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之路
1900年8月21日，陈其业与何夫人的小儿子陈立夫出生。小时候的陈立夫受到家中长辈的格外疼爱，是个无忧无虑的顽童。他生性好动，经常和小朋友们一起踢球、爬树、掏鸟窝、投石子、斗蟋蟀，经常是忘记吃饭，忘记回家，沉醉于一个快乐的儿童天国里。
7岁那年，陈立夫进入沈若臣先生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他天资聪颖，记忆力特别好，所学课文基本上能流畅无误地背出来。这种强记的功夫，对于他后来从政执掌大权也有很大帮助。
沈若臣先生的私塾共有学生三四十人，陈果夫也在这所私塾读过书。沈若臣教学认真，也相当严厉，每次学生背书时没背好，他就会用打手板打学生的手掌心。陈立夫因为记忆力好，免了许多板子。
有一次，沈先生有事离开不在课堂，陈立夫做完作业后就开始和同学们嬉闹。突然，沈先生回到课堂，见此闹哄哄的情形，怒气冲天，大加责问。同学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云，也没人敢出声。这时，陈立夫站出来，承认了错误并承认是他带头闹的。沈先生见陈立夫诚实，敢于承认错误，就原谅了他，而将其他同学每人打了好几板手心，以示惩罚。
陈立夫的母亲从小就教导孩子要诚实，这一次陈立夫尝到了诚实的甜头。不过，从政以后的陈立夫，在那如此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是否还记得“诚实”二字，恐怕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小时候，还发生了一件既普通又不寻常的小事，它深深地打动了陈立夫这位调皮而又天真的幼童的心。
※ 陈立夫出生在贫寒之家，或许就是这样的背景让他幼小的心灵萌发了奋进的思想。
每天清晨，在陈立夫上学的路上，他总会遇到一个和尚，留着长长的头发，头上还系着个铜箍，背上背着个菩萨像，在那儿走三步拜一步。开始，陈立夫对此并未太注意。但是，好几年过去了，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地冻天寒，这位和尚都是走三步拜一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从未间断，从未停歇。
终于，有一天，年幼的陈立夫忍不住好奇地问他：“法师，您为什么这么跪拜，从未停歇，这是什么意思啊？”
和尚答道：“我要建造一座庙，所以天天得化缘，我这是去化缘，这样已有七年了。”
“您这样能盖成庙吗？”小陈立夫有点不相信。
“一定可以的，你以后就会明白的。”和尚说完，又三步一跪地赶路而去了。
听了和尚的回答，陈立夫竟一直呆立在那儿，而和尚却已走远了。
和尚的回答给幼小的陈立夫以深深的打动。他以前一直生活在无忧无虑的自由王国里，从未考虑到他自己的未来与理想，更没有考虑到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尚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从此，陈立夫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陈立夫12岁那年，母亲因难产去世。临终前，母亲说：“我恐怕活不下去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两个女儿，我死后没有人能照顾她们了，她俩得自爱自立。对于立夫，倒没有什么可挂念的，因为他对人对事都能应付、处理得很好，我很放心。”
辛亥革命后，陈立夫的二叔陈其美出任沪军大都督。不久，陈其美把湖州老家的家人都接到了上海。陈立夫一家住在上海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市区的道路、洋楼、汽车，都给了从湖州小城来的陈立夫以深刻的印象。二叔陈其美虽然事务繁忙，但还不时抽出时间与陈立夫等侄儿辈的孩子玩耍聊天，并给他们讲些有启发性的故事，培养他们自立自强的志气。
在上海，年轻的陈立夫也目睹了英租界里英国人随意侮辱中国人的情形。更可恨的是，在租界公园入口处，高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这强烈地刺激着陈立夫幼小的心灵。在上海的这段经历，也成为促使他日后加入国民党，献身于国民革命工作的原因之一。
※ 日后当上国民党高官的陈立夫，可会想起他年少时，在困境中奋进的经历？
※ 1895年,经光绪帝批准，北洋西学学堂在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成立，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诞生，使天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祥地。
※ 北洋大学堂的毕业文凭。
不久，陈立夫进入湖州旅沪公学夜校就读，专门补习英语。在那里，他与英语教师沈阶升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后来，陈立夫掌权后，沈阶升以师道之尊转投到学生门下当私人秘书达10年之久。
在湖州旅沪公学补习英文数月后，陈立夫考进南洋路矿学堂中学部，先读预备班，1913年正式开始在南洋路矿学堂的四年学习。他的数学、化学、物理成绩一直很优异，在校四年，有七个学期得到奖状。另外一学期没有领到奖状，是因为哥哥陈果夫结婚，他不得不缺课，这也是他上学期间唯一的一次缺课。
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收买的刺客刺杀身亡，陈家受到重大打击，生活状况一落千丈。1917年，陈立夫从南洋路矿学堂毕业后，家中已经无力继续供他上学。但陈立夫一心想上大学，他四处打听后知道天津的国立北洋大学每学期只收10块大洋作为学费，并且免费供给课本和使用实验设备，就向继父借了2块钱，瞒着家人报名并参加了入学考试。
