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历程
1887年11月，17岁的陈其业与何氏结婚，两人十分恩爱。1892年10月27日，长子陈果夫降生。小果夫长得白白净净，大大的眼睛，真的是人见人爱。小果夫有三个寄父。一般小孩认寄父是为了好养活，而陈果夫的寄父却都是争着要当的。虽然三个寄父对陈果夫的生活没有多大影响，但他却享受了更多的父爱。
母亲对陈果夫的要求很严。她认定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父母对儿女切不可溺爱，孩子小时候应该多吃苦，如果娇生惯养，长大以后肯定经受不得磨难。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陈果夫骂了别人一句，事后被母亲知道了。母亲二话不说，拉起陈果夫就打。这还不算，她甚至将陈果夫关进柴房里，“禁闭”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后来陈果夫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骂人才被放了出来。这件事给幼小的陈果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家当时并不很富裕，但比一般人家要好。许多有钱的家庭为了摆阔或显示自己的高贵，总是尽力打扮自家的孩子，但何夫人却反对这样做。因此，陈果夫小时候穿得一直很简朴。每次他羡慕别人家的小孩穿好衣服，并要求母亲买新衣服时，母亲总是严词拒绝。何夫人还要求他穿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所以陈果夫从小就养成了爱干净的良好习惯。
母亲还严格控制小果夫的花销，不允许他乱花钱。有一次，陈果夫拿了家里的10个铜钱去买吃的，不巧被母亲发现了。何夫人二话没说，将陈果夫一下子按到床上，扒下裤子，便是一阵猛打。自那以后，陈果夫再也不敢自己拿钱买东西了，无论母亲在不在家。
母亲管教十分严厉，甚至不允许小果夫乱蹦乱跳。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喜欢小孩子蹦蹦跳跳，而是因为果夫的祖母生性好静，孩子们一蹦起来，老祖母就会十分生气，甚至将果夫的母亲大骂一顿。何夫人虽然心里不痛快，但也不得不洗耳恭听，不敢表示任何不满，无奈只得管住自己的孩子。小时候的陈果夫由于缺乏身体锻炼，显得十分瘦弱，成年后也病魔缠身。
陈果夫5岁时就开始识字了，主要是父亲和大姑教他。父亲教他识字时并不严厉，但如果考他的时候不认识，就会对他大声训斥。有一次，父亲教他认了个“沓”字，等到考他的时候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父亲把他的鞋子脱去，关在房里，直到傍晚母亲回家，才把他的眼泪擦干，领了出来。母亲就很生气地对父亲说：“你的声音越响他越害怕，也就越来越不认识字，就是原来认识的也被你给吓得不认识了！”
湖州儿童上学启蒙，俗称为“开荒”。陈果夫8岁“开荒”，老师是沈若臣先生。那天，外婆家准备了很多糕点、水果，买了很多书籍、文具，还给他买了一套小小的礼服，让他穿得整整齐齐的去拜师。
拜师后，先生开始教他第一节课，是《书经》中的《尧典》。小果夫跟着先生大声诵读：“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
上完课后，父亲又恭恭敬敬地请先生吃酒席。亲族中有很多送来书籍、文具，并热情地向父母道喜，热热闹闹地忙了一整天。
“开荒”前，陈果夫已读完《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识字数千。“开荒”后，到了陈锡百先生的私塾，学习《史鉴节要》、《天文歌诀》、《地理歌诀》等书。陈老师每天都要睡午觉，睡前先吩咐学生们背书，等睡醒后只是问问背诵的情况。每次陈果夫总是扯谎说已背过，老师并不检查，就马虎地点头。就这样，混了两年，什么也没有学到。
※ 陈家的一张全家福。1913年，陈果夫为纪念其母的逝世，返家与家人所拍。图为陈果夫（前排右二）、陈其业（后排右二）、陈其美（后排右三）。
10岁时，陈果夫进入陈元章先生新办的私塾。初读时他很认真，两年之内读完《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的一部分。但是，老师教学并不认真，又嗜好养鸟、养蟋蟀，最后索性抽起鸦片，甚至和别人合开烟馆，教书教不上半天，甚至都忘了回来放学。有时天黑了，陈果夫还被关在私塾里，一面哭，一面还大声朗读，最后还是师母闻声出来代先生放了学才可以回家。
12岁时，陈果夫进了沈若臣先生的私塾。先温习四书已读部分，由老师加以讲解，接着再教未读部分。四书读完后，老师照陈果夫父亲的意思，讲授《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及《东莱博议》等，同时作论文及圈点报纸。沈若臣先生的教法比前两位老师高明，也十分认真，陈果夫在沈氏私塾读了两年，倒也学了不少知识。
13岁那年冬天，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从上海回到湖州老家，给他讲了很多新鲜的事情。他讲到了上海新式学堂，在这个新学堂里，同学们不但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全新的知识，还接受革命启蒙教育。陈果夫还从二叔那里第一次听到了“立宪”、“共和”、“救国”等全新的名词。
二叔的教诲，使幼小的陈果夫开始从无忧无虑的儿童王国走出来。从此，他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并开始思考社会与人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果夫越来越发觉自己的家乡太偏僻、太闭塞、太落后，自己必须学习更多有用的知识，必须离开家乡，到外面的大世界里去求学，去闯荡了。此时，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三叔陈其采也从日本回国，陈果夫决定跟随三叔到他创办的湖南武备学堂学习。但是，出外求学还必须得到祖母的同意。祖母一生笃信佛教，一生凡是大事，总要问菩萨，然后才做决定。陈果夫的命运落到了菩萨的手里。
