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蒋介石派人来看他，并送上5万美元，说是作为资助费用。蒋介石的用心显而易见，逼他早日离台。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临走前，陈立夫还前去看望蒋介石，不料蒋介石却不在，宋美龄接待了他。告别时，宋美龄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圣经》递给陈立夫，十分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也许会感到难以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
宋美龄这几句关切的话，倒激起了陈立夫的无限怨气，他站起来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但却字字含恨地说：“夫人，谢谢你的好意。可你想过没有，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宋美龄没想到陈立夫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感到无言以对，甚至很尴尬。
陈立夫见宋美龄面色发窘，自己想说的话又说出来了，感到痛快了许多。
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怀着无比苍凉的心情离开台湾去了美国，开始了他的晚年岁月。
异国的田园生活
刚到美国，陈立夫还是“人在美国，心在台湾”，时刻想着等局势有所好转，再返回台湾政界。然而，从台湾传来消息，蒋介石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掌管“中央党部”的大权，而蒋经国的三青团和军方领导人陈诚两次“组阁”，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CC派残余力量在失去二陈的不利形势下，已经无力回天。
看来，台湾是不能回了，陈立夫只有随遇而安了。首先他要维持生活，昔日显赫一时的国民党大腕，今日却要在异国他乡自食其力了。于是，陈立夫决定以养鸡糊口。
※ 风中不凋的红玫瑰，刺人抑或刺己……
※ 乘风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陈立夫买来了6500只鸡，雇佣了几名工人，精心喂养。他阅读养鸡类的书，学会给鸡打针、吃药、喂食、捡蛋等活计，干得很投入，很开心。起初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给鸡买饲料，上街卖鸡蛋，全由陈立夫肩挑背扛。一个从学校门口直接进入政坛的陈立夫，怎么受得了这种洋罪，体力上哪能吃得消？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经营，渐渐有了点家底，陈立夫便先买了辆破车，他很快学会了驾驶。于是，他就每天开着它到镇上买饲料、卖鸡蛋，可谓不亦乐乎。在陈立夫的苦心经营下，第一年的收入，除去工人的工资以外还有不少盈利。想到从事经济竟比搞政治更得心应手，见效也快，陈立夫也渐渐从昔日抑郁、苦闷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经过大起大落的宦海沉浮，陈立夫的心境慢慢有所变化，闲暇之余，他就捧着一本《易经》啃读，更是清心寡欲。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破，无往不复”的对立统一的思想，正巧印证了他在国民党执政中从登峰造极到一落千丈的必然归宿。
陈立夫孜孜不倦地读《易经》，并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反复研究，终于写成了《四书道贯》。《四书道贯》在美国竟十分畅销，一版再版，共销了3万多册。这使陈立夫感到万般高兴，他总算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于是，读书、写作成了他的主要业余爱好，再也不为政坛上的失意而耿耿于怀了。
在美国待久了，一些新闻界的记者们便趋之若鹜，对他这位昔日政坛上的显要人物颇感兴趣，都想得到有价值的新闻。而一些作家也采访陈立夫，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很有文学价值，要给他写一部传记。
失意中的陈立夫对文人墨客的来访当然十分欢迎，但谈起政治来却十分谨慎。他最不愿意有人问他关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情况，就用“一言以蔽之”挡过去了。有一次被问得没办法了，他就很直接地回答说：“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现在被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
这时，夫人孙禄卿接过来说：“我觉得立夫现在不为此事自怨自艾，远离政坛，这也是我们后半生的一大福分。”
记者对孙禄卿的话很感兴趣：“夫人感觉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如何？”
孙禄卿说：“别看我们现在这么忙，我倒觉得，这才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哪里是人的生活呢？”
陈立夫接过来说：“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易经》上也讲，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们如今落此光景，也是自然规律啊！”
记者问陈立夫：“那你现在的心境如何？”
陈立夫笑笑说：“自得其乐，乐此不疲。”
