战，而国民党军仅剩的陆军部队有1/3在舟山，如再遭惨重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困难。5月上旬，蒋介石决定从舟山撤退，并在撤退前佯称“反攻”。5月13日撤退秘密开始，守岛的国民党军12万人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两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上船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连花费了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在一阵阵爆破的巨响中被彻底破坏。
1949年，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感到最为恐慌的一年。海南岛被攻占，舟山撤守，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相当数量的“党国要员”对守住台湾根本丧失了希望，竞相逃往海外。昔日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兵多将广，如今只剩蒋介石一家独撑大局了。
※ 李宗仁，总在『总统』与『副总统』间徘徊着，但实权从不曾掌握。
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远飞而去——孔祥熙去了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携带巨款去美国当起了舒舒服服的寓公。在国民党内位居第二的李宗仁更是在美国称病不归。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更加有意思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竟不顾自己的“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一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 纵观蒋介石一生，他虽一直与中国共产党在作对，可他坚持的方针是“反共复国”，与那些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跳梁小丑相比，他的民族大义是值得肯定的。图为：蒋介石夫妇与“国防部部长”白崇禧。
所谓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也怨不得这些本来就不是很紧密的“党政要员”了。然而，在蒋介石灰心绝望之际，一场战争给重重危机包围中的台湾带来了转机。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送来一份简报，所载情报零星混乱，只知朝鲜南北发生战争。深夜10点，始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了大致的战况。
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令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相继与台签署“联防互助协定”、“共同防御条约”，成立美台“协防司令部”，向台提供大量军援并训练“台军”。朝鲜战争使国民党度过了最大的存亡危机之刻，美国插手台湾，点燃了蒋介石“光复大陆”的梦想。蒋介石借此曾向美国建议，派国民党军队到朝鲜参战，但被美国拒绝了。
1950年10月10日，蒋介石定下“攻势战略”的基调。随后不断高喊“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1952年10月，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反攻大陆案”。1953年元旦，蒋介石进一步提出“军事第一，反攻第一”的战略思想。至此，以“整军备战，伺机反攻大陆”为主要内容的“攻势战略”基本确立。
“反攻大陆”是蒋介石的梦想，但要实现这个梦想，就得首先立足台湾。蒋介石决心在这个弹丸之地开始自己的“东山再起”之梦。
1950年，由于桂系军阀的覆灭，李宗仁眼看大势已去，既不愿意逃到台湾去受蒋介石的摆布，又不愿投降中共，最后选择了到美国“就医”。
李宗仁一走，“国民政府”失去了名义上的领导人，必须再推选一位“总统”。然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辞职时由副总统接任“代总统”，“代总统”辞职时由“行政院长”继任，没有已辞职前“总统”可以复职的规定。但“宪法”不能阻碍蒋介石的“独裁之梦”，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复职“总统”。而就在此前，1950年1月13日，宋美龄风尘仆仆回到台湾，专门参加蒋介石到台后的首次“就职典礼”。虽然美国对蒋介石此举并无好感，但却也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推翻蒋介石，蒋介石以实际行动让美国明白了他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有独裁之名，无独裁之实。因为他毕竟只是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因为国民党里派系林立，蒋介石的号令并不被认真执行，军队也有一部分不听蒋介石的指挥。
蒋介石复职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唯有彻底改造国民党，才能完成“反攻复国”大业。他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并确定国民党为民主革命政党。那个年代，时局混乱、百废待举，国民党改造，首重基层重建。于是，1950年12月23日，国民党开始号召党员归队，逾期未登记者，就自动放弃党籍。归队的党员编组之后，随即开始吸收新党员。1950年初，国民党共有103798名党员，而本省籍占57.3%，党员增加了一倍，号召党员归队已经有了显著成果。