大年初一，陈果夫便和二叔、三叔一起到城隍庙去问菩萨。他神情严肃，毕恭毕敬地抽出一支签出来，一看签诗，顿时心就往下一沉。原来签诗说是路上要遇到风浪，船翻人死。如此凶祸，祖母知道了肯定不会答应的，陈果夫心中一片失望，脸上愁云密布。
这时，二叔笑着对他说：“不要信这个，把它烧掉，再来一张。”
陈果夫哪里敢烧，这可是欺骗自己年迈的祖母啊！谁知二叔却催促道：“要外出求学读书，不妨骗骗祖母。”
想到自己的理想、抱负，陈果夫一下子来了勇气，他立即将签烧掉，然后再抽出了一支。这次果然抽出了上上签。陈果夫满心欢喜，抄下签诗，回家复命去了。
祖母一看是上上签，也就同意陈果夫外出。就这样，陈果夫高高兴兴地踏上了湖南求学之路。
到湖南后，陈果夫进了明德学堂。明德学堂是当时湖南第一所新式私立学堂，教学方法与内容完全仿效西方，所请教师都是外国人或曾留学国外的新派人士。黄兴等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曾在此任过教。陈果夫来到这里如鱼得水，他学到了很多新鲜的文化科学知识，接受到了新思潮与新文化的洗礼。
陈果夫在学习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最头疼的就是英语了。他没学过英语，而明德学堂对此却要求很高。为此，陈果夫放假后一个人留在学堂里拼命地学。有一次看书时，由于太接近火炉，竟将自己的左眼烫伤，以致左眼视力大大下降。为此陈果夫配上了一副眼镜。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陈果夫的英语水平大大提高，在升学考试中还名列前茅。
1906年秋天，三叔陈其采调离湖南。陈果夫家里对他一个人在外总不放心，就写信让一位同乡回家时把陈果夫也带回。
回到家乡后，适值浙江创办陆军小学，二叔写信要他投考。陆军小学虽然是小学，教学水平却高于其他小学，很多课程和普通中学相同，甚至有关于高等学校的课程。陈果夫在这里学了一些警察法、教育法、卫生学、国际公法之类的知识，课余时间还看了很多文学作品以及各种杂志、报纸。当时，二叔陈其美已经加入同盟会，经常给学校寄送革命报刊，以传播革命思想。
杭州陆小本来规定三年毕业，但由于皖系为安插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生，迫使杭州陆小延长了一年的毕业期限。学生对这件事非常愤怒，但陆小总办却是一位吸食鸦片、腐败不堪的人，根本不理会学生的不满。
※ 幼时的孩子往往都调皮、淘气，而幼年的陈果夫却因祖母的喜静而限制了其个性的发展，这与成年后陈果夫体弱不无关系。
这时陈果夫已是同盟会的宣传员，经常写稿揭露学校的腐败，稿件在陈其美办的《中国日报》上发表。同学们看后更加愤慨，最后终于酿成了一次大风潮。学生们集体控告学校总办，一直闹到抚台衙门。由于学生们准备周密，而且和上海、杭州的报界取得了紧密的联系，最后总办终于被撤了职。
陈果夫在这次风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
一场春梦
从杭州陆军小学毕业后，陈果夫进入了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就读。在南京就读期间，陈果夫由二叔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一日高过一日。此时的陈果夫虽然还在读书，但热切盼望自己也能投入这一滚滚的革命洪流中去，但又不知如何行动。此时，二叔陈其美从上海来南京策动南京武装起义，以策应武汉。于是，陈果夫毅然决定随叔父投身革命。
受二叔之命，陈果夫将四中的同盟会员联合起来，成立了陆军四中同盟会分部。在陈其美叔侄二人的宣传鼓动下，四中同盟会会员们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决心为争取南京光复而献身。
四中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清军对四中加强了防范，并将储藏在四中的枪械、子弹全部运走，又将同情革命、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第九镇军队调往城外。因陈其美已回上海，陈果夫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和另外两名同学赶往上海请求指示。
当时陈其美因病卧床，正与蒋介石商议杭州起事的计划。陈其美见到陈果夫，立即将陈果夫介绍给蒋介石：“这是我的大侄儿果夫，现在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读书，正在南京组织义举活动。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他。”
※ 学堂里的生活可谓是枯燥乏味，若老师严厉，学生倒还会摇头晃脑地跟随着读书温习。若老师惰怠，学生便也在嬉戏玩耍中度日了。
然后，陈其美又转过头来对陈果夫说道：“这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我的义弟蒋介石，他是浙江奉化人，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你可以多多向他请教。”
“是，我一定向蒋先生多多请教。”陈果夫并不敢多说话，但看到蒋介石非常威严，心里十分佩服。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对蒋介石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为他以后投靠蒋介石做了铺垫。
由于武汉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陈果夫在上海没待几天，就在黄兴等人的指示下转赴武汉，参加保卫武汉之战。他被安排在汉阳炮兵排里当一名士兵，表现得十分勇敢。当时汉口即将失守，守卫汉阳的部队军心涣散，有些阵地上有炮无人能放。陈果夫挺身而出，用在学校里所学的炮兵知识，教士兵放炮，忙得不亦乐乎。