1961年，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在台中病危，蒋介石亲自向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发了电报：“尊翁病危，盼即返‘国’。”收到电报，陈立夫百感交集。
10年前，因为政治原因，他离开80高龄的父亲，远走异国他乡。当时，兄长陈果夫卧病在床，病入膏肓，但他还是决意走了。第二年，陈果夫去世，台湾发来电报，让他回去参加葬礼。同胞兄弟在政坛上风雨同舟几十载，何尝不想回去见兄长一面，但当时刚刚离开台湾，蒋介石正集中精力整肃CC派，他不敢回去。自己的亲兄弟去世，自己却不能回去，想起告别前哥哥那张痛苦的脸和那些令人伤感的话，陈立夫就肝肠欲裂，痛不欲生。
国民党“改造”以后，封赠陈立夫为“国策顾问”、“总统府咨政”等虚衔，但陈立夫仍不敢回去。国民党“八大”时，又把陈立夫增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陈立夫仍未回去。1958年以后，蒋介石曾几次托人捎话，让陈立夫回台湾看看，他也谢绝了。
※ 曾经的荣华富贵都随之逝去，留下的只有到异乡去开拓另一番天地。
现在，年逾九旬的老父亲就要去世了，回不回去呢？10年了，生未能尽孝，死了还不为老人送终吗？这简直是天理难容。可是，回去又怎么样？家里的摊子谁来经管？还有，台湾政界是什么样的态度，蒋介石对自己是什么态度，回到台湾，会见到一张张什么样的面孔？
孙禄卿很理解丈夫的心境，安慰他说：“不管怎么说，老人病危了，我们也应该回去，不然于天于地于良心都说不过去。我们回去是看望父亲的，不问政治就是了嘛，有什么值得为难的？”
※ 一生风雨终相伴。图为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
陈立夫觉得夫人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回台湾。
1961年2月24日，陈立夫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受到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政要以及自己的旧部的热烈欢迎。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是在政治上失意之时离开台湾，在美10年，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清心寡欲，不问政治，而一朝回台后，却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真有受宠若惊之感。
回到台北寓所后，陈立夫发表书面谈话，“立夫出国年逾十载，退思补过，蛰居美国乡间，绝不耳闻政治”，“如家父病体幸得告痊，仍拟与内子即行返美。因离美时匆遽成行，各事均暂托友人代为照料，日久则困难殊多”，对自己来台以后的去留问题做了答复。
陈立夫此行回台的确并未打算在台北久留。但他心中的政治之火并未完全熄灭。这次有机会重返台湾，看望父亲是主要的，但他也想顺便观望一下“台湾政坛”，试探一下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如果台湾能容，他还是有意回台，远走他乡、自谋生计毕竟也是很凄苦的，尤其是精神上的思乡之情，是任何物质享受所不能替代的。
到台湾的第二天，陈立夫前往“总统官邸”拜望蒋介石。蒋介石表现出特有的热情，与陈立夫紧紧握手，亲切问候：“立夫，在美国也混得不错吧，虽然不断打听你的消息．亦曾几次写信予你，但毕竟10年过去了，难得一见啊。”
陈立夫说：“我在美国的乡下生活，那里风景秀丽，气候适宜，颇能修身养性。我做些养鸡著书的事，倒也过得充实，只是闲下来的时候，也常想起台湾，想起‘总统’。唉，毕竟是故乡难离啊！”
陈立夫说这话的用意是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这次回台有什么安排。但蒋介石却有意避开话题，让陈立夫有些灰心。陈立夫哪里知道，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蒋经国扶上宝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现在蒋经国的地位还没有真正稳固，CC派的影响还不可小觑，此次怎能让陈立夫卷土重来呢？
陈立夫见重返政坛无望，便一心一意侍奉父亲，尽儿子应有的孝道。不久，陈其业病逝。为父亲奔完丧，陈立夫即悄悄返回美国。离台前，他考虑到再回台湾已不是件容易事，便携夫人游览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领略了台湾宝岛的壮美风光。
回到美国后，陈立夫的农场因40多天无人照管，房屋积满灰尘，地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陈立夫夫妇立即卷起衣袖进行打扫，重整家业。几天之后，这里的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不久，陈立夫又扩大了农场规模，所养的鸡最多时已超过7000多只。他们夫妇两人忙不过来，又雇佣了几个工人帮忙。很快，他们又投入到原来的田园生活中，失去父亲的哀伤、台湾政坛的纷争，渐渐置于脑后。
※ 又踏故土的陈立夫，除了对故乡的念念不忘之外，对国民党官员更多的是岁月的感慨。
※ 『总统府』巍峨高耸，可里边的人对这位归来的曾经的国民党高官早已失却了兴趣。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居生活，使陈立夫又多了几分闲情逸致。夫人孙禄卿善于书画，作品颇丰，陈立夫除了吟读古诗名句以外，剩余时间，也向夫人学学书画，夫妇二人互相切磋勉励，家庭气氛更加和谐美满。
有一天，夫妇二人在家闲坐。孙禄卿给陈立夫画了一幅画，画面上的陈立夫头戴斗笠，肩负重担，独行在田间小路上，路两旁是鸟语花香，芳草侵道；天空碧蓝如洗，清澈若水，远处雁阵高飞，人字成趣，脚下一条小河若飘荡的绸带，缓缓东流。画面的落款上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夫君兴来所作。”
陈立夫望着夫人的作品，心中忽然荡起一种悠然自得的神情。