当时上海有几百人报名，但只录取45人。录取名单公布后，陈立夫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去看榜。他只敢从榜尾看起，看了好久还没有他的名字，就在他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却眼睛一亮，发现自己居然考中了第五名，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
※ 当时考取北洋大学的陈立夫，是抱着要为国家的昌盛而奋斗的，可当他进入国民党与蒋介石为伍时，当年的雄心壮志早已抛至脑后了。
陈立夫收到入学通知书，可是，家里哪里有钱供他上学呢？三叔陈其采此时已无能为力，帮不了忙；兄长陈果夫虽然为弟弟考取大学而高兴，但也无能为力。正当他苦恼万分之时，父亲却成全了他的求学之志。父亲交给了他25块大洋，并恳切地对他说：“这些钱是我多年积蓄，作为你的学费，从今以后，一切就要靠自己了。”
北洋大学的前身是1895年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当时，北洋大学的大部分教师都是美国人，几乎全用英语教学，只有极少数预科课程才用中文。陈立夫的英文基础并不太好，但他天资聪颖，经过努力，英文很快跟了上来。
当时，陈立夫最牵挂的还是吃饭问题。陈果夫每月给弟弟寄6元，陈立夫用4元作为伙食费用，其余2元作为零用，真的是捉襟见肘。有时陈果夫的钱寄迟了几天，陈立夫就只有挨饿了。进入北洋大学的头两年，因为旅费无着落，暑假都留在学校自修。两年后，陈果夫在投机场上获利甚多，寄给弟弟的学费也多了起来，陈立夫经济拮据的状况才得以改观，暑假也可以返乡探亲了。
陈立夫读大学的年代，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之时。1919年，北平爆发了“五四运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5月23日，以北洋大学为首的天津15所大中学校约1万多名学生全体罢课。
尽管“五四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科学”、“民主”的口号响彻晴空，陈立夫却不为之所动，而是沉湎于科学知识的海洋里。每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根本不管外面的世界，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不关我事。”
大学毕业时，陈立夫为了写好自己的毕业论文，和同班同学回到故乡进行矿产地质调查。有一天，他们正走在山中，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四起，顷刻瓢泼大雨直泻而下。他们全身都湿透了，加之山中大雾弥漫，如同掉进云海里一样，迷失了方向，一时不知所措。
这时，一位回庙去的和尚，见他们如此狼狈，便将他们领到自己的庙里避雨，还拿出自己的和尚服，让他们换下湿衣服。
陈立夫正要感谢这个和尚，突然觉得怎么这么眼熟。顿时，脑中跳出了十几年前那位给自己以启示的和尚的面孔。难道是十几年前在路上经常遇到的和尚？十几年光阴过去了，如今和尚竟然真的盖好了自己的庙宇。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和尚指着刚建起的庙宇，很动情地告诉陈立夫，一个人只要立下志向去做，没有不成功的。这又给年轻的陈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立夫从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后，很想赴美留学深造。陈立夫的继祖母杨氏家中有位小名叫宝宝的独生子，一向甚得父母的宠爱。他家境富有，父亲想让宝宝到外国去镀一下金，又苦于无人陪往，当获悉陈立夫有出国计划但又苦于经费不足时，便提出让陈立夫陪宝宝出国读书，并愿意资助陈立夫的路费。陈立夫一听，当即一口答应。
1923年夏，陈立夫带着宝宝，随清华大学出国留学生100余人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从上海码头启程赴美。临行那天，哥哥陈果夫前来送行。
兄弟俩静静地伫立了很久，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却又不知说什么好。陈立夫百感交集，想起自己就要去学习国外先进的科技知识，显得十分高兴，但又觉得自己已24岁了，却不能养活自己，只能依靠哥哥为自己四处奔波，又感到十分惭愧。他默默地对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在国外努力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不负哥哥的一片苦心！
陈果夫的心情也很不平静。他和弟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陈立夫还在私塾时，他就已离家求学；后来，陈立夫到上海念中学，他那时却正忙于商业上的事；陈立夫到天津上大学后，他仍在上海，两人天南地北，很少见面。这次，弟弟要远离祖国，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去那遥远的国度学习了，陈果夫感到高兴，又有点不安。他多么希望弟弟早日学成回国啊！他又想起自己曾经也有过出国留学的美梦，但最后都破灭了，这次能帮助弟弟出国留学，多少也弥补了自己的一桩憾事。
※ 陈果夫几次想出国留学，但都因他事而未成。如今弟弟远渡重洋，去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陈果夫心里有几多感慨，几多悲凉。图为陈立夫与家人的合影。
※ 晚年时，在儿女簇拥下的陈立夫几多欢喜，几多感慨，风雨一生，终老异乡。