“中央改造委员会”就是“改造”下的产物。16位“改造委员”，全都出自蒋系的亲信人马，如蒋经国、陈诚、张其昀、连震东、张道藩、谷正纲等人。16人中约有10人原来在国民党中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中5人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其他的不是与蒋经国有关，就是陈诚派的成员。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则被纷纷打入冷宫。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中央”俱乐部）首当其冲被做了“开刀手术”。长期以来，国民党从“中央”到基层的各地方党部，都为CC系所控制，在国民党内早就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CC系人马在国民党内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不清除CC系，“改造运动”就无从谈起。在蒋介石的“整理”之下，包括陈立夫在内的相当一批CC系要员都靠边站了。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陈果夫，只被挂名为安慰性的“中央评议委员”。
※ 蒋介石从参加革命到最后终老台湾，也只有在台湾才享受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与殊荣。
至于白崇禧，其与蒋介石的宿怨是路人皆知的，他到台湾后的处境如同被软禁，当被“国大”罢免后，其处境令台湾的同仁们见了为之可怜。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何应钦也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的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住在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去了。其他如顾祝同、汤恩伯也靠边站了。
其实，早在大陆期间，蒋介石就想整治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但要整治腐败打击面太大，超过了蒋介石的权力范围。到台湾后，通过这次整理，蒋介石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改造效果非常明显，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大有好转，为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为了缓和岛内佃农与地主的矛盾，1949～1953年，蒋介石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土地改革”。由“国家”将土地用购买形式收归，再分配给农民，使台湾占人口基数绝大部分比例的农民得以稳定下来，并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 当年的蒋介石与李宗仁竞选“总统”的情境还历历在目，后来李宗仁放弃虚位，别走异国了。
※ 白崇禧，属国民党桂系，有『小诸葛』之称。
纵观台湾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是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解决了农村的土地问题。但是，台湾的土地改革对封建势力的打击是十分“温和”的。土地改革虽然使得地主失去了土地，但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持有股票的资本家。后来，随着台湾经济发展，股票不断增值，这些人也都发了财。所以有人说，台湾土地改革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经济利益。
除此之外，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如币制改革、加强外汇管制，优先发展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等，使得台湾经济开始复苏。1949年的台湾，还是非常贫穷落后的。不少国民党在大陆时的县长、团长，到台湾后因为生活无着，沿街乞讨的比比皆是。当时台湾的工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而军事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到了1952年，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再加上美国从1950年下半年起，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入了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使得台湾经济很快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但与经济发展相背离的是蒋介石在文化上面的钳制，长达38年的戒严和白色恐怖统治，依然让今天的人心有余悸。甚至达到了只要有人敢讲“国民党政府”不好，就有可能会“失踪”，特别是老师、律师、医生等精英和知识分子，可能是入狱甚至被枪毙。
※ 曾在大陆风云一时的三巨头，此时风光不在。蒋介石苟居于一岛梦想着有朝一日“光复”大陆，张学良则一直企盼着重获自由，而阎锡山明哲保身地去做书生了。图为：（自左至右）阎锡山、蒋介石、张学良。
※ 曾经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都随雨打风吹去了。
之所以说长达38年，是因为从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限的先例。根据“戒严令”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宵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尤其严厉的是，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如有违反者，将以军法惩处。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台湾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令，使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花样达100多种。