孙禄卿问道：“怎么样，喜欢吗？”
陈立夫笑起来：“太妙了，太妙了。”
孙禄卿接着说：“这幅画比我以前的作品有诸多变化，不知立夫看出来没有？”
陈立夫想了想说：“从用墨上来讲，比以前更加挥洒自如，一泻千里，追求古朴自然的内蕴，展现流畅的线条与传神的人物形态，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真乃传世之作。”
孙禄卿并不完全满意他的夸奖，接着问：“还有呢？”
陈立夫又看了一会，没说出什么。
孙禄卿笑着说：“我以前的作品，大部分是写生，这幅画却完全是写意的，不知立夫看出来没有？”
陈立夫摇摇头：“写意？”
“对！大写意。”孙禄卿说，“你瞧，你头戴斗笠肩挑重担，迈着悠然自得的步伐，行进在田间小径，这就是写意。”
陈立夫还是看不出来。
孙禄卿说：“斗笠象征着你曾为官，斗笠之所以偏到一边，是因为你已把官场置之脑后，肩挑重担，而又悠然自得，是说你摆脱了政坛上争论倾轧，还民间百姓生活，虽肩负重担，而心情舒畅，万事悠悠。用美好的大自然风光衬托你田园生活的乐此不疲，使这幅画完全成了你此时此地心情的写照，从而，也抒发了人类回归大自然的妙趣无穷。”
陈立夫咧嘴大笑：“真乃知我者夫人也。”说完，笑个不停。
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确实给陈立夫夫妇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生活情趣，也使他们夫妇更加情投意笃，一直到老年，陈氏夫妇始终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生活得很幸福。
1964年10月，发生了一场森林大火，将陈立夫的农场化为灰烬。这场无情的大火，把他平淡的田园生活烧焦了，10余年苦心经营的心血被毁于一旦。为此，他情绪很低落，自己在政坛上失意被迫远走他乡，原想在平淡无奇、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中得到一些慰藉，谁料，躲过了人祸，又遇上天灾，这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道？
此时，陈立夫的儿女们也都希望父亲能放弃农场，与他们一起生活。陈立夫知道儿女都很孝顺，也有能力养活他，让他安度晚年。但他过惯了这种“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从痛苦走出来后，就又开始整理荒地，盖起了房舍，并重新买了一些鸡来喂养。同时，他们还在家中搞起了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副业，将这些产品运到纽约，卖给那里的华侨餐厅。
就这样，陈立夫夫妇又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田园生活。
期盼统一
1969年，陈立夫应蒋介石父子之邀回台定居，蒋经国在他迁台前已经给他选了依山傍水的住宅，供他安度晚年。步入暮年的蒋介石，把在美国漂泊的陈立夫召回台湾定居，此举无论对已故的陈果夫也好，还是被他逼走的陈立夫也罢，包括对一些国民党元老，都是一种安慰。
※ 蒋介石对他已不再有兴趣，而他也淡泊名利，不再过问政治，但晚年的陈立夫仍积极倡导两岸的和平统一。
※ 晚年的陈立夫著书立说，已然将自己曾在政坛上的风云视为过往烟云了。
※ 相伴一生的人，在共同庆祝他们87岁的钻石婚。
陈立夫很快又成了新闻人物，有记者问他：“陈先生这次回台定居有什么政治目的？”
陈立夫答道：“坦率地说，无任何政治目的，我是中国人，回到自己的国土，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希望平平静静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度晚年。”
记者又问：“如果政府要你出来担任要职，重返政坛，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陈立夫答道：“经过20年的田园生活，我对政治已完全失去了兴趣，回到台湾以后，宁愿专心做一些研究性工作，绝对不过问政治，况且我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也无法继续从政。”
有记者问：“你对养鸡业颇有研究，如果有哪家实业单位以高薪聘你去当董事长，你是否出任？”
陈立夫答道：“我在美国养鸡，纯粹是为消遣和生活，并无心做此类研究工作。我对金钱不感兴趣，何况，我已这般年纪，儿女们都有自己较丰厚的收入，更不需要钱。”
有记者问：“你对台湾政局的现状有何高见？”
陈立夫答道：“无可奉告，不谈政治。”
看来，这次回到台湾的陈立夫是真的没有政治欲望了。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第二十六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相继和中国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于是，“中华民国”的“驻外使节”，纷纷卷旗归台。蒋介石多年来“反攻大陆”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晚年的陈立夫虽然淡泊名利，但却积极倡导海峡两岸统一，这对于当年的“反共先锋”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73年，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尽早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客观现实，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光大，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曾有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那么，时至海峡两岸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实行第三次合作。