战时的生活是艰苦的，晚上没地方睡觉，大家就穿着衣服挤在一起，随地躺下。有时战事紧急还得睡在阵地上，本来身体就很弱的陈果夫难以支持，时常咳嗽、吐血。有一天晚上，他与部队一起运子弹到黑山，回来时又上了停在铁道上的手摇车，吃力地摇动着车把。他坚持了一阵后，忽然觉得天旋地转，立马倒地便不省人事了，10多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醒来后，他没有去休息，而是拖着虚弱的身体，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陈果夫在汉阳保卫战中表现勇猛，得到黄兴的赏识，被调入汉阳府军政科，协助科长招募和训练新军。到任后，他工作认真负责，深受领导好评。他动员群众踊跃参军作战，组建了一支近千人的防城营和巡城营，并负责对这批新兵进行训练。
※ 明德学堂是一所集古今中外最先进的教育成果于一身的、最具特色的学堂。被称为“新型乡村私塾”。
不久，汉阳失守，陈果夫到了上海，找到陈其美，希望参加一些实际工作。此时，很多革命党人纷纷东下云集上海，陈其美安排陈果夫负责接待这些革命党人。他工作认真，态度和蔼，热情周到地给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赢得了大家的普遍好感。
1912年元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通过陈其美的介绍，陈果夫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之后，他曾多次去听孙先生演讲，对孙先生的革命意志和伟大人格敬佩不已。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南京陆军四中也恢复正常学习。陈果夫原想回校复读，但经医生检查身体后，发现肺部有病，不宜再学军事。后又有人建议他去法国勤工俭学，但他在从上海去北京的途中病倒，到北京后，经医生检查，确诊是肺病，这样法国之行又不得不取消。
后来，陈其美安慰他，鼓动他去日本治病，待病愈后去美国留学。
1913年4月，陈果夫抵达日本。经医生诊断后，他得知只是身体虚弱，只要多活动，不难复原。于是，陈果夫游览了东京、京都、大阪各地，还参观了不少工厂。两个月后，他回到上海。
※ 黄兴（1874～1916），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先后参加和领导了多次起义，在黄花岗起义中有极佳的表现。与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
正当陈果夫准备赴美留学时，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孙中山、陈其美等决定兴师讨袁。此时正是用人之时，在二叔的说服下，陈果夫决定放弃去美国留学。这样，他的留学之梦再次破灭了。
陈果夫将一些有志青年召集起来，成立了一支由200多人组成的奋勇军。1913年7月18日，上海起义爆发，陈果夫率领奋勇军与沪军一起英勇作战。但是不久，上海革命失败，其他各地革命也先后受挫。袁世凯又下令缉拿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他们不得不流亡日本。陈果夫在上海革命中表现突出，也成为袁世凯的密探们跟踪的对象。
有一次，陈果夫外出执行任务时，感觉后边有人跟踪他，顿时警觉起来。他不经意地回头一看，跟踪他的人居然是他在南京陆军四中的同学，他明白，此人已经投靠了袁世凯。此时，刚好有一辆电车经过，陈果夫急忙跳了上去，等电车驶出一段距离后，又跳了下来，这样才脱离了危险。
1915年陈其美回国，决定联合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肇和”、“应瑞”两只军舰，发动海军举义讨袁。谁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海军司令突然下令，要将“肇和”、“应瑞”两艘军舰调离上海。于是，陈其美决定提前发动起义。由于力量悬殊，革命军伤亡惨重，只得退却，陈其美把蒋介石、陈果夫等革命党负责人召集到自己的寓所开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
※ 武昌起义的直接成果是建立了湖北军政府，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革命成果。为此，湖北军政府派重兵把守各城门及沿江一带，以防清军反扑。
※ 黄兴本可以与孙中山先生并肩携手，在探索中国问题的革命道路上，作出更大的贡献，可他却过早地逝去了。留给后人的只有无尽的遗憾。
此时正值隆冬季节，天气寒冷异常，与会者都被冻得直跺脚，陈果夫便下楼取柴生火。此时正好有人敲门，陈果夫以为是革命同志，就去开门，谁知门口站着的竟是持枪巡捕。就在这时，另一革命党人正从门外向这边走来，发现巡捕后拔腿就跑。巡捕急忙追了上去，边跑边大声叫喊。
楼上人听到喊叫声，知道情况不妙，纷纷从阳台越房而逃。等巡捕再上楼搜查时，已经人走楼空。他们抓住陈果夫进行审问，毫无结果，就把他锁进房中。正巧房子的窗户没扣上，等巡捕走出后，陈果夫就跳窗逃跑了。
“肇和之役”失败后，陈果夫有些灰心，二叔鼓励他说：“革命事业，失败不足怕，我们应该检讨得失，及时再起，必有成功的一天。革命党人不可颓唐，意志消沉则永远不会有成。所以我们今后仍旧要积极进行，革命的成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于是，陈果夫又重振精神，准备开始新的革命战斗。
然而，不幸的是，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收买的刺客刺杀身亡，陈果夫痛心疾首。二次革命的失败，二叔的遇害，彻底粉碎了陈果夫的留学梦。
后来，陈果夫遇到很多留学回国的亲友，觉得他们到外国去了几年，并不都有了不起的收获，心里也起了些变化，那就是：要求学问，并不一定要留学，只要自己肯用心研究或留心事物，也一样可以长进。
