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和父亲蒋介石有着既矛盾又亲密的感情。因为政见不同，他曾经当面痛斥父亲，甚至要和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但最终还是侍亲尽孝了；他曾经到革命的圣地——苏联去留学，民主精神深入内心，但最后还是当了台湾的独裁者；他曾经激进、意气风发，是改革派的一员，但最后还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力。或许这一切都无法盖棺论定，历史人物就是因为其复杂性，才会让后人一再猜测追问。
不革命的父亲与革命的儿子
清宣统庚戌年，即191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凌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丰镐房的旧宅里，蒋经国降生了。溪口蒋姓的第29代子孙出世了，这无疑是一个特大喜讯。少时的蒋经国长得天庭饱满，额冲鼻耸，浓眉大眼，方头大耳，与其母毛福梅的长相十分相像。
当时，蒋介石远在日本，不能亲尝初为人父的乐趣，却也为完成了一件“母命”而高兴。尽管蒋介石不喜欢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他还是知道的。
据曾任蒋家家庭教师的陈志坚女士回忆：“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4岁。他喊我姨娘，朝夕共处，非常亲热。他的仪表、性情像他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略无乃父童年的那样顽态’，惟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5岁那年，蒋经国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正式启蒙教育，先拜当地周老夫子为师，后师从顾清廉，当时，蒋介石曾写信来勉训：“……在家当听祖母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读书总以烂熟为度。”
当然，还有一位蒋经国的“恩师”不能不提，那就是对他最重要，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塾师”——父亲蒋介石。蒋介石让他接受了整整6年“子曰诗云”的传统文化教育。尽管当地先生给蒋经国下了“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的评语，然而蒋介石见儿子勤勉诚笃，始终认为“经儿可教”。
江南在他所著的《蒋经国传》里说：“蒋先生（蒋介石）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限制，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世的指南针。蒋经国仅10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蒋经国也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种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号提示出来。”蒋介石希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蒋经国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
但是，在学习之外，幼年的蒋经国更生活在父亲和母亲冷战的夹缝中，他看到了母亲在痴痴等待丈夫归来中的寂寞和痛苦，也看到了父亲对母亲的一再背叛，从姚冶诚到陈洁如，不管是谁，都让母亲的心雪上加霜。到了1922年，蒋介石不愿意让蒋经国继续待在消息闭塞的乡下，准备让他跟着年轻的陈洁如学习，接受新式血液的灌溉。虽然毛福梅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但蒋介石固执己见，无可奈何的蒋经国只得离开了最爱自己的母亲，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接受新式正规教育。
※ 一位骄纵的父亲与一个服从的儿子，两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十天半月就收到父亲的来信，从读书到写字，从日常生活到为人处世，样样关心。蒋介石也要求儿子勤于写信，以便他了解情况，他说：“你每一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殷殷父子情，跃然于笔。
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给了年轻的蒋经国深深的刺激。他像普通的学生一样，加入了反帝爱国的行列中，但随即就被学校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了学籍。当时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蒋介石也同意让儿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锻炼锻炼，并希望儿子在国外“刻苦学习，鹏程万里”。
1925年，蒋经国先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但没几个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便于1925年8月到广州黄埔探亲。当时黄埔军校正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蒋经国便加入了这批留苏学生的行列。1925年10月19日，“远东”号巨轮载着22名中国学生驶向苏联。这22名学生中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伧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等。当时蒋经国的心思很简单，他要在这片冰雪大地实现红色理想，只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13年之久。