1979年元旦，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不久，胡耀邦又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各界人士回大陆故乡来看一看。
但在台湾当局，以国民党某些元老和军政系统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对共产党的仇恨却仍然歇斯底里。无论共产党怎样表现出诚意，在他们眼里都是“统战花招”、“政治阴谋”、“武力犯台的烟雾”、“做给外国人看的姿态”。他们也讲“一个中国”，也爱谈“统一问题”，但他们能讲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他们所要的“统一”，是“国民党重返大陆行使统治权”。
对于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努力，陈立夫很受感动，他看到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言和握手的曙光，看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爱国心，并愿意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
1981年1月，陈立夫为王恩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序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希望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行现代革命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了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思想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丧尽……余固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答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 政坛归来，顿感沧桑。再次执锄，曾经沧海难为水。
※ 1982年12月22日，陈立夫颁发金鼎图书奖。
※ 晚年的蒋介石看“光复大陆”的梦想遥遥无期，聊度寂寞时光时，便又想起了那些曾经为他不辞劳苦的功臣们。
陈立夫主张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毕生主要精力捍卫的并不是孙中山倡导的真正的三民主义，而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不民族、不民主也不民生。所以，陈立夫所提倡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反攻大陆”、“光复大陆”没有本质区别。历史已经证明，陈立夫倡导的“三民主义”救中国是不可能的。
根据“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香港、澳门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如何解决更加引人注目。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向台湾当局表示，希望以“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指出，台湾和大陆统一之后，其所享受的自治权力比香港、澳门等地区还要多，台湾可保留自己的军队等。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而此时，陈立夫盼望祖国统一的愿望却更加迫切了。
陈立夫的家乡在浙江吴兴，莫干山的娴雅多姿，太湖水的浩瀚无际，始终让他难忘。台湾虽风光秀丽，物产丰富，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陈立夫十分思念自己的故土，思念尚在大陆上的亲人。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对大陆了解的加深，陈立夫的思想也在变。
1988年7月，陈立夫联合34名“中央评议委员”提交了一个议案，提案的名称是《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在这个提案中，陈立夫等人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如何实现祖国统一呢？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基础。
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在自信的基础上，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共同成立国家未来计划经济委员会”，开展两岸的经济合作，进而双方在各方面之敌对行为全部去除，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合作，从而达到两岸统一。