这时，“呜……”的一声，轮船的汽笛响了。陈果夫简单地嘱咐了陈立夫几句，挥手向陈立夫说：“船要开了，赶紧上去吧。去了好好读书，多写信回来！”
陈立夫深深地看了哥哥几眼，说：“哥哥你也要多多保重！”说罢，就转身上了船。陈果夫目送着轮船远去，直到消逝在远方……
到美国后，陈立夫听说匹兹堡大学的煤矿工程学系很有名，就带着宝宝前往匹兹堡，在匹兹堡大学正式注册入学，学习煤矿工程。
在匹兹堡大学，陈立夫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科学知识，深切体会到美国注重实用教学的好处。1924年夏，陈立夫获得硕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电气化》。毕业后，陈立夫又参加了矿业局的训练，并顺利通过了考核，正式取得了到煤矿工作的资格。
※ 孙中山先生独到精辟的见解影响着陈立夫。之后陈立夫虽信奉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但他的“三民主义”是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曲解，而非真正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开采革命之矿”
在作硕士论文时，陈立夫曾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详细研读，深感中山先生对诸如公路、铁路的修筑，三大港口的兴建，其他各类工业的发展等等有着许多独到精辟的见解。陈立夫当时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矿业工程师，回国后为祖国的建设出力。
从匹兹堡大学毕业后，陈立夫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就想放松一下。恰好当时他的中国同学徐恩曾买了一部崭新的敞篷汽车，邀请他和另一位中国同学陆子冬结伴驾车去长途旅行。这次旅行，虽然遇到了一些危险，但却使陈立夫大长见识。
三人在前往费城的途中，由于路标稀少，加之驾车经验不足，在一个急转弯处栽倒在路旁，汽车四轮朝天，如再打一个滚就会坠落千尺悬崖之下，真是好险啊！三人困在汽车中出不来，拼命按喇叭求救。20分钟后，从一辆过路卡车上下来十几个工人，合力将他们三人救出。
这次历险后，陆子冬心有余悸，不敢再冒险前行，决定退出，而陈立夫与徐恩曾则驾车继续前行，两人边行边谈，一路饱览风光。抵达费城，参加了中国同学会年会，又前往芝加哥、波士顿，再南行至大西洋城、纽约、华盛顿。在大西洋城，正赶上美国的选美比赛。争奇斗艳的花车游行及泳装比赛，使人目不暇接，让陈立夫、徐恩曾大开眼界。
看完选美比赛后，两人又驱车前往著名的尼亚加拉瀑布，然后南行到底特律，参观著名的福特汽车厂。该厂分工之细，生产之速，效率之高，都给陈立夫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他们再次来到芝加哥，参观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屠宰场，只见活生生的猪牛，从这边送进去，一会儿工夫就宰割洗涤干净，从另一边送了出来，一部分是准备冷藏的肉，另一部分是罐头食品，令人叹为观止。
这次夏日之旅，历时两个多月，他们大部分时间在露地宿营，自炊自食，极少住旅馆，一路自得其乐，玩得痛快自在，同时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对美国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大国有了更多的认识。
旅行结束后，陈立夫开始找工作。在一家砖厂干了一个多月后，进入匹兹堡煤矿公司工作，六个月后又转到史克兰敦白煤矿区工作了八个月。此时的陈立夫，已沉迷于科学救国的美梦。他认为，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只有科学，只有多读书、多掌握知识，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
一年多的煤矿井下工作险象环生。有一次，陈立夫负责检查坑道的通风设备。如果发现有瓦斯气味，或安全灯有瓦斯显示，就要在坑道的每个入口处加上“危险”的标志，以阻止人员入内。陈立夫在检查时，见安全灯显示有瓦斯，就立即挂出了“危险”的标志。但一位矿工不顾警告，口中叼着香烟进入巷内。不到3分钟，香烟引起瓦斯爆炸，那位矿工被烧焦，陈立夫也被强大的气浪冲倒在地。
还有一次，陈立夫最后一个离开坑道，还没有走到坑道口时，忽然想起有什么东西忘了拿，于是又转身往回走。走了不远，就听到砰的一声，坑道口顶架倒塌。如果陈立夫当时不回头走的话，正好被活埋在顶石下面。在坑外的同事都以为他被压死在坑道中，但一会儿，他竟然在漆黑的坑道中摸索到了一个小洞口钻了出来。
一次次的历险，使陈立夫养成了机敏警觉的特性，以后他从政当特务头子时，这种警觉性帮了他的忙，以至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激烈政治斗争中站稳了脚跟。
正当陈立夫在美国实习时，哥哥陈果夫一连好几封信催促他回国。陈立夫虽然想留在美国，但不好推辞，只好收拾行装，启程返乡。
陈果夫之所以多次写信让弟弟回国，乃是蒋介石的授意。此时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立足未稳，急于建立绝对听命于他的势力集团，结拜兄弟陈其美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自然成了蒋介石物色的对象。