※ 王太夫人对这个孙子宠爱有加。图为：王太夫人怀抱蒋经国。
※ 学生的请愿队伍走在街上，路人不是侧目相对就是不以为然。从队列可以看出，年轻的女学生也是当时活跃的力量。此时的蒋经国也活跃在学生运动中。
在苏联，蒋经国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学习，并于1925年12月加入共产党。就在蒋经国在异国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在国内却背叛了革命，对曾经的同盟者进行血腥的屠杀。1927年4月12日凌晨，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惊呆了。
人们疑惑了，蒋经国会有怎样的反应？出乎大家的意料，在随即召开的学生集会上，蒋经国公开批评了蒋介石的“清党”政策，宣布了自己对蒋介石的不满和愤怒。1927年4月16日，《消息报》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学学生对政变的反应的文章中发表了这篇演说的情况，“……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几天之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父亲蒋介石，并声称父亲已成为他的敌人。
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全文如下：“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成了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蒋经国的行为使他受到学生和苏联人民的尊敬。这个声明发表后，莫斯科的居民带着极大的关注询问留学生：“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时间，蒋经国声名大噪，妇孺皆知。
没过多久，苏联政府送蒋经国到列宁格勒的托玛卡军政学校继续深造。此时，他的名字已经改为尼古拉。蒋经国在学校的生活并不幸福，由于托玛卡军政学校的校长是托洛茨基派而被政府逮捕，学校里有近百名中国学生因为同情“托派”也被关押了起来，蒋经国陷入了苏联的党内矛盾纠纷中，为此，他向上级提出了回国的要求。
但苏联政府岂肯轻易放人？蒋经国的请求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专门会见了蒋经国，除了闲话家常，只字不提让他回国之事。根据《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的说法，“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对手；战斗，罗斯福亦差之甚远。就斯大林而言，蒋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了这个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看来，“蒋介石的儿子”也不是好当的。
此后，蒋经国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安排。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这期间，令蒋经国感到最愉快的一次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直达苏联的心脏地带，他还同时参观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蒋经国此行，对苏联的科技和发展留下了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 对父亲的行为感到气愤的蒋经国，以不同的行动活跃在异国他乡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
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了莫斯科医院。这次得病，足有三个月之久，也使他遍尝世态炎凉，人生疾苦。后来蒋经国说：“在病中觉得格外郁闷，我进医院之后，只有三个俄国朋友常来看我，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有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死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言语之间，流露出的是无限凄凉。
病情痊愈后，苏联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在那里，蒋经国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不久，蒋经国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当农民。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 跋涉在崇山峻岭的蒋经国（左一），在另一方天地里施展着自己的才华。
这一段日子是蒋经国终生难忘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劳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锻炼。没有经过劳动生活的，是很难了解社会的构造，劳动的价值和人民的痛苦的”。
就在蒋经国经受各种磨难之时，他的转机来到了，随着斯大林同蒋介石关系的好转，他的境遇也有所改善。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始，他干着修马路、抬机器、砍树伐木的苦力活，没过多久便升为技工，又由技工转为技师。因为他干活不怕吃苦，很快成为机械厂第一个共产主义突击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名字被载入突击队的红色光荣簿中。翌年，蒋经国晋升为副厂长。