从这项提案可以看出，陈立夫已经放弃了原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首次公开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认同，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建立互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合作，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他的这些设想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中国共产党对提案表示欢迎，已是垂暮之年的陈立夫，再次成为新闻人物，这对陈立夫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此后，他曾在多种场合，对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发表多次谈话，希望国共两党不计前嫌，以诚相待，共同携手，共同合作，希望统一之日尽快到来。
※ 晚年的陈立夫，经历了政治上的大风大浪，又经历了经济上的惨败，他已心如止水，淡泊名利了。
※ 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认清主流，晚年的陈立夫在境界上已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陈立夫的提案在台湾岛内也引起很大反响，不少杂志发表文章，对这一提案展开评论。当年这位“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让国民党内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由此，这股要求祖国统一的浪潮愈演愈烈。
当时，蒋经国刚刚逝世不久，由李登辉继任“总统”。在纷纷攘攘的党外运动中，令人担忧的“台独”倾向也日渐突出，尤其是他们提出的“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台湾未来命运”的口号，对岛内民众有很大影响。刚刚执政的李登辉羽翼未丰还没有露出他“台独”的反动嘴脸，他不敢违背蒋氏父子的“复国”遗志，害怕失去党内一些实力派和元老派的支持。但陈立夫“和平统一”的提案，与他“台独”的愿望相悖，虽然不敢公开反对，但也不表态。
1989年，李登辉一改原来遮掩的做法，公然置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置祖国和平统一的前途于不顾，不择手段地加紧了推行所谓的“弹性外交”、“双重承认”的步伐。这表明，李登辉原来所奉行的所谓“既缓和又抗争”的方式，实质上是奉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政策，不仅无助于缓和两岸局势，也无助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反而会助长连国民党本身也曾反对的“台独”势力。
面对李登辉制造“台独”的种种迹象，陈立夫坚决持反对态度，他千方百计通过一些场合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坚决反对“台独”，极力推行“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主张”。他说：“蒋介石先生一生反共，但也没有提出‘台湾要独立’，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台湾应该始终在中国的版图上。”但面对台湾当局的倒行逆施，没有任何实权的这位国民党元老也是无可奈何。
1991年11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陈立夫的《四书道贯》，该书的出版为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交流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此后，陈立夫曾就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多次发表谈话，希望两岸多接触，尤其是多开展文化交流以促进“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他时刻关心着祖国的统一，也时刻关心着大陆的建设和发展。
※ 蒋经国逝世后，蒋方良哀伤不已。蒋经国的去世也标志着蒋家政权时代的终结。
1991年，大陆举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纪念活动，国内有关人士致书陈立夫，希望其夫人孙禄卿为这次纪念活动创作一幅国画。不巧的是，孙禄卿此时正在病中，无法作画，陈立夫就写了幅条幅作为纪念。条幅上书写了孙中山的一段话：“事有顺乎天理，
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以行之者，未有不成者也。”
在陈立夫看来，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而一举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他激动地对夫人说：“国共两党应实行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中国人民的需要，是顺天理，应人情的，这个历史潮流，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人也不能阻挡！”
※ 一位亦师亦友的伙伴，一位相随一生的恋人。
倡导“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陈立夫，到了晚年之后，更加怀念自己的家乡。由于台湾“三不主义”的政策，他又是国民党“总统府咨政”、“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所以只能把思乡之情埋于心底，或付诸文字。