在经济上，陈果夫几乎完全是靠二叔陈其美的荫护，如今陈其美一死，身体虚弱的陈果夫马上就陷入了窘境。最初，陈果夫是和他的三叔陈其采一起住。这时的陈其采虽然名声很大，和江浙财团也有些联系，但并没有太多的收入。两人坐吃山空，没有经济来源，开销又大，不久便维持不下去了。
陈果夫挣不到钱，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在革命党人中，又无足轻重，派不上什么用场，没人拿钱去接济他，不得已，只好回湖州老家。
回到湖州，陈果夫先为友人代课，做一个多月教员，这也是他第一次做教师。在代课时，有一件事给陈果夫印象很深。
有一次，当地救火会都将水龙集在一处进行比赛，学生们都不来读书，去看比赛去了。学校校长认为学生不守纪律，把他们统统记过一次。而陈果夫觉得学生们看比赛也是学习，不一定读书才是教育、就和老师们辩论。主张处分学生的虽然在教育理论上辩论失败，但为赞成校长的主张，还是不承认失败。陈果夫一贯主张实地教育，生活教育，始终不变。
1917年冬，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先生从上海来信劝其经商。朱五楼是老金融界的领袖，陈果夫结婚时，已经见过和他打交道的很多金融界的老前辈。到了第二年春天，朱五楼又来信说刚刚开办了一家银行、一家钱庄，要求陈果夫过去帮忙。陈果夫就写信与蒋介石商量，蒋介石建议他入钱庄，另一方面可以学一点旧式的东西，一方面在必要时可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于是，陈果夫立即答复岳父，表示愿意经营钱庄。
※ 蒋介石在跟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事业的时候，可以说他还是一心为着革命的，并未有其他想投机革命的想法与举动。他的威严给年轻的陈立夫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 陈氏兄弟从事政治活动，为日后执掌国民党的党权做了铺垫。图为（左起）陈惠夫、陈果夫、陈立夫。
1918年5月，陈果夫离乡赴沪，进入上海晋安钱庄。陈果夫的职务是助理信房，工作繁忙，但待遇微薄。不到三个月，信房先生就病死了，陈果夫当上了信房先生。当时，信房先生的月薪应该是32元，而陈果夫每月却只拿到8元。朱五楼向钱庄经理说了好话后，陈果夫的薪水涨了4元，到第三年，又加了2元。
陈果夫不怕忙，也不怕苦。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忙里偷闲，去帮助其他人工作，那些贪图清闲舒适的同事也经常让他代做。他的收入不多，开支不小，还得资助弟弟陈立夫上学。
他觉得，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一个办法，他必须攒钱。后来，陈果夫向蒋介石借了1000多两银子作为本钱，做了一笔洋钿生意。当时，做洋钿生意的人很多，大家都在秘密地做，而陈果夫却托庄上公开地做。不上三个星期，陈果夫赚了600多两银子。
孙中山领导的多次起义均不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经费。1921年秋，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指示江浙大财阀虞洽卿出面，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有许多是国民党人，蒋介石因为经济拮据，为谋生财之道也参加进来了。
在蒋介石的拉拢下，陈果夫也卷进了交易所的事务中。蒋介石让陈果夫、朱守梅、周枕琴、赵林士等人，组织起第54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因为陈果夫在钱庄干了三年，还算比较内行，就被推为经理。
“茂新”开市第一天，很不顺利。由于用错了代理人，第一天“茂新”即亏本1700多元。“茂新”号只有朱守梅的2000元股本以及从陈果夫那里借用的1000两银子，现在一下子就赔了1000多元，那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呢？
经过慎重的考虑，陈果夫重新安排了代理人，决定以后小心行事，不贪多，只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来。这样，“茂新”号才慢慢站稳了脚跟。
为了更好地做生意，陈果夫辞去了晋安钱庄的职务，全心全意地投入交易所生意，并规定了“茂新”号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客人做多；四、认真。陈果夫还重新调整职员的生活费，同时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如此一来，职员们开始安下心来工作，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茂新”在陈果夫的经营下，日渐兴隆。股本由原来的3000多元增加到3万元以上。每天的开支不到30元，而收入最好的时候则有2000余元，生意真可谓兴盛之极。
过了不久，陈果夫又和朱守梅集合很多朋友，组织起另一家号子，名叫“鼎新”，自己兼任协助，专门经营棉纱、金银生意，生意也非常红火。
※ 蒋氏父子同样的表情，亦有同样的默契。图为蒋介石与蒋经国。
这期间，陈果夫大约做了几笔大的交易，仅佣金收入就在20万元以上。
交易所是个投机的行当，买空卖空，充满了冒险与残酷。而陈果夫在这个投机行当里居然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大，真可谓投机有门。经营证券交易所的成功，不仅使陈果夫个人能支持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费用，还能支持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的陈立夫，而且多次资助了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运动。