就在这一时期，蒋经国遇到了生平中的第一次爱情。或许久经“劳改”的缘故，蒋经国已变得沉默寡言，亭亭玉立的苏联女工芬娜（蒋方良）却让蒋经国的生活焕发了不一样的姿彩，两人很快发展出恋情，而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被演绎成多种版本的传奇故事。
※ 蒋方良沉浸在丈夫浓浓的爱意中。
据日本人所写的《人间蒋经国》一书记载，蒋经国是在1934年担任重型机械工厂作业所主任时认识芬娜的。当时，芬娜刚自技术学校毕业。有关蒋经国认识芬娜的经过，较常听到的两个版本不外是美人芬娜拯救冻昏于雪野的英雄尼古拉，以及英雄尼古拉深夜击退歹徒救了美人芬娜。后者更为流传广泛，传说有一晚蒋经国加班到11点多，很晚才回家，回宿舍途中，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一位女子，她就是芬娜。大汉意图不轨，这时蒋经国来了，大汉起初并不以为然，因蒋经国个子不高，以为没什么本事，没想到蒋经国体格壮硕，胳膊很粗，两三拳就把大汉打倒了。以英雄救美的方式，蒋经国得到了这位俄国女子的青睐。
※ 美丽的异国姑娘，在手舞足蹈地欢庆着她的爱情。图为：年轻时的蒋方良。
※ 蒋经国来到“世界革命的圣地”——苏联学习先进的革命知识，在那里，他各方面都受到了锻炼。日后蒋经国说：“当时我们经历的痛苦，并非梦境，而是最残酷最惨痛的现实。”
芬娜全名是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1916年出生于俄罗斯，后加入共青团。芬娜长大后，考入工人技术学院，毕业后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当副厂长的蒋经国，却无形中受到特别的照顾。当时由于俄国革命成功后，社会风气和以往大不相同，而且一些俄国少女对来自东方的青年由衷地好奇与爱慕。所以，芬娜在工厂能认识副厂长这样位高的东方青年，可谓绝无仅有，芳心之喜溢于言表。芬娜与蒋经国很快坠入爱河，两人因为同在组织里，生活亦无问题，于是提出结婚申请书。苏联当局也很快批准。
1935年3月15日，蒋经国25岁，芬娜19岁，在一个小小的宿舍里，既无豪华礼堂，又无华丽礼服，一对异国情侣，于简单仪式中，缔定白首之盟。他们第一个孩子爱伦（蒋孝文）10个月后诞生。
两人虽然结婚生子看似幸福，但生活上并不顺遂，因为蒋经国受到排挤打压，失去工作，全家的生活重担只好全部落在芬娜的肩上，直到女儿爱理（蒋孝章）诞生，才使得蒋经国孤独而痛苦的心稍稍得到慰藉。
时光荏苒，蒋经国来到苏联已经12年了。父亲蒋介石在国内几次“围剿”共产党，消极抵抗日军入侵，倾全力打内战。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激得民怨沸腾。蒋经国写了一篇《给母亲的信》，并于1936年1月发表在《真理报》上，信中声称：“……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 蒋介石在国内进行着反革命反人民的运动，他的行为不仅招致人民的反对，更引来了儿子的痛斥。
“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
※ 国内的父母期盼着儿子的归来，国外的儿子却如同在人群的包围中一样，怎样都不能突破重围而走上回家的道路。
※ 旧时的妇女总是以夫贵子显为荣，毛福梅已失却了前者，所以对儿子满怀期望。图为：（自左至右）蒋经国、毛福梅、蒋方良。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
这封信后来经过《纽约时报》一转发，引起了世界轰动。蒋介石看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此信发表后不久，蒋经国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恳请批准回国，但是没有被批准，他的归国遥遥无期。
对于这封让蒋氏父子失和的信，蒋经国曾在1937年5月所写的《在苏联的日子》一文中做了澄清和解释，说明了此事的原委：1934年12月，监视期结束，苏联内政部乌拉山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把蒋经国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接着话锋一转说，“决定权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中国。”蒋经国“拒绝写这种声明”。1935年1月，共产国际要蒋经国前往莫斯科，王明对他说：“国内谣传你已在苏联遭到逮捕，你该写封信告诉你母亲：你在此间工作完全自由。”又说，“我们怕你中文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帮你拟了一份草稿。”蒋经国看了那份草稿，发现信中写的完全不是他想说的，因而拒绝签字。后来王明找蒋经国的一个朋友来劝：“如果你同意他们代写家书，你将来或许还有机会被送回中国，否则你的生命就随时会有危险。”僵持了4天后，蒋经国终于屈服，同意在王明代拟的家信上签字。
※ 蒋经国和蒋方良情意绵绵，恩爱有加。穿起旗袍的蒋方良也是那样得楚楚动人。
※ 蒋方良看着丈夫拿起了相机，赶忙摆出了端庄的姿势让笑容凝在那一瞬间。
5天后，蒋经国把信交给苏联内政部长，并告诉他是如何被逼迫写下这封信的。那位部长表示：“我也认为整个事情处理不当，”并说，“我会在和王明商量之后，建议将这封信销毁。”王明后来同意让蒋经国另外写，“信的内容，和第一封完全不同，”蒋“仍然只字未提希望返国”。信写完上交后，蒋经国要王明将第一封信还给他，王明回答说第一封信已“销毁了”。蒋经国当时就怀疑有诈，后来发现王明“果然说谎”，他在那时才知道王明“已将第一封信寄回中国”，而且还把那封信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了。
