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为了对付中统，甚至还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使用过美人计。
有一次，戴笠在社交场合认识了一个叫向影心的女人，她天性风骚，很快戴笠就和她勾搭成奸。欢悦之余，戴笠仍然不忘组织发展工作，他觉得向影心是块当特务的料，就想利用她勾引他想对付的男人，为自己获取情报。
当时，戴笠正在调查汉奸殷汝耕，就想让向影心去当他的“枕头”。一番交谈之后，向影心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很快，向影心就投入了殷汝耕的怀抱。殷汝耕哪里知道身边的大美人却是戴笠派来的女特务，对她是宠爱有加，哪里还有什么防备之心。后来，殷汝耕准备着手建立伪政府，向影心报告了戴笠，戴笠就命她偷偷干掉殷汝耕。
殷汝耕有个习惯，每晚睡觉前，总要吃一碗北方面条。这一天，向影心特别殷勤，亲手为他煮面，送到面前。殷汝耕见美人对她这么好，喜不自禁，端起面条来就要吃。他哪里知道，面条里已经下毒，毒药无色无味，他丝毫没有察觉。
也是殷汝耕命不该绝，正当他举筷捞面时，传报有要人来访，殷汝耕连忙搁下碗筷去会客。这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面条放冷了，毒药的颜色显出来了。当殷汝耕重新捧起面碗时，发现色泽不对，就送去化验，证明有毒。他十分恼火，自己宠爱的美人居然对他下毒，就把向影心绑起来审讯。
向影心知道事情的利害，就死不认账，问得急了，索性哭哭啼啼，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直哭得殷汝耕肠子发软，只是把她关入禁闭室，临走时还吩咐关押人员对她好好照顾。后来，戴笠花钱买通看守人员，把向影心救了出来。
殷汝耕没毒死，戴笠又派向影心去对付另外两个重量级人物，那就是二陈兄弟。戴笠巧妙地安排了许多社交机会，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向影心去接近二陈。陈立夫首先上钩，陈果夫跟着也接近，而戴笠则看着向影心巧施媚态的伎俩，心里暗暗得意。眼看大功告成，不料一个中统特务与向影心有过艳遇，知道她的底细，就把这个女人勾引著名汉奸殷汝耕，并向殷下毒的事向陈氏兄弟做了报告。陈氏兄弟听了大吃一惊，立即悬崖勒马。
※ 国民党政界，尔虞我诈，相互残杀，蒋介石却似一僧人般坐看风云起。
1938年3月，蒋介石下令撤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同时分别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特检处”（主管邮电检查），这就是所谓“中统”和“军统”的由来。这样，陈立夫并吞戴笠领导的特务系统的企图就彻底破灭了。
※ 此时的陈立夫与戴笠似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慨，但二人却在明争暗斗着。图为戴笠。
为此，陈立夫还自我解嘲说：“每个人有两只眼，两只耳。作为领袖（指蒋介石）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
中统成立后，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由徐恩曾任副局长，而陈立夫则改任教育部长。从表面上看，陈立夫似乎已与中统局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陈立夫仍可以通过徐恩曾指挥中统局，他依然是中统的后台老板。事实上，二陈兄弟的CC派正是利用中统控制一切，可以说，中统是CC派的核心，CC派的灵魂。
陈立夫卸任后，曾向陈立夫表示祝贺：“你能够摆脱调统工作，这是你聪明的地方，我当时劝你接受蒋公之任命，喻之以如来佛之管十八罗汉，今竟能安全解脱，真是你的造化，恭喜恭喜。”
中统和军统分家后，矛盾也越来越深。在中统和军统的倾轧中，军统一直处于攻势，而中统则经常处于守势。1941年，一向由中统控制的特检处也划归军统，由军统分子刘幡当处长，将中统特务大部清洗出去。军统特务罗杏芳当上重庆邮检所所长后，得意地说：“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湖南土话称尿为CC）。”军统掌握特检处后，甚至连陈立夫的信件也被军统特务偷偷拆阅。陈立夫毫无办法，只好多发电报或遣专人递送，少寄信件。
中统一直奉陈立夫为后台老板，中统的特务都是陈立夫的亲信部下，蒋介石利用中统要通过陈立夫，显然不那么得心应手。而军统的戴笠是地痞无赖出身，搞特务活动完全是流氓作风，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家奴与家主的关系，死心塌地地奉蒋介石为家主，因而深得蒋介石的欢心和宠信。所以，蒋介石越来越重视军统，而冷落中统。
对于蒋介石重用军统而冷落中统，陈立夫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酸溜溜地说：“戴雨农（戴笠字）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干啥？”
陈立夫虽然看不起狰狞恐怖的戴笠，但其实，中统比军统更加阴毒。中统特务们经常伪装成中间人士，甚至伪装成进步人士，如在学校开书店，摆卖些进步书刊，以吸引和侦察进步学生。那些特务店员，有时还故意发些不满现状的牢骚甚至说些“左”的话，以接近进步青年，从而对他们陷害、逮捕，直到杀害。
中统和军统的斗争，是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斗争的一部分。陈立夫曾有过一番“名言说论”，描述了国民党内争权夺利的情况，多少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的不满。他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