经济上投机成功，也为陈果夫以后在政治上的成功搭桥铺路。陈果夫与蒋介石结识近10年，但感情并不深厚，两人的深交是自经营交易所开始。在这个投机取巧的风险活动中，充满着赌博、欺骗、诱惑、冒险、凶残。两人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苦心经营，在饱尝了经营中的酸甜苦辣之后结成了知己。
当时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所需零用钱均来自陈果夫。蒋介石在给蒋经国的信中曾嘱咐道：“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三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蒋介石能将爱子托付给陈果夫照顾，说明这种亲密关系早已超过国民党中一般的同志关系。
交易所的盛况空前。股市价已由最初的30元涨到150多元，到年底竟涨至200元，陈果夫的投机生意达到了顶点。
俗话说得好，物极必反，陈果夫的投机美梦做得并不长。1922年初，交易所风云突变，陈果夫几乎连本钱也赔了进去。在交易所即将倒闭之时，“茂新”办理交割，把收入股票出售所得之款，与代商人买入股票应付之款，两相抵过，还要付给交易所6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陈果夫在这场投机生意中最终还是赔了60万元左右。
事后，陈果夫感叹道：“那真好比一场春梦！”
大屠杀的背后
1924年，蒋介石筹备黄埔军校时，陈果夫为其办了三项十分棘手难办的事情。第一件事是为军校在上海采购物资，主要是军服500套，还有一些办公用品。陈果夫通过上海一家专门从事偷税和包运货物的黑社会公司，把物资顺利运到广州。第二件事是为蒋介石招兵买马。从1925年春到1926年4月，陈果夫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总计招收新兵4000多人。第三件事是在江浙一带为蒋介石网罗人才，包括军官、军医、无线电通信和其他奇缺的技术人才。
这三件事情，陈果夫都完成得相当出色，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从此，陈果夫就完全投靠了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一下子权倾朝野，在党内一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但是，他知道党内派别很多，自己的地位尚不稳固，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他首先想到了陈果夫。当时，陈果夫从上海初来乍到，在党内还没有派别，加之他又是陈其美的侄儿，蒋介石顺利地把他弄到了中央组织部做秘书工作。
新官上任三把火。貌似“中性”的陈果夫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后，决定先从本部机关着手清退共产党。他先请示蒋介石，提出用掺沙子的办法，不断增加国民党右派成员。之后，他要求党员重新登记，并以考核的名义把很多共产党员排挤出去，又以国民党右派成员填上。就这样，不到半年，中央组织部内只剩下三个共产党员了。
※ 陈果夫日后位居高位，为国民党效力，在党内尔虞我诈时，可曾想过曾经的投机生意与国民党内的高官厚禄竟有同样的玄机！
陈果夫用软刀子杀人，完成了组织部的大换血，这一手，连蒋介石也认为干得漂亮、老到。北伐战争开始前，蒋介石提议，由陈果夫接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
将共产党从中央组织部清退后，陈果夫又开始对下属各级党部进行清理整顿。他最先从广东省党部下手，以“内容腐败”为由，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陆续派出了“部内富于工作经验的同志”，赴下级各党部“担任指导工作”。经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指导以后，各省党部根据《整理党务案》，把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的人数控制在了1/3以内，形势开始朝着不利于共产党的方向转化。
陈果夫在整理党务的同时，还办了个党政训练所，自己任所长，负责培养“合格的”干部人才。然而事与愿违，学生中出现了严重的“亲共”倾向。陈果夫当机立断，以“思想行为不端”的名义，开除了12个激进的学生。谁知，这反而激起更大的波澜，进而转变为风潮。
陈果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去广州警察局，请老同学李章达局长帮忙派军警前往压制。李章达不予理睬，陈果夫气急败坏地跑到张静江那里告状，张静江下令免掉了李章达的局长职务，陈果夫才作罢。最后，过半的学生被开除，训练所也进行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余下的学生分别被派往甘肃、福建、广东、北京、南京等地，其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反共的忠实拥护者。
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又开始激化，关于迁都之争也达到了白热化。国民党左派主张迁都武汉，但蒋介石看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害怕政权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掌握，就以“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为由，要求迁都南昌。192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做出决定，迁都武汉。第一批人员于12月到达武汉，而第二批人员路过南昌时被蒋介石扣留，声明不迁都南昌，誓不罢休。