这林林总总的“非常时期”法律，一方面，极大地扩充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很多台湾人民的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生活自由被剥夺得越来越少。台湾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冠以违反“××管制办法”，依据“××惩戒法令”而遭到惩处。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惩治，就扣上一顶“私通‘共匪’”的红帽子，永世不得翻身。一位翻译人员因为误译了马克·吐温的书，被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抓了起来，一位中学音乐老师因为歌曲中“为了穷人要翻身”的歌词，书被查禁，人被逮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此时的宋美龄也鼎力相助，继续扮演“好帮手”的角色。1950年，刚刚回到台湾的宋美龄一刻没有停歇，就向蒋介石提出有关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于是，“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这个组织便适时成立了，一些蒋介石的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围绕在宋美龄四周，开始了其“辅助夫君”的第二职业。
此后，以“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为起始的宋美龄机关，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宋美龄有关系的单位，又增加了三个，诸如“华兴幼儿院”、“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和圆山大饭店等，加上原先大陆时期就和宋美龄有渊源关系的黄仁霖主导的“励志社”，宋美龄在全盛时期，共有五个主要的机关围绕在她的四周。“妇联会”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蒋介石的红人陈诚的太太陈谭祥女士、省“主席”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以及钱用和、吕晓道、陈纪彝、林慎、郑玉丽、皮以书等人。除此之外，还有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莲、“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太太毛向新、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太太郑碧云、“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太太曾广瑜，以及蒋经国的俄国太太蒋方良。
毫无疑问，在这些党政要员太太的衬托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力的女人，虽然比不得在大陆的风光，但也足够了。当然，“妇联会”不是一个闲职，同时也是为了贯彻蒋介石初期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即“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反共抗俄’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第二，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处藏身。第三，‘反共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战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的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实际的管理者，格外要勤劳节俭，爱惜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
落到实际层面上，“妇联会”要做的工作就是“组训”、“慰劳”、“文宣”等重点工作。根据“妇联会”自己刊物的说法指出：“1950年4月25日，宋美龄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不管是真是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宋美龄对自己的新角色还是非常喜欢的。
而此时，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也正在积极酝酿。“救国团”是蒋经国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宋美龄一手操持成立的妇女组织。一个是太子党，一个是夫人派，轰轰烈烈，各有千秋，倒别有一番意趣。
※ 姐妹相聚自然无限欣喜，可后来宋霭龄（中）漂泊到了美国，宋美龄（右）则对政治失去希望寄情于山水，只有宋庆龄（左）一直为人民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进入台湾后，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夺权”斗争愈发激烈。而两人之间的隔阂要追溯到更早。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尽管蒋经国的种种设想和举动都是好的，但“打虎运动”进一步深入进去，挖到自家亲戚孔令侃头上去，却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此次逮捕自己人的行动让蒋经国和宋美龄本来就淡漠的关系雪上加霜。20世纪50年代，两人因为“吴国桢事件”矛盾更加激烈。