1993年夏天，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应邀回大陆讲学。陈立夫对儿子说：“离开大陆的时候，你们还年轻，况且也没在湖州生活过，所以，你们也无法理解我对家乡的感情。中国有句古话，叫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啊，虽然台湾岛风光也秀丽无比，但这里毕竟不是咱们的家，咱们的家在大陆，咱们的根在大陆啊！”临行时，他一再嘱咐儿子，一定替他看看家乡父老，看看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看看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 “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叶落归根，晚年的陈立夫极其想回到故乡，以慰相思之苦，可他深知，他不可回，浓浓的思乡情也只有在梦中了。
※ 这个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左右国民党、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在他的时代已黯然灯熄时，悄然离开。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已是历史长廊里遥远的回音。
※ 相携相守，年老后的爱情融合进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20多天以后，儿子回来了，陈立夫异常激动，他顾不上询问什么，先向儿子要照片看。儿子拍了几百张照片，陈立夫一张一张细细看，禁不住心花怒放。从照片上，他看到了家乡的变化，昔日的茅草屋变成了小洋楼，闲滩荒地上盖起了高楼大厦，宽阔的大马路，奔驰的小汽车，西装革履的人群……家乡的风光更秀丽无比。一股浓浓的乡情扑面而来，陈立夫陶醉了。
儿子向陈立夫讲述了大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大好形势，讲了改革开放给大陆人民带来的富裕和实惠，讲了家乡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追求。大陆的经济振兴，家乡的巨大变化，使陈立夫激动了好几天。
2000年3月18日，台湾举行第十届“总统”选举。由于李登辉十多年来蓄意摧残国民党、制造分裂，并在“选举”的关键时刻“弃连挺扁”，终于使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陈水扁“上台”后，肆无忌惮地推行“台独”政策，陈立夫的统一愿望是越来越远了。
2001年2月8日，陈立夫带着遗憾在台北去世，享年101岁。
中医守护神
中国传统医学，也就是中医，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中医文化源远流长。明末清初，西医开始传入中国，到清朝末年，传统中医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中华民国成立后，很多留学美国、日本的人主持教育、卫生和行政，并且开始全盘否定中医，提倡西医。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者，而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中西医文化的争论中，他们是持肯定态度的。
陈果夫肺痨缠身数十年，当时西医治疗结核的特效药还没有发明出来，就一方面靠从国外进口贵重西药，一方面依赖中医药调理。俗话说，久病成良医。陈果夫在几十年与疾病作抗争的同时，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自己治病的体会，以客观的判断，著有《自己治病简法》、《谈医药》等书，对中医基础理论和养生之道有独特的见解。
※ 陈立夫一生风风雨雨。但是他晚年能够抛开党派成见，呼吁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振兴中华，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 陈立夫注重养身之道。然而所谓的养身不外是心胸豁达。这一点可以从蒋介石去世看出，蒋去世后，陈立夫不计前嫌参加其葬礼，而且甚为悲痛。
陈立夫虽然平时身体强健，但有几件事也加深了他对中医的认识，促使他晚年全力弘扬中医文化。
1936年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摔伤了腰脊，疼痛难忍，陈立夫找到一位气功师为蒋介石发气诊治，使蒋介石的疼痛减轻。蒋高兴之下，赏了该气功师2000元大洋。
1938年在武汉时，陈立夫的一位友人患腹膜炎高烧不退，送到医院，西医束手无策，宣布该病人只剩下六个小时的生命。这时适值当时有名的中医张简斋来访，陈立夫一把抓住张简斋就往医院跑。张简斋为该病人诊断后，两服药就把西医宣布为不可救药的病人救活了。
1943年，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到青海视察，途中不幸染上痢疾，当地找不到医生，情急之下找到一位兽医，给陈立夫打了一针。这位兽医用的针剂分量和给牛用的分量差不多，只稍微少了一点。陈立夫打针后，病情不见好转，只好请求蒋介石派专机接他回重庆，这时的陈立夫已浑身无力。到重庆后请张简斋诊治，才把病治好。病愈后，陈立夫查看有关书籍，才知道那位兽医用的分量已经超过了正常用量的两倍，而书上说，如果超过用量，病人会浑身关节疼痛，四肢无力，严重者会因此死亡，真是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让陈立夫出了一身冷汗。
被称为“中国西化知识分子龙头老大”的胡适，因患糖尿病，西医束手无策，北京协和医院的西医对胡适说：“是糖尿病也，不可为矣，速预备后事。”一向认为中医不是科学的胡适在生命垂危之际，转而求助于名中医陆仲安，陆仲安居然治好了胡的糖尿病。胡在感激之余，写了一篇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看到中药的化学成分被分析出来并得到运用。