蒋经国回到乌拉山后，去看了一个想回中国却没有盘缠的华侨陈甫玉（译音）。他卖书卖家具为陈甫玉筹集路费，条件是托他带信给蒋介石。此人后来半路被捕，那封信也落到苏联人手里。《蒋经国回忆录》认为，那封信也许现在还存在苏共档案里。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在西安。蒋经国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着急，立即写信给苏共领袖斯大林，请求返国探亲。之后不到三个星期，共产国际要蒋经国赶快去莫斯科一趟，当面告诉他：“你必须以书面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绝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或是附和托洛茨基派。你这样做，将会很快被送返中国。”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蒋经国不但没有被准许回国，还频受打击。当时的苏联正掀起“清除托派”的清党运动，许多高级要人被整肃。蒋经国原有的苏共候补党员的资格也被撤销。1936年12月蒋经国还被免除了《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同时还失去了工厂的工作。一家生活，全靠妻子的工资收入来维持，过得极为拮据。蒋经国再次写信给斯大林，强烈要求回国。
※ 蒋方良那婉约温柔的性格深得蒋氏夫妇的喜欢。从回溪口的那一天开始，蒋方良开始了她在中国生活的漫漫长途。
※ 这是晚年时的蒋经国与蒋方良。章亚若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终其一生，蒋经国对蒋方良都是浓情蜜意的。
而国内的父亲蒋介石也在想着让儿子归来，尽管儿子在苏联写信反对过他，但儿子终归是亲骨肉，在国民党和苏联断交期间，他曾多次求助于第三国际，想把蒋经国弄回来，但都失败了。1936年初，蒋廷黻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蒋廷黻，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前来会见蒋介石，言语之间，蒋介石流露出思子之情：“经儿赴苏十余年，现杳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回家。唉！12年不见面了！”周恩来满口答应，助他父子团聚。不久，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考虑到中苏、国共之间的微妙关系，为推动蒋介石抗日，终于同意蒋经国回国。
1937年3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史迪曼尼可夫把蒋经国召去，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将你送回，苏联政府现在认为在南京的中国政府是友好的，所以我们愿意接受朋友的这项请求，把你送回中国。你觉得如何？”蒋经国当时怀着又喜又惧的心情立刻回答：“愿意回国。”
1937年4月19日，离别故国13年的蒋经国带着妻子、孩子到达了上海，心中自是无比激动。夫妻二人没敢多作停留，立即前去南京拜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儿子来求见，大发雷霆，拒绝接见。蒋介石大骂：“他到处发表文章，骂我反革命，眼里早已没有我这个父亲。他不是在苏联当厂长、住洋房，一个月拿700卢布吗？还来找我干什么？”秘书陈布雷婉言相劝。过了一个星期后，蒋介石才接见了儿子。蒋经国送给蒋介石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装饰品，送给宋美龄一件波斯羊皮外套做见面礼，蒋宋一一笑纳。然后蒋经国奉父之命回溪口拜见母亲。
当蒋经国偕同苏联妻子芬娜及孩子回到故乡溪口时，比去拜见父亲更为激动。毕竟比起父亲，母亲才是更让他心心念念的，是他在异国坚持回来最大的理由。
当时，毛福梅因儿子音讯久绝，不无悲观之想。如今突然出现，不免心起猜疑，竟以为这是诡计多端的蒋介石动出来的脑筋，物色一个年龄和相貌与经国相似的人，冒充经国归来，作为向她的交代和安慰。聪明的毛氏在与家中几位女眷商议之后，竟想出一个鉴别真假儿子的绝招来。
蒋经国来到丰镐房，毛福梅先命人将他们接到东厢房楼上，然后，让经国的大姑母（瑞春）等在前，毛氏自己在后，鱼贯上楼，去与经国相见，试看分离13年之久的儿子是否还能认识亲娘，兼以区别真伪。
当时，蒋经国见到诸位亲戚进来，只站在一边笑迎招呼和注视，当一见到走在最后的母亲，再也按捺不住，抢步上前，口喊“姆妈”。母子重逢，悲喜交集，止不住相抱痛哭。而后，抱着儿子爱伦的苏联洋媳妇也拜见了婆婆。毛福梅接过孙子，破涕为笑。
蒋经国归来，是蒋家继“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归来后的又一桩大喜事，毛氏兴高采烈，当即决定按家乡习俗，择日为儿子和媳妇补办婚礼。蒋经国对母亲一向孝顺温从，当然从命。
举行婚礼那天，丰镐房中一片喜气洋洋，在举行了拜堂、献茶等仪式后，还按当地习俗，命新娘扎上“围身布”，入厨房炒“谷花胖”，用预先准备好的青松毛烧火，铁叉掀锅。浓烟上冒，熏得新娘闭目难忍，亲友则在旁边拍手欢笑……蒋介石曾为这俄籍媳妇取名为蒋方娘。后来把“娘”字去掉女旁，叫方良。
在毛氏的身上，芬娜看到了一个中国传统女人的克勤致俭，隐忍宽厚的品格，这也成为她日后在蒋家的生活标准。虽然她初到中国，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更怕因为语言交流的不便而遭歧视。但实际上，这位外国儿媳的性情十分温柔婉约，又很会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关心儿女，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标准。至于语言，蒋家为她请了一个家庭教师，一年之后，芬娜已经可以用标准流利的国语同人交谈了。
至于饮食，因为不论在上海或浙江，吃的都是口味很重的江浙菜，而蒋方良以前在苏联时，饮食都比较简单，往往是奶酪配上黑麦面包。可以说，中国菜对她而言实在太咸，然而嫁鸡随鸡，来到中国后为了扮演好中国媳妇的角色，她不但学着打麻将，请老师教她平剧（即京剧），更要下厨学做菜。蒋方良下厨学艺后，最擅长的是浙江菜和宁波菜，蒋经国的亲家俞大维过去就常收到蒋方良送来的腌菜。而蒋方良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带着甜味的八宝糕！