“关系不外是三种。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也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做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做唯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的关系，另做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
“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曰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如果军需同部队长没有这种关系，军需干不好，干不久，否则部队长是我们所谓聪明人要骂的大傻瓜。如果长官和总务关系好，除开钱以外，很难有别的主要内容。在发国难财的时期，这个关系压倒了一切其他关系。
“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入这种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发明的，中国自古就有，不过有时厉害，有时遇着高明的帝王将相就压抑一下，可是不能消灭。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是这种关系猖獗的时候。除开裙带关系，属于这一种关系的还有同乡、同学、同宗、同族、同什么的许多同，于是就靠着这个同字，一同升官、一同发财。我们要打破它，什么办法都无效，只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种关系代替它，当然也代替了第二种关系。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 蒋介石与中央研究院的成员在元旦前夕合影留念。
※ 作为幕僚，无论怎样迎合，最终不过是他人手中的一颗棋子。
这位中统特务的长篇大论虽然“长”则“长”矣，却也有些道理，确实道出了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组成的情况。然而，尽管他慷慨陈词，大有“痛心疾首”之态，但他其实也没有逃脱自己所“痛恨”的后两种关系。他和陈果夫都是依靠二叔陈其美和蒋介石的关系而发家，而在中统的头目中，徐恩曾就是他的表亲，叶秀峰是他的同学。
软刀子杀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采取疯狂屠杀的政策，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而陈立夫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以及后来的“特工总部”、“青白团”、“同志会”、“中统”，正是蒋介石推行杀戮政策的得力工具。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屈服的，他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又开始新的战斗。192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到上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继续指挥战斗。但是，陈立夫的中央调查科与国民党军警机关、上海的帮会势力勾结起来，破坏中共领导机关，杀害共产党员、革命群众。
为了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站稳脚跟，中共中央组建了中央特科，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领导工作，任务是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惩处国民党特务，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中央特科与中央调查科展开了殊死斗争。
1928年春，中央特科在陈立夫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在上海结识了同乡杨剑虹，后来杨剑虹成为二陈的亲信。1928年春，陈立夫在着手筹建上海特务机构时，杨剑虹即向陈立夫推荐了杨登瀛。陈立夫对杨登瀛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后，觉得他可用，就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
杨登瀛到任后，与国民党驻上海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公安局以及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等建立了关系，并结识了一批国民党要人。后来，杨登瀛为中央特科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避免了很多灾难的发生。
※ 曾经怀有满腔报国激情的陈立夫，如今已是一反共先锋了。
1929年冬，周恩来还成功地将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了陈立夫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三人互相配合，掌握了陈立夫特务机构的核心机密，成为中共插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三把尖刃，周恩来称三人是党的情报工作的“龙潭三杰”。