陈氏兄弟虽然相信中医，但他们所掌握的乃是党务大权，立法、行政大权则无缘染指。立法院先后为胡汉民、孙科控制；而教育、卫生和行政主管官员基本上都是留学国外、信奉西医的西化知识分子，陈氏兄弟虽然名声显赫，但要干预教育、卫生和行政却又有些鞭长莫及。不过，陈氏兄弟也利用他们的影响，为中医的维持做了不少工作。
1930年5月，陈果夫、胡汉民、陈立夫等人联名提交了“设立国医馆，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学术”的提案，获得通过。1931年8月，正式成立中央国医馆，陈立夫任理事长。中央国医馆是一个半官半民、半行政半学术的机构，职权不清，作为不大，加之中医界内部的派系矛盾，使国医馆形同虚设。
1933年6月，陈果夫、陈立夫、焦易堂等29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名提交了“提议制定国医条例拟责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但遭到汪精卫的否决。于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将该提案转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审议，在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但汪精卫却致函立法院长孙科，称：“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
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由湖南中医学界发起，全国中医界组织请愿团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请愿。会上，教育部长王世杰重申中医不合科学，国民党元老张继当场起立驳斥，会场气氛相当紧张。通过激烈的争论，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责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医教育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及“实行五全大会中西医平等待遇决议原案”。在这场维护中医权利的斗争中，陈果夫、陈立夫等一批人在后面予以支持。
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宣布改组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下设护士教育专门委员会、助产教育专门委员会、牙医教育专门委员会、药学教育专门委员会、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为中医教育争得一席之地。陈立夫加聘焦易堂、陈郁、饶凤璜为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并指定陈郁为7名常委之一。陈立夫利用他主管教育的权力，为中医教育合法化做了很大的努力。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当局仍沿袭在大陆时期所实行的一系列限制和歧视中医的政策。在很长时间里，台湾没有一所培养中医人才的高等学校。1958年6月，台“教育部”批准成立中国医药学院。1966年，学院设立中医学系，成为台湾中医正规教育的唯一学系。但是当时台湾是西医一统天下，学院创办后的10多年里，发展步履艰难。
1972年6月，谢东闵出任“台湾省主席”，宣布辞去兼任的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职务，蒋介石决定让陈立夫接任。蒋介石把陈立夫召去，对他说：“中国医药学院按照‘教育部’之处理办法，必将垮台，只有你去，才能挽救，中医欢迎你，西医不便反对你，因为你一向为中医说话，却是学科学的。”
※ 为了维护中医的地位，陈立夫可谓不辞辛劳。王世杰的一句中医“不科学”，立即引来了众人的批判。图为王世杰。
陈立夫到任后首先改组董事会，15名董事中，陈立夫选了5名中医、5名西医，另有5名是与中医相关的社会名流，陈立夫任董事长，另聘教育专家郑通和为院长。当时的台湾省找不到中医教授，也没有教材，中医学院毕业生不受台湾各公私立医院的欢迎，但陈立夫没有因此打退堂鼓，他利用自己在台湾岛内极为有利的人事资源及其国民党内的元老地位，带领学院一班人马克服了无数困难，让学院走出低谷，一步步发展壮大。
为使台湾省中国医药学院的发展有章可循，陈立夫上任首先拟订了16条教育方针，提出以“融会中西医药而创立新医学体系”的办学宗旨。据此，陈立夫又主持制订了中医学系课程表，聘请中医药教授编写教科书，改变了中医学系无系统教材的缺陷。陈立夫还鼓励中、西医教授合作研究，使中西医汇通，为建立新的医药体系而努力。
1972年8月，学院成立针灸研究中心、抗癌研究中心及中国药材研究中心等。为了加强学院的硬件建设，陈立夫决定筹建基础医学大楼，并亲自出面筹集资金。1975年6月，基础医学大楼建成并成立了各种实验室和研究室。1980年11月，学院第一附设医院在台中落成交付使用，这是台湾第一所正规的中医医院。到1988年9月，学院已形成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完整的中医教育体系，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医学院校。
陈立夫对中医药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特别反感那些武断地指责中医“不科学”的人。1978年，陈立夫在《我的信仰和希望》一文中指出：“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的人。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