※ 蒋经国总是喜欢和孩子们嬉闹在一起，此时他竟也学起了父亲，身着长袍，手拄拐杖。
对于此时的蒋经国而言，回到了家乡，该工作了，可是干什么好呢？蒋介石的意思是，先不要着急，毕竟他在苏联受了十多年马列主义的熏陶。尽管蒋经国再三表示忏悔“攻击父亲的悖逆行为”，改信三民主义，但是，具体如何来“洗脑”，还得由蒋介石亲自来安排。
为此，蒋介石要蒋经国闭门静读，“重新回炉”，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同时，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重新认识在苏联的生活，以彻底“洗心革面”，清除共产主义的一切“余毒”。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蒋介石想用传统文化来彻底清理儿子脑中的“红色残余”。
※ 蒋经国每次和父亲拍照都居于其后并摆好恰当的姿势，这或许与儿时父亲对他的教育不无关系吧。
当然，清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旅俄报告》虽然数易其稿，还是被蒋介石连连打回，不能通过。关于这一点，可以于蒋经国在其父去世后所写的《守父灵一日记》中得到验证，他记述说：“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看来蒋经国几经删改之后写成的《旅俄报告》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因为蒋介石曾于1937年6月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览，应将原文寄还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同时，蒋介石也对儿子的读书心得颇为满意，“溪口读书似有进步，还望按王阳明先生‘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之意，深切体会”。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后，杭州也开始遭到敌机的轰炸，溪口也不那么平静了。正在这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想借“太子”以自重，遂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委座与中共五年鏖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发愁该怎么安排儿子，他想让蒋经国独当一面，考验一下，看看有无培养前途。并且，赣南是中央苏区所在地，革命活动比较活跃，又与广东交界，驻守赣南，蒋经国在此，一方面可以镇压共产党组织，可以看看其“忠心”与否；一方面还可遏制广东军阀。蒋经国接父之命后回信表示：中原激荡，志士归心。国家民族已临生死存亡时刻，儿子决心为国出力，即使条件最坏，也可以试试自己的身心和勇气。
※ 蒋经国（中）来到了赣南，开始了他回国后的第一次从政经历。
赣南新政：开出事业一片天
1937年春天，年仅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1938年1月，熊式辉任蒋经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5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抚州）温泉，集中训练江西省新征来的壮丁，编成几个新兵团，归他督练，实际上是为野战部队训练补充团。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初露头角，第一次独当一面的职务，自然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
蒋经国首先提出，要连队做到经济公开，赏罚公开，不准打骂士兵，不准克扣士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其次，他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康乐活动”，以活跃官兵精神，营造朝气蓬勃的气象。对于军官教育，则反复宣传王阳明学说。他还遵照他父亲的一贯做法，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等列为军官必读的书。他接近干部，有时也深入连队与官兵一道活动。他把这一段督练新兵的过程，编成一本《温泉练兵实纪》，借以宣传他练兵的成绩，同时也是向他父亲第一次交的考试答卷。为了替蒋经国制造舆论，蒋介石曾指示一些部队派人到新兵督练处参观。
新兵督练处于1939年迁到赣州。赣州地方的恶霸势力很大，省府的政令向来不能贯彻执行。这个地区的专员、县长，如不与地方恶霸集团勾结，就站不住脚。当时赣州的行政督察专员是康泽系统的复兴社分子刘己达，他自恃有康泽做后台，对地方恶霸不放在眼里，结果在一次出巡中竟遭到恶霸爪牙的围殴，并被软禁，后由蒋经国亲自出面警告恶霸刘甲第，才获释放。刘己达为此引咎辞职。熊式辉便借此机会，派蒋经国接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县长由杨明代理），冀图利用这位“太子”的权威来整顿赣南的混乱局面。
1939年6月，蒋经国就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压制地方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时蒋经国年方30，由苏联回来才两年，革命教育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的陈风陋习。