钱壮飞毕业后在北京挂牌行医，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做医生的有利条件，进行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钱壮飞考进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在上海主办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处任职，而无线电管理处的处长正是陈立夫的表兄弟徐恩曾。钱壮飞不仅多才多艺，而且擅长交际应酬，加上与徐恩曾又是湖州小同乡，很快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当上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与此同时，李克农也通过公开考试考入了徐恩曾的无线电管理处。之后，胡底又打入天津长城通讯社，掌管陈立夫的特务机构在上海、天津两地的情报工作。
※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势力混战，最终归蒋。图为（左起）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徐恩曾本是纨绔子弟，担任调查科科长后依然成天混迹于舞场妓院，把一切事情都推给钱壮飞处理。凡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机密文件，钱壮飞都能首先看到，由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后，再送给徐恩曾看，而徐恩曾一般只是在上面签个字。后来，钱壮飞还和李克农设下妙计，不露痕迹地搞到了徐恩曾向蒋介石、陈立夫通报的密码。
※ 陈立夫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他开始将矛头对准了共产党。此为陈立夫的特务组织所在地。
从此，国民党方面最绝密的情报，也都能为中共方面掌握。在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时，钱壮飞获取了许多机密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陈赓等报告给中共中央，这对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30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后，要搞东北的情报。于是，陈立夫和徐恩曾就指派一个以钱壮飞为首的小组去沈阳活动。他们拿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和经费，到东北为中共中央带回许多重要机密情报。回南京后，他们与李克农研究写成一份4万字的详细报告，并说在东北建立了一套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东北地区情报的特务组织。陈立夫、徐恩曾如获至宝，对钱壮飞“佩服之至”，奖勉有加，更为信赖。
1930年5月，陈立夫召集他的特务头目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在南京市区的瞻园召开会议，秘密商议反共的新对策。瞻园原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府内的花园，清代改为江宁布政使衙署，太平天国时为杨秀清的东王府，辛亥革命又为江苏省长公署所在地，如今则为陈立夫的特务组织所占据。
陈立夫说：“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是越捉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这里，陈立夫顿了顿，环视了一下四周，提高了嗓门，说：“对付狡猾的共产党就要软硬兼施，双管齐下。以前用杀戮的办法并不能根除共产党，相反，我们杀戮得越多，他们就躲得更隐蔽。现在看来，我们要用软刀子杀人了。所谓软刀子，就是说我们在用硬的一手的时候，还必须应用政治手段，引诱他们中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自首过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共产党内部更多的机密，然后再用武力一举‘歼灭’他们。这样做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清除共党’的目的。”
陈立夫话音一落，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连连赞同。于是，陈立夫等人就制定了“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软刀子策略，并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
为了推行这种“自首政策”和“内线政策”，陈立夫下令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反省院”（有的地方叫“感化院”、“自新院”）。“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以外，还得接受调查科送来的“反省人”，司法机关得接受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名义“推荐”的人员担任“反省院院长”。1932年，各地“反省院”院长便改归特工总部委派，各地的“反省院”院长都是陈氏兄弟的亲信、中统骨干分子，“反省院”虽然在形式上仍然隶属于高等法院，但实际上成了特工总部的下属机构了。
“反省院”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怀柔软化，同时也不放弃严刑拷打的方式。院内专门设有关押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特别监狱，里面配备有各种残酷的刑具。“反省”是有期限的，每六个月为一期。每期经评判委员会审查，“反省”得“好”的，在报上登几天“反共启事”，就可以讨保释放；“反省”得“不好”的和不肯“反省”的要继续“反省”。三期还不“反省”，那就枪毙。