在上海码头，早已等候多时的陈果夫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离别两载的弟弟陈立夫。两兄弟见面，真有说不出的亲热。在回陈果夫住宅的路上，陈果夫问陈立夫：“如今你既已归国，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陈立夫不假思索，立即回答：“只有科学办实业，才能救中国。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投身到实业中去，做一名矿冶工程师，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
陈果夫听了，沉默不语。他以为，在目前这种动乱的年代里，科学不能救国，实业不能救国，只有从政才能救国。但当他转头看到陈立夫那期待赞许的目光时，不忍扫了他的兴，觉得劝弟弟从政要慢慢来，于是说：“你在国外是学矿冶的，搞搞实业也可以。”
很快，陈立夫便被中兴煤矿公司聘为工程师。陈立夫十分高兴，立即走马上任，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一心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陈立夫很快就感到失望，公司的研究条件与匹兹堡大学简直有天壤之别，在这里真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时，蒋介石来电，希望他速去广州任职。陈立夫接电后，实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对自己颇为关心，当然不能一口回绝。另一方面，陈立夫对于自己所学的矿冶工程技术还是割舍不下。考虑再三，陈立夫发了一份措辞婉转的电报，谢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 一生想为煤矿事业献身的陈立夫，却阴差阳错地在国民党派系争斗中，争夺自己的天下，多年的寒窗毁于一旦。
※ 试想当年，若非蒋介石的盛情邀请，陈立夫定会在自己的煤矿事业中大展宏图，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但蒋介石并不死心，再次急电：“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蒋介石对自己如此信任，陈立夫很是感动，也就不敢轻易回绝了，再加上在中兴煤矿工作也不能尽如人意，而哥哥陈果夫也不断地来信劝其从政，于是陈立夫开始动摇了。1925年12月，陈立夫搭乘轮船赴广州，从此走上了追随蒋介石从政的不归路。
1926年1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接见了陈立夫。对于陈立夫的到来，蒋介石自然是喜出望外，他迫切需要陈立夫这样留过洋的青年。在随便问了有关国外留学的一些情况后，蒋介石问起了他对工作有何要求。
陈立夫回答说：“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是希望做点文职工作。”
蒋介石一口答应了他的要求，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随在他的身边。陈立夫名义上是军校秘书，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处理私人机密文件，帮助翻译机密电报、文件及缮写书信。
就这样，陈立夫投靠了蒋介石，开始了开采所谓“革命之矿”的生涯。
在做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期间，陈立夫曾犯了一个大错误，把他吓了个半死。
当时，和陈立夫一起为蒋介石工作的还有邵力子，他在处理公文方面曾给年轻的陈立夫很多帮助。凡要经蒋介石过目签批的文件、命令，都要由陈立夫亲自与底稿校核后再呈蒋介石。这一天，有一份绝密的命令，经蒋介石签发下达了，但陈立夫突然发觉放在他办公桌的命令底稿不翼而飞，顿时吓得呆若木鸡，魂不附体。
※ 在做蒋介石机要秘书时，陈立夫的脸上已多了几分英武之气。
※ 蒋介石一副万水千山于胸中的姿态，开采他的“革命之矿”，结果却是对内的派系斗争，对外的一致反共。
※ 掌握国民党大权的蒋介石，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图为(左起)蒋介石、蒋瑞莲、宋美龄。
陈立夫急得团团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假如报告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那种翻脸不认人的脾气，说不定立即被拉出去枪决！他越想越怕，浑身发颤，最后跑到邵力子那里，“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号啕大哭起来，弄得邵力子不知所措，邵力子了解情况后安慰了他几句，要他头脑冷静下来，细细地去想，接着就与他一起去寻找。
从楼上办公室找到楼下前后小庭院，邵力子一眼就注意到后院内那口无水的枯井。他当即叫人点了盏灯，准备叫人下井察看。陈立夫抢先下了井，结果那份命令底稿果真被风从楼上吹落在枯井里。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但因井上受惊出汗，井下受寒着凉，陈立夫发了高烧，生了一场大病。
蒋介石羽翼渐丰后，就开始密谋反共，但他的机要秘书邵力子却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对共产党也有好感。当陈立夫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蒋介石就将邵力子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去，以放开手脚搞权谋，而陈立夫就独自承担起了处理蒋介石机密文件的任务。