※ 在赣南，蒋经国不仅施政于军事和政府，对教育也颇为重视。他提出了“人人有书读”的口号并予实施。图为：赣南中小学的课外活动。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入群众”，不摆官架子。有一件吃馆子的事，给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经国和侍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尝一下南昌的风味，于是便朝馆子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了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住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己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无影无踪，一副狼狈的样子。蒋经国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毛宁邵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6个月的班房。”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为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
※ 蒋经国在赣南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不仅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也使得地主恶霸的势力有所收敛。图为：赣南时期蒋经国所结交的一些赤胆忠心的朋友。
蒋经国一到赣州，不是去赤珠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走街串巷。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赣州的大部分情况。
在父亲的鼎力相助下，蒋经国雷厉风行地烧起了“三把火”，提出了“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了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了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
为整饬贪污，蒋经国在赣南办了三件比较著名的大案：一是1940年，在赣县枪毙了敌（日）货检查队长任锡章；二是1944年夏天，枪毙了贪赃枉法的大庾县池江乡长黄某某；三是在他的建议下，江西省政府将大庾县长廖声涛撤职，因廖声涛在上一任崇义县长任内贪污不法。
※ 蒋经国开始了自己的施政方针，将自己所学发挥在了真正的『战场』上。
※ 风光秀美的奉化溪口。
蒋经国在赣南的大力改革，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赣南地区出现了新气象。蒋经国本人的声誉也渐长。他将“新赣南”和革命圣地陕甘宁相比，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但是那些富豪劣绅却对此极为不满，他们纷纷向国民党中央密告蒋经国在赣南“搞赤化”。为此，蒋经国于1940年4月1日在《正气日报》发表了一篇“是非辩”专文，列举查禁后社会经济秩序得到改善及百姓所得实惠的事实，对造谣者给予批驳，最后结论是“是非自有公论”，要当地人民来评理。
事实上，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
1940年6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6月，他因为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党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7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
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发展自己的力量，蒋经国还在赣州赤珠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洪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肆宣传的“赤珠岭精神”。
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5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蒋经国用这批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在江西的三青团干部挤走。这些蒋骨干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不久，他又开办“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由专员公署科长范魁书负实际责任，先后训练了数百人。1943年7月，他又在赣州虎岗办了一个青年夏令营，调训中专学生近千人，由他亲自主持，倡导“虎岗精神”。此外，他还兼任了“中正中学”的校长。1943年12月，蒋经国被调到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兼三青团组训处长，名义上仍兼赣州专员（由杨明代理）。这是蒋介石准备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大权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1944年1月，蒋经国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并在这年10月参与了其父蒋介石发起的10万青年从军运动，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大力宣传“赤珠岭精神”和“虎岗精神”期间，“训练班”和“青年营”也红火起来，甚至被人称为赣南的“黄埔”和“抗大”。