陈立夫将中医的复兴看成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医的遭遇，真是荆棘满途，我们应不应该去救它，它值不值得在文化复兴运动中占一份，这是首先应该求得的答案，依本人的想法是值得的。”在充分论述了其理由之后，陈立夫还提出了一系列复兴中医的具体措施。
※ 陈立夫主持祭孔大典。
在中医药界，陈立夫除担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外，还担任台湾中医药学会、台湾中医师公会、台湾《易经》学会、台湾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长、董事长以及台湾中国医药研究基金会董事长、台湾中国医药学院中国医药抗癌研究中心主任委员、台湾中国医药典籍整编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中西医合作推行委员会主席、财团法人、中国医药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立夫是台湾中医药界的坚强后盾和精神领袖，没有陈立夫的惨淡经营，也就不可能有台湾中医药业的逐步恢复和发展。陈立夫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30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台湾的行政、立法和卫生、教育主管机关呼吁，要求重视和支持中医药事业。他为台湾的中医药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岛内中医界人士推崇他为中医的“守护神”。
※ 一个封建婚姻制下的指腹为婚，竟也能如此地天长地久并爱意浓浓，可见他们是惺惺相惜了。图为陈立夫夫妇与朱明。
养生之道
陈立夫生于1900年8月21日，逝世于2001年2月8日，活了101岁，如此高寿的政界人士并不多见。这与他幸福美满的家庭及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陈立夫的夫人叫孙禄卿，与陈立夫是吴兴同乡。孙禄卿的父亲孙蓉江与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是至交好友，于是来了个指腹为婚。孙禄卿比陈立夫大两个月，13岁时两人正式订婚。陈立夫进入天津北洋大学后，孙禄卿则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拜上海名画家王震为师，对山水画造诣颇深。
孙禄卿于1992年去世，享年93岁。陈立夫夫妇共同生活65年，能够和睦相处，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总结他们夫妇相处之道为八个字：“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他写道：“我与妻结婚已65年了，如由订婚算起，已届满80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深觉我妻聪颖贤淑，并富有联想的敏感，譬如往往说到此一事，她即能联想到彼一事。她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对家中佣人恩威兼施，他们也心悦诚服地愿接受其意见，故佣人一来我家，便不肯再离去。
“我妻有良好的整洁习惯，橱柜中所放东西，一切井然有序，衣饰器物，都有定位，故常见家中一丝不乱。此点我的女儿泽容，已深受其母熏陶。我妻个性很强，但她做的事我不去干预，偶有意见相左，我不当场反对，常在就寝时做心平气和的检讨。其间，就是管教子女们的方法两人意见不同时，同样不当场反对，双方适当保留其颜面，如此一来，也能使子女们得到父母的修养榜样。
“事实上我妻的性格，很多地方和我完全不一样，而我却常能以八个字处之：‘爱其所同，敬其所异’，亦即相同的地方要能相处，不同的地方使能相互尊敬。比如她脾气很急，我则颇温和，有时我想，我的温和也有缺点，若有些事需要急的时候，她的急也能弥补我的缺点。这样一想，我就会觉得她的个性不一定要同我一样了。再如我喜欢用钱，只要带钱在身边，便常会花光，但她则用钱谨慎，没有随便花钱的习惯，否则，她如果和我一样，则家中便很难有储蓄了。因此我认为夫妇相处，要能相互认识对方的长处，彼此便不会合不来，亦就不会有口角了。
“夫妻朝夕相处，有些小事还要能够相互容忍，比如我妻不易流汗而我则相反，由于她不出汗便不怕伤风，故喜欢大开窗户，但我却常因吹风着凉，所以不习惯大开其窗，然而我却从未坚持己见，不反对她开窗户。又比如参加亲友邀宴，她化妆时我便做我的事，待好了又催我时，我就说刚才等你半小时我没催你，现在不过才等我几分钟，你就连番来催我了。如此便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此外，我妻也有和我根本不同的地方，由于她是学美术的，家中一切都要合乎美的标准，如客厅沙发、卧室家具乃至窗帘色彩等，她要布置得很协调。而我则是学工程的，一切要讲求实用，亦即主张实用第一，我妻却以美观第一。此皆因所学不同，故观点亦不一样。所以家中一切陈列我不过问，任由其发挥爱好与所学。至于经济，亦全由我妻执掌，我俩并共用一银行户头，两人都可随意取款，绝不怀疑对方之用途，互相信赖，自然便融洽无间了。我与妻结婚已60多年了，在生活中从未吵过架，都是相互容忍、互为信赖的结果。有时亲友邀宴请我讲话，我就把上述道理提出来规劝大家，亦颇能引起在座人士的共鸣。”
陈立夫的小儿子陈泽宠曾回忆说：“母亲去世时93岁，在此之前，曾有过心律不齐的毛病，父亲为了防止母亲半夜起床如厕，不慎跌倒，特别准备了马桶在床边，父亲则亲自为其倒马桶，无一日间断。尽管母亲不喜欢政治，但也能容忍相处，互敬、互谅、互爱，除了父亲开会、演讲、上课，双亲总是同进同出，一道上馆子，一道看画展。父亲比较舍得花钱，母亲更为节俭，我们做子女的也受母亲影响，不沾政治。母亲很会做点心，记得1958年姐姐结婚时，为了用茶点招待客人，父母提早在三个月前把点心一样样做好，有300份之多，放在冷冻库里，到喜宴那天，拿出来宴客，就是现在所谓冷藏食品之前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