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而蒋介石又是这场斗争中的主角，他的机密文件包罗万象，陈立夫每天都要工作到午夜才能就寝。而蒋介石总是早睡早起，他起床后，陈立夫也不便再睡，只好跟着起床。这样一来，陈立夫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这时陈立夫正是精力充沛的年龄，虽然睡得很少，但精神很好，工作起来有一种兴奋感，蒋介石交代的事情，他大都能如期完成，令蒋介石十分满意。
陈立夫在工作中感到最困难的是翻录电报，有时为了查译一个字需要花费许多时间。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他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发明了“五笔检字法”，用于机要文件的归档和电报的分类，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 孙先生一故去，蒋介石立即背叛了三民主义。
有一次，蒋介石要找几个星期前何应钦发来的一份电报，陈立夫只用了半分钟就找出来交到了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很吃惊，问陈立夫通过什么办法一下子找到了电报。陈立夫连忙将自己发明的“五笔检字法”说给蒋介石听。蒋介石自然是高兴，乐呵呵地表扬说：“你这是把科技知识用于你的文书工作了。”
陈立夫得到表扬后，劲头更大了，就对“五笔检字法”进行系统整理，写成《五笔检字法之原理与运用》，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对于陈立夫的这一发明，陈果夫专门撰文加以介绍，并指出其重大意义。
※ 家有贤妻万事解。失势后的陈立夫若非有夫人孙禄卿的开导，又怎能如此淡泊名利地去异地他乡弃政从商？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陈立夫发现蒋介石脾气特别坏，动辄骂人，特别是对军人；但他对文人则较为礼貌。为了规劝他的“蒋三叔”，有一次在共进晚餐时，陈立夫委婉地对蒋介石说：“如果有人对我发脾气，我会立即辞职。”蒋知道陈立夫话有所指，没有吭声，算是默认了陈立夫的规劝。
还有一次，陈立夫对蒋介石说：“校长，你的脾气很大，他们都被骂得受不了，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对我，那我明天就卷铺盖走人。”他还给蒋介石讲了德国兴登堡将军不发脾气的故事。兴登堡有一句名言：“发脾气是自己惩罚自己。”陈立夫用兴登堡的故事规劝蒋介石改变随意发脾气的坏毛病。
后来，陈立夫向蒋介石提了两个条件：第一，如果有机会，仍希望能回到自己的本行去工作；第二，如果留下工作，一定竭尽智能，接受指导，希望自己的人格受到尊重，不受怒骂。对于第二条，蒋介石对陈立夫的态度一直很好，从未对他发过脾气；而对于第一条，蒋介石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而陈立夫也就在“开采革命之矿”中再也没有回头过。
“劝千岁‘杀’字要出口”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病逝，权欲极强的蒋介石自然想成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当时，蒋介石在国民党人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他的权力也仅仅局限于军事而已，在党、政方面却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对于这种局面，蒋介石是绝不能忍受的，他要改变这种局面。
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日益激化，同时他掌控的军队和其他各军的矛盾也尖锐起来。面对这种种矛盾，蒋介石感到进退维艰，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蒋介石决定玩以退为进的伎俩，欲以辞职、出国相威胁。然而，汪精卫也是个精于此道的老政客，他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心，只是例行公事似的劝蒋介石“不宜辞职”，并不坚决挽留，这使蒋介石陷入颇为尴尬的境地。经过再三考虑，蒋介石决定暂时离开广州，并令陈立夫买了船票。
1926年3月17日清晨，三辆黑色轿车从广州市百子路蒋介石的东山寓所驶出，风驰电掣般地开往码头，中间的一辆车上坐着蒋介石和他的机要秘书陈立夫。
蒋介石正襟危坐在车的后座上，两眼闭着不知在想些什么。陈立夫几次想开口劝说蒋介石，但当他看到蒋介石那沉思的模样时，便又闭口不言了。差不多要到码头时，陈立夫坐不住了，就问蒋介石：“校长，为什么要走？我们还可以干啊！”
蒋介石的沉思被打断了，睁开眼看了看陈立夫，反问道：“你有什么想法？”
陈立夫见蒋介石并未责怪他，就一口气说开了：“国民政府的八个军中，第一军有三个师，实力最强，掌握在校长手中。其他各军虽对校长有些怨言，但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校长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守卫广州的部队还掌握在手中，我们为什么要走？”
“汪主席虽然也和校长过不去，但他有点书生气，胆子不够大。前些日子，汪主席不是想用王懋功师长来推倒校长，但校长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撤掉其师长职务时，汪主席不也是无话可说吗？”
“苏联顾问没什么可怕的，校长要求免去季山嘉顾问，季山嘉不也是表示愿意辞职吗？共产党人虽然能‘煽动’民心，但他们那个总书记陈独秀却很好对付。只要控制他，共产党就好应付了。”
“校长，你不要太心慈手软了。我们有兵为什么不干呢？”