那句曾经赫赫有名的标语“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被蒋经国书于青年营的门口，引来了无数人围观，也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赣南的日子是蒋经国一生中比较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段日子，他开始适应蒋介石的要求，为自己在政坛的发展打下基础。还是在这段时期，他失去了他最敬爱的母亲，同时收获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1939年农历十一月初二，是蒋经国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6架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溪口镇。敌机轰炸的目标很明显，是以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别墅为主要目标。蒋家当场遇难的有担任账房的外甥宋涨生、教方良国语的董老师等6人，另有多人受伤。
※ 蒋经国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毕竟母子情深，毛福梅在敌机轰炸溪口时不幸罹难后，蒋经国自赣南赶回溪口奔丧。这张照片就是他奔丧期间所拍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蒋经国那紧锁的眉头分明充满了对敌人的愤恨。
※ 在政治上逐渐取得了成绩，又在情感上得一红颜知己，此时的蒋经国春风得意。
敌机远遁、硝烟散尽后，出逃在外的人们先后回来了，唯独不见毛福梅。人们四处寻找。正焦急之际，恰值县长何扬烈、县党部书记汪竖心等由县城赶来，发现后门不远处屋弄有炸倒的墙头，微微隆起。于是，就雇了20个民工，点起灯火挖掘。其中果有尸体。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可怜的毛氏！
据账房唐瑞福回忆：“十一月初二，日本飞机飞到溪口上空，毛太君从丰镐房后门逃出，已经逃过弄口。大概想到房间没有上锁，又返身回去锁好房门，再走出弄口，适逢日机投弹，炸中了弄口围墙，屋毁墙倒，太君被压在下面。日机去后，溪口镇镇长蒋立祥带人到处寻找，全无踪迹。初三下午县长何扬烈闻讯赶到，见到墙壁隆起，乃叫人挖开瓦砾，才发现太君尸体……”母亲的去世给蒋经国的打击是巨大的，他泪如泉涌，令人在摩诃殿北隅造了一个圆形坟墓，墓碑上书刻了“显妣毛太君之墓”，蒋经国还在毛氏遭难处亲笔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勒石立碑。
此时的蒋经国，虽然悲痛于母亲的去世，但因为有了红颜知己章亚若的陪伴，似乎这悲痛减轻了一些。
章亚若祖籍浙江，其父共有11个儿女，亚若排行第三。原名章懋李，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从小，其天资和才干在亲戚邻里的孩童中格外突出。尽管很早就与表哥唐英刚热热闹闹地入了洞房，但她并不甘心做一个家庭主妇。
20世纪30年代，懋李用章亚若的新名字成为江西省高等法院文书，正当章亚若在省高等法院工作得心应手，深得上司赏识时，其夫唐英刚因一次乘船时不慎落水引发急性肺炎而逝，章亚若成了年轻漂亮的寡妇，时值1936年。
随着南昌落入日寇之手，亚若随流亡的人群来到了赣州，不久被录聘为赣州专署图书资料室管理员。由于工作出色，后又被赣州专员蒋经国调到专署抗敌动员委员会任书记，之后进入赣州赤珠岭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被推荐为蒋经国在青干班的助手。
青干班毕业后，章亚若被蒋经国安排到专署秘书室任书记（文书）。实际做助理秘书的工作，不久又兼任专署“民众询问处”负责人，还常以专署书记和《青年报》记者名义，随蒋专员外出抓赌、禁鸦片或巡视各县，并写成相关报道、文章以“章频”或“懋李”的笔名在《青年报》发表，有时还配上章亚若绘的水墨画同时发表。
就在这段时期，两人因为工作的频繁接触，再加上性格接近，有共同语言，于是开始了一场暗中进行的爱情，为了遮人耳目，两人互相商定情名：慧凤（蒋经国）、懋云（章亚若）。
在开始的时候，章亚若对蒋经国的感情是矛盾复杂的，毕竟双方身份特殊，而且蒋经国已经有了妻室儿女。据说，章亚若在赤珠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曾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向好友桂辉诉说，担心记载爱慕蒋经国的日记遭同学偷阅，惹上麻烦。
那段时期对蒋经国而言是甜蜜难忘的。虽然辛苦，但内有红袖软语相伴，外可大展宏图，所以自是少年意气风发，从某种意义上，赣南新政和蒋经国是互相成就的。因为有了蒋经国，才有了赣南的新面貌；也正是因为来到了赣南，蒋经国才得以在政坛一试拳脚，并结识了章亚若。
当蒋经国在赣南地区出差探访民情时，章亚若便以秘书身份陪在身旁。据说，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就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章亚若为什么令蒋经国动心，外人无法确切得知。
但很多资料表明，蒋经国对章亚若是动了真情的，蒋经国的确将留苏日记手稿交付章亚若，又在毛福梅去世后，将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那床被面，以灰色为底，边上有一长条苹果绿底的鸳鸯戏水图，章亚若视之为珍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桂林家中遭窃，章亚若着急得不得了，直到警方帮忙寻回才安心。蒋经国虽然未公开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他当时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表明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