吴国桢，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公费保送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来到台湾后，因为吴国桢的亲美背景，为了争取美国的好感和支持，1949年12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可是，“太子爷”蒋经国掌握特务大权，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大搞白色恐怖，这些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他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国桢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双方矛盾越积越深，尤其是吴国桢与蒋经国的暗中较劲日益公开化，他经常在蒋介石面前发泄对蒋经国的不满，甚至说蒋经国“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对于吴国桢，刚开始蒋介石还可以容忍，但随着美国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美国人对台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已不再需要吴国桢、孙立人等亲美人物装点门面，他正准备清理这股异己势力。吴国桢也意识到：蒋介石的“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是该离台的时候了。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述及吴国桢这次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这样，吴国桢的父亲和儿子就双双留作“人质”了。
※ 毛泽东（右）和蒋介石（左），一位依靠人民的力量打下了江山，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一位乞求于美英的帮助而失之于民，得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愤怒。历史的教训总是那样得深刻。
※ 一袭黑色的披风也掩不住那苍老的面容，笑容的背后多的是无奈与凄凉。
不管怎样，吴国桢能离开台湾赴美国定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美龄的插手，因此蒋氏父子对宋美龄的这次举动极为不满。后来，吴国桢在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更让蒋氏父子对宋美龄怨恨了。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美国舆论哗然。一周以后，吴国桢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进行围剿外，并于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13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台湾当局还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要求，但遭美国拒绝。
此后的事件还有很多，例如1967年宋美龄有意让她欣赏的陆以正担任“新闻局长”，却被蒋经国封杀，换上的是蒋经国喜爱、常会博得蒋经国欢心的魏景蒙。1972年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蒋经国即将接任“行政院长”，他们父子商量好要让周宏涛接任“财政部长”，蒋经国并将此事面告周宏涛。但据周宏涛这个当事人回忆，蒋经国堂侄、时任“总统府会计长”的蒋孝佐告诉他，宋美龄的外甥、宋霭龄之子孔令侃找上宋美龄，希望在“新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一面是儿子，一面是妻子。宋美龄此举引发了一场蒋宋夫妇间的争执，最后两人各退一步，各自的人马（周宏涛是蒋介石的秘书，孔令侃是宋美龄的外甥）都出局，改由李国鼎接任。蒋介石为此事与宋美龄怄气，独自搬到阳明山竹子湖住了一段时日。
当然，这些都是小插曲，宋美龄和蒋经国都是蒋介石最为信赖的人。而在外交方面，只要蒋介石还依靠美国一天，需要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就得需要宋美龄的帮助。
1956年8月，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目的就是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是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很多人都知道“院外援华集团”，加入该集团成为一种时尚。美国人马奎斯·蔡尔兹曾经指出：“凡是对这里的事情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相信，一个强有力的院外集团对国会和行政部门施加了不寻常的影响。在外交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外国的代理人和外交代表施加这样压力的类似事例。‘国民党中国’使用直接干涉的手法的规模是极为罕见的。”
※ 到台湾后的蒋介石（前排中）虽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可他在逐渐地衰老，祖国在日渐昌盛，他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
同年，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又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场。