※ 陈果夫不仅整理党务，还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蒋介石通过北伐战争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的大多数，又假借中央的名义在南昌成立了政府，造成他在南昌发号施令压制武汉中央政府的局面，实行他以军治政、以军治党的军事独裁政治。
在迁都南昌还是迁都武汉的问题上，陈果夫是坚决站在蒋介石这一方的，但他的主张却和蒋介石有所不同。他认为南昌地理位置虽然较为中心，但经济并不发达，政治上也难以号召国人，将来要发动政变应选在经济发达的上海，为将来在上海发动政变做准备。
陈果夫在南昌的日子，主要就忙于这件事。他密电上海，要陈布雷、潘公展、虞洽卿一起秘密到南昌会见蒋介石，会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的有关党政和涉外事宜的部署，计议策划反共清党。随后潘公展、陈布雷又被陈果夫派往上海，为反共制造舆论。准备就绪后，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就暴露出来。
1927年3月初，北伐军进占江西的时候，蒋介石唆使其爪牙残杀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紧接着，又以武力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江西省学联会，指示黑社会流氓围攻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捣毁安徽省国民党党部、安庆市党部、全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安庆市妇女协会等革命机关团体。就这样，蒋介石一路杀到上海。
此时，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已经占领了上海。3月22日，蒋介石的第一军第一师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上海。第二天，蒋介石就派陈果夫到了上海，以准备为反革命政变摇旗呐喊，制造舆论。同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赴沪开会的电报。
3月28日，陈果夫、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常委开会，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谋叛”国民党，“危害本党及中国”，“应行纠察”。帝国主义列强也敦促蒋介石迅速进行反革命政变，并送给蒋介石1500万元，政变后再送3000万元作为政变费用。黄金荣、杜月笙组建的“中华共进会”、“上海工界联合会”等工会也答应听候蒋介石调遣。
4月2日下午，上海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里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四周还潜伏着许多便衣。指挥部内聚集着一群达官显贵，何应钦、吴稚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或坐、或立，或沉默、或窃窃私语……
这时，门外忽然大声喊道：“蒋总司令到！”片刻，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陈果夫、陈立夫的陪同下走了进来，而屋内的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满脸严肃，宣布会议开始。他声称：国民党中央的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到共产党的“分化”、“劫持”，必须要把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清除”出去，否则，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篡权”。
蒋介石话音未落，何应钦、吴稚晖便随声附和起来。何应钦、吴稚晖已表了态，其他人也坐不住了，纷纷起来发言，破口大骂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及工农群众，要求反共清党。
当这些人竞相向蒋介石献殷勤之际，陈果夫却坐在一旁，默不作声，似是在饶有兴趣地倾听他人发言。但实际上在内心里，他看不起这些人，尤其是看不起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这些军人。他认为这些军人只会舞刀弄枪，厮杀拼命，却根本不懂策略。他认为要发动这场政变，必须在舆论上先发制人，使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毫无准备，要使共产党在政变之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蒋介石看陈果夫不语，就挥手让大家安静，问陈果夫：“祖焘（陈果夫的字），大家既已表态，你看该怎么办？”
※ 陈果夫不仅在生活上帮助蒋介石，在政治上更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如此一来，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 陈果夫在与蒋介石的接触过程中，逐步地获得了蒋的信任，蒋介石开始对他委以重任。
陈果夫略为沉思，清了清嗓说道：“反共清党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一点大家都有了共识。但我们怎么一步步地去做，怎样使本党同志和国人都明白我们之所以反共清党的道理，我们却还没有讨论，是否再另开一次会，讨论这些问题呢？”