陈立夫的一番话，句句都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上。是啊，蒋介石又何尝想离开广州呢？但是不离开广州，又该怎样动手呢？蒋介石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车停在了码头上，蒋介石的侍卫官从外面打开了车门，请蒋介石下车。谁知蒋介石仍坐着不动，侍卫官不知该怎么办，显得有点尴尬。一会儿，一路沉默的蒋介石忽然开了腔，命令司机道：“回去！”陈立夫一听，心中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忙让司机调转车头，原路返回。
回到东山寓所后，蒋介石独个儿上楼，将自己关在屋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听里面传出重物砸地板的声音，紧接着蒋介石一声大喝：“干了！”
这时，守候在楼下的陈立夫一阵轻松，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倏地想起京剧《甘露寺》里的一段唱词：“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我这次可是“劝千岁‘杀’字要出口”了。
很多年以后，每每回顾起这段往事，陈立夫总是十分得意，觉得自己在关键时刻，帮助蒋介石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选择。他说：“蒋公当时考虑走与不走，可说各居一半，当其踌躇犹豫间，经我一问，乃使其不走之决心，顿形加强。否则民国十五年以后我国历史岂不将要重写？”
蒋介石找到其心腹王柏龄进行策划，纠集党徒召开秘密会议，陈立夫作为机要秘书也参加了会议。会上通过了采取反共行动的决议。为了替自己的“反革命行动”找借口，蒋介石指示手下四处造谣，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汪精卫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有人要把蒋介石、陈立夫等劫往苏联等等。制造谣言后，蒋介石将其寓所迁至有坚固工事的广州造币厂。
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传达他的命令，命令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将兵舰开赴黄埔，听候调遣。19日上午，中山舰抵达黄埔后，蒋介石大耍无赖，声称“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山舰“无故移动”，是“不法行动”，“显示共党‘阴谋暴动’”。
这天晚上，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陈立夫极力鼓动蒋介石不要错失良机，应立即采取行动，对共产党实行突然袭击。有人怕舆论谴责，陈立夫立即驳斥，认为不必顾忌。在陈立夫的鼓动下，蒋介石痛下决心，决定对共产党实行打击。
※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他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20年代后期，由于主观与客观各种复杂的原因，陈独秀犯了错误；不久，他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从此，这颗“明星”就黯淡下去了。图为陈独秀（左）与胡适。
※ 李之龙(1897～1928)，湖北沔阳人。中山舰舰长。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中被捕。1928年2月8日，被国民党杀害于广州黄花岗。
20日凌晨，蒋介石派人抓走仍在睡梦之中的李之龙。随后又调动大批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苏联顾问的办事处及住所，监视苏联顾问，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40多人，并密令何应钦将驻防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同时，汪精卫的住宅也被蒋介石派兵“保护”起来。
由于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加之陈独秀的右倾思想，“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很快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查办李之龙，让季山嘉等苏联顾问回国、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的决议。汪精卫也声称有病，赴外地求医。
陈立夫自始至终都参与了“中山舰事件”，并在其中担任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如果不是陈立夫劝说蒋介石不要离开广州，断不会有之后的“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后来指出：“张静江、陈立夫都于1926年1月2日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3月28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在“中山舰事件”中，陈立夫表现出对共产党极端仇视的心理和顽固的反共态度。同时，他对蒋介石的忠心，以及在复杂事变中的机警沉着和诡计多端，都获得了蒋介石极大的赞赏。由于斗争越来越复杂，陈立夫也更忙碌了。