1958年是台湾局势最紧急的一年，发生了震动太平洋的金门“八二三”炮战。那一年的8月23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向金门发起大规模炮击，炮击共实施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2.92万发，毙、伤国民党军600余人，击伤大型货轮一艘。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和海军舰艇实施第二次大规模联合炮击，击沉、击伤国民党军大型运输舰各一艘。两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岛运输补给中断。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和解放军已经有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所以，这时的他，迫切需要美国的支援。
1958年，宋美龄打着“去美国休养”的旗号来到美国。之后，她不断做巡回演讲，频率之繁，甚至一个月里要达到三四次。
7月份，宋美龄先后接受了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到两会各做了一次讲演。在参院，宋美龄以《美国行动的重要性》为题发表演讲，她说：“自1946年以来，除去两三个例外行动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终处于守势地位，历史显示出那些受到鲸吞蚕食而仍然保持被动和怯懦的人总是要失败屈服的。”
本来，“八二三”炮战使宋美龄觉得，或许当时的美国政府可能以此为借口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但很明显她的期待落空了。美国从始至终没有表露出和新中国爆发正面冲突的任何意图，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但在其他方面，她还是有所收获的。
在宋美龄的游说下，同时也因为美国自己对台湾所处战略位置的考虑，此后于195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台湾当局的联合国会员国，非常侥幸地否决了印度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案，并在4个月后，在百万人委员会的会议上，该会又一次鼓吹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一贯坚决立场。可以说，在这次的联合国“战争”中，因为有了美国的支持，台湾算是险胜。这对长期以来外交频频遭遇挫折的宋美龄来讲，是一个不小的“硕果”。
※ 后来艾森豪威尔的访台，给台湾人民带来了希望。可相助之下岂能无利益可谋？
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台访问，蒋介石一身笔挺军服，前往松山机场迎接。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鸣礼炮对响，24架军用战斗机组成整齐的编队飞过上空，沿途20多万市民夹道欢迎。接着，蒋介石致辞，称艾森豪威尔“不但是一位当代的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而且是领导‘自由世界’的一位伟大领袖和我们‘中华民国’共同患难的忠实朋友”。
艾森豪威尔访台目的明确。艾森豪威尔是欧战时期的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对内、对外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人，两人都是二战代表人物之一。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与蒋介石建立起政治联系，也是出于对美国在东亚利益的考虑。在美苏冷战时期，台湾成为美国在远东防堵共产党势力的一座堡垒，美国政府将物资和军队输往台湾，使蒋介石无后顾之忧。
※ 艾森豪威尔在演讲结束后，举起双手回应台下热情的民众。
※ 在晚宴上，蒋介石用中文致辞感谢美国的援助，不知此时的美龄在想什么事，竟不曾帮艾森豪威尔翻译，他一脸的无助。
可惜好景不长，1963年以后，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的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后，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肯尼迪及约翰逊也表明立场，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1965年，美国对越南扩大侵略步骤，为了进一步鼓动美国扩大侵略范围，宋美龄和蒋经国访美，希望美国支持“反攻大陆”。8月22日，宋美龄一下车，等待她的是鲜花和掌声，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夫人亲自来迎接，红地毯再次为她铺开。台北“驻美大使馆”为1500多名重要的政客和“院外援华集团”说客们举行招待会，宋美龄成了招待会的主人。她乘高级轿车来到时髦的克洛拉玛路专供她下榻的漂亮大厦，这座大厦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住宅仅咫尺之遥。她分别会晤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及其夫人、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参议员托马斯·多德等美国高官。
※ 奉化溪口，遥远的家，自别后就只有在思念中和梦中去探望它了。
可是“兵败如山倒”，即使再好的演讲、再好的口才也无法挽回败局。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变得更加岌岌可危。美国劝台湾当局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当时的情况是：尽管多数联合国成员国认为应该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有些国家也不愿将台湾当局驱逐出去。这一方案得到台湾“外交部”的完全赞同，对它来说，这总比收拾铺盖走人要强。不料，该建议在台湾当局最高层会议上提出时，一向被视为亲美派的宋美龄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她严正地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宋美龄坚决反对，夫人派群起附和，坐在主席台上的蒋介石则一直保持沉默，表情很是苍凉。台湾人将这件事称为“蒋夫人一言定江山”。不管怎样，宋美龄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对祖国的统一大业是有利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逐步减少了在台军事力量，加上大陆综合力量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台湾意识到“反攻大陆”希望渺茫，于是转向偏安求存。1973年，蒋经国喊出“独立作战，自力更生，死里求生，坚持到底”的口号。