陈果夫的建议提醒了蒋介石，必须利用舆论工具为自己服务。4月5日下午，蒋介石依照陈果夫的建议召开秘密会议。蒋介石说：“反共清党势在必行，但需要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党‘谋叛’的呈文，咨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对共党做紧急处置。这样，军事当局才可以对共产党实行武力解决。你们有什么办法？”
陈果夫早已与蒋介石暗通声气，就站起来说：“3月28日我们在沪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了个会，认为共党‘谋叛’，‘危害’本党及国民政府，就行纠察。这个呈文现在由稚老（吴稚晖）在草拟，不久就可以向中央提出。”
蒋介石说：“稚老年事已高，恐怕不能尽快完成，我看另外派人协助他吧。”
陈果夫随即表示：“我愿意协助稚老。”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
※ 张静江（1877～1950），20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孙中山称他为『二兄』、中华第一奇人；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曾为辛亥革命筹集经费。图为张静江夫妇。
※ 陈果夫踌躇满志地走在他的政治生涯上，前方多的是风浪，而他似有万全的准备。
秘密会议结束之后，陈果夫便与吴稚晖绞尽脑汁，炮制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大肆污蔑共产党要“谋反叛乱”。呈文后还附列了鲍罗廷、陈独秀、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在内的197人的名单，说他们是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
陈果夫、吴稚晖炮制出来的这篇呈文使蒋介石如获至宝，于是“名正言顺”地对外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之证据……本总司令职司‘讨伐’，以维护地方秩序为要，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治法。”
陈果夫还纠集邓泽如、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护党救国”电，捏造武汉国民政府的所谓几大罪状，敦促蒋介石勿失良机，尽快动手。陈果夫的这份通电的确是“声泪俱下”，国民党中不少不明真相的人，都被煽动起来反对共产党。
同时，陈果夫还建议蒋介石加强舆论控制，对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各报从今日起，政府要登什么稿件就登什么稿件，政府不要登的稿件就一律不许登载。于是，各报登出来的都是从蒋介石总司令部发布出来的“反共”、“反革命”的稿件。当时，上海新闻界舆论哗然，蒋介石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较之袁世凯那些老军阀要厉害多了。在这里，陈果夫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借口已经编好，舆论也控制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陈果夫本人虽然认为反共清党越快越好，但在行动上他却比那些军人要谨慎多了，他主张先试探武汉政府的反应。
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以“淆惑军心，背叛主义”的罪名，查封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驻上海的办事处。而这时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对此却并未在意，刚从国外回到武汉的汪精卫对蒋介石的举动也毫无异议。武汉方面既然毫无动静，蒋介石自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
上海起义胜利之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成了上海特别临时政府，蒋介石一到上海便下令解散了，上海已无市政府可言。陈果夫出于反共和个人权欲的目的，又给蒋介石出谋划策：“上海目前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我们不赶快成立市政府，那么共党分子就会浑水摸鱼，煽动无知市民，使我们无法控制上海，阻挠清党。因此，成立市政府是当务之急。”
4月6日，蒋介石命令白崇禧派兵查封了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并逮捕了19名政治工作人员。4月8日，蒋介石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4月9日，蒋介石发布上海市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一切叛变准备停当之后，蒋介石于9日赶往南京。
※ 与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站在一起，陈果夫更似一位文弱书生。图为(左起)甘乃光、蒋介石、陈果夫。