陈立夫的“自首”政策果然奏效，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一些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出卖灵魂，成为可耻的叛徒，这些叛徒经过“感化”很快便出卖所掌握的一切机密，残害昔日的同志和战友，特别是中国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使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了很大破坏。
1931年3月，陈立夫派出的特务蔡孟坚，劝降叛徒黄佑南，并在黄佑南指引下，在武昌破坏中共湖北省委，省委书记及其爱人被捕，两人坚贞不屈，最后惨遭杀害。接着，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尤崇新在特务的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随后，蔡孟坚又安排他化装，将帽子戴得低低的，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共产党员。
4月20日，叛徒尤崇新行经汉口距江汉关不远的轮渡码头附近时，无意中发现了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顾顺章逃避不及，就被尾追的特务逮捕。
为了对顾顺章进行软化诱叛，蔡孟坚亲自出马接待，敬烟敬茶，但顾顺章却是一言不发。蔡孟坚并不生气，还笑着对顾顺章说：“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顾顺章仍是一言不发。
这时，蔡孟坚有些生气了，但他仍然心平气和地说：“你我的为人大家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现在，你在我们手里，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这个我想你很清楚。”但顾顺章仍然无动于衷。
※ 蔡孟坚，江西萍乡人，是陈立夫手下的一员“干将”。图为陈立夫（左一）与蔡孟坚夫妇。
※ 周恩来总理具有超凡的气度、才华和人格魅力，融合中华民族种种智慧美德与共产党人的气质品格于一身，是举世公认的伟人，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少有的杰出人物。
蔡孟坚十分恼怒，但他知道顾顺章是条大鱼，就强压住怒火。他知道现在多说也无益，不如让顾顺章放松放松，好好考虑，一切等回南京请示陈立夫后再说，于是很平和地对顾顺章说：“我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虑吧！”
4月25日晚，对于钱壮飞和中共中央机关来说，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天晚上，徐恩曾像往常一样，早已去跳舞、玩女人，放松去了，只有钱壮飞一直坐镇在南京中央路305号特务机关大本营。
这天晚上，钱壮飞接连收到蔡孟坚发来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字样。钱壮飞将它们译出来后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电报上说蔡孟坚已经抓获顾顺章，并准备送往南京。
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飞镇静下来，仔细看了电报内容：第一封电报是蔡孟坚发给徐恩曾转陈立夫的，电报说黎明（顾顺章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军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钱壮飞译完电报，将译文揣在口袋里面，把密电原样封装好，暂时扣压起来。他经过冷静周密的思考后，决定派女婿刘杞夫连夜乘坐特快列车去上海向李克农汇报，由李克农转报中央。4月26日清晨，刘杞夫到达上海找到李克农，将顾顺章叛变的情况做了汇报，李克农接到报告后火速找到江苏省委，通过江苏省委找到陈赓，由陈赓报告周恩来。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周恩来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非凡领导人，马上冷静而又周密地思量了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领导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顾顺章在上海所有能够利用的重要关系全部切断；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关全部搬了家。
当蔡孟坚把顾顺章送到南京时，陈立夫早已和徐恩曾、张冲等乘坐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来到江中心等待了。能够抓获顾顺章这样的中共要员，陈立夫当然极为高兴，他知道顾顺章一定掌握不少中共机密，如能劝降顾顺章，破坏中共中央组织，少不了又要升官发财。为了确保顾顺章的“安全”，他立即将顾顺章送往调查科特务组织的秘密所在地，即南京中山东路的“正元实业社”。
在去“正元实业社”的途中，陈立夫“亲切”地与顾顺章“谈话”，希望能从顾顺章口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一直毫无表示的顾顺章忽然对陈立夫说：“你们身边的钱壮飞便是受我们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
此话一出，陈立夫大吃一惊，徐恩曾更是吓出一身冷汗，钱壮飞一直在他们身边担任要职，没想到却是中共打进的间谍，这如何了得？当晚，他们就派出大批特务扑向顾顺章供出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但此时，中央机关早已经撤离，特务们扑了个空，而钱壮飞也早已远走高飞。
为了使顾顺章彻底叛变，陈立夫命人把顾顺章送到国民党司令部监狱，安置在优待室内，对他特别照顾。他还和徐恩曾等对顾顺章进行百般利诱，许以高官厚禄。为照顾顾顺章的生活，陈立夫、徐恩曾还多次派人送钱、送物给顾顺章，如购买一些食品水果、扑克牌以及扇子、蚊香等日用品送给顾顺章。