1972年是台湾的“大选”之年，年届86岁高龄的蒋介石在遭到“内政”、“外交”等一连串的打击后，自感时日无多，“传子”之念愈加迫切，因此，他竭力想利用连任“总统”的机会将手中的党、政、军大权彻底地让渡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3月21日，在“国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蒋介石以1308票的高票额当选为“中国民国第五任总统”。此后，他一直缠绵病榻，直到最后去世。遥远的大陆、曾经的奉化溪口终于只能成为一个缥缈的“黄粱之梦”了。
相濡以沫也终难逃别离
从1950年回到台湾，到蒋介石去世，期间25年的时间，蒋介石与宋美龄都是一起度过的，二人经过前半生动荡不安之后，现在终于过上了平静生活。
※ 蒋介石的一生是战争的一生，从广州发迹，历经北伐，抗日，“剿共”，到终老台北，他从未停止过战争。但他缺乏现代知识和外交能力，总是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不过，他的弱点和短处，正好由宋美龄来加以弥补。或许正是这样的磨合使得两个人越来越默契了。
※ 身后是滚滚千层浪，心中乃万千激荡波。二人心有灵犀，此时无声胜有声。
蒋介石和宋美龄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看好他们的婚姻，因为他们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一个是留洋的世家小姐，一个是传统教育根深蒂固的小商人之子；一个是个性外向，一个则是脾气暴躁，性格阴郁。尽管如此，二人还是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许多事件，与其说是爱情的力量，不如说是亲情在使然。
据生活在蒋宋二人身边的侍卫官回忆，他们生活都相当有规律。蒋介石每天早晨6时整起床，做一个小时的体操，边做边唱“国歌”。到7时，他会自动停止唱歌，而士林官邸的服务人员也以“总统”不唱的那一刻作为开饭的时间点，这时，宋美龄总是两眼惺忪而又准时地出现在饭厅里。宋美龄习惯每天夜里一两点睡，先睡几个钟头，到点爬起来陪蒋介石吃早饭，吃完早饭，等到8点钟老蒋上班，再回去补睡两三个钟头，这就是官邸里人所共知的“回笼觉”。蒋介石早饭一般吃些清粥小菜，为了补充营养，还要吃一个荷包蛋，宋美龄则是“洋式”早餐，一般是牛奶加面包。
中午12点，两人开始吃午饭。蒋介石吃米饭，再加几样可口的家乡菜，每个礼拜还要吃只炖母鸡。宋美龄则是以牛排、猪排为主食。如果碰上皮肤病发作，就只喝牛奶，外加鸡蛋。吃午饭时，是夫妻俩交流最多的时候，孙儿孙女及曾孙女是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 晚年时期的蒋介石。
刚来到台湾之时，蜗居在台湾阳明山上“阳明书屋”的宋美龄并不是很适应。一位美国友人1953年来台湾看她，她对友人说，台北没有好的饭店，只好请他们暂住阳明山“行宫”。据宋美龄的友人回忆，很明显，被“放逐”台湾后，她很“痛楚”。但她仍不得不向美国来客“强颜欢笑”。
此后的宋美龄为了排遣寂寞，开始学起了国画，这不仅是一种兴趣，更是为了排遣思乡之情。1951年1月12日，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提到：“自来台后，余忽对绘画兴趣浓烈，大有寄情山水，两眼皆空之感。而蒋先生也主张余以习画养性，余即延请黄君璧先生教山水，而郑曼青先生之花卉，乃是台湾首屈一指之翘楚，两位才华绝不逊于张大千和徐悲鸿。如此一来，余反倒觉得每日过得充实起来，再没有刚来台湾时那种终日惶惶，神不守舍的情绪……”
为了使她能学好绘画，士林官邸特地聘请了当时台湾最知名的黄君璧和郑曼青两位名家，作为宋美龄的国画教师。据宋美龄手下人说，宋美龄确有些绘画天赋，学的时间不算太长，就已卓然有成了，而且她的画风还被认为颇有大家气势。
但外界对于宋美龄画画得好都不太相信，多认为是郑曼青代笔。为了改变这一看法，宋美龄采纳了老师郑曼青的主意，出面请台湾有名的画家一起到士林官邸吃饭，而后郑曼青提议大家一起作画，先从宋美龄这里开笔画松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宋美龄从容作画。在场的人都惊叹宋美龄画得是如此的好，甚至还超过了她的老师郑曼青。从此，再没有人怀疑宋美龄画的真伪了。
※ 病魔缠身，江河日下，竟也笑逐颜开，坐观花开花落。
不仅宋美龄喜欢画画，蒋介石也对此颇有好感。国画成为二人情感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据一些行家评论，宋美龄的国画水平在中等偏上，尤其是画竹，有一定的水准。有时候，宋美龄作画，蒋介石就从办公室里走过来，站在一旁静静地看，宋美龄也不说话，每逢此时，警卫们除了绝对紧急的大事，一般不会进去破坏这难得的温馨情调。
在蒋介石的住室内，往往挂着两幅肖像，一幅是孙中山像；一幅是耶稣像。而室外的客厅往往挂着一幅宋美龄的亲笔画。一般是宋美龄作画，蒋介石题诗。
在宋美龄的画作中有一幅最特别的，它不是宋美龄经常爱画的泼墨山水，而是带有毕加索抽象风格的一头猪。据知情人说，这幅画的来历是这样的：有一次，蒋介石见宋美龄又在作画，觉得她总是画山水，就有意要试探她是不是能画一些新的题材。正好那一年是中国农历的猪年，所以就问她能否画一头猪，宋美龄毫不含糊，没用几下就把一头猪给勾画了出来。宋美龄颇为得意，从此，士林官邸也就多了这么一幅“名画”。