北伐战争开始后，陈立夫被提拔为秘书处机要科科长。机要科共八个人，机密电报及文件都由陈立夫亲自处理，从不假手他人。他工作认真负责，凡是蒋介石签发的文件，他总是逐字逐句地从头到尾阅读一遍，然后交监印员盖上大印。他对下属科员管束甚严，每到一地，他总要召集部下训话，要求科员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
当北伐进军至武汉时，陈立夫因劳累过度，又患上了痢疾，终于倒在了前线的列车上，蒋介石决定让他离开前线到汉口去治病。此时汉口已为北伐军攻下，陈立夫被人用轿子抬着进入汉口日租界的日本医院治疗。不久身体康复后，陈立夫去上海与未婚妻孙禄卿举办结婚仪式。
※ 陈立夫背离自己做矿业工程师的理想越来越远，而在蒋的国民政府内则越攀越高。
※ 陈家失势后，蒋介石总在责怪，他不曾想就因陈立夫在这次下野中的一句话，为他扭转了乾坤。
陈、孙两家原来商定1926年7月5日在上海为其举行婚礼。但当时陈立夫正在准备随蒋介石出师北伐，婚礼只得延期，陈立夫要求将婚礼放到北伐结束后，但双方家长均不同意，最后商定婚礼定在1926年12月9日。陈立夫化装成商人模样，戴上眼镜，悄悄地乘船从汉口出发，于8日晚抵达上海。哥哥陈果夫也从广州赶到上海参加弟弟的婚礼。
陈、孙婚礼在上海英租界平安旅馆举行，采用简单的新式结婚仪式，只邀请了少数至亲好友参加婚礼。婚后，陈立夫只陪妻子看了梅兰芳的几场京剧演出。不久，他安置好新婚妻子，乘船来到了南昌。
陈立夫离开机要科后，蒋介石指派蒋先云到机要科工作。蒋先云才华出众，是蒋介石极力拉拢的军校学生之一，但他是共产党员，这让蒋介石很是头痛，对蒋先云的态度极其复杂微妙。对于蒋先云，陈立夫对其严加防范，凡是有关国共关系的机密文件，陈立夫都不让蒋先云看到。
有一次，陈立夫拿到了蒋先云打给在武汉的鲍罗廷的一份电报的副本，电报上全是机密性的情报。陈立夫认为这是蒋先云为共产党搜集情报的铁证，就立即向蒋介石报告：“我已经无法为机要科负责保持机密，因为我总不能成天监视蒋先云，而且他常常趁我入睡后偷取文件。”蒋介石听了，立即下令免去蒋先云的职务。
蒋介石军事上的实力加强后，加快了反苏反共步伐，公开杀害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镇压工农运动，而陈立夫和他的哥哥陈果夫在这期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谋划“清党反共”的过程中，让他们苦恼的是如何分辨谁是中共党员，谁是国民党员？为此，陈立夫想出了最歹毒的招数。
由于共产党从来没有将党员名单交给过陈立夫，所以也就没有分辨出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于是，陈立夫就告诉他的部下，只有通过打斗才能分辨出来，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他打电报给各地足以信赖的同志，要他们想尽办法摆脱共产党，至于身份不明的人，通过打斗明确他们的身份，如果是共产党，就尽可能地“清除”他们。
果然，国共的公开冲突接二连三地在浙江、江西、安徽爆发，陈立夫发的秘密命令果然是很“成功”的一招。
当时，共产党的劳工组织是“总工会”，为了区别起见，陈立夫就另外组织一个“工人总会”；共产党的学生组织叫“学生会”，他就成立一个组织叫“学生总会”；共产党的农民组织叫“农民协会”，他就成立了“农民总会”。如此一来，不但在总部有两个相对的国共派系，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中也分为两个国共派系，以便公开斗争。陈立夫还和上海青帮势力勾结起来，利用青帮和外国租界及警察的关系，残酷地杀害共产党员。
陈立夫初入政坛，就给蒋介石提出了“历史性谏言”，并为反共支招，为稳固蒋介石的势力立下了很大“功劳”，成为蒋介石的贴身心腹。这为他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中统特工的后台老板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任副部长，并代理部长职务。陈果夫掌握组织部大权后，在组织部成立了调查科，由陈立夫任科长。这就是国民党“中统”的前身，而陈立夫正是中统的创始人。
国民党三大后，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势力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二陈领导的CC派之所以有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中统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陈立夫开始还觉得自己是学采矿工程的，缺乏必要的特务知识和经验，所以不适合做特务工作，更不适合领导这个组织。戴季陶听说后，就劝陈立夫说：“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调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这些人，需要一位慈祥而公正的人，才能管理住他们而不出乱子。你看寺庙中两边站的十八尊罗汉，个个都是横眉怒目三头六臂的，但是中间坐的那尊如来佛，却是何等的慈祥雍穆，惟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蒋先生要你去做，就是这个道理，我看你还是从命罢！”陈立夫听了戴季陶的这番劝说，才决定去做，中统于是正式开场。
※ 陈立夫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蒋介石的充分信任。
※ 戴季陶，曾有“党国理论家”之称。一生追随蒋介石。1949年2月，他在广州面对窗外连日大作的风雨，见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大生悲恸凄惨之感，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匆匆在他乡结束了生命。