就这样，在陈立夫、徐恩曾的劝说利诱下，顾顺章完全叛变了共产党。他供出了几处中共在上海来不及迁移的地下秘密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这些机关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其中周恩来原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而周恩来幸而在特务们到来前的一刻钟离去。
此外，顾顺章还供出了杨登瀛、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以及其他中共打入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在被捕后拒绝自首叛党，被特务们杀害了，少数人在顾顺章的影响下叛变。顾顺章还带国民党特务赶赴香港，逮捕了中共早期的另一位著名领导人蔡和森，致使蔡和森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
由于钱壮飞成功打入陈立夫的特务机构，并取得了陈立夫、徐恩曾的信任，才使中共中央机关避免被陈立夫的中统一网打尽。而陈立夫则对未能抓住周恩来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恼羞成怒。1931年9月1日，陈立夫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等人，不久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悬赏缉拿”周恩来等人的告示。
“悬赏缉拿”无济于事，陈立夫最后又使出了造谣诬蔑、挑拨中伤的伎俩，伪造了一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启事”称伍豪等243人脱党，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地”等，极尽诬蔑之能事。陈立夫这一招是企图在中共党内制造混乱，瓦解中共，但周恩来等针锋相对，揭穿了敌人的阴谋。
※ 陈立夫不仅控制着一党的政权，而且还控制着文化领域。
陈立夫的“自首”政策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虽然叛变的只是少数，但他们的破坏作用却极大，往往一人叛变，能导致一个机关、一级组织全部破坏，给中共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对于坚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来说，陈立夫的“自首”政策是不起作用的。1935年，中共领导人瞿秋白被叛徒出卖被捕。陈立夫得知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指派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份去做瞿秋白的劝降工作。陈立夫十分自信，他以为按照以往的经验，凭王杰夫的劝降手段，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瞿秋白一定会叛变自首。
※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王杰夫等采用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使他叛变并交出共产党内部组织的资料。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陈立夫等人的企图终于落空。恼羞成怒的陈立夫最后决定杀害瞿秋白。瞿秋白在就义前，做了大义凛然的演讲，并举起右手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与瞿秋白一样，更多的共产党员在陈立夫等人的“反省院”与国民党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 张群，国民党统治的极力维护者。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极力鼓吹“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
※ 一个以笔为枪的战斗者，用自己的思想与反动政府做着搏斗。图中左一为鲁迅。
“文化围剿”的总司令
陈立夫不仅利用中统特务机构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且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特务机构。在蒋介石坐镇武汉、南昌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陈立夫则坐镇南京、上海，对中共领导的进步文化界发动了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其不愧是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总司令。
在思想上，陈立夫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他虽然是采矿专业毕业的工科学生出身，但为了对中共领导的左翼进步文化界实行大规模的“文化围剿”，他一手炮制了国民党的哲学——“唯生论”，写成《唯生论》一书。
陈立夫“唯生论”的立论依据主要来自儒学，特别是《孟子》、《大学》、《中庸》等著作。陈立夫牵强附会地加以发挥，炮制了一套极端唯心论的哲学体系，把“诚”解释为带有神秘主义宗教色彩的抽象概念，其急功近利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他希望全中国的人民都“诚心诚意”地、像宗教徒一样虔诚地服从国民党的统治。
※ 郭沫若，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四川乐山人。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