在以前，蒋介石和宋美龄一有争执，宋美龄就会离开他，跑到大姐宋霭玲处寻求安慰。等到大姐去美国定居后，美国更是宋美龄的第二个娘家。但退到台湾后的十几年，这样的离开次数少了，而且关系也更亲密。宋美龄对于蒋介石，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其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例如，每天下午约4点左右，宋美龄必亲自送甜点及饮料至蒋介石书房；如果时间允许，下午5点左右，还会陪同蒋介石至台北近郊坐车散步；不宴客时，每晚8点左右，必陪伴蒋介石用餐；每周日必陪同蒋介石至官邸近旁凯歌教堂做礼拜；蒋介石生病之后，宋美龄摒弃一切嗜好和交际，全心全意地照顾蒋介石，陪着夫君一起住院就医，长年如此。
1969年7月，蒋宋夫妇与往年夏天一样，从士林官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暑。可是，这一次的避暑之行，却是蒋介石这一生最不愉快的一次避暑，甚至造成了他此后的病痛缠身。
※ 晚年的蒋氏夫妇虽心中满怀“光复”大陆的“凌云壮志”，但见祖国一日日昌盛，顿觉失落，便自娱自乐，寄情山水。
“总统”的车队出巡，通常沿途都有非常周密的安全部署，通向阳明山的仰德大道，是专为蒋介石上山而修的，从路况来看，堪称是当时台北最好的一条路。固然，侍卫人员的目标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是零误差，可是有些事情的发生总是始料未及的。
※ 到台湾后的宋美龄有一段时间备感凄凉，就以作画聊度时日，但她每作一画均交侍从收藏从不送人。喜欢张扬的她此时不知是何因倒内敛了起来。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总统”车队从士林方向要回到草山官邸，当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弯道时，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班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前下客，前导车因为刚转弯，所以没有看清楚这部公路班车的后方有来车，突然，一部吉普车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并且没有减速地直接往下冲，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假如不马上煞车，很可能就要和那部吉普车撞个正着，于是，立刻紧急煞车。
前导车这样的处置是别无选择的，否则就要和那辆吉普车迎面相撞了，可是，在那关键性的一秒钟时间里，后面的“总统”座车却来不及反应，撞在了前导车的车尾。紧跟在后面的“随从车”幸好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后果不堪想象。可是“总统”座车已经发生了不可收拾的后果。
在撞击的那一刹那，冲击力非常剧烈，蒋介石当时手上还握着拐杖，撞击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猛然向前冲去，整个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他的胸部当场受到严重撞伤，假牙也在撞击的刹那，从口中飞了出去。
※ 宋美龄画作之一。
当时，宋美龄坐在蒋介石的左侧，受到了同样程度的撞击力。在她往前冲的那一瞬间，双腿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痛入骨髓，宋美龄当场厉声叫喊。车祸发生后，现场一片慌乱，侍卫人员立刻把蒋宋夫妇送到医院急救，副侍卫长孔令晟立刻向蒋经国做了报告，并且一边急着找寻那辆闯祸后逃之夭夭的吉普车。阳明山，乃至整个台北笼罩在一片惊恐不安的情绪之中，蒋经国给“情报局”的指示是，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肇事车辆，查明真相。至于酿成追撞事故的前导车司机，蒋介石并未深责，也没给他任何处分。
蒋介石的身体原本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少有不适。这次车祸，虽说没有受到严重的损伤，但毕竟是80多岁的人了，这一惊一吓，身体便出现了不好的征兆。他本来就有心脏病，这么一来，更严重了，这也是他后来身体越来越差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宋美龄的腿部也因为这次车祸受到一定的影响，一直到她晚年，每逢冬天，她的双腿都会不适。
※ 晚年的蒋介石虽然远离家乡，寄于一岛，但他与宋美龄的感情与日俱增。或许也只有这样的情感才能给他那凄凉的生活带来一丝慰藉。
蒋介石的晚年，是在病魔的缠绕下度过的，日子并不舒心。从1972年下半年卧床治疗后，更是苦不堪言。因年龄太大，长期静卧，肌肉开始明显萎缩。此外，排泄机能也开始失调，小便失禁，大便解不下来，每天要依靠医护人员从直肠内将粪便挖出来。其间有几次陷入昏迷，一度体温高达40度以上，肺叶有2/3的部分出现积水，需要套着氧气管呼吸，一刻不能中断。
蒋介石对自己的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想下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幻想着病愈，再回“总统府”上班。但是，他的体力已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很高兴，决定去高速公路上兜兜风。侍卫只好为他备车，并配备一辆救护车随行，以防发生特殊情况。谁知上路没多远，蒋介石就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子立刻返回。他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窘境，心境处在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此后，他的身体一蹶不振，时刻在与死神抗争。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并发性心脏病，于深夜11时50分在台北市郊士林官邸去世。4月9日，大家在瞻仰他的遗容时，发现他的灵柩上方摆放着他的遗嘱（该遗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秦孝仪为他题写的），内容当时没有公开。4月16日，隆重的葬礼仪式在国父纪念馆举行，300多名国外要人来台北参加了葬礼，其中包括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