1930年，二陈认为在国民党内部排斥异己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便将工作重心转到“对付共产党”上来，于是在调查科内增设一个“特务组”，负责对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以及机密的情报搜集等。同时，蒋介石将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约20人派往调查科工作。这些人员不在调查科的正式编制之内，也不在中央党部内办公，而是在南京中山东路与中央饭店紧邻的一栋二层楼内办公，专搞秘密特务活动。
1932年，陈立夫责成徐恩曾秘密成立“特工总部”，以扩大特务组织，地点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瞻园内。特工总部是在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CC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特工总部”的对外活动从不用“总部”的名义，指挥其所属活动用的也是化名、代号。特工总部的大门没有悬挂任何招牌，但在门房则经常坐有七八个彪形大汉，外人非经通报许可，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1933年元旦，蒋介石突然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紧急事情商谈。二陈惴惴不安地急奔蒋介石的官邸，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端坐在沙发上，在座的还有张厉生、余井塘、张道藩、叶秀峰、刘健群、戴笠等人，都肃然危坐，默无声息。一看这个气势，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同寻常。
※ 戴笠（左）充当蒋介石的鹰犬达15年之久。15年里，戴笠为维护、巩固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自己亦从一个市井无赖升迁至蒋介石的心腹杀手。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开始讲话。他一开口，就训斥众人，甚至气势汹汹地漫骂起来，骂特务组织无能，无法对付共产党，是一群笨蛋，一堆废物。众人被骂得哑口无言，胆战心惊，直冒冷汗，整个房子里充满了紧张、压抑的气氛。
蒋介石整整骂了一个小时，骂累了才觉得有些过火，语气也缓和多了，装出十分诚恳的模样，要求大家献计献策，商量如何对付共产党员，如何缓解国内的形势。当时，国内抗日形势日益高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议。
原来，蒋介石是想成立两个秘密的法西斯小组织，以这两个小组织为基础，形成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会后，黄埔系人马组织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而以二陈兄弟为首的CC派则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些法西斯组织的目的就是对付青年学生运动，打击共产党员。
CC派的“青白团”和“同志会”两个组织的章程从文字上虽不尽一致，但实质上如出一辙，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都是：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
“青白团”和“同志会”一直在秘密中发展，入团手续极其严格。入团者必须面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等。完成了如中世纪般封建神秘的仪式后，监誓人向入团者致威胁训词：违犯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云云。“同志会”吸收的成员以CC派骨干分子为主，二陈兄弟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十分严密，他们强调该组织严肃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
※ “青白团”入团者需面向孙中山遗像宣誓，孰不知，他们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早已非孙三民主义之本意。
“青白团”和“同志会”成立后，CC派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于是，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系统。
1935年，蒋介石下令在中统特工总部的基础上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下设三处，中统特务组织改为第一处（党政处），由徐恩曾任处长，复兴社特务处改为第二处（军警处），由戴笠任处长，此外还有混合型的第三处（特检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后，陈立夫雄心勃勃，想一手掌握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但实际情况却出乎陈立夫的意料，属于军方的第二处的事情完全由戴笠一人掌握控制，根本不容陈立夫过问，遇有重大问题，戴笠便直接报请蒋介石核批，所以对第二处来说，陈立夫这个局长只是徒有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