陈立夫的《唯生论》出版后，喝彩的人立即吹捧说：“唯生论是国民党的哲学，创此论者为党国要人陈立夫。”“自从有了这部书以后，国民党才算真正有了哲学，三民主义才算有了形而上学的根据。”后来，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得意地说：“以理论打击共党由我开始。”
陈立夫在思想理论方面虽然不堪一击，但迫害进步文化人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点名迫害的第一个文化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1927年5月，陈立夫与张群、李仲公三人以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呈请中央党部，要求“通缉”郭沫若，致使郭沫若在国内无法立足，被迫流亡日本达10年之久。
1930年3月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鲁迅、茅盾等40多位著名进步作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成立到1936年春宣布解散为止，先后参加左联的盟员有500多人。左联成立后，先后创办了《萌芽》、《拓荒者》、《现代小说》、《北斗》、《文学月报》、《大众文艺》、《文艺新闻》等刊物。
左联成立不久，很多重要成员都上了陈立夫的“黑名单”。1930年9月30日，陈立夫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文官处，将“黑名单”报送，要求取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普罗诗社、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中国革命互济会、革命学生会等八个进步团体，并要求国民政府密函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政府会同上海市党部、市宣传部查封上述八个团体，并“缉拿”其主持分子，归案究办。
陈立夫的这张“黑名单”，拉开了大规模迫害左翼进步作家的序幕。1931年1月17日，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林育南等8人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在此前后，被捕的中共党员、进步作家共有35人。2月7日深夜，柔石等24人被秘密杀害于上海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中柔石等5名左联作家被称为“左联五烈士”。
对于国民党的杀戮进步作家的暴行，鲁迅怀着极大的悲愤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他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中指出：“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所罗列，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实际上，作为中国左翼文艺旗帜的鲁迅本人也在陈立夫的严密监视下，从柔石等被捕起，他就命人侦察鲁迅的住址，但迫于鲁迅的巨大声望，陈立夫始终未敢对鲁迅下手。
※ 在权力的争夺中，总是有人笑看风云，有人一蹶不振。
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陈立夫认为，要“肃清”共产主义的思想，非先把学校抓到手不可。所以，他的文化特务活动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运用法西斯手段，抢夺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中小学等教育机构。
高等院校一直是文化斗争的重要阵地，陈立夫当然不会放过，他千方百计地指使CC分子抢夺高校校长。但是在这方面，CC系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高等学校一直是自由主义的园地，他们对于形象不好的CC系党棍是极为反感并且强烈抵制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驱逐CC系校长吴南轩。
1931年3月，吴南轩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但是，吴南轩上任的第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介绍吴南轩时信口开河，大放厥词，说清华有这么考究的房子，这样好的设备，一年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造就出一个有用的人才，还说中央委员中各部部长没有一个是清华毕业出来的。
※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进步思想对那个时代的青年思想影响很大。
当时，台下的学生听了个个怒火万丈。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张人杰立即站起来驳斥说：“听了张主任的训话，我们有一个疑问，不知所指的人才，是按什么标准的？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就来说，清华的毕业生中，却不能说没有。”他接着列举了科学、技术、工程、建筑各方面杰出知名人士的一大串名单，然后说：“就连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吗！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官僚，清华的确一个也没有。”这一番话，立即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把张继说得满脸通红。