4月12日凌晨，上海还处在沉睡之中的时候，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自法租界乘汽车出发，奔赴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向那里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发动袭击。工人武装纠察队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事先已在周围埋伏好的蒋介石反动军队，乘机冲出，以调解“工人内讧”收缴了双方的枪械。上海的27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就这样被解除了武装。当时，纠察队员牺牲120人，伤180人。
当天下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并把上海帮会流氓组成的“上海工界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工人组织统一委员会”，盘踞总工会会所，并配合反动军队破坏总工会下属的各分会，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侵略军也在租界和华界内，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千余人，送交蒋介石。
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前往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这数十万人的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已接到蒋介石屠杀命令的反动军队立即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死伤无数。时值天降大雨，宝山路顿时血流成河。
4月12日至4月15日，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一批优秀的工人领袖、共产党员惨遭杀害。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广州的反革命军队也在4月15日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在南京、无锡、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等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 舆论都在控制中，可想一个政府已到如此，其崩溃已成必然之势。
蒋介石、陈果夫等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慨，武汉政府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大屠杀表示强烈的抗议。4月1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继续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推进国民革命，怒斥蒋介石等人的反革命罪行，宣布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免去其一切职务，同时宣布开除陈果夫、张静江等人的党籍。
4月15日，蒋介石非法做出了只有中央全会才能做出的决议：一、以南京为国都；二、取消武汉不合法之中央党部；三、取消武汉国民政府；四、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决议。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形成对立局面。
“蒋家天下陈家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并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一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同时，国民党内部斗争更加激烈，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辞职下野，南京政府则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及西山会议派所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而此时，陈果夫由于受到武汉政府的激烈攻击，已经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改任为有名无实的中央政治设计局筹备员、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委员。
※ 李宗仁（1891～1969），军事家，爱国人士。在国民党政府曾任“总统”、“代总统”。在台儿庄会战中，他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日军万余人，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忱。
1927年11月初，在蒋介石的吩咐下，陈果夫号召留在上海的省市党部人员，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央俱乐部”，以图东山再起。“中央俱乐部”英译为Central Club，简称为“CC”。这就是后来显赫一时的“CC派”的来历。陈果夫和他的弟弟陈立夫利用CC派排除异己，最终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
CC派在上海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为主干，并拥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人。但实际上，戴季陶和丁惟汾只是挂名的，他们都各有自己的事务，很少参与活动，而陈果夫是CC派的实际领导人。