清华大学历来是“教授治校”的，而吴南轩到任后坚持校长大权独揽，院长必须由校长全权任命，于是与教授产生了尖锐矛盾。其实，对抗的本质涉及更深的政治问题，CC系集团对于清华校内自成一套体制是深恶痛绝的，因为清华体制对国内高等院校有一定的影响，是CC系集团企图控制全国大学的障碍。而吴南轩的任务就是扫除这个障碍，建立校长的全权统治，建立CC系集团对教育、学术的绝对控制。
学生们当然不会买他的账，他们集体罢课，联合起来驱逐吴南轩。吴南轩害怕学生对他有“不礼”的行动，就仓皇躲进城内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某大饭店，成立所谓“国立清华大学办事处”。吴南轩托庇洋人，舆论哗然，南京教育部最后被迫让他辞职，以安抚学生。
清华驱吴学潮发生后，陈氏兄弟立即向蒋介石进言，主张严厉镇压。那时广东的中山大学也发生了学潮，蒋介石大怒，扬言要惩办为首闹事的学生。教育部次长钱昌照来到清华，了解到学潮的真正原因后，就打电报给蒋介石，主张让吴南轩辞职，一场风波才终于平息。
在清华这场风波中，CC分子丢人现眼，从此再也不敢觊觎清华、北大这样的自由主义势力雄厚的高等学府，从而使北大、清华的校长始终为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这样大名鼎鼎的西化知识分子所掌握。陈氏兄弟只能通过拉拢上述人物，间接对北大、清华施加他们的影响。
在抢夺清华这样的名牌高校失败后，CC系转而夺取其他院校。在上海，CC系首先抢占了国立暨南大学。国立暨南大学是一所培养华侨子弟的著名高校，校长郑洪年属于孙科的“太子系”。CC系以内部颠覆、外部进攻的方式，不费多大力气就把郑洪年从校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CC系虽已得逞，但为了安定人心，稳住大局，他们推出骨干分子何炳松为正式校长，李熙谋为教务长。从此，暨南大学成为清一色的CC系的天下，并成为CC系阴谋策划抢占其他学校的基地。
后来，CC系又夺取了复旦大学、私立上海江南学院等。几年下来，CC分子陆续抢到了许多高校校长的位置，如罗家伦任中央大学校长，刘季洪先后任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校长，赖班任西北工学院院长，张北海任西北法学院院长，张廷休任贵州大学校长等，而陈立夫本人则于1938年出任教育部长。
掌握新闻出版工具，对于任何政治势力都是极为重要的，陈立夫当然也明白这一点。1928年4月，陈立夫在南京创办他的第一份报纸《京报》。当时他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他担任《京报》理事会主席，总编辑等都是CC系的骨干。陈立夫说：“报纸的政策是极力反对与苏俄联盟，也绝不与共产分子妥协合作。”可见其极端反共。由于陈立夫担任机要科长，《京报》的新闻总是比其他报纸来得快些，内幕也报道得多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占据了南京的地盘。
1932年5月，陈立夫与陈果夫、郑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三人合伙创办了《政治评论》杂志，由郑异主持编辑事务。陈立夫说：“《政治评论》的创办，目的是促进一个理想，就是喊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们使蒋先生会成为党的名实相符的领导者，因为那时所有的麻烦就是由于这党没有真正的中心，所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状况才会造成，这也是全国对内对外所最需要的一个条件。”《政治评论》先后发表了很多文章，都露骨地鼓吹蒋介石是唯一的领袖。
1934年6月6日，陈立夫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著名的文化特务潘公展任主任委员。机构成立后，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书刊付印前必须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认为内容有不妥处得勒令删改，违者扣留查办；如出版后与原稿不符，得予以处分。潘公展吩咐手下的审查员：“稍有不妥，就要删改；宁可多删多改，不可放松过去。”
据鲁迅揭露，审查员的胡作非为还藏有另外一层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鲁迅说：“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哪里还想到将来。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哪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有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这种残酷的办法，一面固然出于当局的意志，一面也因为检察官的报私仇，因为有些想做‘文学家’而不成的人们，现在有许多是做了秘密的检察官了，他们恨不得将他们的敌手一网打尽。”鲁迅称这种野蛮的审查制度是“文学暗杀政策”。
※ 陈立夫在文化领域的同乐会上正疯狂叫嚣着。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顿时鼎沸，人们走上街头，载歌载舞，表达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CC系通过审查进行“文学暗杀”的同时，也采取各种手段迫使很多有名的民间报纸就范，如收买，指派总编辑、编辑，甚至派人强行接收。到抗战中后期，CC系和复兴社操纵的报纸近200家。抗战胜利后，又以接收“汉奸报”为名接收了《申报》、《新闻报》等著名大报和《立报》等一批中小报纸，而陈立夫则先后担任了多家大报的董事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舆论，对当时文化中心的上海制定了一条“规定”，凡不曾在上海出版过的报刊，一律不准在上海创刊或复刊。这项“规定”的目的在于阻止《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在上海出版，而对他们自己的报纸如《前线日报》、《和平日报》、《上海中央日报》、《东南日报》以及附庸他们的青年党的机关报《中国时报》，都从未在上海出版过，却都顺利地在上海出版了。
《文汇报》是著名的抗日报纸，战后在严宝礼的主持下，于1945年8月18日复刊。“复刊词”声称该报为无党派色彩的纯商业性报纸，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文汇报》刚复刊时，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发表言论。后来，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加入进来，《文汇报》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学生和各界民众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表示同情支持，而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进行大胆激烈的抨击。
《文汇报》的政治转向引起了陈立夫的注意，但他并不想立即关闭《文汇报》，决定亲自出马“挽救”《文汇报》，但是却碰了钉子。陈立夫恼羞成怒，将《文汇报》社长严宝礼召到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张寿贤出面与严谈判，条件是政府“投资”20亿元，并派一人任副编辑主任。但是，《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软硬不吃，陈立夫决定下手了。1947年5月2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文汇报》、《联合日报晚刊》和《新民晚报》停刊。
※ 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但他曾云自己是内心爱国、倾向抗日的。图为胡宗南（中）。
陈立夫的文化特务虽然控制了大多数的报纸、出版社，但他们也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那就是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尽管生活书店注册资本只有区区2万元，但它代表了进步的方向，大量出版抗日救亡读物和马列主义书籍，风行国统区，在国统区重要城市设立五六十家分店。于是，陈立夫利用他手中的特务机关，对生活书店横加摧残。
从1939年3～6月，短短三个月，生活书店各地分店先后有11家被查封或勒令停业。CC系还放出风声，要查封重庆的总店。在给生活书店以沉重打击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和副部长潘公展向邹韬奋提出，将生活书店与陈立夫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但遭到邹韬奋的拒绝。可是陈立夫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直到生活书店所有分店都被查封后才作罢。
※ 孙科（右三）抨击蒋介石不是出于民族大义，而是为了派系的斗争。
“执棒与执肉”的叫嚣
“日本投降了！”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二陈兄弟当然也是十分高兴，陈果夫更是欣喜万分，甚至连病都好了很多。
一天早晨，陈果夫早早起床，迎着寒风在院里转了几圈，染上肺病的他不仅没有咳嗽，反而觉得精神焕发，心花怒放。活动了一会，他转身回屋，铺纸磨墨，凝神思索，挥笔写下几副喜联：
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
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
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
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
这些喜联，寄托了陈果夫在政治上希望和平建国、开创新风，经济上希望从事建设，在科学文化方面希望能赶上世界强国的迫切心情。
这时，同样沉浸在兴奋之中的陈立夫来了，兄弟二人共道欣喜之情。陈果夫更加高兴，甚至破了酒戒，和陈立夫饮了几杯。兄弟俩谈笑风生，各抒己见，纵论天下大事。说着说着，他们的话题就转移到了如何对付共产党上来。
陈果夫突然问陈立夫：“如今日本人投降了，你认为共产党能不能成气候？”
陈立夫放下酒杯，冷笑一声，不以为然地说：“国民党一统天下，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共产党能成何气候？”
陈果夫干咳两声，陈立夫忙递上手帕，陈果夫摆摆手，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帕，轻轻地擦擦嘴，说：“共产党虽不成气候，但在抗战中却扩大了军事力量，地盘也扩大了不少，这对我党我军可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啊。”
陈立夫仍不以为然地说道：“别忘了，日本人是向国民党投降，而不是向共产党投降。就目前的格局来说，论军队，论武器装备，论地盘，共产党恐怕是望尘莫及吧？再说，我们还有美国人的支持……”
陈果夫又干咳几声，摆摆手，打断了陈立夫的话：“可是共产党有民心。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结束专制统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承认多党派的合法存在，这不能说与共产党的宣传没有关系。”陈果夫越说越急，接二连三地咳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